当送饭女人把一盒饭从小窗洞里送进来时，我走过去，将背对着她，她把饭盒塞在我手里。我又把它带到"桌"上，然后背过身子取了块干净毛巾铺在"桌，上，随后拿起那把塑料勺子把盒里的饭掏松。上海的米是粘性的，饭很容易给粘在盛器的四壁，得用力用勺子把它们挖下来，然后把米饭与青菜一起倒在毛巾上。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令手铐陷入皮开肉绽的疮口，浑身就像撕心裂肺般地疼，疼得眼汨都淌下来了，我真想停一会让自己缓一口气，但我还是坚持使劲把米饭从饭盒里往外挖，待挖了相当一部分后，我就回过身子，像动物一样，把头俯在毛巾上吃着饭。
就这样我啃了几口饭。当那女人来收空饭盒时，她也不催我，只是站在窗洞外看着我费劲地把饭从饭盒里挖出来。因为双手疼痛难忍，我又怕伤口感染，因此我的动作十分迟缓，每挖一下，都要深深迸着气。但那个女人毫无怨言，只是静静地等着，而往常，她总是要匆忙地催犯人快些把空饭盒送回的。在我强忍着痛楚的眼泪时，心里还在怀疑着，进食真的能起什么作用吗？但我的手还是继续动作着，因为，我一定要活下去。但待我已差不多挖了一半后，已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只好背着身子，用受伤的手将饭盒从小窗洞里推出去。
待下午那顿饭送来时，我发现那个女人，已为我把饭扒松了，我只需往毛巾上一倒就可以了。
我居然还能进食，这似乎激怒了那些极左分子。因为许多看守都到小窗洞口来威胁我。但他们却从不提及"手铐"这个字眼。可能他们不愿其他囚犯知道这件事。她们还是不停息地逼我交代。虽然能吃饭后，自感好过一点，但行走仍感困难。也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那手铐也影响了我的下肢，与双手一样，我觉得两足也在发烫作疼。我的鞋一下子显得又紧又窄，令我很不舒服，幸好是布鞋，我只好把它像拖鞋般拖着穿。因为双脚已难以支持我那瘦削的身子，因此我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被窝上的脓血越来越多，因为手腕上的疮口，被镣铐磨擦得越来越严重了。也不知是天气骤然回暖了还是我在发烧，反正我已不觉得泠了，只是双手稍微一动作，或蹒跚着在房里行定时，全身就是一阵剧烈的疼痛。
一天，当我在小窗洞取饮用水时，那双扣着手铐的双手抑制不住颤抖得厉害，差不多一半水都给泼在我棉袄和裤子上。
"你的手不行了，上边不了解。你为什么不放声大哭？如果你不哭，他们是不会知道你的手已弄成这个地步了。"那个送饭的女人在关窗前，匆匆对我低声说道。
虽然一般来说，中国人总是习惯不在众人前流露感情，假有时在丧礼上，为了表示哀悼，或者出于对无法左右的死亡的抗议，却总会放声嚎哭。我每每看到有人放声大哭，总觉得十分不安，就像看到有人被剥去衣衫而裸露着身子似的。我们自幼就接受了要抑制自己感情的教育。记得为了不轻易掉泪，我作了长年努力来锻炼自己的意志。这样渐渐地，我已把哭泣视作为软弱无能韵表现了。我怎么可能就因为我的手要致残了，就放声大哭以引起他人注意呢？我坚决反对这么做。第一，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放开嗓门而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其次，我不愿做任何表示求饶的事。"上面的人"既然命令要给我扣上手铐，我就承受吧。他们以为让我承受苦难，最终会令我屈服，作出不合事实的假交代来使自己解脱，那么对他们最好的报复，就是丝毫不流露出痛苦之状。所以我不同意那个送饭女人的劝告。
这样又过了几天，那副手铐已开始影响到我的思维了，可能它们已影响到我的神经功能了。我常会神志恍惚，有时竟会忘记自己究竟身处何方。我己记不起，我是哪天开始上铐的。生活，似乎只是一条布满钻心的疼痛和苦难的漫长之路，我只有尽力迈着沉重的步履，沿着它艰难地跋涉攀越。
在我的意识尚清醒之时，我就试着用简单的数学运算来锻炼自己的思维，一再重复着："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八加八等于十六，十六加十六等于三十二……"但仅仅一会儿，我的思维又乱了。看守们依旧踱到我上锁的牢门边，但他们的话语，在我仅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声响，激不起我任何反应。
又过了几天，我已衰弱得无法挣扎到窗台边去领饭和水了。我想告诉她们我不要了，但这几个字究竟有无吐出口，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那个厨房女人在劝我吃和喝，但我却听不到她的声音，只觉得她像老在窗台边等候着什么。大部分时光，我都觉得自己轻盈欲飞，好像在一个十分缥缈的远方，对四周一切毫无觉察。就这样昏昏沉沉，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地拖了一阵，终于完全失却了神智。
待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污秽不堪的水泥地上。
'"起来起来1"一个男人在我身边大声喝叫着，"别装死，就这样你也混不过去。"我的双手还反扭在背后，但已经没有手铐了。
"起来，快起来1"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附和着他。
我定了定神，打起精神张眼一看，发现那个女军人看守和给我扣手铐的青年，都站那儿俯首看着我。囚室的门洞开着，女军人看守的手里，拎着那副从我手腕上脱下来的沉甸甸的钢质手铐，上面已凝积着一层脓血。可能因为看着恶心，那个女军人看守只用两根手指抓着手铐的链条。
"别以为你的问题已解决了，我们自有办法让你头脑清醒过来的，你们这些胆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家伙，我们不会轻易放你们过关的。"那男的说。
他们离开时，那女军入对着躺在水泥地上的我，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把门关上走了。
我依然躺在地上，动弹无力。虽然手铑已去掉了，但周身疼痛灼热。我艰难地将左手臂慢慢移到前面，我的目光刚刚触到自己的手，立即又闭上了，因为我的手实在太可怕了。又过了一会，我坐起身子开始细细打量着自己双手，我发现它们肿得厉害，一直肿到肘弯那儿，沿着手腕一圈，手铐已深深割出一道口子，脓血还在不住往外渗，手指甲都已发紫了，就像快要脱落似的。我摸了下手背，觉得皮肤木木地，已毫无感觉了。我想弯曲一下手指，但一个都动不了，因为它们一个个都粗得像胡萝卜一样。我只有暗暗祈求上帝帮助我早日恢复双手，让我还可以使用它们。
又过了一会，我想站起身子，但我得咬牙迸住不呼痛，因为我的脚已痛得无法支持住自己的身子了，幸亏床离得很近，我竭力靠着它让自己站立起来。我发现羊毛袜已被脓血粘在脚板上，待我用肿胀麻木的手指把袜子揭开后，发现我的脚也肿得吓人，每个脚趾下都长着个大水泡。我的袜子没法脱下，因为有些水泡已破了，千了的脓水把袜子粘在我脚上。我不能走路，就是因为还有几个水泡没有破。显然，我十分需要消过毒的如缝衣针一类器具来把水泡戳破，让里面的脓水流出来。为了预防手腕的伤口感染，我还需要一些绷带和消炎药。我的脚一触地，即刻就想坐下，因为两脚痛得像火烧一样．实在难以忍受。但我坚持着不让自己坐下，宁可痛得浑身颤抖我也站着，我想应该在囚室里活动活动，这对我浮肿的双腿有利。我先慢慢向前迈开一条腿，这祥移了两英寸左右，再把全身重心慢慢移往另条腿上，随后再把另一条腿也往前拖二英寸，如是终于把自已的身子拖到门口，我倚在墙上唤看守。
"报告！"我的声音很微弱，但门上的小窗立即打开了。那看守原来一直就在门外，从窥孔里暗暗监视着我。
"什么事？""我想请一下医生。""什么病？""我的手腕和双脚都受伤了。我需要些药水和纱布。"我解释着。
"医生不给受过罚的犯人治病。"看守声明。
"那你能给我一些消炎药或红药水吗？"我知道在看守的小房间里备有这些药物的。
"不，不可以。""这样伤口要感染的。""那是你的事。
"我可以要一卷纱布包扎一下伤口吗？"我将两只肿胀的手举到窗口给她看，但她却偏过头不愿看。
"给我一些纱布好吗？"我又问。
"不给。"我火了。"你就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要有革命人道主义的教导办事。"我说。
"革命人道主义不是对你而言的。"她说。
"对，它不是对我而言，因为我不是共产党的真正敌人，我又没做过任何反政府的事。即使对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执行革命人道主义，毛主席著作中都提到过，在战争时期，共产党还给日本受伤俘虏药物、绷带呢。"我讥嘲地说。
"看你这腔调，还那样嘴硬，死不悔改。你没有从吃铐予中接受教训。大约你铐手铐还未铐过瘾吧？你再这样嘴硬，我还要清你吃铐子。"她对我威胁了一番后，就回自己办公室去再也不见出来了。我知道她个人是无权决定再给我扣上手铐的，她不过是摆摆威势，吓唬吓唬我而已。而她。也明白我知晓这一切。
看来，除了靠我自己来处理疮口外，别无他法了。我唯有祈祷上帝，赐我智慧和抵抗力，避免伤口恶化发炎。我慢腾腾地拖着双脚挨到"桌"边，喝了点水，接着，就听到那送饭女人推着那辆装了两大桶开水的车，隆隆地响着走来。我候在小窗洞边，待轮到我时，她很大方地往我杯子里灌满了热开水。我把热开水倒到面盆里，开始用一块干净毛巾给自己洗涤伤口，将脓血冲掉，再用这已满是脓血的水洗了脚。皮肤触到热水，十分舒服。虽然我也很想喝点热开水，但我认为清洗伤口，比喝水更重要。
我坐在床边晾着双脚，一边想着怎么弄到些旧布来包扎一一下伤日。在监狱里呆了这么几年，仅有的几件衣服都已穿破了，而这些破衣服又给我撕了再去补别的衣服了。正巧我目光落到绳子上晾着的枕头套，那还是我被提去受审时的早上洗的，看，样子，它早就干了。那是我唯一的枕头套。我想我可用它来做包扎布，至于没有枕头套也不要紧，可以把枕头放在被单下睡觉。翻伸手想把绳子上的枕套取下来，但令我十分沮丧的是，我的双手还不能举过自己肩头，触不到那枕套。可能因为双手给反铐在背后的日子太久了，关节处已经麻痹了。我想应该不对锻炼双臂令它早日恢复功能，但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当前，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伤口包扎好。
那青年女劳改犯送冷水来了。我把面盆举在窗洞前，她慢谩把水倒进去，待她看见我颤抖着的双手已支持不住面盆的分量时，她就停下来了。里面总共还不到半盆水。我又往杯里倒了些饮用水，剩下的水就洗了脸。后来我又想梳梳头，但我的右臂根本无法拿着木梳触到头顶，我只好用左手托着右手臂的肘子，然后把头低下，一会儿将头转向这边，一会儿又将头转向那边，这样勉强把头发梳理了一下。我很想洗个澡，替换一下内衣裤，但又怕在这间寒气十足的室内洗澡会感冒，再说我已经太累了，而且没有洗澡水。
那送饭女人又出现在小窗洞前，她将下午的饭递给我。饭盒里装了满满一盒米饭和煮青菜，当我把饭倒入自己的茶缸时，发现饭盒底里藏着两只白煮蛋。
我自然不能对她的好心表示出任何谢意，那女人也不像往常那样再来开窗取回空饭盒。她只是在窗口像是很恼火地叫着："你总归吃得那样慢！吃完了把饭盒交给值夜班的看守，我没那么多时间老在这儿等你。"我坐在床沿上，狼吞虎咽地扒着饭，觉得体内的元气，又开始恢复了一点了。吃罢饭，洗好杯子，我就起身用双臂进行操练。我迫切要令手臂可以触到那晾在绳子上的枕套，如是，我就可以用它来作包扎。我上下甩摇着手臂，每次都想把手举得更高一些，令关节肌肉再灵活一点。两脚虽然还是疼得厉害，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直到已再无力气了。稍事休息之后，我又重新锻炼。
值夜班的看守来了，从小窗洞口递给我当天的报纸，然后又收回了我的饭盒。我看了看报纸的日期，这才知道，我只上了十一天的手铐，但这十一天的时光，在我竟觉得好像远远不止十一天，它是那般的漫长！这时，看守在催睡觉了。
十一天来，这是第一夜，我可以用正常姿势入睡，但我还是无泫成眠。可能那紧箍的手铐已影响到我的神经功能了。我只觉得全身有一种灼烧感，疼痛难忍，无论哪一种睡眠姿势都令我疼痛不适，连被褥和毯子的分量我都承受不了。因为我全身发烫发热，因此一点也不觉得冷，就索性把毯子揭掉。我想找个适当的位置搁双臂双手，不至让上面的脓血弄脏被子，但事实上这无法办到。
把这种特制的手铐紧紧扣在犯人手腕上的刑罚，在监狱中一度被广泛施用，有时还另外在犯人脚踝上再加一条链条。另外，还有将犯人扣上手铐后，再把手铐用链条缚在铁窗的栏杆上，令犯人无法离开窗口吃、喝，甚至上厕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令人的思维迟钝，摧残他的意志。在我自己被囚禁以前，那些身受其害的人及其家属，是不敢谈及这种事的。但现在我亲身有体会了，这令我成了他们的同伴，这样大家才彼此毫无顾忌以实情相告。自从人民政府宣布取消一切体罚之后，那些"极左分子"只是把这种刑法称为"惩罚"或"说服教育"的一种形式而已。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努力锻炼，才将双手恢复到可举过头顶，又整整花上一年左右时间，才能将双手往上举直。经过治疗后，一些次要的伤口倒没有留下痕迹，但手腕上那道让手铐嵌得皮开肉绽、已伤及骨胳的疮口，至今还留下疤痕：这是我对极左分子和造反派的宿怨和仇恨永远留存的标志。待我的双手及手指最后可以运行自如时，手背的知觉仍未恢复，这种状况持续了有将近两年。我的神经功能受到很大的损伤，当我用针尖刺手背时，直到血都刺出来了，我还是丝毫没有知觉。直至今日，已过去十三年了，在寒冷潮湿的天气，我两只手仍会不时作痛。冬天里，哪怕在暖和的房间里，我还需要戴着手套上床。假如我用手洗涤过多，或打字或提过重的东西太久时，右手会突然变得一点力气都没有，握不住任何东西。我的右手受创伤较左手还要厉害，主要因为我的西式裤子拉链，都开在身体左侧。上厕所时，我要用力将手弯到左边，去拉上西裤的拉链。这样一来，手铐便更深地嵌进右腕了。说来可笑，一般市面上出售的女式西裤的拉链，总是开在右边的。但因为我的裤子都是特制的，因此，拉链是装在左边的。哪怕全国解放了，我也不改变，这已成为我的习惯了。要让那审问员了解到这一细节，那可又要成为我不愿改变旧生活方式的一个罪证了。
我的一些朋友们在听说了我的遭遇后，也有人责怪我："既然你已上了手铐，为何还要把裤子拉链拉上，这不是多了一道麻烦了？"确实，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完全可以不将拉链拉上。但我是不愿意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太落魄太失体面了，这对我抗争精神不利。回忆那个时光，我竟还能从这种非人的迫害中活下来，主要靠的是连造反派也摧毁不了的我的抗争精神。
总的来说，我的双脚还是恢复得比较快的。虽然在除了手铐后，还肿痛了好几个礼拜，但幸好没有留下终身残疾。待盼到星期天，我就借了一枚缝衣针，把水泡戳破，放出里面的脓水。这以后，我就可以慢慢在四处一跛一瘸地行走而不觉疼痛，直到水泡渐渐痊愈。
就在我除掉手铐的那天早晨，看守通知犯人们操练了。我站在门口等着她，我想请假。
"我可以请假吗？我的两脚都肿着，连鞋子都穿不进。当她打开小窗洞时，我对她说。
她从窗洞往我两只脚扫了一眼，看见我只能把布鞋拖著穿。
"这样就可以出去了。"她答道。
"我怕从这里到操场这段路我走不了。我的脚很痛，这次我能请个假吗？"我再次要求请假。
"不行，你今天非得去。每个人都要去。"她将囚门打开站那儿等着我。我每走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行走，疼得直打哆嗦，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请允许我今天不去了，行吗？"走了约有一码之远，我又请求着。
"不行，一定要去。"她说。
什么意思？为什么非要我去？难道今天有什么特殊情况吗？在我一步一步艰难地移着步子时，心里不住地转着念头。
她耐心地跟着我，走出女牢。因为我的囚室在甬道的顶端，因此我总是楼下犯人中最后一个出去的。
忽然那个女军人走到院子里："你为什么走得这样慢？快点，我们不能老等你一个人。"她对我大声叫着。
我继续慢步往前走，实在走不快。那女军人不耐烦地把我猛一推，我被推倒在路上，另一个看守将我拉了起来。
"别装死。快走，快！你不能走得快一点吗？快一点。"她，对我咆哮着，一边向操场奔过去。
"我实在走不快了，要是跌倒，只有更慢了。"我对另一个看守说。
"没关系，尽量快点吧。"她可要讲理多了。
终于走到了操场。通常我是一直被命在墙边一棵树下活动订的，但那天我却被令在一个正对着高耸看台的岗亭下活动。那里，有时是看守站的地方，他们站在里面往下监视着犯人。但这时，那岗亭好像已关闭了，全体看守们都迎风站在看台上。待操场的大门关上之后，我就倚着那大门以支撑着自己身体，减轻已疼得像火燎一样的双脚的压力。我想我就呆在这里，直到操练结束吧。
"起步走！"，那女军人站在正对着我的看台上大声叫着口令。
我再也走不了了。我看也不看她一眼，依旧呆在看台下面，倚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
"你在于什么？开步走。"她又大声叫着。
"我走不了，我的脚痛得厉害。你不是已看见了我的手臂和手成什么样子了？我的脚也是这样，它们肿得厉害，都受伤了。"我也气冲冲地抢白着她。我已准备好，让她下台来打我。因为犯人是不允许当着其一他犯人面随便交谈的，我的嗓门大得足以让全操场的人都能清楚听见。不过这次，她却没有跳下来惩罚我。只听她用比较不那么生硬的口气说："就站在操场当中。"我瘸着脚走到操场中央，脸朝她站着。
"转过去，朝那边站！"为什么要我转个向？似乎她要把我显示给别人看，而又不愿让我看见台上的她。这令我忽然想到，大约有一些称为"上级"的人，这时正站在台上吧。但我只看到台上那些脸熟的看守。那"上级"可能在岗亭里呢，岗亭上设着玻璃窗，假如"上级"在里面的话，会看清我那受伤的双臂和两手的。可能"上级"是要来亲自审核一下，铐上手铐后在我身上留下的"功迹"。我对那女军人的那番话原是我的一通发泄，但看来她倒颇乐意我讲出这番话。可能她希望借此来向"上级"表功，以示她是如何出色地完成了上面布置的任务。但那"土级"为什么不与看守一起站在看台上呢？他为什么要躺在岗亭里？我稍稍把身子侧过一点，以便能从眼角处看得到岗亭的进口。一会儿，三个穿了卡其军大衣的人出来了，后面跟着那个女军人，随后他们就走过台阶不见了。我总共待了十分钟也不到，又被命返回囚室。在回去的路上，倒再没人催我快走了。
还是那个女看守押我回牢的。当她打开囚室牢门时，我将手腕上的疮口给她看，它们上面，已经又是一层脓血了。
"看，我需要一些纱布包扎一下伤口，以免它们会发炎感染。请你能否帮我把晒衣绳上的枕套拿下来，我想把它扯成绷带。"我要求着。
她二话不说，就走进囚室拉下枕套递给我。
在一九六六年初我被关进看守所时，那枕套还是崭新的，现在已稀薄得像一张纸一样，且也已经发脆了。我毫不费力地把它撕成长条形，做成了两副绷带。
整个监狱里很安静。我回来以后，既没听到看守的吆喝声，也不听见楼上犯人外出活动的声响，好像她们已停止了室外活动。这是过去没有的。我想可能这次的所谓室外活动，根本就是为了要让那三个解放军看看我的情况而特意安排的。它并不是一次正规的室外活动。
热开水又送来了，我冲洗了伤口，把带子包扎好，血水和脓液，很快就从布条里渗出来。自然不可能立即再换一条绷带。在这个既冷又阴湿的囚室里，湿衣物楚很难晾干的。我得想个办法让洗涤过的湿绷带干得快。我想出个办法，每次送热开水时，我可利用那灌满热水的杯子权当熨斗之用，把布带包在杯子外面，如是，我每天至少可以更换两次绸带。我还可以在临睡前，先把绷带洗净，再把它们卷在干毛巾里拧干，然后再把它们晾开，这样到了次日早晨，就有可能已干了。甩这个办法，我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中更换三次绷带。
热开水又来了，我就把绷带一道一道绕在杯芋外面，看着蒸气冉冉从湿布上冒出来，湿绷带色泽眼看着一点点淡了起来。
这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全力以赴地关注着自己的伤口，对报上的新闻也只是草率地看一下大标题而已。但我还是感觉到有关军事方面的批判文章显然减少了，还有些文章提到中国在联合国争取合法的席位等等。好像林彪的名字也不大提及了，相对地，周总理的威望，似又比过去突出了。
由于体质虚弱，因此我的伤口不易痊愈。即便是表皮的伤口，也要好几个星期才结上痂。同时，我的旧病牙龈炎和充血还在继续。令我哭笑不得的是，那位年轻医生对这两种疾病都为我治疗，唯独拒绝治疗手腕上的伤口。
为了加强对找的刺激，几个看守常趁着值班时察看我的伤口。她们中多数人对此不加任何评论，唯有几个极左看守冷言冷语说我为"罪有应得"。
我再不盼望受审了。因为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似已经过梳子梳理一样清晰可辨了。我预料他们还会施出新的方式来折磨我，但我也不想去测想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