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领导体制的新格局形成了，上面有叶邓压着，具体操作握在罗的手里。“凡是派”们，你就是再有本事，也鞭长莫及了。
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后，果然表现出高人一头的能力和魄力。
军队也是重灾区。历时10年的党内斗争，一批批人像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文革”开始倒了一批，像被划到刘少奇线上的新四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线上的红3军团的干部；父亲就属于在前两类都沾上边的。另外，还有被划到贺龙线上的二方面军的干部；“二月逆流”后，跟几个老帅的多少都沾了包。杨余傅事件后，左派队伍中也倒了一批；从庐山下来，批陈整风，华北的不少干部倒了霉；林彪事件前后，倒的就更多了；批林批孔又是一批；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整下去的多是复出后的干部，属二次被打倒。“四人帮”粉碎后，所有的矛盾都挑出来了。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1978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给我印象深的是总参、海军、空军、福州军区、兰州军区吵得最凶，互相指责，翻旧账。我还记得父亲在会上的发言：过去的事了，吵就吵得清楚吗？都做点自我批评好不好！徐帅主持不下去，搬来了邓，邓走上台来就讲了两个字：“散会！”幸亏没多久广西、云南边境就开打了，否则还得吵下去。对打这场仗的真正动因，到现在我都搞不懂。
下面部队怎么样不知道，但在总部工作的同志，绝大部分对罗是很敬佩的。他政治上敏感，善于抓住大事、要事，而且一抓到底。上任后他指示《解放军报》率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表态。记得他曾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闲谈中还向我和弟弟询问了领导层的动向和下面部队的反映。他的这一举措，在被“文革”搞乱了的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军队各项工作迅速摆脱了“文革”的桎梏。他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大刀阔斧的作风，使许多同志在“文革”积重难返的彷徨和消沉中，看到了军队的希望。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解放军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面。军队就需要这样的铁腕人物，我为父亲识人的眼光和举荐的真诚感到欣慰。
遗憾的是，罗瑞卿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发挥作用的时间太短了。对好强的罗瑞卿来说，残腿似乎是他最大的心病。大约1978年初夏，罗瑞卿告诉父亲要去德国治腿。父亲劝过他，算了吧，在国外有诸多不便，还是把医生请到国内来。可罗说，要光安个假肢呢？看来他是主意已定。后来，父亲率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到北京就接到罗瑞卿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电话竟是他和罗瑞卿的永诀。几天后，罗在德国动手术时去世的消息传来。
罗瑞卿受尽磨难，苦尽甘来，不想走得竟如此匆匆。父亲写道：“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他似乎在问谁。大业方兴，他心痛的不仅是失去了战友，也为了这支军队。当然，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但乱世安邦，要选出一个有胆有识、敢顶风上的领导人又谈何容易？杨勇那里送来罗的讣告草本，父亲修改后作急件送出。他按了电铃，警卫人员离岗，他拄着拐杖去找，刚下过雨，地上又有青苔，一跤摔下去，右手撑地——骨折。正巧约来治腿的一个民间大夫到了，说，别动，马上对上，以后就好长了。行吗？对这个祖传的技术，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面面相觑。父亲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把耷拉着的手伸出说：“那你就试试吧。”真是恶治！随着断折的手臂被用力的拉抻，父亲眉头上豆大的汗珠刹那间就像下雨似的淌下来……幸亏301的医生赶到了，看着就喊，你们他妈的是要把首长搞出心脏病啊！吓得大家都面如土色。父亲说：“算了吧，是我同意的。”
罗追悼会后，邓小平顺道来301医院看望父亲，我问都说了些什么？父亲回答：“四个字，‘无妄之灾’！”
关于推辞军委秘书长这件事，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为这本书准备素材，又问起父亲当初的想法。父亲回答说：“军委秘书长，是我一生中最甘心情愿辞掉的一个职务。”
他内心深埋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67岁了，再给我3年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打到太平洋上去。”
“这个东西，你们叫它杀手锏也好，叫它核王牌也好，我是叫它打狗棍。有了它，任何人就奈何不了我们了。到那时，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起初，他并不太愿意接手国防科研这项工作。按1955年军衔评定，上将是战役指挥的最高级别，是实现战略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在人民解放军上将一级中，父亲的文化素养是人所公认的。其实他本人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当过教员，办过夜校，在共青团工作期间领导过宣传、文化工作，撰写过大量的文章，还有过文艺作品。建国初期，组建海军，组织三军联合作战，又在苏联呆过，都使他在这方面具备了更多的优势。于是，点将就点到了他。他说：“要我来搞现代化，我不懂，相比之下，部队工作要轻车熟路得多。但既然是组织托付的，干了，就一定要干好，要干出个样子来，要不，就不要干。”
20年了。从最初协助聂老总、贺老总，以后又是罗瑞卿总长，在第一线负责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军队武器装备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到现在全面统领这支大军，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这次选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在这条路上，他将再走10年。
但国防科技事业再宏伟，与主持全军工作相比，毕竟只是个局部。对于父亲放弃担任军委秘书长一职，圈内的友人们提起来都颇有微词。
人们对往事记忆犹新。在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中，有四个人令国人瞩目，他们是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我的父亲张爱萍。
除周荣鑫被“四人帮”整死外，1978年5月，胡耀邦在党校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率先向凡是派发起了进攻，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977年11月，万里在安徽搞了“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直到1982年，中国农村80％实行了包产到户，长达25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土崩瓦解。
也是这个时间，1977年9月18日，父亲提出了在两弹一星事业上的三项标志性突破。这就是上面说的1980年实现洲际导弹全程飞行，具备覆盖全球的核反击能力，为共和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1982年实现潜地导弹的核潜艇水下发射，取得二次核打击能力，从实战意义上后发制人，实现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平起平坐；第三是，1984年，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成为征服太空的成员国。
由于他们的行为和业绩，这几个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尤其是父亲再次被打倒后，他不低头、不检讨、不揭发，保持做人的气节。他的所作所为，在人民中，在党内军内，尤其在高级干部中广为传颂。很多熟悉的人见了我，都要竖起大拇指说，“老爷子真是条硬汉！”所有这些，大大加重了他的政治量级。
12年后，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这里，邓小平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到国务院任第一副总理。只有父亲，推辞掉了军委秘书长的职位，固囿他自己认定的，也是立志献身的国防科技事业。
其实，我们从心底都赞同父亲的选择。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他被琐事缠身，更不愿意他在政治的漩涡中，周旋于各巨头之间，上下疏通、左右逢源，调节化解各方矛盾。虽然，这需要机敏，也辛苦劳神，如履薄冰，令人佩服。但相比之下，以他的个性、特长，似乎更适于在一个领域去冲锋陷阵。在党内政治风云的变化中，他看到的、经过的，毕竟太多太多了，他是个什么人，自己还不清楚吗？就像他对邓小平说的那番发自肺腑的话一样，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实实在在地做几件实事。能在有生的几年中，为他热爱的这个国家、这支军队，解决几个最需要的、最紧迫的问题，这就足够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他领导下的“三抓”成功，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后来的几年，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整个国防建设中许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在指导思想和人事方面。父亲虽怀满腔热情，却无法挣脱大环境的束缚，他常为此气闷。军队内许多知道内情的朋友们也由此感叹，人微言轻，没有地位和权力，任你再有办法和点子也是枉然。甚至一些不是很熟悉的部队同志见到我都说，军队什么问题，还用调研吗？关键是要有一个敢迎着问题上，敢拍板、敢决断的领导人来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无意中讲出些道理来。
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但我更理解父亲的选择。
上高中时我曾就人生志向和父亲有过讨论。那是世界观形成的年龄，我在日记本上抄下孟子那段着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抱负。我拿给他看时，他沉吟了一下，淡淡地说了句：“不要志大才疏。”
干吗要泼我的冷水？我觉得好扫兴。他说：
“我不要求你们将来一定要干大事，但，一定要干正事，干好事！”
“一个人的志向不是越高越远就越好，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重要的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认定不变的信念。”
“我这一生从来不去追逐地位、职位，我不去依附任何势力，也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不管他有多大的势力。因为我不用这些去衡量、评价自己人生的意义，包括看待周围的人。我想的是，在自己认定的事业上，尽力了没有，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做得最好了。只要这样去想、去做，我对自己就满意了……希望你也这样。”
……
我把这话和许多朋友说起过，反响不一，多是不解，有人说，这是小事业主义者。很多年过去了，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我才逐渐领悟出父亲给予我的教诲。其实，人生的真正意义，全在于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撇开了功利，人生的选择，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得失，也用不着后悔。摆脱世俗的困扰，沿着自己认定的目标走下去，体会一生中你最在乎的东西，你的感觉就一定是美好的。
时光飞逝，转眼第三个年头到来了。
应该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担任第一发洲际导弹一线总指挥的马捷写道：
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整，发射部队指挥员刘德普下达了点火的口令。顿时，排山倒海般的隆隆巨响，震撼着茫茫戈壁。导弹于10点0分23秒拔地而起。
导弹沿着计算好的理论弹道，从华北上空飞出国境，经韩国、日本，在太平洋岛国瑙鲁以东飞越赤道，准确溅落在南纬7．7度、东经172．2度的预定海域。弹头溅起了140米高的巨浪。
由郭元才驾驶的172号直升机，飞临目标上空，打捞回收了数据舱。
相隔万里之遥的北京发射指挥中心的大厅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当着邓小平、华国锋的面，和我父亲拥抱起来，两个鬓发如霜的战友，仍以当年共青团员的方式表达激情。耀邦在庆功大会上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技术之复杂，组织之严密，在我国都是创纪录的。”
从1965年，决定研制洲际导弹算起，已经整整15年过去了；倘若追溯到1960年，从父亲主持发射的第一枚导弹，也就是中国导弹武器的起步算起，已经整整20年过去了。父亲从50岁已知天命，走到70岁的随心所欲。
父亲可没那么多感慨，他仍然豪情万丈，挥笔写道：
“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
我国向南太平洋海域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导弹，标志着这个新崛起的东方大国，已经掌握了在未来核大战中对任何敌人的还手能力。世界为之震惊。
核武器是毁灭性的武器，也正是如此，它又是最安全的武器。核大战中没有赢家，所以它又被称之为终极武器。中国，要的是生存的权力，不是战争，因此，她必须拿到这件终极武器。
对两弹一星，邓小平一语中的，拿到了它，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国。随着中国的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海域的溅落，80年代初，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格局形成了。
今天，他终于如愿以偿了。还是在十几天前，为了配合这次发射任务，由海军护航的第一支远洋船队将起锚。我国的海军在她30岁的而立之年，终于可以冲出第一、第二岛链，游弋在遥远的南太平洋上了。1949年4月23日在那个叫作白马庙的小村落里，由父亲组建第一支海军时的情形，人们还记得吗？他是不是也曾想起过？今天，对他又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他是一定要去送行的，因为他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将要实现了。他登上了有10层楼高的舰桥指挥塔，他在诗中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健步登上海层楼……”当他和穿着漂亮的白色海军服的水兵们一起远眺大海时，他写道：
“良辰到，驾飞舟，远洋游。”
“看多少风流！”
3 惹不起的人
时间到了。1980年，时间定位在他70岁的年轮上，他果真是要远洋游了。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后，他向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写了退休报告。
邓小平见到他，只是说，这段时间你搞得太疲劳了，先到罗马尼亚去休息一段吧。（注：当时两国军队每年互派休假团）
这个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东欧古国是美丽的。幽林峡谷和炽热的矿泉，的确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当父亲一行到达时，大使馆的同志告知，这次罗方是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接待的，因为，国内来电话了，您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后来才知道，是王震主动提出让贤。王震原是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大父亲两岁，他提出退休，建议由父亲接替。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请辞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更合适些。后来王老以他的德高望重出任了国家副主席，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意，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到了这一步，一切都板上钉钉了。征求本人意见的商讨程序已省去，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全体通过，任命张爱萍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
父亲当然知道，这个任命寄寓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集体对他的厚望，也融入了他们对他业绩和人品的肯定。
上任吧，老爷子！
1980年的中国，敲响了商品经济的大门。
中共中央文件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小康”。一年前，邓小平用这个普通百姓都能听懂的名词来表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老新闻回放：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兰州附近一个叫李德样的农民，一年赚了1万元。从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万元户”。
就在同一个月份，邓小平视察北京前三门地区，说出了一句话，住房要商品化。由此启动了漫长的房改之旅。无产阶级从此成了有产阶级——房产。
1980年6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苏州市打破了统一分配的传统做法，对6000名青年，实行自愿报名，量才录用。“下海”、“跳槽”顿时席卷全国。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一下子减少了3470万。更多农民离开本乡故土闯荡城市。
1980年10月份，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私人小饭馆，每天接待几百名顾客。
奔小康、万元户，下海、经商、承包、私营、出国、留学、留职停薪、自谋出路……当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像潮水般涌来时，地处穷乡僻壤的国防工业领域开始躁动了。在父亲召开的第一次国防工业政治工作会议上，来自基层的领导叫苦不迭。国家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不啻于他们自己鼓捣出来的原子弹带来的冲击波，一时沸沸扬扬，将有军心大乱之势。
在大西南广袤贫瘠的山沟里，众多的国防工厂和基地如繁星闪烁。
长时期的备战备荒，使中国经济处于准战时状态。毛泽东说，各省都要能造枪造炮，打起来，可以各自为战。他还问，江西，你们能造飞机吗？
飞机造得怎样，一言难尽，但步枪、手榴弹则源源不断。
一个导弹工厂往往绵延上百公里；每天传送加工部件，就要上百辆车往返。一个坦克厂，发动机在内蒙古，火炮在四川，装配在湖南。规模过大、分散重复、自成体系、结构单一，这些只从备战一个指标出发形成的布局结构，其恶果已经显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顾国情和国力，高指标、大计划、高速度，盲目快上，大大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几十年下来，国防工业，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步履蹒跚，快走不动了。
20年来，大批科技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报国热情，告别大城市，历尽艰辛，为共和国贡献出大好年华，而他们至今还生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父亲说：“听了，都让人心酸。”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呢？穷兵黩武是没有出路的，其结果，只能是在与苏美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被他们拖垮。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又是必须解决的，刻不容缓的。
他们这一代人在这条路上走了30年，现在都老了。面对“文革”结束后青黄不接的断代，他们似乎还有责任，要在白发之年，把中国这节列车推出低谷。
国防科技工业的出路在哪里呢？
1981年10月，中南海，国务院常务会议。
赵紫阳：……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这是一次工作例会，涉及到中国核电发展的问题。让我根据父亲的回忆整理节录如下。
张爱萍：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我先谈远一点的。
两弹一星是搞出来了，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核工业很困难，要扶持，要给它找出路，晚了，人才、技术、设备都会流失、老化掉。摆在面前的，也是紧迫的，是利用搞核弹打下的基础，尽快转型，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这不仅是二机部，也是国防工业今后的出路。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我们不能说是个产油大国，煤炭有过剩，只是暂时的，核电是支力量，尤其在南方。但核电发展走什么路子？还是老经验，自力更生，把鼻子拴在外国人身上，肯定是不行的。国务院要下这个决心！现在就要下！
下面我再谈谈秦山。
第一，秦山虽小，但小有小的优势。从我国情况看，用得多的还是30万～40万千瓦小型的。在大型领域我们还争不过人家，在中小型上突破，占有一席之地，是可能的。秦山搞出经验后，可以向国外输出，路子会走得开。
第二，大亚湾是引进，秦山是自己干，自己干和引进，并不排斥。即使要引进，自己搞过，谈判时，地位就大不一样了。同时也有利于消化。
总之，上秦山，能够带动整个核工业的转型，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我还是坚持这个意见，请紫阳同志考虑。
再补充一点，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进，我们自己也供应不上核燃料。
……（长时间的沉默）
赵：你们不是报告过核燃料过剩了吗？
张：那是高浓铀，用于原子弹的，过剩了；我现在指的是低浓铀！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看得出，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老毛病又要犯了。无怪毛泽东说他爱犯上呢！）
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受制于人。
……（冷场，又是沉默）
赵：这件事都议过几次了，临到要做决定了，又是意见一大堆。这样搞，工作还怎么干嘛！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以后讨论重大问题时，不要老是请假。
张：凡和我有关的会，我都是参加了。
（会场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没有参加嘛！）
张：你那个议程上有吗？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这样大的事，临时动议。你们几个说了，就能算吗？！（也拍了桌子）
赵：是不是都冷静一下。主管的同志清楚吗？
（答：不清楚。）
张：我早就把王淦昌、姜圣阶他们写的报告给你转去了。
赵：我是没有看到，主管引进的同志看到没有？
（答：没有。）
张：我亲自给你的秘书打了电话，他说，给首长看过了，也批了，已经转给计委了。你敢说没有看过？（父亲回忆到这里，得意地说：“哈，他一下子把脸涨得通红。”）
（沉默……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赵：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方毅：时间到了，是不是先让大家吃饭啊？
耿飚：你们继续吵，我可要吃饭去了。（做夹起包要走状）
这是一次剑拔弩张的会议。关于中国核电发展的争论，在经过了国家各部委的长期论战后，终于把国务院最高层卷进来了。
中国核电起步，路程漫漫。从第一座反应堆建成到第一座核电站，美国用了15年，苏联8年，英国9年，中国呢？33年。
早在1957年，军用核反应堆就考虑了发电问题，只是后来发电部分没有建起来。核武器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后，1970年，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三次提出要搞核电站建设。1974年3月31日，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命名为“728”工程。但是由于“文革”动乱，工程迟迟未能动工。
矛盾是从1977年中法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后开始的。法国承诺，提供贷款与中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其中包括一座核电站。
水电部据此筹划在江阴建设苏南核电站。国务院也于1978年批准了从法国引进两套90万千瓦机组的核电站。
这一动作，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核电的发展，是依靠自己、立足国内，还是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或成套进口。
不久，一机部参加进来，认为再搞30万千瓦的意义不大，1978年8月正式提出停建“728”工程。
二机部马上反击，“728”在科研、设计、设备制造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且国家批准的7个多亿，已花了近2个亿，岂有下马之理？
当时，水电部是核电的主管者，掌握权力和资金优势；一机部是大型设备的制造者；二机部是动力堆和核燃料的提供者，具备核技术的人才优势。
1979年1月，谷牧副总理出面协调各方。
反方认为，30万千瓦太小，技术落后，国外早已淘汰，没有价值。既然决定进口90万千瓦系列的，再搞一个技术上把握不大，又无发展前途的大项目，是不合理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练兵，而花掉6、7个亿，是否值得？不如用“728”这笔钱来搞核燃料的浓缩加工和勘探。他们还提出，应以国际先进技术为起点，没有必要一步一步地从头搞起。发展核电从90万千瓦搞起，这样可以避免浪费，加快步伐，争取时间。
二机部恪守自己的阵地决不退让。
最后的表决是：一机部、水电部、国家建委主张“728”工程下马；国防科委、二机部、国家计委坚持继续干下去。3比3平。
不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华国锋说：“千万不要这个东西，战争一打起来，人家一炸，你自己放出来的污染就把自己消灭了，现在不能搞。”好嘛！华主席的一句话，把两边都“啪司”了。
但这时的华，他的政治生涯已快走到尽头。一个月后，国防科委又把这件事捅到军委去了。邓小平批示，由二机部抓总。这一招很厉害，授权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把更多的同盟军拉了进来：机械委、化工部、中财委、国家科委、国家能委、上海市……
但争论仍在继续。既然是邓让二机部挑头了，于是，1980年10月20日，二机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给我父亲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他写道：
“正确的核电引进政策不应该是全套进口，而应该在实现技术转让的前提下引进关键设备和特殊材料。……引进的主要目的不是引进电力生产能力，而是引进核电技术，最终建立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
王淦昌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一重大工程的决策是欠妥的。”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封信。
父亲对这封信很感兴趣，这对困境中的中国核工业，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资料记载：1981年3月，在张爱萍同志的主持下，国防科委与二机部（核工业部）联合提出了“核工业应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服务上来”（即“保军转民”）的发展方针，小平同志亲自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核科技工业开始了“军民结合”、“保军转民”的历史性战略转变。
1981年11月，国务院再次批准了“728”工程，1982年11月，又批准这个工程的选址方案，建在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1983年6月1日，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终于破土动工，正式启动了原子能和平利用，为经济建设服务、造福人民的进程。与此同时，整个核科技工业的军转民工作也全面开展起来。
若干年后，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当我说到，核燃料还要买人家的，就必然会受制于人时，别人都不讲话了。这句话可能刺激了他。过了一会儿，赵突然站起来，说，就这样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讲这样的话，是没有道理的。既然是讨论问题，听到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不合自己的意，就认为是给你扣帽子，这种作风，别人还怎么讲话？
“我当时还是忍耐住了。主要考虑两个，一个是不必争辩了，他是总理，我是副总理，组织上是要服从的；再一个我怕他说我摆老资格。我理解他当时之所以那样急，是第二天要跟法国人拍板。不过，第二次国务院开会时，赵还是说了，爱萍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那样说是不妥当的。
“我曾给谷牧打过电话，提出不管怎么样秦山核电站应该我们自己搞下来，纳入政府规划。后来谷牧还把王淦昌、姜圣阶找了去问情况。他们的态度也是不管怎样，要保住秦山核电站，他们还给赵紫阳写了报告，我也看到了。”
这件事后来提交到书记处讨论。我看到国务院办公厅提交的会议纪要，写法上是按副总理的排名顺序，依次说明每个人的态度。写到父亲这里，对这个挑起事端的主谋，只用了两个字：“同上”。看得出，对方底气不足了。我想，大概他们已经能判断出最后的结局了。
胡耀邦最先表态支持。当时的具体文件我没有找到，只看到他后来在1984年批示的一段话：“我是完全赞成张部长的批语的。有些事关系国家的大计，必须办，咬紧牙关也得办。但是有些同志往往从小处看，顾虑重重，犹犹豫豫，把时间耽误了。因此齐心协力，加油干，这一条很重要。”
很快，更多的党内高层人物表态支持。陈云同志的批示简明，但却严厉：“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也不要三心二意了。”是提醒还是警告？
聂老总敲着桌子质问，为什么要花这样多的钱去买人家的？
父亲批示：“将陈云同志对国家计委国防局的批示和材料增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各同志。”
我无意于评价事情本身的对错优劣，只是感慨，上一代打江山的这批领导人，果然不同凡响，毛泽东“自力更生”之路在他们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了。
这只是一次工作性的争论，并不能说明赵紫阳，包括支持大亚湾的同志们，就反对我国自己搞核能。父亲说：
“我后来给赵紫阳同志又写过报告，他是很重视的，马上就做了布置，引进了一些设备。”
我曾问过父亲，你为什么站在秦山一边，而反对大亚湾。
父亲说：“我没有站在秦山一边，也没有反对搞大亚湾。争论是正常的，秦山和大亚湾，谁先谁后，是个工作问题。自己搞核电，还是引资搞核电，对解决地区的电力困难，发展国民经济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但如果从发展我们自己的核电事业来看，不给二机部饭吃，封杀它，只图眼前，急功近利，那就是战略上的短视。核工业，包括所有的国防工业领域，不能只停留在搞武器上，一定要把它引向国民经济之中，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这是个基本方针。能源问题早晚是个麻烦，要从长计议。这才是国务院研究问题、做出决策的思考角度。”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不愉快，我分析，除了父亲说的“受制于人”刺激了其他同志，更重要的是领导体制问题。国防工业横跨军委和国务院两大系统。航天和核工业在业务上直接归国防科委领导，按惯例，重大事项都走军委这条线。核工业向民用转型属重大决策，自然是先向邓汇报，得到邓的首肯后，再提交国务院。过去周恩来任总理时，军委、国务院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他，而现在赵在军委并无职务，军事工作他不管，势必产生军委拍板，国务院执行的错位和错觉。听父亲说，有几次，记不起是为了什么事，赵曾问过父亲，大意是军委定的事，涉及到国务院的，他都不知道，显得有些愠怒。我想，问题还是出在沟通和体制上。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画上句号。
不久，小平同志找了我父亲。父亲回来和我说起这次谈话的情况：
“听说你开会都不参加？我说，与我有关的我都是到会的。至于他们谈农业、体育，不归我管，我又不懂，去陪会，我看没有意思。”
“都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哩。爱萍，你，就是一个！要注意咧。”
对邓，他一向是很尊重的，他觉得邓小平是个务实的人，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两弹一星事业上，邓给过他有力的支持。尤其在1975年，邓鼓励他说，不要怕，放开手干。最使他宽慰的是，邓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你，张爱萍和我一样，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很难说这是句表扬的话，但父亲却经常提到，显然他是认为，就凭这句话，说明邓是了解他的，对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态度和立场是支持的、鼓励的，而对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是宽容的，甚至多少还是赞许的。和他自己一样，邓不是个喜欢计较小事的人，看人、用人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气度。
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不是像以往一样，不就争论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评价，赞许他力排众议的勇气和鲜明的立场，偏偏是批评他的态度和方法。邓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提出反对的意见？是他的意见不对？如果看法错了，邓完全可以当面指出来嘛！但他没有。那只能是有一种解释了，就是不应该和赵对着干！不管意见对否，总之，不能对着赵上！他要维护他。
我总想利用个机会帮他排解一下，晚饭后陪他在小院里散步，我问他，你还是因为这件事不愉快吗？
他说：“过去了，就不再想它了。”
我说，你还是应该和邓敞开了谈谈自己的想法嘛。
父亲很难受地说：“没有用的。”
为什么这样想呢？我看他陷入了郁闷之中。
事隔快半年了吧，1982年春夏，父亲去三线检查工作，我正巧去成都，我们一起在金牛坝住了几天。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邱秘书从北京来了电话，我说首长正在吃饭，是不是一会儿再通电话？邱说，是件重要的事。父亲接完电话回来，闷头吃饭。我问他什么事啊，那么重要？他抬起头来说：
“没有我了。”
什么？我听不懂。
“免去了我副总理的职务。”
我们都有些诧异，怎么这么突然呢？
打开餐桌旁的电视，正在播发着每晚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新华社消息：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1982年4月22日至5月4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关于……
会议通过决议，万里、姚依林继续任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余秋里、耿飙、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张劲夫等10人为国务委员；免去余秋里、耿飙、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杨静仁、张爱萍、黄华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原来的副总理除两人外，都改为国务委员了。只有杨静仁和他，被免去副总理职务后，却没有再委任国务委员。父亲果然是被免去了职务。
这叫什么事？搞的什么名堂？我叫起来。
他说：“不要瞎议论，退休是正常的，也是我自己要求的，只是没想到这么突然。”父亲这才说，国务院准备搞机构改革，在这之前，是他自己给小平同志、紫阳同志写了退休报告。
正常个屁！一个同志退下来了，组织上总要先谈谈话嘛！别说你了，我们参谋人员离退，部长都亲自谈话。大家在一起工作，也算是个尊重吧。一点招呼也不打，是我们党的传统吗？我说，肯定和那次核电站的争执有关，恨上你了！
父亲说：“没有根据的话就不要乱说。”
的确是太突然了，自己的免职居然是在《新闻联播》中听到的，我不知道有哪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这样被解除职务的。
他是干部队伍年轻化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在全国各大系统中，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战线一直走在前面，率先破格提拔了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上更具现代化的年轻干部，如伍绍祖、邹家华、聂力等。这几年，父亲对于自己退出领导岗位也一直有所考虑，几次书面提出让位于年轻的同志。但现在，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毕竟令人太难堪了，也太有悖于常理了！不能不使人想到暗箱操作。
但他又能说什么呢？这原本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嘛！
父亲是个很要强的人，也是很要面子的人。这点我是知道的，从许多生活小事上就能看出来。别看他平时衣着简朴，从来也不讲究牌子、衣料，但随便什么衣服他也是不穿的，他只认定自己挑选过的、认可的衣服，即使再旧再差，他也衣冠得体，坐、立、行，都是军人姿态。天气再热，也不扇扇子，部队会操，再大的雨也不打伞，他说：“这就叫上不遮、下不扇，记住，这是带兵最基本的要求！”
我想，他肯定是很恼怒的。父亲自出任副总理后，才仅仅一年半，许多计划才刚刚开始。现在，下去检查工作刚走到半道上，让他何去何从？我说，你不是还要检查三线工作吗？走到半路就被免职了，多尴尬啊！是走下去，还是干脆不管了？我看，打道回府吧。真够恶心人的！
父亲的确有些惶惑。他沉默了一下说：
“计划就不要变了。也好，和同志们去告个别吧。这么多年了，很多同志还住在山沟里，我去再看看他们吧。”
按计划，他还准备到坐落在长卿山脚下的核九院走一趟，那里有他的老朋友邓稼先、李英杰、陈能宽。1962年他动员他们由北京搬到青海，在歌中唱到的“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安了家。原子弹试验成功，1965年才迁到了这里，10个研究所像羊拉屎一样遍布在深山里。一晃快20年过去了，这个为共和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精英群体，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呢？没有马路、公交，没有餐厅、剧院，没有煤气，甚至偌大的厂区连个供应蔬菜和副食品的商场也没有，孩子上学、家属就业，都成了老大难问题……
不久前，他派陈彬专程去了一趟，商量一下搬迁的事，怎么样了呢？他想，钱还没有最终落实，不好说得太明白了。掌握人类最尖端科学的人，恰恰远离现代文明，陪伴他们的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望不断的绿水悠悠”。
他这一走，真的是要留下太多的遗憾了。
其实，让人恼火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些。
国防工业过剩的生产力往哪里去？整个国民经济本来就机械加工业过剩，随着农村土地承包，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于是，一场争原料、争市场的商战开打了。面对国防工业特有的技术优势，地方保护主义筑起了强大的壁垒，国防工业原定的找米下锅方针遇到了阻力。生产民品，没有原材料；制造的产品没有市场准入。“国防工业原本就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现在又来抢饭碗”；“国防工业是包袱，砍掉算了”……当矛盾提交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又是一场舌剑唇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