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当时母亲答应让我坐车，或许可以比其他同学更舒服地上学，但我就无法体会与同学打成一片的乐趣了。母亲坚持要我与其他同学一样过平凡的学生生活，而她也确实这么实践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反而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身为总统的女儿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或许身为总统的女儿，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在那里的生活反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就读于圣心女中的某一天，几个好朋友到青瓦台来，有个朋友看过客厅和我的房间后，一脸失望地说：“什么嘛，和我家没什么两样，我还以为会布置得像公主的房间。”
每当午餐时间，朋友们都会以为我的便当菜色应该有所不同，常常会偷瞄我的便当，但其实和同学们没有两样。掺杂着大麦的杂粮饭、蛋卷、蜜黑豆、萝卜泡菜，就只有这些。
我入学的时候，圣心女中是修女经营的学校，校内有学生宿舍。母亲认为我需要集体住宿经验，因此让我离开了青瓦台，在学校宿舍和同学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当时的生活过得非常愉快。
那时，好几个人睡在同一间房间里，每一张床都用帘子分隔开来，偶尔我们还会瞒着修女偷偷吃宵夜聊天，也会互相传阅言情小说，很多次修女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父母亲希望我们成为怀有远大抱负的人。
升二年级的时候，学校为了扩大教室规模决定废除宿舍，因此我重新搬回青瓦台，过着搭电车上学的生活，每天一早都要搭乘从青瓦台经过孝子洞到元晓路的电车。
这件事情后来在电车车长间传了开来，有人开始留意每一位圣心女中的学生，猜谁是总统的女儿，非常有趣。
有一天，车长看到我身上别着圣心女中的校徽，靠过来问道：“听说你们学校有总统的女儿啊？”
“是。”
“听说她都搭电车上学放学，那是真的吗？”
“好像是。”
“她长得漂亮吗？”
“不清楚。”
“那功课好吗？”
好胜心强的我每次体育课就会显露调皮本性。高中时期教师节运动大会。
“听说好。”
“她多高啊？”
“应该跟我差不多。”
我装作不知情地回答，心里暗自紧张深怕有人会认出我来。
那天回家吃晚餐时提到了早上上学时发生的事情，大家笑成了一团。父亲和母亲虽然在笑，但是从两人的眼神看得出来他们很庆幸大家认不出我，而母亲更是称赞了我机智的回应。
春、夏、秋、冬……季节更迭，住在青瓦台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搬进青瓦台后，家里人最遗憾的就是无法经常吃到母亲亲手做的菜。母亲为了当好称职的青瓦台女主人，工作量几乎和父亲差不多，每天都过得相当忙碌，青瓦台的人们甚至为母亲取了一个“申闻鼓[1]”的绰号，因为她会亲自检查每一封信件，而且还会悄悄地到处走访视察。
母亲必须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还要负责青瓦台的菜单，所以亲自下厨的时间相对减少了。但只要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假日，她仍会亲自下厨做晚餐。春天就煮艾草汤或荠菜汤，夏天则做凉面，每晚帮我们准备点心也是母亲的重要工作之一。当我读书读到深夜时，她就会亲自榨杯蕃茄汁或准备一两块年糕配上菊花茶之类的传统茶点给我。
在新堂洞时父亲总是以母亲的厨艺为傲。有客人来访时，母亲会去海鲜市场买新鲜的鱼回家亲自切生鱼片，也会做猪血肠或药食[2]分给邻居一起吃。吃过母亲亲手料理的食物的人，都会对其赞不绝口且难以忘怀。每当母亲晚餐端上她亲手制作的水饺火锅时，父亲就会吃得津津有味，让她非常开心。
正因母亲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饭都无法好好吃，所以家里没有人会再吵着要母亲像以前一样天天做好吃的菜给我们吃。
“丈夫的错误，有一半是妻子的责任。”身为青瓦台的女主人，母亲的使命感非常强。还记得有一天，陪同母亲到海外巡访的一位秘书说道：“海外巡访时有时要站上一整天，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到宿舍，脚会肿得很厉害，当时我们国家的国产皮鞋弹性没那么好，隔天要穿上硬邦邦的皮鞋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有一天总统夫人的脚肿得非常厉害，我说要找一双舒服的皮鞋给她，结果她一口回绝说：‘万一传出去说韩国产皮鞋质量不好怎么办？’就这样每晚靠着冰敷来消除脚肿，从未将她的辛苦显现出来。”
母亲从不在国外购物，父亲和母亲从国外巡访回来，也从未送过任何礼物给我们。母亲的行李顶多是多了几把汤匙，她唯一的嗜好就是搜集世界各国的汤匙，这些汤匙也成了青瓦台内极佳的展示品。母亲考虑到她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国家形象，所以对自己的管理相当严格。
到了高中，母亲成了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要是她的言行与教育我们的内容不一致，在青瓦台度过青春期的我想必会感到非常混乱。当时许多人关注着我们一家人的举动。生活在各种规矩下，随时被别人注视着生活，终究是件让人感到窒息的事情。“总统的女儿”在他人眼中可能是个公主，但对当事人来说，却也有可能是牢笼监狱。
母亲不受周遭的环境影响，尽力让我们能在平凡的环境下成长，也多亏她这样的教育方式，才能让我安然地度过容易彷徨的青春期。
* * *
[1]古代供百姓鸣击申冤的大鼓。
[2]一种韩国特有的饮食，在糯米里加入各种谷物或豆类，并用屉子蒸熟食用。
首次登上外交舞台
有一年旱灾非常严重，父亲日夜担心灾情。有一天，晚餐时他提起农作物全部枯萎一事，告知今年将会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还要辛苦。
母亲的脸色也不是很好。我们家早晚餐桌上的话题都与社会现状有关，父亲和母亲会彼此交换关于经济、社会、国防、文化等多方面的意见，要是谈到像达成出口目标或国家队选手在亚运会得了金牌这样的好消息时，大家都会非常开心。
父亲偶尔会问：“如果你们是政府某个部门的长官，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
年幼的志晚会回答：“我要当科学部长，制造机器人。”引得父亲哈哈大笑。
通过和家人的“饭桌谈话”，我自然而然地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但对各方面事物产生兴趣，也会因此去思考、研究，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培养了爱国之心。不知从何时起，只要父亲担心旱灾，我就会祈祷下雨，变成了一个为国操心的小大人。如今回想起来，要是能有一两个符合当时年纪的鲁莽行为的回忆也不错，这点倒是有点遗憾。
青瓦台经常有各领域的专家前来拜访，我偶尔会坐在一旁听他们与父亲谈话。每次专家回去后，父亲就会问我关于他们所讨论内容的意见。
某天父亲问我关于大学专业的问题，我回答想读电子工程，父亲问我原因，我说：“上次来青瓦台访问的一个博士提到‘小小一个半导体就值二十到三十美金，一个007皮包的分量就是几万美金，我们韩国应该要拼电子产业’。因此我想成为产业的主力人才为国家做出贡献。”
平日希望我能上历史系的母亲被我这番话吓到了。
“那么难的书要怎么读呢……”
心疼我的母亲接不下话，但父亲跟母亲不同，或许他很早就有心想要把我培养成专业人才。
“这个想法很棒，爸爸相信只要是你，一定可以达成梦想。”
从那天起，父亲开始给我许多机会让我见识更大的世界。在一次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公开访问行程中，父亲没有事先告知就在参加者名单上填了“朴槿惠”的名字，那次经验对我来说，是一场新鲜且震撼的教育。
童话中才会出现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住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每间房子都是白色的屋顶配上大大的窗户，美丽的庭院里种满了花草树木，家家户户的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干净的庭院里开满了花，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富裕。傍晚散步的人们，脸上都带着悠闲的笑容。
澳大利亚的富庶让我产生希望与斗志，期望我国也能像他们一样富裕。在澳大利亚与少女们合照。
看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过着悠闲又富裕的生活，我彻底体会到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经济。看着他们光鲜亮丽的景象，我相当羡慕那些已经摆脱贫困的国家。
“不能一直当井底之蛙”的想法，瞬间燃起了我的斗志，“要赶紧超越他们，让我们国家也能享受富裕的生活”。就这样，我怀抱着自己国家将来也会富庶的希望和理想回国了。
上了大学以后，我突然有了个出国访问的机会。1972年10月，西班牙来信邀请我国参加油轮的试航典礼。与我国合作的GULF公司完成油轮制造后邀请了母亲，但因母亲忙碌的行程已排不出空当，所以决定由我来代替她参加。
在还来不及熟悉西班牙这个国家的情况下，我的第一个外交任务就此开始。
我在众多的西班牙人面前登台朗读了五分钟的演讲稿，宣布将这艘油轮命名为“天佑号”。以西班牙文演讲完后，热情的西班牙人吹哨欢呼，现场立刻成了庆典场所。
萨摩亚群岛的热带风景让我充满期待与紧张。
西班牙人果然和传闻中一样热情，处处都是笑容和煦的俊男美女，丝毫不负节庆国度的美名，让我对他们留下了“人民天性开朗又欢乐”的印象。很早以前，我就很想参加西班牙的节庆“奔牛节”。每年7月6日的奔牛节在潘普洛纳市厅前面的广场举行，人们大声呼叫“奔牛节万岁！”的同时点燃巨大的爆竹，就此展开西班牙最著名的庆典。
我是通过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认识这个节庆的，这个庆典海明威连续参加了十多年，非常吸引人。当时我表示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参加这个节庆，感受一下西班牙人的热情和自由，活动工作人员立刻表示随时欢迎我来参加。
三十五年前的“奔牛节庆典之梦”想至今仍未实现，但我对西班牙自由和热情的渴望还保留在内心深处。每次看到背着背包自由环游世界的年轻人，就会重燃起出发的欲望。
次年，夏威夷举办的“韩国移民七十周年庆祝典礼”寄来了邀请函，那次原先也是邀请母亲，但母亲派我代替她前往。那次拜访夏威夷的目的和意义，与过去拜访西班牙时不同，因为是国家层面的活动，所以责任更加重大。秘书们担心我年纪小、经验不足，恐怕难以胜任，但母亲却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地相信她，槿惠会做得很好。”
至今我仍然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当时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那次的典礼是代表我们全体国民出席，不容许发生丝毫失误，是极为重要的典礼，因此需要充分地准备。我不仅阅读了典礼的相关资料，也研究了当地的风俗人情、经济实力、文化差异、重要人士、政治纠纷等资料。
服装也是个问题。我们按照被邀请参加的典礼及宴会气氛，来挑选并搭配服装。衣服、皮鞋、手表、提包等，需要准备的东西还真不少。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无法全部都买新的，所以我决定在母亲的衣服和饰品中挑选适当的借来佩戴，当然母亲也很赞成我的想法。
母亲布置了一项作业给我，要我想想什么礼物适合送给邀请方。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列出好几项极具韩国特色并有意义的礼物，做成了礼物清单。我以金弘道的画册这类可以弘扬我国文化的艺术品为主，母亲则在一旁仔细观察整个过程，但所有事项全权交由我来决定，这也意味着我必须独自为所有决定负责。
出发的前一晚，我因为睡不着而看书，母亲静静推开房门进来。当时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了，她那时才结束满满的行程，一脸疲惫。
“怎么还不睡呢？”
“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你会做得很好，放心睡吧。只要像平常那样就好了。”
母亲对我的信任给了我莫大的力量。
1973年1月12日上午6点10分，我抵达了夏威夷机场，侨胞们的欢迎非常热烈，夏威夷州政府的态度也相当郑重。
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举办的答谢晚会，从太平洋区司令官到夏威夷的掌权人物全都到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我被邀请为夏威夷参议院开院式的主宾，那是破例的待遇，也是个突发的状况，因此我与随行人员立即忙碌地做起了准备。
在电视直播的现场，我读起了夏威夷参议院开院式的祝贺词。仪式结束后记者们蜂拥而上，问了一箩筐的问题，我用英文一一作答。当我镇定地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原先担心着我的随行人员，脸上终于露出安心的笑容。
看着电视转播的侨胞们反应也非常热烈。我被邀请到有将近五百位侨胞参加的聚会，一一和他们握了手，看着握住我的手而哭泣的第一代侨胞，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伤。瞬间，我想通了一件事——若想报答侨胞们在他乡辛苦付出的心血，就必须让我们国家富强。
回住处的车上，看着窗外华丽闪烁的夏威夷风景，我想起了刚才握手时某位老奶奶那双粗糙的手，她悲伤的眼神中透露着对祖国的思念。我心想为了他们，大韩民国也要赶紧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夏威夷博物馆馆长亲自为我解说。
结束夏威夷的公开行程后，我搭上飞机，离开了夏威夷。那时的心情并不轻松，虽然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我却对留在夏威夷的侨胞感到愧疚。
下了飞机后，看到父亲母亲、外婆和弟弟妹妹前来接机，我先走到父亲面前打了招呼，之后再走到母亲身边。回到祖国、回到故乡的安全感油然而生，眼泪就这样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晚餐时父亲和母亲问起我对这次行程的感想：“什么事最让你印象深刻？”
“夏威夷博物馆内有韩国馆，我参观了一下，但展示的东西没有我想象中的多。我觉得要赶紧在国外弘扬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那些移民到远方的侨民那么辛苦，若不提升我国的形象，居住在当地的国人也会难以抬头挺胸。”
“我们槿惠还会关心到这些啊，看来这次没有白去。”父亲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
不久之后，父亲定制了一套韩服捐赠给夏威夷博物馆，富有我国传统韵味的韩服从此展示在博物馆里，将韩服之美展现于世。
毫无联谊经验的理工科生
我常被邀请参加大型典礼，就这样自然而然一步步累积了外交经验。
走遍世界各国的同时，我彻底感受到外语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开始热衷于学习英语。无论是搭公交车、整理房间、织毛线或刷牙，只要一有空就会背一些含有新单词的例句或听录音带。等到英语能力足以阅读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莎士比亚、《塔木德》[1]等原文著作后，对英文学习的饥渴才得到满足。对英语有了信心之后，学习外语的范围更扩大到了法语和西班牙语。
学习他国的语言对我而言，也意味着能够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语言是提升我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段，会说他国语言的成就感远远超乎想象。而且透过书本认识从前未知事物的满足感，与美食和新衣服所带来的快乐截然不同，那是不同层次的幸福，因此我也逐渐成为一个沉溺于读书的书呆子。
跟我同龄的女大学生会互相谈论下课后要一起去听音乐或看电影，尽情享受大学时期的浪漫生活；大部分打工当家教的朋友也会有说有笑地互相比较自己的学生。坦白说我有时会羡慕她们的自由，但必须接受拘束生活的我，只好转而在累积知识上获得新的满足。
我过着平凡的大学生活，如愿进入西江大学电子工程学系，但课业一点也不轻松。为了就读电子工程学系，我从文科转到理科，不只数学，其他科目也必须比别人更加努力。虽然偶尔也会和同学们一起迎着春风赏花，但对我而言，最能让自己专注的时间莫过于上课时间。
男同学们下课后会三五成群一起去喝酒，应该是举办米酒派对吧。虽然有时也会好奇他们的生活，但我依然无法豪迈地在一群男孩中喝酒。当时我才二十出头，正值容易害羞的年纪。
有一天，一个男同学突然靠过来对我说：“槿惠，我等一下要去参加游行。”
我对着他离去的背影问道：“为什么要去游行呢？”
他转过头，露出一抹微笑说：“要去暖暖身。”便离开了。那个语气仿佛是在说“我要去运动”那么平常。
即使参加游行，系里同学也会尽可能不逃课，课堂的出席率很高，上课几乎看不到空位。某次，教授问起一位男同学上课迟到的理由，他回答“刚刚去游行回来”就回到座位上坐了下来。那位男同学的脸上没有参加完游行的紧张感，反而是对于自己上课迟到感到愧疚。
我越来越热衷于系里的课业，几乎投入了我的全部精力。父亲是名人，所以我的大学生活比起其他同学，没有太多的自由空间。总是担心自己要是犯了什么错，会让父母脸上无光，所以习惯保持紧张的态度生活。一般的联谊我从未参加过，也不曾和同学一起在街头逛到很晚，我必须对自己的每一项行为举止负责；也不想引起突发状况让随扈们为难，因为我明白他们的生活既乏味又疲惫。
唯有一次，我大胆摆脱随扈过了一天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天，到了学校后我进教室假装要上课，然后就从后门溜出，前往明洞。在前往明洞的公交车上，我打开了窗户，和煦的春风吹在我脸上，天空中飘着棉花糖般蓬松的云朵，眼前的景色是那么地静谧温暖。
下了公交车之后，随意游走在明洞各角落，脚步轻盈得就像要飞上天一般。不一会儿，中央剧场前的《安妮的一千日》电影海报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毫无计划地买票进场。因为是平日，上午没有什么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观众就像包场一样尽情地观赏电影。电影内容是16世纪都铎王朝的国王亨利八世与王后安妮·博林的故事，看着安妮·博林命途多舛的人生，我的心也跟着纠结了起来。
看完电影后，我走在明洞街上尽情享受着春日的悠闲气氛。从路人轻便的衣裳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在橱窗看到喜欢的衣服也可以进去试穿。偶尔店员会问：“您好眼熟啊，是不是上过电视呢？”我就会微笑回应：“我是大众脸，经常被说长得像谁。”
明洞路上有很多打扮时髦的人，当时流行喇叭裤、迷你裙，女大学生的青春装扮让我看得好开心，也见到不少背着吉他的男生。
走着走着，我在路旁发现了一间咖啡厅，温暖的阳光从大大的窗户照入，非常温馨。一开门走进去，浓浓的咖啡香扑鼻而来，我挑了窗边的位置坐下，凝望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每个人都朝着各自的目的地快步前进，看起来非常有活力。春天到了，人们的表情看起来也悠闲了许多。
对面坐着一个貌似大学生的男生正在看书，看来他也跟我一样逃了课。我们四目交接，他先对我露出微笑，我也礼貌地回了一个微笑。咖啡厅里放着莫扎特的音乐，气氛宁静又慵懒。一个人的悠闲时光，对我而言相当珍贵。
夜幕时分，街灯一盏盏亮起，我走进明洞教堂参加了礼拜。正在祷告的人们脸上写满了诚恳的祈愿，我的心也跟着变得虔诚且平静。
出了教堂，天色已暗，该是回家的时间了。虽然是一时冲动，但我并不后悔，只觉得有点对不起为我担心的父母。没在晚餐前回去，想必随扈们应该也非常焦急，我感到很抱歉。做好挨骂的准备后进了家门，父母亲的表情意外地平静，原以为会被盘问很多问题，但大家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平静地用了晚餐。
隔天，我一如往常地前往教室，有个同学靠了过来。
“昨天你去哪里了？看起来随扈的人四处在找你呢。”
我微笑着回答：
“你看过《安妮的一千日》吗？”
他一副“你怎么突然说这些”的表情。
“昨天我去看了那部电影。”
此时同学一脸恍然大悟，露出了“现在我懂你意思了”的表情。
“槿惠，下次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我们一起去。这么好的天气一直待在教室里有点闷。”
我们就这样聊着聊着走进了教室。
从那之后再没有特别的事件发生，日子过得很平静。随着待在实验室的时间越久，我也渐渐有了理工科学生的样子，常常为了等待实验结果出来而晚回家，有时丝袜还会沾到强烈的化学药剂而破洞。
“槿惠，看来丝袜要补一下了，破了个大洞呢。”
系里只有两个女生，所以时常会被这么调侃。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后，我也渐渐与男同学们变成了好朋友。
偶尔我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去学校对面的音乐茶吧聊天，但男生抽烟的味道实在令我难以忍受，学校前的茶吧和现在的咖啡厅气氛不同，店家的灯光昏暗犹如狸猫洞穴一般。通常店里会播金秋子、申忠贤、宋昌识等人的歌，偶尔也会有长发男出来弹着吉他唱悲伤的歌曲。午餐则是带便当或是在学校餐厅内解决。
学校餐厅的午餐菜单只有三种：炸酱面、炒饭、蛋包饭，这三种里面炸酱面最经济实惠。炸酱面三十韩元，炒饭五十韩元，蛋包饭七十韩元左右。大家的爱好各有不同，所以每次都点不一样的，一边聊天一边分着吃，午餐时间也算是大学生活中的乐趣之一。
西江大学十周年校庆时，各科系都有活动。电子工程学系因为刚设立两年，与其他科系相比，学生人数较少，活动经费也不多。下课后系里男同学们聚集在一起，热烈讨论起化装游行时要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经费也不多，与其烦恼穿什么衣服，干脆脱了会不会比较好？”
“果然还是你聪明。那我们就干脆全脱了吧。”
我一边整理书包，一边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讨论，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
“槿惠，要扮演什么角色大家才会觉得我们很酷呢？”
“这个……”
最后，我们系里的男同学好像达成了一致要扮非洲土著，而我则领到负责举电子工程学系系牌的任务。没让我扮成土著实在是万幸，于是我乖乖地举着牌子参加走到新村的化装游行。脱下上衣的男同学们穿着土著装，脸上擦满黑色的煤炭粉，引来许多路人的注意。每个人看到我们都哈哈大笑，拍手叫好，系里同学看到彼此的样子也都笑了出来。现在回想起来，那天还真是愉快。
在西江大学十周年校庆典礼上，和电子工程学系的同学扮成土著游行。这是大学时期的快乐回忆。
虽然偶尔会有示威游行，但校园整体来说还算平静。可以看到女孩子们穿着颜色艳丽的裙子，三三五五地坐在草地上，也可以看到弹着吉他的男孩子。当时学校校规很严，只要缺课就会影响升级，也会无法按时毕业。教授们相当严格，除非学生非常努力，不然很难得到A。当初做决定时我就有心理准备，电子工程这门学科不简单，所以更想要有好的成绩表现。我总是夹着厚重的书本勤奋地穿梭于实验室和教室之间。
到了三年级时，实验作业变多了。物理实验必须两人一组进行，那天我的伙伴是预备军官团报考生，那位同学要我等他结束报考生教育训练后，晚上七点一起在实验室里做课题。我准时抵达实验室，等了半天那位同学都没有出现，我想他应该有事耽搁了，便坐着看自己带来的书。三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心想他应该有急事，于是决定再多等一会儿。
要是像现在有手机，问题就可以轻松解决，但那时连寻呼机也没有，除了等待之外别无他法。那位同学三个小时之后才终于露面，当他看到我还留在实验室里时非常惊讶，一边抱歉一边跟我解释因为他是干部，刚才有事情要处理，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还问我为何还没回家。我回答因为是约好的事情，所以不能毁约。
时间已经过了十点，考虑到十二点的门禁，我们决定把实验延迟到第二天。走出理工学院，两人一起散步到正门，途中聊了很多事情，如未来志愿、家人、对电子工程的希望等等。话题虽然有点严肃，但我很喜欢和朋友聊这些，分享别人的志愿、希望、未来的梦想与热忱，让我觉得人生非常美好。
“你觉得以后我们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呼吸着晚间冰凉的空气，那位同学开始想象起未来的生活。
“我希望大家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槿惠你有什么样的梦想啊？”
“目前没有具体想过，但打算一直读书，成为学者或研究员。”
秋夜的空气尤其冰凉清爽，天空中的北斗七星闪耀着耀眼光芒。
快毕业的时候，我获知自己将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为从未想过会拿第一名，心里难免有些震惊，同时也非常开心。
隔天午餐时间，我在全家人面前宣布了这个好消息，父亲和母亲都非常高兴。那天下午在父亲办公室前遇到了秘书室长，他也非常开心地向我祝贺。由于除了家人我没有告知其他人，于是好奇地询问秘书室长是如何得知的，结果他说父亲既开心又骄傲地向他说了这件事。在那一瞬间，我的鼻头忍不住酸了一下，心里满是感动。
我穿着母亲的韩服参加了大学毕业典礼，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却也成为我送给母亲的最后一份礼物。
母亲在帮我挑选毕业典礼要穿的韩服时，眼眶突然泛红：“槿惠，你是我们的骄傲，妈妈开心得连觉都睡不着。”
母亲手上拿着鲜艳的桃红色韩服对我说：“你身为第一名毕业，却没能给你做套新衣服，还让你穿我穿过的，真是抱歉啊。”
我笑着回答说没关系，但母亲还是一脸歉意。对我来说，能够穿上母亲亲手打理的衣服意义更大。如今回想起来，当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对母亲来说是最好的礼物。后来我才觉悟，原来那是我人生中为母亲尽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孝道。就在不知不觉中，厄运开始悄悄降临。
* * *
[1]记载犹太民族思想结晶的犹太法典，集结许多圣哲之言，是认识犹太民族思想、文化的最佳门径。
短暂的法国留学
毕业典礼不久后，我前往法国留学。那是一个位于阿尔卑斯山附近，名叫格勒诺布尔的地方。格勒诺布尔是阿尔卑斯地区的中心都市，也是欧洲八大大学之一格勒诺布尔大学的所在地。此处不负文化艺术都市的盛名，随处可见拉小提琴的乐师，还经常举办大大小小的表演。这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抗德国法西斯运动的著名基地。
这里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因此“东方女生”的身份很少会引起他人的好奇眼光。我计划先修完格勒诺布尔的语言课程。在大学期间，我已靠书本和录音带自学了几年的法语，但要想学好专业课程，我认为仍须加强语言能力。
格勒诺布尔的生活整体上还算自由，虽说至少会为我安排一个随扈，但他的行踪相当低调，甚至从未被我发现过。
我和其他留学生一样住在学校附近的寄宿家庭，那家阿姨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以经营寄宿家庭为业，独自养育两个女儿。阿姨个性爽朗、厨艺精湛，看待每件事也都很积极。那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加拿大学生，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总是有很多话题，他们会问我韩国的事，也会亲切地为我介绍法国与加拿大的风俗。
有天阿姨介绍了一家人给我认识，他们邀请我参加复活节的派对，派对在他们的山庄里举行，我高兴地接受了邀约。山庄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坐车要几个小时。一路上壮阔的景色渐渐在眼前展开，我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中久久无法自拔。
住在那里的几天，我体验了普通法国家庭简朴的生活方式。一早爸爸去镇上买面包，妈妈准备好浓汤、热咖啡、热牛奶和色拉，用完餐后全家人一起收拾碗盘，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各自的任务：小孩收拾餐桌、爸爸洗碗、妈妈准备甜点，家庭气氛井然有序又很温馨。分享甜点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全家人配合吉他演奏唱歌，这一切看起来非常和睦。在一旁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我也开始描绘起自己的未来，想着有天若能遇到适合的对象，和他一起组成一个温馨的家庭该有多好……
一起听课的学生来自德国、美国、英国、墨西哥、日本等，因为国别不同，人种不同，所以大家对彼此都非常好奇。我就读的班级由稍有法文功底的学生组成，日常对话大致没有问题。每个班级约莫有十二名学生，上课方式非常自由。大家围坐在圆桌前定好一个主题后开始讨论，讨论的主题有法国历史、文化差异、动物虐待、人权问题等，非常多样化。大家会翻开百科辞典认真地参与课程讨论，一有不懂的内容就马上查，当然课程最主要的部分是向老师提问题。
有一天老师询问我课堂上有什么地方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我回答是韩国和法国上课方式的不同。
“在法国，不是由老师一人站在讲台上单方面授课，而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自由讨论，这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别于韩国教室的沉闷，这种积极讨论的学习方式给了我不少感悟。东方学生面对老师的提问，往往会表现得害羞或犹豫不决，但欧洲学生都相当活泼踊跃，从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从小教育方式的不同。
来自欧洲的同学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也有强烈的好奇心。有一天下课后，几个同学提议举办读书会，邀请我去学校前面的咖啡厅进一步讨论。那间咖啡厅提供非常便宜的咖啡和三明治，深受学生喜爱。财力有限的留学生也会在放学后外带便宜的三明治回家当晚餐，就如同韩国一些没吃早餐就出门的上班族，会在公司前的小店吃烤面包或紫菜饭卷简单填饱肚子一样。
欧洲的朋友常问我很多问题，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金发的德国女生，她对韩国特别好奇，不仅是因为当时韩国的政治状况与德国相似，而且因为她对东方文化有着特别的兴趣，梦想将来要在联合国工作。
“听说你们国家房间地板会发热？”
“听说在路上接吻会被骂？”
有时她的某些问题会让我发笑。有一天我问她从哪里听来这些事情，她回答有亲戚曾在驻韩的德国公司工作过。
“我们的确不会像欧洲人一样在街上接吻，不过这只是文化差异。”
她的法语并不是很好，为了让她了解韩国的地暖文化、礼仪、风俗等，我还费了一番力气；后来发现她的英语比较好，我们马上转换成英语沟通，之后讨论时还会翻开法语词典查较难的单词，平时她也会来我的宿舍一起用晚餐。
二十出头的她有着和年纪相称的活泼和幽默，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几个月后她因为家中有事先回德国，不久之后我也收到必须紧急回韩国的消息，两人就此失去了联络。
平时，我的原则是尽量早一点回家和阿姨一起共进晚餐。独自一人在外很容易因为孤单而迷失方向，因此我给自己订了一些规定，比如与朋友喝茶聊天只限一周一次。我的计划是修完短期语言课程后，进入格勒诺布尔大学正式学习。
每次用完晚餐，我会帮阿姨洗碗或准备简单的茶点，阿姨年轻时的梦想是过吉卜赛女郎般的生活，也常常问我一些关于韩国的问题。她对韩国料理特别感兴趣，考虑到我会想家，甚至允许我自由使用厨房，偶尔可以自己做韩国菜来吃。有一次我提议做韩国的代表性料理——烤肉，并开个派对，她也非常开心。
留学时和寄宿家庭的朋友合影。
每到深夜我都会想起家人，父亲爱唱的歌曲《荒城古迹》常在耳边回荡，母亲织毛线的身影也常在眼前浮现。我经常写信给父母，等待他们的回信也是我的一大乐趣。父亲会亲自拍下青瓦台庭院里盛开的杜鹃花、紫丁香、木莲花，并一一附上说明，也会说很期待收到我的回信。
不过，在法国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很久，六个月后，我又回到了韩国。当我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迈进的时候，没想到人生最大的风暴正朝我袭卷而来。
1．母亲出席正式活动时我常在一旁学习，为当好第一夫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2．参加第三十四期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典礼。
3．经常打乒乓球练就了我当第一夫人的体力。
4．近距离倾听国民意见极为重要。在保护自然活动现场。
1．在历史上画下重要一笔的“槿惠—卡特会谈”。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家访韩纪念照。
2．失去母亲的日子让我经常感到空虚，但我努力以微笑迎接每一天。
3．第一夫人和总统代表着国家的门面。在驻韩外交使节晚宴上。
4．当时结下的外交友谊持续至今。和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夫妇。
第二部
二十二岁的第一夫人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是母亲对我的教诲。
作为第一夫人，
我一直以“比别人还要更勤奋”的原则来要求自己，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完成更多事情。
我相信只要多处理一件民怨，
就能让国民过得更好一些。
代替母职担任第一夫人的时候。
啊，母亲
某天和朋友出去旅行的路上，突然接到了寄宿阿姨的一通电话，说母亲出事了要我早点回家。一个人坐在回程的火车上，我的心一直挂念着母亲。到家时发现门口站着大使馆派来的官员，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冷静，但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要我赶快整理行李回首尔，在我确定预感没有错的那一瞬间，极大的不安涌上了心头。当我问起家人是否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只露出为难的表情，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行李还没有完全收拾好就急忙赶到了机场，在办理登机手续的途中，我终于忍不住走向了角落的新闻区，此时看到了一张报纸上印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上面写着斗大的“暗杀”两字。我赶紧拿起报纸，第一页就刊登着母亲的大幅照片。瞬间全身就像被数万伏电流击中一般，心脏则像是被尖锐的利刃深深刺进般疼痛。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漆黑，泪水就像滂沱大雨般不停流下。搭乘飞机回韩国的途中就这样不停地以泪洗面，那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出了机场看见父亲前来接机，透过他那紧闭的双唇和隐忍的眼神，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看着我一脸苍白无助的样子，父亲的眼神有短暂动摇，但他马上又恢复平日冷峻的表情。父亲似乎为了要让我安心，只是默默地咬紧双唇不断拍着我的背。我咬紧牙齿，好不容易强忍住想要落下的泪水，感觉全身都麻木了。母亲的遇害让我们全家陷入了恐慌状态，那晚是那么地害怕又混乱。
电视上连日都在播报暗杀当时的情况。在“8·15”光复节庆祝典礼进行的途中，突然连续发出好几声枪响，室内瞬间变得混乱不安，人们也开始四处奔逃，原本在朗读庆祝致词的父亲急忙躲到讲台后方。在第一次的枪声响起大约十五秒后，原本端坐在位子上的母亲突然垂下了头。第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是父亲，他大步走出来用手指向母亲大喊：“送医！”警卫人员赶紧抱起已无意识的母亲离开现场。开枪的罪犯不一会儿就被抓到了，逃离的听众也逐渐回到现场。父亲再次走向讲台，按照原定计划把纪念词念完。庆典结束后他默默地走向母亲刚刚坐过的那个位置，绿色的空椅旁散落着母亲的胶鞋及拎包，父亲弯下腰来，捡起了鞋子与拎包。
通过电视看着那些画面的我，身体一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那段日子电视上连续好几天都在反复播放着那些画面，要承受媒体将母亲的死当成连续剧一样不断反复播放，对于我来说更是件残忍的事。嫌犯的身份被证实是持有日本护照的间谍文世光，背后支持势力是朝鲜总联[1]，接受指令进行暗杀计划。
母亲被送往医院后，听说有数百名市民聚集在医院门口。尽管众多市民为她祈祷，母亲还是在8月15日晚间七点，离开了人世。
日后听秘书室长说，当父亲听到这消息时，突然起身直奔客厅里的洗手间，久久没有出来。听到这番话我能感受到父亲当时的悲痛。想起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就离开人世的母亲，心中又开始撕裂般地疼痛。身为长女没能陪伴她最后一程，心中的愧疚再次让我泪流不止。
在我紧急坐上飞机赶回韩国的这段时间中，青瓦台前涌现哀悼母亲的大批人潮。从一个穿着司机服的中年男子拿着几朵菊花交给站岗卫兵开始，前来哀悼的人潮就从未间断过。那天下着倾盆大雨，但那些人宁可淋雨也不愿离开哀悼现场。
国内外记者也相当关注这起暗杀事件，几乎每小时都会报导一次相关新闻。16日早上十点开始，我们开放一般民众前来参加告别式，还不到九点，外面就拥来一万多名市民，这个消息也被媒体报导到世界各地。被儿子背来的老奶奶、戴着斗笠的老爷爷、流鼻涕的小朋友、穿着整齐麻布衣的中年男女等，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参加告别式。
1974年8月19日上午，出殡队伍将经过的那条路上，凌晨起就聚满了人。父亲目送灵车离开青瓦台，直到完全消失在眼前，他悄悄地走进留有母亲遗物的第一夫人办公室，静静关上了房门。
无论多忙总是不忘读书的母亲一直是我最好的榜样。
只能默默送母亲最后一程的父亲。
母亲的告别式就设在中央厅正门前广场，父亲则独守青瓦台。葬礼结束后回到青瓦台时，父亲张开了双臂将我们抱在怀里，还记得当时父亲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我根本没有时间伤心难过。为了让家人从悲伤中恢复，我必须先打起精神，然而越是故作坚强，越会更强烈感受到母亲的空缺。看着母亲在青瓦台四处留下的痕迹，我的心就像是跌入万丈深渊般。失去主人的物品，孤单地占据着一旁的角落。
母亲总是喜欢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一张练习书法用的书桌，一有空闲就会练字，在我看来倒不像是单纯的艺术喜好。每当母亲遇到困难或烦心事时，都会坐在那张书桌前拿起笔来写字，仿佛要努力将自己的心绪重新集中起来。我有时也会在她身旁帮她磨墨，看着写字的母亲那么认真平静，就连在一旁磨墨的我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某天，我看见母亲到了深夜还在专心投入地写字，这也意味着那天她可能遇到了极大考验，以至于需要烦恼到深夜。
母亲经常对我说，她很期待以后回新堂洞的家过日子。
“要是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即便是住在小房子里，我也希望能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日子。”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心头就像是被刀凌迟般痛苦。感觉母亲会随时推开那扇门，穿着白色丝绸韩服走进来叫我的名字。心里就像破了个洞一样，冷风飕飕地吹进来，食而无味，寝而不眠。就这样过了一段行尸走肉般的日子，那种悲伤根本无法言传。或许是因为当时心理压力过大，我出现了停经的现象，身体开始到处疼痛，免疫力下降，甚至变成过敏体质，每天都会打喷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