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今社会已有许多女性比男性杰出，她们勇于开拓新领域，但这个世界仍有很多地方贴上了可见或隐形的“女人不得进入”的标签。
2005年1月17日，为了了解煤矿的实际状况并且与尘肺病患者见面，我前往江原道的东海、太白、道溪等几个地方。秘书室事先告知煤矿方面的人员，请他们让我们进巷道去直接体验矿工们的工作场所，却收到了令人意外的回答。煤矿方面表示：“女人不得进入。”
“没想到竟然还有禁止女人进去的地方！”
因为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场所，他们设了很多的禁忌，这我可以充分理解，但是“想了解煤矿地区的实际情况，如果只是到煤矿的入口，如何能够了解矿工们的工作环境并且知道尘肺病病患们的病痛呢？”我再度请秘书室传达我的想法。好不容易请当地议员和他们沟通之后，煤矿方面才允许我进到里面去。
戴起了矿工用的安全帽、探照灯，穿起了矿工穿的裤子、长靴之后，我们到了地下三千三百米深的采矿场。采矿场里面粉尘很多，才进去不到十分钟，整个脸都变黑了，只看得到眼睛。由于地热的关系，全身汗流浃背，采矿场里面到处布满煤炭粉尘，简直快要让人睁不开眼睛。看到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为了家人辛苦奉献的父亲们，我深深觉得感动。我在巷道里待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要是没有实际进到采矿场，绝对不可能知道矿工们的辛苦。
从采矿场出来，进矿工休息室时，刚好看到几个已经工作完正要回家，以及正要交班进入采矿场的矿工。
“您进过巷道了吗？为什么要进去呢？一定很不舒服吧，您只要在外面听报告就好了呀。”
“我都已经来了，不进采矿场怎么可以算是来过呢？我要了解各位工作的环境有多么辛苦，才能知道要如何帮助各位。”
就那样，我打破了他们的禁忌。虽然打破了他们的禁忌，但是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在政治方面也隐藏着许多关于女性的禁忌。刚进入政治圈时，面对的第一个最大障碍出现在决定参选党副总裁的时候。我拒绝了原本就有固定一席会留给女性的副总裁职位，也就是指定职副总裁，坚持要通过参选方式被选出。当时可以感受到大家认为身为女性只要好好担任那个指定职，进入党内指导部配合即可的感觉，这也等于是一种禁忌。
到民生现场访问时，亲眼看到他们的情况是最重要的。于江原道的道溪煤矿采矿场。
我打破了女性在指导部只是配角的禁忌，最后当选为竞选选出的副总裁。之后，金映宣、田丽玉议员也都是由党员们选出，并当到了最高委员。这几位都遭遇过很多曲折，政治界也有很多优秀的女性在努力地打破禁忌。我相信未来总有一天，大国家党通过竞选选出的指导部会有一半以上是女性。
我见过无数的女性，她们都非常热情、充满自信、极为诚实，但她们的眼前有着无数条禁忌线。例如：怀孕了公司就会将考核评为B等、社会普遍认为女性需要负担育儿责任、阻碍升迁的隐形障碍……但是她们勇敢越过了禁忌线。我尤其清楚，要想越过那些禁忌线需要付出多大的辛苦与努力。
我觉得那些辛苦与努力不仅可以使女性幸福，也可以让男性幸福。没有禁忌线，能让彼此更了解，便可以减轻彼此的负担。
我国男性们肩上的负担太多了，总是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为家人不停奔波。从现在起，将肩上的负担也分些给女性吧，让自己稍微减轻那沉重的责任。
现在就试着回头看看自己的家庭。妻子、女儿们是多么聪慧精明啊！做父亲的疼爱女儿，一定希望女儿能成为优秀的人才而教导她、培育她，不是吗？如果女儿能稍微分担这社会的负担，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这一点相信父亲们心里都很清楚。唯有将禁忌线清除，才能让所有人变得幸福。
英国撒切尔夫人、德国默克尔总理、芬兰哈洛宁总统、美国赖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惠普首席执行官菲奥莉娜……全世界有无数的女性，担任着掌管政治与经济的要职。全世界都已经是这样的趋势了，我们不应该还持有“女性还不可以”的偏见，忽视她们的能力。
笔记本公主，制作《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2004年底，为了四大法案协商，四党代表齐聚一起。当时我一直坚持不放弃原则。我早已预想到，我们和执政党的见解大不相同，肯定会遭到怨声批评。没想到那天我却得到了一个新绰号——笔记本公主。协商时，我把党内专家们经过充分讨论后达成共识的可变通部分与绝不妥协部分全都记在笔记本里面，并遵守着笔记本里写的最终底线。于是执政党借此攻击我说：“朴槿惠拿着一本不能协商的‘恐怖笔记本’，她只照着笔记里的内容说话做事。”
“笔记本公主”这个绰号通过媒体报导出来之后，支持我的人们激动地说“这是人身攻击”、“打压女性”、“中伤总统候选人”，但是我本人却不以为意。应该说，我觉得“笔记本公主”这个绰号听起来也不坏。
依执政党所言，“恐怖笔记本”是为了守住那些相信是正确价值观的“信念笔记本”、“原则笔记本”，也就是说“笔记本公主”是“坚守信念与原则的女性政治人”。不过，我之所以会在听到“笔记本公主”这个绰号时笑出来，主要原因是对自己笔记本的用途感到自豪。
小时候我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总是会随身携带着笔记本。不管是参谋们的话还是人民的诉求，我父亲都会全部记下来，只要一有空就拿出来看，并且思考研究对策。就连就寝后躺在床上突然想到的想法，他也会起身点灯，将想法记录于笔记本上。母亲也一样，在她走访全国民生现场时，听到的意见或民怨她都一定会记录于笔记本上，指示具体人员去改善，并追踪后续的情况。我母亲认为说的话与记忆会忘记，但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即使过一百年也会被保存下来。或许是因为从小看到父母这样做的缘故吧，我也是一直都保持着勤记笔记的习惯。
不能遗漏与人民的约定，所以我的笔记永无止境。
在担任党代表的期间，人力市场、单亲家庭、寻找失踪儿童、残障设施、传统市场、农渔村、试点学校等，我访问了一百五十五个以上的民生现场。政治必须与民众同在才对。到民众所在的地方，用眼睛和耳朵来得知真正的问题所在，是政治人物应该做好的重要课题。所以我一直努力到处走访，倾听民众的心声。当然，我的小笔记本成了“约定笔记本”，跟随我实际探访民生现场。
实际探访民生现场后，我习惯在回程的车上赶紧在笔记本里记录。特别是现场答应要帮忙的内容，不论再怎么细小的事，也一一记在“约定笔记本”里，并经常追踪进展。
作为随身带着恐怖“约定笔记本”的笔记本公主，身边的助理与大国家党事务处职员们的辛苦自然可想而知。
“答应西海岸花蟹渔民的事，现在进展得如何呢？那天我们不是答应要减轻他们的育儿负担吗？”
翻开笔记本，一项一项追问的时候，身旁的党职人员们总会眉头紧锁。怎么可能不会呢？为了遵守一项约定，必须提法案；若要反映到预算则需经过无数次的争论，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不经多次的程序与同意是无法达成的。相关工作人员到处为此奔波的辛劳我非常了解且心存感激，但我依然还是只能当个督促的坏上司。为了让笔记本里的约定彻底实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我国政治史上首度在2006年3月诞生了《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就是多亏我的助理与工作人员的努力。虽然没有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本书是新政治、生活政治的开始。
这本书详细记载了过去我在国会总选、地方选举政见、民生现场探访之中与国民承诺过的约定事项，以及遵守了多少约定、进展的阶段、尚未实践的事情有哪些、为何尚未实践的理由等，内容多达三百多页，制作这本书的人员的辛苦难以用言语道尽。
“押海大桥、新千年大桥的预算怎么样了？”
“是……那个……”
我每天都这样劳烦他们，他们则为了掌握约定情况与实践进度，总是劳累奔波。
有些国会议员看到那本书，甚至说“要选总统的人应该看远一点吧，LPG特税、育儿预算、全罗南道沿海的建桥事项，为何花精神在这些琐碎的细项上呢？”我的看法却不相同。国民生活方面真正需要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政见，或者为了吸引人气而许下无法实现的甜蜜诺言。我认为即使受惠者很少且媒体也不太注意的小约定，身为政治人物都应当抱持负责到底的态度。
“书到了！”
印刷所才刚刚印好的热呼呼的《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到了。大国家党遵守了约定的百分之四十，其余百分之六十是处于继续追踪中或者因为无法获得执政党配合而延迟的事项。看到这本白皮书我心想，一定要继续做到百分之百都实践的那天为止。很可惜的是，媒体并没有太注意这本书，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但我认为只要是大韩民国的政党与政治人物，都应该有类似的白皮书，为实践约定而不懈努力，相信这样绝对能够实现真正为人民的“生活政治”。
为遵守约定而做的选择
在我担任党代表的两年三个月期间，最心痛的是《行政中心复合都市特别法》通过的那段时间。原本在第十六届国会上通过的《新行政首都特别法》，在2004年10月21日被宪法裁判所判定违宪。随即在国会，朝野成立了新行政首都后续对策特别委员会，讨论此问题。大国家党以将燕岐、公州地区建造成多功能复合型都市为目标，与执政党达成了协议，但是政府执政党却在2005年2月5日提了移转十六部四处三厅政府机关的特别法案。
与执政党不同的是，大国家党内对于这个问题分歧很大。有些人主张，既已被判违宪，就干脆当作没这件事持反对票即可；但有些人主张，既然是第十六届国会通过的，我们大国家党有责，所以应该与执政党协商，持赞成票使其通过。
在农历新年之后的2005年2月11日，我召开了对策会议。经过两小时的会议后，我下了结论：“现在已经无法当作没这件事而回到原点，我们也有责任在身，所以在特委会应该尽量与执政党协商，并在议员总会上决定党的决议。”而且我嘱咐身为特委会大国家党监事的金学松议员，要在特委会尽最大努力。2月23日朝野特委会协定的方案是十二部四处二厅移转到燕岐、公州地区，国家财政支出的上限为八兆五千亿韩元。
刚好那天是正月十五，早会结束后我就出发参加在釜山海云台沙滩所举行的赏月庆典以及釜山大学经营研究所的演讲活动。我在首尔站搭乘KTX（韩国高铁）南下釜山，就在快到大田时接到了秘书室的急电，说特委会的朝野协商完成了，需要立刻召开议员总会，要我赶紧下车改搭前往首尔的列车回去。
我一到达国会就召开了议员总会。议员们意见分歧很大，双方针锋相对，一时之间难以讨论出结果。最后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以投票决定党的决议。投票结果为四十六比三十七，赞成票较多，但因反对票也不少，实在是一次非常困难的决定。
情况从那时起开始恶化。3月2日的全体会议票决即将展开，但是反对此法的议员们在会场持续抗议，以致出现“法案处理延至4月吧”、“议员总会再投票吧”、“举行公民投票”等主张。几位议员甚至表示，如果此法通过将辞去国会议员一职。在同党议员提出辞职的情况下，我身为党代表必须正视此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也必须思考解决方法。
但我必须作出决定：身为一个公开政党，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的情况下，党的决议是不能变更的。我认为，为了政党的未来也不应有此举动。
3月2日，五十天前我才亲自任命的政策委员会议长朴世逸因反对党的决议而宣布辞去议长一职。我身为党代表，还是必须遵守党的决议。我相信那是党代表的义务，至今我的想法也不曾变过。
那天我在议员总会表示：“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满，但是一个公开的政党是不能进行再投票的。这条法案已成为我们党的决议，请各位依照赞成与反对的信念于全体会议投票吧。”那晚，在反对派议员们的高喊与推挤之中，于国会全体会议的会场上通过了此法案。
此法一通过，全在姬议员开始绝食要求公民投票，朴世逸议员则表明要辞去议员职务，许多议员用强烈语气责骂党指导部。我的心很痛。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绝食与辞职，但是我身为党代表必须毫不动摇地遵守党的决议。我亲自请全在姬议员停止绝食，也请朴世逸议员不要辞去议员职务。
3月15日起，我将前往美国进行筹备已久的访美行程。就在出发的前一天，好不容易联络到辞职之后住在山寺的朴世逸议员，约好两人一起吃午餐。无论如何我都要阻止他辞职。可惜的是，午餐的约定被取消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他。
如今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是我担任党代表时期最心痛的一件事。2004年国会总选前，我当上党代表不久后，一直在大国家党内任职的汝矣岛研究所所长、政策委员会议长朴世逸议员，因为此案而辞职，这使我非常痛心难过。
我到现在还是尊重他们依信念所做出的决定。但我的决定还是遵守党的决议，这是我的信念。所以这是信念与信念的冲突。即便再回到过去那个时候，我身为党代表，结果依然不会改变。
此法通过后，3月4日，我在迷你窝上放了一段这样的文字：“身为一位政治人物，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遵守与国民的约定。只要有一刻忘记，就会失去所有人的信赖。要打造值得国民信赖的社会与被其他国家肯定的先进国家，最基本的就是能够做到几项负责任的约定，以及为了遵守约定而付出许多努力。小利益会破坏大利益，小智慧会遮蔽大智慧。不要只是着眼于某个小角落，而要具备看整体的智慧，这样才能到达我们所向往的境界。我们社会开口闭口都是‘民主’、‘改革’、‘革新’，但如果连小约定都不能遵守，就等于没有基本哲理，就如同不会骑自行车却高喊着要骑摩托车一样。即使我们可以忘记，我们也不能扭曲别人想要遵守的善意约定。”
此法通过后，党内还是有人表示，日后大国家党掌权会让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形同白纸。但我的字典里没有毁约这种事，因为约定是为了遵守而存在的。
权力是国民赋予的
2005年6月24日，卢武铉总统在参加执政权核心十一人会议之后，第一次提出“联政”这个词。一开始，出现的是小联政与大联政混杂的说法；后来，则公布卢总统真正希望的是执政党与大国家党的大联政。
一直到9月7日青瓦台会谈前，整个夏天媒体都在报导着大联政的话题。一开始我只是视而不见，除了卢总统没有说明清楚为什么要联政之外，依常识来看，实在也无法接受两个治国哲理与政策路线不同的政党联政。现在应该是在经济与民生方面多用心的时候，实在没必要卷入联政这种政治论点。
“大国家党只重视民生经济，除此之外我们从未对其他事情关心过。”
我明显地划清界线，表示大国家党并没有想要联政。但是媒体不断报导说卢总统要联政，而且总统的话时时刻刻都在改变，先是说因为“朝小野大的政局”造成经济困难，后来又说是要组“跨党内阁”，有时又听到他建议导入“中大选举区制”的选举法修订以取消“地区结构”——看来似乎最终目的是要修改选举区制。
就这样，7月、8月过去了。民众吃、住的问题都已如此突出了，政治新闻却还是只看到大联政，所以我觉得要有人终止这样的情况。
8月底，卢总统说：“大联政是我政治生涯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总结。”9月1日青瓦台秘书室长向我传达了卢总统想要会谈的提议，我立刻答应会谈。卢总统的一句“大联政”，已使全国飘摇，影响民生，我希望能赶快结束这样的情况，所以决定去青瓦台传达国民的心声。卢总统与我的领袖会谈时间一敲定，党内外有很多人担心我而纷纷给了建言。有人担心地说：“卢总统是大韩民国最会说话的人，如果真的去会谈，会被卢总统牵着鼻子走。”虽然都是很宝贵的建言，但我很好奇国民如何看待联政、国民希望对卢总统说什么话，所以我指示人员在大国家党的网站做一个接受人民声诉的专区。
在议员总会也有很多人给了我建言。我请议员们安心，告诉他们：“我是作为传达国民心声的代表前往，会朝着我们的方向充满自信地走我们认为正确的路。对于联政论，我会直接告诉卢总统，那是不可行的方针。”
9月7日下午两点，在青瓦台本馆的百岳室展开了会谈。我们方面有政策委员会议长、秘书室长、发言人共同出席；青瓦台方面则有政策室长、秘书室长、发言人共同出席。持续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之中，卢总统与我谈了很多话，各自都表达了想法。我一直在谈民生，而卢总统则一直谈大联政。卢总统很坦率但也很执著，有时甚至觉得他说话语气并不是很客气，有想要从气势上压过我的感觉。
身为在野党的代表，对于民生问题我强调我们一直持续协助，并表达了我对就业、小政府、不动产、教育、核武器问题、韩美合作等议题的想法。但是不管我说什么主题，卢总统的关心都只在大联政上。不论什么主题，他都能引到大联政、跨党内阁、取消竞选者与选民关系地域性固化的选举法修订上。他一直反复地说：“你就负责去做做看吧。”
对于大联政，我真心给了卢总统几个忠告：“所谓的权力，乃是国民赋予的，谁也不能言及权力的分配。权力是由国民所赋予，所以再怎么辛苦也要负责到底。您说因为朝小野大而感到辛苦，但是国会总选之后已是朝大野小了，不是吗？总统您应该专心于经济问题，才能以选举赢得民心。您应该知道，国民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我讲出了我的信念，继续说道：
“大国家党对于民生问题一向百分之百支持协助，民生相关法案从没有一件不让通过的。在此我要向您明白表示我对大联政的立场，请不要再提大联政，我也希望能就此停住这个话题。”
不知他是否知道我的真心，卢总统反而说：“我甚至想过，是否该尽快结束卢武铉时代。”他说出了想要中止任期的言语。
“请您以后别再说您要结束任期，这样会让国民感到不安。”
我们的谈话在没有交集的平行线上进行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卢总统开始表现出不想再继续聊下去的意思，所以最后我真心地说出了对于总统这个位子的看法：“我因为长久在近处看着总统这个位子，所以很清楚。这个位子会招致许多误会，国民的担忧立即会是总统的担忧，是二十四小时劳心劳力、担负着无限责任的位子。别人会以为这是权力者的位子，事实上却是十分孤单。每位总统都有他那个时代要负的责任，因此，卢总统您有您时代的使命。请总统好好思考您的使命，好好完成任期。在野党只希望国家更好，身为在野党，有在野党必须扮演的角色，我们随时都会忠实于这个角色。没有哪位政治人或者总统是可以赢得了国民的。请您记得，到哪里都要惦记着经济，这是最重要的。”
他没有任何回答，这是表示谈话结束时间到了的意思。
隔天卢总统要出国巡访，恰好他的生日就在那天，我送上了生日祝词。他听了之后说：“我以前不太过生日。我出生时，母亲也没有做什么胎梦，所以我是没有传说的领导者。”不知为何这番话令人有点感伤。
那天，卢总统与我之间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从此以后，大联政不再被提起。现在只要想到那天我没能充分说服卢总统将真心转移到民生上，还是感到十分惋惜。
五十三天的《私立学校法》之争
2005年12月，国会的教育委员会由大国家党与政府执政党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私立学校法》修正案，并进行了数日的协商。
私校法之争其实已有两年之久。执政党认为私校财团贪污严重，所以主张私校理事会要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开放型理事。虽然执政党是这样的主张，但事实上能够更严格监控私校贪污的是大国家党的私校法修正案。大国家党所提的私校法修正案是连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也需全部公开，导入公营监事，公开会计并将预算与结算透明化。而且我们主张私校财团对于私校的预算与结算的计算根据，是连一支粉笔也要全部公开，并将此规定记载于条款之中。然而，执政党却只着眼于开放型理事参与理事会事宜。
若要成为先进国家，必须培养人才，因此学校应具备竞争力。为了培养学校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学校的多元化与自律性，制式的规定很难达成具有创意性的教育。
事实上，只要照法规执行，修正前的私校法就已经足以严格杜绝贪污，不会有贪污之事发生。但是教育当局并没有按照法规执行，导致一些私校发生了贪污事件。私校本来就是很容易产生贪污的团体，若要外部人士进去监视却有些太过夸张。打个比方，就好像抓蚊子却用了捕兔器一样，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似乎非常恰当。
在以前穷困到没几间像样学校的时代，自掏私财兴建学校培养人才的多数是健全私校，如今到底为了什么要贪污呢？用常理实在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理念的集团渗入了理事会，再任意搅乱学校教育。
执政党开始称大国家党为“拥护贪污私校者”，将私校说成是贪污既得利益者。执政党自己则像是来断定别人有罪的使徒，挥舞着刀剑，使国民与私校分成不同的两边。
2005年12月9日，执政党强行通过了私校法。国会从早上便笼罩着一股紧张气氛。到了下午四点左右，会议开始的二十到三十分钟前，照惯例会场会开门，但是这天打破惯例，只有十几个执政党议员先行进入会场。在这些执政党议员偷偷进场时，大国家党的议员们想入场却遭到拒绝。大国家党的议员们极力反抗，但是一直等到执政党议员们多数进到会场后，会场的门才打开。走向国会会场前方主席桌的议员竟遭到了开放国民党议员的肢体攻击。瞬间，场内到处都是议员互相推挤的场面。会场一片混乱的时候，国会议长在警卫的护卫下进入会场。在国会议长的主导下，快速强制通过了私校法。大国家党议员们极力阻止执政党议员们票决，但是力不从心。才不过十五分钟，私校法已遭绑架处理结束，连提案说明、讨论都没有进行。大国家党议员们一时之间茫然若失。
孩子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孩子们成长的教育环境与制度绝对需要细心考量。
私校法是什么样的法？这法规会关系到我们孩子的未来与未来教育，不是吗？
大国家党议员们当场进行抗议。晚上七点三十分，我们聚集在与会场相连的中央阶梯，我以坚定的心情站在前方，发表了《对国民谈话》。我宣布：“我们将与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家长们一同反对私校法。”这是大国家党在第十七届国会首次进行场外抗争。自2004年6月第十七届国会会期开始以来，尽管被一些人批评为“不像在野党”，大国家党仍然坚持不进行场外抗争。第十六届国会时执政党有过无数次的场外抗争，但第十七届国会一直到私校法事件之前我们都从未进行过任何一次的场外抗争。虽有许多危机时刻，但我们都认为不该跑到国会外面示威，应该在国会里面热烈争论，因为我们不想以民生之外的事情扰民。就连2004年的《国家保安法》废止的反对抗争，我们也没踏出国会一步。
但是执政党突然将私校法以强制的方式通过，我们随即迈向场外抗争的道路了。我原先很苦恼要不要走上场外抗争这条路，但是执政党在国会全体会议上强行通过私校法后，我甚至对外公开发表了《对国民谈话》。大国家党一时陷于紧急状况，我们召开了最高委员与重要议员联席会议以及议员总会。
我的结论是绝对不能让步。《私立学校法》关系到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孩子们的思想不同了，国家的根本也会有所改变。眼看如此重大的法案被执政党利用，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私校法抗争前期，“修订出合理的私校法”是大国家党的诉求。但执政党将之扭曲为“拥护贪污私校的大国家党在对抗修订私校法”，造成媒体对我们的冷淡，许多民众对于大国家党的场外抗争也是冷眼看待。
随即，党内有议员主张“应该顾及民生，现在面临的不是场外抗争就能解决的问题，选择迂回的路比较好”。但是此次不能退让，我在议员总会上对议员们说：“我们之所以抛弃一切，决心进行场外抗争，是有充分理由的。想回国会开会的人如果超过半数，我们就结束这场场外抗争；如果没有，我们要抗争到底。会使国家本质动摇的法规，绝不能让它通过。法规的基础不清不楚的话，大韩民国整个国家都将遭到影响，绝对不能忘记这一点。”
我自始至终从不放弃的其中一项就是我们孩子的未来——“教育”。
议员们表示了继续抗争的决心。即使大国家党的民调支持率下降，所有人仍团结表现出坚守信念的意志。
一开始的街头抗争选择的地点是明洞，我们在那里集会，通过发传单给民众的方式，揭发强行通过私校法的不正当性。偏偏那一年是史上创下最低温的一年，只要在外面站一会儿，双脚就会冻僵；即使穿了厚厚的秋衣也套了毛衣，身体还是感到阵阵寒意。抗争私校法的那年冬天，实在十分寒冷。
我们与私校团体、宗教团体一起在首尔站、市厅前广场，以及全国各大都市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还改造了卡车，不断进行小规模的移动式集会。然后慢慢地，民众开始知道最具争议的“开放型理事制”的问题所在。全国各处纷纷举行私校法讨论会与恳谈会，并成立了抗争本部。
随着我们的抗争不断持续，民众的关心与理解渐渐增加了，媒体民调结果也开始好转。就连原本表示“私校法绝不能再修订”的执政党人也开始变得不安了。寒冷的冬天，2006年1月31日朝野院内代表在北汉山进行步行会谈之后，长达五十三天的持续抗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在北汉山那里，达成了“讨论私校法再修订”的协议。2月1日，国会再次展开会期。
在这之后，私校法仍然没有再修订。然而，政府执政党的气势却渐渐消解。虽然执政党部分人士反对私校法再修订，但是在无数社会与宗教团体、国民的集体抗议下，执政党只好逐渐屈服。
私校法抗争这件事情，引来许多人说我“给国民留下了保守又好强的印象”，做了亏本生意。然而，我绝对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即使是作出让步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也会有他最后坚守的堡垒。对我而言，那就是“教育”。教育是决定我们未来的根本，若有人将其加以利用，我绝不会坐视不管，也不能够坐视不管。如果因为就私校法进行抗争会带来损失，就紧闭双眼坐视不管，将会在我良心上留下很大的伤口。那我当初放弃“自由人生”而揽上“无止尽的重责大任”，重回政治之路就没有意义了。
大阿姨心爱的侄儿们
那天的气氛有些异常。原本只要我一进玄关，孩子们一见到我的身影就会大喊“大阿姨来了！”但是那天他们很安静。就连我走过去，孩子们也纷纷往后退，甚至平常一定会跑来抱住我、亲我脸颊的敬元，也只是站在远处望着我。我心想：“因为脸颊贴着绷带，所以孩子害怕了吗？现在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笑了，所以表情很奇怪吗？”
我走近孩子们，弯下腰来平视他们的眼睛，对他们说：“发生什么事了吗？好久没看到你们了，怎么你们都不来亲亲大阿姨呢？”
站在角落的小丹指着我贴绷带的脸颊，小心翼翼地走过来问我：“大阿姨，现在不痛了吗？”
我心想：“原来是这样。”
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看来他们是在担心我。
“嗯，现在大阿姨都好了，所以才来看你们啊。都没事了。”
“真的？”
可爱的侄女们亲手做给我的扇子。不管怎么累，只要看到他们的笑容，就疲劳尽消了。
突然，安静的孩子们纷纷变得像平常一样，扑进了我的怀里。有的发出欢呼声，有的亲我，有的开我玩笑，还拉着我的手要我一起跟他们跳新学的童谣歌舞。仿佛从未疏远过一样，充满朝气和活力地唱歌跑跳。
幼儿园的园长说：
“代表，孩子们在电视里看到您的脸被划伤的新闻画面，隔天来上学都哭了。还问我是谁害我们大阿姨那么痛的。全都围在一起祈祷‘请让大阿姨赶快好起来’。刚刚可能是因为觉得代表您还很痛，所以才不敢靠近吧。”
听到幼儿园的园长这么说，我不知不觉鼻子发酸。
“我的侄女侄子们……害你们担心了。”
平时，媒体采访或者演讲时总是会被问到：“您没有家人也没有子女，不会寂寞吗？”
平常我都是回答“太忙了，没有空寂寞”。但我有着大家不知道的家人，就是叫我“大阿姨”的七个小天使。与这七个小天使的缘份是从2004年6月开始的。
某个很晚下班的夜晚，我偶然听到一位女性党职人员打电话给家人，说她因为工作多要加班，可是没人去接幼儿园的女儿。她赶忙打了好几通电话联络。平时因女性迈入社会工作与出生率下滑的问题，我已开始注意到保育政策，但她的电话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我们政党总是提出要注重女性保育政策的政见，那就应该先顾及自己职员们的保育才对，但实际上却没有好好照顾到。我惊觉连我们自家都没做好，那我的保育政策岂不是流于口号而已。
隔天，我正式提议党舍设立幼儿园。随即出现“投资与成效会不成比例，效果有限”、“党舍没有空间”、“没有钱”、“职员们不会带孩子来的”等反对意见。我心想：“对，正因为一样的理由，所以一般企业、公共机关都不设立幼儿园，而将保育工作丢给女性们。”随即我的声音也不自觉地加重了。
“快乐幼儿园”开园那天，证明了实践政策活动已经从我们党内开始做起。
“我们都还没有做，怎么会知道呢？世上任何事都有困难之处，但是不应该因为困难而妥协或让步。连个幼儿园也没有的政党，如何谈论什么保育政策？一定要设立幼儿园，请即刻准备吧。”于是我下了结论，便开始进行相关事宜。
“快乐幼儿园”开园那天，证明了实践政策活动从我们党内开始做起。
2004年7月1日，大国家党里的“快乐幼儿园”开园了。开幕式那天，是我增加了七个家人的第一天。从最小十七个月大到满两岁，总共七个孩子，个个都是小天使。幼儿园虽然偶尔会有哭声，但是他们连哭的模样也都十分可爱。
在那之后，我每天行程忙碌，但党内外的事情越多，压力越大，我就会越想去快乐幼儿园。孩子们开口就喊“大阿姨”，还会来拥抱我。看到他们的模样，我的烦恼忧愁立刻一扫而空。即便助理因为下一个行程临近而一直对我比手势要我准备出发，我也舍不得减少和我可爱家人相处的时间。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我的宝物也越来越多。他们送我的扇子上画了我的样子，还送了新年贺卡……每一件都是珍贵的宝物，都让我看了不自觉露出笑容。
现在幼儿园又增加了新家人，总共有十一个小孩了。可是党舍要迁到汝矣岛时，又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幼儿园很难一起搬过去。”可见还是有很多人不记得保育有多么重要，以及这是保障女性社会活动出发点的事实。
女性如果能从育儿与保育方面的负担中获得解放，就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我自己就亲身体会到，自从党舍设立幼儿园之后，女性党职人员更能够放心地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结果，不但托付孩子的女性党职人员受益，设立幼儿园的大国家党也提升了竞争力。
我认为真正的政治是寻找一条路，一条让制定政策的人以及政策受惠者都能切身感受快乐与幸福的路。年轻的妈妈们应该不必担心孩子，尽心于职场工作并展现能力，孩子们则应该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茁壮成长。我希望的政治是使制定保育政策的人以及保育政策的受惠者都能幸福。
我的未来伙伴，大韩民国的年轻人们
从政以来，令我感到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与年轻人见面的机会增加了。如果没有从政，我可能就不会见到这么多拥有各种不同想法的年轻人了吧。
不论在哪里见到的年轻人，总是第一眼就能给我特别的喜悦，可能是因为朝气蓬勃且热情有活力的关系吧。所以不论是去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我都会尽量安排与年轻人见面的行程。
2006年8月15日，参加光复节纪念典礼之后回到家时，原以为已回家的执行秘书再度来到我家，说是有话要对我说。原来有个女大学生在我家门前等我，遇到了我的执行秘书。执行秘书告诉我这事，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女大学生是檀国大学天安校区的女学生总会会长。她为了请我去学校演讲，在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我的执行秘书问她：“你怎么知道代表住的不是公寓而是一般住宅，怎么知道地址的？是怎么找到的？”
这名学生回答：“我是女学生总会会长，我希望在我任期内一定要邀请到朴代表来演讲。代表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政治人，所以我非常想亲耳听到她的演讲。可是我不知道要跟谁联络，如果打电话一定不会转达，我就搜寻了网络新闻，看到是住在三星洞的一般住宅，因此我就来三星洞这里的房产中介找，可是问他们都问不出什么来，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才问到的。今天是光复节，学校不上课，我看到电视上报导代表今天去参加了纪念典礼，所以立刻前来这里等，想等到代表回来。”
我们的年轻人的热情照亮了大韩民国的未来。在淑明女大的演讲会场。
那位女大学生的热情与聪明才智令我钦佩，我连行程表都没确认，就答应要去演讲。“制定目标、拟订计划、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行！”真是个了不起的大韩民国大学生！
她对首尔并不熟，公交车路线、地铁路线也都很陌生，但即使辛苦也一定要做到，还找了房产中介问了老半天才问到我的家。最后她将“演讲提案”这个目标完美达成了，令我感到非常骄傲。
除了檀国大学的这名女学生，我遇到的很多我国的大学生也是一样，只要下定决心就毫不犹豫着手进行，寻找方法并达成目的。他们都抱持着非常积极的态度。
“即使无法立刻就业，我也不会感到挫折，在找到适合我的工作之前，本就会经历这段过程的。”我在某个就业博览会遇到的求职毕业生，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履历表，带着微笑说了这番话。
“我听了代表您的演讲，可是没能问您问题。”一位淑明女子大学学生听我演讲之后想再多聊一会儿而跑到国会来找我。“大国家党如果想改变，就必须吸收年轻人才。”也有成均馆大学的男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我的秘书们，并且因此约了和我见面的行程。我们的年轻人正用挑战精神与实践力照亮大韩民国的未来。回想起来，我大学时代遇到的同学们也是如此。
在对于电子工学还不太了解、家里电器产品也不多的那个年代里，我们相信电子工学未来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在实验室里拿着难懂的原文书，彻夜苦读。
父传子，母传女，风气是会代代相传的。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也是传承了父母亲那个年代相信“我一定能做得到”的精神。我父母的年代是从无到有的，而现在的年轻人这一代，相信一定可以带领大韩民国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国家。
1．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愿意为朝鲜核武器问题的和平解决努力到底。
2．韩日关系的重点在于必须持续敞开真心对话。与日本安倍晋三合影。
3．与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见面像是与好友交流意见。
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送我中国民俗纪念品双狮。
1．我的外交活动的前提是信赖以及国家利益为先。与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合影。
2．外国学生是我国未来的同伴。
3．每次在国外受到韩国侨胞热情欢迎时，就会更坚定我要加油的想法。在北京韩国国际学校。
4．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演讲现场，述说着我们光明的未来。
第五部
我的信念将在世界舞台持续
每次无论我走访到世界哪个国家，
抵达当地的第一天都会先安排与我国侨胞们见面。
这是我对身处他乡异地、
却能坚忍不拔落地生根的我国同胞，
表达敬意的独有方式。
遇到散布于美国、日本、中国、欧洲等世界各地的我国同胞，就会像见到儿时玩伴般高兴万分，
我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流着相同血脉而有的那股凝聚力。
我们一同前进的道路宽广且充满希望。在中国巡视铁路渡轮。
我的第一个外交原则
曾经我在书中阅读到，原来在哈佛大学教堂一侧的墙壁上，挂有一面纪念铜牌，上头刻着当时因参战而死的哈佛毕业生姓名。2007年2月我前往美国，准备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讲。我吩咐秘书室，在我一抵达哈佛大学时，希望可以直接先到学校里的教堂，向那些战死于韩战的哈佛学生们致敬。
哈佛大学位于坎布里奇，这里是个安静且美丽的都市。即便寒风凛冽，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依然充满着朝气与活力。抵达学校后，我们一行人穿过满是古意盎然的建筑物的校园，朝着教堂的方向前进。教堂内，气氛十分幽静。阳光透过窗户，照亮整个原本幽暗的教堂，室内萦绕着庄严虔诚的氛围。
教堂左右两侧的墙面上，挂着刻有战死毕业生姓名的纪念铜牌。左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牺牲者的姓名以及毕业年份；右侧则是韩战牺牲者的姓名以及毕业年份，密密麻麻且清楚地刻印在铜牌上，这样的景象，使我内心炙热了起来。
哈佛大学对于这些为国牺牲的勇士们，感到相当光荣。我们站在牺牲者的名字前默哀，为我们提供解说的校方人士及校警，也自动摘下帽子向牺牲者们致敬。
走出教堂后，担任解说的哈佛大学校方人士表示：“当我收到通知需要安排行程至教堂时，不是很明白您的用意。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教会里存放着纪念铜牌。看完后，我的内心也同样相当感动。”
在我出国参访时有一个必定遵守的原则，就是向曾经帮助过韩国的人表达我心中多年的感谢。我们经历不幸的近现代史，但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帮助支持，特别是韩战当时，提供协助的二十一个国家（战斗兵力支持十六国，医疗等支持五国）的士兵们，他们可能当时连韩国是地图上的哪个国家都还不是很清楚，却为了维护自由民主主义而牺牲奉献。如今那些幸存的士兵们无论在何处重逢，只要谈到韩国，就会重回二十几岁时的时光，聊着当初在韩国的回忆，甚至讲到韩国惊人的发展，会像自己的事情般开心激动。
2005年3月，我担任大国家党党代表后，第一次踏上了外交访问之路，那次是去美国，而我的第一站行程也是到韩战参战士兵纪念碑前献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