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日，十多个摘去了帽徽领章的军人，出现在苏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这是什么地方？他们为了什么到这里来？
方巷，原名方家巷，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界内的一个小村子。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改称大队。方巷大队共包括12个生产队即12个自然村，有363户人家，1495口人。
苏北最贫瘠的地方。
1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1965年8月，毛泽东号召军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从1963年起，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父亲当时正在大西北忙于氢弹和远程导弹的试验工作。通知他回来参加总参党委会，讨论落实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四清运动的指示。应该说，这不是一件让党委一班人感兴趣的事情。总参谋部是个什么性质的单位？它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掌控管理军队的指挥中心。一去大半年甚至一年，且不说长期脱离领导层面的政治生活，就是下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这对开始发胖了的将军们恐怕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当时他们不过四五十岁，但有些人保养得已经很在意了。据首长们身边一些工作人员回忆，总参有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染发了，也就50出头吧，油黑锃亮的头发，算是在全军带了个头。虽然还是布军装，但每天是要熨烫的，进食补药也成了每天的功课。走到哪，保健医就跟到哪。一般人哪里晓得，高级干部中，生活差别可大了。手里都有权，就看你怎么用，为谁用。其实这点点个人享乐的事，在今天算个屁啊，但当年，在机关中传播，往往使人咋舌。
到农村去走一走，一直是父亲的心愿。一则在长期的紧张后，换一下思路有好处；二则自抗战胜利后，他就离开了农村，20年来，他常想起许多往事。他有一个愿望，希望有机会回到当年抗战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些在艰苦年代曾与之鱼水交融的乡亲们。他解放后一直在军队工作，尤其是长期在高层机关，人民的生活究竟怎样了，他们幸福吗？有什么困难吗？他曾为之憧憬的美好社会真的在一步步地接近吗？所有这些对他这个身居高位的将军来说，不能说是一点都不知道，但却如雾里看花。今天，中央要求军队参加“四清”，久寓内心的这个情结，可以如愿以偿了。
“四清”运动最初是针对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的，从“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所谓的四清开始的。逐渐发展到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最后到指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看来，这场运动打击了农村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封建迷信的歪风，对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的作风，以及集体经济管理上的缺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直至上层，最终导致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我印象中，最早听到社教这个词是从我妈妈那里。她和其他两个阿姨去听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也就是7月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报告，后来被称为是桃园经验的那个讲话。关于桃园经验，《刘少奇年谱》1964年8月19日条目的解释为“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根子，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当时我妈妈她们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觉得和她一起去听报告的阿姨讲起来挺激动的，可能是被报告的内容所感染吧。这么多年了，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一个是震撼，吓了一跳，农村许多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呢！再就是，电影里一个江姐式的党的工作者又回来了，不仅勇敢而且敏锐。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他突然蹦出句：“危言耸听！”噎得那个阿姨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妈妈赶紧打圆场：“你又没有下去，就会说风凉话！”父亲还是他常惯于的那种不屑一顾的样子，好像听都没在听似的，只顾急匆匆地吃他的饭。
关于桃园经验与毛泽东的关系，据刘源、何家栋合写的《“四清”疑团》一文（注：收入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第1版。2001年2月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以《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题，转载此文）谈到“桃园经验”由中共中央批转推广过程：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从目前已公开的档案中，仅有1964年8月27日毛在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上的批语及有关注释。毛泽东的批语是：“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144～145页）
军队介入四清已是后期了。前期的四清是怎么个清法呢？原来在邗江附近的句容县参加社教的江苏省干部李自强，后来被派到父亲领导的社教工作队，负责内勤工作。他写书回忆自己前期参加四清的经历：集镇上的供销社卖面点和烧饼油条，职工学习后，自我对照检查，有些人就承认，贪污没有，但多吃多占还是有的。“行，只要说出来就好”！怎么个多吃呢？“每天上班，开锅时吃根油条，有时也吃碗面。”这下该给你算账了。一年365天，一天一根，就是365根；三分钱还是五分钱一根，你来店里有几年了？这样算下来一加，还不得多吃了几千根下去。通常吃油条的都算成是五六百块钱；吃面的是七八百块钱。退赔吧！有的人就把家里的柜子、箱子全搬出来退赔。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也有多吃多占的。晚上开会，拿出两斤米烧个饭什么的，集体吃了。开始也是自我检查交代，一算账，全部退赔。每个生产队都要查出个三五百块钱，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了，尤其是在这样贫穷的地区，哪里见过这许多的钱。退不起怎么办，干部的愁帽就戴上了，有的人就想寻死上吊。李自强说，他在的那个生产队，队长就上吊了，其他工作团也都有两三个自杀的。光句容就死了100多，吊死的、跳河的、喝农药的，都有。后来中央发现了，这样搞下去，农村基层组织还不全乱套了？于是又下发了23条，要求纠偏，迅速把干部解放出来抓生产、抓工作，多吃多占就不算是贪污了。各地立即成立了检查组，成了检查工作队的工作队。检查出来一律免于退赔，各地一统计，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推翻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原来的工作队受不了了。他妈的，折腾了一年，就这个成果啊！
李自强的这本《我的一生》没有出版，他写好后寄给了我的母亲，他们当时同在一个社教工作队。李自强写道：又兰大姐，这是一本小人物的自述……云云。当然，我没有亲历不敢断下结论，别人讲得不排除是些局部现象。但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参与者，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123页中写到，自1964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1114页、1115页、1125页、1127页）
父亲的社教工作点选在扬州地区。说到扬州，李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把个扬州城变成了繁花似锦、温柔富贵之乡。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历代商贾店家、梨园子弟、墨客骚人、青楼粉黛，如过江之鲫，千帆竞会，觥筹交错，一掷千金。但就在扬州城外几十里路的乡下又是什么样的呢？
苏北的农村实在是太穷了。穷到什么程度了呢？还是李自强说：许多人连裤子都穿不上。男人们用块布围在腰上，到了插秧季节，男的下田整个不穿衣裳。妇女出门总要带把伞，田里车水的男人都是精屁郎当的，好遮挡一下啊！整个镇上只有一家供销社，根本就没有商业。老百姓的房子都是草房，东倒西歪的；吃的都是山芋杂谷。没钱娶老婆，只好兄弟俩合一个女人，像这样的人家一个生产队总有个把两户。
方巷或许会比句容好一些，毕竟是平原嘛。但它的贫穷也是超乎了这些北京来的干部的想像。这地方洪旱灾害不断，农业常年歉收，随处可见人畜同居一屋，吃糠咽菜喝稀粥更是普遍现象。经济的落后，带来的是文化的落后，全村95％的人是文盲，人与人之间除了为鸡毛蒜皮吵嘴打架外，外界的事情都与他们无关。有的人连毛主席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其他社会生活的大事了。世界有多大，地球是圆的，这些最基本的自然地理知识，对他们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说起来，方巷大队也有14名党员。可人们说，不知道什么是党员，也不知道大队有这么多党员，只知道有些人是不下地的，整天的是吃喝赌博——以当时“四不清”干部的标准衡量，这里的干部都可称为“四不清”了。人们生活在贫穷和愚昧中。他们从整体上麻木了。
和当时大寨人的战天斗地相映，这，也是中国的农村！
父亲对“四清”的回忆极其概括：“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再问，他只是说：“去看看我那时的讲话，不知道还保留下来了没有。他们搞的那套不行。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觉悟了，才会有出路。”
他们？父亲没有具体讲“他们”指的是谁。
1965年初，也就是父亲下去四清之前，中央的《23条》下来了，即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纠偏的指导性文件。它虽然对1964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更为偏激的论点。
父亲这个人很奇怪，身为高级干部，但很少见他去研读上面颁发的文件，你要和他谈点如何理解文件精神之类的话题，他会很没兴趣的，充其量也就敷衍你几句。要他干事，只要交代任务和目的就行了，怎么干，他有自己的一套主意，对他说方针、办法、经验，说了也白说。这也可能和长期在统帅部机关工作有关，法规、政策都是出自自己的手，看了别人搞的东西，往往嗤之以鼻。我后来在总参工作时间长了，看到别家搞的文件，甚至是红头文件，也是不屑一顾，什么玩意啊！这帮秀才，就会空谈，哄哄领导可以，连语句都不通。
我看过他在四清工作期间做的报告，上来头一句就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第二句话：“这是毛主席讲的”；第三句话：“要问我怎么个搞法？就是按这句话去办”。什么前10条、后10条、23条的（注：统为中央当时下发的有关四清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不知他看了没有，提都不提。反正在座的都不如他官大，是些省里地市县的干部，面对这个中央来的大首长，大家全给镇住了。
他当然有自己的道理。只有农民从整体上的觉醒，才是我们民族振兴的根本出路。教育农民，是党在现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农村工作的重点。还有什么文件压得过这些呢！
当然，这里指的农民，是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在内的。教育农民，也包括了教育农村基层干部，这就是方巷的做法。他解释说，农民，是一个大概念，是基于党和民众关系意义上的概念，并不是狭义的指务农的人和当村干部的人。这是一个政治原则性问题，否则就会人为地把农民划为两个阶层，扰乱和恶化农村的阶级关系，后果是严重的。他认为，中国农村贫穷的根子不在几个“四不清”干部身上，即使换掉所有的干部，让和他们同样蒙昧的农民替代，带来的只会是混乱，贫穷仍然是贫穷，愚昧仍然是愚昧。
贫穷使人愚昧，愚昧加重贫穷，中国的农村就是在贫穷和愚昧的怪圈中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唯一可行的，就是唤起广大农民兄弟的自主意识，教育他们认识到，人不是猪狗，做人应该有奋斗目标，有奋斗精神，应该有志气，用自己的双手一定能改变家乡的面貌，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
共产党不是欺负压迫他们的统治者，而是他们的亲人。我们都来自于他们，我们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
他说：“我们几十年革命战争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怎么都忘记了呢？”
苏北，对他并不陌生。除了抗日战争在苏北外，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在这里组织过农民暴动。1929年冬，经周恩来安排，他离开上海地下党，从江阴北渡长江，来到刚刚组建的红14军，在通如泰地区（南通、如皋、泰州）组织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办夜校、发展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建立红色政权。可惜的是，在“立三左倾盲动主义”主导的时期，红14军，这支刚刚组建的新军，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奉命攻打泰州、南通，威逼扬州、无锡、苏州，进而图谋南京、上海。这种飞蛾扑火式的狂热的革命，最终导致了全军覆灭。
就在他今天站立的这块土地上，35年前，在攻打老虎庄的战斗中，红14军军长何昆就牺牲在他身旁。
父亲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纪念他的军长：
老虎庄，如皋城外围敌人的一个据点。父亲管它叫土围子，像个城堡，四周环绕丈把高的土墙，外面再绕上圈一人多深的水渠。这在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中国农村是相当普遍的。一些恶霸地主，常是勾结官府，自立帮会，招募乡勇团练，对周边农户实行野蛮的、近乎农奴制的封建统治，整个一个《水浒传》里祝家庄、曾头市那些恶霸的翻版。这种在中央政权默许下崛起的地方黑恶势力，自然首先成为革命打击的对象。在今天看来，这种土围子是不堪一击的，一般步兵配属的随伴火炮就可以击穿它。但对当时拿着梭镖、土铳的农民军来说，付出的代价可就是数百上千条生命了。父亲回忆说，当时攻打如皋城有上万农军，拿着铁锹、锄头，点着火把……
这是另话，还是说打老虎庄。由于部队屡攻不下，军长来到前沿观察，苏北有那种稻草垛子，一两个人高。何昆军长对父亲说，你个子高，在下面托住我。但还够不着，于是父亲肩上又托住个警卫员，何昆再站在警卫员肩上，这样从稻草垛子上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土围子里的情况了。何昆军长兴奋地大喊，把机枪给我递上来。用现在的话说，是打他丫庭的！结果，就在打得痛快时，被敌人的狙击手一枪击中。父亲说：“像棵大树一样就掀下来了。”
何昆，又名李维森，父亲年轻时曾真诚爱戴过的上级和战友。他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意志极其刚毅顽强。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他被捕，后逃脱；遂即投入了广州暴动，再次被捕；后又被他越狱逃脱。这次，奉中革军委之命来此组建红14军，在老虎庄，他终没能逃过这一劫。
听说，何昆的遗骨后来被老虎庄的敌人掘了出来，抛在乱葬岗子里。解放后安葬烈士，当地政府还曾找过父亲询问一些细节，后来就是凭这个弹孔比对出何昆头骨的。
何昆以后，红14军由参谋长薛衡竟代理指挥，组织攻打附近的顾高庄。不料遭到增援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侧击，薛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中弹，栽倒河里。这情节也和《水浒传》里打曾头市的描写类似，起义军遭伏击后，晁盖被史文恭一箭射中。薛负伤后还想泅到对岸，但终没有了气力。第二天，当人们找到他时，尸身半浸在水中，双手还紧紧抓住岸边的芦苇，似乎是要挣扎上岸……
第三任军长李超时，红14军覆灭后，被叛徒指认出卖。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伧设宴亲自劝降，李超时军长搬起桌上的砚台砸向在场的叛徒王益之。（注：时任中共泰兴县委书记）1931年9月19日，他被押到镇江北固山英勇就义。
北固山，头枕波涛，雄峙大江，1400年前梁武帝为它题写“天下第一江山”。上世纪80年代，随父亲重游，从甘露寺到祭江亭，凭栏远眺，我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父亲说《永遇乐》会背吗？我只记得一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父亲用手拍着石栏，断断续续地接着念：“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苏北，“……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一片神鸦社鼓。”停了很久，他突然又跳出一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如皋县党史记载：红14军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人。杀人权操纵在地主恶霸手里，他们挨家挨户地抓人，抓不到男的抓女的，抓不到大人抓孩子。很多是，在哪家抓的，就杀在哪家门口。……有的用绳子扣成一串，用机枪扫射。卢港东南的60亩地，就是集体杀人的屠场……（注：摘编自《如皋人民革命史》101页）
30年后，1960年在这里修建军用机场，选址在老虎庄的北面。当地的老人们回忆：“你父亲来视察，问老虎庄在哪里？说是在河的对岸。你父亲把手一指说，把它给我平了！后来机场就压在它上面，从此，老虎庄就从地图上消失了。”我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伪，但我不想去跟父亲核实。因为，假如我也从当年的血雨腥风中走来，一定也这样！
这是片他们曾经洒过热血的土地。
父亲说：“苏北的人民为革命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到今天还是这样赤贫，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理由去责怪他们？想想吧，我们自己又为他们做了多少？！”
像我父亲这样的以农民运动、农民战争起家的老共产党员们，怎样面对今天的农民，面对今天的农村，该怎样去做，难道还需要谁去教他们吗？不用怀疑，他们一定会有自己认定的理念和一套办法。
2 理想的缩影
还是李自强的回忆：
“来来来，小李，新任务来了。中央有个大首长，到这来搞社教，你和董副书记陪他蹲点，你主要搞文字工作。
“……他们搞社教的方法跟句容就不同了。他们不谈什么四清四不清，直接学毛主席着作，大宣大讲毛泽东思想。号召农民都学习老三篇，学了还要会背。文章那么长，农民怎么背的了呢？于是就摘警句，油印出来发给大家。背下来后，再讲是什么意思。老三篇开讲后就收到效果。小册子随身带，处处学起来。学呀学的，慢慢就开窍了。张爱萍叫我每天下去收集新人新事，编起来，再发下去。好事还真不少：有的为五保户做饭、洗衣；有的自觉到田里干活；有的好事做了不知是什么人。”
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开始起了变化。李自强说：“学了四个月后，干部才开始对照自身的缺点错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自己评议，自己给自己定案。多吃多占了，退也行，不退也行。很多干部说，原以为工作队是来整人的，没想到是来教大家怎样做人的。一个大队长，谈出自己多吃多占，不要他退赔，一分钱也不要他赔，只要认识就行了。他还是把钱交了，要取信于民，工作劲头不得了，日夜奔忙，哪家有困难马上就帮助去解决。”
“和战争年代在根据地的做法一样。”父亲谈起社教，总是这句话。
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对父亲来说，家乡的农民协会、农民夜校；苏区的共青团、少先队、农民自卫军；抗日战争中的根据地建设，哪一件不是在教育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呢？面对方巷朴实的农民，关键在于启蒙。启蒙靠什么？学文化，明事理。要让他们明白，共产党是帮助你们过好日子的，共产党里有个毛泽东，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像太阳。要听他的话，跟他走，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农民是相信这个的嘛！
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每一个人都要为集体，为国家，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人不可有私心，要有公心、对别人要有爱心，像一个叫白求恩的外国老头，不远万里来帮咱；还有呢？还要肯干、实干、苦干、持之以恒地干，就像古代的愚公，把山都给搬走了，咱还种不好一块田？这就是老三篇。后来父亲又加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他说我这里是老四篇。告诉农民，要克服恶习和散漫，没有纪律，什么事也做不起来。
他们把毛泽东的着作编成课本，边识字，边明理。父亲在封面上题写书名：《学习毛主席着作三字经》、《毛主席语录识千字》。他说，要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有兴趣，还要能朗朗上口。我揣测父亲可能多少是受到当时发行的《毛主席语录》的启发。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指示的精神，在每天的报眼上选登毛主席语录。我记得当时有些警句，父亲还剪下来压在写字台下。后来总政治部在1964年印成了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经全军政工会议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为了便于战士携带，改为64开大小。父亲亲自参加编写的这两本小册子，就有些类似毛主席语录，也是64开本，只不过要薄些。不同的是，《学习毛主席着作三字经》里并不是毛主席的原话，而是按三个字一组讲解革命道理，如：共产党、爱人民；勤劳动、讲卫生……属初级本，对象多为老人、妇孺。《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则是高级本，全部引用毛泽东的原话。它从《语录》中摘取比较通俗易懂，又贴近农民生活的句子，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等，共千把多字，学完这本，就可以练习读报了。在贫瘠封闭的中国农村，这两本印得很漂亮的小册子，的确很抢手。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说他这是亵渎毛泽东，以学文化取代学毛选，把林副主席提的老三篇改为老四篇，用心何其毒也……真他妈的惨！
当然，这不是方巷农民说的，是上面领导机关说的。
父亲毕竟是个农民的儿子，对新农村有他自己的蓝图。
他说，苏北这个地方沟渠河道很多，疏通河道，一可以运输；二可以积肥；三可以改善环境。现在还留下他挽起裤腿、打着赤脚，与社员一起挑泥的照片，那年他55岁。他们车干了44条河沟，挑出了50多万担塘泥，给大队所有的麦田上足了肥料，1966年夏收时，方巷大队的小麦增产2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方巷农业收成不好的原因是抗灾能力弱。地势东低西高，低的抗不住涝，高的挡不住旱，所以旱涝都不收。工作队请来两个技术员帮助勘察地形，并帮助大队制订规划，挖河筑堤、东水西引、清塘蓄水、挖泥积肥。父亲像一个生产队长一样，亲自带队，组织群众挖河筑堤。总参的领导来干，附近的驻军哪里还坐得住，也参加进来，和群众一起疏通河道，修筑防洪大堤。这条堤被称为“军民团结堤”。
工作队还帮助方巷建起了粉坊、石磨坊、蚕房，又在河塘里撒鱼苗养鱼。还从县农技站请来技术员，指导群众种桑树发展养蚕业，插白柳发展编织业，种银杏树和各种果树增加副业收入。有人担心会不会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父亲说：“那就让社会主义看着他们都喝西北风吧！”
方巷大队还成立社员歌唱队、老人演唱组、孩子演出队、红领巾小乐队。开起了俱乐部，墙上挂了毛主席像，摆放了书籍和毛主席诗词、歌曲集，还挂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方巷的农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了。
父亲特别喜欢树林，他退休后回到家乡，说树怎么都没了？小时候屋前屋后全是一片青山绿水。陪同的官员说，五八年大跃进全砍光了。父亲勃然大怒道：“五八年、五八年，一提就是五八年，五八年到今年有多少年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去了！”他在方巷带头植树，和我妈妈亲手在河边栽了两株青松、一片红梅。他对老乡们说：“以后我们都生活在桃花源里了。”
他对我说：“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前，影响我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再之前，我向往的是陶渊明桃花源里的理想社会。”
“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父亲突然拖长了嗓音吟诵起来。
“桃花源记，我从小就会背，现在记不住了。你背背看。”他说。
中学语文课都要求背的，现在哪里还记得。我说开头第一句好像是“晋太元中”。
“不错，陶渊明是东晋浔阳人，今天的九江。‘浔阳江头夜送客’，白居易被贬官的地方。”父亲一手击案，随着节拍断断续续地、跳跃地搜寻背诵着他记忆深处尚存的词句：
“忽逢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
他解释道：“扩大耕种、修建水库、种桑养蚕、组织起妇女搞编织、修公路发展交通，陶渊明想到的，我们在方巷都做了。”
“黄发垂髻，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他问。
是老人和小孩的意思。
“对！我们在方巷把老人和小孩都组织起来了。整个精神面貌和风气都改变了，一扫过去那种懒散、猥琐、浑浑噩噩的样子。”
“……自云避秦时乱（注：原文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父亲背诵时掉了“先世”二字）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文革’关在狱中，我就想，能活着出去，我就带着你们和妈妈到这样的地方去。”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文革’放我出来，毛泽东说，都是桃花源中人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是叫我们这些人出来了不要乱说话。5年了，与世隔绝。”
父亲说到这里，不正应了《桃花源记》中所写到的：“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小院的风，合上了翻开的《桃花源记》，长时间的沉默，我们相对无言。
《桃花源记》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后遂无问津者。”
是啊，书写到这里，我在想，当那一代人渐行渐远，离我们而去时，对这段历史，还会有问津者吗？
3 平民教育
我对父亲说，在方巷的做法和晏阳初很相似嘛。
“谁是晏阳初？”他问。
你连晏阳初都不知道？哈！我心里想。晏阳初是和梁漱溟、陶行知齐名的近代平民教育家！你的四川老乡，巴中人。上世纪20年代留美的洋博士，回国后举家到定县落脚，推行一套独特的平民教育方法……
父亲说：“喔，是这样，那讲来听听。”
我说，他认为“五四”提出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口号，是急功近利的。科学和民主不建立在国民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只是一句空话。这和毛泽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认识基础上是接近的。
父亲说：“教育农民的思想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更早是孙中山的思想，他在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他这个话是有所指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但它留下的是一个文盲充斥、民智滞后的社会。我在读高小的时候，每天出早操，校长都带着大家背诵。”说着，父亲背诵道：“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我很感慨，你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从小造就人才，这才是读书育人啊。哪像现在的教育制度，就为了考个高分，将来好吃香的喝辣的，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说，你不是搞了个《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吗？晏阳初也编了本《平民千字课》，他认为认识千把个汉字后，农民自己就能学了。
父亲说：“学文化和明事理是一致的。毛的老三篇，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道德教育，怎样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把识字和学毛选结合。”
我说，晏阳初也提到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但他更系统。他认为中国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由此针对性的派生出四大教育法：
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
父亲说：“你把这些都给我写下来。”
对于“五四”以来民主主义教育家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思想，父亲年轻时也曾致力过这个目标。但是，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上又有所不同。共产党人认为，在一个封建、腐败、战乱充斥的社会里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首先进行阶级革命，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的共和国，人民才有可能真正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父亲说：“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腐败政权，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过去叫公民课，我在中学教书时，教的就是这个。李中权就是上的这门课。”
李中权，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开国少将。他写书回忆他的学生时代：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一位新来的青年教师讲课，他高高的个子，端庄的脸庞，双目炯炯，很有朝气。……给我们讲起了苏维埃，讲起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公民们，怎样在工厂和农庄里愉快地劳动幸福地生活。大家被他的讲课吸引了，完全陶醉在一种美妙的憧憬之中。……先生，我们中国能有这一天吗？他语气坚定地说，能！中国人民一定能有这一天的！
“……他沉思地喃喃地说：问题是怎样才能早日迎来这一天。……必须动员起全国民众，一齐把反动派消灭掉……热血青年们，都来参加拯救国家的斗争吧！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张爱萍，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注：《李中权征程记》16～18页）
唤起民众，改造社会——这才是共产党人教育的宗旨。
应该说，父亲对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是很了解的，对党在农村的政策也没有系统研究过，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也不是很清楚。我问过他，他甚至连农业六十条、农业八字宪法都没有在意过。建国后，他的工作和生活基本上拘于国防现代化建设这个相对封闭的领域。何况，他对自己分内的工作出奇地投入上心，而对别人管辖的领域几乎是没有一点兴趣。他独创的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这套方法，虽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加以宣传推广，但据我观察，并不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政策有多深的研究，我也无意在此对他本人加以拔高。我只是认为，这一切得益于他自小的农村生活，得益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得益于组织农民运动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经验。长期的革命实践给了他感悟和积淀。
他，就是个农民的儿子。
我们祖上是从湖北孝感因为躲避战乱而逃亡川东北来的贫苦农民，到父亲是第八代了。父亲自己回忆说：“我父亲12岁时，祖父就去世了。祖母经营一块菜地，家里没有男劳力，全靠她自己，天不亮就下地，黑了才回来。小时候屋子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妈妈的，陪嫁过来的，我和哥哥都上小学了，还同妈妈睡在一起。还有一张是单人床，父亲的。……爷爷去世后就常受人欺负，要霸占那块菜地，奶奶就和人家打官司，她不会写状子，要花很多钱请人代笔，奶奶从中悟到不识字不行，就一定要让父亲读书，地里活她一人干。我上学之前放牛，上学后是早晚放牛，牵牛到水田边，喝完水再牵回牛圈。……那时的说法是，高小毕业就是秀才了，中学毕业等于举人，大学就是进士。开始只让哥哥一人读书，我就赌气，认为是瞧不起自己。后来母亲说，上学一个人就要四五十块大洋，你爸爸犯愁，到处借钱也借不到。我哥哥就说，还是让弟弟去吧。考中学报名要一块大洋，要连续考几天，借住在城里一个亲戚家。父亲母亲再三叮嘱，人家要开饭时，一定借口躲出去，免得人家为难……”
父亲说，他哥哥英年早逝，解放后，他把哥哥的两个孩子带出来，送去学习，参加了革命工作，倍加关照，算是了他的一个心结吧。
听着父亲娓娓道来的贫寒的童年和略带心酸的回忆，怎么也无法和眼前的他联系在一起。父亲和革命队伍中许多出身赤贫的同志不同，到了读书年龄，家境逐渐宽裕了。他的父亲由种地，逐渐搞些手工业，腌制酱菜、酱油醋、染布什么的；农忙时还请了雇工。有了产品，自然要推销，叫跑生意，就是经商。父亲离家参加革命后，爷爷还在镇子上开了铺子，比游商进了一步，现在的说法大概叫零售业。
估算起来，父亲离家参加革命时，家境算得上是个中农或富农了，后来土改时划为小地主。我们小时候，听说爷爷是地主，就想他大概和黄世仁一样。父亲说：“你们的爷爷其实是很善良很勤快的。你们奶奶刚嫁过来时，送亲的人说，你们张家的堂屋还不如我们伍家的猪圈。你爷爷就受不了了，非争这口气不行。他因为读过些书，见过世面，又能吃苦，家境就慢慢好起来了。”
我们说，不对！地主都是剥削农民的。
父亲说：“也应该有区别。恶霸地主，欺压老百姓的就要打倒。但像你爷爷那样的，自己有一块地，农忙时请个帮工，主要还是靠自己劳动，这样的，旧中国的农村，也不是少数几个，没有必要统统都整倒嘛。你们爷爷有些旧思想，从旧社会过来，不奇怪，我们还是要靠教育，提高觉悟，帮助他们改掉旧社会的习气。我每月寄60块钱给他，一大家子人，也不能算多，保持在中等生活水平线上，既不要饿肚子，也不要因为儿子当了官就神气起来，脱离了群众。当然，作为他，还是要自觉接受改造。”
我妈妈也说：“你外公是资本家，可他在家乡组织抗日救亡队，把我们一个个都送到革命队伍里来了。一解放，就把自己的果园、农场捐献给了国家。他说，希望看到新中国富强起来。”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地主、资本家也有好的？我在中学上政治课时，就对老师说了这样的话。老师说，你这是反动言论，记住，永远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可惜，我不是好学生，我没有记住老师的话，以致长大后吃了大亏。
后来在大学毛主席着作，斗私批修的热潮中，父亲给我写信：“你要记住自己先天的不足。我和你妈妈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多少会影响到你们，你们也有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是不是指的上面他讲过的这些呢？我没有问过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其实质是土地革命。这是一场阶级的大搏杀，从整体上打倒和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分给农民。在阶级斗争的洪流中，一切个体都将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中国农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作为我父亲来说，他毕竟只是个军人。今天来看，他在方巷的所作所为，带有明显的质朴的情感，是他自幼生活的环境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告诉他，在这样一个贫瘠落后的农村，他应该做些什么。13年后，安徽小岗村发生的事实证明，针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来说，包产到户毕竟激发起农民生产和致富的热情。但历史的发展同样也提出了，在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这些刚刚脱贫了的农民能够抵抗外来资本的侵入吗？要想占领市场份额，仅靠农产品的优质廉价是不行的。他们仍然需要组织起来，形成有当地政府支持的农产品加工和贸易集团。只有觉醒的有现代企业思维的强有力的农民组织，才能在市场经济的角逐中抗争，而不是个体的农户。也许，像我父亲那样的上一代人对生产关系的理念，超越了中国农村低下的生产力，但我相信，他们认定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从整体上教育和组织农民。
4 毛泽东思想的信徒
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政治气氛中，方巷在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不引起反响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同志来了，他高度赞许了我父亲的这套做法，并请他在扬州地区召开的三级干部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四清问题做一报告。父亲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还是围绕着他的那个中心——教育农民。农村存在问题不假，根子在哪里？在我们共产党自己身上！是我们进了城把农民忘了，把革命战争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的三大法宝忘了。出了问题，不去找自己的毛病，反倒抓这个、整那个，有这样的道理吗？
怎么办？就一条，到农民中去，去学毛主席的着作。
他的话，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在台上观点鲜明、激扬挥洒的报告内容和风格大受欢迎。新闻媒体的宣传铺天盖地而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连续报道，《解放军报》的社论是《根本之中的根本是学习毛主席着作》；《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引导广大农民学习毛主席着作》，它说：希望“全国每个县、每个公社以及所有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认真一读”。
人们不禁要问，既没有查四不清干部，也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何以就旧貌换新颜了呢？这些有悖四清规定的非常规的做法，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方巷大队出了名，真成了全国农民学习毛主席着作的“方向”。几个月内，26个省市17万人先后到方巷参观学习，工作队忙得不可开交。
1965年11月23日，林彪在苏州专门听取了父亲关于方巷大队“四清运动”的汇报。
还是几天前，父亲在扬州地委做报告时，会场里来了个穿着风衣戴着口罩的女人，夹杂在各地来学习的听众之中。她的特殊装扮立刻引起保卫部门的注意，经总参工作队的同志辨认是“林总的夫人叶群同志”。她在附近的洪泾大队搞试点，也在倡导学习毛主席着作，与方巷不同的是，洪泾不是从抓群体入手，而是抓的个人典型顾阿桃。不用说，“立即请叶群同志到主席台上就座”。叶群说，林总就在苏州，很关心军队同志参加社教的情况。不几天，林办的通知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