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一飞圆了千年梦。一时间，中国的航天之路，和由此相伴而生的中国的航天精神，成为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的航天之路？它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哪些不同？作为中国两弹一星最早的领导者之一的我父亲的经历，或许能够提供一些佐证。
1 召回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第9个年头，但是这场运动离所预定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却遥遥无期。
父亲是在1972年底获准保外就医的。在关押期间他折断了左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在当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得不到及时的检查和诊断，他拖着一条断腿，扶住墙才能勉强移动，断裂层面的相互摩擦，致使创伤急剧恶化。两个星期后，他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趴着侧着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因为这时已经可以探视了，妈妈给周恩来写信，说即使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给予治疗。这样，父亲被化名张绪进行了手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创伤面愈合后，里面锔的钉子松动了。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切开，进行了第二次手术。5年的关押，伤残的折磨，再加上两次手术和多半年的卧床牵引，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那时也才62岁，却给人以风烛残年的感觉。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光明的到来总会是一波三折的。1972年11月27日，我正在车间干活，一早接到专案组安宏生同志电话，说你们家里快来人吧，你父亲不行了！当我们赶到时已是午后，父亲深度昏迷，瞳孔放大。我妈妈说，这就蹊跷了，你爸爸体质虚弱不假，但何以突然就濒临死亡的边缘呢？经她与301医院外科主任李蓝丁分析，疑是中毒，于是立即停用并封存一切药物。
据保留下来的当时病历记载：“11月26日晚9：30出现疼痛、面红、烦躁……所答非所问、谵妄状态……经黄克维、汤洪川、陈树森会诊，认为是阿托品样中毒反映（应）。随即查服用药物，找到曼陀罗籽约60～70粒。……11月27日晚症状逐渐减退……”
药典记载：曼陀罗又称醉仙桃、佛花，有剧毒，国家限制销售。
事后，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查找原因。但你想，对一个尚在监护中的犯人，怎么可能找到答案呢？301医院最终的报告是：“医疗事故，但不排除政治因素。”
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
九九八十一难。张爱萍，你命硬如虎！
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将林彪发动政变的纲领《571工程纪要》转发下来，以供全国人民批判。它像天籁之声，中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来自最高层的反对声音，来自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扞卫者发自心底的声音：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注：以上引自［1972］中共中央4号文件）
我们设法把文件摘抄下来，带到医院，读给尚未解除监护的父亲听，他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
林彪集团的崩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中只剩下江青集团了。1972年底发起了对右倾回潮风的批判，但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对反动的反动，不仅没有挽回被林彪带走的对“文革”的信念，反倒使江青集团的势力迅速崛起。在1973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不仅成为了政治局里最强势的宗派集团，而且王洪文还事实上接替了林彪接班人的位置。
很快，“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孔老二，一个人民不认识的“林彪”被抛出来，借以掩盖导致林彪现象直接的政治原因。但遗憾的是，这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多大起色，当年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朝着他们影射的对象猛扑过去、乱撕乱咬的景象并没有如期出现。他们的期盼已成过眼云烟，没有什么人再愿意为他们火中取栗了。
“文革”的信任危机到来了。当时在私下里流传很广的是赵朴初的两首诗《反听曲》，赵朴老写道：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父亲把它抄下来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不几天就有朋友递话过来说，快撤了，人家把小报告都打上去了……
毛泽东又一次做出了惊人之举。他选定了一个曾被他打倒的铁腕人物来为他收拾残局。邓小平，一个意志刚强的、具有政治智慧和胆略的老一代领导人重新站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当然，这一切都是要以“永不翻案”的承诺为前提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玩笑的确是开得太大了。
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李志民政委，邀请他到福建治疗，这是石一宸副司令员提议和安排的。军区后勤部黄副部长介绍说，福州有个老中医林如阔，专治接骨，神奇得很。这时邓小平已复出任总参谋长，经他批准，整个1974年，父亲都在福州治疗。这时正赶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志民政委和新来的皮定均司令员给他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中医林老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果然医术超群，加上父亲的顽强，伤势的恢复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时罗瑞卿也解除了监禁，父亲动员他也来福建治疗，罗还有些犹豫，自己戴罪之身，怎好提出这种非分的奢求？父亲说，找小平同志一定能行。罗写了个报告，父亲看了说，直截了当的提要求就行了，遂把报告上有关检讨的文字全都给划掉了。果然，邓小平马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那时，在众多的大军区中，福州军区算是个受迫害干部的避风港。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开展“揭批查”，清理“四人帮”和林彪的帮派体系。当年在韩先楚手下工作过的福州军区的一些干部，受到了牵连。提交军委常务会议讨论时，父亲说，今天我要为韩先楚和他手下的这些同志说上几句话。毋庸讳言，我就得到过他们的照顾，我的儿子落实政策也是找的他们。叶帅、陈云同志、先念同志，还有罗瑞卿同志，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得到过这些同志的保护和照顾。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顶住高压，向受迫害的同志伸出援助之手，是难能可贵的。“文革”是党犯的错误，怎么能要求下面的同志承担责任呢。除个别品质恶劣，罪行极大的人外，检讨了、认识了、向被整过的同志道过歉了，就不应再追究了。当时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的几个同志，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一致表示赞同。
福建多白兰花，我的父母把它们摘下来，放进瓶子里，再注上蒸馏水，密封起来，以供观赏。我去看他时，屋子里大大小小的摆了十几个瓶子，谁来看望他，就送人家一瓶。和他谈起外面的消息，他也很注意去听，但从不打听，也很少发表评论，你要说，他就听着，默默的。送来的“两报一刊”报纸杂志从来看都不看一眼，撂在茶几下面，堆得多了，公务员就一齐收走。我说，随便翻翻也好嘛，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说：“梦呓之语！”
每天，他照例是敷药、理疗、锻炼行走；再就是看《红楼梦》，写诗，练书法。
他说：“我过去最讨厌这类谈情说爱的书，可毛泽东说他读《红楼梦》读了4遍，闲来无事，找来读读也无妨。”
他还真有了心得体会。他特意把那首“飞鸟各投林”抄下来寄给我。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后来见他时，他指着这首诗说：“总有人要怎样的，你看吧，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974年国庆节前夕，父亲接到回京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的通知。他不想去，只想远离京城安安静静地疗伤。我们大家都劝他，亮相也是证明自己啊！说你不为自己，也要考虑别人啊，有多少人因为你，而无辜受到牵连啊！这后一句话打动了他。
父亲参加招待会回来说：“好多人都是多年没有见到了，恍若隔世啊。”
“宋老鬼（注：宋时轮）把我的拐杖一把抢了去，说你没问题的。人大会堂的地滑得很，我保持着平衡，一点点地蹭，好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座位。在那张写着我名字的椅子背上，挂着我的拐杖……这个老鬼！他说得对，我没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丢掉拐行动。”
叶帅来到我父亲下榻的京西宾馆。
叶帅是我父亲敬重的领导人。长征中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后，由叶帅接任，父亲就在他的领导下作战。抗战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搞统战，叶也是父亲的直接领导。父亲代表共产党方面赴徐州与李宗仁会商台儿庄战役，就是遵从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部署。父亲喜欢叶帅的诗，他和叶帅还有唱和。50年代搞精简整编，父亲说：“我那种六亲不认的劲头，搞得几个老同志不舒服了。”“文革”初，叶帅把父亲，还有杨成武、肖华等几个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找到西山，说诸位在座的就有给刘少奇吹喇叭抬轿子的。父亲说：“我想他大概是在指我了。不过，他说毛泽东能活到150岁，林彪能活到100岁，那是彭祖转世啊？笑话！”后来，我叔叔张灿明见到他，问起哥哥的事，叶说：“爱萍能有什么问题，还不是某某在整他！”
经历了9年的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在改变着每一个人。他们在一起谈到局势，谈到军队，也谈了父亲今后的工作问题。一个月后，11月6日，叶帅又邀父亲去西山他的住处，仍然是谈出来工作的问题。
福建休养的清闲日子结束了。
1975年3月8日父亲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8年。从此开始，揭开了“文革”中急风暴雨般的国防工业战线大整顿的序幕。7个月零25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4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了。
父亲回忆说：“我是不想再干的，宋老鬼要我去军科我都不去。”
宋时轮当时是军事科学院院长，是我父亲最真挚的朋友，无话不谈。两人特质同属秉性刚烈、嫉恶如仇。但宋比我父亲老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点子要多，父亲戏称他“老鬼”。宋深知我父亲在“文革”中的磨难，邀他来军科和自己搭班子。宋说，我和叶帅去说，院长、政委你选。出于友谊，他一是想让父亲恢复一下身体；二是两个人在一起也好帮衬着度过这个非常的日子。
父亲何尝不理解老战友的这番苦心。平心而论，去军事科学院确是个极佳的选择。单位级别高，相当于大军区正职，可以说是官复原职。作为研究机构，远离权力中心，人员结构、工作性质相对单纯。在当前各派力量角逐白热化的状况下，阵线混乱，前景叵测，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安全的、主动的待机位置上，冷眼观潮，积聚力量，以图再起，作为军事指挥员这只是个常识问题。何况，宋时轮又是这么个仗义而且足智多谋的老朋友，两个人搭档，不失为最理想的选择。
但父亲还是无意于官场。他已经心灰意冷，厌倦仕途，他说：“我只是浮萍一叶。”这正应了“爱萍”这个名字，看来他去意已定，只想飘逸江湖。宋时轮后来病逝，父亲写诗怀念他：“笑声常洒真情在，君伴春风带醉归。”一副酩酊大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跃然纸上。
叶帅究竟和父亲谈了些什么，能把他拉回这条道上？
第一次谈话，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叶颔首微微一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吧。一个月后，又找了他。
父亲回忆：“叶帅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就坠毁了。”是昨天发射的，还是几天前发射的？因不涉及问题的本质，对确切日期，我也没有去核准。但他们的谈话肯定是在1974年11月5日之后。
叶帅接替总理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刚刚坠毁的卫星，是叶帅10月22日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这是今年坠毁的第二颗了。
叶帅说，还记得当年你搞的规划吧？
怎么样了呢？父亲问。
父亲作为聂老总和罗瑞卿总长的助手，最早战略武器的规划、计划、体制编制和基地建设、型号验收都是他分管的，后来又接过了科研试制和组织实施。仅就航天方面，就有近、中、远程导弹；运载火箭；通信、侦察、气象卫星三大领域。只是载人航天和反导系统还没有定论。
父亲说，原计划是1969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他当然记得，1965年10月，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论证完成，除发射东方红卫星外，还应具备发射一系列科学探测卫星和应用卫星的能力。1966年5月，正式命名为长征－1号，一、二级和控制系统以中远程导弹为基础，配上最新的以固体推进剂为动力的第三级火箭，一举将400公斤重的卫星推上440公里的圆轨道上。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1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439．2384公里的环地球轨道。虽然比原计划整整推迟了一年，但毕竟凭借着体制的惯性，还是成功了。
但惯性总归是有限的。1972年8月10日长征－1号发射试验卫星失败；1973年9月18日发射又失败；长征－2号发射的返回式卫星，一直拖到了1974年……
11月5日清晨，长征－2号火箭首次执行重型卫星发射。火箭起飞后数秒，飞行姿态即失去控制，摆幅越摆越大，20秒后，姿态自毁系统起爆，看着如雪片般撒落的火箭残骸，人们目瞪口呆。这就是叶帅和父亲谈话时提及的那颗星。
何止是战略武器？“文革”的冲击，使所有的项目都推迟或中断了。那年头，头头像走马灯似的换，谁上台都要上个新型号，搞出份文件，捅上去，什么培养宇航员，什么反导，不顾现有的技术和经费条件，异想天开。这种文件都经过最高决策层，批了就成了最高指示，谁还敢反对？光三机部搞歼击机，型号就五花八门，一会儿说全民皆兵打游击战，就要研制超轻型的能在土跑道上起降的小飞机；一会儿又要突击敌人后方纵深，要研制载弹量大、留空时间长的。反正都说是战略方针的需要，都说是最高指示，结果都是废铁一堆。
作为中央专委主任的叶帅能不急吗？父亲说：“这都是在败这个家啊！”
对国防科技战线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中前期，是个大丰收的喜庆年代，也是父亲精力最充沛的时光，是他有生以来最为忙碌的时期。从50年代中期开始，经10年苦心的积累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国家经济调整陆续到位，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65年中程导弹试射成功，1966年两弹结合的成功，年底，第一枚氢弹爆响。中国实现了能够用于实战的地区性的核打击力量……共和国终于走出了低谷，正在一步步地逼近两个超级大国。直到今天，谁都解释不清，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全都毁掉呢？
叶帅和我父亲，谈到了此处，都莫不叹息。父亲回忆，自己不知说了句什么话，叶打住了，似在婉转地制止话题的深入。这使我想起了父亲曾说的，1959年他从金门前线回京，向彭老总汇报后，谈到了大跃进后的农村混乱状况，彭也是沉默不语，神情凝重。忧国忧民啊！
在纪念李达（注：副总参谋长）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叶帅要张爱萍出山，谈了三次都没有结果。叶知道李达和张有多年的交情，就让李来做做工作。李来到张的住所说，一起去参加个活动吧。张问是什么活动？李说别问了，就当是去散散心。原来是个讨论中程导弹定型的会议，听着听着，张就忍不住了，激愤地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了，还在争论中程导弹的问题，居然还都大言不惭地说是什么大好形势……
这篇文章题目叫“李达智请张爱萍”。
父亲还记得1966年5月9日这一天。当第一发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准确命中目标，看到在戈壁滩上猛烈冲起的蘑菇云，他写道：“晴空一声天地愕，烈火燎原磅礴。”展望自己投身的无比壮丽的事业，他又写下诗句：“奇迹频年新创，险峰无不可攀。”
但这一切，到1966年10月27日就戛然而止了。当他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人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父亲说：“想到第一发成功时，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都落泪了。为什么同志间一下子会变得如此冷漠呢？”他的心都在作痛。
那种冷漠是透人心骨的。我曾看过罗点点写她的父亲罗瑞卿。她说，罗遭批判时，周围的同志们一下子都不再搭理他了，那种冷漠刺痛了他，他选择了死。
还是那句话，“文革”改变了所有的人；或者说，“文革”让所有圣人的灵魂展现在俗人的面前。怪不得直到今天，对“文革”还是讳言忌深呢！
你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我在继续我们的话题。
“是的，给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卫星送上去。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他决心出山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5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9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不错，我们都为他洗刷了罪名，重新获得信任和重用而欣喜。但真正让我们珍惜的并不是父亲的地位。我们深感自由的可贵，阳光的可贵，一家人平安祥和的可贵，做一个不被歧视和不被欺辱的人的可贵。
但父亲又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他曾经为拖累我们而掉泪。他在狱中曾写道：“我这一辈子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妈妈，让你们被我拖累，为我吃苦。”
在福建时，在他默默地制作白兰花的标本时，他的案头就压着陶渊明的一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远离了人世间的嘈杂，丢掉了物欲，断绝了俗缘，精神就超出于尘世之外了。
但今天，叶帅的召唤，不是他个人的召唤，是我们这个被“文革”搅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民族的召唤。古老而多难的民族啊，要求这一代人，丢掉他们个人的恩怨和荣辱，为铸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奋斗。
铸造大国——使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受别人的凌辱和蔑视，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自年轻时就铭刻在心的光荣与梦想。
若干年后，已是90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什么？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你不是说过附近有个东方红公社？不会是他们大喇叭里放的《东方红》唱片吧？”
眼见着一步一步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戈壁、斗风沙，两弹一星就像是他的孩子！他不仅为它吃了苦，也为他坐过牢。他能无动于衷吗？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面对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对父亲的决定，我们全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父亲也许是觉察出什么，或许是要宽慰我们吧，他说了一句话，但却更使我们惶惑不安。他说：
“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真是这样的吗？他们又一次以他们的理念来塑造心中的毛泽东了。
我们都睡不着觉；他也睡不着。这天晚上，他写道：
“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喔！上帝，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就安排好了他的命运。
他注定是要被绑在十字架上的。
2 七机部230厂
父亲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8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急风暴雨般的整顿。
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
还是战争年代那个办法，找寻主攻方向，集中兵力于一点，一举突破，然后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
突破口在哪里呢？
座谈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我们被扫地出门后，父亲放出来只能住招待所了。他的那些旧部，见到当年曾经是英武潇洒的总指挥，现在手拄拐杖，自然都免不了扼腕叹息、唏嘘不已。说起这几年，差不多都有过批斗、关押、审查、下放劳动的经历，说到被折磨凌辱致死的熟人，免不了声泪俱下……
打住吧！父亲说：“时间不多了。”
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父亲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小人得志，必生出许多乱子来。相互争斗不说，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天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出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座谈中，他们告诉我父亲，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他们说，您1965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的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斗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一些老科学家说，几十年前漂洋过海回来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告诉我父亲，领导都被整怕了，遇事推诿，不敢负责，反复试验，永不定型。弄到现在，新的技术课题攻不下来，定型的武器又拿不出来。他们说，科研项目谁都想上，天上地下，太空海洋，航天飞机、载人飞船……真是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只要能捅上去，中央就批，一批就立项，谁敢反对？弄得人力分散，资金浪费。结果是，谁都搞不成。
其实广大群众都有怨气，1974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就是希望来个厉害的领导好好整治整治。上面也派过些资深领导，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各类组织，怎么理得清？谁不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大方向是错的。加之中央路线斗争频繁更迭，哪一届领导能呆长？还不都被造反派以执行错误路线的罪名赶下台去。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是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父亲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
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230厂。
230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
230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916”。
父亲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从当时留下的工作日志看，父亲先到的七机部一院。
一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七机部主力院所之一，下辖十余个设计、生产单位，中国的航天事业就从这里起家。这里，他太熟悉了，从当年规划、立项开始，到选址、征地、编制、隶属关系、人员调配、设备购置、待遇标准，无一不是由他领导的部门计划和审批。“文革”前，他曾多少次在此坐镇督战。
第三天，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
父亲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
“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舒龙山只要努力工作，一视同仁。欢迎他成为造反派的好榜样，当然，也可能成为坏榜样。”
后来父亲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我知道，给我的时间不会很多的。坐到科委机关里指手画脚一下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里到处是派性，纠缠在里面很麻烦。只有深下去，抓产品、抓型号，先把卫星送上去，全局就活了。整个国防工业系统，七机部是关键，一院是关键，卡脖子的地方又在230厂，搞平台的，没有它，导弹就翻跟头了，所以230厂是关键中的关键。仗就要这么个打法。”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他当年大战七机部的场面。但从许多亲历者叙述中，我仍然能感受到那一幕，惊心动魄！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1991年9月10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问他们，说我们不喝水。厕所堵了多少年，污水一直流到大门口，还是我们去了后找了些部件给换上了。暖气很多地方都没有，管子都冻裂了。”
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跟随父亲的邱锦春说：“一进车间，密麻麻的蜘蛛网从墙头一直挂到门口，地上厚厚的尘土能印下脚印。机床贴着封条锈蚀斑斑。工人们说，打‘文革’开始，这里的机器就没开过。”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矗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父亲回忆时，我把上述这些说给父亲听，他说：“就一句话，惨不忍睹！”
3个月后，父亲向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汇报。记录摘要：
张爱萍：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这是工人们的话。8923，就是上午8、9点上班，下午2、3点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申丙辰（工作组成员）插话：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
我们还是接着陈保定说：“他没有家，只能住海运仓招待所，每天一早，我们都到那集合和他一起走。”
我妈妈说：“因为是住招待所，他走得早，早上没有开饭，就自己给他冲点儿麦乳精，匆匆忙忙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几乎每天都有等谈话的人，往往是通宵达旦。我真担心他吃不消，都这个岁数的人了，他的心脏病就是这个时候弄出来的。”
陈保定说：“他的红旗车一到，群众就围上来递申诉信，他也没有警卫员，司机老安帮他倒水，代他收这些信。我们的华沙慢，跟不上，等我们到了，他已经开讲了。
“找他的人可多了，老干部、年轻工人、有意见的、反对派的，什么三教九流他都见，党的作风在他身上很鲜明。有些人觉得他厉害，可我们不怕他。他下到车间，经常连一碗水都没有，他在台上讲演，下面工人就端水给他喝，用大瓷碗，他很豪爽，一饮而尽。下面的人就给他鼓掌。开始没有凳子，就站着和工人讲话，后来他一来工人们就围上来，给他端凳子，让他坐着说，他反倒站在凳子上去讲，听的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大会、小会，他走到哪儿，人们跟到哪儿。他不光自己讲，是要大家提问，什么都可以提，他来回答。
“他一个一个食堂地看，赶上开饭，就在大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没有凳子，找个角落里站着吃。工人们都围着看，我们这伙人成了西洋景。”
邱锦春插话：“食堂的饭菜很差，加个菜吧，首长说，工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偌大的食堂，居然找不到一张桌子和凳子，大家蹲在地上吃，首长腿折了，只能站着，菜碗只能放在地上，怎么吃啊？食堂没有开水，有工人用大瓷碗递过来一碗水，他端起来就喝……一个开国上将啊！”
没有经历过社会动乱的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些了。从历史上看，凡天下大乱时，总有一批野心家、社会渣子浮出水面，趁火打劫。自“文革”以来，就有这么一批人，打着造反、批斗走资派的旗号，借助“中央文革”的力量，扳倒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夺取那里的权力，拉起队伍，占山为王，为非作歹。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一群有官方罩着的黑社会组织，而且更有甚者，他们有些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头衔，革委会主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甚至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上了中央委员。他们上有靠山、下有队伍、横向有照应、社会有舆论。9年的经营，已成气候，尾大不掉。毛泽东也曾恼怒过多次，闹得没边了，上面扳倒了王关戚这样的小爬虫；下面也抓了像蒯大富之流的小头目。之后，又派出军宣队、工宣队，以稳定局面。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谁不懂得看上面脸色。你想，这些人都是“文革”的社会基础，你把他收拾了，还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还不搞到自己头上。何况新派的人里，都那么老实？投机者、野心家、阴谋家，取而代之者，大有人在。换来换去，还不是换汤不换药。
父亲自1967年3月就被隔离，就像毛泽东说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当他目睹了这一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他可没有他的恩师周恩来那样的苦口婆心。他这个学生很干脆：“铲除派性，收回权力。”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开辟中央苏区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的是，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和平方式：给你讲道理，不听？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组织处理——滚出七机部！
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230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的魄力和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
陈保定接着说：“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有谁敢对这些造反派说三道四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
父亲把他的全部怒火都宣泄出来了。
他说：“你们那些人，就跟旧社会里的工头差不多了，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
“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还像一个中国人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只要太阳一照，不用说有太阳，就是电灯一照，也就干了。有人说我骂得太凶了，难道还要我对这种人讲好话吗？办不到！这些人派性迷了心窍，我能给你说好话吗？有的人嫌我糟蹋他，骂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你不改，我还要骂，而且要骂到底。”
他骂得是够难听的：
“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什么你管得着，我管不着？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批判他，说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52次话，去掉8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流毒甚广。
他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