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40年代，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烟云在广岛上空升起，整个世界就笼罩在这可怕的核阴影之下了。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件，几乎都和这阴影有关，社会历史学家给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起了个名字——冷战时代。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在这场大国的博弈中，他的人生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庐山会议之后，一直到“文革”前，这7年间，父亲的精力大部用于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光顾西北的大漠黄沙，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1956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1987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庐山会议之后，我的主要精力逐渐转向这里，一干就是30年。”
1 鱼和熊掌，可否兼得
庐山会议的恶果很快显现出来了，大自然的惩罚是不以人类社会权威的意志为转移的，再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在大自然面前，也不过就是个肉体凡胎。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抓紧秋收后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组织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度过灾荒。中央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各地推荐食用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代食品。要求城乡大小食堂，自己动手，土法上马，自做自吃。这个灾难究竟有多大，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官方权威性的报道。学术界说法五花八门，争论的双方，依据的是人口统计，1959年、1960年、1961年，这3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高于之前、之后的正常年份，平均每年增加了1000万。于是有人说，3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约3000万的死亡；但反对派说，这只是推断，从法律的角度看，这只是可能性论据，而不是指证性论据。但我知道，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兼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是相信这个数字的。
接踵而来的打击还远不只是没有饭吃的问题。从庐山下来还不到一年，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
这就是当时所说的60年代初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赫鲁晓夫和彭德怀都是大合唱中的一员。毛泽东写下了他着名的诗篇《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托梅寄志，在毛泽东的诗中，孤傲、俏丽的梅花具有了铮铮铁骨和挑战精神。
负责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为激励全体人员斗志，牢记老大哥背信弃义的这一天，把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也叫“争气弹”。（注：苏联政府在照会我国前，早在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就致函中共中央，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日内瓦谈判，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
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原子弹事业何去何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上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今天广为知晓的关于原子弹的上马与下马之争。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军方几个老帅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陈毅说了那句体现他鲜明性格特征的话：“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反对派的性格也很鲜明，他们说：“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根据李富春、陈云的报告，1960年底，我们国民经济破坏的程度，粮、棉跌到1951年的水平，生猪年底的存栏数和油料产量，跌到不及1949年。轻工业全面滑坡。重工业上去了，但是靠的是增工损农，以农业的损失为代价而支持工业上去。（注：引自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的文中数据）
面对窘况，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两者都是关乎基本国策的大问题。老百姓没有饭吃，社会就无法稳定；而没有核盾牌，战争就难以避免。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30周年纪念时，父亲对来采访的军报记者说：“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少奇同志，他说，先不忙下结论，调查一下，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是陈老总给我交代的任务。”父亲这里说的任务，是指代表中央和军委去调查原子能工业的状况，以便为最高层的决策拿出依据。父亲接着说：“我说，我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陈老总‘熊’了我，说：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不管你再战功赫赫，不管在你的部队面前再虎虎生威，也不管战将之间如何拍着桌子喊，但在元帅们面前，你就是个小学生。我注意观察过，凡是元帅们交办的事情，不管是哪个元帅，父亲总是极其认真的。有时明知他们要求的不合理，或是做起来有难度，他也总是自己宽慰自己的笑笑，说一句：“这是老总们交代的，是不好马虎的。”
爱这支军队，绝不是一句空话。爱戴、信任、尊重、维护，甚至理解和谅解自己的元帅，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冰冷的信条里，浸透着对事业的共同信念和战斗中结下的生死情谊。
我国的军事工业和军事科研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由军队、国防工业部门、国防科研院所三大块组成，横跨军队和国务院两大系统；分别归口由贺龙和罗瑞卿，以及聂荣臻领导。仅在军队中又分成总参和国防科委两大块，又分别由罗瑞卿和聂荣臻分管。机构多了，头绪也就多了，自然不免扯皮的事。在这之前，父亲是以主管装备的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归口管理国防科研机构的设置、编制，试验基地的建设，武器装备的规划、定型、列编、管理；以及常规武器科研。后来聂老总要他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开始只是分管基地建设。他路过格尔木的原子能基地，李觉（注：核武器局局长兼核研制基地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少将，后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请他去看看，他不去，说，原子弹的研发不归我管，你有什么要求我替你办就是了。李觉说，他要修条铁路。父亲说，这好办，给你调两个团的铁道兵够不够？他后来对我说：“这一摊搞得神神秘秘的，我才不去呢。”后来聂老总身体不好，任命父亲为常务副主任，兼起国防科委的全面工作。贺龙、罗瑞卿那摊也任命了他为副主任，叫他主持起国防工办的日常工作。这样他成了一仆三主，总参副总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他这一辈子，一直想把这几摊撮合起来，可就是不行，哪家都不干。没办法，只有靠他这个给三摊都当管家的人，拳打脚踢地来协调了。采访原国防科委副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时，他说起当年的往事：“那年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晚上我和你爸爸在海滨散步，你爸爸说，别看他们洗海水澡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上了会吵得可凶哩！”
父亲回忆说：“总书记（邓小平）找我去，给我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
父亲这个人，不是个爱揽事的人，对不是他分管的领域，他问都懒得问，甚至连听的兴趣都没有。你和他说多了，他就冷冷地给你四个字：“换个话题。”不客气的时候会说：“少打听这些无聊的东西！”
不过，这次可不像李觉让他去看核基地那么简单了，这次是中央点的将，他逃不掉了。
父亲说：“我文化低，得找个高的，我想到了刘西尧。”
刘西尧是湖南长沙人，比父亲小6岁，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参加革命，以他的学历，可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了。不久前被任命为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欣然应诺。
但是，光有个有文化的搭档还是不够的。在正式调查之前，父亲特意找到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请他赐教”。
今天的朱光亚，可谓大名鼎鼎，不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第11、12、13、14届中央委员，第9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但是1961年，当父亲来到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所找朱光亚时，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37岁的青年科学家。冷不丁见到51岁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金光闪闪的肩章时，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呢。
许多书籍中是这样描述的：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父亲常向我们夸赞他。朱光亚沉默少言，面容和身材都略显消瘦。他生活低调，不喜张扬，在公众场合中，你很难一眼发现他。我在总参组织过几次全军性的会议。开会的时间到了，常常会找他：朱光亚怎么没来？其实，朱光亚早就默默地坐在人群里了。于是赶紧请他上主席台。我感觉到，任何人只要和他稍有接触，都会从他炯炯的目光中感受到他超于常人的智慧。看得出，父亲不仅器重他的才华，也欣赏他做人的风格。
父亲说：“朱光亚成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朱光亚，这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从此和我父亲结为挚友，在后来两弹一星的事业上，他们携手走过了30年。
父亲说：“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我跑遍了二机部的机关、厂矿和研究所，只问四个问题，一是，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进度和遇到的难题？三是，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四是，满足了这些，最快什么时候能给我完成任务？”
“一个月后，我给中央写出了报告，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文件。”他顺手拿起那份40年前报告的复印件。眉头上有邓小平的批示：
“送主席、周、彭（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我曾认真地研究过这份长达5000余字的文件，与其说是个报告，不如说是篇学术论文。它有别于给最高决策层行文的惯例，佐证翔实，措施缜密，充满了数字和技术名词，带有明显的项目可行性论证书的特点，有些像西方国家政界文件的风格。无怪邓小平要提醒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看看前面就行了。
这个报告的核心就三点：
一是，完成时间定在1964年。父亲回忆说：“工业部的同志建议留点余地，我说，既然有把握，为什么往后推？”他在报告上还是写上了“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一年后，罗瑞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加了“力争”两个字。
二是，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科研攻关的问题（当然，也有），而是工程进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到这时，原子弹已经基本通过了科研阶段，更多的是属于工程性的问题了，而工程性的问题则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通过加大力度实现的。
三是，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
因此，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父亲在报告中写道：“明年是二机部第一线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任务最关键的一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中央各有关部门到有关中央局、省、市都能及时从各方面给以大力的支持。为此，建议……”
他向中央最高决策层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
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出各个部门的潜力；
不在于争论上马还是下马的利弊，而在于怎样去做，才会成功。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思路，说不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他的报告，给中央开出了一个吓人的清单。他举例说：“生产二氧化铀所需的树脂，明年需要320吨，而今年才生产了20吨，还不到十六分之一。要满足二机部的需要，要各种设备1305项，82000台、件。各种仪表436项，5100台、件；新技术材料240项……”可怕啊！怪不得主管经济的部门坚持要下马呢。
可报告紧接着说，上述这些东西，许多都蕴涵在各部门之中啊！他在列举的同时，也给各个部门下达了任务：
放射化学工厂（用化学方法从原子反应堆中提取钚）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
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专门用来吸附矿石提炼中的铀），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
二机部所需非标准设备82000台件，由一机部负责42000台件；三机部15003台件；
在所需的各类仪表中，一机部264项，4700台、件；三机部143项，785台、件；
新技术材料240项，其中，冶金部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
……
有趣的是，报告还顺便告诉各个部门：“上述这些，有的有设计图纸、样品和技术要求，有的没有。没有的，要各个部门组织力量攻关突击。”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中央同意后要转发这份文件，干脆在这里给你们一次说清楚算了。
报告还提到，“技术专家、领导骨干、医疗和其他保障人员，还需要分别再增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抽调。”
“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他又补充了一句：“装备器材自带。”言外之意，是告诉军队，中央不管了，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
“电力……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增加发电机组、高压输电网建设等，由煤炭部、水利电力部和某某省分别解决。”
“生活供应问题，由甘肃、青海、内蒙古、湖南等省或自治区解决。”
……
他似乎在说，原子弹是国家的事，你们谁都别跑，都有一份。
至于钱嘛，当然也要增加一点喽。报告中写道：“……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他想，这点钱，应该不会让国务院为难的。（注：以上所列数据见《张爱萍军事文选》238～245页）
我的父亲在两弹一星事业上折腾了大半生，但我对这个事业却是陌生的。在研究父亲的人生时，这个领域的朋友们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一项高科技事业，都是众多领域先进技术的荟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之所以能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异军突起，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就是在于共产党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能够高效地集中国家的整体实力，把蕴涵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的潜力调动和挖掘出来，集中于一点，形成强大的攻关突破力量。原子弹既是一项科学研究，也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在理论和技术上突破了，实现它的关键就看组织了。尤其是再加上上世纪60年代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艰苦创业的团队精神，奇迹就出现了。这是任何一家公司、企业采用经济杠杆都难以做到的！
现在有些人要算清原子弹的成本了。把这些统统折换成钱，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算法，市场经济嘛！但是，即使是市场经济恐怕也不都是用钱能算得清的。抗洪救灾，动用了那么多部队，难道都要加在农产品头上？三峡大坝，用了上千个亿，航运、灌溉、防洪、气候调节，难道也是谁受益就收谁的钱？企业有企业的算法，国家有国家的算法。
我认为，父亲的成功正在于他悟到并把握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造就了一批有特殊才干的领导人。他们非常实际，一个猛子扎下去，就能抓住第一手材料；他们又很有悟性，很聪明，能够迅速进入情况，抓住要害。当他们涉猎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他们面对许多从未见过的纷杂事务，当他们面对艰深的科学原理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报告和问题时，他们就有这个本事，能很快地领悟到事物的要害所在，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准备期”，也没有所谓的“鸿沟”。一切仿佛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领导者的跨越。他们不是专家，也永远成不了专家，甚至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成为专家，而且，如果他们一旦成为了专家，可能就一事无成了。奇怪的是，在他们领导下的专家，无不对他们信赖、敬重，赞叹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我可以毫不掩饰的自豪地说：我的父亲，就属于这样的领导干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做成了最为扬眉吐气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炸响原子弹，另一件是建成大庆油田。说到大庆，我想起了余秋里。我觉得，余秋里在中国石油工业上的作为，和父亲在原子弹上的作为非常相似。余秋里原是总后勤部政委，1958年1月，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称他“儿童团”，说他“精力充沛”，要他和年长他10岁的李聚奎上将对调，出任石油部长。这时的余秋里，可说对石油工业一窍不通。但是，当他用很短时间了解了中国的石油勘探状况后，几乎凭第六感觉，就决定将石油勘探的重点转向东北的松辽平原。当松基3井果然喷油后，他立即强烈地预感到松辽平原可能会有“大突破”，于是决定把1960年的石油工作重点转向松辽地区，并正式给中央写报告，请求1960年开春在松辽地区搞一场石油大会战。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赫赫有名的大庆油田就这样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一场历时1000多天的轰轰烈烈的大会战中诞生了。1963年，大庆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1965年，中国的石油已经完全能够自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时代的语言是：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当然，父亲也想去学。我哥哥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父亲专门找了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贴在饭厅的墙上。哥哥从哈军工放假回家，父亲还要考考哥哥，但我发现他自己压根没有朝那张表上看过一眼。后来我哥哥说我讲得不对，他记得元素周期表上明明画了两个红圈，标示出了铀235和铀238。其实，他的确不需要下大力气去学这些。需要他们的是深入到第一线的吃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的是慧眼识人、任人唯贤和组织协调的领导艺术；需要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决断拍板的魄力和勇气；需要的是能够影响和鼓舞周围人的激情和信念；以及那么一点点的灵气。
2 周恩来和中央专委
在今天众多描写两弹一星的作品中，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毛泽东“中国也要有原子弹”的高瞻远瞩；是陈毅元帅那种“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的决心；是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们顶酷暑、冒严寒，在戈壁滩上贡献自己青春的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颗原子弹的高层领导者们是如何来组建这支大军，指挥这项事业的呢？
光阴似箭，一转眼便到了1962年下半年，那份要在1964年炸响原子弹的报告，送上去快要一年了。父亲遇到焦虑的事时，总爱用他的四川土话说：“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在困难的经济状况下，这一年，又传来了蒋介石要卷土重来的消息。东南沿海紧张起来，广州军区、南京军区的部队开始向福建方向集结。中苏交恶，不仅直接影响到与朝鲜的关系，连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多少使人感到了不安全的阴影。1959年平定叛乱后的西藏边陲，中印关系再度紧张。友好邻邦越南，与美国的战争不断升级；原来主要以防备美蒋进攻的“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正面临着多个战略方向的挑战。总参谋部后来向中央报告：国家经济布局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隐患。工业过于集中，仅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大约60％的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人口过于集中，全国除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外，有25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城市；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聚集在附近；几乎所有的水库紧急泄洪能力偏小，而大型水库中，有52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17个位于15个重要城市附近……
对形势变化的估计，必定将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对策以及机制的变化。虽然一切仍是模糊和不确定的，敌人是谁？他在哪里？可能从哪里来？什么时间来？达到什么目的？又会是多大的规模？没人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和方针提出来了。
还有另一条历史的主线，即被放大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对整个国家政权稳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提法进一步升级，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实际走向是两相背离：经济继续维持调整；政治则向越加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的方向发展。但并行只是暂时的，政治总是要统领经济的。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被强调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倒真是“处处都有敌人”了。于是，反过来又加剧了对形势严峻的判断结论。整个社会的政治形势就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越来越攀高，越来越紧张。
毛泽东说得好：“形势比人强。”核战略的精髓是：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它毁灭人类的巨大威力，可以使任何战争的野心家回到谈判桌前来。
共和国需要核弹。
父亲的这份报告当时是一式两份：送书记处一份，送军委一份。书记处那份邓小平批示上报毛泽东。军委那份呈送了林彪，贺、聂两位老总，以及罗瑞卿。
现在重新审视这份报告，它确留有一个尾巴。“要统一抓起来”，这句话好说，但做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怎么抓？谁来抓？谁有这样高的权威和能力？父亲的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我想，这大概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要直接呈送毛泽东，而毛泽东也需要思考的问题吧。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再写得具体些，他说：“这就不关我的事了。”
武器装备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军队陆海空军和各兵种；国防工业系统；国防科研系统；国家科委和中科院系统；国民经济各部门，如邮电、冶金、化工、交通、轻工等等。上述这些机构和部门，又按常规武器、战略武器的不同门类，以及研究、生产的不同方式，分别归口在由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下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以及总参谋部来管理协调。国外称这一领域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界集团”。这里涉及到的经费、利益、人事、产权等等，没有哪个部门是可以单独统起来的。遇到矛盾，只有靠领导人个人的权威来协调。如贺老总、聂老总，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分别执掌国防科委和国防工业委员会。罗瑞卿职务就更多了，总参谋长、副总理、书记处书记。贺老总的国防工委解散后，成立国防工办，罗为主任，他还分别担任了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就是说，制造什么、合不合格，由军方说了算。但你毕竟是国务院副总理，总不能看着军工厂揭不开锅吧？最后还得是和稀泥。
原子弹工程如此紧迫，必须统一领导，形成合力。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上面怎么办？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总参谋部三家，似乎哪家都不足以牵这个头，似应有一个统领协调这三家的更高层、更具权威的组织形式。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书记处书记之上的超重量级的领导人挂帅出场了，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威，才能统领起这支大军，才能组织这次以炸响原子弹为目标的空前规模的大会战。
符合这个条件的大人物，在全党当时只有两位，他们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一个国务院总理，一个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从中择一。
1962年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国防工业口的汇报。他说：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不这样抓，这里一拖，那里一拖，时间过去了。这种尖端，各国都是这样抓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要抓得更好。无非是创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地前进。（注：《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
10天后，罗瑞卿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重申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再次强调了原子弹的研制“绝非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明确提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是这样写的：“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这份为原子弹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报告上去的第四天，毛泽东就批准了。
毛泽东的批示是：“同意。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
毛泽东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大力协同”是针对谁讲的？当然是指中央了，这样的事情，必须由中央亲自组织协同。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这颗原子弹，它后来成为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最基本的方针——大力协同。
这一天是1962年11月3日。
但这个小组织叫个什么名称呢？周恩来说，既然是专门为搞原子弹成立的，就叫它“专门委员会”吧！在党的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情况，为处理某件特殊的重大事件专门组成的高级别的委员会，如清除叛徒等。于是，周恩来在中南海的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了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时距父亲的调查报告递交到毛泽东那里已经过去11个月了。
毛泽东在中央专委成立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他在“1964年”底下画了道线，在“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和“最好是总理抓”划了道线，在贺龙、富春、张爱萍三个人名字下画了线。他看得很仔细，还把王鹤寿的名字勾到了前面。中办下发时给它加了个标题：《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并对名单的排列顺序按职务做了调整；若干年后在一些权威性的书籍中，不知为什么把罗瑞卿的名字拿掉，改为《关于成立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忌讳什么？罗瑞卿是个军人，是总参谋长、公安部长，当初他可是当仁不让的。
中央专委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工程的组织指挥级别，由国务院部委一级一下子跃升到中央常委一级，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权威最大的工程指挥部。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形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进入核俱乐部的门票，形势把周恩来推到了前台。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能量调动、协调全国各地各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权威和能力，卓有成效地组织全国范围的党政军民的大协作。
原子弹成功后，大家发现这个办法太好了，集中全国的力量搞大型工程，非要这样的权威组织不行。于是这个委员会后来又把导弹、卫星、运载火箭、核潜艇都囊括进来。简称中央专委。这个办法一直延续下来，历届的国务院总理都是当然的专委主任。
父亲在这份报告上加上了自己的意见：
“军队方面已有贺、聂和你（注：指罗瑞卿）参加，我不必再参加了，至于属我们要办的具体工作仍照办。供考虑。张爱萍”
这行吗？
父亲回忆说：“专委开会后，罗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还兼着职，总理的意思是，下一步，原子弹要靠你上去抓了。你要全力以赴。”
“聂老总也交代了罗，这是关键性的一年，全靠爱萍去跑了，他在总参的工作就让其他同志分担吧。”
其实专委办公室是分两条线的，从人员分工看，一条是赵尔陆负责的继续完成原子弹的研发任务；再一条是由我父亲负责的，组织原子弹从制造到试验的全国大协作。父亲回忆说：“我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小平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你就放手大胆的干吧，干好了功劳是你们的，干坏了，就算是书记处的。至今回忆起来，言犹在耳。我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一是说，周恩来总理挂帅；二是说总书记的这句话。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每次都是热烈鼓掌。”
父亲成了周恩来的助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具体的组织与落实工作。如果说，周恩来是会战的总指挥的话，在贺、聂、罗这些副总指挥下，父亲的角色就相当是参谋长了。不久，中央专委任命他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
父亲回忆时一再地说：“应该说，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马虎不得的，尤其是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托付给自己。我妈妈回忆说：“经常是睡到深夜，总理的电话来了，你爸爸会一下子跳起来，我想给他弄点东西吃，哪里有心思吃啊。从总理那里出来，也不回家，马上部署工作。好几次都是司机老安回来说，要拿换洗的衣服，首长直接去机场了。”父亲常会苦笑着说：“总理这个人啊，也太事无巨细了。他交代过的事，马上电话就跟过来了，问你办得怎么样了。”
谈起总理，父亲总会有许多话说：“总理要求的不仅严格，而且严谨。他交代要保密，临走时，就一定要你把口袋都翻出来，有没有做过记录，做了就当着他的面撕掉。他还要我们，凡给他的绝密报告，一定要在信封上署明‘亲启’两个字，并且一定要亲自封上信封。批完了退回时，他自己也这么做。这样无关的人，包括秘书都不知道信的内容了。”
凡是去过国防科研单位的人，无论在试验基地、研究所、工厂还是机关办公室，总会看到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四句话16个字，是周恩来对国防科研工作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了科研工作的座右铭。父亲退休后，科工委整理编写两弹一星大事记，查询它的出处和时间。这四句话内容完整，语言工整，猜测一定是批在什么文件上的，可就是找不到出处。老人们回忆都说是当年听张爱萍传达的。于是问到父亲。他们在1995年1月来函中说，查到在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上，和以后专委的两次小会上，总理有类似内容的讲话，提到“更细致、更周到、更妥善”“从难、从严、从实”“万一、沉着、万无一失”等相关词语，但就是没有上述的16个字。父亲说：“哪来的什么批示，是我编的。但我不是胡编，总理就是那个意思嘛。”父亲认为要成功领导这次大规模的会战，必须要提出一个使全体人员能够共同遵循、通俗易懂的行动口号。总理的指示，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叮嘱，也是全体参试人员共同遵循的原则。他在飞机上和刘西尧一起回忆，根据周恩来谈话的精神概括出了这四句话。他对来开会的各位领导说，你们回去，都给我把它写在墙上，要写得大大的，一目了然，告诉所有参试的同志们，总理在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给他报告好消息呢！
直到现在，国防科研战线一直把这四句话作为行动的准则。你想，总理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的神圣啊。每当面临重大的试验时，总会想到周恩来在叮嘱着自己：不要着急，要细了再细……
父亲说过这样的话：“彭德怀教我做人；周恩来教我做事。”
周恩来是何许人也！父亲说他自己，1925年，在家乡刚刚参加革命活动时，就听说了周恩来的大名，他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在他这个15岁少年的心中，就曾幻想过将来也成为像周恩来一样的职业革命家。父亲和周恩来最初的交往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30年，那时父亲只是个小连长。他在红14军负伤，打断了左臂。伤愈后，组织上要留他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不愿意，非要去作战部队。由于红14军已全军覆没，他向组织要求到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去。和他接头联系的是欧阳钦，他是军委的联络员。欧阳钦说，你留下，是恩来同志定的，考虑到你曾是上海地下党的，情况熟悉。再说你的手也打断了，怎么打枪？父亲回忆说：“恩来同志定的怎么啦，我还不能反映自己的想法吗？我左手不行，还有右手嘛！”欧阳钦很为难，说我试试看。父亲又叮嘱了一句：“一定要转告周恩来同志，有一个小兵要去冲锋陷阵！”
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比毛泽东位置可高多了，在党内是头一两位的人物。对这么个面都没见过的小小的红军连长，他会怎样呢？父亲说：“我没有抱希望。”
3天后，欧阳钦又来了，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恩来同志批准了父亲的要求，还特别嘱咐欧阳钦带来一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父亲说：“我那时还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我永远记住了。后来自己的位子高了，遇到下面同志反映的问题，尤其是对年轻的同志们，我常常会想起周恩来说的那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后来在中央苏区，父亲担任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周恩来虽然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但仍然兼任少年先锋队中央的党代表。这就给了他更多的和这位伟人接触的机会。父亲说，周恩来精力出奇的旺盛，经常是深夜叫他过去谈工作，谈完了工作，就天南海北地扯乱谈。四川话，就是聊天的意思。常常是“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最后的一句话：“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用白话文说，就是我和朋友相互挤在小船里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父亲谈话时，不时会蹦出他熟悉的句子。
父亲回忆：“国共合作，我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对外都称是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高级参谋，换了国民党军服，毛料呢子的，高筒马靴，再背个武装带，神气活现的。和国民党打了10年仗，牺牲了多少同志，对这个现实很难接受。周恩来能体察大家的感受，再三给大家讲，中央规定，任何红军的东西都不能带。伍云甫当时就负责这项工作。”
血战10年，今天，为了抗御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结成了全民族的联合战线。陈赓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个场面：大雨瓢泼，换装仪式完毕后，已近黄昏，大家都身无干纱……（注：《陈赓日记》1937年9月6日）
父亲接着说：“我留下了一顶红军帽子。周恩来心特别细，一个个地检查我们，我只好把帽子扔掉了，偷偷藏了红军的五星帽徽和一枚10年内战纪念章。”父亲还佩戴着这枚徽章偷偷在照相馆照了张相，照片和徽章现在仍保存着。徽章的背后刻着“1927～19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我找到父亲当年写的一首长诗，其中几句是：“十年饮恨血成河，卦旗易我五星蠹，大义联合御外辱，红星帽徽永珍储。”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像现在八九十年代的美国驻华签证处一样，当年的青年人纷纷要求去延安，应接不暇。但急需扩充的是新四军，可去皖南，青年们哪里能干？说服他们是困难的。延安已经成了中国的麦加，延安的宝塔山，犹同自由女神，张开她的双臂，欢迎向往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父亲回忆：“有一次，我对周恩来说，这些青年人死打烂缠，没法说服他们，烦死了！周恩来怎么说，他交代了我一句，今后凡是说服不了的，都交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做工作。”父亲接着说：“这就是周恩来。”
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入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宋平同志在谈到周恩来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记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说档案中有多少错案有周恩来的签名。张爱萍说：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不能只看那些档案中的签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护了很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文革’中虽然受到摧残，但还是保护下来了，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个很大的功绩，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张爱萍同志的这番话我觉得比较中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要特别重视历史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误导。”
我曾看到这样一首写周恩来的诗，我读给父亲听：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父亲说：“给我抄下来！”
今天，由共和国总理挂帅统领这支大军，原子弹，就再也不是实验室里的一个科研项目了，它，成为国家力量的再现。
就像他们要研制的那颗原子弹，他们要做的，是能量的汇集，如同他们所领导的那批科学家一样。只不过，他们面对的不是铀235，不是原子核，而是共和国的国家机器。他们要使整个国家像原子核一样，在高速撞击下发生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他们要将国家分散在各个领域的能量捕捉、筛选、调集、汇总，然后，再集中释放出来。科技的、经济的；中央的、地方的；民用的、军用的；直接的、间接的；现实的、潜在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等等……
父亲回忆说：“专委会议之后，我是马不停蹄。在青海传达完后，就到了东北局，接着又到了华东局、西南局。传达中央指示、下达任务、组织协作。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西南局书记李井泉都是亲自主持会议。听到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到了攻关会战阶段，听到党中央下了这样大的决心，都非常振奋，他们表示，能为中国的原子弹出力，是无上的光荣，只要中央需要，一切都可以让路。我们把相关单位和部门召集起来，下达任务，研究措施，提出期限，物资和人员逐条地落实。每个大区都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协调。可以说，所到之处无不给予支持。我几乎跑遍了研究、生产、协作的单位。一个一个地定点、定任务、定措施、定时限、定责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