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国防部长们又来讨要武器了。父亲这个从来不讲钱的人，突然一改常态，可以，但我可是要收钱的哟！父亲说：“他不干，在北京赖了一个星期，最后谈成付成本费。”
这又是轩然大波。外事口态度坚决地说：
“我们不做军火商，是毛主席的原话！再直接不过了嘛！难道还能有歧义吗？”父亲顽皮地说：“既然你想请客，那就掏你的口袋吧！”
“变无偿援助为有偿出口，这是挑战我国的基本国策。”父亲说：“扣帽子谁不会。你也不要忘了四个现代化才是本世纪的目标！”
“外事领域是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不存在‘左’的问题！”父亲说：“人民解放军难道就是‘四人帮’抓的不成？”
不过这次赵紫阳是站在父亲一边的。
凭父亲一贯的个性，不难想见，在为国防工业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中，他肯定又是剑拔弩张的。
惹不起的人——这顶桂冠终于戴到他的头上了。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定点于浙江海盐县东南的秦山山麓，故取名为“秦山核电站”。它东临杭州湾，地质构造稳定，冷却水取自海水。1983年破土动工。
父亲批示：“请转告核工业部的同志们，现在就要看他们的了。要像搞第一颗原子弹那样，埋头苦干，下决心干出样子来。”
秦山核电站。1991年并网发电，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10年累计发电168亿千瓦时。与燃煤相比，减少向大气排放硫氧化物14万吨，二氧化碳1800万吨。杭州湾依然秀美清新。中国成为世界第7个有能力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了。
大亚湾核电站同样辉煌。1993年并网发电，也是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它的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能源缺乏的广东省一直靠北煤南运，省内水系落差小，不具备发电条件，就从核电上找出路。可他们缺电也缺钱，于是利用比邻港澳的优势，“借钱买鸡、借鸡生蛋、卖蛋还钱。”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透着商业运作的智慧。1983年，与香港合资，并与法国、英国签订了设备购置、技术服务和贷款协议。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中国的核反应堆专家彭士禄。彭湃是我父亲年轻时追随的革命偶像；彭士禄是我父亲欣赏的专家型领导干部。
两个项目，两条道路，两种办法，殊途同归。不管当时的争执如何激烈，矛盾如何复杂，也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这段小小的插曲，多少折射出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探索中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了那一代人特有的风采。
话虽如此，但我国核电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能源结构中核电所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仅有1％，远远低于美国21．9％、日本33．4％、法国77．4％。
20多年来，几乎很少有人对中国长期的能源需求有冷静、清晰的判断，自然对于核电的战略定位更是无从谈起。在80年代崇洋的风潮下，像我父亲这样的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土包子们，是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的。
直到2003年，捉襟见肘的窘相终于露出来了。2005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扬，能源供应全面趋紧。这些因素使得核电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一再攀升。
1月7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了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一周后，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透露，国家已经用“积极发展核电”代替了“十五”规划中的“适度发展核电”政策。
3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宣布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至此，传扬了两年的中国核电战略调整，终于在国家层面上获得确认。各界发展核电热情高涨。不仅在沿海缺乏能源的省市，内地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重庆、广西等省市，也向发改委提出建设核电的强烈要求。
温家宝总理出行法国之前，向《费加罗报》重申了中国的核电发展目标：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届时全国总装机容量的4％。
我想，这大概是父亲最希望看到的了。
不久前，有一部关于秦山核电站的电视纪实片上映。秦山，从你并网发电算起，你应该是13岁了吧？如果你是个少年，你一定是虎虎生风；如果是个少女，正值豆蔻年华。在你还在母腹中时，我就曾关注过你，我的父亲，为了你的出生，甚至还曾付出过政治代价，开罪了一些政坛要人。我满怀期盼地等待着它的播出。这部片子记载了秦山人艰苦的创业，描绘出秦山美好的未来，铭记下许多为核电做出贡献的人物，但令我伤心的是，唯独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古记，东海有仙山。站在杭州湾旁的秦山山麓，遥望大海。随着岁月的流逝，今天，父亲他们这一代人，早已像这海面上的晨雾一样，消失在这茫茫的海天佛国之中了。
4 水头如箭破夔门
将近在一年前，中央和军委高层发生了一次变化。
1981年6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职，胡耀邦和邓小平分别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同年7月10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尚昆为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
父亲忽然间从国务院领导层中消失了，这件事在党内高层引起了议论和疑惑。这如果仅仅是针对父亲个人，问题当然就简单得多了，但这恰恰涉及到国防工业领导体制的走向问题。
对这件事最着急的大概是杨尚昆了。就在父亲被免职的两天后，好像也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杨尚昆从北京打来电话，他们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电话打完，我们饭都吃完了，叫炊事员把饭菜再热热。我问父亲，有新情况？他点点头：“杨要我继续抓下去。”
还要继续干？
“他（杨）说他也是才知道。说这样大的事，事先连气都不通一下。他已经和小平同志说了，还是要我把这一摊继续抓下去，不能放。”
国务院搞机构改革，只知道是把主管各口子的副总理都改成国务委员，原以为不过是个名称变变，谁能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有人慢慢回过味来了。
我说，怎么抓啊？职务都没有了，以什么名义去抓？
“杨的意思是干脆过到军委这边来。具体怎么个搞法，他再协调一下。”
由杨尚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事在酝酿时，邓小平曾征询过父亲的意见。父亲对杨是太了解了，他们在中央苏区就很熟悉。他认为，杨离开军队时间是长了些，但他的协调能力还是很强的，出任军委秘书长，应该说是个合适的人选。
父亲说：“邓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个人决断上弱些，但他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我赞成他到军委来，我会支持他的工作的。”
杨来军委之前和我父亲也有过一次长谈。他说，小平同志要他到军队来，他是有顾虑的，自己离开军队太久了，军队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小平同志说，有什么好怕的？有事就问爱萍嘛！军队的事他还不熟悉？我和他打过招呼了，他会支持你的。
父亲还回忆起年轻时他们在中央苏区组建中央直属机关篮球队的美好时光。看得出，他很动情。他身居高位，但心地单纯，他看重的是同志之间真诚的友谊。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今天都取得了这样显赫的地位，彼此之间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推心置腹的谈话，是难能可贵的。
他说：“同志间在一起工作，不可能都那么一致。但有一条，只要能交心，再有分歧都不怕，怕是怕在不能交心了。”
他接着说：“我原来想就休息了，但人家既然这样说了，就先帮着管一下吧。管他什么名义，反正是共产党的事。等找到合适的人，我走就是了。”
历史又在重复，44年前，他应彭雪枫之邀来到魏凤楼那里搞统战，为彭雪枫部筹措粮草，不也是这样吗？盛情难却，何况还是多年的战友呢！
我们乘船沿长江自重庆返京。目的只有一个，看看三峡。
三峡第一峡穿越夔门，是三峡中最险的航道。江岸两侧壁立如削，高耸入云，恰似天造地设的大门。船从陡峭的岩壁间挤进去，脚下水流湍急，耳边山风呼啸，惊涛拍击，如山崩地裂一般。
俗话说：“走出夔门便是龙。”父亲指点两岸道：“1929年从这里出川，就再也没有回过头了。”
江水日夜奔流，人却已近暮年。他不自禁地念出一首诗来：
“山川壮丽欣重睹，旧梦依稀认血痕。万千险滩皆稳渡，水头如箭破夔门。”
是啊，面对大江东去的宏阔气象，回顾中国革命走过的千山万水，天地间，个人显得如此的渺小。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名往，一个革命者，难道不应该持有更为达观的人生态度吗？
你念的是陈毅元帅的诗吧？我说道。
还在更早一些时候，他和王震商量，将所有涉及国防科研和生产的部门统辖起来，统一领导，结束相互扯皮、各自为战的局面。杨尚昆到军委后，支持这个方案，在半年前，以他和杨尚昆两人的名义提出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的建议。就在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后，1982年5月10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这是他力主了几十年的事，他决定利用最后的时间帮杨尚昆理清做完这件事。为了使大批顶级的大科学家和科技精英们在国防科技的最高决策中发挥作用，他动议组建与国防科工委平行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力主陈彬和张震寰分别执掌这两个委员会。他配齐了领导班子，还特别选择了三个有专业知识高学历的年轻干部，最年轻的伍绍祖34岁。然后，他正式向军委写出了退休报告。
在这之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父亲都蹲在葫芦岛海军试验基地，亲自坐镇指挥潜艇水下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这件事对他太重要了。
潜地导弹对于实战的重大意义还不仅在于能水下发射，关键它是由固体燃料作为推动力的。第一代导弹，都以液体燃料推动，体积大、加注时间长，存放在发射井里，在卫星侦察和精确制导武器发展的今天，很容易被敌人摧毁。而固体燃料导弹则具备了体积小、机动性强的特点，可以车载着和敌手玩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个隐蔽、机动的特点，注定了它在我们这样一个奉行后发制人战略的国家中特殊的地位。早在50年代中期，研制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工作就开始了；1967年，决定研制与核潜艇配套的固体潜地战略导弹；1977年，父亲第三次复出时，提出了“大打固体战”，把它与洲际导弹、地球同步卫星一起列为三项重点突破的内容。
这发潜地导弹，又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一代半”产品。固体导弹本属“二代”，因为最初研制的固体燃料推动力小，需要用潜艇将导弹拖到预定海底潜伏，然后发射，称为“半机动”，所以叫“一代半”。在这之后，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直接向我父亲建议，让海底蛟龙上陆是能够做到的，父亲认同了这个建议，也认同了提出这个大胆建议的人。不久，终于成功地进行了在区域性公路上用运输发射车发射固体地地导弹的飞行试验，中国的第二代导弹即固体导弹从此诞生。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就是后来我国第一代载人航天飞船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后生可畏啊！
父亲没有接到对他离休报告的批复，却接到了新的任命。
新一届的军委组成了。
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为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不再设常委。
这个任命是中央对我父亲的信任，同时也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我国，国防工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它依据军方提出的要求，研制生产武器装备，但它本身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领导体制上，横跨军委和国务院两大系统，国外习惯称它为“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工业界集团”。长期以来，一直由军方和国务院同时兼有职务的领导人担任主管，像贺老总、罗瑞卿、王震以及我的父亲。现在，国务院单方面做出了人事调整，免去了我父亲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就意味着打破了既成的军工管理体制。当然，不排除在新任命的国务委员中，重新拟定人选。在新产生的13个国务委员中，耿飚和余秋里和军方是有联系的。但耿飚刚从军委秘书长的位置上卸任，不可能再会接手相对局部的国防工业这一摊，何况他在军内已没有职务了。余秋里呢？当时正在考虑由他或是陈丕显来接任总政治部主任，军队高级干部中，似乎倾向余的要更多些，毕竟余在军队的时间要更长些。所以，余也可以排除。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变动，真的是要在军工体制上动刀子吗？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仅仅是一次纯人事的调整，只是他们不小心触动了体制。
但这足以引起军方的警觉。撤销国防口，由国务院单独执掌国防工业各部，军队需要什么，就订货嘛！后来的体制变更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军队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一支军队，当它离开了武器装备的支持，会是什么呢？难道真像赫鲁晓夫讥讽的那样：“民兵算什么？在核大战中，它只是堆肉！”
杨尚昆，他何尝不明白，武器装备可是军队战斗力的硬件啊！而这一摊，建制复杂，经费奇缺，加上“文革”十年的折腾，与世界先进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成为军队战斗力攀升最难逾越的障碍。
如果军队放弃对国防工业的领导权，听任别人安排自己的命运，那将会是什么状况呢？当然，谁都会说，你放心，我们保证军品优先。对这种空头支票，能信吗？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老九不能走！”张爱萍这个军方派出的死硬派人物，留在国务院，继续执掌国防工业大军，应该说是最合适的。
上述这些分析，是从体制的角度看待个人存在的意义。我想，凭父亲的思想方法，他是不会想到的。他很简单，是个直线思维的人。一定要我干，我就干出个样子；不要我干了，我就休息，颐养天年。
第一次会议上。杨尚昆说，给我们这个会起个名字吧。按过去叫军委办公会议，不是太确切了。小平同志说，老帅们都还在，你们这几个就叫秘书长、副秘书长吧。过去也叫过军委常委会，但军委这次取消了常委，这个名字也不好叫了。父亲说，可以仿照国务院，叫军委常务会议。杨说，好，就这么定。
父亲仍然是负责全军的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领域。另加了外事。
杨最后说，既然中央把军队交给了我们5个人了，谁都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一起再干5年，到1987年，我们5人共进退。这就是被广为流传的五人共进退的约定。
父亲回忆时说：“日常工作是我们五个人研究，几个元帅不来，但他们的秘书都列席，便于及时沟通。会后一般是杨去邓那里汇报，遇到重要的专项问题，讲不清楚的，分管的同志也一起去。”
1982年11月19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提议，任命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他又回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军队的职务是军委常务会议成员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对国防工业的主导作用。时隔他被免职的五届人大常委第23次会议，正好半年。
但这一届军委，迎来的却是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冬天。
长期的临战体制，使我军兵员和武器装备在数量居世界前列。因为投入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后，订货体制的逐渐市场化，军品成本大幅上涨，装备采购数量不得不减少，即使研制出新型的武器也无法装备部队。空军主战机型落后，海军作战舰艇滞留在中小型上，现代战场中许多重要领域的装备，如武装直升机，空中加油机，战略预警系统，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等，都处于空白。对未来军事技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仍是薄弱环节，严重地拖了各型号武器的后腿。就连相对占优势的步兵常规武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从60年代的旗鼓相当、略占优势，到现在已呈现出落伍状态。更为让人挠头的是，原有的武器装备相继进入了更新期，补不抵退。由于大量旧装备超期服役，维修费用急剧上涨不说，老化失修，事故频出日趋严重。工程建设经费的保障不足，使军用机场、码头失修；征地赔偿费的增加，使部队实装实弹的训练减少；油料、备件的短缺，使飞行、舰艇、装甲部队难以行动……
与此相反，国际军事领域的发展却呈突破态势。美苏正在加速对武装力量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快更新速度，增强高科技的投入，完善快速反应体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中东、马岛作战，空地一体的现代战争的理念已初见端倪。难道以马队、长矛对付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历史还要重演吗？
父亲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再困难的局面我们不是都走过来了吗？”
1982年父亲向中央提出了新时期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后来被人们习惯地称为16字方针。
其实，有两个16字方针。
第一个16字方针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
这一条知道的人不多，限于国防科工委机关和总参装备部等领率部门。
第二个16字方针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
父亲的原话是“以军为主”，上报中央后，邓小平改为“军品优先”。这四个字的改动是耐人寻味的，它最终导致了军工产业后来的走向。
如果说，第一个方针是目标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针就是手段、是保障；或者说，一是压缩调整；二是广开财路，一句话：开源节流。
父亲去世后，曾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过去我们自诩不做军火商，现在看来不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则开展军品贸易是不行了。为了开创军事科技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张爱萍同志让我负责外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军品贸易；一是突破苏美对我国的军事技术封锁。”爱萍同志向我强调三条：“出售武器，是为了增强发展中国家自卫能力的，绝不要掺和到有武装冲突的国家中去；在军品贸易中一定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给国家造成损失。”（注：伍绍祖《忆我的工作老师——张爱萍》）
当年，这个清华核物理系的研究生出身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年轻气盛。他骄傲地说：是我们国防工业“率先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二、三、四、五、六、七、八机部，分别成立了公司。中国新时代公司、中国燕山公司、中国原子能工业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父亲规定，国防工业口的公司，必须统一领导，军品贸易的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军工，统一安排，不得留成。这几个中国字头的公司一挂牌，立即引起了世界金融和贸易领域的震动。很快就与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和民间厂商进行了军品贸易。
国防科工委又出新招，在北京举办了国际防务技术展览。中国馆展出武器装备实物300多种。
父亲说，光产品不行，技术也是资源。于是在深圳首次举办了以军转民技术为内容和以外商为主要用户的“中国深圳技术交易会”，为军用技术走向国际市场迈开了第一步。两年后，卫星搭载、为国外发射卫星和武器装备改装成为世界的亮点。
开始，国防工业各部还仅仅是搞些小产品，照相机、自行车、缝纫机、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最突出的是轻骑摩托车，年产量占了全国的80％。父亲说，不错，但属小打小闹！
于是第二波出台了。核工业系统的微型反应堆、核医学仪器设备；航天部的卫星通信、卫星遥感、机器人；兵器部的矿山采掘、石油钻探、大型载重汽车……
军工部门为轻工、纺织、食品、医疗等系统提供技术设备12万套。民品出口贸易额达到全国机电出口的10％。
父亲说，还要广开思路。
国防工业部门开始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和重大设备的研制和技术攻关。电子对撞机超真空室、主漂移室的工程都见到了航空、航天的影子。
中国的民用飞机也出台了。运5、运11、运12、运7、运8，直5、直9，还有蜜蜂、蜻蜓超轻型农用机。
国防工业在汽车领域也挤了进去。微型车占了全国的一半。摩托车占了60％，铁路敞车已达5000辆。
“六五”期间，国防工业系统一跃成为国家创汇的大鳄。赵紫阳说，真没想到，国防工业几个部居然排居第三，仅次于能源和旅游。这也不奇怪，当时选入中央领导核心的许多领导人不少来自下面或基层，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又极端保密。父亲说，组织些活动，请他们都来看看我们的实力，或许对今后做决策会有帮助。于是就陆续有了杨村的空军飞行表演；坦克师“59－改”的实弹射击；以及北郊卫星地面站的远程控制……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委都被请来参观，尤其是几个偏于保守和自诩老大的部委，更是在邀请之列。
当大批的银子滚滚而进时，国防工业这棵枯萎的大树，开始复苏了。
1977年，他应叶帅要求出山时，曾立过誓言，要在三个领域突破。洲际导弹成功了，水下发射的固体导弹成功了，现在就要看这第三下了。
假设我们从太空中俯瞰地球，在距地表36000公里的冥冥之中，有一条环绕地球的无形轨道，它与地球的赤道平面相重合。卫星在这条轨道上飞行，将会与地球自转的周期（23小时56分4秒）相同步，它就像似一盏高悬的明灯，静静地挂在头顶的夜空，向人们传递着每晚的电视画面。科学家们赋予了它一个名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静止卫星。父亲要浪漫得多，他是用诗的语言说话：“玉宇明灯高挂。”
当然，现实就没有那么浪漫了。首先，运载火箭要把卫星连同自己的第三级火箭送入100～200公里高的圆形轨道上，在这个被称为是停泊轨道的地方休整调节一下；然后第三级火箭点火，把卫星再送入离赤道36000公里的被称为是转移轨道的位置上。这就是卫星要到的高度了。但它待不住，强大的地球引力将它硬拉了回来，它以巨大的速度冲回地球，在离地面200公里时绕过地球后，又重新冲向36000公里的高空。这时发动机再一次打开，但这次不是向后，而是向翼侧喷火，卫星获得了新的速度，克服了地球的引力，于是它在36000公里的准静止轨道上，环绕地球，与地球同步运动了。这时地面开始对它控制引导，经过一段时间飘移，最终定点在预定位置上，东经125°。
完成这个三级跳，前后要历时10多天，飞行60万公里。可以想见，没有高超的火箭技术和遥测控制技术，是玩不转的。它可以被称作是卫星发射领域的巨无霸了。因为卫星要静止地呆在赤道上空，所以发射场要尽量靠近赤道。为了实现这个飞天梦，很早以前，父亲就撇开了现成的太原和酒泉发射基地，着手在西昌建立发射中心。正如法国选在赤道附近的法属圭亚那而不在法国本土。
卫星发射定在1984年1月。从1983年下半年起，随着时间的临近，这颗卫星就成为我们家餐桌上最热门的话题了。我不是搞科研的，上面提供给读者的关于卫星发射过程的解释，全是听父亲讲的。他也不是专家，只能用他自己理解的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写这本书时，我曾想核对一下，以免有误出洋相，后来一想，没这个必要，反正发射成功了，父亲当时是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转述好了，这样可能更好。读者在引用时一定要核对一下，以免误人子弟。父亲习惯地称这个项目是三级跳。为什么？他说他在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大会上拿过一个冠军，就是三级跳冠军。我们说，爸，你真了不起！他说，那算什么，这项比赛就我一人报名，他们都是土包子，不知道什么叫三级跳，当然我就稳拿冠军了。
这显然是个好兆头。
1983年8月，代号331的卫星发射五大系统：运载火箭、卫星、发射场、测控通信、通信地球站，经父亲亲自检查完毕，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实施。
9月13日，航天、电子、机械三个工业部的试验队和34个协作单位，进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拉开了决战帷幕。
这是一项宏伟的国家工程。和搞原子弹和洲际导弹一样，这次行动，涉及20个省，30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9个大军区、有关军兵种，所属数以千计的单位。从陆地到海洋，在长达7000公里的航区内，有发射、测控、通信、水文、气象、运输、海上救援等，其中，仅通信就配备600多个台站。在总指挥部下，设发射场区指挥所，测控通信指挥所，卫星通讯指挥所，统辖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渭南卫星测控中心、远望号测量船、32个参试台站和9个试验队。
从10月中旬到12月总指挥部开始挂牌验收。除设备系统外，也包括人员业务水准。我找到了父亲当年规定的人员验收标准，相当具体，极具操作性。他要求检查每个人正常操作的技能、预想故障的解决技能，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技能。对单位检查是，五定双岗两想。五定，即定人员、定岗位、定职责、定设备、定协同关系。实行双岗制；两想是操作前预想内容和操作后回想的检查内容。很难相信这是身为国防部长的高级领导的工作方式。但他就是这样，他说：
“国防部长怎么啦？按刘伯承元帅的话说，是胆大包天，心细如丝。”
父亲个性是浪漫的，但做事是极其严格刻板的。他从不相信命运，只相信自己的刻苦和努力。相信功败垂成，在于细节之中。
1984年元旦清晨，火箭进入发射场。5天后，卫星安装完毕。16天后，远望号抵达预定海域。
1984年1月26日15时，发射进入5小时准备。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洪学智要来指挥所，父亲说，算了吧。他们说，给你助阵。
发射前3小时，突然发现稳定系统输出信号超出正常值。父亲决定停止，他对几位军委领导说，好事多磨，都请回吧。
3天后，晚8时，火箭升空，一级正常，脱落；二级正常，脱落；啊，三级点火，也正常，指挥大厅里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就要进入大椭圆形轨道了，这是第二跳，三级第二次点火，这是人们最担心的关口，就像冰上芭蕾一样，最后一个高难度的抛起四周跳，但是，失败了。940秒后，担心的事到底发生了，速度曲线呈现异常，第二次点火后5秒，动力消失，但星箭已经分离，卫星没有进入预定轨道。此时，卫星姿态不明，增大了在地球背光一面的运行时间，星上镉镍电池无法充电而又呈放电状态，这颗星将沉入莽莽的宇宙之中，它的命运将永远不为人所知晓。
父亲面部毫无表情，他只说了一句话，通知西安，组织抢救。他一直坐等到第二天的中午，15个小时后，抢救方案报上来了。卫星丢失后，一直围地球转到第11圈后，被闽西站抓住了，于是连续发了两道断电指令，保持住了星上的能源。再测发动机喉部温度，判定出这颗星是大翻个，底部朝着太阳，躺着飞行。专家们建议再次点火，但又担心弄巧成拙，解决不了反倒打出轨道，残骸落入其他国家，引起外交上的麻烦。父亲说，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用你们负责，点火！发射后的第二天下午4点，也就是20个小时后，渭南测控中心发出指令，再次点火成功。这颗卫星在地球6千公里之外，翻个调整姿态，变换轨迹。32秒后，终于进入新的轨道，变成了一颗实验卫星，完成着卫星各系统的测试，进行通信、广播、彩色电视传输的试验。
这是一次真实的星球大战。从这次对事故的处理中，世界可以看到，在几千公里外的太空，中国对人造天体的控制能力，模拟勾画出未来天战的雏形。
父亲认为，这倒也不失为必要的一步，未必就不是件好事，关键在于认真总结。他要求于2月8日前，将这次发射的全部数据集中，远洋船立即返航，用专机空运调集各地的记录磁带。由航天部一院和发射中心技术专家共同分析，找出问题。《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记载：“经过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忘我劳动，处理分析了全部遥测数据，绘制了数以千计的图表……张爱萍每天都坐镇指挥。”
1984年4月8日，火箭再次升空。这一次非常顺利，火箭在大椭圆形轨道上连续平稳地运行了两天。最后一跳开始了，火箭将把卫星推入准同步轨道。但就在这时问题出现了。工作日志记载的是，父亲是4月10日8时14分接到渭南测控中心报告的：星上镉镍电池超过设计温度，紧接着是卫星外壳和部分仪器温度升高，并且有继续升高的趋势。当时采取的紧急措施是，遥控打开星上全部耗能设备，减低电能储存；同时将卫星调整到让它“躺倒”的姿势，改变太阳的照射角。
温度终于降下来了。但躺倒的卫星是不能通信的。四机部148所全所立即动员起来，进行模拟试验。连续几个昼夜，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只要将星调整到一个与赤道合适的夹角，就可以进行正常工作。这期间，不仅父亲睡不着觉，连邓小平都在无时无刻地关注着这颗星。听到化险为夷的消息，马上和父亲通了电话。父亲说：“他问了情况后说，爱萍，你替我对大家说，我提前祝贺了！”
1984年4月16日18时28分，经过整整8天的旅行，卫星定位在东经125度赤道上空。第二天晚上6点，卫星开始工作了。18日上午10点，父亲正式试用这个卫星，和远在乌鲁木齐的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通话。秘书把机关起草好的讲话稿递给我父亲，父亲顺手丢在一边，对几千里外的王恩茂喊道：“老王！哈密瓜熟了没有？”王恩茂书记也把讲话稿扔掉，大声说：“我这就派人给你送去！”这一情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转播，新疆人民第一次和首都人民一起在同一时间里看到了这个场面。
聂老总评价说：“这真正可以说，是一次飞跃了！”
1986年2月，广播电视卫星正式开通。到父亲退休时，已经可以承接国外卫星的发射，航天商业运作的大门已经开启。
1984年10月1日，是共和国的35周年大庆的日子。
在这之前，我参加听取了北京军区关于阅兵构想的汇报。我和父亲闲聊时说，搞来搞去还是老套路，正步、方队，没劲！父亲问我的想法，我说，应该突出现代化，这是主题。父亲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从1977年算起，整整7年了，国防工业要向全国人民献礼，把我们的东西统统都拿出来。杨尚昆说，好，就给全国全军鼓鼓劲。
35周年阅兵拿出了不少新型的装备，地面进攻力量有各型坦克、装甲车、步战车，还有各种新型的压制火炮，其中装备滑膛炮和复合装甲的坦克，以及40管火箭炮是个亮点。再就是防空兵器和反坦克兵器。空军是歼7多个型号，歼8一个型号。但反响最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导弹化，这是现代化军队的标志。各种型号的导弹基本配置齐全。战略导弹东3、东4、东5；潜地导弹巨浪；防空导弹红旗系列；当时最时髦的步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红缨也登场了。反坦克导弹红箭系列；岸防导弹和舰载导弹和反舰导弹也拖出来了。相配套的是各式雷达，火控雷达，制导雷达，多波束三坐标雷达，船载单脉冲雷达，车载跟踪雷达。有些是没法参加的，如核潜艇，导弹护卫舰，导弹快艇等。电子方面因为不宜展示，特地组织了专题展览，防空系统和监测系统，银河亿次机，雷达干扰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导弹引导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抗干扰坦克电台等等。
这简直就是国防科技的大检阅，他的属下们也太给他露脸了！
我是在电视里看阅兵的。按惯例，坦克装甲部队经过观礼台时，战机编队应该临空。中央台CCTV转播这一段时，专门给了军委领导人很长时间的特写。我看到他们5个人都着新式军装，站成横排，向受阅部队敬礼。这时胡耀邦走过来兴奋地和军人们握手，父亲不断用手指着什么，两人都滔滔不绝。阅兵结束后，我问他，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啊？“胡耀邦说飞机他看不清楚。我说云层太低了。10年大庆时我就在策划这个东西，北京10月有雾，要到中午才能散去。研究方案时我就提出来了，航空兵一定不能高于300米，张廷发（注：时任空军司令员）那里有些紧张……”今天他的话又是很多。
我说，写幅字吧。他的办公桌边摆了张餐桌，垫上旧毛毯，放上文房四宝，随时铺上宣纸就可以写字了。写什么呢？他问。我说，就写毛主席年轻时用来自勉的两句话吧：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益增其奔猛；
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5 在改革的大潮中
国庆35周年盛大阅兵的热潮还没有退尽，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从现在看到的许多官方权威性的报道中，对这次大会，都给予了很重的评价，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又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规定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改革由农村向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全面铺开。
邓小平专门谈到了这份文件，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说：“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邓小平对党的许多文件都有评价，但是像这样给予赞誉的则是不多见的。
邓说的这个“异端”也冲向了军事－工业界联盟的古老而封闭的国防工业。
这的确是个新课题。中国这条大船，告别它航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航道，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高度集中的产业，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大市场呢？军事工业将在经济转型的巨大变革中，经受剧烈的震荡。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规划，由国务院统一组织和管理。
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上述4个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
这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它意味着延续了30年的我国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从此将不复存在。
建国30年来，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军工体系。在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上，军工自成系统。国务院设有国防口，统一归口管理国防工业各个机部。二机部是核工业；三机部是航空；四机部是电子；五机部是常规兵器；六机部是舰船；七机部是战略导弹和航天；八机部是战术导弹（在这之前已经撤销）。国防工业口根据军队的要求和军费的安排，给所属各机部下达军工生产任务。
这次改革，就是要拆掉这个口子，打破民用和军用在管理体系上的分离，下属的各个机部和其他民用部门一样，直接归国务院领导，除保留必要的军品生产线外，一律纳入民用系统。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国务院体制调整方案在会上拿出来后，父亲说，他不好举这个手。中央确定的事，当然要服从，这是原则。但这一切来得是如此突然，毕竟涉及面也太大了。
他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
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
会议还没有散，父亲就打电话给杨尚昆，建议马上召集各总部、军兵种负责同志开会。吃过午饭，各军兵种的司令员和有关部局的领导就集中在三座门了。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杨尚昆也不清楚。会议一开始就炸锅了。具体怎么开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知道最后推举一个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当代表，与国务院协商。
其实，军队方面也有误解，打破自成系统的国防工业体系，是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国防工业并不因此而消亡。只不过，从此，军事工业不再是指从事军品生产的企业的总和，而是指所有军品研制和生产活动的总和；军工行业管理的对象不再是原来拥有产权的军工企业，而是与军用有关的技术和生产行为了。
当然，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引起军工产业内在运行机制的变化，以后，军队再要什么，那就拿钱订货。过去是按指令办，现在是按合同办。这就是向市场化的转型的基本内涵。军人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那要花多少钱，人家才同意卖给你呢？飞机大炮难道也能像电冰箱、洗衣机那样在市场上货比三家吗？
既然是向市场化转型，这就必然导致军工产业的企业化改革。
过去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虽然也被称之为军工企业，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既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经营风险和享有收益分配权。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活动的组织和产品的调拨等都是通过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