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拥军不错，但还有爱民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优待军人，军人呢？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要和群众一样。而且特别强调军人要谦让，在公共场所要有礼貌，要让座，要守规矩，还要讲卫生！不能过于强调军队的特殊性，我们是文明之师，要给全国人民起表率作用。”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形象大使”。
形象重要，但不能偏废内容。父亲说：“军人上街买菜、抱小孩，这不是什么坏事，不应该阻止。”
“纠察人员对被纠察人员，一定要先行敬礼，这是同志间平等尊重的表示，即使这个同志犯了规矩。我自己也常出去检查，对士兵也是先敬礼。李平现在还在干这件事。”
李平，我很熟悉。他曾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痛感军风日下，于是每天早上站在旃檀寺北门，亲自纠察进出国防部大院的军人们的军容仪表。他已经不能穿军装了，一个老百姓居然敢拦阻军人，甚至还要登记违纪人的名字，熟悉李部长的人也就算了，老首长嘛，顶多绕道就是了，但许多新来者就不干了，口角难免发生。杨得志总长听说后，大怒，说，是我请他来纠察你们的。父亲讲的就是这件事。
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随首长到图们江的边防哨所，那里的战士们穿的是布棉鞋，雪地巡逻时很容易被打湿，冻伤很多。首长要大家把鞋都脱下来，他一个个看。一个战士的大脚趾被冻掉了，首长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朴顺义。首长站起来说，我这里向你赔礼了，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工作没有做好。回北京后经和总后协调，一律配发了靴子。5个月后的一天，天下大雪，首长突然叫住我，去，问一下朴顺义的靴子解决了没有？谁是朴顺义？我有些发蒙。首长说：“你可真是不受其苦，不入其心啊！”50年后的今天，丁慎勉说：“朴顺义，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忘。”
军委迟浩田副主席也和我讲过，上世纪50年代，他在华东，是团政治处副主任。上面说，爱萍首长要来检查工作。我们怎么等也等不来，后来才知道他早去了下面连队。当我们几个团领导赶到时，他和战士们正聊得欢呢。有个浙江籍战士，说话别人不好懂。你爸爸就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那些战士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啊，紧张得不行，钢笔又不出水。首长说，我看看，是过去那种自来水笔，笔尖堵了。打了盆水来，教大家怎么清洗。都是些农村兵，不懂也不奇怪。他脖子上挂着一部照相机，说，都过来，我给你们照张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父亲，过去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他沉思了好久，动情地说：“留恋啊！”
“彭带着我们去给毛汇报，毛说，解放军现在可漂亮了，你们身上那两块砖头是干什么的啊？”回忆中父亲多次提到这件事，联想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他并未反对的态度，看来他是挺欣赏毛泽东这句玩笑话的。
“军衔是指挥的级别，是授予指挥员的。什么是将军？将军是指挥不同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头衔。我提出机械化师的师长必须授准将军衔，但其他同志说，那样将军就太多了。是嘛，现在什么人都搞个将军。离开了作战指挥，搞军衔就没有意思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回忆这些细小琐碎的往事。我知道，那曾经是他的生活。
在新的变化面前，军队管理的形式方式不改变是不行了，但军队的宗旨不能变，两者的结合点又在哪里呢？从父亲的回忆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在感情上，对于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独有的道德理念和内在机制是留恋的，虽然他明白，走向未来与继承传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像许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一样，父亲内心的天平似乎更倾向于后者。
3 一把板斧
还记得前面我讲过的吗？在我父亲报到时，彭德怀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大刀阔斧”。是的，彭德怀完全能预料到，面对这样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要使它灵活轻便地运转，需要一把厉斧。
这支军队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产生了它的10大元帅，10位大将，57名上将，和上百名中将，上千名少将。他们各个踌躇满志。今天，要带领他们迈进现代化之门，要裁减那些战功赫赫的部队，要关闭他们长期统领的部门，要改变他们习惯了的带兵方式，彭老总何尝不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谁来领受这个任务？我想，在他脑子里肯定会闪现出许多的面孔，但他偏偏看中了张爱萍。除了资历、战功、学识、人品这些必须要考虑的条件外，恐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但又不好言表的因素——个性。要狠，但不能蛮；要计划周密，步骤稳妥。要敢干，还要能说；只有理直，才能气壮。敢得罪人，但不是只对下，不对上，分人行事。原则性要强，可办法要多，但又不能油滑。关键是不能有私心，要能舍得这顶乌纱帽。老实说，这样的干部有，但并不多，张爱萍可以算是一个。历史上的不说，就拿打一江山来说，百折不挠，关键时刻，敢于负责。台海危机过去了，现在慢慢回味，不是这家伙力挺，还不定怎么样呢！
华东军区的那封告状信，还真帮了个忙。状告他不认真理解上级的意图；岂有此理！难道上面反对打一江山？从中央到军委到总参谁说过不打了？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嘛！至于骄傲、固执，这和坚持原则、据理以争，怎么区别得开？独断专行和力排众议同样也分不清嘛！说到生硬粗暴，对一个面对强敌的将领来说，未必就是缺点……要干成事，还真就要有张爱萍那股子拗劲。我们还就欣赏这种人。这种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这样看来，张爱萍无疑是个要找的合适人选了：一个能作为板斧使用的冲锋陷阵的人！
父亲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受领这项任务对他意味着什么；会将他带入怎样尴尬的处境；又将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什么恶果。甚至在他退休后，在和我谈起他自己的这段往事时，他都没有朝这方面去想过。如果他也像我这样去揣测他的上级，一事当前，先去分析个人的利弊得失，那他就不是张爱萍了，也就不会有他自己辉煌的历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聪明过人的人，往往成不了气候。当然，我还不能算是这种人。
父亲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8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体制重叠、庞杂，不合理，必须精简。”
军委只是党在军队中的委员会，对下行使职权是通过总参谋部的。而按苏联模式建立的八大总部，实际上实行的国防部体制，也就是政府管理体制。要管理这8个方面，军委就必须成为实体，建立自己的办事机构。父亲说：“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5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没有必要搞成两个。”
“其他同志都赞成我，但粟裕不肯去汇报，说你去和彭说去。”
“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但还是有些顾虑，他对我说：总干正在评军衔，工作任务很重，合并会不会影响工作？训总部长是叶剑英，弄到总参下面是不是合适？最后，彭老总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彭老总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拆庙历来是复杂微妙的，一直搞到1957年才算最后敲定下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训练总监部、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划归了总参；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划归了总政；军械部归属总后；撤销了总参谋部警备部；撤销了省兵役局，并入了省军区，将市县的兵役局改为人武部。
父亲说：“机关合并还是比较顺利，但牵扯到军种就遇到问题了。当时是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防空军是按苏联模式搞的，它分战略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但我们的防空军没有飞机，机场、雷达、气象、勤务都要靠空军，一旦要用都得向空军借，这样的防空军没有意思。公安军也没必要搞，我在浙江省军区工作时，就认为把大批野战军改成公安军不合理，并向陈老总反映过。到总参后，调查得多了，更是认为边防有省军区，内卫有内卫部队，再搞个公安军，纯属多余。”
解放初期，空袭频繁，我国幅员广大，重点目标多，因此效仿苏联的做法，建立起独立的防空部队。防空依靠的是歼击航空兵和地面高炮，而防空军自己仅有高炮、雷达、情报、探照灯等兵种部队，歼击航空兵全部编配在空军。实际上，我们的空军就是一支防空部队，直到现在除少量的战场支援力量外，也没有苏美那样的战略轰炸部队。因此，要地防空任务是由空军和防空军一起担任的，而且空军逐渐还唱了主角。这种交叉的体制和相近似的任务，以及保障、勤务部队和装备的重叠配置，在当时显然是不适宜的。
军委、总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是慎重的。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彭老总当时的秘书郑文翰日记中记载：“1956年11月5日，上午参加会议，研究统帅部机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注：这个会议由黄老（注：黄克诚）主持，主要研究军队整顿组织编制问题，为军委扩大会议做准备。”
“7日，今天上午10时老总等从济南飞回。座谈会谈统帅机构问题，大体取得了一致意见，又谈军兵种问题，对空、防（注：空军与防空军）关系如何解决辩论了许久。”
“23日，讨论兵种问题。大家把许多矛盾和困难都提出来了。但在如何解决上面，意见纷乱不一，最后仍由黄老提出，以现状为基础加以改善的办法，大家均表同意。”郑文翰在日记上注释道：“彭于1956年5月19日军委例会上说：建立防空军早了一两年，装备、技术和干部条件都不具备。……空军与防空军合并事曾一再商讨，但军委扩大会议上并未做出决定。”
在军委尚且如此，可见意见分歧之大。父亲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
那当然，你要拆人家，人家能干吗？
果然，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父亲一听，顿时就炸了。去了几次你都躲着不见，今天又说出这样无道理的话来，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
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
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中央军委第99次会议正式下文。
5月16日，总参命令：军委空军、防空军从5月17日零时起正式合署办公。原防空军各部队、学校根据国防部7月26日命令，番号均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某部队、某某学校，原防空军军种名称正式宣布撤销，空防合并工作至此即告结束。直到1975年10月，探照灯部队全部撤销。
公安军，这个曾是我军5大军种之一的部队，是体制变动最大的军兵种。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精简整编，1950年4月解放军陆军部队分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组建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三支力量，罗瑞卿出任司令员兼政委。直到1955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总员额40余万人。
1957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和领导机构的决定。公安军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从此，公安军作为一个军种消失了。
一直到1982年，中央决定将担负内卫勤务任务的部队，同实行义务兵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先后列入武警部队序列的有：武警内卫部队、武警边防部队、武警消防部队、武警警卫部队、武警黄金部队、武警水电部队、武警交通部队、武警森林部队等。从此，武警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重现于世人面前。
历史在循环着。当年在公安军机关的安置问题上，父亲和公安军司令，后来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的罗瑞卿发生了冲撞，一个倾向削减，一个倾向保留，虽然未见得有什么大碍，但总归是官场的忌讳。“文革”来了，新账老账一起算。我们背后说他，这种得罪人的事，办起来，怎么就一条筋？这不，终于落进自己挖好的陷阱里去了吧！
1957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指定父亲就三军发展的比例和重点问题向大会做一个说明。父亲一贯的看法是，鉴于国家经济实力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陆军仍将是战场上的主体。在国家经济的现有条件下，我军应以陆军为主，在海、空军的发展上，优先发展空军。这是一个全局。”
“我的观点是，陆军要重点发展火炮、坦克和野战防空武器。现代的战场是炮战而不是枪战；没有坦克就无法形成突破能力；战场防空主要靠陆军自己，不可能过分依赖空军。”
“空军主要是保障国家重要目标和主要战场的制空。空军以歼击机和地空导弹为主。发展强击机和中近程轰炸机，突击敌战役后方、交通线和破坏敌战役的集结、展开。空军还无法执行战略轰炸任务，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敌方上空的制空权，所以现阶段不必考虑发展远程轰炸机。我预言，空军无法保障陆军的防空，几十年都不行。刘亚楼也同意我的观点。”
“搞大海军没有那个条件。根据近海防御的原则，以发展水面中小型舰艇，和潜艇为主，然后是航空兵。对登陆来犯之敌，不能依靠海军在海上歼灭，还是要立足陆军在沿海纵深地带消灭敌人。另外，海军还有个隐蔽的问题，总不能像甲午海战那样吧。至于海军自己也想搞飞机，目前怎么做得到？我看是不现实的。”
“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陈赓讨论后，报给彭老总批准的。但讨论时，不是很好统一，都在争。”
是啊，各路诸侯哪个是说说道理就能摆平的？
父亲有些恼怒了，他说：“我们都是小米加步枪过来的，为什么离开了陆军就不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呢？”
显然，这是一句带有责备味道的话。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了，沉默。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司令员冷冷地摔出句话来：张爱萍，我看你没有后台就不敢这么硬！
这是什么话啊？父亲顿时勃然大怒，用手指着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
这回可真是鸦雀无声了。两个上将拍了桌子，其他人该说什么好？
当晚，总参动员部部长王平上将来找我妈妈，他当时也是整编领导小组的成员。妈妈回忆：“王平说你也劝劝爱萍，他在这样的领导位置上，对别的同志说的话完全可以不去计较嘛。计较了，既伤同志间的感情，也有损自己的形象。”
你怎么和我爸说的？我问妈妈。
妈妈说：“我转告了王平的话，你爸说，是啊！是老毛病了，多次下决心改，总是不自觉地又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一定改。”
我很想听父亲亲口说说这件事，他说：“事后想起来，我的方式是不好。但研究工作问题，提有什么后台，怎么讲出这样无原则的话呢！我是很愤怒。”
又何止这一次。父亲回忆：“我是冲了些，特别是面对萧劲光那样的老资格，还有叶帅。海军最后还是提空、潜、舰。我想算了，他们已经放弃大舰了。”
黄克诚就不像我父亲的脾气。他在回忆精简整编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们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做出新贡献，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的重要，争得不可开交。……我说，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现在建设不是也一样吗？海军要舰艇，当然合理，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搞些见效快、费用低的小型舰艇，不是更实际些吗？建设空军比海军费用要少些，需要更急些，所以我们考虑重点在空军。”（注：《黄克诚自述》284页）
你看，同样的意思，讲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他到底比父亲大8岁。
黄克诚还说：“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个别坚持己见的，仍然争论不休的，我们也不妥协。这时重要的在于保持冷静，不怕吵、骂，坚决不动摇。对吵骂凶狠者稍有退让，那就只会鼓励大家都来吵骂，弄得更乱、更无法处理了。当然，这样做要得罪不少人，使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不满，也只得听之任之了。”（同上）
彭在总结会上说，这次精简整编是有成绩的，但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了团结，都应该做自我批评。他强调说，作为总部，是领导机关，更应该主动些。
我问父亲，这话是批评你吧？他说：“没有印象了。干这种事，哪能让人人都顺心？关键看事情办得怎样，他爱怎么讲都行。”
黄克诚讲的得罪人，是注定的了，否则，彭德怀也就不会把我父亲调来做这件事情。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这批人，陆续都遭到了报应。父亲还算是最走运的，一直捱到“文革”，才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说：“张爱萍，你不是很狂吗？充当彭德怀的打手，砍这砍那的，没想到今天砍到自己头上了吧！”
指的就是这次整编，在研究国家武装力量体制时，父亲提出，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理应由国家主席来担任。天晓得，没过多久，毛泽东说他不当国家主席了，要刘少奇来当。“文化大革命”中，刘被打倒，清理他的党羽时，就有人出来揭发，张爱萍此举的目的，就是为刘少奇篡夺军权。这种事红卫兵说说也就算了，总参党委还真是煞有介事地报到林彪和毛泽东那里。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争吵归争吵，但争吵中也贯穿着许多愉快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党政军领导机关一般周末都举行舞会，追溯源头，许多老同志讲是从延安带过来的。父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战争年代的生活很严谨，解放后，陈老总说我，你这个家伙也太古板了，扑克下棋娱乐活动都不参加，以后我来教教你，就先从五子棋学起吧。后来在杭州工作时，少奇同志来这休息，省委军区举办舞会，是王光美同志教会我跳舞的。”妈妈跟着回忆说：“后来调北京工作，中央机关也常有舞会，主席、少奇同志、总理、朱老总一进场，乐队就奏起慢四的舞曲，主席跳得很稳健，总理的舞姿最潇洒了。一般他们不会跳很长时间，领导同志一退场，你爸他们这批军队的少壮派就喊，乐队，来个快的！你爸是快三跳得最好，就看他在舞场上一圈一圈地不停的转。刘亚楼花样最多，跳着跳着，甩开舞伴，一个人在舞场中间表演起来，是俄罗斯舞曲，苏联红军舞，大家围着给他鼓掌助兴。”那时我们还小，对这样的场面只能留有模糊的印象。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正赶上大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哪有几个会跳舞的？“文革”结束，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跳交际舞又盛行起来，我们兄弟在家里也学跳舞。父亲那时已经退休，拄着拐在一边指导，怎么迈步，怎么旋转，说着说着还非要来个示范。他的腿在“文革”中折断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断接处逐渐萎缩，连行走都困难了，怎么能跳舞呢？但哪里能说服他，由几个人架着，我几乎是把他悬空抱起来的。他的腿在地板上蹭着、划着，激昂的、快节奏的舞曲似乎又把他带回到了那个辉煌的年代，他的眼里流露出兴奋的光。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热血澎湃的时代，他们，第一批共和国的将军们，以他们旺盛的精力，推动着我军现代化最初的起步。
那眼神告诉我：青春，你有多美好！
翻开历史的记录：从1957年初到1958年底，又转业和复员了100万余人。几年下来，步兵部队精简51．2％，各级机关精简27．2％，全军总人数从627万降至237万，精简了61．2％，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尤其是陆军，仅为新中国成立时的1／3。在步兵减少的同时，海、空军和特种兵得到了加强，占到了全军总人数的32％，与陆军达到了1比2。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陆军向合成军队的过渡；战时体制向国防军体制的过渡。
在总部领导机构上，将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合并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将原有的五大军种，改为陆军、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信兵等，三大军种六个兵种的诸军兵种领导机关和部队。
成立了我军第一个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在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司令部和军事院校，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军事研究专业机构，到60年代初，全军拥有各级军事研究机构达160余个，专业研究队伍达2000余人。
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建立了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常规武器、导弹核武器、航空、舰艇、电子等科学技术研究部门。同时协助国务院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注：以上均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
彭德怀和他的团队在一步步实现他们改造这支农民军队的初衷。
4 庐山云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对当代中国人，它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享誉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三山五岳，因为它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几次大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剑拔弩张。庐山，这座长年被云雾缭绕的大山，因为见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作为会议亲历者的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1959年春天，西藏发生叛乱，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
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注：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我回到北京，又赖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我。（注：黄克诚已于7月17日上庐山）我们三人是一架飞机走的，你们和妈妈、妹妹一起去送我，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起飞前，我们要看飞机，父亲说，上来吧，就叫机长模样的叔叔带我们去看驾驶舱，还说，只看不动！我印象是到处是仪表。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向爸爸还有其他的叔叔们道再见，陈锡联走过来一把抱过我妹妹说，再什么见？一起和我上庐山！我妹妹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父亲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在旁手一挥说，就说是我的女儿！要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妈急了，这么热的天，她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没等她说完，杨勇和陈锡联都说，这还成问题吗？到山上再买嘛！就这样，他们抱着妹妹飞了。
我和妈妈望着呼啸而起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他们真不同于今天的将军们。
但是，等待他们的，绝不是简单的举举手就完了的事，这些欢快豪放的将军们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我查了一下会议的文件，开会日期是8月2日。这么说，父亲他们这批最后上山的，是在8月1日。这一天正巧是军队的节日，她已经走过了32年的艰苦历程。明天，她的元帅和大将将要在这里接受审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这个消息，对于这三个上将来说，不啻于听到敌人对我发起原子袭击的消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了。
党内高层在庐山上的这场厮杀，起始于一个被戏称为“神仙会”的活动。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亲他们最后一批人上山前，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父亲参加的正是批彭黄阶段的会议。
在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习惯称之为三面红旗。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的运动；神话般的以农业高产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神州大地，但同样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毛泽东开始下令刹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纠正这些被称作是“极左”的愚蠢而荒唐的游戏。对毛泽东来说，在党的历史上，除了中央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外，恐怕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叫人紧张、为难和尴尬的挑战。在全党上上下下顶风迎浪、不断检讨下，形势慢慢趋于稳定好转。毛泽东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缓释了，是到了可以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时候了，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一是避暑；二是远离尘嚣。毛泽东是个浪漫洒脱之人，庐山风光奇秀，那就都来当一回神仙吧。这就是神仙会的来由。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番好意，竟会惹出乱子来，彭德怀这家伙，把整个好心情都给搅黄了。
庐山会议最初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谈到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也有不少同志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属于前者。他发言后，仍感言犹未尽，对一些同志坚持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会议。于是，会议又围绕着彭德怀的《意见书》，展开争论。形成了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从理论的高度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毛泽东对此发表了观点尖锐的讲话以示他的反击，会议的基调立即改变，形成了“一边倒”的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和批判，许多人纷纷收回自己的发言，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维护党的团结的信念，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加上他们还有串联的“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划入彭张联盟成员。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会议最后通过将彭、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不久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并实行了对他们的软禁。
父亲上山的时候，庐山上对彭老总的批判已经搞了半个月。也许是怕他们上山后乱放炮、犯错误吧，当晚，周恩来通知他们参加预备会，介绍了前一阶段的情况，特别指出：“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的进攻。这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是有纲领体系的活动。”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几个常委参加，又专门向父亲他们几个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林彪先讲话，其他几个常委也都讲了话。总的基调是：“彭德怀发生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
林彪说：“他（彭德怀）野心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会议简报，折射了当年的情况，现在重看，许多中央委员们、大区书记们，在发言中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作风之恶劣，令人震惊：
——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
——他反对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正是对毛泽东同志的。
——彭信上说，一般不追究责任，意思是特殊的还要追究，既然领导错了，就得改组领导，只不过写出来罢了。
——彭德怀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么意思。
——他们的锋芒是对着毛泽东同志，其目的是企图分裂党，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
——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与党外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遥相呼应。
——这封信，是经过周密预谋的。
康生的讲话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
30年后，当我看到这些逐渐披露出来的内幕时，我真为我们的一些中央委员们脸红，他们之中有些还是我敬仰的人。我这一生也参加过无数次党内各式各样的会议，包括生活会、批判会，但他们真不如一个普通的基层党支部。
父亲说：“这就是逼着你表态嘛。”他在会上也做了违心的发言。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会议的亲历者李锐，在他《庐山会议实录》中记录了父亲和其他几个曾与彭老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发言，我摘要如下。李锐写到：
可是，不少人还是讲了一些心里话。
董必武说，彭信只是有几个论点不大对……
杨勇说，从小参加革命，就在彭领导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经常骂人，他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大。大跃进同打仗一样，不能没有伤亡，对勇敢作战的部队扣一大堆帽子，就会瓦解士气。
李志民说，在彭总领导下16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这一次如不参加会议，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阴谋家的。
王震说，我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书中专门提到我父亲，说张爱萍分在第二组，8月5日轮到他发言：
“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物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父亲在批彭时捎带提到了彭对黄克诚的态度，这么说，是想为黄克诚做点开脱。虽然在历史上，他和黄在作战指导上有过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锐的书也记载了我父亲对黄克诚的态度：
“张爱萍的发言中还说，黄这个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则性，生活的严谨、艰苦朴素，对自己影响很深。从这次揭露的问题，才提高认识、提高警惕。”
李锐最后感慨地说：“可是，这些比较客观、公允的发言，是越来越跟整个会议的气氛不相适应了。”（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90页、291页）
庐山会议后，军委召集会议继续批判揭发彭黄。父亲说：“回到北京后，开军委扩大会议，分成两个组，一组批彭；一组批黄。新任总长罗长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组批黄。我推辞了一下，不行，我知道这是推不掉的。开会时我说，你们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开始显得冷清，但有几个人调子很高，这边说完又到那边（指在批彭组发完言又到批黄组这边发言）。林身边的几个人调子高不奇怪，只是吴法宪的发言让我震惊，他揭发黄，贪污了金子，让唐棣华（黄克诚同志的夫人）带走。黄向来是以艰苦朴素着称的，而且在三师时专门提名他（吴法宪）担任政治部主任。”原总政治部青年部处长林晖对我说：“当时调我去紫光阁做记录。吴对黄落井下石，说他是伪君子，列举了许多实例。你父亲在会上只是敷衍了几句，一句也没有批黄的，我为他捏了把汗。时间久了，再具体就记不清了。”
批彭黄时一面倒的现象，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有关。在我党历史上，在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时，多是采取生活会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整风。这种形式体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置身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种发扬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形式又容易给权谋政治提供土壤。批谁整谁，错误的性质，往往由书记定调子，常委统一口径，骨干统一思想，开起会来，群起而攻之，上纲上线，批判揭发，历史的、现实的，一起算总账。庐山会议就是个典型。一上来就宣布矛盾的性质，然后就是扣帽子：彭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合作过；彭参与了高饶的阴谋活动；彭要分裂党，搞非组织活动；他这次借机发难，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仅仅是几个和彭成见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议的，调子很高的是一向在党内地位很高的，在下级心目中备受信赖和敬重的党的其他领袖们。分组表态、揭发时，居然又有那么些知情人站出来，揭发的问题又是那么的触目惊心，里通外国；要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搞军事俱乐部的非组织活动……
这里没有仲裁者，也没有陪审团，更没有辩护律师，当然也不会允许中央委员会听取对立双方的证词；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被告人讲话和辩护的机会。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么样？你再对彭有好感，人家揭发的问题，你又不在场，何况许多是历史问题，你知道吗？你只有听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权威提出挑战，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是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齑粉，随风飘散。
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揭发黄克诚实在不是故意的，也许吧，是慑于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更让人感到恐怖。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中，我不知道像父亲这样的表态，如何能过得了关。10年后，也就是1969年“文革”中，我看到江青的讲话。是审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江青说，有很多的毒草，如《海鹰》、《怒海轻骑》等，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八一厂的同志解释说，当时都是总参、总政审查过。江青不依不饶，追问是什么人审查的？答：张爱萍。江青大怒道，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是个彭黄漏网分子！当时我们就是要整他的……
江青的话证实了当初确实是要株连一批人，父亲也在其中。但为什么后来没有整他，是谁替他开脱了，就不得而知了。25年后，父亲担任了军委领导工作，他和我说，现在他才知道，当初杨得志也在被整之列。在批彭时，杨说了句彭老总在海防建设上还是有贡献的，结果被他的一个副司令告发。后来不知是哪位元帅替他说了话，逃过一劫。父亲说：“像杨这样老实的人，过去又没有和彭在一起的历史渊源，都要整，那我们这些人还跑得了？”
那个副司令，我父亲平时对他印象是不错的。真是人心叵测啊！
讲起庐山会议，父亲直到晚年仍非常感慨。他说：
“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58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来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北戴河会议后高兴的情绪慢慢消失了。我认为和彭老总可以交心，对彭老总说这些，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后来上了庐山，发给每人一份彭老总的万言书，我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敢说。大家都发言，我不发言也不行，逼得你表态，想来想去，只好应付那几句。但我是想不通的，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对大跃进就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我替彭老总难受，心里想，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说说我们这些人也就算了。”
我妈妈后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你爸对我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我真不该对他讲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彭老总了。
父亲比彭老总小12岁，正好一轮。他回忆，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也记载了他自己和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相比我父亲呢？耐人寻味的是，在父亲的回忆中，几乎都是彭老总批评他的事。除了前面讲的他因为困乏而耽误了集合这件事外，父亲还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