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看完了？怎么样？
张：不怎么样！
李：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嘿！怎么跟小孩子斗嘴一样。）
沉默……
纪：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张：是右派说的。
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还用我说吗？七机部问题你不清楚？
纪：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父亲在讲述时，照他的样子，也用手比划着。）
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你什么意思？
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来揭发了：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讲到这里，父亲解释说：“这个家伙起劲得很呢，句句上纲。我奇怪，他怎么讲得这么具体，何时何地，讲过什么，记得一清二楚。真是个有心之人！这几个月里，他可是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提过啊！”）
看来，预料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还应该包括这位一直跟在身边的揭发者了。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
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我们都笑了，用北京土话说，您老真够能矫情的！父亲自己也笑了，说，我的水平，开开他们的玩笑还是可以的。）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父亲回忆，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这种人，由得他说吧。
陈锡联用腿碰了碰父亲，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
父亲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这下可把父亲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父亲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
“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
“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
对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无论当时还是此后20多年间，我们都不愿相信那是毛泽东所批。毛泽东82岁的高龄，还能记住舒龙山这些小人物的名字吗？何况，从感情上讲，我们宁可认为这是有人做了手脚，蒙蔽了毛主席。
前些年，我曾托一个认识毛远新的朋友，特意当面问了这件事。毛远新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当然是主席批的，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七机部的舒龙山、叶正光，他都记得。审我的时候，第一条就说我篡改主席指示，可审到最后，全否定了。”
能相信他吗？舒龙山10月1日的信是何时到达毛泽东手中的？何以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和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都是在同一天？11月2日这一天。这不应当仅仅看作只是一个巧合吧？
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信。
毛泽东在张爱萍和舒龙山之间选择了后者。
父亲时常回忆起在长征路上，面对横在红军面前呼啸奔涌的金沙江水，毛泽东交给他任务的那个晚上。战史是这样记载的：“……由军团后卫改为前卫的红11团到达皎平渡后，该团政治委员张爱萍奉中革军委命令率第2营和侦察排先行北渡。这支部队抵北岸后，即穿过敌军间隙西进，设法与南岸红1军团取得联系，传达了中革军委要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然后，即在龙街北岸渡口，担负堵截滇军北进的任务。”（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365页）
父亲回忆说，是彭德怀带着他去受领任务的，他也是看着中央纵队和毛泽东登岸后，经过了他的掩护阵地北上的。前有天堑，后有追兵，他率领红11团的将士们一直坚持到最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征故事，大多是前卫部队的辉煌战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但父亲说，断后是危险的，也是艰苦的。前边的大队人马过去了，就什么吃的也找不到了。他说，能执行断后任务，是光荣，也是信任！
不！毛泽东应当记得，起码他相信。在红军的生死关头，毛泽东信任他，在金沙江畔托付了他这副重担。父亲对我说，长征走过了千山万水，但毛泽东在他那首着名的长征诗中，只记录下了有限的几个地名：“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暖”一“寒”。
他孩子般的相信，金沙江的滔天巨浪，毛泽东不会不记得的。
他也常回忆起在瓦窑堡的红军大学；回忆起自己那次打了败仗去见毛泽东时的难受心情：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今天你们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他回忆起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叫他去组建海军，为解放全中国未雨绸缪；他那次给毛泽东照相，用的还是莱卡相机，底片和相机至今都还保存着。
现在，他们这些人，在毛泽东眼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真的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了吗？想打倒就打倒，想关押就关押，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他们之所以敢冒大不敬之罪，能够这样去做，敢于这样去做，不正是因为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吗？是毛泽东自己造就了这样一代共产党员；毛泽东教给他们的人生信条，早已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了。他们是不是背叛毛泽东？是不是丢弃了革命的理想，成了既得利益的官僚？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而那些鼠辈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
既然不信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革命了一辈子，过一个清贫但却是安宁的晚年，不该算是个过分的要求吧。彭德怀乞求过，刘少奇乞求过，但他们还是必须去死！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我说，为什么不能也像造反派一样，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父亲被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
父亲的心态是恬静的，他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时的那种委屈和困惑。他甚至认为，厄运这次又光顾了他，应该是个必然。
和父亲讨论时我说，毛泽东老了，被周围的人封锁了。父亲说：“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总会发现历史会惊人的相似。
像1975年的这次整顿一样，1962年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来的错误进行纠正，其动因都不是出自于认识上、理论上的自觉，而是摆在面前严峻的现实。“饥饿规律”有时也是会逼得人们去突破“左”的理论束缚的。一方面在喊坚持三面红旗的口号，一方面在消减经济发展的指标；回归到生产队为基础；颁布执行《工业七十条》。“高速度”和大跃进被否定了；“一大二公”被否定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也被否定了；更不用说包产到户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动摇了。
现行政策和理论根基的冲突，导致了更为深刻的危机，在表面困难解决的同时，中央领导层的分歧被激化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
这次邓小平领导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又重蹈覆辙。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一定会突破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理论架构；而清除派性，就必然触动“文革”左派集团的根基。正是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好转，正是卫星上了天，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普遍质疑和否定。
毛泽东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的愤怒终于被点燃了。在左的指导思想还不可能纠正，一系列左的理论还没有系统清理的条件下，1975年的这场大戏，只能是以悲剧收场。
父亲说：“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
7 困兽犹斗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老百姓习惯叫它红头文件，明确指出：“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
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从许多公布的文件看，毛泽东似乎并不打算这样快的就结束1975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大好局面。他原本两年就结束这场革命的，但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想把魔鬼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尤其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不可能没有反思的。9年的时光不算短了，一个国家如何经得住如此折腾？要迅速结束动荡，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出山，有了1975，有了整顿铁路、整顿七机部……但这一切是要有代价的，这使他在晚年面临着两难抉择。要超越自己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伟人，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如果这一切发生在10年前，或许还有可能，因为1966年他的行为多少带有否定自己的因素。其实林彪死后，他也是有机会的，但他错过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对毛泽东的好意，左右两边都不接受。毛泽东曾要邓小平主持写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还定了口径：三七开。但邓小平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毛在记述她的父亲邓小平时写到：“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扞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但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慎重的，他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不至于天平过于倾斜。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个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11月22日又批示：“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反倒会增加复杂因素。23日又批示：“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从口气看，显然，他并不赞同七机部的派性。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的这个宝贵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是为部下开脱责任。1975年的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和右派们一样，左派们也绝不会听从毛泽东安排的。
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批判右倾翻案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于是就有了“批邓联张”，铁路系统则是“批邓联万（里）”，科学院是“批邓联胡（耀邦）”，教育部是“批邓联周（荣鑫）”。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
王洪文亲自到会讲话：“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前，王曾找过父亲，一是谈上海发射卫星的事；二是谈舒龙山的事。说你骂造反派头头都是坏蛋，我也是造反的头头嘛！没两天，邓小平就找父亲询问这件事。后来我们知道，向邓密报的人，就是批邓联张“联席会议”的领导成员。可见当时斗争的错综复杂和人心之叵测。
江青更是信口雌黄，参加了政治局听取科委“批邓联张”汇报会议的马捷说，江青在会上调子最高，说：“张爱萍不是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历史永远都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筹码，虽然中央已经为此做过两次结论了。
科委参谋长李光军借随造反派来病房批斗我父亲的机会，背对着其他人，在我妈妈面前伸出手掌，在手心上画了三个点。我妈妈后来说，李光军是在暗示我，别人都不怕，就别被三点水缠住。这个女人可是个疯子，落在她手里可真就完了。三点水，意指江青。在当时极其恐怖的政治气氛下，有些话是很忌讳的，即使是自己人在一起，也都不直说。如“点眼药”就是指邓小平。（注：瞪小瓶的谐音）提到毛泽东时，就竖起个大拇指。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后，张春桥也出来说话了：“这只能说明，卫星上天是个幌子，红旗落地才是他们的真意。”
“四人帮”全体上阵了。反作用力的能量远远超过父亲刚来230厂的时候。那时，父亲手中的王牌只不过是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要为国家拿出杀手锏的使命感；是压抑在人们心中的呐喊。但他的对手现在手中的王牌则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权倾一时的“四人帮”的直接点名；以及在全国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三张对三张，在权势面前，正义退败了。
中国当时的政局，就像一架失控了的天平，或像一艘要沉的船，无论在哪边加一点轻微的力，都会造成更大的偏移振幅，毛泽东已经左右不了局面了。
原国防科工委23基地政治委员申秉辰回忆：“我那时是国防科委政治部副秘书长，随爱萍首长下到230厂蹲点。记得是10月份吧，把我派到24基地搞整顿，工作还没有完，首长就来电话了。他说‘形势不行啦，你赶快回来，还是继续抓230厂。’等我赶回来时，真是已经不行了，刘冰的信公开了，不是你抓人家，而是人家抓你了！”
对方已开始读秒，他们说，张爱萍的再度倒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但他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他必须要证明自己。
他证明自己的办法不是像他的搭档一样，如何见风使舵，揭发自己的战友、反戈一击。当然，也不是和批判他的人去辩论，用言语说明正义在自己一方。他说得已经太多太多了。
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予那颗星，那颗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发射的“尖兵”，那是我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
整整50年前，1926年，当他只有16岁的时候，在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他就会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还在他第一次组织达中同学闹学潮时，他就是唱着这首歌带头冲向军警队伍的。那以后，人们送给他一个“拼命三郎”的绰号。今天，65岁的他，又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再次去充当拼命三郎了。他要在沉没之前，去做最后的搏击。
英雄剧从来都是悲剧。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在空旷的戈壁上，待命起飞的长征－2号火箭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
1957年8月，由父亲主持，总参谋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筹建酒泉国家综合导弹试验场规划。开国第一代的将军们邱创成、陈锡联、孙继先、陈士榘、张贻祥、李寿轩等奔赴大西北，组织勘察建设。1960年2月，父亲代表军委和三总部对试验场区进行全面检查。他大胆地提出，从根本上改变苏联专家的方案，着眼将来，建立一个以新型城市为目标的试验基地。同时下决心，引弱水河南下，彻底解决基地和今后城市用水问题。这在当时战备的大形势下，是一个很大胆、很有远见的计划。他们唤醒了沉睡的千年戈壁，奠定了今天这座现代化航天城的基础。
父亲原计划是要亲临第一线指挥的，他多么希望避开这肮脏的、无聊的政治漩涡，将自己置身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和浩瀚之中啊！他是多么愿意和那些真正干事业的、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出来的科学家、解放军指战员在一起啊！他希望亲眼看到我们的卫星升上太空，希望和大家欢呼、拥抱、干杯！
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了限制，戴罪之身是不能放出京的。就像1966年10月，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试射前夕，他被勒令做出反省。历史又一次重演，他亲自送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科技部长马捷上飞机。马捷回忆道，爱萍首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三个字：“拜托了！”
马捷回忆：
“说到这颗卫星，爱萍同志委派我坐镇前沿指挥。他交代我说，这两样东西（火箭和卫星）生于乱世、先天不足，全靠后天的营养。你去代我认真检查，发现一丝一毫的问题，也不能让它升空。一定要万无一失！他不断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的身体、生活情况，询问火箭、卫星的检测安装情况。独立在外执行任务，能接到直接领导，又是德高望重的老将军的电话，那是个享受，是股力量，每每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而每讲完一次话，我就觉得有股力量在升腾；更不用说他的电话常常在关键的时候打来，又常常给我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毕竟连续三次担任试验总指挥，对发射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哪个环节要注意哪些事情，他都及时给提个醒。而对一些突发的意外问题，他又叮嘱你、安慰你沉着处理、大胆处理，出了问题他负责。对这样的领导，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勇于负责地去工作呢？不过，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对我不放心的误解。就在对火箭和卫星完成测试工作，由技术阵地转入发射阵地，万事俱备、只待发射的间隙，我到距基地不太远的核反应堆去看看，以丰富一下知识。没想到刚进这个工厂的大门，便接到他追来的电话，他问：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说想来学习学习。他说：现在不是你学习的时候，要坚守岗位。我问他怎么追到这里来了。他说：盯着你哪，我也有卫星盯梢儿，赶快回基地赶快回基地！我只好进门即出，打道回府。在后来的交谈中，他还提醒我补上这一课。我知道他不是对我不放心，是发射一刻未成功，他就一刻不放心。在卫星临近发射的那段时间，他的电话来得格外勤，有时一夜连打几次。在发射之前的一天，他又打来电话，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说，形势大好，胜利在望。他说，不行，我要给你改一个字，胜利在望还不够，要胜利在握！一切准备都要达到胜利在握的标准。”
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使父亲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颗卫星上。他一直住在招待所，他根本无暇也没想去追回“文革”后被别人占据了的家。在招待所与前沿阵地联系不方便，他就干脆住在指挥室里。
1975年11月26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父亲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顿时，指挥室里一片欢腾，但父亲说：真正圆满的成功，是卫星胜利归来的时刻。
是啊，“尖兵”上天了，他要在太空绕行整整三天，它能按时返回吗？美国为这一尖端技术花了整整12年时间！我们这次能过吗？
这颗“尖兵”返回式卫星，重约1800公斤，携有一台可见光物地相机和一台星空相机，卫星上天后，前者将在轨道上对国内预定地区摄影，后者则同步对星空摄影，以用来校正误差。完成拍摄任务后，装有胶片暗盒的返回舱必须返回地面，方能获得遥感资料。
现在，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它按时返回来了。
整整三天。他上午参加“帮促”会，下午去指挥室；白天应对声讨，晚上和前方通电话。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现代化的。
父亲心系“尖兵”。我们全家也是如此。其实我们都知道，成功与否，都不会改变他的命运。功劳和立场相比，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成功了，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失败了，就是你“右倾翻案”的罪行。
但父亲自己不这样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么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有一篇采访总设计师孙家栋的回忆文章，我把它整理摘录下来：
“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后就爆炸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将军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返回式卫星，就是要它回来。卫星从北方往南飞，落在四川。继续往南？走不好就出国了，到了柬埔寨、越南，落到人家国家里去。卫星里装了个炸药包，一旦发现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就把它赶快炸掉。但卫星假设不出毛病，正常落下来，分解，把片盒拿出来，谁知道这炸药包出不出毛病？一开盖，里头炸药包崩了，你不就出事了？
“一个信任，一个工作上支持。这话就是张爱萍将军说的。张先生他有个口头话，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是认真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确实是真心话。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11月29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
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四川……返回舱进入大气层的速度是每秒8公里。巨大的摩擦力将周围的空气点燃，它遍体通亮，以20～30倍的音速，排山倒海般地呼啸着从宇宙归来。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已经飞过了预定地点，前面就是国境线！再等一等……
父亲回忆说：“紧张程度超过战争。因为不可知的因素太多了，同时影响面也太大了。”
尖兵把它的着陆点选在贵州。越过国境，对这颗星来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大获全胜的地方。”
太神奇了，大科学家也相信命运？
意味深长啊！返回舱不偏不倚地落在贵州省西南部北盘江关岭铁索桥旁。这个神秘而雄奇的大峡谷现在已经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回收部队和民兵、群众找到了这个庞然大物，这个消息也令父亲暗自惊诧。历史为什么总有意想不到的巧合呢？北盘江关岭铁索桥！40年前，他正是在这里率领红3军团先遣团抢渡白层渡口、阻击援敌并大获全胜的地方。几年前，父亲在关押中还在念叨，倘若有朝一日大难不死，重获自由，就到北盘江关岭边安个家吧……
“尖兵”的到来，寓意着什么呢？冥冥之中又有什么暗示呢？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这场灾难，是噩梦缠身，还是吉人天相呢？
我们都在祈祷。
前方的报告说，舱体基本完好，裙部再入大气层时有烧损痕迹。“尖兵”取得了预定的遥测试验资料，只是返回舱的落点偏大了一点。
《解放军报》有篇回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身穿军装的张爱萍，昂首挺胸地出现在北京站站台上，他要亲自在这里迎接从前方归来的同志们。
“列车徐徐进站，马捷一行走下列车。张爱萍大声说：‘欢迎你们！前线归来的英雄们！’马捷一行在大西北有些日子了，他们万万没想到，此时来迎接他们的张爱萍，正在接受批判。”
铸造大国，为这个国家拿出杀手锏，曾是他人生的夙愿。看来，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他对马捷说：“你们好好干下去吧！”他遂热烈地拥抱了他。但马捷还不太明白。
从此后，他将永远从中国两弹一星的事业中消失了。但他想过了：
“你们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无所谓了。我即使不在了，但我的事业总还是留着的！”
他顶着寒风来欢迎胜利归来的战友，他由衷地感激他们。
也由衷地庆贺自己的胜利！
“尖兵”的成功，再次引起世界瞩目。这件事，在当时，对未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就在本书即将发稿送排的前夕，2007年10月24日晚，“嫦娥－1号”发射升空。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中华民族由此迈开了向宇宙深处探测的第一步；古老的神话《嫦娥奔月》将成为现实。《参考消息》编辑部将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媒体有关我国航天事业的报道系统地整理发表，我看到了有关当年这颗回收卫星“尖兵”的报道：
日本《朝日新闻》1975年12月3日，题目《对苏美接近的大示威》：“在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前夕发射卫星，而在其访华高潮中收回这颗星，是意味深长的——中国洲际导弹试验和进行实战部署日益临近了，它要告诉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存在是举足轻重的！”
“尖兵”发射成功后，11月30日，根据军委的要求，我们替父亲写了份检讨。粟裕同志说，可以听听宋时轮的意见，他点子多。宋说你们就别操心了，就让我的秘书帮助写一个，“文革”的事经历多了，他已经练出来了。宋当时的秘书叫雷渊深，后来从军科军制部部长位置上退休，他的爱人谭小雯，是父亲的好友谭知耕同志的女儿，我曾专门听他们两口子说起过这件事。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父亲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对陈锡联，父亲一直心存感激。感激他在危难时对自己的真诚关照。“四人帮”粉碎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站出来说：“陈锡联在那样大的压力下，保护了我。我今天为他说话，不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感情。我们不能因为有些同志当时在台上迫不得已地说了些话，就一风吹地批判他们。包括吴德同志，他对整顿七机部是给予支持的。不看历史，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尖兵”的成功，使许多同志为父亲高兴。粟裕当时还在住院，他对我妈妈说：“卫星回来了，爱萍的压力会轻一些了。”遂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虎落平阳被犬欺！”
8 生死由命
陈宝定继续回忆：
“1976年整个翻过来了，中央批准开两委联席会议（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揭发他。对我倒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还让我当特约代表参加会。
“他病了。每星期有两次给他送材料，我就借送材料的机会去看他，也不敢和他多说话，相对无言。我每次去看他回来，230厂、211厂的工人都问我，张老身体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他，你下次再去，告诉他，我们都想他。凤州的工人对调查组说，是张爱萍好还是你们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来了，我们还能分半斤猪肉，你们来了，我们连这点肉也没了。
像他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再以后呢……
就不分配我工作了。
我做了两个沙发，至今还留着。”
父亲真的病了。连续紧张的工作，无休止的批判。加上5年的关押，尤其是左腿骨折后，他急于恢复。那时大家都不太懂医学知识，年纪大的人，在高温的药液里浸泡久了，又在烈日下锻炼，大汗淋漓，心脏是承受不了的。恢复工作后，在230厂的夜以继日，身体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毕竟是65岁的人了。在一次参加批斗会回来后，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301医院的护士小孙发现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断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
我妈妈说，卫星回收那三天，你爸搞得太紧张了。会上批判，他老是上厕所，借机会去打个电话，问卫星又到哪了。父亲说：“瞎说！哪有那么回事。”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何必这样呢？其实，批判一下也没有什么，在那种环境下，言不由衷的也大有人在，但何必要用这样闪光的语言呢？
纵观“文革”10年，语出惊人的的确不少。在传达彭罗陆杨问题时，总参主要领导人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时的表现，就将其概括为四大阴谋：“一是六条清规戒律”，“二是五个不准”，“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个追查”。批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也是语出惊人，他说，邓小平是什么人？是个“五毒俱全”的人！哪五毒我也记不住了，总之，这些话马上就上了简报的头条，好处自不必说了。对政客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你搞科学的，干吗就非往那上挤呢？屈于政治上的压力，也无可非议，但借助政治投机，就让人鄙视。我无意否定他的贡献，但名气大，未必人格就高尚！爱因斯坦在怀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啊，还有什么比人格更重要、更具魅力的呢？当然，现在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所以，这种人大有市场，也就不奇怪了。
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的303立即上报军委。
叶帅电话：“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
并下达三条指示：1．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2．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医院要负起责任来；3．没有我的批准，不能让张爱萍离开医院。
危难之时，见真情！
聂老总来了。他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父亲的司机老安说，聂老总那里送了几只老母鸡，说老总还特地关照了，叫给我们首长炖汤喝。
“文革”初期，在党内、在中央高层，由于左倾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部门管理上的交叉，这些本来很正常的矛盾，被扩大为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制度、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极大的损害了党内长期形成的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亲历了自身的磨难，目睹了眼前的浩劫，人们倍加珍惜战争年代形成的友谊，珍惜党的团结，他们在反对、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立场上又走到一起来了。
从1956年开始，父亲在聂老总手下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奋斗了整整20年。父亲桀骜不驯、直来直去的脾气和个性，没少得罪过聂老总。60年代中后期，因为部院合并的问题，再加上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及总参在体制上相互交叉的矛盾，有不少误解。父亲解除监禁后，去看望聂老总，一见面，两个人都落泪了。经过了“文革”的炼狱，面对满目疮痍，个人之间的趔趄又能算什么呢？共同的遭遇，反倒增添了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沟通。父亲回来讲起时还沉浸在悲伤中，他说：“我们拥抱在一起，聂老总拍着我说，什么都不要说了。”
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化大革命”在它胜利的口号声中，也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敌人。时至今日，和1966年已大不相同，政治界限已泾渭分明，一边是“四人帮”，另一边，是老同志，是人民，是人民军队。
301医院的刘轩亭院长和心内科王士雯主任，不断叮嘱医生护士一定要执行叶帅指示，保护好父亲。所以，父亲的病室门上，总是挂着“不是探视时间不得入内”的牌子，每次，“帮促会”刚开始，医护人员就以输氧、输液、化验、检查或以“特殊治疗”为由，进行捣乱。弄得“帮促人员”情绪全无。对这种恶作剧，这些年轻的女军官们得意地相互间挤眉弄眼，暗自窃笑。
我妈妈回忆时说：“这第二次被打倒，与‘文革’初期被打倒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不再孤立了。”是的，父亲再不是孤立的了。面对这场灾难，他不再苦闷，不再自责，不再被千夫所指，不再在孤独中苦思而惶惑不解。他是无数忧国忧民的老同志中的一个代表，是千千万万真正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代表，在这场严肃的政治较量中，他也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他心安理得。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在经过了10年的反对修正主义和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后，奇怪的是，现在，人民全都跑到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一边去了。还是他另外一句讲得好：“军心、党心、民心，不赞成分裂。”
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憔悴的样子，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淌。他拉着我的手安慰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他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纸，上面记着林则徐的半首诗：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说：“给你的。收好！”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愈演愈烈。
造反组织的头头不少被吸纳进运动领导小组，在实质上控制了党委的权力。他们发号施令，使很多参加过七机部整顿的干部受到批判和处理。父亲在病中得知这一消息，愤而给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党委会上宣读。信中说：“我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凡没有经过我主持研究或未经我同意的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
鲁迅说过：“肩负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里面去！”这封信，效果如何，很难说。但听说被批判的同志借此反击，他们质疑对自己批判的合法性。两委会成了吵架会、辩论会。
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230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7000人参加。
要召开这样规模的一个大会，只能在体育场举行。地址选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央、国务院机关和解放军驻京大单位及新闻媒体都被邀请参加。
先农坛体育场，“文化大革命”把它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运动场”。有许多特大规模的批判活动、誓师大会都在这里举行。批斗刘少奇、彭德怀、彭罗陆杨等等。父亲来这里也不是第一次了，时隔9年，他又一次要站在主看台上了。不同的是，他不是陪斗了，而是成了主角。7000人陪他一个人，也不失为一种荣耀。他从一个普通的红军指挥员，成长为领导一个独立方向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最终成为共和国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今天，他又被推向了更高的层面，他将作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案风的风云人物，在全社会面前公开亮相了。
究竟怎样在公开场合面对千万群众去检查自己所犯的“右倾翻案的错误”；检查自己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呢？我们全家都参与了推敲，反复斟酌，既不能犯忌，又不能低头，原则上必须否定自己，具体上又必须坚持真理……
但思路仍然像一团乱麻，没有头绪。
不难想像，所有的人都想见识一下，曾几何时，这个叱咤风云的人民解放军的上将，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今天在万人瞩目的被告席上，究竟会是个什么“熊”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