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再向东！到敌人后方去，打进鬼子占领区的纵深去，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华中战场的第二个阶段到来了。
父亲的抗战岁月，一半在淮北；一半在苏北；江淮大地留下了他的足迹。
1 苏北战场
路西一仗，10旅被打惨了。黄克诚从华北带来的这支劲旅——八路军344旅，现在只剩下两个团四个营共3200人了，黄克诚能不心疼吗？他提议，将父亲创建的九旅调归4师，换回曾经调出去的10旅。这个建议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合理的。九旅兵强马壮，又是皖东北土生土长的部队，4师路西失利后，也急需加强。10旅是他自己带过来的，苏北局面相对稳定，过来后可以休养生息。由于路西豫皖苏根据地的丢失，华中局将皖东北改为淮北苏皖边区，成立淮北军区，由邓子恢、刘瑞龙、彭雪枫分别执掌。我父亲被任命为3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率10旅奔赴苏北战场。
命令是陈毅宣布的，他专程来了一趟皖东北。他什么时候都不改他特有的洒脱幽默的作风，在大会上他说，我这次就把你们的旅长带走了，你们有意见没有啊？掌声稀稀落落。人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在部队干过的人都明白，自己追随的首长晋升，是好事，当然应该鼓掌；但部队又要并入一个新的单位，过继给人家，成了后娘养的，有了难处去找谁呢？这掌真鼓不起来。许多地方的新四军纪念馆都保存了父亲离开九旅时的照片，中间是陈毅，还有接管他们的彭雪枫师长，新任九旅旅长的韦国清和九旅的其他领导干部，被欢送的主角我父亲却站在最后排的边角上。这是一张喧宾夺主的照片。好奇怪啊，或许是无意识的，是父亲一贯低调的风格所致？或许是有意的？他想跟他的部队说，我已不再是九旅的灵魂了，但我的心，将永远伴随着你们，牵挂着你们。中国革命任重道远，前方的路充满艰险，走好啊，我的战友，我的兄弟！
或许，什么都不是……
新四军的军部和华中局也设在苏北，3师成为拱卫军部的一支劲旅。在这里，父亲和他敬爱的领导人陈毅元帅，以及在战略思想上支持过他、肯定过他的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以自己的成功赢得了上级对他的信赖和器重，他不再像皖东北时期那样孤军奋斗了。这无疑对他今后的人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年生死两茫茫”。自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丢失，红军主力被迫转移。父亲随中央大队长征北上，陈毅和其他战友粟裕、叶飞、钟期光、傅秋涛等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今天，在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之后，老战友们重逢，大家不仅健在，而且戎装齐整、兵强马壮。还是在上次共同开辟苏北时，正赶上父亲打开皖东北的局面，雄心勃勃；陈老总和粟裕又刚指挥了黄桥决战，各自的胜利使他们沉浸在共同的喜悦之中，抚今追昔，怎不叫人热泪盈眶！陈毅元帅即兴写下了他那着名的诗篇：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悲喜之情，跃于纸上。
父亲说：“陈老总的诗是在大会上写的，黄老（注：黄克诚）拿给我看，我也和诗一首，‘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敌后旧属归。’我是他的部下，就用了旧属；忆昔，过去几次听他的教导；‘南援北进江淮会，兄弟共举红旗飞。’兄弟指的是八路军和新四军，陈从南边，黄从北边，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都这么多年了，父亲谈起和陈老总会师的往事，还是那么真切和兴奋。
父亲要与黄克诚共事了。和认识彭雪枫一样，父亲也是在红3军团和黄克诚相识的，长征中，他们都在彭老总手下，黄是4师政委，父亲是师政治部主任；土城战斗后，红3军团在扎西改编，黄是红10团政委，父亲是红11团政委。
黄克诚生于1902年，比父亲大8岁。也许是他少年老成吧，8岁的跨度，就像两代人一样遥远。父亲习惯称黄克诚为“黄老”，也有时称“黄瞎子”。在父亲当年写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长征中的黄克诚的：“四师的黄政治委员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用那嘶哑的喉音在对团一级的干部们谈话。他握着他那瘦得骨头都看见的手，（他说）‘一颗流弹牺牲了洪师长……捉着蒋介石来坐铁笼！’”（注：张爱萍《第六个夜晚》1936年写于瓦窑堡。收集于1954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父亲回忆，长征进广西，过两河口，红4师师部住苗寨。白崇禧为了离间苗人和红军的关系，经常派人化装去苗寨滋事，搞些小名堂。一天半夜，师部突然起火，黄克诚住的苗家小木楼浓烟滚滚。父亲说他组织营救：“整个屋子浓烟滚滚，黄克诚这个家伙，还在那里磨磨蹭蹭的，我急了，对警卫排长喝道，架起来，拖走！黄还在那找，我的眼镜！我的眼镜！”父亲边说边学，哈哈大笑。
黄克诚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的性格特征与彭雪枫和我父亲不同。从我母亲嘴里我知道，他是个理性人物，处事缜密，深谋远虑；性情温和，但却外柔内刚。外表看起来，他灰色低调，不像彭雪枫，潇洒英武之气溢于言表。当年在苏北3师师部工作的扬帆同志蒙冤下狱时，写了很多诗词，追忆他的领导和战友。其中对黄克诚的描写是：“推食解衣空恋旧，慰海勤勤未敢忘”；而描写我父亲则是：“狂人介士尽云从，年少将军气度宏”。历史不能再现，但从扬帆的诗中不难看到，两个人风格和气质的差异跃于纸上。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黄克诚。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五一、十一的夜晚，党的高级干部是可以带子女上到天安门城楼看放烟花的。在天安门城楼上，黄克诚戴一副眼镜，裹着大衣默默地坐着，不像父亲和陈赓、杨勇、刘亚楼、陈锡联那样相互开着玩笑。
再见到他时，已是“文革”结束后的事情了。黄克诚已经很老了，戴着很深的墨镜，坐在轮椅上。他像一尊雕像，凝重而威严。我和周围的青年军官们不自主地都举起手来，向他致以军礼，虽然我们知道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是他提议把父亲调来给他当副师长的。他是这样谈他自己的：“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注：《黄克诚自述》200页）
应该说，他们之间是一个最佳的组合。黄的老谋深算，我父亲的血气方刚。但我听母亲说：“是不是有别的考虑就不知道了，但黄老和你爸爸之间，不是太和谐的。”
喔，是这样，为什么呢？
“黄偏重于稳健，而你爸则是个拼命三郎。再加上你爸这个人，事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意，又不讲究方法，谁愿意要他！”
我问父亲，谁调你去3师的？
“我怎么知道。”回答的真干脆！
当时黄克诚不仅是3师的师长兼政委，还是苏北根据地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黄在他的回忆中说道，苏北这个地区长期为反动地主武装所把持，土匪、封建会道门遍及各地。他们打砸抗日政府，杀害干部，抢劫群众。更有甚者，刚来苏北，就遇到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黄克诚说，他到了苏北后，着力抓了几项工作：抢修海堤；消除匪患；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加强主力；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统一战线。黄说，邹韬奋、范长江、钱杏（阿英）、沈其震、薛暮桥、贺绿汀等，这些着名文化界人士的到来使这块敌后根据地一时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苏北留给我父亲的记忆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父亲是从另一个角度回顾的：“苏北这个地方，在人家眼皮底下，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他说：“如佃湖，滨海县的大、小尖子，陈家港等，都是敌人薄弱的部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扩出去。佃湖就是伸到我们这边的一颗钉子，非常孤立的，完全可以拔掉。我们应该抢在敌人之前，调整态势。”
父亲继续说：“……我提了几次也就算了。后来敌人扫荡就是从佃湖这里开始的，一下子就插到我纵深来了。刘、陈说是右倾，重了。但保守是有的，太过分强调保存实力了。”
我已经感觉出来了，父亲调到3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
难得一闲。军人不打仗还能做什么？从皖东北东征西讨的日子走过来，可真不习惯，但总不能无所事事啊，不如下去搞整军，整顿纪律，组织练兵，提高战斗力。父亲说：“既然这样，不听就算了。我向黄克诚提出，我还是去整顿部队吧，都是游击队起的家，不正规，不训练，怎么能打仗？黄很赞成。我说，先从军容风纪抓起，我们师里领导可要以身作则喔！黄说那没有问题。24团团长谢振华，3军团的保卫干事，就从他的部队开刀。以后他们搞了阅兵式，很是轰轰烈烈。解放后碰到，他还和我说起这段往事。黄克诚军容风纪最差，从来不打绑腿，敞开个领子，揣个手。我就是要将他的军，我说你一个师长军容风纪都不整，要我怎么说服下面？黄克诚这次很痛快，哈，第二天就打起了绑腿。他说，这是他第一次。”
你就不怕他不高兴？我问。父亲说：“怎么可能？他是太了解我了，都计较起这些，还怎么干工作？”他讲起了长征路上的一段往事：
红3军团夺占娄山关占领遵义后，国民党吴奇伟的两个师反扑上来，首先对防守在老鸦山左翼的我父亲指挥的红11团发起攻击。父亲说：“敌人从一个团增加到两个团，我们三个营都顶上来了，胶着在那里，但后续的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我看光靠自己是不行了。黄克诚的10团守在老鸦山顶上，我跑上去要他配合从敌人侧面出击一下。黄不干，说他的任务就是守卫老鸦山顶。我看说服不了他，只好又跑了回来。想不到的是，敌人看攻不动我们，就改变转向攻击老鸦山顶，10团顶不住退了下来。彭老总命令我们从左侧攻上去夺回主峰，攻了两次没拿下来。这时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彭要我们配合再攻，又把彭雪枫的13团用上，并要他统领12团，他们从侧面，我们从正面，把敌人打下去了。我们一直追到鸭溪，1军团追到刀把水，敌人把浮桥截断，结果后面一个营当了俘虏，吴奇伟的两个师就这样被消灭掉了。”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父亲继续说：“我军大获全胜。军团在鸭溪开战评会，我说，你黄克诚就是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彭德怀很恼火，把黄、张给撤了，黄下连队，张宗逊当伙夫。不久，他们又回来了，有意思。我觉得黄克诚、张宗逊的战术思想不对头，依照我的打法不会损失那样大。我同黄、张相处的是很好的，打仗总有胜败，但这次黄是太固执了。”
对这一战斗的回述，黄克诚和父亲两人是有差异的。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团长张宗逊已带队出击了，我怎么好擅自离开阵地。另外，他回忆，林彪对他讲，敌人其实已经撑不住了。我理解黄的意思是，形势未必有那么严峻。我没有对这个战例做过详尽的考察，其实孰是孰非并不重要，也许是年代久远，记忆有所偏差；也许是两人观察问题的切入点就不一样。我只是想要证明前面我父亲和黄克诚在作战问题上是有过分歧的，他们可以在彭老总面前开诚布公地争吵，但并不因此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一直把黄作为兄长，尊重他、维护他，黄也把他视如小弟，一直器重他、关心他。
我说父亲，就你这样，哪个领导会喜欢你？
父亲说：“干什么要别人喜欢？我这个人干起事情来，有时候是有些左倾、鲁莽，只想要干好，不讲究方式方法。打土城时，同敌人对峙在那里，部队很疲劳，在阵地上打起瞌睡来。我在4师当政治部主任，召集各团开会，在会上批评杨勇，说你们10团在阵地上表现最差，打瞌睡。有的同志提醒我，说杨勇同志都负伤了，我说，负伤也不光荣。话一出口，心里很后悔……”
这件事，他曾提过多次，因为自己的情绪一时失控，使战友受到委屈，当时的那种内疚之情，60年都过去了，可见自责之深。
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历史。如果说黄克诚像是个兄长，他对这个年轻气盛的小兄弟恐怕真是哭笑不得了。
1942年11月7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军部和3师原计划组织阅兵式，然后是运动会；晚上还有演出，搞军民大联欢；还办了展览……但一切都在突然间被取消了。
五百里加急：鬼子对根据地要发动大规模扫荡！
“鱼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新四军战史记载：“日军调集第17、第15师团以及华北方面军第35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2旅团，伪军第22、第28、第36师及徐继泰、胡冠军部，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这就是华中抗战史上着名的“盐阜区反扫荡”。
华中局紧急会议。
刘少奇早在年初已调延安，会议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他说：为了迎接空前的反扫荡斗争，适应斗争的需要，决定：一、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2师去；二、3师师部也准备跳出敌合围部署之外；三、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由3师副师长张爱萍统一指挥。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由3师副师长张爱萍兼8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8旅和7旅部分部队。四、团以上干部每人准备一套便衣，党校解散，女同志疏散到外地打埋伏。（注：打埋伏就是隐蔽在老乡家里或转移到敌占区去）
……
只准胜利，不准失败！云云。
按照惯例，轮到个人向党组织表态这个程序了。
华中局的这个部署，对于其他的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大家自然把头扭向坐在最后排的张爱萍了。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
“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
可以想像会场的情景。父亲讲到这里，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
陈老总赶紧出面打圆场，宣布休会。
“陈把我找出来说，你怎么这样讲话的？我说，要我怎么讲？他们不是总都正确吗？这次就要他们来指挥嘛！陈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吧。陈老总说话我当然是要听的。于是，又复会。我说，打完了仗，那几顶帽子最好都给我收回去。哼！”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少给我来这套！
大敌当前，公然抗拒上级党委的命令，这还了得！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过去没有过，今后也再没有过了。可奇怪的是，会上没有人责怪他，大家都沉默着。
以当时新四军部署的态势看，苏北是核心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扎在这里，由3师，也就是黄克诚和父亲这个师，2万余人拱卫；1师，也就是粟裕的部队，1．3万，在南面，与上海、南京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区相对峙；4师彭雪枫部队在西面，1．5万人马，原来是占据津浦路两侧的豫皖苏地区和皖东北地区，由于前面讲过的反顽失败，被压缩在皖东北地区；西南方向是张云逸和罗炳辉的2师，在淮南，部队1．5万，与彭雪枫的4师，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形成对西防御。北面过陇海铁路，就到了山东解放区了，不属于华中局的地盘。东面，临大海。李先念的5师1．4万，远在鄂豫皖地区，名义上是新四军，实际受延安的节制。其他6师、7师是小师，各为6000和3000人马，处在敌纵深内的苏南和皖南地区，条件异常艰苦，由谭震林和张鼎丞分别执掌。
这样大的一支力量摆在人家眼皮底下，行吗？
其实，早在一年半前，1941年的第一次盐阜区反“扫荡”结束后，刘少奇和陈毅就向中央报告：“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已不可能，因此，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为好。”那次反扫荡，因为司令部自己先行转移，搞得刘、陈大为光火。但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复示是：“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特别强调了是“最困难时”。
现在，这个计划终因眼下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而落实下来了，最困难的时刻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迁移到苏皖边界的盱眙县黄花塘。年老病残的发给路费回原籍，女同志或者孕妇就地安排打埋伏，隐蔽到可靠的群众家中。将非作战部队的军、师鲁工团（注：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简称鲁工团，何士德任团长）解散，除少数留下，其余分别去了延安或回上海、大后方等地。1月6日，黄克诚将尚在盐阜区的文化人转移到阜东县海边八大家一带，其中不乏许多当时享誉中外的文人，如芦芒、林山、沈柔坚、阿英、铁璎、贺绿汀等。
一时间，黑云压城。
敌伪这次是针对新四军核心区的扫荡，军部转移后，3师主力留在苏北核心区坚持斗争是理所当然的。3师干部中，适合独立指挥师主力作战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参谋长彭雄；一个是原8旅旅长田守尧，他虽然只是旅一级干部，但他是跟随黄克诚南下的。再一个就是父亲，他是副师长，长期指挥作战，对江淮地区熟悉，特别是独立开辟皖东北的业绩，比较起来，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尤其是，彭雄、田守尧这时已准备赴延安学习。对一个军人来说，临危受命，是他的荣誉，是对他价值的认同，何以会有如此情绪呢？
我问过父亲，他说：“形势比我在皖东北时好得不知多少倍了。鬼子虽然多，但部队已经锻炼出来了，根据地也建设起来了，敌人进入根据地，主动权完全在我们这边，反扫荡，我有信心。只是心里有气，平时怎么讲都不听，好像天下太平了，临阵又这样惊慌，什么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平时那股威风劲都上哪里去了？”
我明白了，原来症结在这里。你是指谁在耍威风？我问道。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就知道揽权！除了会整人，就是夸夸其谈。少奇同志调走后，就排挤陈老总。有些人是看谁的势力大了，就巴结谁。我们阅兵，还专门去请。今天，我就是要杀杀他的威风！”
无怪陈老总要对他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吧。”真是耍小孩子脾气！
还是我妈说得明白：“你爸这个人啊，这辈子就是这样。事也干了，人也得罪了，好坏都是他。”
我知道，他不过又是嘴上痛快而已，有气归有气，对军人来说，炮声一响，一切恩怨情仇、儿女情长都应抛掷脑后。他像一头苏醒过来的狮子，他嗅到了逼近的猎物，战争使他的个性得以张扬，危险使他的生命具有了价值，他属于那种只能被挑战激活的人。
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很快转移到淮南地区去了，3师师部分散到盐阜边与苏中交界地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等非战斗单位和人员也都陆续疏散隐蔽到位。
父亲率8旅及7旅一部的将士们留在敌人的合围圈里，他们将与根据地的人民同在。
2 战争叫女人走开
苏北的土地是贫瘠的，但风光却是旖旎秀美的。就是在这里，父亲见到了一个使他怦然心动的女人。
这个女人后来就成了我的妈妈，她与父亲相伴到老，她生下了我们兄妹4人，直到父亲去世，他们一起走过了61年的人生时光。
对他们来说，这次结合，都已是第二次婚姻了。在这之前，妈妈一直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年轻时的她，端庄大气，温文尔雅，在和我父亲认识的时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变中已牺牲一年多了。我父亲的前妻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婚姻的变故是不幸的，但也是正常的，可老一代人往往对此讳言忌深。
父亲似乎不很愿意谈论这样的话题。问起他怎么认识我妈妈的，为什么会看上她。父亲所答非所问：“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她为我吃了很多的苦，我耽误了她。”
倒是我妈妈很愿意谈他们相识相爱的经过，有时，父亲在一边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妈妈总会讲着讲着，冷不丁地问他一句：“是不是这样？”父亲会笑一下，但从没有点过头，或是摇过头，那神态好像是不置可否，甚至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在嘀咕，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有什么好说的，婆婆妈妈的。
反扫荡的战火日益逼近。所有的后方机关和家属们都转移撤离了。
可我妈妈怎么办？她刚结婚4个月，此时已怀上了我哥哥了。
父亲回忆这一段时说：“对付鬼子扫荡我有办法，比这更艰苦的都过来了。只是你妈妈怎么办？她必须离开，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妈妈转移去了盐东。谁知，过了些天，盐东县委书记过来开会，又把妈妈带回来了，那儿没法藏身。这样又转到东海县的八大家，那儿有个叫张景惠的棉花商行老板，是个进步士绅，商行又在东海岸边，相对会安全些。可几天后，鬼子的飞机轰炸了八大家，商行被毁，张老板的夫人炸断了一条腿。张老板为难地说，我们家遭大难了，实在没法再留你了。
妈妈说，她是从炸塌的瓦砾堆下爬出来的，当天晚上，她扮成农妇模样，揣了把剪刀，独自离开了张老板家。她唯一的去处是盐东，直觉告诉她，在那儿可能能找到自己的部队。正月，天寒地冻，海风凛冽，四野茫茫，她一生中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和恐惧。远离部队，远离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在空旷的夜晚中摸索着寻找归宿。盐东在八大家以东，渐渐地，东方发白了，她知道要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白天只能躲在高粱地里，等夜幕降临了再赶路。终于，她走到了盐东，3师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着机关辎重转移到这里。妈妈回忆说：“我一见吴法宪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离开了集体的个体是难以生存的。“吴拍着我说，好了，好了，你看，这不到家了吗。”
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如果我爸在场，妈妈总会说，该你讲了。我爸就会接着说下去：“吴法宪的电报一到，人还在，我就放心了。鬼子出动了18架飞机轰炸八大家，那里是我们的被服厂，机器设备都装载上船，鬼子来偷袭，就把船开出海去，时间长了，鬼子摸到了规律，就来轰炸。我一听到消息，想，坏了，很后悔，真不该把你妈转移到那里。”
“文革”时我们家落难，走投无路，想找找关系递个申诉，翻遍了以往的熟人好友，都被打倒了，这就想到了吴法宪，妈妈说，他该不会忘记那时的情景吧？
根据地是回不去了，盐东也非久留之地。经组织安排，她和汪云（曹荻秋的夫人）、陈绥圻（吴法宪的夫人），乘一艘货船来到了上海。
陈绥圻是上海人。说好了她们仨到上海都住陈绥圻家的，可是送她们的交通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就再也没有回来。是卷着钱跑了，还是被敌人逮了去，不得而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此时，汪云已临产，她们将她送进医院，不久生下一个男孩，自己却因大出血永远离开了人世。曹后来的夫人姓石。许多年后，我对妈妈说，见到曹荻秋的儿子了。妈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曹纪云”。“是纪念的纪吗？”妈妈一听就伤感起来，说：“那一定是汪云的儿子了。我想见见他。”
偌大一个上海，举目无亲。她想起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大陆洋行当差，或许能帮上一把，可天色已晚，又下着小雨。妈妈说，蜷缩在洋行门口的那一夜，她连眼皮都不敢合一下，好不容易才捱到天亮，可以想像得到，那个本家亲戚见到她时的惊讶程度。我妈妈和她的弟弟、妹妹参加新四军抗日，族里有所传闻，只是李家的二小姐忽然出现在这里，看她落魄的样子，实在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终于，在本家亲戚的帮助下，她辗转回了宁波老家小港。
自从离家参加了新四军，这是第五个年头了。战乱和流离，母女相见，欣慰中自然伴随着眼泪。为了安全计，她们搬到乡下，那里有个浪漫的名字，叫沙夏。我妈说：“小港的房子不能住了，墙里嵌进去一颗炸弹，没有爆炸，弹头就从那边的墙壁露出来，可你外婆还在这边做饭。”可怕吧！在沙夏，妈妈生下了我的哥哥。
妈妈说她不是家属，而是一名抗日战士。她的丈夫还在和敌人厮杀，她要和他一起战斗。通向敌后的返程道路同样是艰险的，妈妈说：“家里当然不让我再回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把幼兰（注：曾用名，现名李又兰）改为玉化。玉化，这两个字，代表了我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民族存亡，不做兰花，而是战士。”中国的女性，自古就不输男人。
哥哥8个月时，她把他留给了外婆，先到了浙东谭启龙（注：时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后先后出任山东、浙江、青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那里，陆路不敢走，就由海路返回苏北。船在途中遇上了风暴，大桅都折断了，只得随洋流飘零。骄阳似火，风暴过后，一丝风也没有，船就像凝固在镜面上。渴得受不了了，就喝海水，嘴上尽是盐花，这无异于自杀。只盼着下雨，所有能接水的东西都用上了。大雨过后又是暴晒，生命在挣扎。两个多月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地平线。
战争没有能让女人走开。
我弟弟曾向他的一些外国朋友谈起父母的这段故事，这些老外们怎么都听不明白，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是带着老婆打仗的，还生儿育女？这离他们生活的常识太遥远了，连想像都产生了困难。
让我们再回到苏北战场。
我找到一些有关当年的资料，从中可窥一斑。
一份是父亲写的《告全体共产党员书》：“不怕牺牲，咬紧牙关，克服侥幸心理，和当地群众一起，准备苦斗两年，消灭进犯之敌。”
一份是他在全区反扫荡紧急动员大会上所作的《怎样坚持盐阜区的斗争》的报告。各乡各镇赶快动员起来，干什么？
一是破路挖沟。苏北平原，一览无余。部队怎么机动？群众怎么转移？他下达指令，有路皆沟，沿路挖沟，沟要一人深，通向芦苇荡和青纱帐。敌人来了，就像《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一样，钻进去，土遁了。
二是拆桥打坝。苏北河湖港汊多，鬼子汽艇一下子就能插到纵深。因此，要求在河里打上暗坝，距水面齐腰深，一是拦住汽艇。这个办法非常有效，经常是鬼子汽艇一头撞上去，人仰马翻，被我射杀。二是便于我部队转移。被鬼子追急了就从暗坝上蹚过去，人一晃怎么就不见了？再一看，“八路的，河的那边！”因为每条暗坝都是做了记号的。
这两条，按现在的军事术语叫作改造战场地形。
父亲说，战场地幅有限，反扫荡初期，敌人势头强劲，要将部分主力地方化，做到县有武工支队，乡有武工大队，充实增强县乡独立作战的力量，使敌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待敌十分疲惫时，再适时集中主力，打它几个歼灭战。这个作战思想和基本战法，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运用得更为炉火纯青。
据我查到的资料，最初盐阜区内我军主力只有4～5个团，但经过两个月的反扫荡前的准备，他手里握有主力和地方武装已经达到了13个团，持枪的基干民兵组织达到十几万之众。父亲说：“敌人推迟了行动，使我以逸待劳。”
他还办了干部训练班，推行他的独特战法——“敌进我进”。毛泽东讲的是“敌进我退”，父亲说，往哪退？敌人进了根据地，我们没有地方退，只有进。这个进，不是硬碰硬，是进到敌伪区里，有利就抄他的老窝，不利就给我潜伏下来。当敌人撤回去，我们再打回去，端他的新窝。
他在报告里讲，战机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每个部队都要组织精干的小分队，抵近至敌前沿，保持接触。敌前出时，我在宽大正面上实行机动防御，节节后撤，敌集中兵力攻击时，我则分散从两翼转至敌后，咬住不放。不断袭扰，疲惫敌人。
他还在敌人据点周围撒出去大批的谍报人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在敌设伪政权的地方，事先就物色了开明士绅，派进去里应外合。开始没有谁愿意干的，怕将来说不清。父亲说：“就叫区政府给他们都立个字据。”
规定是缜密具体的，连党政军各级机关人员所携带的物品都严格限制，一律不许超过6斤。重要物品资料坚壁清野，后勤物资、军火、被服工厂，全部上船，一有情况，就开进芦苇荡。
为了做到白天是敌人的，夜晚是我们的，根据地掀起了打狗运动。父亲说：“不过我还是允许他们每个村留下一公一母两条，否则苏北的狗真该绝迹了。夜里部队路过时，常看到老乡把狗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似的，怕它叫嘛。”每每回忆至此，他都会感叹地说：“苏北的老百姓真是好啊！”22年后，父亲带着工作队回到苏北搞社教，他贸然停止了中央当时确定的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四清”的做法，代之以大学毛主席着作，大学文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我想，其思想和情感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眼前的这场战争。
他用当地的苏北俗语，对各县武工队和基干民兵规定了三种战法：
一叫“小孩拉瞎子”。就是以小部队佯动，诱敌至错误的方向，徒劳往返，疲于奔命。
二是“狗咬叫花子”。以小分队尾随敌人，黏着他打，有掉队者、后勤补给者，就干掉。
三是“小偷挖洞偷东西”。就是敌人一住下就打，放枪扔手榴弹，有出来挑水的、放哨的，见着就打他黑枪。让他知道，进了我根据地就一天也不得安生。
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要怕部队被打散，打完就撤，撤就要撤得快，撤得要分散。事先规定好，白天打散了，入夜再集中。第二天接着再干。
有老同志回忆，张爱萍副师长在台上大声问，我说的三种办法，你们记住了吗？
大家回答：记住了！
那就给我重复一遍！
会场就响起：“小孩拉瞎子，狗咬叫花子，小偷挖洞偷东西，哈哈，哈哈！……”
这哪像大军压境啊。
最后，张爱萍掏出他的左轮枪，往桌上一拍，说：“打起来，谁后退，我就枪毙谁！我后退，你们就枪毙我！”
军中无戏言。面对迫近的敌人，3师的将士们已经跃跃欲试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热身。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一个朋友寄来一张报纸，通栏标题赫然跃于纸上：“新四军战斗密令突现京城”。刊登的是一个收藏家从旧货市场获得一本失去封皮的日记，里面有18篇1942年至1943年的新四军战斗密令。部分密令后有“爱萍”落款。在日记第二页上写有“紧急指令（参字第001号）：据昨日获敌此次作战计划，……歼灭韩部（注：应是指国民党韩德勤部队）时对我佯动。……根据各种情况分析，敌对我盐阜扫荡是最严重的。……责成各团分别回报情况。爱萍”
同时还报道，在3月23日的“战字第七号命令”中，详细记载了新四军的作战计划，看得出，战前部署非常细致，仅侦察部分，就分攻击之敌、敌增援部队、可能的进军路线、日伪各据点的分布、通信联络的办法。在攻击器材准备中，甚至还有梯子、洋镐、十字镐、干草、柴火等。在3月24日的敌情通报中，详尽地描述了盐阜地区日伪军的活动情况，大约有十余条信息。撰文者感叹地写道：“能让当代的人对我军当年如何奋战在抗日前线有直观而深刻的了解。”他说，“爱萍”所指何人待考证。
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虽然没有机会看到这本日记，但直觉告诉我，那上面记载的就是他的故事，他在那里，真真切切地留在敌后战斗。不用考证，就是他，不会错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已经远去，父亲的记忆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碎片：
父亲说：“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就在三造等着敌人来了。利用这个机会正好去上面汇报一下，我走了一天，到了天都黑了。他们已经吃过晚饭，都换上了便衣，自行车也都准备好了，说扫荡马上要开始了。我还没有吃饭，他们也等不及了，我只好连夜赶了回来。原想大家要分开了，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有什么交代的，也好商量一下。其实，我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对敌人是以逸待劳，不怕的。但没想到他们会那样慌张，我看不起他们！”
回想起他在华中局会议上那样无法使人理解的愤怒，这会是埋藏在他心底更深层的原因吗？
……没有人和我说起过。
“打陈集外围时，我到了最前沿，是25团2营5连，不会有错的，团长王东保。我说，走，到最前面看看。隔着一条河，敌人的哨兵就在桥上站哨，我观察了很久，他老在转圈子，我对尖刀班的班长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家伙很有规律的，你们上去两个人，等他转过去，把他摸掉。那个班长干得很利落。紧接着5连就进去了，这是一次偷袭，很成功。”
“陈集是攻坚战，双方反复争夺，我们两次冲锋没有奏效，鬼子也两次反冲锋被我们打下去。我看这样打下去不行，上去想查看情况，重新选择突破口。刚从工事的射孔向外看，警卫员韩兆轩一把把我拽下来，紧接着一枪打过来，把身后的特务营营长打着了……”
“我判断是围得太紧了，放开了一个口子，鬼子就从这里突围了。哈，上当了，半路上截住他，打死了一些，剩下的十几个鬼子就跪下投降了。我一下就控制不住了，喊，鬼子完啦！鬼子完啦！把旁边的刘彬吓了一跳，问什么完了？我说，你没看见吗，鬼子缴枪了。当年我在鱼沟，也是把鬼子围住，打了一上午也没打进去，我想，这帮家伙够顽强的。他们现在居然也缴枪了，看来，鬼子长不了了。张天云把他们绑在村外的树上，我去看时，已经死了。李雪三说违背俘虏政策。我说，算了吧。这一仗缴获了好多的重机枪和轻机枪啊。”
“打下陈集我就叫部队撤出来，青纱帐已经起来了，正好隐蔽。果然，下午阜宁的鬼子就出来了，我爬到棵大树上用望远镜观察，见敌人在收尸，还组织哀悼仪式，好机会，我调来迫击炮乒零乓啷地乱放了一通，鬼子又留下好多尸体跑了，我们又回到陈集。”
“还抓了两个日本女俘虏，大家都没见过日本女人，传说日本女人漂亮，都争着跑来看。结果一看，哎呀，太丑了，实在难看，而且，一句话不说。后来把她们给送回去了。”
“这一仗，鬼子衰败的迹象已经表露出来了。这是1943年春天，我想，我也许可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了……”
回忆真是挺愉快的，尤其是有像我这样忠实的听众。
盐阜区反扫荡并没有像父亲当初动员的那样，要做好孤军奋战两年的准备，仅仅两个月不到就取得了胜利。战史记载：
反扫荡一开始，3师师部在师长黄克诚率领下跳出了敌合围圈，8旅和7旅一个团在副师长张爱萍指挥下与敌周旋。敌人第一次合围扑空后，又梳篦拉网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我则分散游击，敌人再次扑空。
2月底，敌人集中兵力重点“清剿”，我则寻找敌之薄弱处，主动出击，先后袭击陈集、东沟等敌据点和阜宁县之敌，使敌顾此失彼，不得不收缩兵力。
3月中旬，敌人各路“清剿”部队开始撤退，我立即转入反击。敌如惊弓之鸟，豕突狼奔，正好被我伏击。接着，我全线展开反击，反“扫荡”胜利结束。
黄克诚欣喜若狂，对反扫荡和我父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后，我军在副师长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分散与集中的战法，寻机反击，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转入反攻后，连克敌伪据点30余处。盐阜士绅在慰军大会上说，将卒用命，神出鬼没，于此足知中国不会亡！连国民党都说，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新四军能保全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攻，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
抗战8年间，至少前6年，看不见胜利的曙光。残酷而持久的对日作战，就像漫漫的黑夜，渐渐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鬼子装备先进，每个小队都配有几挺“歪把子”轻机枪，还配有掷弹筒；连进攻有山炮、野炮掩护；营团进攻就有坦克。可我们，一个连有一挺机枪就不得了了。战士们能用上“汉阳造”，就算是最好的装备了，而可怜的几发子弹，根本不敢随便用，打起仗来，多靠近距离肉搏。
父亲说：“攻坚我们不行，运动战也很困难，只能是游击战。现在可以是游击战加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配合一定的攻坚战了。没有大口径火炮，没有坦克，就谈不到攻坚，所以，我以后抓装备，陆军一定要重点发展坦克装甲，我们那时的牺牲有多大啊！”
“看见鬼子缴枪投降了，那种感觉就像在长久的黑暗中突然看见一盏灯。就是这一次，我相信，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父亲的预感是对的。一年后，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又过了一年，鬼子投降了。
妈妈四处飘零的艰难岁月，和海上遇险九死一生的遭遇，父亲是以后才知道的。妈妈回到部队后，给父亲洗衣服，看见他贴胸的衣袋里揣着一个小本子。在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
“请捡到本子的朋友：
通知我的爱妻李幼兰。地址：宁波小港大琪头李善祥家；
通知我的父亲张体元。地址：四川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村。”
哦，地址写错了！我妈妈家当时确切的地址是镇海江南大碶头。这是生命的托付！但却是一封无法送达的遗书。他真的是没有退路的。苏北大平原——不是他的奖台，就是他的坟墓。回顾胜利，当然是愉快轻松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