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过后不久，我搭公共汽车到书店集中的福州路，开始我到外文书店想找几本英语课本给我那些将于新年后来学英语的学生。那书店里除了一个营业员和我之外，整个的店堂里没有其他的人。墙壁四周的书架上除陈列着毛泽东四卷选集的英、德、法、俄四国文字的译本，马、恩、列、斯，金日成及霍查的全集之外，没有其他书籍。进书店的入口处有一批积满了灰尘的世界各地共产党出版的报纸堆在柜台上，我翻了一张英国工人日报，发现它已是两个月前出版的。
我走过去问那位营业员说："有英文教科书吗？"她只是摇了摇头。
然后我到新华书店，这是出售全国各类书籍的国营书店，我想在那里买本唐诗三百首，可与我在狱中所背的唐诗对照一下，检查秘的记忆力是否强。
新华书店里十分热闹，有一小部分人围在科技书籍部分的柜前，那位营业员显得很忙碌，不少人在购买儿童阅读的连环图，这类书籍内容是论述革命英雄生活的故事、镇压恶霸地主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书店中部最显眼的书架上陈列着精装和简装的毛泽东的四本选集、语录以及较薄的一本诗选。我记得在看守所时在报纸上曾看到一个报道说是出版了一亿五千万套毛泽东四本选集和七亿本毛泽东语录，这样使每个中国家庭能备有一套选集，每个中国人有一本语录。在那些书架上也有中文译本的马、恩、列、斯，金日成及霍查的著作，虽然那位女营业员总管着这个存货充沛的书柜，但却没有一个买主。
在书店的一角，我看到上面挂着"文学"的标志，下面书柜上平摆着几本书，我因看不到书名就走过去问那营业员："你们有唐诗三百首吗？"她摇摇头说，"当然没有。
从她说话的语气里，我知道"唐诗三百首"是被左派分子禁止的。可能她在想我要这本书是太傻了。
我指着她店面那些平放在书架上的书籍，问她："那些什么书？"她没有出声，拿起一本转身过来给我看，那是本《欧阳海之歌》，这是本有关一个解放军为了救一匹马而被火车撞死的故事。他这种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是由于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而产生的。
"这书我已看过了。你还有其他小说吗？那本是什么书？"我指着书架下面的书。
她耐心地把那书拿起来给我看，而它仍旧还是那本《欧阳海之歌》。
"你还有其他书吗？""那里还有《雷锋日记》。"她说。
雷锋是另一个解放军，他死后被称为民族英雄，是个自我牺牲的典型人物，文化革命前，当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时，曾掀起一个全国性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雷锋日记》中有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章节曾被各种报刊杂志及共产党领导，包括林彪所引用。雷锋这个典型，被军队中的左派用来证明，政治思想比现代化武器及战争技术更重要。那些提倡用现代化武器及战争技术的军事领导，后来在文革中都受到迫害。
"我已经看过了，还有其他什么书吗？"我问。
她又摇了摇头。
我离开书店搭公共汽车回家了。我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如改为文化歼灭运动更合适。
因为买不到英语课本，我无法教那些启蒙学生，只好收一些学过英语，而自己又备有课本的学生。我共有六个学生。每周自周一到周六，每人花一个上午或者一个晚上。课后，我们常清茶一杯，海阔天空地畅聊一番。我的学生常给我带来一些他们听来的，报上没有的新闻和传闻，有一个时期，我就是从我的学生那里了解到一些反复多变的政治情况。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学生，就是与我相处了有好几年的大德，他在文革初期，曾任过红卫兵头头。大德本人的家庭也很不幸：他出身仅数月，母亲便被他父亲遗弃了，随后他父亲去了香港，杏无音讯，留下少量现款，供他母亲、他两个妹妹和大德自己艰难地挨了几年，一直到他母亲在上海外语学院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为止。然而她的薪水仍十分微薄。虽然他们不必再变卖家中什物以维持生计，但仍未能摆脱贫困。他母亲的妹妹，在五十年代初，嫁了一位部队军官。当时正逢革命胜利，有些共产党干部抛弃了农村昀结发之妻，娶了城里美貌女郎。
由于大德的家庭有了这么一个部队首长的社会关系，再加上他个人对富人的一种强烈仇恨心，使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竟成为一个红卫兵领导人。他开始仅领导自己本校的红卫兵组织，后来成为市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他参予了红卫兵的每一项活动：查抄富人的家，惩罚阶级敌人，参加派别斗争，残害无辜之众等等。当我们练习英语会话时，我要他用英语讲述一段故事。他就以一种坦荡自在的口气，讲述他自己在文革中是如何捞"外快"的，态度自然得就像人们在淡论天气一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既不自豪，也不感到羞愧。我认为大德的道德已败坏堕落了，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自己母亲是位英语教师却要向我学习英语。一次我开门见山向他问及这个问题，而他只是耸了耸肩，说："你不要这样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及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大德告诉我，他从红卫兵的领导岗位上给撤下来，是因为他的军官姨夫在林彪授意下给活埋而死。这是在"九大"之后，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之时发生的。他的姨夫是位老党员，一位几次得过勋章的战斗英雄。由于他对林彪嗜好海洛因有异议，表示他任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是否适宜，而招致被林彪活埋而死。
"我会轻易相信你刚才所说的吗？"我半开玩笑地问。
"会的。因为如果你相信了，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你不要上当，认为我已经不是红卫兵的头头，或者我的姨夫已经死了，因而就过分信任我。但我也相信，你明白轻易相信他人，是没有脑子的一种表现。"他说着，摆出一副聪明的先知先觉的腔调。
他叫"大德"，意思就是"高超的德行"。在我所认识的人之中，再没有人像他那般对"善"与"恶"漠不关心。他很聪明，自学能力也很强，是个彻底的唯我主义者。由于这种过度的自我解放，促使他随时会把他所听到的有关共产党内部权力之争的情况，一一告诉我。且他也十分热衷谈论这种倾轧和冲突。每每谈及这些领导人之间的阴谋和诡计时，会兴奋得脸色发红，两目发亮。他好像对别人的不幸遭遇很感兴趣，对那些受害者又是极度的轻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属于失败者。对他来说，任何成就都是极光彩的，不管它是用什么方式获得的。因此很难说他忠于哪一些人。有一次我问他："你站在哪一派？"他则指指自己的胸口："当然，我站在自己这一边。"一天，他看到我写字台上有一份红卫兵传单，便以一种蔑视的口吻问我："你怎么也读这种孩子气十足的废物？""因为我想了解，在我关在看守所时，外面所发生的各种事。""我可以告诉你文革中自始至终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甚或更详细一些。"他自夸着。
"你这样做会惹麻烦吗？""只要你不对任何人说就行了。假如你再告诉别人，那么你会比我更早遇到麻烦。""如果让领导知道了，又会怎么样？"我问他。
"假如我们两个人都不讲，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房间里又没有窃听器。""你能肯定？""当然，我能肯定，对你使用机械化的装置还不够资格，现在供应尚不足，只有通过人工。"他说着放声大笑。
我后来体会到大德成为我学生是经过一番用心竭力的策划的。我开始教英语时第一个学生是曼萍的一位朋友，他是已被解散的上海市乘队的小提琴手，他的母亲是我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她要求我能帮助他儿子学习英文，因为他伯父在美国当教授，希望将来能移民去美国。我以为这位小提琴手很迫切要求学习英语，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回家不做作业，甚至在指定的时间里不来上课。
有一天，我迟迟不见他来上课，心里感到很生气，这时大德来了，他自我介绍说："我来此是代张向你道歉，刚才公安局通知他去取护照，今天不能来了。"他在桌子对面坐下，打开他带着的书说："对不起，我来打扰你，我正在自学英语，你能把这一节内容给匏解释一下吗？"我看了那本书是邱吉尔的《风云密布》。
"这本书是哪里来的？"我问他。
"借来的。"他说，并突出这个"借"字，"它原是一整套，但我只借了一本。""你曾是红卫兵吗？"我问他。
"喔，是的！"他对我笑了笑说，"正像我听说的，你很灵敏，我还听说你的英语口语是上海最好的。"这本书是他和其他红卫兵抄家时偷来的，其他的集子可能已被焚毁了。
不几天，那位小提琴手和大德一起来向我告别，并要求我收大德做学生。
当阿姨给我们端茶来时，总是对待大德特别有礼貌，和对待我的其他学生不同，阿姨的态度和大德成为我学生所施的计谋，使我对这位瘦长青年发生了兴趣。同时他似乎也很迫切想和我交往，除了上午指定的学习时间外，他几乎以种种借口每天来探访找。他告诉我因为他是在"待业"--这是政府用来代替"失业"的代名词，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失业"。他还说他希望为我服务，以答谢我的免费授课。
他经常陪我外出购物，代我排队，遇上马路拥挤时，把人群推开为我开路，因为他人高能从人们头顶望到远处，所以他还能告诉我商店柜台里有些什么货物供应。有时他甚至在其他购买者之先伸长了手，从售货员那里买到需要的东西。假如我跑了几家商店买不到我需要的东西时，他会开"后门"给我买来。在公共汽车里，他用手肘把其他人推开，让我有一条空档可以上下车子，在拥挤的乘客之中保护我。他为我忙活了整整一天后，当我向他道谢时，他总说："我喜欢和你一起出去购物，你总是拣最高级的东西买，这使我感到很有劲。"不久，我就发现他嗜好吃高级食品，却没有钱上高级餐馆。所以每当他伴我出去时，我总是请他挑选最中意的餐馆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有一次，他问我："你想去一家最高级的餐馆吗？""我能带你到任何一家你想去的餐馆。"我告诉他。
"不考虑花多少钱？""不考虑花多少钱。"和他上餐馆时，他要了足够四人吃的饭菜而他一人全部吃完。这时我才明白他消瘦的原因是因为营养不足，我很同情他。虽然我也注意到他可能是由那些想陷害我的人安排在我身边的告密者。
假如我说我不希望利用大德，那我就是伪君子。不过我认为如果他真的受人指使长期对我进行监视，这样他可利用我偶尔不留神所说的错话或疏忽的行动来揭发我，那么大德肯定知道我女儿的死因。如有凑巧的机会我打算要问他。但必须选择一个时刻，使这个秘密揭穿不致有损他个人的利益。我想我尚可把我自己塑造成一个他所崇拜的对象。
远在我有离开中国的可能性之前，我就给人一个假象，好像我没有佣人便无法生活。有一次我听到大德对孔说："她讨厌任何家务劳动，烧饭都不会！"我肯定他把我看成是寄生虫，他也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说。我有意识地给人一种印象，我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只有留在中国才能有佣人服侍我。这一事实对我最后能取得赴美探望妹妹的护照大有帮助，那些决定发给我护照的人可能认为我探亲数月后必定要回国，因为没有佣人，我便无法生活。
一九七四年初，在我手术后身体己恢复健康，并把住所环境改善后，我精神舒畅地给学生上课，使我不致再整天思念着我女儿的死亡。有一个较长时期我的心情较为平静和舒畅。
当春节来到时，阿姨告诉我有特种配给品，曾被造反派减少、后来甚至废除的配给品，现在都恢复供应了。商店里的非配给的食品也增加了。我认为虽然极左派百般阻止，但是邓小平及其部下的努力复兴中国经济的措施已收成效。中国的政治风云已显然转向了。自从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以来，许多过去被称为"走资派"的党的高级干部都已复职。
我的学生经常告诉我一些消息，例如，对那些有不轨行为的造反派进行逮捕等。其中一个学生对我说最近复职的铁道部部长去徐州，重建交通运输网。那里是贯通广州、上海及北京的重要铁路联络站。那里的造反派占领了铁路联络站，不遵守上级命令，阻止火车通行。铁道部长万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当着造反派将其首领揪出来立即枪毙。他这种老共产党领导的果断措施，使久受折磨的人民对他的英明行动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而那些极左派人物见到他们取之不易的地位受到侵犯，即加速了第二轮的战斗。然而，那些老共产党员干部也很谨慎。由于他们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便从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中选出不少节录来说明他们努力要恢复秩序和保持正常生活的重要性，这样就不致因反对毛泽东的政策而被陷害。
庆祝春节习惯上和祭祖联系在一起。当我在孩提时，家中过新年需要花一个月时间，从年前十五天开始直至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才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方式简化了，家庭人员的团聚代替了祭祖。但中国人民对待庆祝春节仍很严肃认真。新年将来到时，家中要进行彻底的大扫除。阿姨和我花了几天把家里打扫干净，把碗橱里的东西都理出来，地板打蜡，油漆家具，洗刷窗户等。过去有一时期，我们曾在新年里穿一身全新衣服，但现在每人要穿一身新衣服已不可能了。不仅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因为分配的棉布供应券不足。我仅能办到的是为阿姨买一件棉袄，这件衣服比她经常所穿的较时髦一点。我们两人曾几次排队购买新年里招待客人的食品。根据一般的习惯，我准备我的学生都会来向我拜年。有些可能会带孩子同来，因此我准备了用红纸包的压岁钱。阿姨看见我包的红纸包后有些顾虑，问我居民委员会里的大姐们是否会批评我复旧。我告诉她，我只把这钱给那些不会向任何人汇报的朋友。
因为政府发还了我被冻结的外汇存歉，显然我的经济情况比其他多数人好多了。我决定对每个人都要慷慨。我还买了一只大蛋糕和两斤巧克力送给朱家作为新年礼物。但在我心灵深处却万分忧伤，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团聚而我只有孤单单的一个人。过去我和丈夫及女儿欢度新年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不愿让任何人知道我内心的感受。我要造反派感觉我对女儿的死亡仅抱着宿命论的态度而已。
春节前两天，席和她的丈夫带了两个孩子回来和家人共度春节。我见到她非常聪明的丈夫而感到高兴，他还告诉我他个人对北京进行的权力斗争的看法。他们的两个孩子很可爱，由于他们年幼无知，感受不到蒙在我们头上的政治风云，真是无忧无虑十分愉快。席很幸运能和她的丈夫孩子生活在一起。中国有许多人被送往几千里外的城市或农村工作，每年只准有一次短期的"探亲假"。孩子长大了往往不认识自己的父亲，而母亲必须单独挑起工作和扶养子女的双重担子。
我被释放的消息已在曼萍的朋友中传开，在假期里他们都来看望我，包括那些已结婚回家探亲的同学。他们谈论的中心围绕着调动工作问题。他们都迫切希望利用当前盛行的"后门"把他们的工作调至接近他们亲人的所在地。他们在我家相遇时，那些已经开始协商进行调动的都迫切希望相互交流情况和经验。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发现全国有的地方党的干部中盛行受贿和贪污现象。
"既然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理中国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你们怎样说明党的干部中理想主义的垮台？"我问曼萍的一个朋友。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她是从武汉回家探亲的，她想把工作调到上海附近。
"首先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升的党员干部决不是理想主义者。"她谠，"他们只见到文化大革命是个人提升的好机会。他们参加造反派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那些新近复职的老党员干部可能在很久前参加革命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侮辱打击后已失去了幻想。他们受到不公道的对待，他们过去在战争时代作出的牺牲都成了泡影。目前他们所关心的是作为政治上的残存者，他们自己及子女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你将名贵的礼物或金钱送给那些干部，要求他调动工作，你不怕这样会遭受麻烦？"我问她。
"当然，那得冒险，但是我已不顾死活地拚一下，不管怎样，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也无法调查了。"我们的谈话被大德来到给打断了。他自告奋勇为我到点心店里购买烤热的馅饼和蛋糕招待客人。当然，我知道这仅是个借口，其目的是他能每天按时来看望我，同时也可了解来我家作客的是哪些人。当他把蛋糕放回厨房时，我帮曼萍的朋友拿着孩子的随身用品送她下楼，那时她的孩子正静静地熟睡在她的怀抱里。当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她见四周无人，便轻声对裴说："当心你那个学生，我看他好像是个便衣警察。""他是个待业青年。"我告诉她。
"别相信他！对他说话要谨慎。"这是她的临别赠言。
沈凯原是我女儿打算和他结婚的青年，他找到了我的地址，于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来看望我。他告诉我他已不再是数学老师了。因为那所学校已关闭、他现在研究所里设计精密仪器。
"一九六六年当曼萍告诉我你被逮捕后，我父母和我都认为曼萍应该和我立即结婚，这样她可以搬到我家来住，不必单独生活。但是她不同意，她坚持一定要等你出狱后才结婚。她说她结婚不能没有你参加。当然，我们那时想文化革命一年之内必定能结束。"沈凯说。
"她死前你常见到她吗？"我问。我看到这样一个漂亮的青年更感到万箭穿心。因为要是我女儿没有被惨杀，他可能就是我的女婿。
"我每星期看到她二、三次，我们尽量设法能常在一起。你知道现父亲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我被指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而我又是教师，所以也属于'臭老九'。曼萍参加制片厂文化革命的活动，看来她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意外地出现不知名的人将她拐走了。""请你将这情况告诉我。"我恳求他。
"六月十六日她要来我家吃晚饭，下午当我去接她时，与曼萍同住的那位教授的妻子陈太太告诉我说，她在那天早晨自杀了。我立即赶到制片厂。那里好像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再次到火葬场，但是他们不让我：看她的死亡记录，因为我不是她的亲属。但当那位接待我的人看我神态极度狂乱，就告诉我说是那天早晨上海电影制片厂里有位青年女演员的尸体，送来火化。"沈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泣了。
"你相信她是自杀的吗？"我问他。
"不，当然不！我曾去过那个可能自杀的地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你是指那个盖房子的脚手架？"沈凯惊慌失措地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谁告诉你的？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了解这情况。"后来又接着说："假如负责曼萍死因的人知道你不相信曼萍是自杀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活动来威胁你的生命。你必须十分小心，他们是绝对野蛮和残酷的。""我知道，我不会随便乱说的。"我让他放心。但我还是问他："你知道是谁把她拐走的？""我吃不准，但我想与负责调查你案子的一些人有关。不管他们是谁，总是奉上海某些领导人的命令而执行的。""你是怎样了解到的？"我问。
"你知道体育协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封闭，后来造反派接管使用这所大楼。但是被打倒的体育协会仍保留一层楼储存文件。我是从那些人中之一知道诱拐曼萍是受上面的命令而执行的。""你可以设法让我去见见体育协会的那个人？""那对你来说是太危险了。""我准备冒任何危险去了解真相。""已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倒是否仍在那里，你为什么不等到政治形势明朗化之后再进行？"沈凯似乎对我的要求表示犹豫。
真的，曼萍已死多年了，一个人不能永久沉浸在悲痛之中。沈凯没有再次来看望我。次年，我听说他和一个高干的女儿结婚了。那人同意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右派的儿子结婚，因为他的妻子死后，他想再娶一个年轻的妻子。我明白沈凯为何要和高干的女儿结婚。这样，他可以肯定他所娶的妻子永远不会遭受政治上的迫害。而且他和高千的女儿结婚后可以卸掉自孩提时代就背上的思想包袱，不必再承担右派分子儿子这个不光彩的名称。
沈凯的来访使我很不平静。我对阿姨说，我要独自躺在房里休息一会。阿姨就去清理厨房。忽然我听到有人在敲大门，朱家全家都出去了。我叫来阿姨，她便到凉台里去看那个来访者是否是朱家的人。
她从凉台里回来对我谠："是个老年人，他问我你是否住在这里，我要下楼去吗？""请你下去。"我告诉她，心里捉摸着这个来访者到底是谁。我急着把床毯盖上，将卧室整理好。然后走到扶梯口去看来的人是谁。
"陈太太！你认识我玛？见到你真高兴！"他说着走上楼来。
我从他和我招呼的说话声音及他过去那副样子，我知道他是我丈夫的朋友胡先生。自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时突然来看望我一次以来，未曾见过他。
他向我伸过来的手，长满着老茧，而小手指又包上了纱布。在其他方面看上去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我热情地招呼他，没有忘记他在一九六六年给我的善意忠告。
我招待他进入我的房间后，请他坐下。
"我能再见到你真是高兴，看样子你身体很好，我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这样是不容易的。"胡先生说。
"你和你的家里人都好吗？你仍住在原来那所房子里？"我很有礼貌地问他。
"喔，不！我和我们那些人一样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胡先生告诉我，"我也遇上不幸的事，但是我们不能老想过去的事情，我们必须向前看。对能够在文化革命中活下来要表示感谢。我们有许多亲友都已死了。当然，我知道曼萍的情况。我也为失去亲爱的妻子和母亲而感到伤心，她们两人都在文化革命最恐怖的时候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医院拒绝治疗，因为她们是资产阶级家属，而我又在受审查。"胡先生叹了口气，一时好像要淌出眼泪来，但很怏他就控制了自己，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擦擦鼻子。
"你怎么打听到我的住处？"我问。
"全是靠碰运气。今天早晨在街上碰见你过去的男佣人老赵，听说你放出来了，我真是非常高兴。但整个下午我家里一直客人不断，直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我立即骑着车来看你了。""你还在上班？""是，我本来可以退休了，但呆在家里太无聊，做些重体力活也有好处，晚上睡得香。我现在住在我岳母家，红卫兵留绐她一个房间，我们把它一隔为二，我就搬过去了。她已年过八十，但尚健朗，我能照顾她，她也让我高兴。""你的孩子们可好？""因为有个资产阶级父亲，他们都被分配到外地去了。我的大儿予已结婚了，有了个女儿。""一九六六年夏天你来看望我，并给我的那番指点，我一直记在心上，非常感谢你。在拘留所里，我常常想到你对我说的那番话。你看，这政治局势会怎样？""从目前看当然大大缓和了，但不知能维持多久？""你认为上面还会有权力之争吗？"他看看半开的房门，点点头。过了一会，他又问："明天可以一起去城隍庙吗？听说那家老花铺又复业了，有水仙花球出售。""明天不行，上午有学生来上课，下午还要洗些衣服，阿姨要回家休几天假，这几天她太累了。""明天下午我来帮你洗衣服好吗？我明天可以调休一天，因为大年夜我自愿值班。"胡先生说。我不愿让他来帮我洗衣服，但我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假如我要想知道他要说的，就得与他一起外出。
"衣服可以慢慢洗，就去那家花铺吧，能买到水仙花太好了。"胡先生听我接受邀请了，就对我微微一笑，我已经忘记，中国男人的习惯，总是喜欢女人能按他的要求办事。看来我无意之中的接受他邀请，竟令我们之间关系，比他开始踏进这个门时更密切了一步。告别时，他不仅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还鼓足勇气送钱给我。
他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个纸包："现在给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费是很少的，我有个堂弟在日本，他按月给我汇款，我可以给你一点吗？"他这一举让我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把小包递给我，说："请收下吧，要是你真能收下，那我可太高兴了。""谢谢你的好意，你真是太好了，但我现在也不依靠生活费，我的外汇已解冻了，所以我经济上无问题。"他似有点失望，但只一会就恢复常态了。他说："我一贯很看重你，你真不知道，再见到你，我有多么高兴，你能挺过来了，真是一个奇迹，你是个勇敢不屈的女强人。"我感谢他对我的那些赞扬，一边跟着他下楼。当我在花园里看着他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时，已觉察到朱太太在窗口注意着我们，看来似乎胡先生在楼上时他们刚回来。
"明天下午二时半我来接你。"胡先生说。
"很好。"我说。朱太太对我的客人好生有兴趣，当阿姨穿过后门去倒垃圾时，她就细细地盘问她，我想可能明天一早，朱太太就会向居委会的大姐们汇报了，这样大家都会知道，在春节期问，我来了个男客人。在中国，封建主义还是阴魂不散。虽然男女可以在一处共同工作，但在生活方面，仍不能交往。我可以肯定，胡先生的来访将成为众人饭后茶余的谈话中心。
城隍庙原是上海古城所在地，四边城墙老早已被毁坏了，但湖上的九曲桥和湖心亭还在。现今的城隍庙，实际已是个由几条弯曲窄狭的小弄集成的商城，共有几百家小店铺和摊贩出售各种商品，从假发套到作为药饵的活青蛙都有出售，据说在城隍庙，除了棺材外，样样俱备。那里还有许多餐馆和点心铺，供应各种别处没有的特色饭点，商场中心靠近小湖处，有所明代花园称为豫园，里面布置有假山及一些楼台亭阁，它之所以能免于在红卫兵手里遭难，是因为在一八五三年，有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组织"小刀会"曾利用该处作秘密司令部。
城隍庙附近的街道是禁止机动车行驶的，因为在假期里簇涌而至的游客特别多，胡先生与我在远处的车站下了车，就步行至商场的一个入口处。那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我们简直就是随着人潮在移动。到了那家花铺，发现什么花都没有，但店堂里挤满了男女老少顾客，他们或是购买或是仅仅看热闹。货架上陈列着宜兴茶壶及茶杯，另外还有些价廉物美的瓷器人物造型、动物造型及花瓶等等。这些是在文革初期给红卫兵破坏禁止后又重新生产的。我买了一把淡黄色的宜兴茶壶，上面点缀着山水花木，还买了一只青瓷花瓶，可以装制台灯的。
离开花店时，胡先生说："你累了吧？我们可去豫园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待我们来到豫园门口，发现门口售票处排着一条长龙，另外还有一条手持门票的长龙则在公园入口处等着进去，一个套着红袖章的管理员在维持秩序。他只准许出来多少人，才可放进多少人。
"我们索性乘车去中山公园吧，那里倒可坐下来静静地谈谈，这种天气那里不会有太多游客的。"胡先生建议。
可能因为我被隔绝社会太久了，一在人群中停留，就会觉得心神不定和烦躁，即使那些人对我毫无敌意。因此我宁可去已是一派光秃秃的树枝及冰冻了的池塘的公园。胡先生付了两毛钱门票，我们便进了公园。
虽然那天没有刮风，但二月的气候仍是寒意很浓，且因为四处太空旷，更觉冷气逼人。我和胡先生与上海其他人一样，都披着厚厚的棉衣，但当我们在小径上漫步时，脸上仍觉得冷得刺痛！冬青树上，结满了红色的冬青果，我们漫步向它走去，在一座假山后找到一张坐椅，觉得这里挺适合交谈。世上有多少人会了解，为了这种无所谓的私人交谈，我们却要如此小心翼翼，谨慎周到。
胡先生默默打量了我一阵之后，就问："你经历了一场惨痛的遭遇，我当然不该再提及那不快的往事，但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了解，你为什么会成为挨整的对象？""我想大约就因为我在亚细亚工作。他们硬说亚细亚上海办事处是特务组织，我已故的丈夫与我都是特务。事实上他们也列举不出我任何罪行，只是强迫我承认是特务。"我又一次忆起审问员的大声詈骂及我同他们据理力争的情景。
"你没有从他们对你的审讯中悟察到什么？""我想，我们的遭遇，就是由于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吧。"我告诉他。
"那也是事实。但我下面说的话你一定会有兴趣的。"胡先生说，"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后，红卫兵和造反派接管了我们工厂，造反派把我们书记打成'走资派'，降为普通工人，他被分到我们组里劳动。你知道文革前我负责过厂里的技术工作，我与他之间相处得很和睦，现在我们都成了干苦力活的。常常午休时，看看四周没有他人，他就会悄悄与我讲些知心话。就是他告诉我的，你被捕是与'外资公司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阴谋反叛'有关。""你们书记怎么会知道我？""在你被捕以前，红卫兵来我厂外调你的情况。那时，那位书记尚未被打倒，我们在谈话时，他也在一边。曼萍是个有名的演员，她死后，上海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条新闻。你的案子，常与她的死亡联在一起让人议论。""你的书记还对你说些什么？""好像统战部也给牵连进去了，控告他们包庇阶级敌人。统战部部长，是周总理手下的人，在一次斗争会后不明不白地死了。据说他是把脸俯在煤气炉上自杀的，但待他尸体发现时，窗户都敞开着，房里也没煤气味。"胡先生说。
"他的自杀只是假象。"我想到女儿，不知何时才能令她的死真相大白！
"他家属就为此要求赔偿损失。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北京人艺的院长，也在狱中被迫害去世了，只是因为江青认为她是敌人。北京两位著名演员马连良和程砚秋被活活打死，也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听说这两位演员都是周总理从香港请回来的，他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还有许多科学家，都是周总理邀请回来的，茌文革中被打成帝国主义特务。你只要设想一下，只要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么这些极左分子，不就可以公开揭发周总理包庇特务，从而把罪名栽到总理身上了？"胡先生说。
"是否你那位书记认为，我与其他外资公司高级职员的被捕，是因为江青与林彪之类，要利用我们的交代来攻击周总理准许在中国开设外资公司的政策？"我问。
"就是这样，在刘少奇打倒后，江青和林彪就认为周总理是他们唯一的绊脚石。但他们认为周总理是很难对付的，因为他没有与毛主席唱过反调，所以他们必须另外设计个圈套。要知道周总理并非孤零零一个人，他后面有许多领导人及机构的高级干部作他后盾。这是一支庞大的力量。""现在林彪死了，总理是仅次子毛主席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地位不是提高和巩固了？"我问。
"地位是提高了，但没有巩固。因为江青和她的一伙野心很大，且总理病得厉害，现在问题是谁去继承他。""不是邓小平吗？""那也不能肯定。这样，就会有第二轮的斗争。"胡先生说。
夕阳西斜，静僻的公园越发显得寒冷。远处，有几个依稀人影在向出口处走去。我建议我们也该回去了。胡先生邀我去饭店晚餐，但我没这情绪，且也觉得很疲乏了，我们就搭公共汽车回家了。
在大门口，胡先生向我告别，并说以后他会在休息日再来看望我："好久，我没像今天这般玩得痛快了，看到你这样健康真让我高兴，你不应独自深居简出，我会常来看你的。"我打开大门进去，看见朱太太迎着冷风站在台阶上。我想她是听到我们的讲话声而出来的。
她把叼着的香烟拿下，问："玩得好吗？"大约她希望我告诉她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她就可向居委会汇报了。
我竭力控制着对她的厌恶，冷冷地说："你站这儿不冷吗？"就上楼了。
次日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时，我的老友、席的母亲来了。待我功课结束后，她已为我俩准备好简单的午餐了。吃饭时，她几次提及有关春节的话题，而且集中在来了哪些客人身上，直至我忽然悟出，她希望我谈谈胡先生。但她怎么会知道胡先生来过呢？直到我得出一个很不愉快的结论，令我震惊又失望，因为连她，也是受命来监视我的。我只觉得浑身冰冷。我决定索性把事情都讲明白，免得人们会以为我想隐瞒什么。
"除了那些年轻人外，还有个老朋友来看我。是老赵在街上偶然遇见他，就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昨天我与他一起去了次城隍庙，我买了把宜兴茶壶和一个花瓶。"我说。
"他结过婚吗？""他爱人死了。""你认识他很久了？""其实他是我丈夫的朋友。""他做什么工作的？""他原是经营一所油漆厂的。""他很欣赏你的为人吧？""什么意思？"我问她，很有点恼火。
"别生气。我意思，我们这一代中国男士，不会无缘无数邀女人外出的，除非两人间互相感兴趣。"我的老朋友说。
我说："别这么快就下结论。我认为他可能感到冷清而希望我能与他作伴。"我宁可让人把胡先生对我的来访往这方面猜测，而不愿让他们往政治方面猜测。"我已是个老太婆了，我只把他看作是个善良的朋友。"我说。
"你是位漂亮的老太太。真奇怪经过这么一番折磨，但你看上去还是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我可以肯定，只要你给他机会，你那位绅士男友，一定会向你求婚的。""其实我对他并不了解，现在就考虑发展我们之间关系，似乎还太早。""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希望你能结婚。我们的社会不适宜单身独居。你需要有个人可以与你商量，并能照顾你。"我的老朋友体贴地说。
她走后，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这样地摆脱不开人们监视的视野，令我十分烦恼不快，特别是席的母亲居然也在这样的行列里。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正常的真正自由的生活呢？至于胡先生，不营他仅仅是在假日来与我作伴，或有超越这个程度的要求，我是不会与他，也不会与其他人结婚的。如果情况许可，我还是要离开中国。
自尼克松访华后，公安局开始恢复批发私人护照。虽然需要较长的核审时间，也有很多人被拒绝，但也听到有好几个人已取得签证出去了。我知道除非中国局势有变化，否则我就无法离开中国。看来，养好身体保持健康，还是头等大事。
弄堂里传来一阵登登的脚步声直至我门口，接下去就有人在敲门。因为我没有心思再见任何人，因此也没去开门。不一会，只听列大德在窗下与朱太太讲话。
"阿姨出去了？"大德间。
"她回乡下探亲了。"朱太太说。
他们站在花园里絮絮地谈了好一会，然后大德又打门了。我还是没有起身去开门。
晚上，朱太太端了盆热气腾腾的黄鱼上了楼，后面跟着她孙子。
"知道你不喜欢烧菜，所以我给你烧了点莱让你晚上吃。"她说。她并没有提及大德来过的事，所以我一也不向她说什么。我知道她是以送鱼为借口，来看看我究竟是否困睡着了，没有听到大德敲门，还是不愿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