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朱家虽说已获平反，但我们在社会上地位尚属不稳，因此我们愿与这些新邻居和平共处，甚或尽可能给予他们各种帮助照顾厩，以提供他们方便。比如，我们让他们把食物置放在我们冰箱里，还借给他们扫帚拖把之类。那位女造反起家的干部，没将那小棚屋安在我们花园里，已是谢天谢地了。假如她要这么做，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能弄堂里其他那些不属过去的阶级敌人或资本家之类的，便没我们这般驯服了。因为鲁英跟我和朱太太为此打了招呼，而居委会也告诉大家，说那幢住宅大楼正在营造之中，是专供这些拆迁户居住的，待大楼竣工，他们就将搬回去了，这条弄堂就会恢复原状的。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接待了好几位来自国外的亲友，其中包括我的妹妹海伦及她丈夫。当我在文革中大难不死的消息传到欧洲及北美后，许多朋友都给我写信问好。一九八零年七月，我收到老朋友约翰·埃特斯爵士（sir.ohnaddis）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访问中国，并在八月份抵达上海。他问我，届时能否与他见面。约翰·埃特斯是个汉学家，他很欣赏中国文化，对此颇有研究。我与丈夫早在四十年代就结识他了。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任英国驻华代理大使时，常来我家作客。后来他任驻菲律宾的英国大使时，我们也是常有交往的。一九六五年他到中国来休假时，也来上海看望我。也是位有名的瓷器收藏家，他的许多收藏品，都赠给大英博物馆珍藏。我很愿意听他对我所收集的珍品的评鉴。
一九七二年我还在因监时，在报上读到，他被派往北京任首席大使的消息。一九七三年我出狱后，当时的形势，无法使我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在一九七四年，还是从报上得知，他离开北京告老退休了。这次收到他的来信，我当然十分希望能与他见面；但我又不愿此事令政府对我生疑，以至影响了我的出国。因此，在答复约翰以前，我就去向户籍警老李请示了。
我在派出所找到老李，他从里面办公室出来，隔着桌予在我对面坐下。我说："我收到一封原驻北京的英国大使一封信，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将要来上海访问。现在他写信来问我，能否与我见面。"说着，我便把他的信拿出来逐字逐句地译成中文读给他听。
老李听完后，一言不发。我便问他："你看我应该见他吗？""那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私事。"老李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见他？"我又问他。
"假如你不见他，他不是会觉得很奇怪吗？"老李说。
"你认为，我应该与他见面？"我说，试探着他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没这么说。要不要见他，这纯属你个人的私事。"他颇显不耐烦地说。
"我想听听领导的意见。约翰·埃特斯是一位大使，不是那种教师之类普通人，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告诉老李。
"我不能对你的私事发表意见。"老李说。
"好吧，既然这样，我还是写信告诉他我不能与他见面。"我说。
"我又没说你不准见他。""那么我应该见他？""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老李说。
我蓦地悟过来了，我这是给老李出了个难题了。我已领会，他是同意我与约翰见面，但又不愿负公然表态的责任。因此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要与他见面。"。
老李笑着说道："那完全由你个人决定。""你看我可以请他来吃饭吗？'，我问他。
"你那阿姨做的莱，适宜招待一位大使吗？另外，你们门口外那些小棚屋怎么办呢？他在文革前来过你们家，这样一来，他对你现在的居住条件又会有什么想法呢？"他在不觉中提醒我的几句，倒显得很实在。
"好吧，那我带他去饭店吃饭。谢谢你对我的提醒。"我从条凳上起身打算告辞了。
老李也起身说："我又没说什么，"他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私事。""反正，我感谢你听我汇报了这件事。至于约翰来沪的具体日期，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我说毕，就回家给约翰写回信了。
七月底一个炎炎的暑日，我收到一份来自公安局的印刷信，通知我去面晤。待我赶到那里，接待室除了我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他显得很是焦虑不安，一味在几张长凳间踱步，并不时撞在那些凳角上。看见我进来，他就问我："你来这儿是领取护照吗？"我点点头坐下。他在我跟前站定，紧张地问："你想你会被批准呢，还是被退回？""我想很快就会知晓了。"我说。
"如果被退回了，还可以再申请吗？"他问我。
"还是坐下来安静地等着吧，我不知还可不可以再申请，待轮到你时，可以去问问他们。"我跟他说。
他兀然坐下，双目却紧盯着那紧闭着的房门。门开启了，他猛一下跳了起来。但叫的却是我。显然，他比约定时间来得早了一点。
我随手关上门在写字桌前坐下，将那封印刷信摊在桌上。
那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申请去美国的护照吗？""是的。""你去旅游的目的呢？"他问。
"我去探望我妹妹，为了亲人团圆。"我说。
"你还想游览其他国家吗？""是的。一路过去，我想看看加拿大及欧洲的朋友。"我答道。
"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吧？""到处都有朋友。"他拉开抽屉，取出那份我盼望已久的护照说；"你的申请批准了，给你护照。政府希望你们能早日与亲人团圆。你可以去美国看望你妹妹，也可四处转转看看你的朋友。见到他们时，动员他们来中国看看，跟他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新变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情况。让台湾台胞也回来看看嘛，他们完全可以来去自由。""我在台湾没有熟人。"我说。
"那你就动员在香港的朋友们回来联营合资嘛，动员大家回来看看。"他说。
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瞥了一眼护照上的照片，以核实一下有没有差错。
"你一到美国，就向当地中国领事馆报到注册。"那人对我说。
"我妹妹住在加州，那边没有中国使馆。"糟说。
"那地方没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他似有点不相信。
"我妹妹住在郊区。"我说着就走了。
在门口，我与那急撞而入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
下一步，就要去美国领事馆签证了。为了避免大清早候在门口排队，我就给上海渣打银行经理，一位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打了个电话。那个时期，要造访外国居民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不是在外资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是不敢轻易这样做的。
我是经过好几天的深思熟虑，才冒险来到圆明园路渣打银行办事处。在四十年代初，我与丈夫，曾和英国及香港的渣打银行分行有过来往。目前这位继任的经理，对我们应当还是有印象的。文革以前，他们来过我家。因此我到那边，那位年轻的英国经理又惊又喜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香港和英国的银行工作人员，曾听说我已在文化革命中身亡了。并说，我的死讯，已被美国新闻记者斯旦莱·卡诺（staneey karnovr）写入他的著作《毛泽东和中国》（mao and china）一文之中。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韩素音，在她的自传里记载着此事。
我请他立即转告香港分行，我仍活着，而且健康无恙。然后，我请他在美领馆托个熟人，为我特约个时间办一下签证。他说，美领事馆的几个职员，都与他同住一幢专供外国侨民居住的公寓里。他会把我的情况转告他们的。
两天后，我去美领事馆取得了签证。
11月初，约翰·埃特斯爵士抵达上海了。我告诉他，我确定在秋天离开中国。我俩坐在宾馆宽敞休息室内两张安乐椅上谈着话。在房间一端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服务员，他可以对我们的举止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他是听不清我们的谈话内容的。但我没提及自己的囚禁和女儿的死，我只是跟他谈了一下有关我的平反及曼萍的追悼会之事。我也告诉他，我的文物瓷器已被归还了，并已将其中十五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他问是否可上我家看看留存下来的珍品。因为他在一个中午将有一次官方的宴请，我请他在同一天去东风饭店晚餐。东风饭店是过去的上海夜总会，典型英国式的格局，曾享有"东方最长的酒吧"之称。我说："我看看，可否在餐后安排一下请你来我家。""我想看看，你最近几年是怎样过的。"约翰说。
当我告诉老李，约翰先生已抵达上海，并已与他会晤过后，老李就问我："你有无把你自己及女儿的遭遇告诉他？""他对文化革命已十分了解。他自己就驻在北京，当然对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会觉得奇怪了。"我跟他说。
"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老李说。
"我知道他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包括党员。我想他对中国实在很了解。""他对中国友好吗？""噢，非常友好。否则，他怎么会被邀请来华呢？"老李显然松了口气。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将约翰先生作为朋友接待，这是很不一般的。""我今晚请他在东风饭店赴宴，同时还请了渣打银行经理，还有两个中国朋友。可以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为了尊重他，是必须再请几位陪客，他是位大使。"老李说。
"他想在晚餐后，到我家里来看看瓷器。我该怎么答复他？"可怜的老李着实吓了一跳。"哦……"他紧皱双眉，抚着自己下巴似在寻思什么。我知道他想到那些小棚屋了。
"要知道，约翰先生在北京南京都呆过，那些比我们门外的小棚屋更糟糕的地方，他都见识过了。"我提醒他。
"对，你说得很对。反正，你不能拒绝朋友到你家的要求。晚餐后，就带他来吧。你们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老李问我。
"大约九点左右吧，可能还要晚一点。"我说。
那晚，当我与约翰及渣打银行经理，坐了出租汽车来到我家时，我发现整条弄堂都杳无人影。小棚屋外，也不见晒有衣物之类，连收音机声都消寂了，堆在在我家门口的杂物，也都搬走了。弄堂里洗刷得千千净净。约翰在凉台上伫立一会，往花园四处张望一下，直夸我的住处很安静。他说："你过得比我想象得要好多了。"我没跟他说，可能老李已命令棚屋里的居民，要静静地呆在家里。
我将约翰的来访如此这般写出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老李表现得很有意思。我是在他管辖地段之下，他本不需要费这番心思的。因为本应当是我按他指示办事的。几乎大多数干部都是只会指手划脚的。当然，老李是个颇通人情的户籍警，因为他本质上是很善良的。
在我一一取得过境国的各国领事馆签证之后，我要求上海旅行社为我在杭州附近的莫干山租一幢房子，我想在山上作为期两周的隐居。不论我在这里的遭遇如何，但当我面对告别上海这个事实时，我还是觉得十分伤感。中国人，都持有浓厚的乡恋，不论我们走得多远，离开多久，但最后总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吧。不过，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我宁可客死他乡，死在任何愿意接纳我的国家。现在，我马上要离开了，我觉得内心十分惨然。在我掀开生命史中崭薪一页之前，我要通过祈祷和自省，来调整内心各种矛盾凌乱的思绪。
由莫干山回上海后，妇联的学习小组特地为我召开了欢送会。我们的组长在小组中宣布了我将赴美探亲的消息，随后我也作了个简短的发言，对妇联能给予我在这里参加学习的机会表示感谢。我赞扬了她们的才智、她们的爱国心及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还表示她们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令我受益非浅。其他几位学员也相继发了言，她们要我转告海外亲友有关中国的新变化，并动员他们回来观光。何同志告诉大家，我已定好了新开航的沪港航线的船票，并邀了几位小组成员届时与她一起为我送行。
一九八0年九月二十日，我告别了上海。因为没有政府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一般送客是不准进入码头，因此只有何同志和五位小组成员，以妇联的代表身份来送行。她们开着一辆新近由日本进口的小面包车，将我一直送到码头上。这里对旅客出境所持的行李及外币，控制得很严格。因此我只携带一只手提箱和一只拎包。手袋里只有从中国银行外汇部兑换来的约值二十美金的港币，我在银行的存款和其他物品只能留下了。待我们抵达码头，天开始飘起蒙蒙细雨了。这时，即使何同志持有官方的证明，但那几位学员仍未能被准进入候船室。，我只得在一片凄迷的雨幕中，与她们一一告别。她们祝我旅途愉快，早日与妹妹团聚。谁也没提及我的回来。想来她们也估计到，我是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这里留给我太悲惨的回忆。
好久，海关的办公室才开门。旅客都涌了进去。我的皮箱皮包经过海关人员的仔细检查。他们也察看了我的手提包，查核了港币的金额。完了后，我随着人流上了一辆小型巴士，把我们送上停泊在相当距离之外的轮船边。
雨越下越大，夹着闪电，瓢泼而下。我既无雨衣，也没带伞，只得顶着大雨，手持行李，踩着给雨水冲得滑溜溜的舷梯，趔趄地上了船。这是中国政府买来的英制轮船，经改装后行驶于沪港之间。我住的是特等舱，里面设有淋浴室。我换下淋湿了的衣服，冲了个淋浴，再回到甲板上向上海作最后的一瞥。
起锚了，为了转向，船缓缓往上游开去。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着的亚细亚大楼乃至我办公室的窗口。往事已成为梦幻中的浮云。船速加快了，直向吴淞口驶去。待它到达吴淞口时，已雨过天晴了。
回顾以往，我曾有好几次乘船出国的记忆。每次都像现在这样，伫立在甲板上远远眺望着，任凭海风不住舞乱着我的头发，怔怔地望着故地的海岸，渐渐在眼帘中消失。但哪一次，都没现在这般令我断肠。一九四九年四月，为了答应丈夫的要求，是我亲手把曼萍从香港带回上海。她的惨死，我相信是命中注定，摆脱不了的。命运注定我们要在那惨无人道的岁月里，与国家共患难。这是在劫难逃。为此，我总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负疚。我希望此刻应是曼萍站在甲板上冉冉离去，开始她生命中新的航程。毕竟应当让老人先离开人世，年轻人应该活下来，这才是自然法则。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但我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不过，这不是我的过错！
跋我在大型喷气客机的特等座舱里，进行着横贯太平洋的旅行，从而开始了几曾中止的我的西方生活方式。机票是我以前服务的雇主--亚细亚石油公司送我的。
我在午后，由香港登机。起飞后，一位金发碧眼的空中小姐，俯着身子问我："你要'碧血玛丽'还是'螺丝钻子'？"我肯定是显出了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态，因为她身后的一位年轻先生对我说："或许，你还是要一杯香槟吧？"这时我方才明白"碧血玛丽"只是一种饮料。如此看来，"螺丝钻子"，也不是那种旋转铁钉的工具了。
在我礼貌又有点结巴地谢绝了那位年轻先生的香槟后，那空中小姐微笑着递给我一杯清橙汁。
我花了差不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四处寻亲访友，试图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加拿大是我定居的第一个国家，我在美丽的首府渥太华住了两年。但那边漫长又寒冷的冬季，对我的关节十分不利。一九八三年，我南迁至华盛顿，那里的气候与上海很是相似。我在那里买了所房子住了下来。我一面力图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级市场的购物及银行自动储存提款种种，另外，我便开始我的写作。
在华盛顿，我每天都可凭着自己心愿安排日子。我不必征求任何人应诺就可以四出旅游，并有各种丰富的商品和笫一流的服务供我享受。在美国，"后门"只是走入居家住户的厨房的途径。我可以与朋友坦率地谈论任何话题，而不必考虑自己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准确，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有人曲解或误会我的谈话。在这样轻松的无拘无柬的气氛之中，我觉得十分舒坦快乐。最让我欣慰的是，这里有那么丰富的书本杂志。报纸上的报道也都是人们所关切和感兴趣的，还有就是意趣相投的朋友之间的交往互访。
我的生活丰富又忙碌，只是不时内心会萦绕着一阵伤感。特别在黄昏，当落日渐渐西沉，而我的体力也开始渐显疲乏之对，一种惆帐有失及阵阵乡愁之感会袭上心头。但待次日清晨，我仍准时起床，乐观地和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富有启迪和信心的又一天的开始。
在写到女儿之死及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悲痛经历时，我心痛得厉害。这时，我不得不暂时丢开稿子而去做些别的什么事，使自己内心慢慢平静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写下去。因为我总觉得，有什么强迫着我，要把心中的话一吐为快，以便让那些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了解我在中国的生活。与此同时，我那些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刹亚、加拿大及这里的许多朋友，也鼓励我写下去。我特别要感谢一位退休记者柏盖·特狄（peggy durdin）。她与我是四十五年的老朋友了。一九八零年，我去加川拉尤拉看她和她丈夫，在她那摆满东方古董的宅第里，她是第一个建议我把我在文革中经历写下来的友人。且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不断指点我鼓励我一鼓作气，坚持下去。
我的中国护照早巳过期了，我没有去更换，美国移民局及归化服务处已发给我证件，我可以出国旅游。我希望不久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适宜住在美国。这里有经过大屠杀而幸存的犹太人，坐过监狱的持不同政见者，乘船投奔而来的越南难民，还有反对暴君的政治逃亡者。在这样的人中生活，我不会感到孤独。我也相信，要是上帝，在天堂中辟有特殊的一角，专门安置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话，那么我的女儿曼萍，在那个世界之中，一定也不会寂寞的。
我虽然已决定做个美国公民了，但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故国的未来及中国老百姓的幸福，依旧时时牵动着我的心绪。我总是细细阅读来自香港及中国的报刊。就是读美国的报刊杂志。我也十分留心那些来自中国的驻外记者的报道。此外，我的一些邻居朋友也为我收集散见在其他城市的报刊上的这方面材料。我还仔细阅读上海的朋友们送来的中国政府发放的文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千里迢迢飞去香港，会见由内地来港作短期访问的亲戚。
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对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而出现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我常常回顾中国在极左路线统治时代所浪费的岁月及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疯狂。我为许多无辜牺牲者难过，很高兴听到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文化革命一是场大灾难。
对那些处于贫困，然而已醒悟了的中国老百姓来讲，那些过时的口号也已失却号召力。共产党为了唤起人民群众的热情，只能诱发位们的爱国心，教诲人民群众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工作，从而使中国恢复历史上有过的繁荣，并在国际上取得相应的地位。作为一种激励，共产党应诺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
自邓小平作为最高执政者以来，已有五年了。他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基本已取得成功；海外商人及旅游者，潮水样涌向中国境内；中外合资金额，巳达几十亿美元；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业生产率有了惊人的增长。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有少数工作勤奋又聪明肯动脑筋的老百姓，已经富裕起来了。自一九八四年城市改革方案实施以来，共产党领导表示，再过三年，中国将出现新的经济结构，包括中外合资、技术合作以及劳务输出等等。国营工业将重点依赖市场的供求规律而非中央的严格计划。小型私人企业，主要是指服务性行业如饭店、成衣业等，正在日益发展。对于这种新体制，邓小平及其部下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改革政策的实施，也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有些老干部，认为邓的政策背叛了马列主义及共产党的革命原则。也有些反对的人，只是因为改革方案影响动摇了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而这种对改革不满而引起的非议，已超过了一般的批评的限度。然而在这种不稳定的政治气候之下，邓仍能不屈不挠，昂然前进，取得了胜利的成果。
自一九八二年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邓小平以优惠条件，完成了奉劝一百万共产党中层干部离休的任务。继而又通过共产党内部整党，将他认为最顽固不化的基层干部清除出党。自一九八五年年初以来，他调动了国务院几个干部的领导人的职务，并在全国廿九个省和自治区中，任命了廿六个中青年任省长和省委书记。一九八五年八月份，他竟完成了改组军队的艰巨任务。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举行一系列会议时，他要求位于梯形顶峰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老年共产党领导"自动'提出离休，提升一批忠于改革政策的中青年共产党干部继任他们的职务。
不断变化，是共产党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成份。中国领导人在进行任何试验时，总准备着老百姓们矫枉过正，不论是自由化还是集体化。在共产党执政的三十六年中，其政策就像只钟摆左右不停地摇摆着。然而目前的中国与过去有着显然的不同，就是目前的中国不再因被文明的国际社会所抛弃而孤立。世界舆论及中国对世界主要强国的政策，直接影响着他国在中国的投资。对外贸易能够而且已经影响了中国各项大事的进展。中国与世界各国接触交流的增加，使中国对它们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现在，中国有许多青年在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回国后，有一天总会在各个领域里担任重要工作。现在中国更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人民心目中自我形象的重要性，并迫切希望能投下一个较佳的印象。那些希望中国安定发达的人们的赞誉声，终将响彻四方。
这是一个应该被纪念的人。她的死，那个世代已成绝响。
郑念晚年接受采访谈《上海生与死》
郑念：《上海生与死》的作者张敏：记者（以下简称问答）《上海生与死》问世十二年后的一个晴朗的夏日，记者走进郑念女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寓所。郑念精神矍铄、温文尔雅，全然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问：我十年多年前读过您的著作，中文版书名是《上海生死劫》，后来又见到有的叫《生与死在上海》，我还见过另一种版本，叫《上海生与死》。您的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永远难忘。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
答：我一九一五年一月生在北京。中学我读天津的南开中学。大学读燕京大学。然我就到英国留学，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英国，我遇到了我先生，他也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念研究生，比我大五岁。我们就在英国结婚。当我们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不能够回家了，因为我们的家都在北方：他是山东人，他妈妈在济南。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了重庆。我先生在外交部供职。后来他被派到澳大利亚，我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我们回到上海，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六岁。
问：就是您的女儿，梅平。
答：对。她生在澳大利亚。到上海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上海。当时，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留在了大陆，英国的经理也要回国了，伦敦总公司让他物色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作经理，我先生就接受了。一直作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患癌症去世。他死后，公司就准备派一个英国人来，但是英国人不会中文，他们就请我去作英国人的助理。一共作了九年。
问：那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您一直在壳牌公司工作吗？
答：这个公司当时已经关了。我本来是调职，调到香港，英国经理已经离开了。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申请去香港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当时在文艺小分队，到山东演出，她是不愿意出国的。好几次我到外国去，我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总说："我不要。"因为她是共青团员。她是很相信政府的了，很积极的。她说我不要出国。尽管她已经大了，但毕竟没有结婚，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我总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来，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么我就不作了。那时我只有五十岁，好像还可以做点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结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开始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问：那当时梅平是在读书，还是工作了？
答：她已经开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了。她是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的。
问：您能不能谈谈梅平的情况？
答：她是个积极分子。学校还给她开过展览会，她是优秀共青团员。当时毛主席提倡"小分队"演出，她就参加了一个小分队。她已经是超龄团员了，电影厂的领导准备培养她入党。每次小分队到各处演出，她都非常积极。他们一面演出，一面还要和工农一块儿劳动。她表现是很好的。我们当时就没有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会倒霉。因为我没有与政府作过对，我在壳牌公司做事，那个公司是经过周总理批准存在的。那时候，像我们这样在上海外国公司作过雇员的都被关起来了，主要是因为四人帮要整周总理，因为外国公司在上海的存在是经过总理批准的。
问：您能不能讲一讲梅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答：好。梅平大概是六四年到电影厂的，是在她电影学校毕业以后。当时在上海、北京、西安都办了电影学校，他们到各处招生。梅萍在中学就经常演戏，所以就被选中去了电影学校。她在电影学校学习了三、四年，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她也拍过一些电影，但不是主角。文化革命前，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结合，她参加了小分队到农村演出，她去了山东。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梅平他们都回来了，参加电影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她没事，因为她是一个共青团员，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写大字报什么的。后来就抄家了。因我是经理助理，把我算成资产阶级。我就被抄家了，抄的时候梅平不在家，她在学校参加运动。被抄家以后，就不准我离开家了。只能留在房子里，一个佣人陪著我，家里贵重的东西都被抄走了。但郑梅平的那个房间他们没有抄。由于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团员。她还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不准我们俩说话。红卫兵看着我，我的床都被他们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来，但是我们不能说话。
随着运动发展越来越厉害，后来她的房间也被抄了，东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关到牛棚里，我非常惦记她，当时还可以让佣人给她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号，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我就不知道她后来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监狱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六年半，在单人牢房里。
问：您出来以后才知道梅平已经不在了？
答：她死了有好几年了。一开始他们告诉我，她是自杀的。当我出了监狱的大门，远远的有一辆出租汽车，站在汽车旁边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干女儿。我的干女儿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分配工作到贵阳。她人矮矮的，而梅平跟我一样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
在这以前，我在监狱里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监狱里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经烂掉了，棉袄的棉花都到边上去了。后背和前胸只剩下两层布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经烂掉了。冬天快到时，我想我又会得肺炎，因为我已经得了两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伤风不断，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来又缺乏营养。我就提出来要求政府用我的钱（那时我的钱都被政府掌握着），买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狱时，我的体重只有八十几磅了）。
六年半是很长的时间，没有什么东西吃。我提出了买衣服的要求，那时候，林彪事件已经发生，中国的情况有点向好的方面转了。大概毛主席也病得很厉害了。我虽然不知道林彪事件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有感觉，因为我们每天都看报纸。另外，看守们在监室里收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前面有林彪写的前言。等到他们把语录发还给我，我发现林彪写的前言被撕掉了。因此，我就想，不对了，林彪出事了。要不然为什么把他写的东西撕掉呢？但是，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天凉了，我冷得不得了。已经开始刮西北风了。到十一月，我就提出要衣服。他们看看我确实需要衣服。结果，有一天，监室的门一开，给我扔进来一个被包。我把被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个棉被、一件棉袄。这棉袄是我女儿的，棉被也是她的。这棉袄我仔细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刚新做的。嗯？穿了六年半怎么还跟新的一样？里子上也没什么脏的地方，不像是穿过很久的。我仔细再看，给我扔进来到东西里面，有一块毛巾。这毛巾正是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女儿用的洗脸毛巾。她很喜欢这条毛巾。怎么这孩子一条毛巾，可以用六年，还跟新的似的？再看，还有一个搪瓷的漱口杯，里面都是干的茶渍。当然，年轻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里面有茶，干在里面了，这不可能，它应该是洗干净后再带进来。
我当时就想，这孩子出事了。在我进监狱不久以后，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这衣裳，她只有这么一件棉袄，怎么可能是这样？我最难过、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我就问那个管理人员。我一喊"报告！"他就来了。我跟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女儿的。"他说："你不是要被子吗？要衣服吗？给你拿来了。"我说："这些都是我女儿的。你们把她的衣服给我，我女儿她自己穿什么？""她是工作人员，她有钱，就不能买新的吗？"我说："这是我给她做的棉袄，她还没穿坏，就去买新的了？这不可能。"我说："你得告诉我，我女儿怎么了。""她好好的嘛，你问什么。"我说："那你叫她给我写一个字条。""不成！不许你们通信。"问：六年里都不准你们通信吗？
答：当然不可以。我还没有判刑。如果判了刑，我就得去提篮桥，真的监狱。我当时是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一呆就是六年。
我说："你们就让她给我写"毛主席万岁"，拿来给我看。这不算通信嘛。"毛主席万岁"有什么不能写的？让她写给我看，我就知道她没事。""不成。我们这没这个规矩。"说完，那人就走了。
到晚上，换班了。我又喊"报告！"一连两三天，我问了好几个管理人员，他们都是这样说。我就越想越不对。我当时就有一种直觉，我觉得我的孩子死了。
还有就是，监狱里有一个规矩，每个月十号，家属可以送东西来，每月一次。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我送东西。一直以来，一到十号这一天，我就情绪低落。因为听著别人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有人送东西，让他们签收据。我却没有一个亲人来。没一个人给我送东西。我妹妹在上海，就是那个共产党员妹妹，我女儿也在上海。怎么都不给我送东西？我想，可能她们是想和我划清界线，宁可不给我送东西。但是，我也想，不见得关在里面的那么多人，家人就不跟他们划清界线，也许有的人也是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于共产党员，他们怎么都可以送东西呢？所以，我一直脑子里有这么个问号。
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她是不在了。所以我出来一看，是我的干女儿，我的疑点就对上了。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统关系，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事情不对。她是死掉了。但是，我还希望，我是错了。我在汽车上就问我的干女儿："梅平怎么没有来接我？"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到房间里，我们再谈。"我想，当著出租汽车司机也是不方便。等开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干女儿就对我说："梅平自杀了。"那时候，在上海跳楼的、自杀的人多得很。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对。第二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代表也来了，告诉我，通知我："梅平自杀了。"这当然是官方的说法。我的书里都写了，我是怎样调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我平反了，别人才敢来告诉我。
他们说，我女儿是从九层楼，在南京路，跳下来自杀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过路的人把她的尸体送到医院，值班医生正好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读了医学院。他一看是郑梅平，而且浑身是伤，跳楼自杀的人不会有伤。她是被他们打死的。
问：那后来这件事情的真相有没有查清楚？
答：他们只说是"迫害致死"这话怎么解释都行。而且，他们等我离开中国（也没有说出真相）。直到我在香港，看见《大公报》（我特别关心中国的事，在香港我还订《大公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订过《人民日报》，现在我才不看大陆的报纸了），那时形势转变了，她那个当医生的同学，才说出来。
我在香港，打开《大公报》一看（当时我离开中国才九天），《大公报》就登出来：上海召开公审大会，有一个人叫胡永年的，他是个工人，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队的成员，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郑梅平。报上把郑梅平的名字也登了出来。我当时马上就明白了。我临走以前，一直盯著公安局，要求他们把梅平的案子弄清楚。他们跟我讲：你放心，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实际上，在我离开上海之前他们已经逮捕了这些人（不可能八天就把这个案子搞清楚）。为什么他们等我走了以后才公布出来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地给我护照，让我出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审的时候他们不希望我在场，因为《大公报》的报道说，受害的人，都是"迫害致死"，六个青年都是出身不好的。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家属除我以外，都在公审现场，凶手胡永年被判死刑，是缓刑，结果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这个结论。他们就知道，假如我在那里，我就不会拥护，我会站起来，要求判死刑，立即执行。因为中国的法律，凡是杀人犯都是判了死刑，立即执行的。结果，这个人在一九九五年，就被放出来了。他从八○年到九五年坐了十五年监狱，我那时候还订《新民晚报》，《新民晚报》报道，胡永年被放出来了，他的儿子孙子儿媳妇到监狱门口去接他。胡永年，这个人的名字我至死不会忘记。
问：那么，关于梅平死因细节就没有从其他的途径上得知吗？
答：没有。政府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说她被"迫害致死"。但是，关于我的事情，他们来给我道过歉的。
问：您的书中说，您出国的时候，是一个人提着箱子，带着二十美元，又是坐轮船……答：对了，我是八○年出国的，那是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
问：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离开中国的那一天？
答：离开的那一天，是这样，在这以前，也就是毛泽东死后，他们就已经叫我到政协去工作，不是在里弄里。政协的成员多是女的，她们也要为我送行，但是，码头不准她们上去。她们弄了一辆面包车，我只带了一个箱子、一个手提包。当时下著毛毛雨，那是九月二十七号。我在码头大门前下了车，她们不能进码头。我等了一个小时，然后是过海关，很多人排着队，他们检查行李非常仔细，费了相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就考虑过，要不要把郑梅平的骨灰、还有我先生的骨灰带在身边。后来，我想不要带，因为他们的骨灰是装在塑料口袋里，我说是骨灰，海关人员也许会认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而担误了事情。所以，我就把骨灰交给我干女儿了。
问：到现在也没有带出来吗？
答：后来带出来了。一九八八年我把他们洒在了太平洋里了。那时我去夏威夷演讲，我租了一条船，把他们撒在了太平洋。我想，太平洋连着上海，又到澳大利亚，也能到美国。
离开中国那一天，我就一个人等著上船，当然我感想很多，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书里的结尾部份，我是这么写的，我说："在我这一生，曾经很多次离开上海，就像今天一样，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和过去都不一样。我心里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儿。照自然的规律，是年老的应该先死，年轻的人应该活着，应该是她，而不是我到别的地方去，建设一个新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祖国，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祖国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确，我站在甲板上流了泪。泪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我的书就是这么结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