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60和1970年代，韩国还是全世界最穷困的国家之一。既没有钱，也没有其他国家援助，是联合国一百二十多国中位居印度之后的穷困国家。国民收入才仅仅七十六美元，当时国家穷到连菲律宾的国民收入一百七十美元都还远远不及的程度。现在的中壮年们大部分都经历过那段贫穷岁月，辛苦奉献过他们的青春。
那个时候，家庭主妇们甚至将自己的头发卖掉，以换取大米和蔬菜。而那些头发收集之后被做成假发出口到国外。而且，没有国家愿意借钱给贫穷的韩国，所以政府将矿工和护士送到西德，以他们的薪水作为担保，这才借到了一亿四千万马克。
无数年轻人一心为了脱离穷困，将自己的青春全都奉献在异国他乡。如花的年纪，远赴他国工作，那些护士们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从事擦拭尸体等工作，辛苦赚钱寄给韩国的家人。历经这样的痛苦，韩国才有了今日的经济成长。
1970年代，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韩国在短时间内可以成为国民收入达到一千美元的国家。总统与国民齐心合力，都为此勇往直前。不分你我，为的都是能成为一个全民三餐能吃饱的国家、安全无忧的国家。
我比任何人都还要了解这段韩国成长崛起的历程，所以当我看到韩国面临IMF危机时，比谁都更加心痛。我担心过去所建立的许多成就，很有可能一夕间成为泡沫消失。想到这点我就会不自觉地冷汗直流。
有一天路过乙支路，眼前的情景使我难掩心中的悲伤。露宿街头的街友们排了很长的队伍等着领免费配给的晚餐，我和其中一位排队的人四目相交，他急忙慌乱地扭过头去。若不是因为爆发IMF危机，他应该和家人在快乐地吃着晚餐吧。或许他曾经是某个家庭里有着稳定薪俸的家长，然而现在双肩却如此畏缩。我在心里问：“这到底是谁造成的？”
那天之后好几天以来，晚上总是辗转难眠。即使工作做到一半，我也会不自觉地叹气，吃饭时也没什么胃口。不管是看报纸、电视，还是环顾周遭，都看不到愿意出来负责的政府官员。关于这个国家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只听到有人责怪财经人物，也有人大声斥责十八年前去世的父亲。将此刻的外汇危机归咎于60和70年代的工业化，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
爆发IMF危机之后，我开始苦恼自己到底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即使事小，也要为国家做点事才对。但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次从政，因为在青瓦台的日子早已深切体验过责任者被赋予的“无限责任”，以及毫无自由的公众人物生活。90年代之后，好几次有人提议要我出马参选国会议员，我都郑重地予以拒绝。
IMF危机爆发前，我好不容易才从离开青瓦台的阴霾之中走了出来，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IMF危机之后看到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我不断问自己：“国家都已经如此摇摇欲坠了，我还能独自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吗？这样日后要如何坦然面对自己呢？死后又如何问心无愧地见父母呢？”十年之后忆起今天，可能会自责“只为了自身安宁而不顾应尽的责任”吧。到了该下决定的时刻了。
终于，我决心要走“政治人朴槿惠”这条路。我下定决心要为大韩民国的前途奉献余生，即使将来要越过的山岭再险恶、再陡峭，我也不想再犹豫了。于是，我重新踏进了政界。
* * *
[1]当时濒临破产危险的韩国，向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简称IMF危机，即一般所说的“亚洲经济危机”。
选择了大国家党
1997年12月10日，八天后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我决定支持大国家党的总统候选人李会昌，并正式参加助选活动。我之所以选择大国家党，是因为认为李会昌候选人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个清廉且有能力的领导者，如果和李会昌候选人一起努力，相信将可以用智慧解决IMF经济危机。
1996年的国会选举前，自由民主联合党曾经问我要不要到龟尾市参选，但我并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并不认为一定要跳进政界才行。然而，这次不一样，眼见国家经济摇摇欲坠，危机感已使我内心一片黑暗，我得站出来才行。一想到艰辛创建出来的国家即将崩溃，便觉得焦急万分，因此我决定要出来为李会昌候选人助选。岭东、大邱、浦项，我开始马不停蹄地跑遍全国，整天忙于助选活动。
虽然长久以来我远离大众的视线，但在助选时仍有很多人认出我来，还很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特别是在大邱的助选活动，当地民众反应超乎我的想象。即使夜已深，还是人潮汹涌，挤满街道，拥挤程度连踏脚的空隙也没有。民众的欢迎也让我百感交集，他们不停喊着“朴槿惠”，甚至有人一看到我就抱头痛哭。他们让我强烈感觉到，每个人都热切希望能有好政府。于是，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可以感觉到那些喊着朴槿惠的民众脸上尽是对政治的期许。（注：奶奶举的是写着“槿惠，别哭”的牌子）
不久后，我在支持李会昌候选人的电视演说中向国民真心呼喊：“我父亲说过，他第一次向国民介绍《请好好活下去》这首歌时，内心感到十分凄凉，非常悲伤，可见当时我们的生活有多苦，竟然到了要喊出‘请好好活下去’的地步了。可是我父亲说，要一直听，直到国家达成现代化，直到经济稳定为止，要一直听《请好好活下去》这首歌。我们忍受了多少苦难，才在这战争废墟上建立了今日的祖国……”
隔天，我到浦项的竹岛市场助选时，市场里做生意的商人与来往的行人都来拉着我的衣角，眼眶泛红地说昨天看到了我的演说，突然间，整个市场很多人都哭了。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连采访的媒体也吓了一跳，纷纷摄影取材。越来越多的人围聚过来，到处有人哭泣，加上各大媒体都在拍摄，市场内的景象宛如一部伤心的纪录片。
决心踏进政界时，给予我最大支持的就是民众。
群众将我团团围住，就连想移动脚步也动弹不得。
“加油啊！”
“请出来拯救国家经济啊！”
民众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到了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天，抵达京畿道河南市时，虽然夜已深，仍然有非常多的民众在等着，许多人要与我握手，人多到连我的纽扣都被挤掉了。
在马不停蹄拜票助选的这段时期，我也曾经历过危险时刻。在我坐车要去天安市助选时，路上发生了车祸，刚刚经过收费站正要右转的瞬间，后方来车从旁边擦撞了上来，撞击之后刚好惊险地停在我们旁边。我坐的那辆车的车身严重毁损，人们惊吓地喊叫着“救护车！救护车！”要我快去医院检查，但是一想到正在等着我的民众，我无法前去医院，还是继续赶去助选。
决定踏入政坛之后，八天来，我实际感受到了民心的力量有多么大。拜票助选时遇到有些人握住我的手，说曾在我当第一夫人的年代见过我，一面说一面流下欣喜的眼泪。
那个年代见到的年轻的公交车售票员们、面带纯真笑容的职校学生们、稚气的高中生，如今他们已结婚生子，为人父母，脸上带着岁月留下的皱纹。见到他们就像见到我年轻时的朋友，既高兴又激动。心里暗下决心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至少，我要做到的就是绝对不当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治人。
达城大胜——“4·2”再补选
金大中总统当选后政权轮替，大国家党首度变成了在野党，这对于大国家党而言是一大打击。正当大国家党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时，迎来了1998年4月2日国会议员再补选，这是影响党命运的一场重要选举。
在政权已轮替的情况下，如果连釜山、大邱、闻庆这三个都市的再补选也败选的话，大国家党将面临无可避免的崩溃危机。再加上金大中总统就任后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支持度，此时大国家党无论到哪里都难以赢得选战。
在这个时间点，闻庆、醴泉的市民们提议要我去他们那里参选，那是父亲年轻时当老师的地方，与我也有些因缘。当地市民表示：“只要您决心出马竞选，别担心选举的事，我们都一定力挺到底。”听到这番话，我十分感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出来试试看。我认为，既然已经一脚踏进来了，就该遵守在上次助选时对民众的承诺。
不过计划却出了点变化。因为民调显示，大国家党的票仓基地——大邱达城，不管党内谁出马参选，都会输给执政党候选人，因此党内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危机感，担心总统大选失败后，要是连大邱也输掉国会选举，大国家党恐怕真的会走向崩溃。
此时，我接到大国家党的大邱市分部长打来的电话，他向我说明了情况之后，请我去达城郡参选。可是和闻庆、醴泉两地不同的是，我对于参选达城毫无准备。知道消息的周遭朋友都对我说：“好好的路不走，为何要走这么危险的路？”反对我去达城参选。虽然此事难下决定，但我并没有苦思很久。想到自己从政的理由，就算会输也要帮大国家党，所以我决定要从最困难的地方去赢最不容易打败的对手，这样才是对党内最有帮助的做法。
执政党候选人是达城出身，他对地方基层经营得非常扎实，不仅资金与组织力丰富，长久以来还一直获得政府执政党的支持。从各方面来看，我都处于不利的状况。然而，没有时间可以再拖下去了。我在达城的花园邑城山里找了住所，将户籍迁好，为一个月后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正式开始竞选活动。然而，一开始就到处碰壁，连我的参谋们也不熟悉达城有哪些邻里。在这种情况下还发生了雪上加霜的事，那就是已卸任的前任大国家党国会议员，也表示因个人因素无法给予任何援助。不但大国家党的党员名册没有交接，原本属于大国家党的达城分部办公室也突然被对手接收，成了对手的选举办公室。我们从新闻报导得知，要交付党员名册给我们的那个人甚至带着计算机消失了，在连个办公室也没有的情况下，简直令人无言以对。我们赶紧先解决办公室的问题，找好办公室之后，又找了一部计算机和一台打印机放在办公室里，三个人开始进行选举活动。我们这边没有人帮忙，人手太少，少到甚至有传言说只要是打领带的人都绝对是对手那边的人。
“对手送了每个邻里月历和卡片，还叫了一整排的游览车让民众免费到板门店[1]观光，所有邻里的餐厅都吵吵嚷嚷的。再这样下去我们要糟糕了，您快想想办法呀，我们这边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呢？”
我从选举对策本部听到了这番话，心里实在是很闷。除了没有经费外，如果要我做那种不正当的选举，当初就不会跳进政治圈了。
“为了做国家大事而出来竞选的人如果用钱买票，也等于是对选民的一种侮辱。如果想在混浊的政治圈里同流合污，当初我就不会出来从政了。我是不会用钱来搞政治的，相反，我要再诚心努力一点，多去找选民拜票。请先不要以眼前看到的情况太早下定论。”
有一天，曾帮过我的一位议员来找我，聊了很多之后，他问我：“选举经费有多少？”我的回答很简单：“没有经费。”
他惊讶地说：
“什么？至少要有基本费用才行啊，总得让助选员们吃饭吧？”
“我的全部财产只有我住的那间房子与几千万韩元而已。如果要我动用现金，我会去筹筹看，筹到法定限额数量的钱。”
虽然从大国家党那边可以得到最基本的支持，不过他现在问的是候选人自己准备拿出多少钱来竞选，但我确实没有其他另外的财产了。如果说必须用钱买票才能胜选，那么选一百次我也一定会输的。
后来我们在报纸上打了广告，筹到了后援金，但是筹到的金额总共只有三千多万韩元，扣除广告费之后，剩下一千五百万韩元。
“政权交替之后，大家都怕帮助我们会招惹麻烦。”助选员们感叹地说道。
由于资金不足，每餐都无法进餐厅吃，只能自己煮，选举启动后，我们每天就是这么过的。后来消息传出去了，全国各地开始渐渐有人来找我们了。
“这里是朴槿惠候选人的办公室吗？”
有几位大婶提着她们自己做的糕饼，送来办公室。之后每天都有不同的人一群接着一群来访。有些人带着自己做的烤地瓜来找我们，有些人还卖了猪拿现金来资助。突然间，我们选举办公室涌来了许多民众。当地居民刚开始顾及那位执政党候选人，想帮忙也不敢贸然接近，但后来也都纷纷前来，办公室整天热闹熙攘。大邱和庆北的议员们、党员们也开始动员，让每个邻里都有人员负责，宛如自己在竞选般认真。
我到处去每个邻里拜票，任何角落都不想漏掉。有一天在拜票时，正在开车的助选员高兴地说：“请您看那里！”
许多民众在村子入口处等候，对着我欢呼，我赶紧下车走向他们。一位大婶说他们煮了一大锅的南瓜粥，盛了满满一碗，端给我喝。她说：“每天到处辛苦拜票，您一定三餐都没好好吃吧？喝些南瓜粥，这是我们听说您要来特地煮的。”
我突然一阵鼻酸。每天长达二十小时的行走，确实三餐都是随便解决的，完全是靠意志力在支撑。我接过大婶端的南瓜粥，连忙道谢，她的手和南瓜粥一样温暖。
到市场拜票时，总是有市场大婶们拿着千元钞票要资助我们。有一次，一位中年大叔拿着黑色包裹，看到我就跑来递给我。打开一看，竟然是牛脚。他说这东西吃了对身体很好，希望我能加油，以便有更多力气赢得选战。
自从新闻报导朴槿惠阵营没有钱但是坚持苦战后，只要到市场拜票，总有很多人聚过来，塞给我装着一千、二千韩元的塑料袋。走到药房，老板送我维士比之类恢复体力的饮料；走到小吃店，老板个个都不收我们的饭钱。而且他们都对我说：“请一定要赢得这次选举，当个好的政治家。”
为了遵守与他们的承诺，我有义务一定得好好打赢这场选战。所以我花更多时间去拜票，走遍大街小巷，甚至有人因此说我们是可怕的拜票团。从清晨出门，我的腰上就系着计步器，一直走到晚上。通常一天会走大约十万步，走了再走，不停走访选区内大大小小的地方。在竞选期间，我不知走坏了几双皮鞋，每晚总是双腿红肿地入睡，但我还是不知疼痛。
虽然钱与组织都远远比不上对手，但在民心方面可说是大胜。
那些曾经认为一个没有选举资金又柔弱的女人怎么可能胜选的人们，也在时间的流逝下渐渐释出善意。然而，对我的诽谤却也日益增多。我叮咛我的助选员们不要以相同方式响应，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行得正、坐得直就好。
尽管在大街小巷拜票时给我的响应让我觉得很有希望胜选，媒体民调结果却还是对手领先，党部因此非常担心。然而，与我一起去拜票的议员们都很乐观地说：“没想到民众的反应竟然这么热烈，看来很有胜算。”
参谋们个个也都决心拼到最后，只要有选民的地方，即使是深山偏僻的村子也诚心赶去拜票。虽然当时还不能为这些选民们做任何事，但我日后必定会透过干净清廉的政治让大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尽管比任何一位候选人都还要穷，但我有着清廉从政的梦想。
选举当天傍晚，坐在办公室看开票过程的每个人都静默无声。党员们都预想会是一场如履薄冰的胜负，神情难免有些紧张。但是开票后，当初的预想很快被推翻，从刚开票我就一直领先对手几乎多一倍的票数。八点半，开票到百分之二十，我以五千票领先对手的两千三百票，这时参谋们终于有人拍手了。
等到确定当选时，竞选本部瞬间欢声雷动。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如走马灯般掠过这些日子艰困的情景。二十二岁，母亲被枪杀而失去了母亲，二十七岁，连父亲也失去了，之后所经历的苦痛时光，以及父母的脸庞一一都浮现在脑海里，使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1998年4月8日，我第一次站在国会的发言台上。
“我在国民面前庄严发誓，将遵守宪法，为国民的自由、福利的增进以及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秉着良心精诚履行国会议员的职务。”
发誓时举着的右手令我倍感沉重。一想到从现在起，我是大韩民国的国会议员，心中就百感交集。
“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重新踏入政坛，这让我更觉双肩沉重。未来我也会努力于清廉政治，与国民同甘共苦，并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如今我仍常回想站在国会发言台上的第一天，只要一想到“那天的誓言我践行了多少”时，就会不容自己怠慢一步。看到还在发达国家的门坎外徘徊的祖国，以及仍然辛苦过日子的国民们，想要休息的念头自然就消失一空。或许那些誓言就是让我在艰难的从政过程中，不断勇往直前的动力吧。
* * *
[1]位于朝韩之间北纬三十八度停战线的一个村落。
拒绝担任指名副总裁
2000年的“4·13”国会总选，第十六届国会议员新选之后，大国家党为了重组新的党指导部，准备召开全党大会。5月31日将在首尔蚕室室内体育馆所举行的全党大会，由李会昌、金德龙、孙鹤圭、姜三载四位候选人角逐总裁，并由我、崔秉烈、姜在涉、李富荣、朴喜太议员等十四人角逐副总裁。
当我表态要参选副总裁时，党内随即出现许多反对的声音。理由有两个。首先，就算我不参选也会有一席副总裁是留给女性的保障名额，所以反对的人认为我没必要大费周章去辛苦竞选副总裁。第二个理由，他们认为大邱与庆北的候选人应该单一化[1]。
我对于这两个理由都无法理解。都已经是21世纪了，却还有给女性的副总裁保障名额，让人有要女性什么事都别做的感觉，我实在难以接受。同样是副总裁，保障名额的“指名职”副总裁与竞选出来的“选出职”副总裁，我相信两者说话的影响力一定会不一样。我不想因为是“女性政治人”而被保护或受到特别待遇，也不想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坐在保障名额的位子上，这并不符合我的政治信念。我认为，应该坐在通过公平竞争由党员们选出的位子上，才能充满自信地说话。
我绝不以安逸自处，而是勇往直前去做一个走正路的政治人，每一刻都不得松懈。
而且我无法认同口中喊着抑制地区主义，党内选举却促进地区主义的事情。大邱地区的国会议员们对我说，“一人两票”方式就是在全党大会只有大邱一名、庆北一名候选人的单一化方式，这样可让大邱、庆北的代议员们投票时各投大邱一票、庆北一票，如此便可以力保两个候选人都当选。若是我也出来竞选，大邱就有两个候选人，票就会被分散。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地区来规定候选人单一化，以便让该区议员当选呢？我实在难以接受。
我深切认为抑制地区主义应该从党内选举开始做起。现在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一样，在党内选举时这种地区主义的助长风气很浓厚。如果想要达到真正的政治改革，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应该改掉这一点才对。
女性领导者们拥有的亲切与细心特质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我还是决定竞选副总裁。我提出的竞选口号就是以“民主化的政党”、“政策政党”、“信息化的政党”为方向来改变政党。这与我后来当了党代表后所提的“政策政党”、“院内政党”、“数字化政党”三大目标也是一致的。
媒体也对大国家党的副总裁选举相当关注。不久后，媒体抽样调查代议员投票意愿，结果显示我是第一名，把很多人吓了一跳。保守倾向的大国家党党员们竟然会让女性成为候选者第一名，令人感到相当意外。
于是我抱持着更大的责任感，努力竞选这次的副总裁。我对全国的党员们呼吁支持我以及支持党改革。随着投票日接近，我听说国会议员们之间在传言：“如果把朴槿惠养得势力过大，她会脱党参加总统大选”、“就算不投朴槿惠，她也会被任命为副总裁，所以应该投给需要这一票的人”。
没想到给予女性优待的保障名额反而在选举时成了女性候选人的障碍！这个问题至今仍是女性政治人会遇到的难题。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一样，选党指导干部时，即使女性候选人没进前五名，仍会自动成为最高委员，这样的制度现在仍然存在。乍看之下对女性有利的制度，事实上并非如此，有时候反而令女性候选人得不到应得的票数。有些代议员们即使有支持的女性候选人，也会因为她反正都会当选而投给其他男性候选人。谁规定女性候选人只能有一名？没有这条规定吧！
直到投票前一天为止，我都还是保持在第一名，但是投票当日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代议员一万三千多人之中大约百分之十四，也就是一千八百人把票投给了崔秉烈候选人，他以第一高票当选。而我则是大约百分之十二，也就是一千五百票的得票，位居第二。后面分别是李富荣、河纯奉、姜在涉、朴喜太候选人等。
有分析指出，在投票前一天议员们为了牵制我而动用了集团投票制[2]，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我是尽了最大努力以自己的力量达成的。既然是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觉得“得比失更多”。
* * *
[1]候选人单一化：不同政党或同一政党同一选区的多位候选人，为避免选票分散、增加获胜机会，通过某种方式协商、遴选，只保留一位候选人参选。
[2]按投票人所代表的人数来计算票值的投票方式。
即使被排挤也要坚守信念
当选为副总裁之后，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政治改革与政党改革。有史以来所有国家的兴亡盛衰都是由政治所左右，国家的发展以及国民是否过得好，都与政治是否发挥了应有角色有关。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政治没能好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成了国家危机的核心所在。
踏入政界后的两年期间，我已大致掌握我国政治的问题点。我发现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政治体系的问题，政党正是这个错误体系的核心。
我国的政治是政党政治，不论执政党或在野党都一样，党内的总裁一个人就拥有公荐权等党内所有的决定权，这是过时的政党体系。所以再怎么聪明的人只要进了政党都必须排队等待，不是看国民的脸色，而是看拥有公荐权的党总裁的脸色，这样也就自然花费更多时间在政党上，而将国会摆于次要位置。这是我们的政党体制与政治文化的问题所在。
我下了结论，必须改正这种错误的政党体制与政治文化，才能扶正我国的政治。政党改革可谓政治改革的核心，所以尽管常被人说引发党内纷乱，甚至被排挤，我还是一贯坚信党内必须改革。也因为这样，我被挂上了“非主流”的名号。
在我刚正式踏进政界时，经常发生一些违背我信念的事情。例如，我没有去参加大国家党举行的1999年1月的马山集会以及2000年9月的釜山与大邱集会，随即党内责备的声音就如雨点般不断袭来。
大国家党的场外集会原本是因为执政党的错而开始的，却演变成了长期集会，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我一开始也常上台批评执政党，但我认为既然国民都已经知道情况了，就该中断场外斗争，回归国会才对。与其在场外，不如在国会会场与执政党抗争，这样才更容易让国民安心，更能获得国民的支持。许多国会议员私底下表示同意我这样的想法，但到了公众场合却不愿提及。从我国政治文化看来，是因为他们如果发声，到头来都会对自己非常不利。
为了党的民主化与透明化，我提出了很多主张，但是我的主张形同“荒野的回音”，讲了一次又一次却没有任何改变。我心里非常郁闷，究竟该如何做才能改变党？经过一番苦思后，我决定参选党代表。在竞选过程中，可以让党员们更了解党改革，进而带动实质的改变。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因为贪腐以及相关事件而失去民心之后，如今执政党也要进行政党改革了。执政党不但决定废除总裁制，而且要导入改良式的公荐制，导入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国民参与竞选制等，在当时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方案。
我的信念是以国民利益为出发点，所以绝对不会改变。2003年于国政监查会。
之前我也提过很多方案以求改进政党的问题，没想到执政党先发表了类似的内容。虽然我对执政党此举感到非常惊讶，但另一方面，我心里产生了希望：如果在野党与执政党都互争要改革政党，那么原本预想很难推动的改革说不定会比想象中更快达成。
执政党都这样了，在野党应该至少要比执政党多改革一项吧？所以我提议在总统大选前废除总裁制，使党权与大选权分离，用改良式公荐制来改革以往的公荐制度，并且将政党的财政营运透明化，导入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国民参与竞选制。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废除总裁制、公荐、财政透明化。国民参与竞选制现在已经一般化了，但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质疑，他们认为党的总统候选人应由党员选出而不需一般国民参与。
对于我这样的主张，党指导部开始出现“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党内最好不要有变动，所以不行”、“为了政权交替，现在党内必须团结才对”等等说法。而且还说虽然可以接受国民参与百分之五十的总统候选人竞选，但是在总统大选前废除总裁制与导入集团指导体制是不可行的。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帝王式的总裁制应该废除，这才是核心。最重要的政党改革问题，竟说要日后再做，讨论的重点还停留于“总统候选人竞选规则要如何制定”、“国民参与的选举名单要如何确定、比率应如何调整”，这样的情况令我感到惋惜且郁闷。
之后，大国家党于2002年2月27日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对总统候选人竞选方式与党指导体制变更的相关党宪修正案进行了最终确认，但最终还是否决了废除总裁制、区分总统候选人与总裁的提议。
最后我决心要退党。在中央委员会拒绝我的主张后，立刻于隔天，也就是2月28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看不到政党改变的情况下，如果还期待国民给予支持，等于是欺骗国民，所以我必须这么做。”随即便退出了大国家党。
对于一直主张党改革的我而言，退党是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来自朝鲜的邀请函
“议员，朝鲜提出邀请您访北的事宜。”
正当我在为韩国未来联合[1]创党做准备时，我同时担任欧韩财团（EKF）的理事，而欧韩财团提出了可否请我拜访朝鲜、行程为四天三夜的意外邀请。
隶属于驻韩欧盟商工会议所的欧韩财团一直以来都在向朝鲜儿童寄送足球与医药品等，进行积极的支持活动，对于欧洲与朝鲜的经济协作问题也提了许多提案。朝鲜对于欧韩财团非常关心，并想表达谢意，所以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财团理事。
我以前就听到从朝鲜访问回来的人提及朝鲜想邀请我的事，但这次是直接收到邀请。
朝鲜对我而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母亲被朝鲜间谍枪击身亡，曾经还有朝鲜特殊部队为了袭击我父亲和家人而侵入青瓦台。父亲为了抵御北方的威胁，为国家劳心操神的模样，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因此，决定是否要去朝鲜对我而言并非易事。
但如今我认为应该放下过去的痛苦与记忆才是，而且正因为我经历过那样的痛苦，反而更能够解开南北关系。于是，我决定前往朝鲜。
“朴槿惠女士真的要来共和国吗？”
听到我决定要去朝鲜的消息，反倒让朝鲜惊讶了。我还收到了朝鲜方面的请求，要我写一封确定访北的确认书，而我也照此做了。
出发前，我将一直以来政府在南北关系上应该促进却毫无进展的事项做了一番整理。例如国民俘虏问题、金刚山水坝问题，之前韩国媒体报导金刚山水坝有溃堤危险而使南北关系趋于紧张，还有离散家属的常设会面所、长久以来梦想的南北铁道连接、举办南北统一足球比赛等亟待协议的几件事项。我将这些事项告诉了统一部，并在与统一部的郑世铉长官会面时，谈到这几件想向北方提出的待处理事项。
2002年5月10日下午一点，我从仁川机场搭飞机前往中国北京。在机场里知道我要去平壤访问的人，都纷纷对我说：“祝您一路顺风。”
其中一位七十七岁的老爷爷走近我，将手里拿着的一张纸条递给了我，紧握住我的双手。那张纸条上写着他在朝鲜的离散家人的身份数据明细，他请我一定要帮忙找寻他的家人。听到老爷爷恳切的请求，我感到非常沉重，心想：“我一定要早日化解这些人一生的遗憾……”
到达北京隔天，当我们在机场候机楼等着搭高丽航空前往平壤时，同行的一个人急忙跑来告知消息：抛开痛苦的过去，决定访问朝鲜，是希望能对南北关系有所帮助。于平壤妇产医院。
“金正日委员长派了特别专机来，要我们搭专机去。”
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上午十一点五十分，这架专机只载了我们一行四人，从北京机场飞往平壤。专机在下午两点半抵达平壤顺安机场，机场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朝鲜的媒体以及劳动党的中央委员长等相关人员都到机场迎接。踏上平壤的第一步百感交集，同时心里也有股强烈的使命感。
平壤市区和电视里看到的一样，没什么差别。路上没有什么车子与行人，感觉空荡荡的，整顿得相当干净。大同江也像首尔的汉江一样，江水缓缓流过市区。一进到我们下榻的百花园迎宾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金永顺秘书正在门口等我们。金秘书引导我们去房间，并介绍说，我住的房间是2000年金大中总统曾住过的房间。
不久后，等到房里只剩我一人时，才终于有到了平壤的真实感。
天色尚且昏暗的清晨五点半，我就醒了。可能因为紧张的关系，身体一直无法放松，进行完丹田呼吸之后，我慢慢走到庭院去散步。这时开始下起了雨，真是天降甘霖啊！因为我在来的路上得知朝鲜正为干旱所苦，这场雨对于六月插秧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几个旅馆员工路过，笑着对我打招呼，说道：“似乎是您把南方喜悦的雨带来了这里。”
早餐之后，和金永顺秘书见面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金秘书提及金刚山水坝的问题，他说上次因为韩国报导金刚山水坝工程偷工减料，使朝鲜很不高兴，才会取消南北会谈。
我冷静地回答：
“我能理解你们不高兴的原因。但是既已约好要会谈，北方理应遵守约定。信守承诺才能彼此累积信赖。”
5月13日，我到处看了平壤的许多设施。其中，朝鲜最大的妇产科医院——平壤妇产医院，最令我印象深刻。我和他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参观医院设施的时候，医疗器材科的一位医生道出了他的苦衷。他说2000年南北领导人会谈时，李姬镐女士来访并带来了超声波检查器，但是故障之后因为没有零件而无法修复。我立刻问是什么零件并且记录了下来。
5月13日晚上，结束了正式的行程，正准备休息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了热闹的声音。接着就有人转告是金正日委员长到了我下榻的百花园迎宾馆，说是要在百花园迎宾馆内的独立会议室里与我单独面谈一小时。
在只配了一名记录员在旁的情况下，我与金正日委员长面对面坐着。他是个很坦率且直爽的人。互相简单地寒暄之后，过了没多久，他突然讲到1968年朝鲜特殊部队袭击青瓦台的事件，向我道歉说：“当时是极端主义者们犯的错事，我感到抱歉，犯错的人都已接受了惩罚。”
金正日委员长的说话方式与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先起了头，说道：“我认为，南与北在强化交流的同时，必须互相配合才能自然地打开和平统一的路。”
金正日委员长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道：“离散家属的问题以及韩国战争时失踪的国军与民众的生死确认问题，应该立刻进行才对。要让那些一辈子怀有心灵伤痛的人们与失散的家人相见才是，我认为应该尽早设置离散家属的常设会面所。”
离散家属常设会面所的设置非常必要，但在政治上是敏感的部分，所以对朝鲜而言很难轻易接受。不过，金正日委员长竟爽快地同意了此项提议。我们的对话立刻加快了速度，我也提到了关于金刚山水坝的事。
“对于偷工减料的指责，我知道北方这边非常不高兴。然而，既然如此就应该组成南北共同调查团一起调查。查明之后，有需要修复的地方就予以修复，不是事实的地方就予以正确报导，这样朝鲜才能洗刷冤屈，南方的民众也才能够安心。您认为呢？”
“好，那就由北南的专家组成调查团一起来调查吧。”
金正日委员长对于南北铁道连接之事显得格外关心。我建议通过南北铁道连接，使朝鲜半岛成为国际物流基地，让南北都能创造出经济利益。他对于我的提议表示了强烈的肯定之意。对于通过南北东海线的连接，一直连到西伯利亚铁道的方案，我们也讨论了实际执行时的一些现实问题。
经过约莫一小时的谈话，金正日委员长与我约定了不少事。南北足球比赛已有一段时间中断交流，我们也约好要重启这类的运动交流，以展开相互之间的友好往来。
我最后问他：“您说好要回访南方，是否真能遵守约定呢？”金正日委员长说他会再找适当的机会去，而且如果来访的话，会到朴总统的坟前参拜。我表示希望将所有谈话内容透明化提供给媒体，他随即说：“请您自行决定。”显示了对我的信任。
单独面谈结束后，金正日委员长与金永顺秘书、劳动党组织部第一部部长张成泽、第一部部长林东玉[2]等人和我们一行人共同用餐，时长大约两小时。在最后的晚餐时间，我再次强调南北信赖建构的必要性。金正日委员长将刚刚与我谈话时协议的内容告知在场的朝鲜与会人员，并且嘱咐：“你们要切实执行。”
用餐途中，金正日委员长说了一段关于我父亲的秘史。在《7·4朝韩共同声明》发表前一刻，南北之间的交涉过程中，朝鲜的代表提到：“南、北各自减少几万人数的军队吧。”我父亲随即打断他的话：“那可不行。”朝鲜代表说：“那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提议，为何不同意呢？”对于北方代表的问话，我父亲回答：“北方即使减少八万名，只要吹个哨子就能重新号召，但是南方不行，即便是敲锣打鼓，也无法迅速号召。”
在百花园迎宾馆与金正日委员长单独面谈。
晚餐即将结束时，金正日委员长问我要走哪一条路线回去，我说当然是经由北京再坐飞机回韩国。
“有必要绕那么远的路吗？您何不经由板门店回去呢？”
这是我从未料想过的提议。
“如果能那样，当然好。”
结束四天三夜的行程后，要回韩国的那一天，我们搭车从平壤出发，经过开城到板门店。从平壤到开城的道路非常直，道路两旁盛开着洋槐花，花香从车窗飘进了车内。途中参观了一下开城遗址，以前只看过照片，如今亲眼看到善竹桥，心里百感交集。现在已成为高丽博物馆的成均馆，入口处立着几株上百年的榉树，与历史一起度过悠久漫长的岁月。
访问完朝鲜，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想，身为同民族却要被停战线这堵高高的墙壁给隔离开来，对这样的现实不禁感到心痛。特别是越过板门店回来时，彻底感受到原来南与北是如此近在咫尺，我们却得绕远路走，希望统一的心愿也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去了一趟朝鲜回来后没多久，便接到北方的联络信，他们希望金刚山水坝的共同调查能开始进行。我回信告诉他们，访北时的协议事项若要进行必须经过政府与政府间的透明程序才可以，今后请和韩国政府商议，而这所有一切都通报了统一部。
之后，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9月举行的红十字会谈，原本连国军俘虏这事也不承认的朝鲜，竟然主动先提议要找战争时失踪的军人，把我方会谈人员吓了一跳。北方的代表团则表示，金正日委员长曾亲自指示必须确认战争失踪人口的生死与地址，并显示出一定会遵守这项指示的意志。朝鲜的态度非常积极。
特别是七十七岁老爷爷在机场递给我的纸条，我在访北时已转交给北方，而北方的负责人员通过统一部已经告知了那位爷爷离散家人的生死情况。在我得知了这件事之后，感到十分高兴。还有平壤妇产医院的超声波检查器以及其他一些因故障不能用的机器，也都通过统一部解决了问题。得知这样的消息，更是令我高兴不已。
南北统一足球十二年来首次重启，南北间的运动交流也由此展开。以此为契机，于釜山举行的亚运会足球赛，我们组了一支“南北单一球队”参赛。从各方面看，金正日委员长确实在努力敞开心怀并且尽力遵守约定。
从朝鲜回来后，我找到了解决南北问题的头绪。那就是以真心为基础，相互信赖，才能期待有更多协商结果与约定。如果只是观察北方的动静或只重视政治性的算计，将无法彼此信赖，只注重见面的次数与谈话时间也毫无意义。应该说，不信赖的见面次数越多，两边的信赖度反而会变得越低。
但是我们也必须检讨，为何只要政府对政府见面就会变得无法遵守约定。我想是因为过去可能有一些不透明的事情介入的关系吧。和北方坦诚地谈过话就会知道，他们也在努力遵守自己所承诺过的约定。我通过访问朝鲜，确认了这样的事实。
* * *
[1]韩国未来联合党由朴槿惠于2002年退出大国家党后创建，简称“未来联合”。
[2]原文如此。林东玉当时应为朝鲜劳动党统战部第一副部长。
无条件的心
我与非政治圈的人士共同创立了韩国未来联合党，但是韩国未来联合党并没有获得国民很大的支持。随着总统大选的接近，周遭的朋友一直劝我和卢武铉、郑梦准候选人携手，但我无法那么做。政党应该是要和相同理念、路线的人一起组成，卢武铉候选人与我的理念、路线、国家观则截然不同。
同时，李会昌候选人通过许多人请我为了国家和大国家党合作，我苦恼究竟哪一条才是正确的路。当初退党后忍受那么多的批评，我想要的是实践能让我国政治进步的政党改革方案，但就在我退党后，大国家党百分之百接受了我提的政党改革方案。
“朴副总裁所提的内容现在都已经被接受了，不是吗？所以为了国家，请与大国家党团结合力吧。”
当时考虑执政党和我的理念、路线不同，拒绝了和执政党的合作。在我表明态度之后，执政党随即进行卢武铉与郑梦准候选人之间的单一化，这么一来，很可能又会再次把国家交给执政党了。
为了国家，我决心要再帮一次李会昌候选人。我与李会昌候选人见面，提议创建一个政治圈与民间专家参与的泛国民化“政治改革委员会”，而且此委员会所定的政治改革方案必须在政治圈全盘使用，李候选人对此很爽快地同意了。2002年11月19日，韩国未来联合党与大国家党合党，看似两党的合党，其实是韩国未来联合党无条件地解散并与大国家党合而为一。
紧接着，执政党的卢武铉、郑梦准候选人之间的候选人单一化完成了。单一化之后，卢武铉候选人在民调上开始领先李会昌候选人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