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的来访并非是件孤立偶发事件，自他来访后，接着有许多自称为曼萍的朋友也来访问我，但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未来到过我家。他们不是同时结伙来的而是每次只来一个人。有时他们晚上来，在议论了有关曼萍死亡的种种情况后逗留一小时左右后离去。而那天晚上，我肯定要失眠。
"阿姨！你能否不要开门让这许多自称为曼萍的朋友来探望我？他们所谈及的都是有关曼萍是被人谋害而死亡的情况，并要我必须为她复仇。我每天反复听这些话，已感到厌倦了。""要是我耽在这里，我一定得开门。我知道你对这些客人感到烦扰，和他们谈话之后，身体像是有重病那样，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看你还是把我辞了吧，你能够自己安排生活。"她说着，看样子很苦闷。
"你能另外找到工作吗？"我问她。
"老实说我喜欢在你这里工作，另外我再也找不到像这里那样多的工资和那样好的工作条件。"她说。
我不愿将她辞退，但她又表示不能阻止客人进来。只要她在这里，她就不能拒绝开门。我得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假如我代你付房租，你能另外找个房间住吗？"我问她，因为住房缺少是上海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有个表姊妹，最近丈夫死了。她可能肯让我住到她家里为她分担部分房租。你是否想让我睡到外面去。""这个办法很好。""这样你在下午和晚上可以安静了。假如不开门，也没有人会责怪我了。"她高兴地说。
那个周末，阿姨和她的表姊妹联系好，就搬出去住了。我将一张硬板纸用红纸包好，再粘上胶带。然后在中间贴上一张白纸，四面留着红框。在白纸上写上下面一个告示："因为我年龄渐大，健康情况不佳，需要休息。来客没有预约，一律不予接待。如政府代表有公事联系则不在此列，任何时间都接待。"我签了名，用红丝带将那张纸牌通告挂在扶梯底层的大门上，然后将门锁上。
第二天，当我开门到花园里去时发现那张秘精心制成的纸牌告示已被撕破，丢在地上。那时朱太太在院子里，我将那块纸牌拣起来，和她对质起来。
"是你家里人把这通告撕了吗？"我问她。
"喔，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们从不走那门。你知道我上楼来看你时，总是从后扶梯出入的。"她那失业的儿子也出来帮着他母亲说，"昨天晚上肯定又有人从墙上爬进来，我家有两件衬衫晾在院子里也不见了。""你知道附近邻居中发现几次偷窃案。你还记得上次学习小组里，党支部书记曾警告我们要提高警惕，是吗？"朱太太附和着说。
我不相信小偷爬墙进来，所以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把遗失的东西报告派出所？""没有。"朱太太的儿子向他母亲望了一眼，立即说，"不过我们一定要去报告的。""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告。"我说着看了看手表已过八点钟了。
"不要麻烦你了，慢慢我会去的。"朱太太的儿子说。
"我现在就去。"我说。
我手里拿了那块通告牌的碎片，走向马路顶端的地区派出所。心里想着要是公安局也参与在后面进行捣乱，那问题就更复杂化了。要是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户籍警老李一定了解这情况。我在接见时能从他的反应上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地区派出所原来是个富有商人的私人住宅，他在解放前去了香港。这是所本地区内最大的房子之一，前面有个引人醒目的花园。我沿着梯阶走迸了那座房子。宽大的客厅，已被隔开。前面一部分，有穿了制服的一男一女坐在柜台后面。房间里还放了桌子和一些椅子，分散在各处。一个年龄较大的男子正拿着户口簿在要求登记他从外省来沪探亲儿子的户口。
我在柜台旁等着。直至那位女警察问我："你有什么事'？""我是太原路一号的居民。我来看负责我们街道的老李同志。"我回答她。
"是他约你来看他的吗？""不，昨晚发生了一些情况，我是来向他汇报的。""今天上午大家都在学习，等一会再来。"她说。
"我在这里等他""他们可能要学习很长时间，有时要学习整个上午。"我决心不让她推诿拖延，就说："假如可以，我等着没关系。"她不再说什么，我就在长凳上坐下。有儿个人来登记出生，死亡，及离沪等。我留神观察着公安部门的日常工作，并不时望着那只墙上的挂钟。那天上午似乎时针走得很慢。但我决心要见到老李。十一时后，那扇通向后房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位穿着制服的民警。
"告诉老李，太原路有人来看他。"那个女警察对那人说。
他走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老李出来了。他的态度轻松，身体健壮，和其他一些警察不同。他没有一般公安人员习惯上的阴沉脸色，也没有在态度上使我感觉到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我比较喜欢老李，也尊重他实事求是的人格。但隐蔽在他和善的外表之中，他也比较精明和机警。几次到我家来，都表现得很有礼貌。我发觉他对任何事物，只要目光偶尔一闪，立即就把情况都了解了。当然，他和刚解放时那位大步闯入我家客厅、在地毯上吐痰的青年民警完全不同。
当老李进来时，我站起来对他表示敬意。他请我坐下，另外拿了只椅子柱对面隔着桌子坐下。
"我是住在太原路一号的。"我自我介绍。
"我知道你是谁。"老李望了望时钟，不耐烦地说，"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来向你汇报，昨晚有个小偷越墙进了我们那幢房子。""有什么东西遗失吗？""楼下朱家遗失了两件衬衫，我们家只是把这块通告牌撕碎了。"我将那些纸牌的碎片放在桌子上。老李将那些碎片拼在一起，看上面写着的字。他额上的眉头皱紧了。
"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写这些？"看样子他真的有些糊涂。这样我就明白他不了解我那些络绎不绝的客人。公安部门作为一个机构来说，没有参与袭击我的活动。但我没有排除个别干部，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提升的造反派，在幕后指使的可能。
整个一九七零年，造反派和新结合进来的老干部，在甲匾每个政府部门中相互共存。相互敌视和不合作的气氛中，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原来那一套不恰当的官僚制度，实在已难以使用了。假如在文化革命中新提升的造反派实施一项新的计划措施，那些新结合进来的老干部大多不了解这些情况。同时，造反派肯定不让新结合的老干部恢复他们在文化革命中所失去的全部权力。在许多情况下，新结合的老干部发现自己的职务和地位虽然恢复了，但实际上仅是个傀儡而已。造反派在行使各项权力时只当他们不在场一样。
"许多自称是我女儿朋友的人来看望我，老是谈论我女儿的死亡。我对他们感到厌烦。我是个老太婆，又动过大手术，我需要休息。"我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关心。
"为什么小偷要撕碎这纸牌？"老李指着桌上的碎片问我，"这不像是小偷干的。""朱家告诉我说是小偷干的。"我告诉他。
"好的，今天下午我到朱家去和他们谈谈。"我对他表示感谢后就回家了。
看样子老李并不了解有关我那一串客人的情况，因而我尚不能调查清楚谁在幕后指使打击我的计划。但我从老李没有反对我悬挂那张纸牌通告的事实中得到了一些鼓励。我决定另制一块同样的，再挂在门口。
我回到家里，阿姨已经来了。我告诉她去了派出所，并把纸牌的碎纸片给她看。她说，"这肯定是朱家的人撕碎的。没有小偷从墙上进来，都是些谎话而已。""朱家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她。
"谁知道？"她说。但我想她是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过得很清静。第二块纸牌通告，没有被人打扰，也没有人敲锁着的大门。
第二天阿姨走后，我的决定要经受考验了。席的母亲来到我家门口。我以为她看了通告会回去的，但她没有走，反而敲门叫我。我虽然难以不理睬我的好朋友，但我必须这样做。接着她又日叫我，然后她就走了。
那天之后，我的外甥女带了她的小儿来了。她是我已故妹妹的女儿。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她的家庭出身问题，曾遭受到很多不幸，结果使她变得神经过敏而胆怯，她害怕得罪造反派。因为我进过看守所，她迟迟不敢来看望我，农历新年我叫阿姨去请她来我家的。所以我听到她在门外叫我，感到很奇怪。然而我仍没有去理她。过了一会，她也走了。
我怀疑席的母亲和我的外甥女两人，都是受人指使来试探我那张通告的。但我不能完全肯定。为此我决定去看望我的好友。
在我向席的母亲解释清楚为何我不能开门的理由后，就问她："你有没有读过我的通告？""是的，我看过了。但是……"她凝视着我，吞吞吐吐地没有说下去，好像她心里有话不能说出口来。
她不能自己说她是有人指使她来看我的。可能是因她感到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她怕我脱口而出随便告诉别人。她低着头看样子非常准为情。
过了一会，她说，"你对那些客人，各忍一下不是更好？晚上睡不着，你可长期服安眠药。为什么要和人争论？你不害怕他们吗？""不，怎么这样说，我可不怕。我要向他们反击。否则我会被气死或折磨死的。"我告诉她。那时我即使这么说，我仍感觉怒气在从胸口喷出来。由于我女儿的死亡，使我比在看守时对造反派的仇恨更深一万倍。向他们进行反击，至少能使我得到一些安慰。
席的母亲对我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爱慕你。假如我说过一些话或做过一些事，是我平时不会说的或做，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生活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我们不能永远显露自己的面目。""喔，是的。别担心！我完全明白。"我说完就告别了。
她陪我走到马路上："你同意我对人说因为我身体健康情况而不来看你吗？你知道我有严重的心脏病。""当然。我会因为见不到你而挂念你的。但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不愿使你为难。"我说。
"你能理解我，那太好了。我希望这种时间不会太长。你己要保重。"看样子她似乎放心了。
每天下午，我继续坚决对没有事先预约好的来访客人拒绝开大门。大德从未向我提出有关门口纸牌的事。要是他在下午来我家，他总是事先小心地和我联系好。这样，两星期之后，就再也不见这些客人来访了。
但是这些人要打击、陷害我的行动仍未停止，不过从我家里转到马路上就是了。有一夭，我从外面散步回家，忽然一大群小学生围着我大叫："特务！帝国主义的特务！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自顾自地走着，没有去理他们。但有两个大胆的学生拦住我的去路，继续对我大叫。我不能随便将这些孩子推开。所以就停下来，轻声对他们说："跟我来，让我们好好谈淡。"他们都逃走了。我到居民委员会去诉苦，但他们说除非我能说出孩子们的名字，否则他们便没有办法进行调查。
这种反常的情况天天发生，好像那些孩子在那里准备对我进行侮辱。我把每天外出散步时间更动，有迟有早，但结果仍然一样。这些孩子总是等在那里，而远处也总是立着那个推自行车的人。每当这些孩子开始高声大叫时，那人便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虽然这些孩子使人讨厌，也会引起马路上的行人向我盯着看，但我仍没有放弃每天外出散步的习惯。我只是不理睬这些孩子，好像没有见到或听到他们一样向前走着。
两星期后，阿姨又发现有人用粉笔在大门上写着："一个狂妄自大的帝国主义特务住在这里。"她很恼火，要想用一块湿抹布揩掉。
"阿姨，让它留着。"我对她说。
"这太欺人了，"她说，"我们门口的过路人看了会怎么想呢？""他们爱怎么想就让他们怎么想好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已习惯于看到这种讯息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是有许多这样的大字报贴在人家大门口吗？"我按照我经常外出的时间上街，也看到那个推自行车的人立在对面马路的人行道上。他离开我不太远，我能看清他是个三十来岁留着一头乱蓬蓬黑发的青年。我也看到他自行车上有一个发亮的黄色鞍座套子。当他看见我出来，便骑上车离开了。我没有对那门上用粉笔写上的讯息看上一眼，就关上门出去散步了。
过了几天，一场大雨把门上用粉笔写着的字洗刷掉了。不久那些孩子也对他们的把戏感到厌倦。最使我感觉有趣的是虽然大德每天来时必然看到大门口用粉笔写着的字，但他却从未向我谈起此事。
我安静地度过了几天。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我从看守所释放回家的两周年。那天在初春温和的阳光下，我坐在凉台上打毛线，读唐诗。到了下午，我想起在牢房里度过的日子。回忆起每个看守及审问员，就再次使我感到在看守所里所遭受的寒冷、饥饿、以及痛苦的刑罚。我看着那将终身留在我手腕上的伤痕，使我感到好像我虽然已不是被禁闭在监狱的牢房里，但是我面对着被迫害的斗争尚未结束。我的对手仍徘徊在四周，我得继续加强警惕。
我心绪不佳，不愿外出，因而也打消了下午外出散步的习惯。以后两天，连续细雨。当天气转晴，太阳高升时，我急着想外出活动。
"你想出去散步吗？今天天气很好。"阿姨离开时这样问我。
"喔，当然我今天要出去的。"我告诉她。
"我想你把那旧的拖地木柄[4]带去，到合作社去做个新的。""需要将那旧木柄带出去吗？""是啊，外面缺少木柄。你不把旧的带去，他们不肯给你新的。"下午三时是我外出散步的固定时间。我带了那根旧的拖地的木柄，出发到一家合作社去。那里有几个附近的家庭妇女在打零工，赚些额外的收入。开始我未发觉是否有人跟踪。但当我走下人行道准备过马路时，突然感觉有东西在我背后重重地将我打倒在地。我背部着地，平躺在马路上。这时对面有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接着当刹车尖声响时，有一个人把我拉向一边。那辆公共汽车慢慢地从我的拖地柄上滚过，将它压碎了。那位售票员从窗口对我大嚷："你为什么走路时不向前看看？你要自杀？"然后那辆公共汽车便加快速度开走了。
接连发生了几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我真感到眼花缭乱，心猛跳得厉害，膝部也在颤抖。
"一辆自行车将你撞倒在地，那人没有停车。"营救我的人说。
"你救了我的命，我将怎样谢你？"我的声音发抖，听起来好像另一个人在说话。
"不，不，是那辆公共汽车及时刹车了。你最好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是否有骨折？"那位好心的人说。
"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感觉有些发抖。请你和我一同回去，我要送你一些礼物表示感谢。可能你愿陪我到附近派出所去汇报这件事故。"我说。
"你没有把那骑自行车的人抓住，派出所不会负责的。我还得去参加一个会议。""你有没有看清那撞我的人？""真的没有，不过我看见他自行车座位上有闪烁发光的东西。""是不是黄色有光的座套？""他坐在座位上，但好像有光在我眼前一闪。""他是不是长了一头乱莲蓬的黑头发？""是的。你认识他？"那人问我。"他是你的仇敌？""不，我不认识他。但过去我曾见到过他。""好，我要去开会了。你自己要当心，他是有意撞你的。马路上很空，他不应该撞你。而且他离开时，把车踏得很快。"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后，他在人群中消失了。
我回到家里，吃了两片阿斯匹灵就睡觉了。那时还只刚过四时。我睡了约有一小时就醒来，觉得全身僵得像块木板，而且又痛得难受，几乎不能行动。好不容易从床上下来，到浴室里。我想洗个热水澡会好一些，但是阿姨不在，我无法准备热水。
那一夜好像过得很慢，我全身又感觉很不舒服。后来阿姨侍候我在床上进早餐。她听了我谈发生的事故很感担心。她可能在私下猜测我是被人有意撞倒的，对她来说也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她曾向人提过我去什么地方的。整个上午，她似乎在淌眼泪。
当她为我准备热水洗澡时，我在床上读唐诗。忽然我想起胡先生和我约好今天下午来看我。虽然我很想躺在床上，但我还是起来整理了房间，因为我没法通知胡先生今天不要来。自从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后，在中国没有人被准许装私人电话。要打电话须到公共电话旁。那里的负责人把我们打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并能听到电话中的全部谈话内容。那负责人经常守在那里，以便把电话机锁上。
胡先生于下午四时来到。我将阿姨在厨房里准备好的茶和饼干拿出来请他吃。然后我告诉他我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差一点给一辆驶来昀公共汽车从身上压过。我预测他会大吃一惊而对我表示同情或仅是对我表示担心。但是他却认真地对我看着说："让我来保护你！假如你同意我来照顾你，我将会多么高兴！"他似乎控制不了感情，说话的声音有点激动。
这意思是否在求婚？我还不能肯定。同时因为我一直把思想集中在考虑我四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对我感到有些意外，好像我的沉默不言使他感觉不好意思。很快他接着说："你认为只有年轻人才能结婚？可能我对你直率求婚使你大吃一惊，是吗？""咳，不，不是这意思。我认为老年人结婚是完全应该的。我想有许多女人能和你结婚会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我对你深表感谢。你向我求婚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我已向我已故丈夫起过誓，我将终身保持陈太太的身份。"他默然微笑着握住我韵手勉强地说："我不认识其他任何女人。我曾等着……但你别介意。我对你这种忠于你丈夫的决心表示尊敬。我对他非常尊敬也很爱慕，他是个好人。"他轻轻地将我的手捏了一下，就放开了。
这使人难堪的时刻过去了。我坦率地回绝了胡先生，但没有使他失面子。这可不是中国人习惯上的做法。
自从那天下午以后，胡先生仍一次次地来看我。他总是显得很高兴，对我也很关心。但他每次来访之间相隔时间渐渐地加长了，直至恢复到他的老习惯，每逢中国农历新年来望我一次。一九七八年他专程来告诉我他已平反，恢复原来工厂里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职务。他在繁忙地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并试行全面恢复生产。
"我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我真想自己能再年轻些，可以多做些工作。要学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惜我自己己不中用了。"他说着。看样子他很高兴，似乎忽然年轻了十年。
一九八0年，我取得护照要离开中国时，我写信去向他告别。他立即来看我，并对我说他始终认为我是希望离开中国的。但我认为胡先生从未了解为何像我这么大年龄会选择到国外去开始前途不明的新生活，而不愿安静地在祖国的现成家庭里定居下来。
在六十岁的年纪能得到一位富有男人的求婚，即使不是太兴奋也是愉快的。虽然我的四肢酸痛，但第二天早晨当大德来上课时，我精神仍很好。
我刚吃完早餐，把前门打开，就听到他从楼梯上跳上来。我看了看钟，发现他早到了二十分钟。
"你今天来得早。"他出现在门口时，我就对他说。
"我有件使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你。"他大笑着进了房间，"我可能不久就要去北京了。""真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我问他。
"还没有，但我可能有个很好的机遇。"他隔桌在我对面坐下。
"要不要吃块吐司和茶？"我问他。因为我知道大德总是经常感到饥饿的。
"最好吃些吐司。"他去厨房拿了四大片吐司出来，立即狼吞虎咽地吃完。我不知他是否吃过早餐，但我没有问他。
大德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来问我："你想我们今天能学习这本书吗？"我看那本书是埃米菜·皮斯脱的《礼仪》。
"你为何要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人没有用。""是没有用的。除非那中国人成为国外机构的外交人员。"他说。
"我明白了。"我说，"那就是为何你要去北京？你是否要到外事学院去培训当外交家？假如是这样，那祝贺你！"阿姨来后，立即刭我房里，"你今天感到好些吗？"她很关心地问，"你是否仍全身酸痛？""谢谢你，阿姨！我好多了。"她将桌子揩干净就出去了。大德问我，"你病了吗？''
"我被自行车撞倒，差一点给-辆公共汽车轧死。我以为你早知道了。"我说。
大德的脸发红了，气呼呼地说："我怎么会知道？你以为你所遇到的一些不幸事件中，都由我在幕后指使？""不，我并不认为你在幕后指使。这样你的功劳太大了。"我告诉他。大德一怔。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感觉难为情。"我认为你并不知道，只是常听人说而已。我想在我所发生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故后面指使的人很信任你。""你不懂。你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义务密探？他们并非都是的。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总之，好人常常会被迫做坏事，而坏人也能做些好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为你所做的事情。那也没有问题。我只能说我并不是块石头。你对我很优待。我常常想除了我母亲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比你待我更仁慈。你想我会准许别人用自行车将你撞倒被公共汽车轧大德很痛心地说。
"天啊！你太傻了！假如人家真的不告诉你，那可太糟了。除非你已不再受人信任，那是不可能的。"我讥讽他说。
大德问我："你能肯定这不仅仅是个事故？""马路上没有车辆，他不可能撞着我。不过那辆公共汽车恰巧开过，倒可能是巧合。""我看整个情况都是件事故而已，"大德争辩说。
"不，这个人我过去曾看见过。那位把我拉起来的人说那个人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车子座位上有东西闪烁发光。"从大德流露出来的神态，我想他知道那人是谁。过了一会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要是我给你一点警告，你会生气吗？""你说吧！"我将背靠在椅子上，做出洗耳恭听的神情。
"你是否明白有些有权力地位的人敌视你的耐力和勇气？他们觉得你藐视他们。这些人希望人们重视、害怕和尊敬他们。然而他们却感觉你在嘲笑他们。你为何不停止对他们进行藐视，随时悠然自得地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怎样表示'满不在乎'？"我问大德。
"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不要有任何反应，不要生气。看看你贴在楼下门口的那张通告，在中国没有人会干出那样的事。一个人的家如在英国，可能是所城堡，但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你为了不让人随便来看你，就不让阿姨在下午留在家里，这样自然会有人怀疑你有什么企图。你可知道阿姨搬出去住了，房管所可以收回那间空着的房间，分配给别人？""那里没有浴室，搬进来的人不能经过我的房间去浴室，他们能吗？"我问大德。
"你对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实在一点也不了解。"大德说，"上海有许多家庭的房间里没有浴室。你应该明白房管所没有分配另一户人家到你那房间，是对你的特别照顾。""你可真把我弄糊涂了。我为什么一方面要受人攻击和迫害，而另方面又要得到特别照顾？"我问他。
"我只是忠告你别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现在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由许多有权力的人在执行任务，他们不会长期同意你这样做。特别在目前，各种情况非常复杂。你得记住，有些人是同情你的。他们知道你是个受害者。他们对你女儿的死亡，深表遗憾。希望你能谦恭退让些，政治斗争正处在非常激烈的阶段，为何要寻求更多的痛苦？""好的！聪明的大德！我一定听你的话，要谦恭退让。但这样做生活会太无聊的，会吗？""不，生活不会感觉无聊。有许多新的事情会发生。"大德说。
"例如大德要到外交学院去培训成外交家。"我转变了话题说。
"我不是到外交学院去培训。江青同志说外交部要改组，忠于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教导的男男女女都要分派到那里去工作。她说'要掺沙子'。外交部长期在陈毅和周总理控制之下，它已成了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王国。无产阶级必须打进去。""你去北京后就要出国吗？"我问他。听大德所说，我想江青要接管外交部。
"那我可不知道。江青同志要将造反派分配到国外每个领事馆，这肯定会产生许多阻力，将会有斗争。但有人支持，她会成功的。上海送上去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希望我能被批准。我的英文水平比名单中其他人都高得多。""我希望你能被批准，大德。这将使你有个突变，将会比你现在混杂在造反派之中好得多。我看他们只是一群流氓。"大德的脸又红了，但他没有为他的同志和我争论。
整个上午我们学习了《礼仪》的基本原则。当大德离去时，他在兴奋地等待着他的光辉前程。他为造反派服务了这么多年，他深信自己会得到奖励。
整个一九七五年，报纸上揭发批判运动热浪滚滚。当一项题目批完以后，另一项又起来风哮雨嚎。当人民对圣贤孔子的怒气在减少时，另一种揭发批判的新题目又出来刺激他们了。极左派就这样树立了他们所谓"革命动向"，使他们的热锅永远保持沸腾。
有一天，仅有四个版面的上海《解放日报》，用整整的一版刊载一篇文件，批判一位著名意大利制片商安东尼奥尼所拍的有关中国生活的电影。我们的学习小组里，朗读了这篇文章，把安东尼奥尼的罪行批判得体无完肤。我们过去从未听到安东尼奥尼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曾来过中国上海，并拍过这部电影。而且那部电影从未在中国的影院里上映过，因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我仔细阅读了那篇从《人民日报》转载的冗长文章。后来才渐渐地明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目的是针对批准他来中国拍电影的人。那篇文章断言安东尼典尼所拍的每个镜头都是揭露中国的贫困、落后及其他种种丑恶面貌。这些反应出那些准许他来拍戏的人的反动思想。这部电影也曾被几个国外中国领事馆放映招待来宾。中国的政治由人杂谈和窃窃私语。不久糖就明白攻击安东尼奥尼的真正目标是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他们两人批准他来中国拍片，当然他们也要对海外领事馆负责。
像这种反击安东尼奥尼的情况很多，多得无法记录。所有这些揭发不是影射周总理，便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他当时正在尽力恢复工厂及农村公社的生产。
有一天，除大德之外，仅留着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上海共产党的头头张春桥，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老伙伴曾说："我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低产量，不要资本主义的高产量。"农村的左派执行了他们的政策。宣称："我们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了不愿落后，其他左派也宣称："我们要社会主义的误点火车，不要资本主义的准时火车。"在这种气氛之下，工人不敢勤奋工作，农民不愿下地干活。火车、公共汽车、甚至驴子都故意减速，使他们都误点到目的地。原已呈紧张状态的国民经济又一次受到挫折。由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以及在文化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密布全国的左派组织网，促使"左派"领导破坏邓小平要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把它踩在脚下。各种报刊的大标题及扩音机每天尖叫着，"反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左派"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定案"，意思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定为"走资派"，这"文化大革命的定案"不能因为一九七三年邓小平的平反复职而废除。因此政治气氛更趋紧张。任何惹起"左派"不满的行动都被认为是"企图对文化大革命翻案"。他们并利用这口号来停止再为老干部平反。中国人再一次要低着头，轻轻地用脚尖步行，以免涉足于危险之地，也不敢表现任何不全面彻底服从的行为。
四个现代化计划，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及军事现代化，首先由周恩来总理提出，后来由人民代表大会采纳。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四周"左派"的宣传战术，继续努力促使中国人民生活正常化，并实施"四个现代化"计划。大学院校恢复入学考试制度。但是为了对"意识形态论"让步，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必须先经过一个时期在工厂或公社的体力劳动。那些"左派"针对邓小平要恢复入学考试的决定，在毛远新当省长的辽宁省，树立一个名叫张铁生的"青年英雄"。根据报刊的报道，张铁生参加入学考试时，考卷上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但在考卷背面写了一篇文章，攻击"过去走资派"使中国后退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落后状态。他总结说，"我们必须反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张铁生成为"英雄"，那些"左派"的头领要鼓励中国青年向他学习。他被送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警告"人民"反击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性。因为辽宁省省委书记毛远新是江青的亲信，中国人民才明白张铁生的事迹全是由"左派"头领编造出来的。那个青年张铁生仅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
这样又一次使读书或研究任何科目，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成为禁忌。除大德之外，我仅有的另一个学生是个胆小的女孩。她非常害怕读英语。我叫她留在家里复习，只要常常当作客人来看望我，让我为她批阅作文。我也告诉大德不要在固定的时间来上课。
有一天晚上，我在花园里割除积霜前的玫瑰花枯茎，看见朱太太在工作的儿子立在大门口送一个男客人。他回来时，问我是否能和他谈谈，我便请他上楼。
"你看到我送的那位客人吗？他是王洪文副主席的亲密好友。一九六七年王洪文组织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打倒上海市委及市委书记时，他是王洪文的亲信和得力助手。以后他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每次王洪文来上海时，他总是被请去喝酒进餐。"当他对我说这些话时，小心地注意着我的反应。
显然他还要接下去谈另一些情况，所以我就继续细听，不加任何评论。
"他应王副主席的邀请过几天要去北京了，他目前所处的地位能帮助你。只要他在副主席旁边说几句话；你的问题可以全解决。"他说。
"你想我有什么问题？"我问他。
"一个问题是你尚未彻底平反，另外你的女儿是在神秘的情况下死亡的。我想可能你希望对你女儿的死亡能得到报复。只要王副主席一句话，你的问题能全部解决。""你意思说你的朋友能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帮助，为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问他。
"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不准许的。这不用说，王副主席个人不会对这种事情感觉兴趣。只能说是'澄清问题'或者类似的说法。当然，你得花些钱，但不会超过你能负担的数目。你的钱存在人民银行，他们知道你能付多少代价。而且你还能另花一万元弄张去香港的出口签证。"那青年说。
我听了他这番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著名的"一月革命"造反英雄，曾打倒上海市政府及市委书记，现在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王洪文，竟耽迷于大额的贪污，我也体会到要是我蹈入他们的圈套，我所处的境遇将该多么危险！所以我满脸笑容地尽量用友好的口气对例说："你通过你朋友的关系来帮助我，真是太好心了。我非常感谢你。但在目前我还不想到香港去。至于我的平反问题和我女儿的死亡，我在等待着人民政府到时候会代我进行合理的处理。我随便去惊动像王副主席这样重要人物，去办理这种琐碎的事情，是太放肆了。""你知道中国的情况已经变了？"他有些不耐烦，也很兴奋。他提高了嗓子说，"要是你不在事先和一位干部私下联系好，政府不会给你解决任何问题。"我看丁看开着的房门，向他做了个眼色，请他低声些。然后我说："我对人民政府很信任。那是不会错的，会吗？""要是你老老实实，那你就是个傻瓜！"他像一阵狂风似的离开了我的房间，走下楼去了，并大声关上了我扶梯口的那前门。显然他感到很失望，也有些生气，因为我的回绝使他不能再在此种交易中满足他的要求。我认为他对我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是个直捷痛快的贪污案。但我也不能排除他们在设下圈套要我陷入"企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然后定我反革命的罪名。
几天后，大德来我家时，我对他说："我已有好久没带你去餐厅了。""我们现在就去餐厅。不过最近所有菜单上的好菜都被取消了，它们只供应给外宾。"他告诉我。
"可惜我今天家中只有青菜和面条，否则我就留你在家午饭。"我知道大德最讨厌青菜和面条，因为他在孩提时候家境贫困时，每天吃这些东西。
"你要我帮你准备午餐吗？"他问我。
"菜场里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我说。
"我可以通过我的朋友买到，你想吃什么tt""就买些你爱吃的好了。"我对他说，并给他三张十元钞票，比一个工人两星期的工资还要多。
第二天傍晚五时，大德带了鱼、虾和一只鸡。另外还有一瓶绍兴酒和两瓶啤酒。我叫阿姨留下来帮他烧菜。他们两人做了一顿十分出色的晚餐，有好几样美昧的菜肴。大德在晚餐时喝了绍兴酒，饭后又躺在我唯一的安乐椅上开始喝啤酒。
他懒洋洋地说："你说我是个好厨师吗？""你是个杰出的厨师。我祝贺你！现在你吃饱了，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说。
"你知道，你请我吃晚饭，我得付出代价表示感谢。我愿意回答你任何问题。"大德慢吞吞地说。
"别需要学习当前的形势。你不应该说的可以不必告诉我，但我很希望听听你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我告诉他。
"我不是曾对你说过当前政治斗争形势已趋向决定性的时期。它关系到共产党及政府未来的路线问题，关系到我们能否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再向前进，还是回到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政策。""什么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政策？""就是邓小平在执行的。""我想那些宣传所攻击的对象是周总理。""邓小平是按照周总理的意志执行的。周总理得了重病，你是知道的。现在争论的问题是谁来继承周总理的职位。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总理他自己和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希望邓小平继任总理。现在的运动是动员全国人民，要他们铭记如果邓小平当了总理，他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右倾翻案。"大德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