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殇。
28天后，“四人帮”被逮捕，举国欢庆。
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翻开了。虽然当时我们谁都不曾意识到。
1 老马识途
当我急忙从外地赶回京时，父亲还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白发稀疏。他复出后与“四人帮”的殊死搏斗，加上一年来无休止的揪斗和批判，心脏两次抢救，身体极度透支。
我们拥抱在一起。他瘦骨嶙峋的身体，轻飘飘的，神游气虚。
感谢上苍，没有抛弃我们。自毛泽东去世后，对命运未卜的不安就压在心头，明天将会是怎样的？好起来吗？还是要继续坏下去？10年的磨难历历在目，我不知道，父亲也不知道，我们已经不愿再去想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从生死别离的苦难中走过来的人，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好久好久，父亲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出了一句话来：“可以回家了吧。”
我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白米北巷家中。自1967年他被抓走后，我们被扫地出门，已经有10年不曾回过这个家了。1975年父亲复出，总不能老住在招待所吧，当时在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出面过问，把房子还给我们。可怜的是父亲还没来得及住进去，就又被打倒了。父亲自嘲地说：“幸亏没搬进去，否则再被扫地出门，搬来搬去的，还不得累死！”
我陪着他在小院里漫步。月光如水，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回到自己的家中，没有人打扰和监视，沐浴着融融的月光，踏着地上摇曳的疏影，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是多么可贵啊！一个共和国的开国上将，有家10年不能回，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能呵护，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怎能不让人寒心呢？
1976年10月的胜利，只是党内反对力量的一次临时性组合。报刊上、广播里，天天仍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国防科委党委还是没完没了地喊“批判张爱萍是毛主席批准的”、“四人帮倒了，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
喊了两个月后，1976年12月12日，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召集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他对当时的国防科委负责人说：“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张爱萍同志有错误，毛主席说批批可以，不要过火。但你们在主席去世前写报告，要把张爱萍同志定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且要求‘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主席去世后，还报告‘要批邓联张，张爱萍不能翻案’。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科委你们面搞得很宽，搞得人心不舒畅……”
这是自“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讲话，我们全家都感到欣慰。当我们把陈锡联的话告诉父亲时，他嘟囔了一句：“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
关汉卿的唱词〔黄钟尾〕曲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当时胡耀邦也在家中赋闲，我和弟弟去看望他。他是我父亲青年时的挚友，曾一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长征的后半段，胡到父亲所在的红13团当总支书记，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纯真的，这纯真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一见面，胡耀邦就问：“你爸爸还好吗？”
我说：“高兴过一阵。后来就不高兴了，还在生气呢！”遂把上面父亲说的话告诉了胡。
胡耀邦禁不住哈哈大笑。忽然他沉默下来，片刻，他慨然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张爱萍到底是对还是错？邓小平、你的爸爸，还有我，1975年搞整顿，到底是对还是错？‘天安门事件’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推而广之，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还有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被整肃的群众，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如果没有犯罪就整治他们，那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是非要有公论，没有是非，就没有正义！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一个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政党，是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中央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一个交代，一个是非分明的答案！”
耀邦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是九年无宁日，是今不如昔，你的爸爸就属于最早喊出这个口号的那批人。这些话错了吗？‘文化大革命’该不该否定？即使是毛泽东领导的、发动的又能不能否定？”
这时的耀邦满脸放光，边说边打手势，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和挑战精神，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团中央的“小字辈”。
耀邦接着说：“把毛泽东的话奉为圣旨，甚至把他错误的东西也加以颂扬、推行，这种人从世界观上，就是和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更有甚者，利用他以打倒反对自己的人，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是野心家，阴谋家。”
他又说：“毛泽东不是不可以批评的，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不是不能改变的。即使他本人也是反对这样做的。有过先例嘛！”
“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他坐了下来。
他滔滔不绝，历史的，现实的，或回顾，或评议。梗概如下：
在延安搞肃反时，中央直属队成绩最大，共抓了7个有特嫌的人，毛泽东很高兴，找我去汇报，要我谈谈经验。我说这7个人里啊，恐怕连一个特务都没有！毛大为惊讶，说说看。我讲了一段自己在中央苏区肃反时亲历的故事。那时和你爸爸在一起，他在少共中央，我在下面做儿童团工作，组织上急传我赶回来。见到一些领导同志后，表情都怪怪的，我有些纳闷，也没有去多想。天热，睡不着，夜深了，翻来覆去的，江西是竹楼，隔着竹篱笆墙，听到说话声，声音很小，但还是听得清的，好像是在说抓AB团的事。突然胡耀邦三个字蹦出来，这三个字我是听得真真切切。一个声音说，已经把他弄回来了，今晚处决掉算了……我脑子一下子就蒙了，不行！我死也要死个明白！我跳下床，推开门就冲进去，满屋子人都吓了一跳。我好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一个放牛娃，拼死跟着红军闹革命，命都不要了，今天居然把我当反革命，要杀我，你们还是共产党吗？我含着泪，讲述着我苦难的童年和参加革命后的经历。记得坐中间的是顾作霖，他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哪里听过这些，哪里知道众多的红军战士们曾有过的悲惨身世和他们被逼上梁山的苦难经历。顾作霖被感动了，在场的许多人也都被感动了。就这样，我也就被赦免了。
耀邦接着说：“毛主席听后，陷入了良久的沉思。后来他改变了当初的许多做法，扭转了左倾主义的审干路线，并亲自为许多人做了甄别。所以，毛泽东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是可以改变的嘛！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敢于坚持真理的。就像你父亲一样，即使是毛泽东批准的、决定的，他也敢站出来反对！”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面前的这个个子不高的叔叔，将是日后率领全党与“两个凡是”做斗争的勇士，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旗手。
我陪父亲散步，讲起见到耀邦的情景。
他说：“不唯上，不唯书，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对共产党人来说，不应该只是方法，而是信仰。”
我说，你还会继续1975年的做法吗？
他说：“当然要更彻底。”
小院里竹叶摇动。有一年父亲出差，从无锡带回一翠竹盆景，十分喜爱。1967年批斗他时，竹叶枯黄，父亲预感到自己可能遭遇不测，说就让它回归自然吧。他把花盆打碎，埋在院子里。天风玉露，10年过去了，这抔竹子的根系蔓延伸展，撬裂地砖石阶，顽强地挣扎出来，竟成了片竹林。竹叶与月光辉映，生机勃勃。他突然发问，你看这竹子像什么？我说，郑板桥比喻风吹竹叶，像是发自民间的哀鸣，他的诗里写道：“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父亲说，他是父母官，不言而喻，但我不是县令，我看这竹子倒像是“千层铁甲，万簇吴戈！”果然是军人，铁甲、剑戟、战斗！
父亲出口吟道：“窗影千竿竹，傲霜十年重……”后来他把这两句续成一首诗，收集在《神剑之歌》里。
12年后，耀邦去世。当天，我父亲填词《诉衷情》：“肩重任，为国谋，谱春秋，感君勋业，造福人民，光耀神州。”这不像是首诗词，倒像是悼词。这是父亲自我意志的表露，他对耀邦有着自己的评价：“光耀神州”。耀邦，耀邦，他曾影响了整个中国。
时间又过去了10年，在耀邦去世10周年际，父亲撰文怀念。虽然父亲曾和我说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并不完全赞同耀邦的意见，但他为青年时的挚友在委屈中离去而悲痛。他写道：“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矢志丹心，时常萦绕我的心头……”（注：《怀念胡耀邦》第1集1页）
1977年3月7日，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
叶帅上任后的第三天，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就来看望父亲。徐“文革”前就是总政副主任了，父亲是总参的老副总长，经常有些工作上的交往。“文革”中两人都被打倒，林彪事件后，相继复出。徐一直保持着我军政治工作人员那种诚恳待人的亲和作风，虽然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是谨慎的。1976年批邓后，我们已是门可罗雀了，徐的来访，带来的是愉悦和欣慰。徐是代表叶帅来的，寒暄后，他开门见山地说，叶帅首先是抓班子的调整，国防科委是重灾区，他的意思是要你回科委继续主持工作。
沉默了片刻，父亲说，代我谢谢他，不是他的保护，我可能熬不到今天。
未置可否。父亲的那股犟劲我们是太了解了，但我们心里知道，事情不会这样就完的。
果然，叶帅办公室来电话了。电话是王守江同志打来的，叶有好几个秘书，王守江秘书是和父亲最熟悉的，与叶帅那里联系，一般都是通过他。父亲回忆时还专门提到：“王守江秘书是个很正派的同志。”
西山，叶帅的临时住所。北京的西郊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麓，从西北伸展过来的太行余脉，像两只巨大的手臂，由西到北将这个古老的城池怀抱其中。站在西山的山顶，眺望雾霭中的京都，感受到缕缕的王气升腾。在军委西山院内，叶帅住15号楼。王洪文、邓小平也在这个院里住过，王还修了一个很大的电影厅。80年代，因为修房子，我们也在这里住过一个时期，后来迟浩田同志住过，张震退休后一直住在这里。
父亲从叶帅那里谈完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为了能让他松弛一下，晚饭时尽量都是由我们讲些社会上的逸闻。但今天他的话很多，多是些过去的趣事，情绪很好，我已经猜出他们谈话的结果了。
晚饭后，照例要在院子里走走，该谈谈正题了。我问，叶帅怎么说？他停下来，望着沉沉的夜空，好一会儿才说：“现代化，还是在谈国防现代化。”
因为当时没有记录，只能凭回忆了：
父亲还是没有说正题，他说，威胁来自于北方。叶帅还是强调要重视敌人机械化集群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地面是集群坦克的连续突击，配合它的空降和机降。你是搞作战研究的，你给我说说看。
我说，切断华北与关外的联系，肢解东北；或者攻占河西走廊，孤立新疆，算是中打。打北京就是大打，是打全面战争。大打一般说有这样几个方向……父亲说，拿张地图来。我们家被抄了几次，只找出一本很旧的50年代的分省地图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找出了承德、张家口、大同、贺兰山……
父亲接过话题说，几个方向中，经河套向东，或者由贺兰山直下，我看引起的麻烦会更大些，这个方向更应该引起重视。他把放大镜一甩，以坚定的口气说：“我看还是先念同志说得好，即使黄河以北都丢失了，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战争的开始！”
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这10年，都在干什么啊！我们在打内战，窝里斗，但人家呢？
他开始触及正题了。
叶帅还是老话，75年谈的你还记得吧？因为“文革”，尖兵－2号拖了6年，就是因为这个才让你回的国防科委。本来两弹结合作洲际飞行，70年代中期就应该实现的。
75年，我们没有做成，投鼠忌器嘛，但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了……
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落后已经不止一二十年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没有核反击能力，就不可能拥有和平。
灾难过去了，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活几年呢？总不能给下一代人就留下这么个烂摊子吧？……满目疮痍。
父亲断断续续地回忆白天的谈话，也不知是叶帅的话还是他自己心里的话，但只要投机，谁讲的有什么重要呢？
顺带说一句，两个月后，5月17日，叶帅80岁书怀：“八十毋老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亿万愚公齐破立，满目青山夕照明。”也许是上次谈话的余兴未消吧，王守江秘书打电话来说，叶帅要他把这首诗转抄给爱萍同志。王又说，他理解叶帅的意思是，希望也能看到爱萍首长的诗作。父亲当即按原韵奉和一首，其中有句：“青山不老万木兴，昂首旋转旧世尘，高举红旗治天下，远望关山分外明。”不久，叶帅又作《攻关》诗：“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王守江同志又将诗作告知，父亲连夜奉和：“合金钢不坚，中子弹何难？群英攻科技，敢破世上关。”中子弹一句似太露，引得世界媒体点评不断。
要你什么时候上任？
“当然是越快越好喽。叶帅追着屁股打。”
母亲说：“叶帅对你爸讲，能大刀阔斧打开局面的，你张爱萍可以算一个！”徐立清后来也转达过这方面的意思，叶帅说：“爱萍这个人是冲了点，但做起工作来，大刀阔斧，是个在困难情况下善于开创局面的人。党在目前，尤其需要这样的干部。”
我问父亲，他说：“什么大刀阔斧，我只算是个老马识途罢了。”
话别时，父亲说想去看看小平同志。叶帅说，去看看他吧，顺便转告他我们的意思。邓那时还没有解放，蜗居家中。1975年底，两人相继倒台，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邓后来被宣布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撤销一切职务，老人家刀下留人，保留了他的党籍，被软禁起来。父亲是成天被批斗，造反派追杀到医院里，好在有叶帅指示和301上上下下的掩护，躲过了一劫。两个人离反革命都只差一步了，要不是“四人帮”被抓起来，谁又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再次重逢呢？我真的为他们劫后余生的相会而高兴。
但父亲讲，邓面无表情，握握手，一指，“坐吧！”
父亲说：“问他还好吧，他说，有什么好的，在家吃闲饭。我说，我可是有收获。喔！什么收获？我说，住了一年医院，学会看心电图了。”
“你还有这个本事？边说他边拿出张心电图来，你来看看。我看了看说，这是个健康的心脏。他笑了，是我的！很得意的样子，看来他的收获也不小嘛……”
接着父亲谈到要他出来工作。
邓说：“为什么不出来？要你出来就出来嘛！出来总比不出来好。”
还谈了些什么？
“没有了。两个字，送客！”
父亲说，他从来就是这样的，有什么你就说，不绕弯子。他听得很认真，也很沉默，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干脆得很。谈完了就送客。但父亲又说，自己的这种感觉，“文革”前好像并不是太明显。
很快，华国锋召见。
此时的华国锋，56岁，正值当年，粉碎“四人帮”的伟绩，使他获得了“英明领袖”的称誉。
他对父亲说，你有样东西在我这里，不知道还要不要了？
“奇怪！我能有什么东西放在你那里？”父亲回忆时总会用这种口吻叙述。
华国锋笑而不答，递过一张纸来。父亲一看，竟是自己在狱中的诗！那是1969年冬天的牢房里，他把记录在报纸边角上的几首诗藏在破大衣的棉絮里，希望能带出牢房。但被查获了，又有什么人能斗得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呢。
我后来看到了当年专案存档：1969年6月17日，向江青汇报，张爱萍在关押期间，利用换洗被子的机会与妻子李又兰传信。江青批示：“给妻儿信用名字，很奇怪。应搞清指的是些什么人。”专案组对暗语破译后又报：张信中的“季”指张爱萍秘书吉振贵；“朱儿”指朱邦英；“魏”指魏传统等。吴法宪批示：“这样解释要讲明根据是什么。”
华国锋1975年1月出任公安部长，他是怎么看到的，又在什么文档中看到的，我就不得而知了。父亲只是说：“华说我，你的诗写得不错嘛！我喜欢，就留下来了。”我后来看过这张纸片，那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抄着三首诗，笔迹既不是父亲的也不是华国锋的，有几句下面画了横线：“人妖不分冤不辨，心下油锅，身上刀山”；“锁寒窗难锁热血，坐任鬓如雪”；“入死又生出，何曾梦得枷锁崮，落个革命囚徒，长夜绵绵怎度？”“平生戎马不稍歇，难得一闲再操矛”。华国锋保存的这张纸片，已不是被查抄的原件了。谁抄的？不得而知。估计是华看了叫别人抄下来，原件退回存档了。他对父亲说了四个字：“完璧归赵。”
还有呢？父亲说：
“华说，专委现在由他来接。他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我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他说，通过75年，他就看出我这个人来了，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说了句，‘爱萍这个人好犯上’。”
“好犯上！”不知人们将怎样理解毛泽东的这句评语。我问父亲，他也搞不懂。在父亲眼里，毛泽东是他的老师，老师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呢……这是我知道的毛泽东对我父亲唯一的一句评语。
像毛泽东一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又启用了这个“好犯上”的军人。
我问过父亲见到华的感觉，他说，“他很客气，很友善，也很诚恳。但到底和一年前有些不同了。”
什么不同？父亲说：“派头出来了。”
1981年，华国锋下台。怎么评价他的作用？我对父亲说，听到一种说法，粉碎“四人帮”，是做了件他应该做的事情。不知该怎么理解。父亲听后脱口而出：“说得这样轻松。应该做的事情？那他怎么不做！”
华国锋是个质朴实在的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史因此改写。但当他被推到领袖的位置，当他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人民要求他，必须具备时代的感悟力和前瞻力，正确的，而且是果敢的，面对重大的变故，引领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这一切，他都不具备。他被塑造教化得过于牵拘、陈腐而至麻木。他被淘汰出党的领导核心是个必然。
父亲正式复职的命令是1977年3月下达的。从此，开始了他在两弹一星事业上最后10年的奋斗人生。
2 浩瀚的南太平洋
这一年的中国政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
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人们又一次涌向天安门。这次他们不仅是为了纪念，更多的是要讨回公道，党必须对去年的“天安门事件”给出个说法。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完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力量消亡了。一转眼，都过去快半年了，还要我们背负罪名，还要我们承受苦难，这年头，谁怕谁啊！华国锋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乱七八糟的事搞得人晕头转向，干脆，谁的都不听，按毛泽东说的办，毛泽东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华国锋走上祭坛，呼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后半句话，《红旗》杂志发表时，被改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凭什么啊！江青不是毛泽东的老婆吗？不也给你抓了吗？你怎么不按“两个凡是”办了？少来这一套！毛泽东也是人，吃五谷杂粮，就什么都对？于是在理论家们的引领下，“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父亲也宣布了他自己的“两个凡是”。他的确不是个理论家，对实现他的目标来说，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起，尽管是必要的，但似乎是太遥远了。他有他自己认定的不上书的准则，他重新回国防科委上班的第一天，就在欢迎他的大会上毫不客气地宣布：
凡是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一律给我
平反；
凡是国防科技系统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一律限期回到原工作岗位上，给我上班！
自1975年他在七机部的整顿夭折以来，死灰复燃的造反派组织在“四人帮”的直接指示下，仅一年的时间，就迫害批斗干部职工16000多人，关押303人，致死2人。“四人帮”粉碎后，竟然还策划搞武装，拉出京郊打游击，可见斗争之白热化。
他对着会场上黑压压的人群说：“不要想抬出谁来吓唬我。有些人一动就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叫你们联合起来，不要武斗，你们还不是照样打？什么毛主席说的就不能动？说这话的人，我看，就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才不让动！毛主席自己也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触动了你们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半句也不顶！”
他几乎是在喊。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喔！华国锋，真不该把这个“好犯上”的人放出来。
着名诗人艾青发表了首诗《古罗马的斗兽场》，被赶进去的奴隶，只有杀死别人才有存活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正如一个斗兽场，朋友间、同志间、同事间无休止的揭发批判，各自都伤痕累累。国防科委系统也不例外，10年的内耗和纠缠，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还有什么理由再让这些陈年旧账羁绊我们奔赴新的生活呢？
他说：“都把心放下来。批过我、斗过我的，我在这里说清楚了，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欢迎和支持。”
“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嘛！揭发一下，喊喊口号，有什么要紧，干什么非要大家都一起完蛋？”
他说：“要是还不放心，就让干部部门重新下一次命令。”
对当年的这段经历，后来回顾时，他又做了阐述：“孔子说：‘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好理解；不贰过，不仅自己不要犯重复的错误，也包括不犯别人犯过的错误。‘文革’是我们党发起的，是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初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全党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文革’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下面。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气，就出在其他人身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一风吹了。极少数的投机者、阴谋家、野心家，到现在还不知悔改的，通过‘文革’，看清了他们的丑陋，就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不能让他们在台上继续蒙骗人民。当然对这些人也不能用‘四人帮’的手段，还是给出路，让他们做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去吧。”
他抽调500～800人，组建工作队，下到各科研院所、工厂。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按我75年的做法，给我大张旗鼓地整顿，恢复科研和生产秩序……要快！还是那句话，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月后，他制定了一个苦战3年的计划：以1980年为最后期限，完成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宏伟目标；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全局。他说：“不要神龙见头不见尾，我要的是神龙摆尾，倒海翻江！”5个月后，整个计划扩展为三个重大项目的突破。这就是洲际导弹；固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地球同步定点通信卫星。国防科技系统的行话叫三大战役。
将能够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抛射到12000公里以外，这就意味着，可以从中国本土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由此打破帝国主义核讹诈的一统天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容纳不下它了，只有到太平洋上去试验，那是中国国家力量从未到达的一个新的疆界——南太平洋。为此，早在1965年就提出，要与导弹研制同步，建立一支新的舰队。任务的期限定在1973年。这就是后来以远洋测量考察名义由海军副司令杨国宇统领的那支庞大的海上编队。中央专委在讨论时，有领导同志提出，你们的这个方案有把握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我们当初对第一颗原子弹的预测是在1964年，它果然不就炸响了吗？周恩来听完后说，中央批准了！
1974年，叶帅找他出山，说，你那个“八年四弹”的计划，都超出一年了，还没有实现一半呢！他复出后又制定了一个后续计划，将时间推迟到1977年。现在，时间又到了，东西在哪呢？
当着周恩来面，第一个计划落空了；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这第二个计划也落空了；制定这个计划的领军人物，他，张爱萍，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再复出。后人会说，这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对他来说，是时代带给他的耻辱和激愤！
我们现在就看他这第三下了。
他开始组织他的团队。这是一个老班底，“文革”，酸甜苦辣，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洗礼，今天，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回溯往事，我对父亲说，谈谈你的关、张、赵、马、黄好吗？父亲说：“不要用这样不严肃的口气。我们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集体，而我，仅仅是这个集体的班长。这是个原则问题。”
他说：“张震寰是我最早的助手。55年，彭老总叫我组织军队科研这一摊，我就在想，什么人合适。正巧在马列学院见到张震寰，他说想回军队。我们在淮北时就熟悉，他是随南进支队过来的，是个有文化的同志，‘一二九’的大学生（注：指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我说这太好了，就和万毅（注：总参装备部部长）说，放在你那里好了，担任装备部副部长兼科技处处长。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第一个管理科学技术的机构。”
张震寰，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是个知识型的将军。小时候，我们两家在一个院里住，在一个食堂吃饭。父亲和他上班在一起，回到家还在一起，连吃饭还经常隔着饭桌讨论问题，有时，他干脆就端着饭碗到我们桌上吃。他自己能冲洗照片，维修电器。在我的记忆中，不仅给我讲解过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还讲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过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他帮我还翻译过俄文的说明书。后来父亲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上，在原子弹倒计时读秒的就是张震寰的声音。
再就是陈彬。后来接替父亲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父亲在三野7兵团时，陈彬是他的参谋处长，以后在总参他又在我父亲领导下负责全军的编制体制。有些人对他颇有微词，但父亲对他却特别欣赏，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国防科工委纪念长征50周年，大会上，大家要我父亲讲讲长征。父亲说：“要讲长征，在座的陈彬同志最有资格，他是四方面军的，过了两次草地，吃的苦比我要多。我带头鼓掌，欢迎他给我们讲讲……”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还有就是马捷。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相对年轻些。父亲提到他时说：“儿童团！业务精，点子多，聪明好学。靠他在下面跑，抓落实，是我在导弹方面的得力助手，放心。”
政治委员李耀文。“文革”后期肖向荣被迫害致死，父亲在科委就好像断了一支臂膀。出山时，叶帅说，你自己选个政治委员吧。父亲在三野当参谋长时，李耀文是26军政治委员，有名的山东四大才子之一。父亲说：“选政治委员，关键一条是人品，正直、无私、严于律己。”那天很晚了，父亲说陪我走一趟。我们到了陈彬家里，一会儿，张震寰、马捷等几个科委领导人也到了。他们叽咕了一阵，听不清楚，好像是在说，我们得有个政治委员……然后，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了李耀文家里。记得是在木樨地的部长楼，天气很冷，我说，风大，你们都先别下车，我去找找看。敲开门，李耀文和他的夫人一看有这么些人挤在楼梯口，又是深更半夜的，惊愕诧异中忙往屋里让。李耀文从坦桑尼亚当大使离任后一直闲居在家，今夜来的是稀客，也是贵客。李的夫人特意从酒柜里拿出个墨绿色烫金的茶壶要给大家沏茶，李说，那个东西没有用过，可要好好洗干净了。父亲给他一一介绍科委党委班子的每一位成员，看得出，李实在是没有搞明白，只是点头应酬着。我坐在一旁直想笑，是啊，怎么好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辞时，父亲对李说，今天太晚了，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到北海公园散散步好吗。在这风景如画，白塔倒映的北海边上，两人倾吐衷肠，共话今后的大业。
父亲回忆说：“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缺一不可。最早根据聂老总的想法，我在总参主持制定老五院（注：1956年成立的我国第一所导弹研究院）的编制，要钱学森当院长，钱问我，他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就非要编那个政治部？我说，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他说，我爱这个国家啊。我说，对了，政治部就是要教育更多的人都像你一样，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去奋斗。”
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李回忆我父亲时说：我离开军队已经6年了，不要说对国防科研全然不了解，就是对军队都很生疏了。爱萍同志很理解，亲自召集干部大会介绍我，又领着我一个个觐见小平、叶帅、聂老总、徐帅，会见国防工业各部的领导人。李写道：“他对我，既有良师之谊，又有战友之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尊敬的好领导之一。”
这个团队的结构是：总指挥张爱萍；坐镇大本营的是政治委员李耀文；陈彬管业务，负责全局的组织计划和协调；下面分成两条线：核工业和原子弹，行政指挥由张震寰负责，技术领衔的是朱光亚；航天系统和各种导弹武器，行政总指挥是马捷，技术领衔是钱学森。
这个指挥结构使人想起了一江山岛，这又是一次联合军种的作战，是一支在管理和技术上都堪称一流的团队。
对这个阶段的成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原始稿中是这样评述的：“这一重大决策，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国防科技战线安定团结的局面很快形成，科研秩序迅速恢复，各项规章制度走向健全；加速了研制进度，各项配套工程协调发展。局面打开了，一盘棋走活了。随着三抓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的先进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大振了国威军威。”
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与其他地方不同，基本没有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和束缚。这主要归功于1975年的大整顿，特别是经过了1976年的大反复，一正一反、一对一错、一白一黑，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在人心上、阵线上、舆论上都已经成熟了。再加上父亲旗帜鲜明的立场和他当仁不让的锋利板斧，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我曾向父亲提过，能不能结合当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谈谈你们的做法？
父亲不屑一顾地说：“等他们讨论清楚，我的导弹都发射出去了！”
我愕然。军人有时候是不讨人喜欢。
1977年的“八一”是令人振奋的。
在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曲。
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都站起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这件事被中央点名通报，认为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一起政治事件。邓小平虽然出来了，但他毕竟不是最高领袖，有什么理由打出他的画像？但是，已经没有人去理睬这样的指责了。我们总部的参谋人员之间，竟然拿中央的训斥来插科打诨，就连一贯正统的总政治部，甚至连传达都懒得传达。我第一次感到中央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和无力。对带兵的将领们来说，毛泽东不在了，周恩来不在了，朱总司令不在了，就你们这几个家伙，还指手画脚的，算老几啊？
邓小平，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在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眼里，是在彭德怀、林彪相继离世后，军队中无可争辩的统帅。尤其是1975年摧枯拉朽似的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洗礼，他已经是人民心目中最有胆识的英雄了。虽然这时，复出后的他，只还是虚职，而他自己也只要求分管科技和文教，但实际上，军队和老干部们都不约而同地集合在他的身边，经历了10年动荡和劫难的中国人民，对他寄予了厚望。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迅速形成，中国，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需要一个继毛泽东之后的强人。
邓小平当然能意识到自己在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从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关他的回忆文章中知道，或是在更早，他已经开始思考和运筹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了。
当他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时，当他准备为党和国家命运去再次搏击时，他必须要选定一个能够信赖而又真正称职的人，把军队托付给他。
他将把目光瞄向谁呢？
“十一大”即将召开。通常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倒出来，一是调节一下气氛，同时也希望抛我们的“砖”，引父亲的“玉”。
果然，父亲冒出了一句：“罗长子要出任军委秘书长了。”
“是吗？”我们都感到惊诧。就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以彭罗陆杨的罪名，罗的出山，而且担当如此重任，的确是个新闻中的头条。
“今天见到他，他说，你为什么要推荐我，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工作吗？”
罗自腿断了以后，一直坐轮椅。
“我说，孙膑膝盖骨都没有了，还能灭了魏国，罗斯福不也是在轮椅上指挥二次大战的吗？”
“你推荐罗长子？”我们问。
父亲这才说起不久前，邓小平召见他的事。
“邓要我出任军委秘书长，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父亲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不好随便推辞的，我考虑了一下。我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的还是个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队伍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56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整整20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作为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饭桌上静寂无声。
后来才知道，是王胡子的主意，他向邓推荐：“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
父亲接着说：“我是诚恳的，我想他是理解的。邓问那你看谁更合适些？我提了罗长子。邓也是那句话，他的腿是个问题。我说，现在这种条件，不比战争年代了，多配两个秘书就是了。”
我们都在沉默。
一个领导人的权力和作用，并不绝对取决于职位、头衔，许多显赫的职位并不见得就握有实权。军委秘书长是这样一个有着相当弹性的职务。
50年代，军委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他是事必躬亲，日常工作多由他亲自主持议定，秘书长黄克诚的作用和权力不太突出。林彪主持军委期间，虽也是他抓总，但日常工作不管。其他两个副主席，贺龙分管国防工委，后来工委撤销，就管体委去了；聂荣臻分管国防科委，还要分一部分精力管国家科委。为了及时高效地处理军队日常事务，协调三总部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关系，在军委下面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由三总部和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的主要领导人构成，军委秘书长负责牵头。这就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直接对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负责，成了军队的大管家，握有重权。父亲当时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因此，他对军委的工作程序和罗瑞卿的组织协调能力是很清楚的。
中央的日常事务，由书记处负责，总书记邓小平就是党中央的大管家。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解决。为了便于协调沟通，军委秘书长同时还兼任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罗瑞卿的权力和地位自然就十分显赫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其作用和知名度有时远远超出了其他的元帅、大将。
当然，这也是他后来倒霉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体制，有些像董事长和总经理。没事还好，有了矛盾就很麻烦。林后来对罗生出嫌隙，就开始发难。毛搞“文革”需要林，当然就舍弃了罗。国务院周恩来事必躬亲，没有把党委专门作为一个权力层次，直接由总理、副总理组成常务会议，大事小事都直接处理，麻烦自然要小得多。
日常工作中的秘书长负责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1982年，杨尚昆出任军委秘书长，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和我父亲都是军委副秘书长。后来杨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提出不再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一律改称为军委副主席分工负责。邓考虑当时几个老帅还都在，说一回事，就不要变了吧。直到90年代后，新上任的几个军委副主席有了明确分工，又都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秘书长的作用和权力相对就减低了，以至取消。
据说，最早动议是罗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没有通过。既然这样，那就改当秘书长吧，于是通过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不排除有妥协的成分，但军委秘书长是干什么的？究竟握有多大的权限？和人大、国务院的秘书长有什么区别？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职务特有的弹性吧，使人们对它扑朔迷离。这件事，体现出动议者在政治上的老到。当然，这只能是揣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