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专案办副主任身患绝症，他托人捎话给我，他一生参加革命，只做过这么一件坏事，他对不起老首长，现在行将不久于人世，希望首长能原谅过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转眼15年过去了，生死轮回，我心中充满了悲凉。我郑重地对传话的朋友说，我一定转告父亲。那天父亲在批阅文件，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看着他专致的神态，往事不堪回首啊！父亲抬起头来，似乎有些惊讶，有事吗？我讲述了这个临亡的人哀婉的请求。
沉默，父亲一直凝视着前方空空的墙壁，就这样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后，父亲转过头来，他说：“不行！这是不能原谅的！”
他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震惊，不！是震撼。他补充道：“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原谅，一个多么高尚伟大的词，但它绝不是廉价的！人生，有可原谅的，也有永远不可原谅的！他不希求头上笼一层圣洁的光环。《史记·绛侯世家》记载，为汉高祖诛吕安刘的重臣周勃，身陷囹圄时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古代有一种叫狴犴的怪兽，它有一种嗜血的天性，只要闻到人血就会兴奋起来。李唐王朝的酷吏周兴、来俊臣，把这怪兽的头像作为图腾，刻在监狱的大门上。它张开狰狞的大嘴盯着受刑人血肉斑斑的躯体，它喜欢见到血！
世界上确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样嗜血，他们像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当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们拟好的假证明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愉悦，一种满足，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成功弹冠相庆的。
他们制造冤假错案，就是出于他们嗜血的本性，不管他们拥有多高的官阶，他们永远是一群人渣！
又过了10年，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父亲又针对“文革”的话题，旧事重提，语言犀利，愤慨而激昂。果然，在场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里的方毅说：“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
父亲继续说：“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
5 让思想冲破牢笼
父亲回忆说：“在那间小屋里，顶上窗子糊的纸破了，一线阳光透进来。每天，我就随着这缕光线移动，直到它消失掉。”
父亲的诗：“透洞一线光，借光浴我胸。不住幽洞者，安知光贵重。”（摘自《神箭之歌》一线光）
在与世隔绝的5年中，这是他每天的功课。
父亲在关押3个月后，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发生了与他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
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是高音喇叭林立，尤其是逢到上面有动作了，如党代会、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评论文章等等，大喇叭会从早叫到晚。在阳光下生活的人们听起来刺耳的这些声音，对父亲这个洞穴中的人来说，成了他排解孤独的最好方式。他说，附近的那个喇叭自称是“东方红人民公社广播站”，就是根据这个线索，“文革”后我们查到他当年被关押的位置。父亲回忆说：“一天，我突然听到喇叭里高喊打倒什么人，听不太清，好像是我很熟悉的什么人，谁又倒台了？我又发现看守的小战士在屋外写什么，是当时很流行的大批判稿，一边写，一边嘴里叨叨咕咕地念着打倒……送饭时，我问他，你在批判谁？小战士说，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嘛！”
“我记住了这个日子：1968年3月24日。我可能有希望了。”
1968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万余名军队干部。林彪宣布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我是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样的大会的，所以我无法记述当时会场的实况。但我在左派队伍里的朋友神秘地告诉了我一切：谁倒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其实，就在开会的同时，打倒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大字报就上街了。这就是“文革”中的“三二四”事件。
求生的欲望又一次燃起。
父亲回忆说：“我已经死了的心，又燃起来了，毛泽东还是不允许这些人胡作非为的，党中央还是能看见发生的这一切的。”
我看到了父亲在1968年5月8日和7月13日写的两封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恳求在我的问题做最后决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也可）听我陈述一次（几个小时）：我对我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我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8个月了！革命40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时时辱骂，有时还要挨打，更甚的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恐怕许多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也没有遭到这样虐待过！”
他一句一个惊叹号地写着。
之后，他又写下了长达2万多字的申述，从入党、在上海治伤，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
他又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
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出我是特务或做过任何反革命勾当，我甘愿接受任何严厉的制裁！
可是，总参已把我监禁7个月了！真是苦恼极了！我请求释放出狱，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赎我所犯的罪过。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待罪人张爱萍
1968年7月13日狱中
可谓哀鸿之声。
专案组批示：张爱萍主动写了一个企图翻案的材料。
我不知道这些信最后会送到哪里，但我相信，无论送到哪里都改变不了父亲的命运。就在3月24日的大会上，林彪说：“……比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账，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这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
林彪终于把事情的缘由说清楚了。没有更高层的默许，仅凭着同级党委的能量，是没有可能扳倒像我父亲这样数量级人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上报材料时一定是要通过叶群这条线了。至于林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和他本人几乎没有什么宿怨和瓜葛，我想，答案很简单：你不是他圈内的人。你不仅不赞同，起码是不积极，和他一起反对他的政敌；反而还对抗，起码是蔑视他的亲信，那些替他掌控军队各个领域的看管码头的小兄弟们。因此，你不是基本力量，也不是依靠力量，而是异己！所以，即使小兄弟拿掉了，你，张爱萍的案，也休想翻！
可怜的是，父亲当时是不可能听到林彪这个讲话的。当然，也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深刻地洞察和领悟“文革”中党内这些复杂的政治背景，虽然他身居高位。
就像深埋在矿井下的人，黑暗中隐隐透过一阵清新的风，希望之火重新燃起。他以为自己看到了一线生机。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只是幻觉。命运为什么要捉弄他？这种毫无希望的幻觉比绝望来得更加残酷。
“三二四”事件后，专案组成员有了调整。新来的专案人员不再审讯父亲了。
“文革”中，我哥哥也坐过牢房，他说，审讯是痛苦，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痛苦。不审讯也是痛苦，是被丢弃、被遗忘、被判决的痛苦；在时光的煎熬中，你就慢慢地等死吧！
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折磨政敌的方式，想起来叫人毛骨悚然。毛泽东说过，党内斗争，我们一个不杀。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囚于斗室，无人对话，无人问津，精神和肉体在无声无息的黑暗和死寂中被慢慢地吞噬，生命之火渐渐地燃尽。
生和死，其实只是时空的转换。无怪林彪即使摔死，也要出逃，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将生不如死。
父亲在偷偷递出的信上写道：
“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都不是党员，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了。”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
“他们说……是院长把我拉入特务组织……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和日本人交谈过。”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或其他反革命组织。”
当一个人没有了水和食物，他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就被打破，生命在消失前会产生幻觉。精神的幻觉要更加可怕，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迷失、自残和自闭。
“近一年来再没有审问过，要改变是很难了，这是天命！”
“时代坎坷，生明济灭，悔没有早死。”
“早知今日，何不当年战死沙场！”
“今古奇闻称绝，强加之罪，坐任鬓如雪。”
父亲不断地写下这些让人肝肠撕裂的诗句。他，万念俱灰。
一个声音救了他。他说：
“一天夜里，突然听到牢房外传来哭喊的声音，声嘶力竭，毛主席啊，你饶了我吧，我没有反你啊，我给你老人家下跪了……”
哭声、喊声、深夜、牢房，是谁？还有谁和自己关在一起？父亲说：“我听得出来，是陈外欧的声音！他怎么了？难道他疯了？”
陈外欧，湖南人，和父亲同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国家测绘总局首任局长，中央军委测绘局局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我一下子清醒了！我不能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不能！我不能疯，我必须活下去！像正常的人那样活下去。”
“自己现在这种状态是危险的。精神被整垮了，疯了，人就彻底完了，与死无异，而且更加屈辱。”
“我必须从痛苦中走出来，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
我在他夹带的字条上看到，那是一张写在报纸边角上的纸条，上面写着：
“咬紧牙关，战胜屈辱，自力更生，顽强磨炼，奋发图强，方成好汉。”
“站着死不跪着生！”
下笔的用力，把纸片上戳得满是窟窿。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当参照系改变后，时间和空间就改变了，质量和数量也改变了，人的一切习惯了的感知和经验也全都变了。“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天体中的黑洞，它会吞噬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
周围的人每天都用假证来折磨你，他们制造了一个连你都不认识的你自己，要你承认，然后，要你喊出打倒自己的口号，要你自己批判自己，摧毁自己，扼杀自己。
面对一项项的指控，面对一份份的假证，面对一夜夜的审讯，面对你最信任的领袖对你完全否定的批示，面对你以死相从的党对你的抛弃，你必须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我为了什么而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又该怎样给自己下个定义呢……
父亲写道：“混沌大地，迷津忘返。”
他真的差一点迷失了自己。
他说：“我能理解陈外欧，后来我也能理解罗瑞卿了。”
许许多多在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面前不屈的英雄，当他们被自己所崇拜的人所抛弃，被指责为违背了教义时，他们真的会很惶恐的。因为是信仰抛弃了他们。
要走出绝境，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塑自己。要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历史，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许多人在做超越体能的尝试，攀援绝壁、横渡海峡、潜入深海、徒涉沙漠……挑战人类生理的极限。这种在狱中战胜痛苦、挑战自我，不也是去突破和超越人类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嘛！
父亲说：“我要求自己再也不去想什么假党员、特务一类的东西。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本事就替我去搞清楚吧！”
“面壁这个笼子，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我该去背诗。”
苍生喋血，山河壮丽，沙场征战，即兴抒怀，这叫马背诗，形成战争和军人特有的文体风格，古来有之。
“早些时候曾想过，老了，干不动了，就把它整理出来，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交代。现在不正是个机会，何不把过去写过的东西回忆回忆？一首一首的，晚上睡不着，就用手指在肚皮上画，画着画着就入睡了。像陆游说的‘铁马冰河入梦来’。一共160首，我都是用脑子记住的。因为没有纸，也不能写。”
坐过监的哥哥也说过，人这个东西很奇怪，在孤寂中，记忆会复活的。
是啊，当许多早已忘却的往事从记忆的深潭中浮现出来，鱼虾一般地在水面上蹦，生命在欢呼、在跳跃，人的思想就从禁闭的牢笼里冲出来了。
“你们可以囚禁我的身体，但我的思想，我的意志，你们囚禁不了！”父亲回忆和专案组的对话。
“文革”结束后，我妈妈把父亲在狱中背下的诗一一记录下来，汇成一本诗集出版，题名《纪事篇》（注：原文如此）。她在后记上写道：
“……‘文革’中，爱萍深陷囹圄，一方斗室，四壁漆黑，竟给了他一个特殊的时空。五个寒暑的日日夜夜，凭籍（注：原文如此）着长年养成的习惯，思绪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鹏，沿着历史的长河翱翔，重新俯视当年与战友们踏过的足迹和鏖战的疆场。那些哼过的句子又跳出来，在黑暗的牢房里闪烁，默默回味，独自低吟。这里发表的有些诗词就是当时记在报纸边角上，塞在破烂衣物里带回来的。……爱萍常说，自己是战士，不是诗人。写的诗，只不过是遇事遇物有感而发，即兴抒怀。常写记事篇，只为自家看，没有多大诗味。但这些诗确确实实是他漫长革命生涯中，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
他早期的诗作，明白如话，朝气中透着稚气。
最早的一首是他在15岁闹学潮时写的：“五卅工人热血洒，传单雪飞人如麻。”
写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住在亭子间里：“残更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他说：“我们这些党的地下工作者，省下每个铜板为了革命，饥肠辘辘，哪像电影里灯红酒绿的。”
在中央苏区，他写道：“糙米饭泡南瓜汤，碗底偷藏红辣椒。”他解释说，南方生疥疮的人多，共青团倡议不吃辣椒，开饭时还要检查的。
写长征途中抢渡金沙江：“金沙浪激追兵来，笑贼尽拣烂草鞋。”
他中年时的诗逐渐显露出潇洒和自信。
写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雄师易统，戎机难觅，陆海空直捣金汤。”
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他笔下是：“应时而出惊世闻，爆心来去自从容。”
……
就是这些诗，把他带回到久远的年代，带回到血染的战场，也帮助他找回了自己。
屋子里静静的，静的只听见录音机磁带转动的沙沙声。父亲退休以后，我们时常这样面对面地坐着，听他讲述并讨论人生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我不愿意打断他的思绪，我努力体察他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就这样，相对无言，很久，很久。
是我打破了沉默，我说：“先休息吧，今天已经谈的很多了。”
父亲挥了一下手，说：“我在监狱里，反复地去想，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但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思绪从当年痛苦中脱离出来，重又款款而谈：
“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们递给我一张九大的公报……”
6 理性的思考
1969年，又是一个寒气料峭的春天，“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4个年头，父亲在狱中已经一年半了。
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称它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团结的大会。
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构成是怎样的呢？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不算毛泽东的24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委员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造反组织支持的领导干部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这就是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胜利、团结的象征。
父亲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宗派借着政治运动还魂了。
宗派现象，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奇怪。据父亲回忆，他自己就经历过多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清理AB团。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此开始，“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达4年之久。他们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进行了反AB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甚至杀害。
父亲当时因为抵制他们乱抓乱杀，便被视为异己，并冠以AB团分子准备处决。父亲说：“13团团长，上午还和我打篮球，下午就被抓了，说是AB团。要我在少先队中肃清AB团，都是十五六的娃子，笑话！”“后来我去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顾作霖（注：中央苏区共青团的奠基人。历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政治局委员，1934年6月病逝）告诉我，说你脑袋差点搬了家。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后来才知道，你张爱萍不是反对吗？不靠我们这条船吗？好，那你也就算是AB团分子！也就划入了打击之列。看来，宗派借路线分歧还魂，在党的历史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后来，亏得任弼时同志说话。他说，AB团的特征是利用宗族关系发展，张爱萍又不是江西人，他是恩来同志从上海介绍过来的，这样才指派顾作霖负责重新审查，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当事人秘密进行的。真是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直到全国解放，1949年冬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父亲特意去看望了在玉泉山养病的任弼时同志。
1984年，纪念任弼时同志80冥寿，想起50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联系自己在“文革”中的磨难，两者是如此相似，他感慨万千，写诗怀念解救自己于危难的这位伟人：
“吾师明察张正义，否定文革要彻底！”
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长征途中，他们红13团打下天水后，找到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现在还在，是天水市图书馆。长征以来，转战于人迹罕见的藏、回地区，几乎与世隔绝，现在突然面对这么多的报刊杂志，他和彭雪枫两个人冲进去，好一顿精神会餐。父亲说，有一篇文章，使他好奇，是彭雪枫指给他看的。文章说，如果以水泊梁山比喻红军的话，毛泽东就是宋江，而彭德怀是林冲，林彪是花荣。什么意思？读过《水浒》的都知道，花荣是跟着宋江上梁山的；而林冲则是自己被逼上梁山的。这就应了林彪是在毛泽东创始的红4军成长起来的，而彭德怀则是在平江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的红4军汇合，是红5军的创始人。两支队伍共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红4军改编为1军团，红5军改编为3军团。文章最后问道，现在林、彭分别执掌的1、3军团，同在毛泽东领导下，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像林冲、花荣和宋江的关系呢？
像不像其实并不重要，任何事物都有他的来龙去脉。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后说：“重要的是如何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看待和处理这类问题。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组建和领导的队伍，看成是个人和党闹独立性的资本，任何人都不行！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党的原则是要搞五湖四海，是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则是民主集中制的中央。”
历史上我军各“山头”的形成，大多与根据地有关，由于长期分离割据的状态，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我们俗称“山头”。其间分化组合，关系非常复杂。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抗战时期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四方面军改编为129师，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15师后来又分为晋察冀（也就是华北）和山东两股。解放战争中又派生出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等等。
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在建国后对军队建设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在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中的1、3军团的矛盾。由林彪和彭德怀分别统领的1、3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个拳头，尤其是在长征中，一前一后地护送着中央纵队到达陕北，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确立起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的转折时刻，1、3军团战功赫赫。英雄主义是军队的灵魂，敢打敢拼，不服输，争第一，有什么不好？但事事要争个高下，互不服气，把荣誉看成唯一，由英雄主义逐渐生出锦标主义来；为了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讲义气、好抱团，宗派情绪也就自然带出来了。
早在1945年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专门分析了党内宗派的问题。他说，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小团体倾向。他列举说：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他们在自己内部，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
刘最后警告说：这种山头主义倾向，极大多数是盲目的。但这种盲目性，如果一旦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庐山。父亲在谈及“文革”初期传达彭罗陆杨和刘邓的问题时说：“在庐山，彭的问题出来后，把林抬出来；七千人大会、‘文革’搞刘邓、彭罗陆杨都是把林用飞机接回来，利用这股势力。同庐山一样，逼得你发言、表态，不是讲求真理，而是投其所好。这哪里还有什么正常的党内生活啊，是窝里斗，翻旧案。我对这种政治极其厌恶。”
正如父亲所说的，在高压下，你该怎么办？沉默、批判、揭发？小批小揭，还是大批大揭？“文革”中叫划线站队。尤其是和被打倒的人有过历史渊源的同志，压力就更大了。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因为经不起压力，违心地揭发了黄克诚。吴这里说的实际上是指黄在战争年代“私藏金条”的事情。这发炮弹对黄克诚内心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黄写道：“对我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我尽管已经背上了‘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注：《黄克诚自述》318～319页）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说过，在他们印象中，吴法宪这个人过去并不坏。在3师时，他的工作很认真，对人也好，黄特别信任他，他和黄克诚关系也很密切。但这次实在是出人意料。父亲回忆说：“开始两天很冷清，一般性的表表态。吴法宪的揭发是个重磅炸弹，气氛一下子改变了……我想不到这个人会变得这样无耻，我不能原谅他。”我妈妈后来证实了这点：“当时你爸回来就说了这件事。我都不敢相信，他原来对人是很诚恳的。你爸爸说，吴胖子到空军去这才几年啊，怎么就学得这么坏？”
父亲这个人，秉性耿直，喜怒都在脸上。联系到他在庐山批彭时的保留和同情，“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时表现出来的质疑，被林彪宗派集团划入另册就不奇怪了。
对立面被打倒了，但怎样才能彻底消除他们的影响呢？一时鸦雀无声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彭黄是敢讲真话的英雄。于是就派生出一条党内斗争的法则：打倒一个人要有三条，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从理论上、道理上批得你站不住，什么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机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这叫批倒；还有批臭，把你的历史抹黑，或是揭出你点隐私、脏事，什么作风、经济上的问题，你就被搞臭了；然后做出组织处理，戴帽子定性，劳改、关押、判刑什么的，叫再踏上一只脚。这三条在“文革”中被推向极至，三条铁定了，您老人家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吴法宪这次，就属于在批臭上立了功的。直接下级、知情者出面了，揭穿了黄的画皮，原来是个两面派、伪君子啊！这就彻底臭了。这件事，反映了在人们心目中的一条潜规则，生活作风廉洁的就是好人。即使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也是如此，像朱总司令，总理，彭老总，你再说他有路线错误，但人家没有谋私利啊！其实，谁好谁坏，就是普通老百姓，虽然远离党内高层生活，但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文革”一开始，林彪就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了“大节、小节”论，说的就是，关键看路线，看站队。腐化堕落怎么啦？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好人犯错误。相反，你再廉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个伪君子，装的！林彪的这条理论一出，划线站队就成了“文革”的准则，什么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四条标准，接班人五个条件，还不都是幌子。打不打倒你，用不用你，关键在于你是谁线上的人，你的后台是谁。
“大节、小节”论的出台，是用人原则的变化，是是非标准的变化，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个法则一出，就像瘟疫，人们不再注重业绩、人品，不再信奉真理和诚信；而是崇尚权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残酷的党内斗争，使人的良知泯灭。每个人都岌岌可危，为了开脱保全自己，朋友、部属、亲人之间，不惜落井下石。平时跟得最紧的人，可能就是揭发批判你最凶的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仁义礼智信，共产党员修养的道德准则，这些文化积淀，统统被一扫而空，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了。
“文革”结束后整党，父亲对当时负责领导整党工作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说：“怎样评价整党的成效？党风不正，首先是政治风气不正。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败坏了党的风气，一派谄媚迎合之风！”
父亲曾写过一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记述了自己亲眼目睹邓子恢在中央苏区被批判的经过梗概。他写道：“此事对我震动很大，除了对邓老的崇敬和同情外，对组织上的这种做法甚感不满，乃至以后发展为深恶痛绝。……当时想，共产党哪都好，唯独在对人的处理上，怎么能这样草率、这样无情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情打击。固然这不是党所要求和提倡的，但行动起来，一些人甚至一些领导人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去做，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证明他们革命，他们是坚定的领导者似的。而一些人对这样做法的后果既无责任更不痛心，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依然悠哉游哉当他的官、行他的权。一旦新的运动来了，就又故伎重演。我认为这样的人很卑鄙，于党于民，只能有害，不会有利。”（注：《人民日报》1996年8月19日）
他的政治态度和处世理念尽显其中。
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和宗派小团伙的存在，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与个人迷信和极至权力相互利用和掩护，特别是借助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群众动乱这个载体，那它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就像癌细胞，它本来就存在于肌体内，在党的正确领导时期，历史上形成的派别因素，至多是反映在同志关系上的亲疏有别而已。但当党的民主这个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这个魔鬼就被激活了，它会迅速地随着淋巴和血液蔓延，侵蚀整个党的肌体。
父亲说，他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他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去死，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程度。宗派势力卷土重来，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席卷全党。看来是出大问题了！毛泽东那里出问题了！愁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愁闷。”
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心中，他是神圣的。父亲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中认识了毛泽东，他和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一样，真心实意地爱戴和崇敬自己推举的领袖。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融化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液里了。但今天，当他身陷囹圄，他不得不去思考自己，思考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思考他的导师了。
父亲和许多他同辈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不同，并非掺杂着对毛泽东个人关系的情感色彩。在他参加革命活动的初期，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统揽全党的最高领袖，父亲也并没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即使偶尔有过接触，毛泽东也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和偏爱。大革命时期在四川老家搞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土地革命初期在苏北组织农民暴动；到了中央苏区后，又长期搞共青团工作；而这些都不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领域，甚至他的直接上级们多少还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反对派和宿敌。他后来到红军，也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
我看过一些回忆录，有的人从小就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后来在“文革”中，受到特别关照，某某人来了没有啊？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都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嘛，把他给我找回来！于是平反，于是出席九大，于是家属子女都穿上了军装。还有的，相当于《三国》、《水浒》中的劫法场，临刑前，一声刀下留人，给松了绑，“救命恩人”从此挂在嘴边，逢人便说“也就老人家知我”。还有的人，在人家遭冷遇时，给过特别关照，于是讨来个承诺，说是这个位置将来就非他莫属了。为此还写回忆文章，当成件多荣耀的事。现在人们的观念进步了，对这种梁山好汉似的故事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了。但“文革”倒霉时，我的确曾羡慕过，叹息自己的父亲没这个好运而因此遭罪。
父亲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理性的，源于五次反围剿和失败后的长征路上。作为中央红军的一名指挥员，目睹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巨大的历史功绩，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中信服了毛泽东，自觉地拥戴和维护毛泽东。
他回忆说：“五次反围剿时我就觉得不对头了，他们把毛泽东从红军撵出去，自己那套又不行，我觉得红军离了毛泽东不行。”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就主动了。我写了《从遵义到大渡河》，记述了这个时期作战主动权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游击战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确立了在抗日战争中我军在战略上的立足点。一些地区的失败，有些就是违背了这个原则，说到底是害怕到敌后去。那里艰苦，但可以发展。”
“我们当年搞出两弹一星，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实践论》、《矛盾论》，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功劳，也是我拥护他追随他的原因。学习、贯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是努力的，也是自觉的，过去是，现在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没有人可以超过毛泽东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这是我亲身的体会。”
……
对党在历史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管现在人们以何种观念来评说，但父亲和我谈起这个话题时，他是坚定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提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地位，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少奇同志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这和那些在‘文革’前后搞大树特树的人是根本不一样的。”
正是由于他对毛泽东的认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地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必然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生出疑虑。只不过，毛泽东伟大成就的光环一时还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
耳闻目睹的这些片断，给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在胜利成功的喜悦中，在对领袖的信仰和崇敬爱戴中，对这阴影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还来不及思索，甚至也不愿意去思索，但现在，在这斗室的方寸之地，这些因果缘由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他结合自己在方巷搞社教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说：“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他特别强调说：“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看法，党内许多正直的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在那种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95～296页、3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