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从东汉至今，在这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一种被称作“士”的人。他们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或是在朝，或是下野，都心系国家和民族，都重在追求精神的独立，不被名利所累。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穷也好，达也好；出世或是入世；得志或不得志。总之，他们不但以不凡的业绩彪炳史册，更以难得的高风亮节为后人称诵。
如岳飞说：“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
如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如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 回归之路
我像你们这个年龄时还很糊涂呢！”
我说，不可能，你们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很辉煌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你们的影子，一辈子也只配当个瞎参谋、乱干事什么的。
他说：“衡量一个人，不是官职，而是看品格和才能。”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卫国有两个正直无私的大夫，史鱼和遽伯玉。史鱼以耿直敢言着称，他屡次向卫灵公进言，举贤罢佞，直到临死前还叮嘱儿子不要在正堂为他办丧事，以此死谏。遽伯玉则不同，孔子说他是，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克己奉公，努力做事；当国家政治昏聩时，他便藏志隐身而退。孔子说，这是君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至今流传的“忠臣死谏”、“君子退隐”的故事。直谏乃至死谏，其忠可嘉，其诚可鉴。但孔子更推崇的是通权达变的君子之道看重的是自身的仕途行止取决于对国家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史鱼和遽伯玉，烈士与君子，都是社会的栋梁，但在不同的时期，其价值与影响不同。在和平时期，史鱼那样的烈士有偏激之嫌，似乎不大合时宜；但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候，遽伯玉似乎就比史鱼逊色多了。
什么时候持烈士之风，什么时候取君子之道，也有个通权达变的问题。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再往后呢？那就应该有更高的人生境界了。能将史鱼和遽伯玉集于一身且能通权达变者，大君子也！
父亲渐渐地不再愿意谈工作上的事。有时我们和他谈起一些外界重大事情，他似乎也置若罔闻。
还是在一年前，他到医院体检，说是肾脏有个阴影，是癌，还是囊肿？活检吧，又怕穿透引起转移，意见不一。耽误下去后果可想而知；但切开如果不是，就白白丢了个肾；谁能对此负责？医疗组面临两难抉择。父亲听了会诊情况，问：“一个肾会有什么影响吗？”随即提笔给专家组吴阶平（注：医学泌尿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写了个便条：
“打开，摘除！是，或不是，与其他人无关。我对自己负责。”
透明细胞癌！他被摘除了右肾。
我出差回来去医院看他，桌上放着他写好的条幅：“道不同，不相为谋”。后面注明：“友人索书，语出《论语》，《史记·伯夷传》，引此言，亦各从其志也。”
他正专注地书写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这是一幅长卷，他边写边念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亲贤臣，远小人”之语，出自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以图中原之前，面对暗弱无能、不可雕琢的后主刘禅，心存忧虑，遂将其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的一派心事，一一流着笔端。《前出师表》因思想之深邃，感情之真切以及诸葛亮高尚的人品，成为千古名篇。
岳飞喜欢《前出师表》，并有一幅手书流传。岳飞自叙曰：“宋高宗戊午年秋八月过南阳，谒武侯祠，夜深秉烛，观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如雨下。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
父亲喜欢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尤其喜欢岳飞手书的《前出师表》，这手书，将两位先贤共同的情操融为一体。
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父亲的好友，着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素知父亲的喜好，送他一幅岳飞手书《前出师表》拓本。
于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就有了一片最激荡人心的天地，那就是挂满了整整一面墙的岳飞手书《前出师表》。
闲暇时，父亲尤喜欢凝望着这面墙，手指比划着，嘴里叨念着。过了些时候，他会说：“快给我收起来！都挂坏了。”又过了些时候，他会说：“那幅字搞到哪里去了？快给我挂出来！”
从小，父亲就对我说过：“你看岳飞的字，开头这句‘先帝创业未半’，笔体工整，但越写到后来越草，不是潦草，是狂草！为什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父亲的满腔热忱，也曾如岳飞那样奔腾咆哮过。我曾想过，父亲这一代人，有他们治国治军的理念，尤其是对国防现代化建设，有他自己系统的思考，但我想不明白的是，既然有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就不力争到底呢？
“亦各从其志也！”他回忆说：“85年以后，我就逐渐感到再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了。占着这个位置，只能是尸位素餐。我想，我是早该走了。”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那种回天乏力的心境；岳飞被宋高宗一日十二道金牌招回的功业未竟的无奈，全都倾注在这张出师表上了。他万马奔腾般的狂草，如江河激流，一泻千里，冲去他胸中的郁闷。
稍舒胸中抑郁耳！手术后，他的头发全白了。
1987年就要过去了，党的十三大在筹备中，自1982年十二大确立的这一届军委就要期满到任了。父亲说：“五人共进退，是当初在第一次军委常务会议上就约定好的，上了纪要的。”“常给下面的同志做工作，要他们退下来，我自己都脸红！”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自己开创的事业难以割舍，对未来寄予了希望，希望能亲手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哪一代人不是这样呢？但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要把这个国家、这支军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
不久前，我们一家人闲聊，谈到爹妈都老了，我们兄妹今后该怎样生活。妈妈说了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
父亲在一旁说：“对一个国家、一个党来说，也是如此。”
“一个人，一直干到死，这是党的悲剧。”
今天，当新的时代呼啸而至时，当他面对渐次进入领导岗位的那些后生们时，还有什么必要再去陈述和力争自己的那些观点呢。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没有人是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的。
他好像已经意识到，他不应该再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了。
秋天，离任前的他，特意到三线转了一圈。他对中国的大西南怀有一种特殊的眷恋。他要再看一看为之奋斗了半生的国防尖端事业。那里有他的战友们，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当年就是在他的启蒙下，告别了大城市，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腹地，如今个个也都是白发苍苍了。一是话别，二是想再听听，自己离任前，还有什么能为他们可办的事情。
他顺道视察了云南前线。他以77岁高龄登上了海拔1422米的边境主峰，成为我军登上主峰级别最高、年龄最大的高级将领。那是边境上一个普通的骑线点，终年大雾，进入战区就像进入雾区。对方是以炮击欢迎他的。前线指挥员傅全有劝他不要上去了，他说：“很久没有闻到火药的气味了，让它们落得近一些才过瘾呢！”他察看了双方对峙的阵地，钻了猫耳洞，开了罐头，啃了压缩饼干。对方只知道有高级别官员上来了，所以不停地炮击，但他们绝想不到中国的国防部长会有这个雅兴。
这场边境军事斗争，实际上是1979年和1981年两次作战的延续。为了国家利益和领土的完整，自1984年4月起，我军在该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边境反击作战。前线部队提出的“艰苦奋战，无私奉献”、“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口号，被誉为老山精神。这个精神，伴随着《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
父亲看到了战士们刻在石头上的几个大字：“祖国知道我”，他说，就在这里照张相吧。于是就有了国防部长和一线连的战士们在军旗下的留影。他为他们题字：“老山精神万岁！”
他给阵亡烈士敬献了花圈，正如歌中所唱的：“他们的身体，化作了山脉……”
对他来说，战场的硝烟，从此成为永恒。
回京后，他向中央建议，停止作战行动，撤除轮战部队。
延续了8年的战事，戛然而止。
父亲此番南行，还有一项课目，就是圆他一个夙愿：回一趟达县老家。
回家。自1929年至今，整整58年过去了，一个离家时19岁的热血青年，已经被岁月打造成一位77岁的迟暮老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艰难坎坷，与辉煌同在。当大幕徐徐落下时，他回来了，他要看一看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四川出来做事的人有个共同点，思念家乡。“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在他的诗词中，几乎一半都是对巴山蜀水的眷恋。他喜欢川菜，喜欢川戏，喜欢听川戏中亢奋、撕裂的高音。航天部有好几个厂、所都在达县和达县附近，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四川三线检查工作，但却几过家门而不入。
父亲说：“像我这样位置的人回去，会是什么样子，可以想像得出来。”
他不愿惊动地方，也担心有不自觉的本家借他耀武扬威，败坏了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信。
记得有一次和他闲谈古今帝王将相，谈到楚汉相争，他说：
“项羽这个人没有多大志向。”
西楚霸王，雄才大略，怎么没有志向？
“项羽说，吾闻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有了点功名，就要卖弄，这种人有什么出息？”
“我什么时候不在位了，什么时候再回去看看。给你奶奶上上坟，我是个不孝顺的孩子。”
解放了，家乡的人听说父亲在外面当了大官，本家亲戚有出来找的，他也并不是一概拒绝。对年轻的孩子他都积极给介绍工作，希望他们能在革命队伍里成长。我的两个叔伯哥哥，一个去了地质勘探队；一个去了朝鲜战场。但对年龄大、思想意识不好，想出来混事的，都被他给训斥回去了。有个亲戚一路上打着他的牌子，招摇撞骗，混吃混喝。地方政府当然都要给面子的。他知道后，勃然大怒，给当地政府写了封信：“凡我家里人找你们办事、提出照顾的，一律给我回绝。记住：现在是人民的政府！”
父亲兄弟姐妹8人，父亲和我三叔早年参加革命。但三叔家人口多，父亲说，还是由我每月寄钱回去吧。他对我爷爷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不能搞特殊化，就按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给你寄钱。
亲戚中，也有不少讲他怪话的：“倒霉的时候，跟着你受株连；现在好了，又怕我们沾你的光。”我曾很婉转地告诉过父亲，我说，你的人缘可不怎么样啊。他说：“他们要真有理，为什么不敢当着我的面讲？”
奇怪的是，许多被父亲骂过的人，除了委屈，但都并不嫉恨。还是在80年代经商风潮的时期，我在成都的一个叔伯哥哥就对我说过：“深更半夜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想这么晚了，谁他妈的捣乱。一接过来，就听到一个低哑的声音，是张举涵同志吗？啊！是咱们老爷子打来的。就说了一句话：‘你听着，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还没等我说话，‘啪’的一声，电话就挂了。我心里那个难受啊！我怎么了？干什么坏事了？他肯定是听到了我在单位搞三产的什么传言了，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事情都过去好多年了，我这个哥哥讲起来还在落泪。他说：“老爷子这个人，我知道，他是要我们好，但一想起来，我还是委屈、难受。我想，我这辈子，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做坏事了。”
真的，老爷子在家乡人心目中的分量，是太重太重了。
回家，就像萨克斯管吹奏出的一支温馨而忧伤的曲子。
这一趟我没有跟去。听说，父亲拜谒我奶奶墓的时候，天就下雨了。站在母亲的坟前，任凭雨水浇淋，他老泪纵横。
那天晚上，他写道：
“惚见依门依闾望，犹闻唤儿声。”他看见母亲依着门栏翘首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难全忠孝多少恨，此生堪可慰娘亲。”
作为儿子，他有遗憾，双亲故去，都没能在床前伺候。但他的一生，足以使他的父母为他骄傲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生出个好男儿来，那也都是为国家养的。
张家沟，仍留下他童年生活的痕迹。
岁月流逝，房屋依旧。家门口一棵老榕树，巨如华盖，遮天蔽日。这是他小时候栽种的。老乡亲们告诉父亲，“文革”中知他遇难，这棵树竟渐渐枯死。他平反复出后，这树又奇迹般地冒出了新芽，而且一年比一年茂盛。
世上真能有如此奇事吗？父亲感慨地写道：
门对青山一老榕，风霜雨雪犹葱茏。
岁月如流沧桑变，顶天立地傲苍穹。
父亲去世后，我们把这首诗刻在他的墓碑上，作为他人格的写照：风霜雨雪，顶天立地。
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父亲请求辞去军委副秘书长的报告获得批准，第二天他就把办公室撤掉了。虽然，他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辞呈还要等到第二年的3月人大会议通过方可获准。
1988年，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我看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说许多老同志接过勋章时，手都在颤抖，有的甚至热泪盈眶。我很奇怪，我爸怎么只是拿过来看了看，说了句：“要这个干什么？”顺手就把它挂在他小孙子的脖子上，说：“送给你吧！”我想起这年初，他路过武汉时，登上黄鹤楼。烟波江上，岁月不再，唯天际白云，悠悠千载。父亲写诗：“日升日没循地转，雾重雾消何所由？”他似乎在问自己，人生究竟留下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呢？
父亲的退休生活是恬淡的。每天读书，读得极其认真，遇到疑问处，就拿着放大镜，一丝不苟地查他那本用得很旧的《辞海》。时常会抬起头来，像是在自言自语：“唔，我说他们就是用词不当嘛！”
再就是散步，他称之为“走世界”。
北京四合院是方形的回廊，他会一边走一边说：“向东……向北……向西……该向南了……”我妈每天要给他统计路程，争取每天都增加一点。
我去看他，他和我妈边走边说：“你愣在那里干什么？加进来一起走！”他会大声念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考考你，下一句？接！”我会说：“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他马上又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苏东坡的一首词，借途中偶遇风雨，抒怀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搏击风雨、笑傲人生；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人到暮年，回首走过的路，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才是坦荡之人。
他话题一转，风趣地说：“四肢断了三肢，肾脏摘掉一个，一只眼睛是人工晶体，心脏安有起搏器。哈哈，我是个机器人了！”
他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在党的十三大上，他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但他并不赞同成立这个委员会。他说：“休息就休息了，还问个什么？”每次开会，他照例都是请假。按中央规定，中顾委常委，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但对送来的各类动态性文件，他从来连看都不看一眼。看得出，他对政坛的事已经非常冷漠了。偶然出去走走，也多是摄影、书画展什么的。每逢重大节日、庆典，给他发出邀请，他总是同样的一句话：“我已经解甲归田了，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政务性的活动就不去了吧。”
也有例外的。怀念老一代领导人，如刘少奇、彭德怀，以及故去的老同志等人的纪念活动，还有涉及到两弹一星的，这些，他是一定要参加的。有一次，两个纪念活动在时间上重叠，他还因此赶了场子。我妈说他：“看把你忙的。”
他喜欢老朋友来看他，尤其喜欢老战友的孩子们来看他。和年轻人，他的话特别多，有时候一聊很久。问起他退休后的生活，他习惯用李白的一句诗来回答：“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抗战时期的战友，后来同在国务院一起任副总理的张劲夫，写诗形容他是：“身披便装手持杖，潇洒自如一平民。”
退休后的他，喜欢谈诗论赋。他喜欢李白、苏东坡，犹爱李白的《大鹏赋》，他会一边吟诵一边给你讲述他的理解：“……‘邈彼北荒，将穷南图’。你看，这只大鹏鸟，一会儿直达北荒，一会儿又折飞南极；‘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烛龙为它照明，霹雳为它开路，多威风啊！‘块视三山，杯观五湖’。三山五岳在大鹏的眼中不过是些小小的泥丸，五湖四海在它看来只是些杯杯盏盏……”。“烛龙，知道吗？传说中人面龙身的怪物，没有太阳，世事混沌，它会嘴衔着蜡烛带来光明。李白诗里常会有这种古怪的东西，‘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一个曾听他谈过诗的朋友，送他个雅号：“仙风道骨”。说：“老将军，真奇人也！不知不觉地就跟着他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他真的是超然物我了吗？
2 末日到了
据父亲身边工作过的徐长友和邓德江同志回忆：有一次首长问我们，“说我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们知道吗？”我们说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是骂人的话啊！首长哈哈大笑：“是表扬！又臭又硬的石头，原则性最强。”我们说，太硬了容易吃亏的。他说：“我不光是石头，还是搅屎棍，四川人说，闻（文）不得，舞（武）不得。就是不让闻、不让舞，谁也别想摆弄我！”徐、邓二人感慨地说：“他没有官场上的那套世故和圆滑，他真像块石头，比石头还硬！”（注：摘自徐长友、邓德江《人格光辉照千秋》）
他过于刚硬的个性，年轻时自不必说，但都到了耄耋好礼之年，有些事，是不是可以超脱一些呢。我和他讨论佛法。他说：“你是说的‘独善其身’吗？但还有‘兼济天下’呢？只谈‘出世修身’，不谈‘入世救国’，行吗？根除尘缘杂念才能修得正果，当然不错，但释迦牟尼不是还有个‘普度众生’吗？天下有事，不闻不问，是哪家的教义？”
毛泽东当年在红军大学教给他的“今天深山修道；明天下界普度众生。”已经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中，至死不变。
他去了趟南街村。
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河南的漯河地区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这个叫南街村的小村子，开始他们也搞包产到户，但不久就出现贫富分化。1984年，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斌说，这怎么行？哪叫社会主义啊！于是支部做出决定，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经过几年奋斗，到90年代初，南街村经济搞起来了，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村办企业固定资产增长到4．6亿元，上交税金1700多万元。村民的生活也由贫穷直奔小康。尤其令人刮目的是，村里学雷锋、讲奉献蔚然成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报纸赞誉它是当今社会中，没有腐败堕落的一方净土……
党内没有腐败！社会没有堕落！人民共同富裕！产值破亿！学雷锋、讲奉献！……公费医疗，普及教育，还有绿化！而且这一切还是个村党支部书记干的！奇迹！
父亲拿着报纸，使劲地晃着，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几个都认真看看！”
他给在郑州的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政治委员李殿仁打电话，说你赶快到实地考察一下，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不是很相信现在的报纸。
几天后，李殿仁回话，哎呀，那地方确实好啊！比报纸上介绍的还要感人呢。还带来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
这就更直观了。南街村哪里像农村啊，俨然是一座城市了。崭新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到处可见的绿树鲜花。南街村的分配方式明显地带有“共产主义”色彩：村民既有工资，又发粮油盐蔬菜等食品用品。住房是统一建造的。家电、煤气灶、沙发、席梦思、落地窗帘等都是村里统一配置的。据说这里人每月可领取250元工资，但许多人家花不了，有几户人家领了工资就上交，说光发的东西就用不完了，还留钱做什么……整个一个君子国嘛。
父亲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写了一封信：
“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
“……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
……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报》以显着位置发表了父亲的这封信。
7月24日，父亲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的来信。说关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
7月30日晚上，父亲果真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候农村节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没见播出。我们安慰他，可能时间搞错了。11点过了，他还要等。我说，问问电视台吧。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
又一个月，还是没有播放。再问，说是安排了，但什么时候播不好说。
父亲很执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
李长春那时是河南省委书记，他陪同一起考察。
父亲对南街村的村支部书记王洪斌说：“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在大道理讲得太多了。共产党的官员都能做到了这一条，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你们河南人中，出了个岳飞，他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我们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人。”
“今天，有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借着搞市场经济，巧取豪夺。这是一群蛀虫！这些人在台上，就永远没有希望！”
王洪斌说，请首长提出改进的意见。
父亲说：“跟班劳动；报酬中等偏下；好！再给你提三点：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嘛；参观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应酬上，在工作上；要发扬‘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总是‘二百五’的工资。（注：南街村领导干部月工资定在250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产党员也不能总在水平线之下，水涨船高嘛！但记住，是先有水涨，后有船高。这是党的原则。”
一些企业家经人介绍，请他为企业题字，他都欣然命笔。他说：“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对共产党员来说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我们家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但几代人中，很多成员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没有入党的要求。有时谈起来，父亲说：“看一个人，不能用是不是共产党员来衡量，入了党的，怎么样？有的党员，更坏！你们能做个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
他看着南街村的青山绿水，诗兴大发，写道：
“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
美国政治家，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写道：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胎，在经过了一百年的震荡后，终于沉寂下来，它消亡了……他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那些在口头上说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
左派杂志《中流》反击道：张爱萍说的多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穷水尽，它的前途柳绿花红……
他们把父亲写南街村的小诗演绎到社会政治学的高度。
不久，这本杂志悄然没世；当然，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也下架了。
在这之后，我记得和他曾有过一次对话。
我说，回顾改革开放，你领导的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应该算是走在前面的，当时是在保持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放开民品部分，并积极导向市场经济。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觉得你好像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改革了。
他沉吟了一下，说：“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就把窗子打开，但苍蝇飞了进来了，怎么办？”
当然要打，我说。
他挥了下手，说：“打了吗？现在到处都是苍蝇！”
他又说：“为了打苍蝇，就关窗子吗？我会去装个纱窗，再把屋子里的苍蝇统统消灭掉。”
“钱，无所谓好坏。但在钱的面前，人却有好坏。面对金钱，社会风气败坏，党风败坏，而又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才是我反对的。”
这是个美与丑同在的世界。市场、商品、金钱并不是道德的建设者，也不是道德的破坏者，它们只不过是块试金石，检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诱惑面前的道德和信仰。真正使他们困惑的，是面对着物欲越来越严重的信仰和整个价值体系的瓦解；我知道，他们担心的不是商品本身带来的邪恶，而是人们对这一邪恶的漠视。而这，才是致命的！
不用怀疑他们会反对改革，正是他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按钮。就像当初人类打开了深埋在地下的原子核秘密的石棺一样，在带来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在商品社会制造出的财富、现代化生活方式和GDP面前，自私、犯罪、欺诈、社会失去正义和两极分化，相伴而生。两者同样都是来势凶猛的。滑稽的是，追求信仰和丢弃信仰，居然都是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演化出来的。他们曾在全体中国人心中构建了一座金字塔，但今天却眼看着它在坍塌……
父亲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谈了南街村的事。我问他谈的结果，他说：“没有明确的态度。”
我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对南街村，社会上反响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宣扬的，也有挑刺的；但观望的、怀疑的居多。许多人在问，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
他问我怎么看。我说，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实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他沉思不语，嘴角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他终于挤出一句话来：
“共同富裕总是好的吧。”
我想起在两年前，和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时，他所下的那个定义。他说：“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可这能做好吗？我说，市场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代价。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他喃喃地说。
我觉得父亲真的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人老了，但梦还在。父亲的梦在哪里呢？
前不久，团中央的同志送来一些父亲当年写的文章，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在中央苏区共青团中央工作时期发表在党的刊物上的。有《列宁青年》、《红星报》、《党的建设》、《青年实话》、《红色中华》等刊物。这些70年前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了父亲当年的风貌。今天重读那些文字，会感受到在浓烈的小布尔乔亚气味下，他当年热烈如火，勇往直前的革命激情和青春气息。
父亲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一点点地在翻阅着，看着他嶙峋瘦骨的身架，让人心酸。
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工作指示》：
“少年共产国际这样指示我们：少年先锋队是一个有阶级纪律的组织。它的目的是从劳苦青年中培养出坚决的革命者和阶级的战士，反对地主资本家富豪劣绅，反对整个国民党，反对一切的军阀与帝国主义。”
1934年《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我们难道愿意被屠杀、被奸淫、过牛马生活吗？只要是工农，一刻也不能容忍！只要是工农，就要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自由，劳动条件的改善，保卫青年的特殊利益！只要还有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便要为苏维埃奋斗到底！”
就像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来到西天，父亲说，中央苏区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过去在共产主义小册子里读到的理想社会，现在就在脚下！中央苏区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原理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需要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群众中，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与骄傲。在党内没有等级观念，上级与下级、政府与老百姓、人民与军队之间，充满了同志式的平等和友爱。中央苏区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供给制，没有私有财产；有恋人、有夫妻，但没有家庭。在这里，军队和各级政权的领导人，是一群满怀革命理想和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充满了为理想而牺牲的激情。尽管，中央苏区的一切还带有新事物初创时的幼稚、简单，甚至概念化的特征，尽管父亲自己也对它的许多“左”倾极端的现象予以抨击，但它毕竟是人类大同的雏形，毕竟显现了人类追求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理想光辉。
我给父亲读报，念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后来我才知道那篇文章是断章取义。
正因为一生怀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父亲一生都唾骂争权夺利、以权势谋私利的政治小人；一生都鄙视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封建皇权意识。“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他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张劲夫同志撰文写道：“我和爱萍同志交谈过，我们当初找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都很简单明了：一是不当亡国奴，二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注：张劲夫《平民将军》）
南街村，或许只是个幻影，或许它会被周围市场经济的大潮所吞没，但“共同富裕”这一点，却让父亲那颗日渐衰老的心感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在别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甚至不可理解，但在父亲却是那样渴望和珍惜。
或许，这就是他的梦。
我记得父亲曾说过：“中华民族振兴的路还很长，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做得怎么样？能打几分？要由后面的人来判定了。”是啊，中国以后的路到底该怎样走，这个问题，是不该由他们这代人来回答了。
闲聊时，我曾问过他，你怎么概括自己的一生？他说：“没想过。”我说，说你是政治家吧，你又不懂政治，最多只是个身居高位的普通人；说你是军事家吧，按职位评，33个军事家里又没你。我想了好久，你大概算是个革命家。他点点头，好像是默认了。
我说，能够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吗？或者说，是个共产主义者？他说：“这要由别人去评价，当然，怎么评价都可以。要我自己对自己下定义，那就是追求和坚持真理；孔子讲三畏，我是三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再加上一个，不畏权势，恪守自己做人的求真、求实的本质。也就是我的座右铭‘要辨真伪羞奴颜’。这些，你叫它信仰也可以，叫它人生观也可以。”
我又说，现在革命没有了，连共产党也都不叫革命党了，我真想像不出，你如果生长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你这个革命者能干些什么？他好像是若有所思，他说：“我可以当个教员，当个中国近代史的教员。我会告诉我的学生，一生都要为国家为民族去奋斗！”
父亲的生命之路终于要走到尽头了。
2002年1月9日是他92岁的生日，全家准备要好好为他庆祝一下，可是，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病了，而且很重。
他显得焦躁不安，一会儿要起来喝水，一会儿要起来小便，一会儿要坐着，一会儿又要躺下……医生劝他说：“不能再折腾了，必须静躺，现在保存体力比什么都重要。”
但父亲做不到。他太自尊了，他根本不允许任何人摆弄他的身体，他一次又一次挣扎着起来，每次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父亲是个典型的军人。所谓典型，就是有着不同于众的特有的军人姿态和军人气度，在众多的人群中，一眼就能把你和老百姓分辨出来。他腰杆笔直，站立时从不插手或背手；坐着时身不靠椅背，不跷二郎腿；除睡觉，决不沾床；衣着简朴无修饰，但却整齐利落。言必信、信必果，承诺的事必须做到。对强者刚硬，对弱者体恤，危难时总有军人站出来。过去我当兵时也还是这样，一入伍，第一件事就是养成教育，按军人特有的习惯，站立、走路、睡觉、着装、讲话，以至一切言行举止。父亲几十年的习惯养成，你要他吃喝拉撒靠别人，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军队就要求他们，在任何场合，都要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典范和楷模，自爱、自律。当然，现在标准不同了，不再强调从行为上到内在修养的自我约束。
他是那样的固执，他不允许别人贴近他，在他眼里，生命是有尊严的。看得出，他在挣扎。很快，他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精力便耗尽了。
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无法吃饭，无法喝水，甚至不能自主地呼吸了。人们切开了他的气管，插上鼻饲管和导尿管。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
其实，早些时候我就有了预感。他的话越来越少，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目视远方。有时看见他屋里的一个小摆设，我会随口说，挺漂亮的哟！他会说：“拿去吧，做个纪念。”有时谈到一本书，我说，我先翻翻。他会说：“拿去吧，来，给你签上个名。”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只感到由衷的酸楚。
我们父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情感？他真的是我的父亲吗，还是老师？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甚至是神……说不清，也许是，也许都不是。
还是上幼儿园时，他就坚持送我去住校，一直到我上中学、参军，中间只是小学五、六年级是走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严厉的代名词，几乎就等同于批评。长大后，我们有了思想上的交流，但这绝不包含生活。当我第一次带着孩子去看望他时，因为怕孩子哭闹打扰他休息，妻子买了包糖豆让孩子捏着。这个爷爷看见他孙子时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从小就不教好。记住，要斗私！”这种严厉，对比他对我妹妹的疼爱甚至溺爱，我有时也会忿忿。我后来调回北京，就带着老婆孩子搬出去，自立门户。衣食住行从不去沾他的光，甚至家里的车我都不坐，再远再急，也是自己去想办法。对我的做法和态度，其实他是看在眼里的，但他只是说：“我赞成你搬出去。也赞成你自食其力。”有一年春节，他爬上6楼，来到了我那个50平方米的小屋，和我一家三口欢度节日。后来我分到了90平方米的房子，又是春节，他爬上了4楼，他和我妈妈商量：“他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今年春节，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过了？”他完全不像我对我的儿子那样，他几乎从来没有辅导过我的学习，了解和关注过我的生活，包括今后的前途。当我决心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立志从军，他只说了句：“人各有志！”但当我到部队时，我的信他每封必回，前后几十封，一张一页，密密麻麻。当我因为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而被冤屈挨整时，他找了许多哲学书籍寄给我，相关的页面上都加注了眉批，看得出，他的揪心和为我下的工夫。
应该承认，父亲的严厉会使我产生和他的距离感，每每想起总有一份说不清的隐隐的沉重。
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没有因为自己的事向父亲开过口，希望借助他的权势来帮助我。我不能让他小看了我，因为，我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信念，即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萌生这样的念头，都是可耻的！
也许这就是他留给我的财富，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