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了点糖给她孙子，请他们坐下。那小孩子手里拿着个民兵袖章。我逗着他；"你也是民兵呀？"他却举着红袖章说："那是我叔叔的，他在大德叔叔那里受训。""大德是民兵？"我问。虽然我觉得很吃惊，但我仍然极力作出偶尔问问的语气。
朱太太顺口溜出一句："喔，他是队长。""好呀，"我对孩子说，"长大后，也跟你叔叔和大德叔叔一样，做个民兵。"那孩子还嘟嘟哝哝在说些什么，但朱太太打断了他："别瞎讲，大德叔叔不是民兵。"孩子不服："他是的嘛！"朱太太就告辞了，在下楼时，一边还在责骂孩子讲错了话。
因民兵是从属于正规军队的，可能也受林彪领导，林彪死后，民兵便被江青在上海的爪牙控制了。在一九七四年和七五年期间，左派领导人竭力发展和强化上海民兵组织，希望发展一支由他们支配的军队。
如果大德真是民兵队长，那他就不会是个待业青年了，因为民兵本身，是从工矿企业的积极分子中召募进来的。我想大德不可能是个做工的，因为他对读书很感兴趣，且他的手也很干净。他肯定是市府机关里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讲，他的上级就属江青的爪牙。我为最后弄清大德的身份而感觉兴奋。他是否公安局或其他各处派来的，对我已无关紧要，反正长期来我一直是怀疑他、提防他的。
光阴似箭，转眼春天又到了，离开第一看守所已有一年了，但我却很难说，自己已彻底自由了。当然我的物质生活已有了很大的改善，除关节炎外，其他健康都没问题。
每天清晨，我总站在凉台上看看下面花园。房管所种的水杉，窜得很快，枝丫上已绽开一粒粒嫩绿的幼芽，不多久，就会开放为片片嫩叶的。那位老花匠还给我筑了两个玫瑰花坛，另外又种上一排花卉。在凉台下，还种上蔷薇，并围上了竹栅子，让它们缓缓攀越。花园中鸟声啁啾，有时还能昕到杜鹃的歌声。
随着气候的转暖，凉台成了我的起坐室。我在那里教学生英文，有时就坐在阳光下，在我的学生送我的盆花之中进餐。这里有素馨花、百合与羊齿及其他种种盆花。我最喜欢的是栽在那扁平盆里的盆景，里面有一块覆着青苔的岩石。我还借了本唐诗三百首，花了好几小时抄在笔记本上诵吟，以增进自己的记忆力。
胡先生时时来看我，我发现如果我们坐在凉台里，朱太太便会站在院予里；假如我们坐在房里，阿姨便会呆在能听到我们讲话的地方。
11月的一天，太阳光一直延续到傍晚时分，气温很高，胡先生来邀我外出晚餐，因为阿姨已准备好晚饭了，我就请他在家里吃了。我们在黄昏的薄暮与飒飒凉风中，坐在凉台上进餐。胡先生看上去很高兴，兴致勃然地与我漫谈着他孩提时，在杭州的种种往事。阿姨收抬好饭桌，大德来了。他每次来总有各种理由。这次，他给我送来一满袋无锡水蜜桃，他说担心等到次日，桃子会烂掉。我将他介绍给胡先生。天色渐暗下来了，因为凉台上没有电灯，阿姨就将我写字台上的灯接在窗台上。她递给大德一只大盆子，大德将桃子逐个放在盆里，我看那桃子只只饱满，成熟的程度不早不过，这样的桃子，即便在文革前的水果店里，也从没见过。
"哪儿弄来这些桃子？"我问。
"我有许多'后门'。虽然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但我是个开'后门'的博士。"大德打趣着说，就进厨房去洗桃子。
大德的突然出现似乎使胡先生有点尴尬，他沉默着不大开口了。然而他还是坐了一会，夸了一下大德送来的高级桃子，然后有礼地告辞了。我送他下楼去，通常大德在时，朱家就不出来了，好像似乎只要大德在，他们便不必注意我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明天再来。"胡先生在与我握别时说。
待我回到凉台上，大德问："他是个资本家吧？""你怎么知道？""看他那副样子。另外，他与所有的资本家一样，散布出阵阵金钱臭味。"大德语气偏激地说。
"看来，你仍是个红卫兵头头。""不。当我是个红卫兵头头时，我仅是个头脑狂热的盲从者，现在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你是党员？"我问。
"还不是。不过不多久我就要入党了。""你如此仇恨资本家，为什么还要向我学英语？你不认为我和资本家一样令人讨厌吗？我身上也有金钱的臭味吗？""你和他们不一样。我想你成不了一个精刮的资本家，因为你不大在乎金钱。你的毛病在于过分天真地相信仁慈、布施、慷慨及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套用以欺骗和麻痹人们的革命意志的一些垃圾。"大德说。
"但你从哪儿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呢？你从未去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更可怜的是，我没有任何希望去那里。""假如有机会，你愿意去玛？"我问。
"当然。在美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只要我努力工作，就可创造我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还可以干得很好。"他似有点不满地说。
"你把我弄糊涂了。一会儿要入党，现在又说要想出国，你是否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闹革命呢？"我问他。
"当然不是。我要入党是因为我只能呆在这里。假如我可以出国，我就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他不耐烦地说，似乎觉得我实在笨得可以。
"什么？我还以为你恨资产阶级分子呢。""现在我恨他们。但如果我自己也成了资产阶级，那我就不会恨他们了。""假如你成为自己所痛恨的人，你会觉得不好受吗？""怎么会呢？你懂唯物辩证法吗？"大德走后，我在凉台上坐了很久，思考着这个有些不同一般的青年。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环境决定意识的，他难道不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产物吗？我实在对他深表同情。他很聪明，也刻苦，假如有机会去国外工作和生活，他可能会成功的。然而我认为他即便成了党员，在中国的前途也不会太光明的。因为他的自我中心和自信太强烈了，他实质上是个个人主义者。共产党是不大会容忍一个个人主义者的。
第二天，胡先生下班后又来了。这次，我与他一起去一家嘈杂不堪的餐厅吃饭。坐定后，胡先生说："你那个学生似有供应国家高干食物的门路。我想除非是革委会一级干部，否则，他是弄不到这种好桃子。""他可能是从'后门'弄来的。""肯定不是。这种桃子在前门或后门都找不到，它们是保留给高干，他们不必花钱去买。""所以他不肯告诉我这要多少钱。""问题是他为何要将这桃子送给你？"胡先生很有点忧虑地问。
"可能仅把此作为上我这儿的借口而已。他总是带些市面上不易买到，或冰箱无法保鲜的东西来。"其实我明白，大德这功夫闯进来，主要因为胡先生在我家，但我不愿让胡先生为此不安。
"你认为你在被监视吗？""我想是的。""如此对你严密监视是很特殊的。你释放时，他们对你说了什么？"胡先生问。
"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宣布我无罪。他们只是说我接受改造有一定进步。"我一边回忆着看守所最后一次在审问室的场景，一边说。
当胡先生沉吟着时，我忽然想起制片厂那人。
"那制片厂人说，放我出来是因为我的健康问题。"我告诉他。
"是吗？他是这样说的？你想过，要是你不是因为生重病，他们还会把你关在那边？"他急切地问。
"他们以为我得了癌症。""可能你的案子尚未结束，还没对你最后作结论，这就说明你为什么会这样被严密监视了。"胡先生说。
"如果他们要再找个借口把我送回看守所，也是可能的。"我说。
"你想不想与英国或香港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发生联系？""不。这里的形势尚未稳定，我不想与任何外国人发生联系。""假如他们要与你联系，怎么办？""我也考虑过。不过我想一旦我收到任何国外信函，我都会直接送到公安局去请示。""对啦。这里政治不稳，江青还在反击。注意报刊上有那么多有关她活动的报道吗？听说毛主席从未像近来这样信任她。"胡先生说。
"为什么他们内部的争斗，却要祸及我们老百姓？我们又不是共产党？"我无奈地说。
餐厅里又闷叉吵，所以我们蛮可以在其中自由交谈。
那天晚上，还是依然十分闷热，因为车子太挤，我建议徒步回去。我们走过路侧都挤满了乘凉者的马路。那些乘凉者不停地拍着扇子，有的干脆躺在帆布床上。他们家里又热又挤，所以只好簇涌到马路上来了。解放后，上海人口从四百万不到猛增至一千万人，而住房却跟不上，个人又不准建房，政府造的尚不够，结果是几个家庭合住一幢房子，几代人挤在一间房里，而许多房间隔了又隔。在惨淡的路灯下，上海街头是一片让人见了有种沉重感的贫困，有点像难民收容所。
胡先生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一九七四年后期，报上不断出现来自北京的有关江青的报道，这是一个说明她权力上升的信号，她代表毛泽东，或以她自己造反派的首领、还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接见外国贵宾，宴请他们，还邀请他们观看她的样板戏，与他们一起商讨大事。几乎每天的报纸头版，不是登载她的照片，就是有关她活动的报道。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江青通过她控制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亲自领导了这场运动。毛泽东的写作班子，则是由她同伙姚文元组织的，经常输送一批文章给各报刊，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通过各人的政治学习小组，来投入这次运动。他们对孔子的哲学毫不理会，一篇篇文章的重点，都放在微不足道的一些芝麻小事上。写作班子以孔子五十就成为鲁国的官僚，不久就升为宰相之事为例，说明孔子是保守主义的支持者，所以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中国百姓都明白，江青批判孔子，其实是针对周总理的一次运动，以此影射正在患重病的周总理。那些批判文章中还提到，与孔子同时，中国当时还存在另一个比较进步的学派，就是"法家"。这两个学派的学术争论，被比作为造反派与走资派阅的斗争。
中国百姓，包括基层党员干部，都为党内权力之争而不安，他们都站在周总理这一边。有关江青的传闻很多，不少是贬低她的谣言。她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她私生活的放纵和男女关系的不正常，成为人们私下谈论的焦点。
因批林批孔而起的紧张局势和文革中偏激情绪的重演，令我的好几个学生都终止了英语学习，他们怕学英语会带来麻烦。
里弄也开始话动起来，必须全体参加政治学习，会上不准做毛线针线。人们不再提及林彪的罪行，而更多批判孔子了。阿姨要我出去穿上布棉裤，以免引人注意。我们日常开支也渐渐减少了，因为再也不敢偷偷向进城的农民购买鸡蛋和鸡了。
到了冬天，发生了一件事，它警告我又将有重入囹固的危险。来看望我的曼萍朋友中，有个年轻农妇叫陈兰，她是在曼萍参加工作前去上海郊区梅陇公社"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六个月中认识的。曼萍就住在陈兰家里，两个女孩子成了好朋友。曼萍教她写字读书，令她能开拓视野，从狭窄的圈子中解放出来，并向她介绍一些女孩子喜爱的护肤霜、洗发膏等等。陈兰曾告诉我，一次她母亲得了急病，是曼萍救了她的命。那天她家中无人，曼萍特地向她生产队里借了条小船，将她母亲送至公社医院动了手术。此后陈家对曼萍，犹如自己女儿一样，那两个女孩子也形同姊妹。
她来看我时带来一幅大照片，是曼萍与她们几个农村姑娘一起摄的。陈兰含着泪对我说："这是我最最珍贵的，但你照片一张都没有了，我愿将它留给你。"我告诉她，我可以去复印一下，然后把原件还给她。但我花了好几个月，都找不到一家照相馆愿意接收这项工作。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去苏州河对面那一带照相店去碰碰运气，有人在楼下敲门。阿姨下楼去了，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她女儿的朋友。"一会儿，阿姨带着一个中等个儿，身体结实的青年进来了。
我放下照片站起来。
"我是刘欣，曼萍的朋友。"他自我介绍着，然后拿出一个礼盒："听说你已放出来了，我应来拜访拜访你，帮你做些事。这是一盒长白山人参，上海是买不到的，我去东北出差时，给你买的。"一盒人参是件很名贵的礼物，相当于一个工人一月的工资。我不知健为什么要送我这样厚礼。我说："你想到送我人参，真太难为你了。但我从来不吃人参。你是哪儿知道我地址的？""我去电影厂革委会问的。"撒谎！因为中国的干部是从来不会答应这种私人请求的。我不大相信他会是曼萍的朋友。他的外表举止与谈吐，都不像我女儿愿与之交往的男友。他为什么要来看我？有什么目的？我觉得好生奇怪。同时，我有点怀疑，他可能是受令而来的。
"阿姨，给客人倒杯茶。"我去厨房关照阿姨，我的以礼相待令他安心了，他摆出一副显然松口气的样子坐下，把那盒人参放在桌上。
我也坐下问了："你在文革前来过我家吗？怎么我见了你想不起来了？曼萍也没提起过你的名字。通常她总是把所认识的朋友都跟我说的。""你们母女关系很好吧？感情很深吧？这我们都知道。我就是为这而来的。"说着他把身子往前一倾，以很亲密的态度说，"我知道，有人愿意帮助你为曼萍报仇，他们一不要你钱，二不计任何报酬，只是出于同情而愿意帮你。"我想，这可是个非同小可的建议。
在文革中被肯定的一些行为，在批孔中反复通过官方的宣传再次得到肯定。要是我为女儿的死亡再进行任何调查或翻案，无疑会把我再送回第一看守所。于是我当即就说："我不喜欢对人报复，我女儿那样死去我感觉很痛心，那完全是不公道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她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了。""你怎么竟这样大度？为她报仇，是你做妈妈的责任。"他说"我相信她的死因，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但那得到适当的时候。政府会出面作调查的，我完全相信政府。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何时何地认识曼萍的？""我是在梅陇公社初次见到她。她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我常去看望她，与她谈天。""你那时也在梅陇公社工作？""是的，我在那里做一些科技工作，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他真会是曼萍的朋友？真的在梅陇公社认识曼萍的？我想我会有办法去证实这一切的。我说："你在梅陇公社工作过，也是在那里认识曼萍。你一定认识陈兰吧？她是曼萍最好的朋友。""对的，我常看见她俩在一起。"他急忙说。
我把曼萍和一群农村姑娘照的那张相片给他看："有人送给我这张照片，但我没见过陈兰，你能告诉我哪个是陈兰？"他对着照片打量了半天，然后指指曼萍边上一个把手勾着我女儿肩膀的姑娘。他的猜测倒很合理。但那个女孩予不是陈兰。陈兰恰恰站在最边上，并不靠近曼萍。
这证实他根本不是在梅陇公社认识曼萍，他之所以这样怂恿我为曼萍复仇，不过是想诱我犯错误，还是另有意图？因为我没拆穿他，他自认得计了，故而又大胆地说："我会常常来看望你的，这样你会对我有进一步了解。我对国际形势很感兴趣，我可断言，我会从你这儿学到好多东西的。你也可以从我这儿了解到一点东西，因为我是搞科技的。如果你不愿与那些我提到的人直接打交道，我可以做你的秘密代理人。""为什么？与这些逼死我女儿的人作对，不是太危险了？他们不是都有造反派作后台的吗？"我问。
"我爱曼萍，自听到她死亡的消息后，我总也忘不了她。我恨那些迫害她的人，远要比你深。我要为她的死亡报仇。"他扮出一副痛苦不堪之情说。
"你爱她？那你肯定对她很了解了。但很奇怪，为什么她从设在我跟前提起你？"他红着脸说："我只是悄悄地爱着她，她不知道。我不过只是种'单相思'而已。""我看你很多情，但还是让政府来为她复仇吧。不管我们为曼萍感到多难受，但我们没有法律权力为她报复。""眼前政府不会管这事的，他们是在包庇杀人犯，你说呢？你怎么能等他们来替你报仇呢？"他不耐烦地大声说道。可能我没上他所设的圈套而令他十分失望。
"请你轻点，你不能污蔑政府，说政府包庇杀人犯是反革命的话，我不能诖我的客人在我家里说这些话。"我严正地警告他。
"你很谨慎，但我们这是私下交谈，即使你嘴上没说什么，但曼萍及你自身的遭遇，可以肯定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心怀不满的。""你完全错了，我并不仇恨共产党或人民政府。但我会考虑你说的。假如我想通了，会与你联系的。你能让我看看你的工作证吗？这样我可以证实一下你的身份，并记下你的地址。"我说。
"你没必要看我的工作证，但我可把地址留给你。"听到我要看他的工作证，他有点慌张。
"假如你要让我相信你，你必得给我看工作证。"我坚持道。
他勉强取出工作证交给我。我戴上老花镜细细察看着，他在一家用数字代表厂名的单位工作。大家都知道，这种工厂都属军队领导的保密厂，工作证上打着"机密"的戳记。他像是在军火工厂任保密工作。
在我监禁期间，我替自己辩解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我不认识任何接触机密工作的人。现在却有了这么一个在军工厂搞机密工作的人，这不仅会令我将来离开中国发生麻烦，并会为给我栽上各种罪名而开路。
我开门叫阿姨上来，待她进来后，我说："我要你为我作证。"我转身把工作证还给那人，说："刘欣，我拒绝你再上门。我有许多海外关系，也曾被错定为帝国主义者的特务。作为一个在保密厂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却上找家来，你已犯了错误。你回厂后即刻向你的党支部书记汇报，并承认错误。你必须把你对我说的及我对你说的内容，如实向领导汇报。"他站在一边，奢迫万分"阿姨，这可是件大事。以后永远不要再对他开门。"我打开门，再对刘欣说："我可肯定你是个党员，因为你在保密部门工作。真奇怪，你怎么会那样不自觉？我本该把你带到公安局去的。现在走吧，不要再来了。"他一声不响地走了，但那盒人参仍留在桌上。我让阿姨拿下去还给他，但他已骑上车走了。
这事让我很生气，因此我也不想出去了。阿姨给我送上一杯茶，说："别生气，太不值得了。"过了一会，大德奔上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呵，你在家！那太好了。""你不是知道我在家了吗。"我对他说。
"怎么啦，在生气呀？"他又故作惊奇地说。
"你不是已经很清楚发生什么事了。"我把那盒人参交给他，说："还给他，告诉他们别再施这种愚不可及的诡计了。""我十分愿意把你任何不需要的东西都拿走。但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要他们停止搞愚蠢的诡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让人搞阴谋诡计？为什么不对此付之一笑呢？你为什么要害怕阴谋诡计？要识破一切阴谋诡计而让这些施诡计的人无法得逞，你还没这本事。"大德仍以他的玩世不恭之态说。
"那太虚伪了！"我说。
"为什么一定要求人诚实？就你过去所经历的，你应该明白做老实人等于自杀，现在最流行的政策就是：不老实！""请你出去，大德，我现在没有心思听你胡说八道。"我说。
"我不过想让你高兴些而已。好吧，待明天你情绪好点时，我再来看你。"说着他就带着那盒人参走了。我不能十分肯定，他会将此归还原主。我疑心他会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他母亲的。大德就是那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