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台湾问题再度凸起。
8月15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在台湾以北90海里处举行导弹实射演练。
1996年3月，台湾“总统直选”在即，人民解放军于3月8日至25日再次向台湾海峡进行导弹实射演练、海军实弹实兵演习和三军联合演习。
3月10日、11日，美国两支航母特混舰队驶入台湾附近的国际水域。
台湾海峡风云激荡，第五次台海危机由此生成。
那时，我已离开军队。但我在总参谋部工作的战友们希望听取我的见解。这使我在激烈的为生存拼搏之余，将目光移向台湾海峡。
我的注意力落到一江山岛上。
1 迷雾中的一江山岛
在互联网上点击台海危机，总会蹦出一江山岛这个名词。它是浙江台州海面上的一个小岛，第一次台海危机就是围绕着它展开的。
1954年至1955年初，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在浙江以东海域发起了以强攻一江山岛为中心的大陈列岛战役，它的胜利开创了我军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先河，也划定了半个世纪来台海双方对峙的格局。值得骄傲的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正是我的父亲。
早在1955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这场战争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里了。我翻看父亲从浙东前线带回的书，其中一本扉页上有“蒋中正”的题字：“苦兵之苦，乐兵之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人民公敌的字。字体好工整啊！但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问父亲。父亲说，孙中山讲过“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明白吗？喔！原来这里的第一个“苦”字和第一个“乐”字是作动词用的，将士同甘共苦。父亲还带回一把很漂亮的匕首，妈妈说可以用来切西瓜。刀把是牛角做的，镶嵌着青天白日的军徽。这当然不好，砸掉它，结果刀把也给砸掉了一半，可惜了；还有两个像鸭蛋大小的手榴弹，真棒！比我军用的木柄手榴弹要小巧漂亮。我问父亲，我们干吗不用？他说，投不远。后来我参了军，在步兵连，才真正体会到，那玩意是不如木柄手榴弹好投，但它适用于山地防御，无怪一江山的守敌使用它，拉着了引信往山下滚就是了。这两个卸掉了引信和装药的铁鸭蛋，作为摆设放在父亲的写字台上，倒也别有情趣。
啊！当这些依稀弥散着硝烟气味的战利品摆在一个孩子面前时，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幼小的心灵中陡然生出了对战争充满刺激的幻想，和对恐惧的莫名的渴望。
一江山，这座在地图上只有一个标点大的岛屿，是一扇通向历史幽径的门，当我不期然打开这扇门，走进历史深处时，便看到了在它背后更为复杂的时代风云。
1997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去凭吊一江山这个被遗忘的小岛了。
这是一座被狭长的海沟一劈为二的小岛。整个岛如一块巨大的岩石，四壁陡峭，几乎直立于海面，海水像一条江河从其间贯通而过，形成南江和北江两个区域，遂得名一江山岛。
我是乘武警快艇过海的。在南江和北江之间狭窄的水道中，水流湍急，形成天然的虹吸现象，越靠得近，就越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要把你吞食进去。拍打在岸边的回头浪，回荡在隐约裸露的暗礁中，形成漩流，伴随着强劲的海风，打得快艇跌宕起伏。果然凶险。
我第一次要求登陆，竟被拒绝了。说这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他们在这里服役多年，从未上去过，不久前曾有船只在这里触礁。话讲到这，自然不好勉强人家。基于上次的经验，我们找了条上去过的艇，开始第二次登岛。说真的，这座岛几乎无岸可靠，我们围着岛慢慢地观察着、寻找着，我不禁想起父亲曾几次说过的话：“当年，为确定登陆地段可是煞费苦心了。”
……
我终于登上了一江山。就在踏上岛的那一刻间，我恍然觉得，我的脚就踏在了父亲当年的足迹上，但时间已经过去漫长的42年了。
42年的风雨足以冲刷和销蚀许多往事。这座小岛实在荒寂得令人毛骨悚然，一眼望去，只有遍布全岛的嵯峨怪异的岩石，从岩缝中探出的杂草，瘌痢般的点缀着裸露的地面。战后，当时作为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号召共青团员们在这一带垦荒，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栽种的树苗居然还不足人高，它们在呼啸的海风中摇曳，似乎要告诉探访者这里恶劣、凶险的自然环境。
久居闹市的人，很少能有机会去感受这样无边的静寂。海风卷起海浪的声响，因为静寂而显得格外令人警醒，海浪拍打岛岸的力量，也因为静寂而显得格外令人心悸。天低浪高，脚下的小岛似乎就要被海浪和天空击碎了、吞噬了。
正由于它远离人世，当年的战场遗迹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残破的工事里，人工凿成的枪眼依旧完好，可远眺大陆，近览海滩。当年这里曾有多少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登陆上来的战士们，从水际到工事的崖壁，这几百米的海滩上曾有过多少消失了的生命。洞壁已烧得焦黑，这是当年我军为消灭洞中顽抗之敌，以火焰喷射器射杀所致。血腥味、焦糊味，仿佛至今还夹着海水的盐腥气在这座小岛上弥散。
一江山作战中牺牲烈士们的遗骨都埋在台州市中心的凤凰岭上。台州人民是深情的，当年选择在这里修建纪念塔，就是为了让来自异乡的英灵们，可以东眺大海中燃烧的岛，西望祖国内地他们的家乡和亲人。在纪念馆环形大厅的墙壁上，一层一层一层，镶嵌着烈士们的遗像，镌刻着他们的姓名。照片和姓名层层叠加，一直镶到拱形的屋顶。
无数的英灵包围着你、俯瞰着你。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那样年轻，好像还只是个孩子，他们看我的眼睛是那样清纯，那样的稚嫩，一双一双，默默地望着我这个前线总指挥的儿子。他们生命的音符永远停留在半个世纪之前了。
也有没有照片的，只留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们来去的是这样匆忙，他们不想让人看清自己的面容。
我默默地悼念，我要对他们说：我受父亲之托看望你们来了。我感到了彻骨的哀痛。
这场战争早已离父亲远去，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鲜活的东西变成了模糊的影像，父亲已是一个高龄的老人了。2000年的一天，一位当年一江山岛的战斗英雄——一个人消灭了9个敌人的老战士，代表600多名参加过一江山岛作战的现在还健在的老兵们来看望父亲了。他叫王必和。将军和士兵拥抱在一起，王必和老人在他的司令员肩膀上禁不住大放悲声，在场的人无不动容。父亲眼里也含着泪花，他拍着拥抱着他的老兵说：“牺牲了多少同志啊……”
这或许就是战争幸存者的情感吧。
2 华东军区的心腹之患
1952年初，华东军区司令员兼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打来电话，叫我父亲立即赶赴华东军区所在地南京报到。何以如此紧急？
原来军委的命令到了，任命我父亲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这期间，华东军区的人事有所调整。副司令粟裕不久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原军区参谋长张震调总参任作战部长。父亲回忆说：“当时司令员、政委（注：指陈毅和饶漱石）都在上海主持华东局的工作。陈老总要求我立即到军区报到，把军事工作全盘抓起来。他说，政治部那边由唐亮（注：唐为政治部主任）负责；军事工作，就由你负责。我刚要说点什么，他就发脾气了，都不干，谁干？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还能说什么？我说具体工作我来做，重大事情，我搞好设想后，到上海向你汇报。他说，这还差不多！他其实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只要应承了的事，不管高低贵贱、苦乐难易，拼了命去做，一定要做得最好。不是我的，我绝不插手。位置再高，权力再大，我连想都不会去想。”
其他野战军和军区也有类似情况，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国计民生的事情包罗万象，当时凡是兼中央局职务的野战军第一把手，主要精力大都放在地方上了。按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指挥体制，参谋长不只是司令部首长，也是部队首长。苏军这方面就更绝对了，副司令管兵种、后勤，司令员下面是参谋长主事，计划、组织、实施全盘工作都掌握在司令部。在和平时期，参谋长就是个大管家。这和公司里老板和总经理的关系有些相仿。这套办法，效率高，但也容易形成独断，党指挥不了枪那还行？于是，又强调集体领导，常委决策。不过在军队中，尤其在军事干部中还是很有市场的。从父亲那里感觉得出，他，还有粟裕都是挺欣赏这套的，以后粟裕挨整，好像多少和这有些关系。
父亲说，他一到华东军区就任，就感到“作战问题极为严峻”。
当时全国分为六大军区，除华东外，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军区，管辖地域与中央局是一致的。华东军区当时管辖的范围比后来的大军区要大很多，北至山东，南达福建，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南京、福州、济南三个大军区，只是江西和河南不包括在内。这种划分主要是针对东南沿海地区，有利于统一协调沿海地区的防务和守备。不足之处是纵深太浅，而正面又过于宽大，囊括的主要作战方向太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防御布势缺乏韧性和弹性。1955年以后，华东军区改为南京军区，将山东和山东驻军划归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江西划归南京军区建制。再后来，南京军区一分为二，在福建、江西两省设立了福州军区。这都是后话了。
由于蒋介石退守台湾，自全国解放以后，到60年代中苏交恶，华东战区一直是我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尤其是东南沿海靠近台湾海峡的浙江和福建，素被称之为对敌斗争的前线。
丢掉大陆后，老蒋蜗居台湾。他不是个偏安苟且之人，发愤雪耻，收编残部，整练新军，挑唆国际社会干预，坐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卷土重来。作为败军之将，这样做倒也无可非议，还算是条汉子。只是他一口恶气在胸，又无处发泄，处心积虑，不免做出了许多下作之事来。
他的空军，仅1950年，就8次轰炸上海，5次轰炸南京，2次轰炸杭州，宁波、海门、嘉兴、金华、衢州都难遭幸免。狂轰滥炸，炸的都是平民，仅对上海，一次就毁掉4家电厂，死伤居民1352人。对比解放军攻打上海不用重火器，对古都北平围而不打、力争和谈，人心向背，顺理成章。
国土防空问题第一次提上了日程，这恐怕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让人挠头的问题了。1953年1月，当彭德怀站在上海地标型建筑物——国际饭店顶层俯瞰全上海时，他忧心忡忡地说：“建筑如此拥挤，人口如此稠密，遭到空袭可怎么是好喔！”陪同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兼防空兵司令郭化若说：“第一次国民党飞机14架，炸沉黄埔码头上的舰船26艘。第二次17架，死伤群众1000余人，毁民房2000余间。”彭德怀说：“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每天损失是多少？上千亿不止！”
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叙述：福州多是木结构建筑，一枚燃烧弹就烧了一大片……有位记者在通讯里把福州比喻为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凤凰涅盘”。一次空袭，就是一场大火。
华东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商贸往来发达，于是催生出了一个特殊的族群——海匪。古往今来，海匪盘踞岛屿，专以抢掠为生。以至从事地方志研究的学者们把它上升为华东沿海独特的历史现象。大陆解放后，许多恶霸、散兵游勇、土匪惯犯逃匿海岛，海匪人数激增。蒋介石是个曹操式的人物，“宁可我负天下人！”为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所以，国民党逃台后，又专事对海匪进行编组、授衔、训练、改装，演练与国民党军的联合行动。他们不断对大陆沿海地区实施海盗式的抢掠，或在边远偏僻之地空降袭扰。你想，这帮人抢滩上陆后，还能有好的吗？一无例外的是炸桥梁，毁公路，烧粮库，抓捕青壮男女。在海上则是劫持勒索过往船只，尤其是对国际商船，行绑架劫持之恶。
政权初建，华东正面海岸线长达几千公里，从山东到闽粤交界，沿海防务体系又极不完善，国民党海空军，这种抓一把就跑的偷袭方式，屡屡得手。
就在父亲到任的前几天，1952年1月28日，住金门蒋军1000余人，在湄州岛登陆，抓走岛上居民300余人。
这只是在福建沿海。在浙江当面，3月28日，国民党“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近千人，由头门山出发，对我白沙岛、穿礁岛、达岛守备部队发动攻击。
不久，英国商船被劫，船长罗伯特·亚当斯被打死；后又发生了将波兰商船“布拉卡号”劫持到台湾的事件，以及劫持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的事件。周恩来又一次找我父亲，在电话里大为光火。
其实，以民用设施为目标，以老百姓的财产和生命为人质，制造一系列国际事端，这种战术上暂时的得手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军队联合匪恶，政府和帮会勾结，武装教唆一批人渣，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妖魔化，遭到国人唾弃，致使尚存幻想的人们更加拥戴新政权。联系到北伐、抗日、重庆谈判，蒋介石的短视和功利心态又一次表现出来。
当时到底有多少次形形色色的袭扰和破坏，父亲已经无法记清了。《第三野战军战史》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至1952年间，福建的平和、南靖、晋江、惠安、莆田、漳州、福鼎；浙江的温岭、黄岩、玉环、洞头、象山、乐清、临海；山东的胶南，都曾有国民党军登陆袭扰，少则近百，多则千余人，近万人。”（注：《第三野战军战史》399页）
仗有时是很激烈的。
1952年6月10日，国民党军1200余人，向我驻守在黄礁岛的21军62师186团9连发动突袭。双方争夺数十次，岛上制高点和海岸炮阵地一度被敌攻克，9连扼守要点，坚持到增援部队上来，这一仗消灭敌300余人。
10月8日，温州以北，公安军的防区。国民党军1200人秘密设伏于鸡冠山岛、洋屿岛，先以一部兵力在玉环寨头地区登陆袭扰，诱使我军出击。公安17师50团的两个连登上鸡冠山岛后，即遭数倍于我之敌围攻。当增援部队赶到时，敌已撤回披山列岛。此战歼敌约100人，我损失192人，仅返回75人。敌尝到甜头后，胡宗南又指挥3个野战大队和军官战斗团共1600余人，在9艘舰艇掩护下，又一次向洋屿岛发起攻击。公安军和20军60师部队顽强抗击，从19日打到21日上午，歼敌736人，击伤敌舰5艘，击沉大小船只12艘。公安军终于雪耻。
这真是一个心腹大患。
自华东海军开始，到浙江军区，直至担任华东战区的参谋长，父亲始终处在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此间发生的作战行动战史上都有记载，但也许是出自军人的职业习惯吧，我有兴趣的是作战意图和计划的形成经过，这是一段思维，是一个过程，看不见，但却是战争中最活跃、最生动、最能体现大智大勇的地方。
父亲回忆说：“就是一句话，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单纯防范不是办法，要从根本上打破国民党对我海岸线的封锁和沿海地区的袭扰，办法只有一个，登岛作战。坚决夺占沿海敌占岛屿，把他们赶到海峡的另一边去！”
看得出，这个话题对一个退休的老军人来说像一针兴奋剂，把他带回当年的战火和硝烟中，寻找以往的艰辛和荣誉。
他站起身来，解开了上衣的扣子，左手叉在腰间，大有指挥作战的风度。他用拐杖指了指墙壁，说：“把图挂起来！”
“你看！瓯江口外有个洞头岛。”他一下就点到了。这可是个88岁的老人啊！他的一只眼睛因为误诊而失明，另一只又有严重的白内障，他平时看书看报都要拿着放大镜。但对46年前战斗过的地方，他只要凭直觉就够了。
“这里是洞头岛，控制了整个温州地区的出海口。再往上看，喔，就是这里，象山港。在它的外面有一条岛链，是鱼山列岛，控制了宁波的出海口；台州湾当面是大陈列岛。温州、台州、宁波，整个浙江的出海口都被敌人控制着。福建当面情况你就清楚了，你在那里当过兵嘛。”
国民党虽然败退台湾，但它在海峡的部署仍然是攻势防御的架势，即以台湾本土为基地，以贴近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岛链为前沿，以澎湖为中间桥梁，构架起一个直接伸向我的攻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北边，也就是浙江当面，以大陈列岛为防御核心；南边，也就是福建当面，以金门岛为核心。整个部署像一个牛头，大陈列岛和金门岛是它的两个犄角，直顶华东沿海。防，可以有百余海里的纵深；攻，可以直接在你鼻子底下发起。这是个对我威胁极大的部署，依仗的是海空优势，以弥补远离大本营，战时支援和平时保障的困难。他不就是欺负你没有海空军嘛！
父亲继续说：“当时的难题是，朝鲜战场正打得热火朝天，不可能同意我们在这个方向使用过大兵力。但这不等于无所作为。我的决心是：在海空军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立足陆军自己，展开逐岛作战。第一步，在岸炮火力范围内，先行夺占离大陆近的岛屿；然后，依托这些岛屿，构筑火炮阵地，逐步向前延伸火力，夺占外海其他岛屿。在具体实施中，可以视情况，对地势有利的岛，上去了再撤回来，反复几次，彻底消耗掉他的有生力量；同时，也是对部队的锻炼，摸索登陆作战的试验。总之，我想在缺乏海空军掩护的情况下，陆军对群岛、列岛的夺占，就是用这种一个小岛一个小岛的解决办法，最后指向、包围主岛，这就是陆军登陆作战的战法。我有把握，完全可以靠自己战区的力量解决问题。”
一方是要依托岛礁封死你；另一方是要冲破封锁拿下它；华东沿海的岛礁争夺战愈演愈烈。
洞头岛。知道它的人不多，但看过电影《海霞》的人却不在少数，拍的就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它位于温州瓯江口外33海里的洋面上，由103个岛屿组成，素有“百岛县”之称。洞头人形容自己的家乡，如百颗明珠播撒于万顷碧波之中。旅游介绍说，洞头有七大景区400多个景点。半屏山岩雕巨屏，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多美啊！但唯独没有人再提起50年前发生在这群小岛上的四场血战。
洞头岛1949年10月解放。1950年7月，被国民党军突击2大队夺回，我军牺牲营长以下27人，被俘30人。
1951年6月，我军再次攻占后，因兵力不足撤回。
同年12月，我军第三次攻占后，主动放弃。
1952年初，我军第四次攻占洞头，歼敌900余人。洞头彻底解放。
南日岛。1949年解放；1951年12月国民党军来犯被我击退；1952年10月11日，国民党75师、14师各一部共9000余人，在10艘舰艇8架飞机的掩护下，在福建莆田南日岛上陆。守岛的一个连寡不敌众，大部牺牲。28军85师、83师增援时，由于是逐次增兵，不仅没能解危，反而加大了伤亡。一直到三天后才将敌人击退，共伤亡1300余人。
东山岛。1952年蒋军第一次小股袭扰被我击退。1953年7月，蒋军3个野战师各一部、海军陆战队一个支队、空降兵两个中队，并配有水陆坦克21辆，飞机6架、各类舰艇13艘，共13000余人，由敌19军军长陆静澄指挥，对东山岛发起大规模进攻。当时我守备部队是公安军80团，顽强坚守。那时我军刚经历了解放战争，部队确实能打，仅2连就坚守阵地13个小时，打退敌18次冲锋，为增援部队的反击合围赢得了时间。敌人计划使用空降兵切断渡口，阻我增援，没想到我驻守渡口的水兵大队都是从陆军出身的，陆战是老本行，打起来比他们干海军还得心应手，把个空降兵打得落花流水。后来我援军赶到，除华东的28军82师、31军91师272团外，中南军区的41军122师也参加了战斗。激战三个昼夜，歼灭敌3000余人。本来这次行动是号称“拉开反攻大陆的序幕”，没想到却遭如此惨败，想来老蒋一定特痛苦。
但总会有把握不住的时候。
父亲说：“打头门山，我的指挥所设在黄岩。头门山拿下后，原计划派两艘舰担任海上警戒。半夜，接到气象预报说天气不好，空军不能出动了。那时舰艇的防空能力很弱，我们马上通知海军就不要出航了。天刚刚亮，敌人的飞机果然来了，我听到轰炸声很奇怪，它在炸谁呢？一查才知道，海军没接到通知，那时通信器材赶不上，返航已来不及了。瑞金号被炸沉。聂奎聚（注：后为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表现得很英勇，落水后把木板让给了战士。我看出来舰队副司令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很难受。我说，责任不在你们，是我指挥的失误。我向军委发电，请求处分。彭老总和粟裕接到电报后并没说什么。那以后，宁波向北的航道就打通了。”
3 一波三折的作战方案
还是在父亲到任前，前任军区参谋长张震，在调任总参作战部前，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和苏军顾问巴巴钦果、加古里斯基对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做了调研，就攻打金门和大陈列岛问题向军区提交了一份作战报告。根据这个报告，陈毅主持华东军区常委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正式给军委上报的关于对金门、上下大陈作战方针的建议。其内容实质是：先行攻打上下大陈，一两年内完成对进攻金门的准备。初期作战行动，拟在台风季节过后。
朱德、周恩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
1952年6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谭震林、张爱萍、周骏鸣，同意9月或10月攻占上下大陈。6月至9月为作战准备期。（注：《闽浙沿海及上海防区军事斗争部分大事记》4页）
6月15日，华东军区颁发《对解放上下大陈岛登陆作战的指示》（同上）。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但是，彭老总表达了不同看法。
此时的彭德怀，带着满身征尘和赫赫战功，于4月间从朝鲜战场归来，7月19日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就在到任的第五天即7月24日，在办公桌上待办的文电卷宗中，彭德怀看到了华东军区上报的关于攻打上下大陈岛的作战预案。
彭德怀是一位风格粗犷但才识内秀的军事家。他刚刚和美国人交完手，他对美国，对美国在远东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力，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台湾海峡的斗争，在朝鲜战争前，属国内战争性质……美国虽也暗中给台湾以军火和物资援助，但我们打台湾，是国际上公认的内战。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6月27日美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同时宣布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把台湾置于美国占领范围内，也即是策应朝鲜战场的侧翼。从此，台湾海峡就增添了中美对抗的国际因素。浙闽沿海敌占岛屿是台湾的前哨阵地，我们攻打这些海岛，美国会有什么反应？是否只作壁上观？你们这个预案只针对国民党的军队，而对美国海空军介入的可能，没有考虑和设想对策。我认为在朝鲜战争未结束前，我们应只集中力量于朝鲜方向，对东南沿海在战略上仍继续取守势。即仍照以前方针，消灭海匪，打击敌军窜扰，视情况有利时攻占一些小岛，保护渔民生产和航运。”（注：《第一任国防部长》190页）
彭老总这番话，入木三分、振聋发聩。即使岁月流逝了半个世纪，我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位军事家高瞻远瞩的目光。
彭老总在华东军区的报告上批示：
进攻上下大陈岛，美海空军亦可能参加，为慎重计，须待朝鲜停战后举行为宜，请主席考虑批示。彭德怀7月24日
7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意见。在朝战结束前不要进行对浙江上下大陈岛的作战。朝战结束后何时进行此项作战，亦须慎重考虑。
第一次攻打大陈列岛的计划就这样搁浅了。也就有了上一节谈到的，父亲计划以自己战区的力量逐岛争夺的行动。
停战的曙光出现了。朝鲜战局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上渐渐稳定下来。
父亲回忆说：“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被拖住了，自顾不暇，是个机会。我有了新的计划：从北向南逐岛攻击时间拖得太久了，不如先拿大小金门，直捣他的要害，其余的必然不攻自破。”
1953年9月7日，华东军区向军委提交了一份新的作战方案——收复大、小金门岛作战方案。
毛泽东批示：“于1955年1月底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注：《第一任国防部长》192页）
当年华东的作战处长，后来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的石一宸回忆，那时他随父亲到厦门做战场勘察，架起高倍望远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金门的地形、海域、岸滩，研究潮汐。为了实际检测部队能否利用退潮后裸露的滩涂向前机动，石说：“叶飞带着苏联顾问乘船走，张参谋长说，从滩涂上走过去试试，我们挽起裤筒，双手提着鞋子，如同赶海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蹚着水向前走……”
高层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在重大方案上报之前，一定要和上方有一个沟通过程，说明方案的背景，这样做的理由，以及自己的解决措施。要充分给足上级领导考虑的时间，使最后形成的决议具有坚实的共识基础。同时，这样也可摸清上方的意图，以修正、完善自己的方案。我们的行话叫它为“务虚”，或者叫“瞄准”。得到上级的首肯后，剩下的就是走报批程序了。急急忙忙地，不仅不宜通过，同时也是缺乏尊重的表现。甚至还会留下强加于人的印象。万一出了问题，事后揪起责任来，扣你一个搞突然袭击的帽子。
1953年7月，父亲随陈毅到北京向毛泽东“瞄准”来了，他们将要鼓动毛泽东同意他们去做这样一件事——攻克金门。一同来的还有叶飞，他是福建驻军的最高长官。
父亲晚年谈起这一段，仍兴致很高：“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指着我说，你就担任金门前线的总指挥吧。”
“那你怎么表的态？”我追问道，我比他的兴致还要高。
“我吗？我跟着说，这样大的规模我怕指挥不了，叶飞同志担任会更合适些。”
“他听了就笑起来，说你这个同志啊，人家韩信点兵还要多多益善嘛！陈老总马上说，主席定了，你们就抓紧落实吧！”
“主席又说，朝鲜快停战了，你们都还没有去过，可以看一看去嘛。”
毛泽东拍板了。这就有了前面所说的，9月7日，华东军区向军委上报的那个攻打金门的正式方案。总参谋部研究了这个方案，于10月6日向军委提交了对华东军区这一方案的批复意见。
彭德怀10月12日批示：“按此计划进行准备，其中个别有修改。”
10月15日总参代军委正式批复华东军区：攻打金门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联合作战演习”。
华东军区再次磨刀霍霍了。
金门岛，位于福建省东南的厦门湾内，从空中鸟瞰，中段狭窄，两端宽大，像一只蝴蝶翩舞海上。岛上海拔最高的太武山为它的右翅；金门县城在它的左翅；1949年我军登陆失利的古宁头地区就在它的翼尖上。两翅间的蜂腰部南北不过3公里。金门岛由12个小岛组成，其中大嶝、小嶝、角屿3个岛被我军控制。金门主岛距大陆最近的地方，是一个名叫四围头的突出部，不过4000余米，这个距离太近了，不用说用大口径火炮射击，就是步兵营装备的82迫击炮，都可以打到它的滩头；在金门诸岛中，被我军控制的角屿，与敌距离就更近了。涨潮时不足2000米，退潮时仅为八九百米，用当时装备的苏式郭留洛夫重机枪都可以控制它的滩头。
从战役上看，当年金门作战的实质，不是个打的问题，而是个战场建设问题。
父亲晚年回忆说：“打下大、小金门不难，难在要抗住国民党从台湾增援的压力。当初叶飞他们打金门，就是被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打下来的。因此需要海空军力量对金门周边海域的遮断。但福建地区的交通不足以支持大规模海空军的作战行动。要修建机场、锚地、炮兵阵地、油料、弹药、物资仓库。主要从陆上，这就离不开公路、铁路，主要靠铁路。海上通道被大陈列岛阻隔，过不来。”
福建，是个多山的省份，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阻隔了进入福建的交通。多山导致福建的河流短小，不但航运价值不高，而且下游没有大规模的冲积平原，使得经济腹地狭小。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交通都是阻碍福建经济发展的瓶颈。清人顾炎武曾称它为“崎岖硗确之地”，就是说没好地方了。1910年，省内有了首条铁路，为漳（州）厦（门）铁路，全长28公里，时速10多公里，货载2000斤，日载40人；福建人自己感叹：“蜀道难，闽道更比蜀道难。”
当时，金门诸岛守军共计51000人。考虑到打响后来自台湾和澎湖的增援兵力，华东军区计划使用步兵9个师、炮兵30个团、工兵3个团、高射炮兵15个团，空军6个师（17个团），海军部分舰艇、海岸炮兵及布雷飞机分队……
根据这一规模，仅登陆艇就需700艘。加上战场建设所需，概算约4亿7000万元（旧币）。父亲说：“陆军编为一、二、三个梯队，东海舰队全部投入，共约万人参战。在厦门到集美之间修建海堤，便于向前机动；130、152（注：指不同口径的火炮）阵地设在石狮，在那里可以覆盖整个金门。在漳州、连城、晋江、惠安、莲塘等地方分别修建一线、二线和预备机场。还要修建鹰厦铁路、福州铁路……”
石一宸回忆说，我们向粟总长汇报后，张爱萍想趁军委还没有批复前，先向军兵种的首长们吹吹风。我们在北京跑了一大圈，张爱萍感慨地说，就等一句话喽！又过了几天，张爱萍耐不住了，说，你先回去，督促前指早做准备，我一个人在北京等批示。（摘编自《儒将石一宸》223页）
他终于等来了……
12月21日，彭德怀批示：“攻金门问题耗费巨大，和陈毅同志商定，暂不进行，待勘察后再准备”；“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定。”
12月22日，毛泽东批示：“请彭处理。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近5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1954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12月23日，陈毅致函彭德怀：“主席批决由你处理，我再建议拨万把亿修铁路，黄老（克诚）有此意，如此对于闽省国防有帮助，请决定。”
石一宸继续回忆道：张爱萍从北京打电话来，声音很大。
“一宸同志吗？吹啦！”
“什么？”
一向精明干练的作战处长石一宸，这回竟没听懂……
两天后，12月25日，华东军区接到军委正式通知：攻金门准备工作暂停。
4 战略的契机
父亲带着满心遗憾回到了华东。
他回顾说：“方案被否决了。但问题呢？并没有得到解决，该怎么办？”
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金门失利我终身难忘，我想戴罪立功……但机会丧失了，没有攻下金门岛，对我来说始终是一大遗憾。
兵法告诉我们，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交织在一个点上时，战机才能到来。历史并非慷慨，攻占金门的机会一旦失去，就永不再来。
我也是个军人，也曾在最高统帅部机关工作过，我能强烈地感受到，曾为此呕心沥血的方案，在最后一刻被否决时的痛苦与无奈。虽然面对的事件年代久远，但我仍能跨越时空，触摸到那一代军人跳动的心。这种遗憾不仅仅属于父亲，也属于华东战区所有的指战员，属于每一个献身于祖国统一的军人们。
历史将它永远搁置起来了。金门之痛是华东之痛，也是中华民族统一之痛。
朝鲜停战了，战后的远东要重新洗牌。国、共两党，再加美国，台湾海峡的棋局更加扑朔迷离。
父亲对我说：“毛泽东原来的想法是朝鲜停战后腾出手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同意我们做进攻金门的准备，并要我和叶飞到朝鲜考察。但回来后，就有了变化。毛泽东的意思是，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终于停战了，在国际国内一派和平的气氛中，不好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只好再等机会了。”
这大概就是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吧。
那么蒋介石呢？朝鲜战争，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南北朝鲜无论谁先打的谁，无论谁是谁非，不是本文研讨的范围，反正是恶斗了几年，把个三千里江山搅得个天翻地覆，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始线上，用北京土话说，“忙什么啊，您嘞？”在这场恶斗中，美国和中国是最他妈冤的，被自己的两个小兄弟莫名其妙地拖下水，死伤过百万。苏联要鬼得多，煽风点火，虽然出血不多，但也获益有限。倒是周边的小日本和远在南边的老蒋，这回算是抄着了。日本从二战的罪犯，摇身变为美国和西方的盟友，战时经济使它走出战后萧条的低谷。蒋介石呢？这个偏安的小王朝，在大难临头时，朝鲜的开打，使他终于躲进世界级拳王美国大哥的羽翼下，有了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谁还怕谁啊？反倒越发的有恃无恐起来。但是，好景不长，朝鲜停战了，毛泽东可以从朝鲜抽出身来了，下一个目标呢？自然就是台湾岛。统一中国，是历代开国君主留芳青史最为重要的功业，他蒋介石何尝不明白呢？
备感神伤的蒋介石，为前途计，他决心要拖住美国。
美国呢？自他在朝鲜被中国共产党的利爪挠了一把后，三弟法国又被个越南的胡志明在奠边府搞得一败涂地，当然背后还是中国和苏联的支持。它已经切切实实地感到了马克思可怕的预言在悄悄地降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现在何止是在欧洲，而是在世界；何止是徘徊，而是在渗透！在蔓延！在进攻！太可怕了。二战后，雅尔塔协议搭建的两个世界各自的势力范围正在起着变化，天平正在倾斜。西方世界必须联合起来，就像中世纪的君主一样，为保护自己的封地而战。
这是个签订军事联盟的时代。像21世纪各国热衷于签订WTO、OPEIC等经济合作协议一样，半个世纪前的世界正在忙于签订一系列的军事协议。《北大西洋公约》、《东南亚防御条约》、《巴格达条约》、《中央条约》等等；社会主义阵营也不示弱，为了保卫自己既得的领地，相继组建了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等与之对抗。
这是一条锁链，从柏林墙下开始，南下经巴尔干半岛这个火药库，穿过中东、中近东那个永远不会平静的阿拉伯世界，向东，经南亚次大陆，收编东南亚诸多的亚洲小龙，再缓缓向东北迂回，到达昔日的敌人，今日的朋友大和民族的国度日本，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截止。
这个新月形的防御锁链，半个世纪以来，把地球分成了两个世界。
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在这个链条中唯独缺少一个环节——台湾。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台湾的小王朝当然愿意成为锁链中的一环。蒋驻美“大使”顾维钧于1953年10月向美国正式提出了签订结盟条约的建议。
这当然是好事，但打了一辈子仗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心存顾忌。《条约》一旦签订，蒋介石这家伙就更加有恃无恐了。一旦哪一天冒险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不就把美国拉下水了吗？经历了朝鲜噩梦的美国，无论如何是再也不愿意为小兄弟们大打出手了。
蒋介石让步了，1954年6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通知美国“大使”兰金，只要美国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愿意放弃任何可能为美国反对的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行动”。
这是一个隐含着众多潜台词的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明确表明了美国的第一个目标：阻止大陆武力攻占台湾。同时，《条约》又规定，蒋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这又意味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宣告破灭；意味着美国将要使两岸分裂的现状固定化、永久化，像南北朝鲜、南北越南和东西德国一样，最终造成“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被激怒了。
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337页）
不难听出，他在责怪谁了。
中共中央紧接着发文：“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8月11日，周恩来在政府委员会做外交报告，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议。
8月22日，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解放台湾。
美蒋条约，使中国大地，群情激愤。
美国的反应同样是强硬的。
8月3日，国务卿杜勒斯声言要用美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如果他们（中国共产党）试图征服自由中国的领土，那就意味着同美国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