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版权页表明，此书印刷了5万册。看来，八十年代的不少人读过这本书。我是后来者，21世纪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据说谢晋当年曾经打算把这部书改编成电影。如果果然做到的话，应该比《芙蓉镇》的冲击力更强。当然，拍摄的难度也更大。
八十年代，读这本书的不少人感叹唏嘘。我想，这些人可能联想到了自己在疯狂岁月的遭遇，感同身受。
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朱大可2009-11-30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用以自卫的符号，以便在遭到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进行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个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的前沿。跟《露莎的路》使用化名的小说笔法截然不同，《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样式。
21年以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本人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在1973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二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之远。这一历史细节，激活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我还记得，在1973年到1977年期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做姚念媛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著名的英文翻译家方平，76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的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里曾经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发表于《收获》杂志）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叙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密友大头展开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侬咯字蛮好嘛！"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母亲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份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的家属之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她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的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乎有些共同的话题。但到了1977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
"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1966年到1967年之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了红色恐怖的迷雾。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她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她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
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本人）、郑念的妹妹姚念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是难以索解的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左翼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经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运动，这夙愿早已化为齑粉，仿佛是一堆被飓风卷走的尘土。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她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1984》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
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原载《亚洲周刊》，发表时略有改动）《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去世记者:燕青|华盛顿2009年11月08日郑念花絮[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郑念女士用英文撰写的，198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革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坛、以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撰写了震动英文世界的[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书的郑念（nien cheng）女士，日前（2009年11月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因病去世，享年94岁。美国之音中文部就郑念女士的生平和著作，采访了同是出生在中国、由于同现政府持不同政见而定居美国的几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包括郑念生前的好友。
中国著名作家、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国的苏晓康先生星期六从他在美国东部德拉瓦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高度评价了[上海生与死]这本书；他说，这本书让中国以外的人了解到了文革时代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念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鲜有的成就*苏晓康说："这两天听到郑念女士去世的消息之后，我想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我不敢说整个西方人，至今对中国文革的认识，仅仅达到郑念书中所提供的这些资讯的程度。大概可以算上的另外一本书是[一滴泪]，巫宁坤先生写的，他是讲他整个右派的经历，但是其中也包括文革。可以说西方读者、西方民众对于文革的了解，就是这两本书而已，没有更多的，因为中国人没有写出来让西方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说是能够听懂的、看得懂的（著作）。"[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郑念女士用英文撰写的，198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革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坛、以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故事令人落泪*著名历史学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教授回忆说，他那个时候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附近，有一个读书俱乐部，郑念的书发表以后，大家都想请她来演讲。余英时先生的夫人找到郑念以后，郑念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从华盛顿到普林斯顿，给俱乐部里普通的美国人讲她的书，讲中国的文革。余英时教授星期天从他在新泽西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余英时先生说："她讲得非常动人，全场的听众都哭了。"郑念原本不姓郑，她1915年生于北京，原名姚念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以后，就读燕京大学，之后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深造，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姓郑的留学生，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两人学成后一同返回当时的中华民国，她的先生先是在当时民国政府外交部任职，1949年以后又在上海壳牌国际石油公司（shell）驻中国办事处担任主管，不幸1957年死于癌症。
郑念夫妇唯一的一个孩子、女儿梅平1942年生于澳大利亚，后来随父母回到中国。
郑念生前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文革期间，她因为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关系被抄家，一开始，因为女儿梅平是共青团员，她的房间没有被抄，但是，母女两个人之间不允许说话；后来运动越来越厉害，女儿梅平的房间也被抄了，并且还被关到牛棚里。郑念说，一开始，她还可以让佣人给梅平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但是1966年9月，她本人被关押以后，母女之间就失去了联系。1973年3月，郑念出狱了，但是她被告知，她的女儿梅平已经不在人世了。
多少年来，梅平的死因一直不是特别清楚，郑念相信梅平是被逮捕和监禁她的那些人迫害致死的。
*情系冤死的女儿、有如天安门母亲*余英时教授说，女儿的死，以及她对女儿的怀念，是郑念著书的主要动力。"她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尤其她女儿的死，这是最重要的，她女儿死，等于她自己也死了一样。她自己在监牢里遭受了无数的打击、迫害、刑罚，但是她都不为所动，但是一听说女儿死了，她整个人就崩溃了。"余英时教授进而分析说："她后来的生命就是为她女儿，她写这本书也是为她女儿，让她女儿可以永生；个人伤痛是最大的，她并没有唱高调，并没有谈国家民族这些大问题。她就是从她一家子被共产党毁灭，她先生也因此而早死；一家人的伤痛，在[上海生与死]当中，一一表露出来了；就像我说的天安门母亲，都是个人有这样的伤痛，不容易忘记的，不可能忘记的。"*不做健忘的民族、不让历史重演*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如果中国目前整个制度没有一个相当根本的改变，就很难有正常化的记忆。他说，中国目前的执政党想要人们忘记文革那一段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但是，郑念的书把那一段记忆变为永恒。
余英时和苏晓康都认为，郑念所秉持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最让人钦佩的。
苏晓康说："她用她个人微弱的一点力量，来跟中国人这种遗忘做斗争，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她知道如果一个民族什么都遗忘的话，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她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她女儿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独立的人格、坚忍不拔*余英时先生和夫人最后一次见到郑念，是2007年，在郑念在华盛顿市区里的家中。余英时先生说，一直到晚年，郑念都一直非常独立，90多岁了，还照样开车。
余英时先生说："她通常都是自己去买菜，自己开车，她90多岁，我们（2005年那次）去的时候，她还开车带我们到旁边的中国馆子吃饭。偶尔有一两个亲戚或者朋友来照顾她，但是很少，基本上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她人品极高，绝对不会向共产党妥协；不会说现在共产党现在有钱了，对你也很好，然后就放弃过去的追求，郑念绝不肯的。如果中国人都能像郑念，第一，共产党不会产生，第二，产生了也不会长久；但是在中国，妥协的人远远多于坚持自己立场的人，这是很大的悲剧。"*抵抗文学的里程碑*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海姆（charles krau thammer）在郑念去世的当天撰文说，[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抵抗文学中的一座里程碑。
他说，郑念有时候讲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需要有"任务感"，而她这一生的"任务"就是在心理上、精神上，永远不让恶势力占上风，而且要为历史做证人，同时还要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悲哀中，勇敢地、自尊地生活下去。
《上海生死劫》为"文革"保存个体档案2010年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香肩担道义，万劫一念，以残躯弱质，向强权讨罪己诏妙手著文章，千红同悲，凭公道人心，为时代作墓志铭（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为"文革"保存个体档案。）2009年11月2日，94岁的华裔女作家郑念在美国华盛顿家中去世。
郑念并非职业作家。1987年在英美出版的英文回忆录《上海生与死》，是她一生唯一的作品。该书为海外出版的首部讲述"文革"的作品，一面世即引发轰动。该书中文版于1987、1988年在国内出版，内部发行，译为《生死在上海》、《上海生死劫》等。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1月生于北京，祖父是汉冶萍钢铁企业的创始人，父亲曾留学日本并任北洋政府高官。1930年代郑念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此她遇到后来的丈夫郑康琪。郑念夫妇归国后，郑康琪先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1950年代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任总经理。1957年，郑念在丈夫病逝之后，受邀在壳牌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文革"期间，郑念被控为英国间谍，被关押近7年。其间她的独生女梅平遭红卫兵迫害致死。
《上海生与死》一书详尽记录了郑念在"文革"中的苦难遭遇。1966年9月27日，在经历了一个批斗会后，郑念被捕入狱，罪名是帝国主义走狗、英国间谍。事实上，因为她坚持不认罪，她没有进入真正的监狱，而是进入了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这里她一呆就是六年半，经受无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在狱中，郑念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对抗高压。她努力以背诵唐诗甚至毛选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因为"如果我失去清醒思考问题的能力，那要比头发大把脱落，牙龈出血和体重骤减更使我害怕"。
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她对毛泽东的著作，比审讯她的人还熟悉。她时时用毛的话来质询她的审讯者，要求澄清自己无罪。书中有大量她与审讯者之间斗智斗勇的对话。看守为了让她"闭嘴"而拳脚相加，她的胳膊和大腿经常青一块紫一块。也有看守对她产生了钦佩之心。交代材料的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多次重写交代材料后，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
林彪事件后，郑念被释放，但她拒绝离开，要求宣布她无罪，并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在看守所的人看来，这简直可笑之极，她被扔到大街上。
1973年出狱的时候，郑念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更令她痛苦的是，她被告知女儿梅平早已自杀。郑念始终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
郑梅平从电影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她热爱祖国，是优秀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1966年前后，壳牌公司离开大陆，郑念本来要调到香港工作，就因女儿不愿出国而放弃。郑念入狱后，与女儿彻底失去联系。
出狱后，别人告诉郑念，梅平跳楼自杀了。事后郑念从梅平的同学处得知，梅平的尸体被送到医院时，浑身是伤，是被打死的。可这是"文革"初期混乱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此事。
1980年，郑念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她深知此去很难再回来。"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她后来移民美国，在华盛顿定居。
郑念的书出版以后引发轰动，从华盛顿到普林斯顿，她受邀给普通的美国人讲她的书。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她讲得非常动人，全场的听众都哭了。"郑念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
"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旅美学者沈睿这样评价。沈睿认为《上海生与死》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类别：个人对苦难的回忆和记录。 □田志凌《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去世享年94岁以《上海生与死》一书闻名于英美文坛的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上海生与死》是"文革"结束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所以1987年小说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小说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小说中文版于1988年出版，译者为程乃珊。
据媒体报道，今年7月郑念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热水烫伤住院，最后导致细菌感染，终致不治过世。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随夫姓易名为郑念。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驻澳长达7年。1949年之后，两人没有入台，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之后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外商公司，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被关在监狱7年。其间她在上海电影厂担任演员的独生女梅平遭红卫兵迫害致死。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
1987年轰动英美的《上海生与死》就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这也是"文革"后第一本以英文创作的"文革"题材小说。凭借这部小说，郑念一夜成名，晚年即靠版税和演讲收入生活。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当年小说出版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部小说。他评价，"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记者石剑峰）（来源：2009年11月《东方早报》）程乃珊：生死与共浦江情--追忆一代名媛郑念女士2011年03月31日来源：新民晚报作者：程乃珊以《上海生死劫》一书闻名于英美文坛的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上海生死劫》是"文革"结束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所以1987年小说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小说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小说中文版于1988年出版，同样引起国内读者强烈反响，公认这是一部真正的伤痕文学经典。闻讯郑念不幸去世后，《上海生死劫》译者之一、上海著名作家程乃珊特撰文纪念、追忆书作者，文章发表在《新民周刊》2009年第47期上。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摘自郑念《上海生死劫》
郑念的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曾是郑念夫妇工作的地方《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郑念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她的作品只有一部，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问世即引起轰动。要说伤痕文学的经典，笔者首推此书。
1988年9月，我与母亲潘佐君女士合译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5万册，立时销售一空，更有个体书贩必要硬搭几本过期期刊与此书一起出售。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此书没有再版。当时还有另一中文版本，或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吧，此书后来也不见再版。
1996年，在香港，徐枫女士曾约请我写《上海生死劫》电影剧本，她已买下此书改编权，并将亲任女主角，以告别自己水银灯下的生涯。笔者交出初稿，但总也不见电影开机。
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直以来，中国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贯为依据的，然近百年来随着交通资讯的开拓和个人居住选择权的开放，我们更以文化认知及人文价值的归宿来认定我们的"根"，所谓"上海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以郑念女士的家世、经历和教育，笔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回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面对敌战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好像是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郑念，就是这样一位名媛。
郑念与张爱玲写到这里，忽然忆起另外一位家世显赫同样以母语以外的英文写作、同样早年离开上海在美国孤独终老的名媛--张爱玲。她们相差5岁。
张爱玲祖籍也不是上海，但她对上海的爱和思恋之情，我们从她后来去美国后写的或改写的几部小说中，仍强烈地感受到。与郑念一样，她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夫妇从香港找上海裁缝做的。两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执著，重视私人空间，但总觉得张爱玲的世界，还未走出白流苏那个连钟摆都比外面慢一个时辰的幽黯的老公馆。尽管一样喝红茶、讲流利英文、对色彩搭配都有敏锐独到的见解，但郑念比张爱玲要大气得多。张爱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郑念则是少数勇于走出悠闲沙龙、置身于大时代舞台聚光灯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张爱玲最终与胡兰成诀别，最关键的是因为他的不忠，此外什么国土沦丧、民族气节，她都不予关心。去美国大半辈子，嫁了个美国丈夫，但张爱玲却似从来没融入其主流社会，按说以她的英文程度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而郑念虽然去美时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虽然身在异邦，她也从不将自己与中国隔绝，"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上海生死劫》跋）……对热爱自己的读者，哪怕"张迷"，张爱玲的反应也是十分冷淡的。与张爱玲的避世和孤僻不同，郑念十分热烈地回应她的读者，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广交中西朋友。她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离开故国后，她们两人都无比思念上海，却又从此再也没回过上海，哪怕已人到香港了。或者这就是"近乡情怯"吧！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而郑念行文中别具国际视野的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剖析，在今天众多写上海的作家中，是罕见的。
与张爱玲的孤凄晚景相比，郑念的晚年要优渥充实得多。她在华盛顿高尚住宅区购有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是书。但她与张爱玲都逃脱不了异乡终老的无奈孤独和落寞！数月前，她在浴缸里摔倒起不来，因一人独住，无人知晓。好在次日上午，她约好的一个朋友来访，按铃无人答应，特地叫来大厦管理员打开房门，郑念才被及时送入医院，但已元气大伤，医生告知她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这大约就是美国文化吧！她听了平静地回答："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文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梅平之死郑念与女儿梅平老友y君，与郑念的独生女儿梅平青梅竹马，后终因其太高的门户，在"文革"前就理性地割舍了这段情愫。翩翩美少年现在也已七十来岁了。曾问过y君有否后悔当年太理智斩断此情？y君沉吟了半天，缓缓说："如果那时我还是和她在一起，至少，我一定不会让梅平死！"y君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梅平，是在上影厂门房里，虽然母亲被关押家产查抄，但毕竟青春总会给人希望。那时梅平手里拿着一杯水灵灵的嫣红的草莓，边吃边与人聊天，神情还可以。看这样子不像数日后会从体委大楼跳楼自杀，因此y君从来不相信梅平是自杀的定案。她告诉y君，家里钱财全部抄光（当时她仍是电影学校学生，没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户头，问y君如何可以与银行联系，汇点钱来。这个生于海外，在暖房长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这样不设防，y君立时制止她:"你铜钿没有我帮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与香港联系……"梅平有无听他劝告不轻率妄动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即使没有妄动，也注定她是逃不脱这场厄运的！
上海电视台翻译周灵女士告诉过我，"文革"打砸抢高峰时，郑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来敲周灵家门。其实她们素不相识，只是看到周灵家门口贴的大字报--周灵是在俄罗斯基辅出生，父亲是民国时代驻苏大使，母亲曾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俄语教师。"文革"中母亲被关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认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找上门来："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我们两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吗？"周灵毕竟成熟多了，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只好硬着心肠回绝了她。由此可见，梅平当时是多么无助！事后周灵多次自责，如果当时将郑梅平"收留"下来，大家互相有个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过一劫吧？谁知道呢？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段，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
澳大利亚出生的梅平自小英文流利，在少年宫就开始接待外宾，还是市女子划艇队队长，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被选拔进上海电影学校表演系。当她青春的身躯从市体委大楼坠下，孤凄无助犹如一片落叶，迎着对面人民公园绿丛中一抹残阳，拥抱的是她从小就走熟的人来人往的南京路。她在高空中下坠时，会不会痛呼一声"妈妈"？
汇聚浦江1989年，笔者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女士零距离接触。那时她应已七十好几了，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与周小燕十分神似，一样是瘦削挺拔，只是郑女士更显高挑。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她请我在一家讲究的中餐馆吃饭。有趣的是，她带我走的是后门，从厨房穿进去，在一僻静的角落里，有张似是她专用的台子。她诙谐地说:"中国人就是会走后门，但美国的后门只是通厨房。"后来我才明白，这家中餐厅在当地颇出名，且客人多为华人，从前门进来怕太注目吧。当我惴惴不安向她道歉未经她同意就与母亲合作将她书译成中文并在内地出版时，她爽朗地笑起来："这不是很好吗，让内地人也能读到我的书，我要谢谢你和你的母亲。"她在餐桌边翻看起来，马上很认真地说:"这本书就是要上海人译，比台湾人好。"我得到鼓励，老实不客气地说："只有我们才翻得出'一打三反'，'深挖洞，广积粮'这些富'文革'时代特色的名词……"她深表同意。
她十分健谈，讲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利用她在各地演讲的机会，撺弄她讲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语。比如，一次，有人递纸条问她："如果你有机会见到邓小平，但只允许你与他提一个忠告，以你的亲历，你会说什么？"说到这里，郑念如小女孩样眨眨眼睛调皮地反问我："你猜我怎么回答他？"不等我回答，她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我对他说，我会给邓小平一个忠告，那就是：no more smoking！（不要再吸烟了！）"她告诉我，上海亲人已将梅平的骨灰带出来了，她要携她去夏威夷海葬。她微笑着说："是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她带回上海。"说到这里，她有点哽咽，她又说，她已在遗嘱中交待，自己身后骨灰同样撒入太平洋。现今，母女终可在黄浦江汇合了。上海张开温暖的怀抱等着远行女儿的还乡。
不止是一个优雅女性的生死劫羊城晚报2009年11月17日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郑念是谁？---□沈嘉禄消息传到本地纸媒，已经晚了一个星期。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
郑念是谁？不少青年读者也许会生出些许隔膜。但在20年前，她以《上海生与死》一书刺痛了中国人的心，整个世界也被震惊。这本小说---其实是个人的传记，也许是十年动乱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该书是用英文写成的，1987年在英美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大陆在次年推出了中译本，译者是当红小说家程乃珊和潘佐君。据说大陆至少有两个版本，分别由不同出版社推出。此书的出版，在思想解放激起的炫目浪花中，被视作文化环境大大改善的实证。
但也许是伤痕文学已经退潮了，中国作家开始向先锋与乡土寻找疆域，此书像一缕青烟一样散开。文学批评界对郑念的冷淡无法否认，是因为它出自一位业余作家之手，还是因为文本不那么先锋或寻根？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篇从文本入手，从个人际遇深入到国民精神去回顾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的评论文章。
94岁了，一个老太太，夏天时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热水烫伤，虽住院医治，但还是因导致细菌感染，引起大面积溃疡、体能衰竭而溘然去世。
郑念的经历也许很适宜小说的叙述：她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毕业于燕京大学，30年代负笈英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间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并随夫姓---可见是一个老派女性。据说他们曾在一个很激进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过经济学。1939年夫妇俩完成学业并获得相应学位后归国，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于是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郑康琪进入外交部，被派到澳大利亚任外交官员，一呆就是7年。郑念相夫教子，过着衣食无忧的上层生活。1948年秋，他们回到上海，丈夫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办事处主任。
1949年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没有赴台，而是选择留在上海，可以说，他们对新政权是信任的，至少是有期待的。所以，解放后郑康琪曾任上海市政府的外交顾问，后来又成为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按照西方评论家的说法，"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
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刺耳，还算比较客观。丈夫去世后，郑念也进入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这是不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呢？不得而知。但到了1966年，风云突变。
1966年到1973年，整整7年，郑念是在上海看守所里度过的。就在她陷身囹圄时，他们的独生女儿郑梅萍死于不明原因。
相关媒体的报道说：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
这个说法也不错，但如果从文本来分析的话，就会觉得过于简单。作为一本传记色彩浓烈的小说，细节的力量足以表明纪实类文本往往比虚构类作品更具剜心剔肉的刺痛感，让20年后的我仍然感到坐立不安。我对中产阶级的生活兴趣不大，但对郑念的狱中生活的描写至今印象鲜活。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在巨大落差之下还是咬紧牙关活下去，需要坚韧与智慧，更让人动情的是，她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撑起作为人的尊严。比如在衣服都烂掉的情况下，她还是凑一些破布缝制了一只胸罩。这是生活方式吗？不，这是对自己，也是对看守所里的狱警的尊重。后来，"九一三事件"后，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的她由于营养不良，牙龈溃烂，体内持续出血，被疑为患了子宫癌，警方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将她释放。郑念要求给个说法，遭到拒绝后她表示宁愿待在狱里，除非有关方面向她道歉，最后她是被推出看守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