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成长在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从小随父母转战南北，根本就没有家乡的概念。
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除了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外，中国共产党在日伪占领区内建立了18块敌后根据地。其中之一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地处华中战略要冲，为日伪政权，蒋介石顽固派，以及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三方争夺较量的战场。淮北根据地被津浦线，也就是今天的京沪铁路，分割成两块。铁路线以西，为豫皖苏根据地，俗称路西；以东为皖东北根据地，俗称路东。我的父亲张爱萍，就是皖东北这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在抗日战争的前半期，他就是在这里生活和战斗的……
皖东北，也是我的出生地。从我懂事时起，父亲就常对我说：“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生你的那个地方。”他会在墙上挂着的地图上去找，习惯地用手指敲打着说：“皖东北！”
我的生命和父亲的命运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
1 历史在这里凝固
1997年初秋，我终于下决心，重返我的出生地——皖东北。目的，我自己也很难说得清，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冲动在支配着。父亲那时还健在，只是很衰老了，他正艰难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已经无力与我同行。
我是自己开车去的，一路上，父亲成了我的“遥控领航”。他对我这趟旅行，兴趣盎然，我们不间断地用手机保持着联系。他总是用习惯的指挥作战的口吻说：“报告你现在的位置！”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87岁的他，对眼前的许多事常会糊涂，但对当年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却是历历在目，说起那里的山川河流、道路村落，犹数家珍。
这是一条修建中的高速公路，两侧堆积着沙土石料。时近傍晚，路上的车越发多起来，想是要赶在天黑前多跑些里程。进入宿迁地域，前方的路就被堵实了，车辆排起了长龙，大多是卡车。我的越野吉普，只得沿路肩侧行。前方不远处横起了一溜齐人高的土障，一群老乡手拿锹镐锄镐，横刀立马，堵截在那里。显然，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聚众闹事。不少过路的司机在愤然理论，听了听，大概是政府修路占了老乡的耕地，可补偿款又迟迟未到，上访几次没有结果后，便自己组织起来断路了。“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谁要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嘿！都什么年头了，虽然也让人同情，但总不能明火执仗吧！远处薄暮笼罩的村落间像似有车辆在移动，只能是迂回了。我驶下公路，沿着坑凹的乡间机耕路绕道而行，往后看，一溜长长的车队也跟上来了。我们顺着颠簸的小路缓慢地爬行，眼见着要接近公路了，迎面突然开出辆拖拉机，拖着一车木头，横挡在路中间。“封锁公路是违法的！”“违法？在咱地盘上，老子就是法！”开车人熄了火，背对着我们抽起烟来。“你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小心政府拘你！”我开始吓唬他。“少来这套，老子见多了。”说着，跳下车，扭头便走：“不奉陪了，回家吃饭去啦！”这可真麻烦了。“搬开它！”我招呼道。司机们见有人指挥，便一拥而上。哪晓得路基一松，连车带料，统统栽进河里。原本只想吓唬一下，却生出事端来。我一挥手，快！上车。成群的村民们手拿棍棒、铁锨呼喊着奔堵过来。但他们来不及了，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冲上公路。我朝着车窗外目瞪口呆的老乡们敬了个军礼，谢谢送行！但最后几辆车还是遭到了袭击，土块和石头雨点般地投掷过来，好在都是些铁皮的集装箱货车。飞驶而过的司机们纷纷向我招手，呼啸而去。欢呼吧！胜利大逃亡。
车灯照亮了前方路牌——泗洪。
老爷子来电话了：“到了吗？”我讲述了刚才惊险的一幕，听得出电话那头他疑惑的神情：“咦？当年老百姓对我们可是很好的啊！”“我相信。不过这次……大概又把我们当成日本鬼子了！”
民风强悍啊！
一夜征程，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城，朦胧中，一种神秘而略带惊讶的回归感攫住了我的心。在我眼前闪现的，是低矮的黑瓦房，拴牲口的土坯墙，和一条条弯曲的时隐时现的田间小路，雨季的泥泞留下的车辙更增加了颠簸。紧张、疲倦、黑暗、迷路，已经无法再走了。我在路边找了个坡地把车停下来，今晚就在车上过夜吧。
清晨的阳光把我刺醒，瞬间，我被惊呆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湖水，波光粼粼、水天相连。在初秋的骄阳下，湛蓝的湖水变成一洼洼耀动的金星，烟波浩渺，渔舟点点，一切都凝冻住了……
鬼使神差。昨夜的风尘仆仆和清晨宁静的湖光山色，我感叹大自然带给人生的奇幻。父亲的话在耳旁响起：“你，要记住，你生在洪泽湖边，青阳县（泗洪县）阳景镇大胜庄，生你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你的名字中也有个胜字。”
这真的是我出生的地方吗？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想起当年他说的那些话和注视着我的目光，我的心就在颤抖。
泗洪的美丽得益于洪泽湖。我走过祖国的许多山川湖泊，但亲历生我的洪泽湖畔，这还是第一次。这就是古书上记载的泗洲地界，隋唐时称洪泽浦。黄、淮在此并交，连年洪水侵吞，泗洲城及周围均侵入湖底。明清两代，不断加高防洪大堤，洪泽湖遂成为“悬湖”，高出地面2～5米。“倒了高家堰（洪泽湖大堤），清淮（原清江市、淮安府）不见面”的民谣至今还在流传。
当地党史办的蒋中建同志后来告诉我，就这半个世纪来，洪泽湖被血洗过三次。日本鬼子一次扫荡就屠杀双沟百姓600多人，填埋坑里，掘出白骨累累。我军为掩护群众转移，一个连120人竟无一人生还。泗洪产的双沟大曲驰名中外，但我在互联网上搜寻，竟然找不到双沟惨案的条目。第二次，是全面内战打响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我军放弃两淮，洪泽湖工委姚克书记，带领一些干部藏于湖中。结果四周区乡县来不及撤离的干部军民越聚越多，达3000多人。你想，就凭个湖边的芦苇荡能藏多少人？又没有粮食、药品。走投无路中，姚克书记说，上面说撤就撤了，丢下了我们，组织上对不起同志们了，有亲投亲，无亲靠友，上岸去吧……但要记住，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能出卖同志。结果，上了岸的，还是有上千人被抓被杀。好不容易捱过来的，“文化大革命”一来，旧事重提，不说领导责任，全怪在下面，又是难逃一劫，多少人丧命。
湖光波影，无声无息。水际边成片的半生的矮树林中，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白鹭。霎时间，成群的白鹭惊恐地飞起，天空顿时就像张开了一张白羽的网，铺天盖地，真是非常的神奇啊！
它们真的会是亡灵吗？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车已经被成群的男女老幼包围住了，他们趴着张望，脸和鼻子在车窗上印成扁平。他们皮肤黧黑，用兴奋的目光直直地盯住你，憨憨地朝着你笑，表达着他们的好奇和友善。我想起妈妈曾多次说过的话：“你生下来后，你爸就负伤了，人整个不行了。鬼子不缴枪，国民党又大举反攻，两淮失守，当时真难啊！好几次要把你送给老乡，但兵荒马乱的，这一丢下，可真就是天各一方了。你爸说，这孩子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我都不敢想……”看着周围好奇的目光，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被丢失在这里呢？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不就是因为战争而失散的吗？那么，在这憨憨的人群中，在那些挥舞着铁锹追赶着汽车的老乡中，可能就会有我……
历史在这里凝固。这里的时钟似乎从不曾走动，我就像穿过悠长的时间隧道，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洪泽湖西的半城镇，是当年新四军9旅旅部和四师师部的驻地。在新四军纪念馆的墙壁上，有父亲年轻时代的照片，透过灰黄的底色，他那深邃的眼神仿佛要和我说话。我看到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当年穿过的军装、用过的武器、斑驳的弹壳……我依稀闻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的气息，那是散发着火药味的青春的气息。
当年，他只有29岁，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潜入到皖东北，以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的身份，经一年半的浴血奋战，拉起了一支队伍，大概就是拿铁锹追赶我的那些人的祖辈们吧，他们组成了一支抗日劲旅。最早称四总队，以后改为三支队，又叫九旅，就是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集团军师。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由此诞生，“皖东北”这三个字也由此被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所记住。
这里有雪枫墓园——父亲青年时的战友、新四军四师之魂彭雪枫师长就长眠在这里。松涛阵阵，凝重而空寂。在众多的碑文中，我看到了父亲为彭雪枫写的一首长诗，记得最深的两句是：“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当年为彭雪枫送葬时，这首长诗由彭雪枫创办的拂晓剧团谱曲并演唱。国民党反攻回来后，彭雪枫的尸骨被掘出抛撒。墓是解放后重建的。
还有江上青墓。江是父亲开辟皖东北时的向导和助手，是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这个才华横溢的儒雅书生，被敌人射杀后抛尸河中。当年抗演六队为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咏唱挽歌：“让几十里的弱流，亲吻你的尸身。死者啊，愿你手持巨灯，照着我们前行……”父亲把他的牺牲喻为：“我失臂膀，屋失栋梁。”
江上青墓碑上，父亲那信马由缰的字迹，模糊了我的视线……
皖东北、洪泽湖、泗洪、大胜庄，你不但记下了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更记下了父亲当年作为一个热血男儿的报国赤诚，这里有他的志向、他的足迹、他的成功、他的战友，还有，他年轻时代纯真而炽热的爱情……
洪泽湖，正因为你的美丽伴随着苦涩，才更加凸显出凄婉和空旷。
父亲晚年曾花费许多时间和我谈他自己。
他说：“我常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真正成熟起来，学会从全局上思考筹划，单当一面，还得说，是从抗战时开始的。皖东北，就是你出生的那个地方，是我独当一面的开始。”
皖东北，它太小了。如果说它仅是整个淮北根据地的一半的话，那么它在全国18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最多只占到三十六分之一。我没有很好地调查过全国其他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不知道有多少是和皖东北根据地这样，由几个人单枪匹马开辟出来的，但肯定是有。也许这才是皖东北对他人生的真正意义。这块引领我来到人间的土地，也是我父亲事业和人生走向成熟的起点。
去年，我再次路过这里，一晃间，又8年过去了。从京沪高速转下来，眼前是一条宽达百米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直达南京。我看了一篇报道，说是当年为了修路，抗法的、聚众的、拦路的，比比皆是。市委书记仇和同志因此受到围攻和责难，劳民伤财，面子工程，说什么的都有，状子一直告到北京。路的尽头是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刻着这位市委书记的决心：“务实苦干、奋起直追、自强不息！”8年前曾遭村民拦截和袭击的地方是这里吗？已无从考证了。
江山依旧，岁月蹉跎。半个世纪前，父亲曾在这里指挥过一场平定洪泽湖的水上大战，双方300多条船只，把个湖水搅得昏天黑地。父亲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将手用力一挥：“哈，打得他稀里哗啦！”
面对这片烟波浩渺的湖水，哪里还能找得到当年的影子？清朝人孙髯翁的长联写得好：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都付与苍烟落照。
在抗日战争的激流中，他是怎样被抛到这里来的呢？
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
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2004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父亲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说：“我指挥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打进去后，除了弹药粮秣，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才知道，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出外游猎去了。所谓游猎就是去抢劫。事后才知道，正巧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父亲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他们久等大部队不来，不放心，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敌人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
父亲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古长城故道上，历代都是强匪出没的地方，这是一股狞匪，凶险之极。父亲说：“后来偷袭在保安的中央机关的就是这伙人，毛泽东都差点成了俘虏。”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载了这个事件。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懊恼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长征后期，红军到达俄界，父亲所在的三军团红13团划归一军团建制。那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红13团住的远些，父亲是政治委员，带队进会场时，其他部队已经入坐了。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他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
“什么你们你们的？我一听就来气了。”父亲回忆说：“两个军团之间本来就有些摩擦。我们的衣服是烂的不行了，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我问，是以先到的为准，还是以表为准？我是不客气。”都是在战场上打红了眼下来的，能吃你这套？脖子一梗，当场两人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总司令（注：似指朱德。据史料记载，朱此时已离开陕甘支队。此处回忆似有误。）都坐在台上，脸色不好看了。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回来后，来了个电话，是陈赓接的，彭雪枫这时已经调走了，陈赓接他的团长。陈赓说，找你的。我一听是要调我到政治部工作，就问，干什么？回答是，去当统计干事。我一下子就把电话机给摔了，要撤老子，你他妈就明说！”后来呢？“有什么办法？我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报到去了。”我觉得真好玩，说，你是够狼狈的！父亲也笑了：“当时罗荣桓是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刘晓是组织部长，都是些老熟人。”“他们见我来了都笑了，说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打仗也辛苦了，休息休息挺好嘛！我们就这样，几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搞点东西吃，再就是扯乱谈。一路走到了陕北。”
两个月后，父亲被重新起用，出任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据说是政治局会议上有领导同志提出来，说长征一路过来，多不容易。一个主力团的政治委员，就因为戗戗了几句，说撤就给撤，走了二万五千里，没有功劳，总也有苦劳吧！这件事，后来在反宗派主义倾向时，还成了个典型例子。
父亲当然知道这里的意义，恢复他的职务，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把全部精力都投进去，憋足了劲，想争口气的，哪晓得时运不济，偏偏事与愿违，真是大意失荆州啊！
父亲说：“回瓦窑堡后，向张云逸汇报了，军委决定连以上干部开批判会。袁国平主持，一连指导员攻的最凶，因为我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军委下令通报全军，对我的处分是撤职查办。周恩来找我谈话说，对你的处分要重一些，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你是中央派到陕北红军的。”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又引出了一段更有意味的情节，这才是真正改变了父亲人生的故事。
就在他接受批判自我反省的日子里，他得到通知，立即去见毛泽东主席。
父亲曾很多次谈起过他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他看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扣，怎么！你还不服气？”父亲没有形容毛泽东的表情，但我仍能感受到这单刀直入的开场白所带来的威慑力。
“我没有不服气，我接受处罚。”
“接受处罚？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对吧？”
“坏了！这句气头上讲的话，怎么这么快就捅到毛泽东这里来了？”
还是两天前，父亲遇到过去在中央苏区共青团共事的一位同志，他讥讽道：“张爱萍，你落马湖这出戏唱得倒不错嘛！”《落马湖》是施公案中的故事，施公率黄天霸等众英雄擒寇，回归半途，不意被落马湖水盗铁臂猿猴李佩所擒。真够挖苦的！年轻人，哪有肯示弱的，这一激，“胜败不过兵家常事”便冲口而出。对方也不饶他：“打了败仗还嘴硬？小心军法处置！”“要杀头，老子伸长脖子等着！”等等，越说越离谱了……
之所以情绪失控，缘由是两人过去就有些过节。在党史上，这位朋友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原中革军委15人成员、二十八个半之一。二十八个半，是指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同志中，只有二十八个半人是可以被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这就在党内营造了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破格安排进重要的领导位置，有些人不免就趾高气扬起来。毛泽东后来说：“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父亲回忆：“这些人跑到苏联后，和王明搞到一起，回来后就不可一世了。不听他的那套就整你，动辄就扣你帽子。我是看不上这个布尔什维克，自己没什么本事，却好大喜功，处处以工人阶级出身自居。”
不久，父亲就因“偷运贩卖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理由是在张爱萍主持起草的文件中引用了托洛斯基“继续革命”一词。我相信，现在的青年人听起来一定会觉得荒唐，甚至难以置信。但在老一代人，怕是有不少都有过这种经历。好在遵义会议后王明的势力在党内衰败，这个人在中央机关挂了个闲差，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做了。
其实这种斗嘴的事，气恼一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竟把毛泽东搬出来了，看来问题是要升级了。
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父亲不是没有和毛泽东接触过，只是能和这位伟人单独在一起交流思想、聆听教诲，我想，他会不止一次的企盼过这样的机会。“打了胜仗去见毛主席”，我军有这样的传统，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机会带给他的竟是在窘境下这样尴尬的见面。
“我说，那是句气话。”“气话？我看你还是不服气吧！”父亲回忆他和毛泽东一问一答的细节。
“我能说什么？我向来认为，论功行赏，按律问罪，打了败仗理应撤职，这次撤我，理所当然。”
毛泽东很生气吗？我问。
父亲说：“有点。”
父亲这个人太要强了。我深知他的秉性，自己既然做了，就要敢承担责任。决不能小家子气，让人小瞧了。
父亲曾多次对我提起过：“老帅中，我最敬重的是彭老总和陈老总，他们对部下是，有了功劳是你的，有了失误是他们的，他们对上面去承担责任。邓（小平）也是这样，搞原子弹时，他对我说，搞成了是你们的，搞不成是书记处的。75年，也是这样……”父亲这里指的是，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在倒台前夕，和毛泽东谈到我父亲在七机部搞整顿的问题，邓小平说：“张爱萍是我派去的。”
我问，在这以前你和毛泽东有过接触吗？
“在中央苏区，他是红军的政治委员，我那时是团中央秘书长。每次打了胜仗，中央机关总要搞些庆祝活动，一般都由共青团出面组织。他认识我，但没有机会说话。长征过大渡河，彭德怀带着我到毛那里受领任务。后来张国焘闹分裂，在巴西、阿西地区，我们和南下的四方面军部队擦肩而过，战士们之间发生了口角，推推搡搡的。毛出来制止。给我印象深的是，他站在路边一个坡上，对四方面军的同志大声说，既然你们接到了南下的命令，你们就去吧，我相信你们会回来的！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真正深谈，还就是这次了。”
父亲接着回忆：“毛泽东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话并不错，世上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行！接受教训吧！”
“后来就是闲扯了。问起了我的经历，知道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天南海北的，很亲切。”
“临走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我的职务已经被撤掉了。我说，这些年来，就是猛冲猛杀，有机会还是想好好学点东西。他很高兴，说红军大学要开学了，我就当你的介绍人吧！拿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封信。罗那时准备当教育长了。”
父亲回首往事，常会感怀：“‘文革’中把我关起来，我常想起这段往事。对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从来不诿过。但这时的我，却不能服气。现在要去找主席，又能到哪里去找呢？”
他停顿许久，说：“我留恋在瓦窑堡的时光。”
红军大学，是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了。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父亲谈起这一段生活是轻松的。
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学校，没有校舍，没有讲堂，甚至没有专门的教员。这实际上是个中国革命的研究生院，选修的课程是中国革命和战争，采取听课、研读、讨论的方式。一科是高级科，师和一部分团干。二科是团，也有一部分营干。党内一些学识很深的领导同志轮流执教。毛泽东讲授的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讲课大纲后来印成书。父亲说，1937年他在武汉搞统战工作时看到过这个本子，原稿中还有反围剿的作战略图，后来收集到《毛泽东选集》中就删掉了。张闻天讲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王稼祥讲政治经济学；徐特立讲汉语拼音。父亲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他讲了两次就不再来了。
父亲关于学习生活的回忆，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大同小异，大体是：
我搞共青团工作时曾系统地读过不少马列的经典着作，自认为对马列还是懂一些的，听了洛甫（张闻天）的课后，才感到自己知道得太少了。因为长期作战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就拼命地学，不仅自己用功，所有的人都很用功。学习分几个小组，一组组长刘亚楼，二组组长彭雪枫，三组杨勇，四组是我，我们组有王平、贺晋年、张达志、耿飙、肖永银、周建屏。上课没有书，都是靠自己记。我记得最快，下了课都来抄我的。我们还组织小组辅导，经常搞到深夜。毛知道了这个情况，怕大家身体搞垮，要我们吃了饭先去散步，但没人去。后来罗瑞卿（教育长）就每个窑洞地赶，晚上还来检查熄灯没有。
除了公开发表的这些外，他还讲了些逸事：“那时生活很清苦，党中央和军委下了很大力气，到处去买羊肉，给我们改善。一次林彪和罗瑞卿搞了些狗肉来，叫上我、彭雪枫、刘亚楼，都是一、三军团的，记得还有罗帅。一次，陆定一来学校说，红军长征是段很重要的历史，要大家都写下来。开始是杨尚昆来催，没人响应。以后陆定一又来催，但大家普遍感到学习忙，没有时间写这个东西，同时也不知怎么写。他就说，经过什么就写什么，催得紧了，大家也就写起来了。我是有点应付式的，彭雪枫写得最好。后来汇编出了本《红一方面军长征记》。”（注：该书收集了众多长征亲历者在1936年间写的回忆文章，1937年2月汇编成书，是关于长征最早，也是最可靠的记录。1954年内部出版，定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张国焘来到保安，红大组织了欢迎会。毛讲话，提出要团结奋斗，印象深的是他讲到朱总司令，说他肚量大如海。”
“斯诺也来过，看到我们打网球，很吃惊，给我们照了相。我们问他美国是什么样的？他说，就像一块奶油吊在房梁上，只能去舔。1938年我在武汉看到他出版的照片，说这上面的人都是蒋介石出了几万大洋来买他们人头的。”
我找出斯诺的《西行漫记》，上面有父亲打网球的照片。父亲指认说：“彭雪枫、赵尔陆、陈士榘、萧文久……”后来我妹妹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斯诺博物馆中还找到了更多当年的照片。
如同拉扯家常，父亲款款而谈。
父亲退休以后，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为了调节他的状态，我们会用更多的时间陪他聊天。战争，就成了我们永恒的话题。时间已经过去60年了，整整一个甲子，但当年毛泽东在红大讲授的内容他仍然记忆犹新。
他几乎是在背诵原文似的回顾着：毛泽东说，我们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不是一般的革命战争，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和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话锋一转，指着我说：“而对一个指挥员来说，对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来说，把握其特殊性规律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叫从实际出发。记住！”
他联系自己亲历的红14军的失败来谈毛泽东：“毛泽东讲，敌我力量异常悬殊且短时期内又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我们在苏北农民暴动中急于占领大城市的举动，是幼稚的、盲目的。”
父亲曾撰文记述过当初在听毛泽东讲课时的感受，他写道：毛上课讲到，一个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受敌人的欺骗，被表面或片面的情况所引诱，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所鼓动，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都是要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周密的思索的基础之上。听到这里，和讲台上的主席目光对视，我就把头低下去。晚饭后散步到主席的窑洞，他问我们对讲课的意见。我说想到青阳岔一仗，你说的那个鲁莽汉就是我。他大笑起来说，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总怕被敌人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他后来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都能找到。
看得出，只是到了这时，他才从失败后的沮丧和被人羞辱的浮躁中真正沉静下来，他不再仅仅是因为一口气而甘愿接受处罚了，他开始思索过去，思索自己。
我曾和父亲讨论过这个战例。第一阶段，在没有担负任务的情况下，主动追击敌人、解救被俘人员，这个决心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第二阶段，夺取敌营垒。由于两个作战行动衔接得很紧，指挥员机断处置是允许的；趁敌垒空虚将其捣毁、扩大战果，这种积极求战的精神也是提倡的。问题出在撤离战场时，匆忙大意了。虽然导致这次失利的直接原因是一营擅离掩护位置，使回援之敌趁此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了设伏。但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面对生疏、险恶的地形，对敌情变化缺乏持续不断地侦察，对原有部署没有及时的检查和调整，是失职的。尤其是在取胜后，丧失警觉，更是不可原谅的。从指挥角度检查，整个作战行动的指导思想，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和情绪化，决心是仓促的，是被眼前的现象和周围的情绪所影响的。
这是一次教训。这次教训对他来说，不仅是对指挥失误的一次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对自我的一次再认识。他是从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来回顾和认识的：
“参加革命的头10年很幼稚，是磕磕碰碰、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争强好胜、不甘服输，只知道拼命。”
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坎坷艰难的，但他都闯过来了，他曾为他自己而自豪过，他说：“我就是靠死打硬拼，从不求人，再难，我也能硬着头皮顶过去。我相信，靠我自己，我总能做得最好。”但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如此浅薄，是那样缺乏功底。他至今都记得那次谈话中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意见和情绪所左右。”“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才是考量一个指挥员素质的关键。他回忆说：“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聊天，毛问我学得怎样了，我说，越学，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行，越觉得自己贫乏……毛说，这就是进步的开始。”
红大学习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要求上前线。父亲回忆：“西安事变了，全国抗战的局面很快形成。大家纷纷写请战报告，争着要上前线。毛泽东说，好嘛！翅膀都硬了。谁写，就没谁！”
“我被安排在红大二期任教。毛泽东说，新形势到来了，学校还要扩大，都走了，学校怎么个办法？鸟翼蓝天，放心，有你们用武的地方。”当然，留校的不全是因为写了请战书的缘故。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猜大概是那次战斗失利的后遗症；或许是看他多少还有些文化底子。有个笑话，5分的留校当老师，3分的出去当老板，不及格的竞选当总统。这时红大已改名为抗大。他极不情愿，但没有办法。他说，这期间许多同志都张罗着找对象，徐平羽，也叫白汀，是女生队长，也给他介绍过，但他认为自己志向未酬，谢绝了。他很少接触人，上完课就回宿舍读书，多少流露出不得志的苦闷。
这期间，他找毛泽东又深谈过一次，表露出自那次战斗失利后以及留校不能上前线的压抑心态。三天后，毛泽东给他写了封信，据父亲回忆，大意是：“一定不要因为自己有的过失而降低信心。一般地说，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父亲离开延安时，想到抗日战场生死未卜，将信和自己的学习笔记、日记交给蔡畅大姐保管。解放后，父亲向蔡大姐索要，方知已全部丢失了。父亲每谈及此，都会陷入深深的惋惜之中。
红军大学留给你的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事情？
父亲沉吟片刻，缓缓站起来。他说：“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元始天尊——阐教的第一大神。
传说宇宙之初，盘古觉天地混沌，浊气弥漫，好生不爽，便信手一斧，开出个新天地来。从此便有了山川大地，江河湖海，万物生灵，清风明月。他忍受着难以想像的寂寞，仿佛要完成某种约定的使命，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阐教，所收门人弟子无数。后人念其开天辟地之功，尊盘古为元始天尊。
“毛泽东预言的要到来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新局面呢？”父亲继续说：“按那时算，中国革命已经走过十五个年头，历尽千辛万苦。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遵义到大渡河》，为什么截止到大渡河？因为过了大渡河，就进入了藏民区，蒋介石追堵到这里，他认为红军完了，雪山草地，就是不打你，也会冻死饿死。辗转到了陕北，从在中央苏区的几十万人，到现在的几千人（注：指中央红军）。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呢？我们的学习快结束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毕业典礼上，周恩来给我们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到来了。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学时所讲的新局面啊！结业时，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
我看过许许多多有关红大的回忆文章，但是没有一篇记载过毛泽东讲的这句话。父亲的回忆文章，初稿是在“文革”前写的，题目叫《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提到“元始天尊”。我问他，他说，执笔的同志怕引起歧义，给删掉了。文章压了很多年，也没有发表。我问过他缘由，他说，稿子写好后，反复看了几遍，总觉得言犹未尽，事情一多，也就放下了。或许就是删去了这句话的缘由吧？使这个故事失去了灵性。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中许多五光十色的东西渐渐地褪去，生命的精髓浮现出来，就像黑夜里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朦胧，但却真实。
父亲晚年评议自己的这段经历时，他是这么说的：
“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毛泽东说，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因为游击队是在一个独立的地区作战和发展的。作为一个游击队指挥员，胸中要有全局。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有这样一种说法，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三条，勤奋、才华、通神。什么是“通神”？冥冥之中总会有一种暗示，能感悟和把握住这点灵犀的人，才会是成功的人。
七七事变的枪声终于在北平郊区的卢沟桥打响了。父亲说：“那天晚上，毛泽东找我去，一进窑洞，他就说，你不是想走吗？准备一下吧，尽快出发。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立即赶赴上海。上海，你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应该是熟悉的，到了后和刘晓同志取得联系。”父亲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是：“迅速组织起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
父亲的这段回忆，印证了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和决策，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由最初的在国民党防御体系内集中主力作战，转变为分散的、独立的敌后游击作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从毛泽东给我父亲交代的任务看，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北平、天津沦陷后，淞沪会战前夕。
这就和历史吻合了。
此前，应南京政府保卫平津和华北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中共中央做好了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准备。中共中央给其谈判代表的指示是，红军主力3个师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并拟担任绥远一线防卫。（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5页、18页）
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组织的平津抗战不过3日即告瓦解，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毛泽东对原定的4万红军加入正面防御的实际作用和后果迅速产生了怀疑。1937年8月1日，洛甫、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重新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