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关起来，就算是第三个阶段了。”
回首那场灾难，历史已经整整走过了40年。记述这段不堪的往事，我的心态已经平和。父亲在这场灾难中被关押了5年，他在狱中折断了一条腿，九死一生；我们全家也随之颠沛流离，濒临家破人散。当年在风口浪尖上的许多人物，早已作古。许多伤心的往事和恩恩怨怨已在时光的流逝中随风散尽。
但我仍然坚持要把这些曾经发生在父亲和我们全家身上的遭遇和苦难记录下来，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和不幸。父亲自从他投身于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党和国家命运的个人悲欢，他的荣辱乃至生命，都和这个党，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了。
话题是从巴金的《随想录》谈起的。父亲说：
“我同巴金不同，他对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痛恶的。我虽然也不理解，这后来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但对破四旧、立四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我是拥护的。当然，对后来的打砸抢，包括对我个人揪斗，这些法西斯暴行，我是愤恨的。但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错误是虔诚的。原因之一，它是我们党发动的一场革命。我可以抛弃家庭出来革命，但我不能背叛党和人民。正因为如此，在长达5年的囚禁中，才感觉到特别痛苦。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解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地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
1 走出桃花源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政治斗争眼看就要来临。追忆当年，能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敏感度，我不知道。但起码在我所熟悉的生活圈子里和层面上，在父亲和我们全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种气氛。
1966年3月16日，父亲在苏北乡下，填写的一首词：“东风浩荡，红日照方巷，绿波滚滚千重浪，农家儿女欢畅。”看得出，方巷带给他的欢快心情。
但就在这同一个月里，他的直接上级，总参谋长罗瑞卿跳楼。罗在软禁中，因不堪忍受对他的诬陷，以死抗争，结果换来的是被截去了一条腿和罪加一等的屈辱。
父亲回忆这段往事，是从上海会议开始的。
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上海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中办回答是客气的：我们只授权通知会务接待事项。现在回过头来琢磨这几个冷冰冰的字，应该是个先兆。但按惯例还是应该有所准备，直到上了南下的列车，父亲说，一路上他都在准备会上发言的提纲。基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断深入，他想，应该利用这次机会，结合在方巷搞社教的体会，就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教育的问题，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父亲回忆：“车到上海，晚上见到叶剑英同志，他告诉我，罗瑞卿，他犯了篡军反党的严重错误。我很吃惊。”
“文革”后，中央对许多重大事件重新做了结论，但这个会，至今扑朔迷离。从现在一些回忆文章中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军队中得知此事的也就是“文革”初期的那几个风云人物，连军委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可见之诡秘。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版本很多，对一些细节我也没有兴趣去核实。父亲的回忆大致是：“上来就是分组会，叶群先介绍，她是几个组地跑。中心是罗如何逼林下台，就记得说罗踢了走廊里的猫，含沙射影地说了些什么话，很无聊的事，记不清了。”
和父亲分在同一组的，有刘少奇、陈毅等他熟悉的领导人。可能是太突然了吧，父亲说：“我记得很长时间没有人发言。最后是陈老总先打破沉闷，他说，爱萍，你在总参工作，总长出了问题，你这个副总长应该清楚嘛！你就先给大家说说吧！”
“和陈老总之间讲话一向很坦诚。我说，我不清楚叶群讲的这些情况，给我的感觉，林总对罗长子是很信任、很放手的，罗也总是说哪件哪件事都是经过林总同意的。谁晓得会出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句不经意讲出来的大实话，后来居然给他惹来杀身之祸！你是副总长，你说你不知道，难道是我们造谣？我们在无中生有？既然是以中央名义召集的会议，又特意安排了叶群介绍情况，不管她本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说服力，都不能简单的只看作是她个人行为了。依照父亲一贯的组织观念，对中央提出的问题，是必须认真思索的。父亲说：“当时我既没有看到倒罗的实质，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我只是从思想上、作风上提醒自己，在成绩和功劳面前决不能向党伸手，告诫自己，不要走到罗的道路上去。我从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方面做了批评性的发言。”显然，这种认识与会议的基调是极不适应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或许对研究那段历史有所帮助。父亲说，他考虑到刘少奇同志是主管四清工作的，希望能向他汇报一下方巷社教的情况。刘的秘书挡驾了，说少奇同志感冒就不谈了。但刘少奇又主动来电话约谈。父亲说：“这次谈话，比起与林彪那次，要冷清得多了。整个汇报，就是自己在唱独角戏，少奇同志缄口不言。当谈到发动农民群众学习毛主席着作时，少奇同志只说了四个字，好嘛！好嘛！”
这是怎么啦？刘是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期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人，父亲对刘是十分敬佩的，刘对我父亲也是器重的，何况刘还是第一个向全党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父亲接着说：“他这样心不在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会议结束前，肖华通知说，军队的同志都留一下。父亲说，我请假，社教工作马上要结束了，都在等我，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想尽快赶回去。第二天，肖华又通知，林总说既然都有事那就散了吧。事后，听说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都去了苏州林彪那里，只有父亲没有接到通知，虽然他当时就在距离苏州很近的邗江。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就不知道了。父亲身边的一个秘书私下里和别人嘀咕，看来我们首长被划入另册了。秘书间相互通消息，年轻人总归要敏感得多。
我问父亲知道这回事吗？他摇摇头。
1966年，北京的开春是寒冷的。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给罗瑞卿定性。
从故纸堆里，我找到了当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的某领导人的一份发言，从中可以品味出当时的气氛。这个平时和罗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人说：
“罗瑞卿的问题我早就有所察觉。到了1965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他就大骂林副主席。……罗就要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
然后就是无限上纲：“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恨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罗瑞卿的错误，是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
今天再来看这些发言，真不敢相信是出自我党高级干部之口。父亲回忆说：“我还是固守我的老原则，实事求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即便是他曾疏远过我，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不清楚的事不瞎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
联想罗、林以及和他们走得很近的几个人耐人寻味的关系，现在突然发难，而且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本身，就很蹊跷。但直到这时，父亲的认识，还只是出于同情弱者的人性本能，和对政治投机者的鄙视。他说：“我仍然迷惑不解。毛一直对他是特别信任的，就说是他自己要替代林，这也不能算是反革命啊。怎么就会恶化到了这一步？不解。”
听到罗跳楼的消息后，父亲惊愕中带着激愤：“为什么要自杀？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怕什么？横下一条心，顶下去！”
顶下去？真的那么容易吗？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不要多久，就该轮到他自己来实践这句话了。
两个月后，陈毅通知我父亲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那里去一下，说是有事要谈谈。到总理、陈老总那里谈工作，本是件经常的事。父亲到了后，陈老总说，总理一会儿就到。闲聊中，陈问父亲，彭罗陆杨的事知道了吧，有些什么看法啊？
在这之前，军委召开会议传达了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被定为反党集团，简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父亲回忆说：“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开会的情况。他既然问到我有什么看法，我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了这种风气！”
“陈老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我听不明白了。”
“陈老总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张爱萍身上无小事。你看看吧，说着拿出一封信，有人把你告了！我一看是揭发我在会上说的几句牢骚话。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两个人写的。后排的那个人做的证。”
父亲那时正在组织第三颗原子弹试验，从大西北的试验场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参加这次“打招呼会”。
所谓打招呼，是党内在重大决定出台时，尤其是重大的人事调整时，先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一下，以免核心层里有人乱说话，搞得工作被动；同时也可摸摸每个人的政治态度。“文革”时政治气候多变，分别打招呼都来不及了，干脆一勺烩，开会，于是在“打招呼”后面多了个“会”字。后来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凡事先几个人捏咕好了，再给常委外加骨干、亲信们通气，江青给这种形式起了个名字：“吹风会”。言简意赅，告诉你，看明白了，该把握什么风向，别糊里糊涂地犯错误。
别看开个会，里面学问大了。由谁来吹风？定个什么调子？话讲到什么程度？都是有一套潜规则的。真正的大佬是不会轻易出场的，上台前吹风的这个人，一定要是个亲信的铁杆打手，现在商圈里习惯叫操盘手。暗示众人，该跟谁，不跟谁，以谁划线，怎么划线，别站错队了。能争得吹风的角色，对其本人今后的仕途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就因为对这种官场政治的深恶痛绝吧，在吹风会上他竟口无遮拦。我们看到这封告状信的全文，是在3个月后，1966年9月军队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始，信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原信写于1966年5月23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个高级干部署名。信中说：“在向高级干部传达彭罗陆杨的会上。张爱萍在下面散布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他（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军队的事情老向他汇报？还不是看见人家势力大了，自己去挤！去靠！去年国庆节还请人家吃狗肉呢，现在讲起来倒这样轻松。我看，党内投机分子就是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张爱萍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为最恶毒，要害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
父亲继续回忆：“这时总理进来了。陈老总说，他已经不打自招了，看来他是搞阳谋的，不是搞阴谋的。”
“总理听完说，弄清楚就行了。”
“总理有事要走，临出门时又转回来，又叮嘱了我一遍，并指着陈老总说，还有你！你们两个都要管住自己的那张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可不要乱讲话哟！切记！切记！”
在《五一六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着名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后来被解释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15年后，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这一天确定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日子。
两天后，也就是5月18日，林彪进一步演绎了这段话的意思，他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和林彪的讲话传达到全国后，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立即形成了一种令人骇然的气氛，加上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现在叫炒作了），一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巨大错觉被全党和舆论所认同。我不知道中央委员一级的高级干部中，有多少人心里真正会相信这些话，要搞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父亲说：“在当时，对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社会主义时期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去反对。”可以想见，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要求他自觉地去认同并努力去理解。
但他又说：“唯独使我不能接受的，是这种没有事实依据，或事实不清，也不允许本人澄清事实，就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现实问题和历史恩怨一起算总账的做法。”
对彭真，父亲并不熟悉，只知道是个重权在握的人物。罗瑞卿、杨尚昆他在红军时期就熟悉，但也就是工作关系。和陆定一，在中央苏区时，陆是团中央的宣传部长，我父亲是秘书长。解放后接触不多，但他的知识和文采是我父亲所能认同的。可现在呢？父亲说：“有错误就批评，有罪行就法办，先把事情搞清楚嘛！罗瑞卿是什么问题？杨尚昆是什么问题？陆定一、彭真？我不是在为他们说好话，我也没有必要为他们说好话。说是反党集团，总要有组织活动的事实嘛！还有要防止反革命政变，说的那样吓人，摆出事实来嘛！”
尤其令他怒从中来的是，那些上台揭发最凶的、调门最高的、标榜自己最正确的人，偏偏就是过去吹捧得最肉麻的、跟得最紧的，用他的话说，是“把人家门槛都踏破”的人。而对这样政治品质恶劣的、一副谄媚相的奴才，上面偏偏还就欣赏，破格提拔重用，官位节节高升。这叫什么风气？这是党的会议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不是把封建王朝最腐朽的那一套搬到共产党内来了吗？父亲说：“过去历史上就是这样，但那是王明时期。党内过去有过，已经被纠正过的嘛，怎么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呢？”
他由旁观到抵触，由愤然到怀疑。他有点管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后来批判我父亲，指责他居然说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在包庇！在干扰！在抵制！父亲反唇相讥道：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揭发？说你政治上投机，脚踩两只船都是轻的！
总理离去后，陈老总又把父亲留下，两个人做了长时间的谈话。父亲回忆说：“谈了他对党内、军内许多不正常现象的看法，联系到历史，很中肯，推心置腹。”
但总理和陈老总苦口婆心的告诫，对父亲起作用了吗？
我妈妈说：“你爸爸回来我问他，他这种口无遮拦的毛病，真让我担心。但他只是说了句，无耻小人！看来他满不在乎。”
其实，在乎，也晚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外地身穿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阵营亮相的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虽然当时只是在党内高层传达，但毛泽东的意志不胫而走，全国人民还是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共产党中央内部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是一群反革命分子，妄图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过去革命斗争的延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人们不禁要问，那他们究竟是谁呢？在党中央内部，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谁又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呢？今天，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上，就可以看个究竟了。
天安门上站在伟大领袖左右的军人们的镜头尤为引人注目，这无疑是在告诉全国人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基石是枪杆子。但对军方上层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看见了吗？军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雏形已经搭建起来了。虽然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各总部、军兵种、国防科委、各大军区，为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入场券一直在拼杀，此起彼伏，领袖身边的人中也有中箭落马的，困兽犹斗嘛！争斗一直延续到“九大”才算基本稳定下来。毛泽东曾有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原想1年，没料到搞了3年，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一时生出许多感慨来。
就在这前一天晚上，8月17日深夜11点，父亲接到了第二天上天安门的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毛泽东要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但父亲的工作日程已经安排好了，和工程兵、铁道兵的两位副司令第二天一早飞济南，组织这两个兵种抢搭黄河浮桥的演习。
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涌动，黄河边激流奔涌。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交代给他的任务。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不完全是军事上的需要，也关系到国计民生，每年黄河泛滥，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已经到位，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父亲后来回忆说：“我只认为上天安门这种活动，和过去的五一、十一没什么两样，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人，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要紧。那边部队都在黄河边等着……”
果然，一夜之间，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了。在国防部大院，从总参到科委，从一楼到六楼，到处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共5万张。这样大的势头，在三总部也是空前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的决战面前，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站队。不上天安门而去黄河边，他再次表现出了在严酷的政治斗争面前的天真与弱智。
“三反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张爱萍”的大名，被用红笔打上大叉。“炮轰张爱萍！”“火烧张爱萍！”“把张爱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张爱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有一张上写得很生动：“毛主席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让张爱萍在大字报的海洋中灭亡吧！”
还有一张写得更活灵活现：“张爱萍来看大字报，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革命群众质问他，他用鼻子说：‘哼！’”
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巨大的，找你点问题并非什么难事。罪行分现实的、历史的、工作中的、平时生活的。年代久远，当时揭发批判了些什么，只是些模糊的印象了，好在找到一份当年“文革”小组整理汇总的、供批判用的材料，让我摘录一些有趣的内容：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印发了陈伯达就派工作组写给毛主席的信，陈述了自己反对派工作组，以及被刘、邓反对的经过。张爱萍在简报上批道：‘从文字上看，态度不分明。’事后他竟说，既然是中央全会，我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意志？”
但父亲最后还是被迫做了个被称作是“极不像样”的检查：“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言，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一、派工作队的问题。我认为这些同志自己做错了，有了自我批评，是应该欢迎的。我还说，如果我去搞这项工作，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后来，总理召集我们，讲了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大家才说，原来刘少奇有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啊……”（注：《1967年3月8日总参谋部第一次批斗大会上张爱萍的发言》）
父亲真是天真得可爱。后来我问起他，十一中全会上，风向已经一边倒了，你还不赶快地转？他说：“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控制不住，就有感而发了。”事实上，陈伯达当时是赞同刘邓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的，父亲从他给毛泽东闪烁其词的揭发刘邓的信中就看出来了。这一点在《陈伯达其人》一书“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252页上有详细的引证。
继续引证揭发材料：
“张爱萍根本就没有服气，他在西北组发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党里流行一种给主要领导人提意见就认为是反主席、反领导、反党，又不调查，偏听偏信自己亲近的人。”
列举的罪证主要来自父亲在文件上的眉批。他工作上抓得很细，但在言谈举止上有时却大大咧咧。现在，这些文件都一一被挑拣出来，成为了证据。
军委办公厅揭发：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文件的附件“《人民日报》6月2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在该文引用毛泽东的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空白处，张爱萍写道：“不要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自己，反党的。”
在彭罗陆杨罪行材料上批：“从材料上看，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
在中央文革小组第61期简报上，张爱萍批写赞扬王光美在清华大学下食堂。
再就是周围同事们的揭发了。
总政某副主任揭发：“张说彭罗的材料就那么多，错误不那么严重。”
科委某副政委揭发：“张住院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
身边工作人员揭发：“张给邓小平写信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
数军务部揭发的最有意思。这是关于军马退役处理工作总结报告，有一句：“老实马使役时间太多，调皮马不用。”张爱萍在这句话下画了两条粗杠，写道：“我军对人也是如此！！”让人禁不住捧腹大笑。
父亲是什么态度呢？我看到当年总参“文革”小组的材料：“张爱萍用讥讽的口气朝我们说：就这些吗？他这是在向党、向革命群众挑衅！”
与此同时，国防科委也掀起了批判父亲的浪潮。和总参一样，到处贴满了打着红叉的大字报。不同的是，科委的大字报集中在部院合并问题上。部院合并是指国防科委所属的研究院和国防工办归口的各个工业部，在管理体制上，是合还是分。这本是个纯粹又纯粹的工作问题，到了“文革”，全都成了政治问题，成了立场问题，成了是站在哪个司令部的一边，谁夺谁的权的问题。
大字报虽然数量多，帽子大，但仔细分析起来，它的基本内容就是一个，围绕打招呼会上的那封检举信展开的，并由此引申。张爱萍之所以攻击林副主席信任的人，就是攻击在林副主席和他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无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这就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由此导出，张爱萍，你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刘、邓的人，就是和彭罗陆杨一样的反党分子。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理论，导出了党内的两个司令部，又顺藤摸瓜地连带出从中央到各部门到各级地方组织的众多的成员、死党。终于导致了党内长达10年的一场混战。
毛泽东怎么也制止不住了。
一江山的胜利，原子弹的成功，方巷社教的轰动效应，这个当初被人们称作是张爱萍三张王牌的业绩，渐渐地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依附谁，我凭自己的实干！”他不信，共产党会打倒像他这样的人。他也不信，党内就不能讲真话了。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了，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林彪也说了，就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
当一个人处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时，噩梦就离他不远了。
2 暗箱操作
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下面恕我不厌其烦地引用档案的原文，以证实历史上确有的罪恶。
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集我父亲的所谓反党言行了，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但奇怪的是在所有有关的档案卷宗中，都未找到该报告的正文。遗失了？或是销毁了？但报告的附件还在，罗织的主要罪名有：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邓小平；为彭罗陆杨鸣冤叫屈；诬蔑“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杨代总长……共18项。于是，几天后，就有了前面所说的一夜之间那铺天盖地而来的5万张大字报。
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作为还在正常工作的总参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的他，居然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1967年1月，总参测绘学院造反组织抄了我们家，并将父亲扣押。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强令马上放人。这又是谁指使的？
我查到了1967年1月25日“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稿：“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
“可叫院校去搞，先把他放回来。”这就是答案。
1967年3月8日，批揭反党分子张爱萍的大会正式拉开帷幕。领导者给这个大会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追斗会。这个会一直延续到28日，共追斗了20天。
可能是太丑恶了吧，“文革”结束后，所有与之相关的材料统统都在销毁之列。但我还是听到了一盘3月8日这天批斗我父亲的录音，那是早年的圆盘磁带，用老式录音机才能播放。
随着磁带嘶嘶啦啦的转动，一阵又一阵令人颤栗的疯狂呼叫把我带回到了1967年。我听到了父亲当年的声音。他痛苦无奈的低哑嗓音，被台下震耳欲聋的声讨所淹没。他的检查进行得非常艰难，讲不了一句，就会引来众多的呼喊声：“不许放毒！”“打倒张爱萍！”“张爱萍要向毛主席请罪！向群众低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偶尔也会冒出父亲微弱的反抗声：“还让不让我说话了……”你很难想像这一切发生在我军的最高统帅部，很难想像他们曾是一些挂过将校军衔的人。有些领呼人的口音还能辨别出来，因为不少是身边经常接触的、我管他们叫叔叔的人。我不怪他们，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越是亲近的人就越是需要洗刷自己。
父亲回忆说：“你检讨吧，就喊口号打断你；不开口吧，又说你是顽抗。这哪里是党的会议？”
我查到的卷宗标明：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
林彪的字样出现了。其实父亲心里能不清楚吗？他说：“看得出，这5万张大字报围绕一个中心，要扳倒我！因为我从不依附他们。”
父亲回忆说：“在会上不允许我申辩，我找军委和中央的领导同志。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态度最坏，不仅不转，而且非常粗暴，说你不好好检查，打什么电话！总理那里态度要客气得多，表示会尽快转告。但这些电话没有能够帮助我，反而电话机马上被拆走了。”
是啊，即使是英雄，到了这一步，小人的气也得受了。我常看到小摊上卖的一些印刷很拙劣的刊物，登载一些林彪身边人写的文章，除了披露些林彪和叶群的一些无聊琐事外，都是把自己打扮得如何无辜无暇。不知这些文章的作者是真是假？
父亲那天的检查稿至今仍留在家中，面对那发黄的稿纸，我唏嘘不已。
父亲首先对批判他表态：“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然后是对彭罗陆杨问题表态。最后是对本单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表态。但这有用吗？
就在父亲检讨的同天，3月8日这天，叶群收到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
材料列举的罪状共10条：一、反毛主席。因为《红旗飘飘》丛书上曾发表过父亲写的《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的回忆文章。二、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也没有举出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三、反林副主席。出自于没有同意在核试验基地修林副主席纪念亭。父亲说，在人迹罕见的荒漠里搞这个不是太荒唐吗？你们谁同意谁就批。结果还真有个领导大笔一挥批了30万，“九一三”以后又给炸掉了。父亲1975年重新工作后，看见残存的遗迹，惋惜地说，既是历史，就应该留下来。四、对批判彭罗陆杨不积极，在京西宾馆讲恶毒攻击的话。这倒是沾点边。五、主张部院合并。后来一查，竟然是毛主席批准的，滑稽。六、主张撤销防空军和公安军。这也算罪行？再一个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每月给地主分子父亲寄钱；同杨尚昆关系密切；对批判罗瑞卿不满；为驻地工作人员开办食堂，笼络人心，等等。
第二天，林办又接到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
又是他，迫不及待了。
果然，叶群马上批示：“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当天，叶群的批示就传回来了。总参3月9日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很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3月10日，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的报告送至叶群处。其中写到：“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十六（日）
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
接下来是周恩来批的五个字：周恩来已阅。（原件没有注明日期）
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一个八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就这样被打倒了。
在“文革”中，每一个被打倒的干部，都有他自己特殊的经历，但在他们这些故事的背后，多多少少都会找到许多相近似的地方。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县委书记，有多少是被群众揭露出来然后被群众打倒的？所谓的群众运动，说到底都是上面的旨意。无怪“文革”中流行一句话：“什么叫群众运动？实际就是在运动群众。”
远在广州的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特地写来揭发信：“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一阅。”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黄永胜这封信？这封信源于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发过的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送交揭发批判张爱萍反党言行的材料。奇怪的是，现在居然找不到文件签发人是谁，这样一个发到全军的通知竟然没有人对它负责。
父亲停职后，每日的“功课”就是被拉去批斗。总参、总政、空军、海军、国防科委以及下属的各科研院所；有斗他个人的，也有陪绑的，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彭真……有关的和无关的。
他说：“开始我还注意听听，都是些言之无物的东西，就由得他说吧。被斗的没有哪个服气的，我印象中，彭老总的头总是昂着，那些人整他就更凶。所谓搞你喷气式，就是把你的胳膊拧到背后向上抬，逼迫你弯腰低头。”
通常是一早被押走，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喷气式”和挂“黑牌子”无情地损伤他的身体。父亲左臂负过伤，每次批斗都被人强拧着。一次他终于大汗淋漓昏倒在地上了。空军的一个干部将他扶到后台，给他水喝。父亲说：“我没有能问他的名字，但我很感激他。”
妈妈说：“成天提心吊胆的。只是，人的承受能力往往连自己都会吃惊。后来摸出点规律。一般都是清晨4点，警笛的怪叫声一响，就知道来抓人了。赶紧弄些吃的，否则一天下来，人都虚脱了。只要人能回来，就是好的。”
但有一天，他没有能够回来。
1967年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
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
专案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
1967年6月7日，中央专案组二办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信，指控“在张爱萍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
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党委领导人立即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10月18日。
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省院自首。”
他完了！张爱萍彻底完了！大喜。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
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
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
1967年12月26日，父亲被宣布正式逮捕。
两个月后，苏州消息传来，张瑞不是张爱萍。真他妈的扫兴。好在此时已经将张爱萍以审查为由关押入狱，反正目的达到了。他们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面前，任是铁人也得招供画押！
父亲被抓走的这天，正是12月26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铁窗生涯。
妈妈回忆这一天：“下午，单位来人，说急着要找份文件，催我快去单位。我心生狐疑，交代了你爸爸几句，就匆匆跟他们走了。到单位等了很久，主任才进来，他说接上级通知，现已对张爱萍实行隔离审查。我立即要求回家，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还能不能见到，这种生离死别的事，在那个年月看得太多了，但他们不许……”
妈妈在民航局工作，是经吴法宪介绍的，吴的夫人陈绥圻“文革”时是民航革委会成员。她们还曾是患难之交。
我读过一部苏联纪实体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这部百万字的长卷引起了我对往事痛苦的回忆。苏联大清洗期间的捕人方式是在夜间，在寂静的深夜里将你从睡梦中拖走，让你连裤子都来不及穿。相比之下，我们要仁慈得多了，略施小计，从好处想，或许也是避免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场面。
父亲对这一天的回忆是：“你妈妈一走，专案组就来了，蒙上了我的眼睛，我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我想要等到你妈妈和三子、艾子回来，临别，也该给你们留下句话啊！但已经办不到了。直到5年后，出了狱，才知道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
我那年在军队，几十年过去了，在父亲平静的叙述中，我仍然能看见他像犯人一样被蒙面押解的那一幕，我的心在作痛。
“车子绕了很久。解下蒙布，是一间潮湿的小黑屋。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有一块床板，一张小凳。窗户都糊上了，灯老是亮着。皮带、鞋带都没收了。走路要提着裤子，睡觉脸要朝外，坐着要双手抱膝。门上有个小洞，外面蒙块黑布，便于向里观察。一人两个碗，开饭时从门底的洞递出去。上厕所要提前报告，有时等不及了，屎尿就拉在裤子里。除了提审就是写交代材料。”
我妈妈接着讲：“我预感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曾相互勉励，我说，只要你挺住，我就能挺住。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临别和你爸见一面。他们一直关我到深夜，估计是那边都办完了吧，才放我回家。看见三子脸上挂着泪睡着了，他看见我就哭了，说爸爸被他们抓走了。其实，你爸被抓走时，三子已经放学回来了，被他们关在外面，他是在窗户里看见你爸爸被带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