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后一个红卫兵离开大门时，天色已近黄昏了。老赵和厨师想把每间屋里堆积着的各种玻璃器皿、瓷器及纸片的残骸清理一下，但我阻止了他们，我不让他们移动或丢扔这些残骸，因为万一红卫兵们又发现遗失了什么，会怪罪我们的。所以，他们仅只把房间里的残物扫聚在一个角落里。留出一条可以通行的"走道"而已。
我上楼去看看到底给捣毁成什么样了，却发现陈妈坐在我的梳妆台前，对着四周乱七八糟的一堆发楞。我让她帮忙把那些碎衣破料都扫堆至一角去，以便我们还可以有个插足之地。
我的床罩上踩满了红卫兵的脚印。待陈妈和我掀开床罩时，发现床垫也已给割碎了。床头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上，用唇膏涂着："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i"红卫兵在描金屏风上挖了一只只窟窿。屏风上也贴满各种标语："打倒资产阶级！"我将屏风连同上面的标语一起折起来倚在门外过道里。再从地上拾起那只已被压得扁扁的白缎灯罩，陈妈将打碎了的台灯扫走了。
冼澡间里，弄脏了的毛巾堆了一大堆。浴缸里放着大半缸污七八糟的水，因为红卫兵们把药橱里各种药水统统倒了进去。我拨掉塞子，将水放掉。
忽地前门又是铃声大振。老赵冲上来大声说着："又一批红卫兵来了。"我赶忙把手揩干，走到楼道口，对他们说："镇静些，开门去。""大司务已去应付他们了。"老赵气喘吁吁地说。
我往楼下走去，八个穿着乡下土布衣的农民及看上去像是露天作业模样的工人，已站在门廊里。虽然他们都已属中年，却也套着红卫兵的袖章。他们的领队手持一根皮鞭，面对我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采取革命行动！"他们那胡子拉碴的模样还自称红卫兵，让我感到滑稽可笑。
"真的？你们是红卫兵吗？我还以为你们是他们的父亲呢。"我说着，已下了楼梯最后一个台阶。
猛地，皮鞭"啪"一下抽在我手肘上，辣辣地疼，我咬住牙关没有叫出来。他们似有些紧张不定，探首向门外望了望。
"把钥匙交出来！我们没时间与你多噜苏。"他们的头儿对我大吼着。
"钥匙被昨天的红卫兵拿走了。""胡说！"那家伙又扬起鞭子像要抽我，但这次，他只用鞭子一端触触我肩膀，没有抽过来。
另一人又迫不及待地问："他们把东西都带走了吗？""没有。"我回答。
其中一人将我和佣人们推进厨房反锁在里面，他自己则留在外面看守着。其他凡人从屋里搬走了几个箱子，然后他们就神色慌张地走了，甚至忘记把厨房门打开放我们出来。还是后来大司务从窗口爬出去跳到花园里，再进屋把门打开。
陈妈上我房里，为我整理床铺去了。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厨师为我沏好一杯茶，让我喝着，自己则坐在我对面剥豆。
"以后会怎样呢？"他问，"以后就更是无法无天了。任何入套上只红卫兵套套，就可以随便上人家家里去拿东西。""那些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我去看看他们写些什么吧？"老赵问我。
"去吧，去看看。"我说。
老赵去了一下以后回来告诉我，说他们揭发我"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这就意味着我是个外国特务。"里通外国"，本身意思为"国内与国外来往"，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被视为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在极左时代的中国只要与外国人接触，就是犯罪。
当我正在思索着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字修辞学时，我昕得女儿开启大门的声音，然后她手推自行车去车间放车了。
"妹妹回来了！她会吃惊的。"老赵和大司务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在中国家庭里，老佣人总是用小名称呼东家的孩子。他们自幼称我女儿为"妹妹"。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起身去迎接她。
在她打开厅堂的大门，看见那一片狼藉的场面时，她呆住了。待她看见我，忙张开双臂抱住我轻声说："妈，好妈妈，你没什么吧？""别紧张，"我尽量轻描淡写地说，"待文革过去后，我们再布置一个新家。它同样会十分美观舒适的。不，它会比过去更美好。""不，妈，以后，任何人都不许可再有这样的家了。"曼萍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我们母女俩互相搂抱着上了楼。我与她一起走进她房里。那里一切还保持原状，没有遭受任何破坏，我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她则走进浴室去了。当我们走出她卧房时，老赵已在我书房一角清理出一块地方，架上一张桥牌桌，预备开晚饭了。大司务为我们烹饪了可口的肉糜青豆辣酱面。那时我整个人，都已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因此在进晚餐前，竟对饥饿与疲乏，都浑然不觉了。
晚餐时，我告诉曼萍，市府联络员已答应我们，可以留下一些必需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以维持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准。我想请求政府把二楼全层留给我们，其余的可让给别人。我想，留下我的房间、浴室，还有曼萍的房间及浴室，再加上那间书房，已足够我俩住的了。我对未来还是持乐观态度的，我可以将生活水准降到最低限度。这样或许可使我自己内心觉得轻松点。至少我可不必再为那么多东西费心了。人的生活本是可以有弹性的，我的本性就是个乐观主义者。
在我筹划着将来的生活时，曼萍也平静了下来。她告诉我上海市委除了派联络员来引导红卫兵外，市府还通过了十项决议强调保护文化古迹，并指出冲击私人住宅是违反宪法的。老赵不禁也停下手头的活计，怔怔地听着。陈妈也从浴室里赶出来连连拍手称好。他们都为这个好消息而感到欣慰。不过那些离开不久的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及其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指责，令我对十项决议能否如实执行而感到怀疑。
曼萍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我，我知道她在为我担心。为了让她放心，我就把抗战时我们在重庆的遭遇告诉她。
"一九四一年夏天，爸爸和我准备随首批中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撤退到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开办新的中国公使馆，就在我们计划启程的前两天，遭到一场长时间的猛烈的空袭。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屋前的网球场上。熊熊大火烧穿了我们屋顶，以致部分房屋都倒坶了。"我说。
"天呀！你当时在哪？"女儿问。
"我在下边防空洞里。你爸在他办公室那边的防空洞里。重庆的防空洞，都是在山侧挖成的深洞，很深，而且很安全。""那家里的东西全毁了？""很幸运，在警报鸣响时，我们就把已打点好的手提箱放在楼梯下面。结果楼梯给炸坍了，把我们的手提箱埋在下面，后来我们挖出了其中三只。自然，那次我们是够惨呢。后来我们到了香港，不得不重新添置一批行装。那时，我们没有能力把屋内的家具、杂物从碎砾之中挖扒出来。直至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们最后是被怎样处理的。因此你想想看，那时，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属丧尽家产了。""你从没说起过这件事。""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你还没出世。而我，比你现在也大不了几岁。我真把这事忘了。现在红卫兵抄家，才令我想起这事。""呃，妈，你怎能忘记这样一件可怕的褰呢？你丧尽了家产了！""是啊！可我真的把这忘了，但那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所有的人几乎都遭受过空袭。任何不幸，只要不是单独降临在你一人身上，那就比较容易忍受了。""我是永远识忘不了今天的，一万年也忘不了。"女儿说。
"凡事总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财产并不重要。想想我那些古董，在属于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拥有过，经厉过多少战争和天灾人祸。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为有人失却了它。 当它们为我所拥有时，我可以玩赏它们，现在，我失却了它们，就让别人去玩赏它们吧。人生本就是个过渡，财产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真高兴你有这样的哲理。"女儿说，这是她那天回家后第一次绽出的笑容，"当然，快乐不快乐不取决于财产。只要我们大家能快快乐乐团聚在一起，即使受穷我也不怕。""我们不会受穷的。我早巳跟你说了，我们在海外，有财产。我们的生活总会比中国其他老百姓过得好一点。你太累了，看你眼圈都黑了，快点休息吧。"曼萍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在她超身离座时，她对我说："妈，我们一起顶过这场大风暴。我对国家的前途还是很乐观的。事物总是要变更的，不会老这样的。党内有许多好领导，像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是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些什么，这么多无辜的百姓在受苦受难呀！""别失望。在适当时候，他们会采取措施的。我爱自己的国家，即使它不是永远正确的，我也爱她。"女儿坚定不移地说。
听了她说的，我眼泪不觉涌了上来。我也热爱着我的祖国，虽然由于我的出身而成了被遗弃的人，但我还是永远爱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