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假如失败了呢？那一切都会是沉重的了。
他没有留下遗言，只留下了亲人的地址。对家乡的父老们来说，他们的子弟，牺牲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难道还需要再说什么吗？
妈妈经常说：“吃梨子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分梨，应了分离的谐音。但我不这么认为，只有切开了才能见到核，所谓分梨（离）见真心，这有什么不好。”
这个本子妈妈一直保存着，父亲那一贯龙飞凤舞的字体，在这时变得异常工整。我想，他大概是怕捡到的人辨认不清楚吧。
关于3师在开辟华中根据地中所起的作用，对3师作战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华中局一些同志的看法是，皖东、皖北、皖东北根据地之打开，3师主力未参加；郭村战役、两次黄桥战役，3师只在次要方面配合作战；曹甸战役、蒋坝战役，均未完成任务；保卫盐城作战，亦不能令人满意。产生这些的原因是由于3师负责干部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发生错误。很机械地保存主力并使之绝对化。不了解华中根据地是要顽强坚持，我们不能撤走与放弃的。
黄克诚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华中局会议上说，不是我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军部对反摩擦、反扫荡作战指导原则有问题，要加以纠正。黄认为曹甸战役与黄桥战役不同，不宜打。黄桥战役是自卫反击，曹甸顽军则已退守，不能算是有理；黄桥是运动歼敌，而曹甸是攻坚，不能算是有利；黄桥结束不到两个月，再打曹甸，不能算是有节。
我问父亲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刘、陈要打曹甸，要我们配合打车桥，进一步压韩德勤。黄不干，认为攻坚不值得，伤亡太大。黄直接给八路军总部彭德怀那里发电请示，引起刘、陈的不满，彭也不好干预，要黄还是听刘、陈的。最后，还是没有打下来，伤亡较大，从此，彼此就有不同意见了。”
也有些研究者认为，黄克诚狠抓根据地建设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巩固的政权是难以抗击强大于我数倍之敌的。但在毗邻敌心脏地区，造成过大的声势，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敌我态势没有调整、战场建设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急于扩大对敌占区文化界、知识界的统战影响，势必过早暴露自己，造成被动。
这些分歧，一直延续到15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和彭德怀被打为反党集团。在揭发批判的热潮中，华中抗战的老账又被翻出来了。除了重提黄克诚在作战中一贯消极、右倾保守外，还提到了这次盐阜地区反扫荡，说黄是放弃指挥，退却逃跑，化装隐蔽。上纲到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王明路线，黄克诚是一个言行不一、不向党交心的伪君子。
在3师工作过的许多同志认为，黄克诚同志是掌握了反扫荡的全局的，将作战交由张爱萍副师长机断指挥。在敌反扫荡前，从最坏处准备，跳出敌包围圈，以利前线指挥员放手指挥。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黄一直没有离开过盐阜地区。
父亲说：“工作中有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把这些分歧带入政治领域，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父亲顶着高压，在黄克诚庐山落难时保持着对他客观的评价。他说：“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卑鄙的事情。”
黄克诚岂能不明白呢？他在《自述》中写道：“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要表现一下。也有几个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黄克诚是条硬汉。“文革”中，专案组知道他当年受过华中局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他揭发当时的领导人。他说：“我们是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有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他们叛党。”
难道历史真的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姑娘吗？革命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历史，战争年代不能回避，现在回忆历史就更用不着回避。
3 我是他的“克星”
1945年是让历史难忘的一年。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句号；终极武器原子弹，在日本岛国炸响，十数万天皇的臣民，在几秒钟里化成了灰烬，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雅尔塔协议签署，由此划定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冷战格局。
这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同样是辉煌的。经过整整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是整整一代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为代价，留给后人的一份遗产。这次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从此由衰败走向振兴。
我，也在这一年降临到人间。
妈妈说，生我的那天，月亮像个银盘，特别亮，亮得都有点儿凄惨，秋风习习，吹过空旷的田野，将世间的一切都吹得似有似无一般。
是难产。整整折腾了一天，大人孩子像过了趟鬼门关。妈妈说，你生下来不会哭，胎死腹中？也是命不该绝，正巧有个妇产科的医生从上海来根据地，就住在隔壁。她听说有新四军家属要生孩子，怎么就听不见动静呢？是医生的天职吧，过来一看，说是被羊水噎住了。吩咐打两盆水来，一盆热的，一盆凉的，就这么来回地浸泡，再拎起双脚打屁股，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
父亲是在我出生的两个星期后才见到我的。国民党李品仙部为夺占徐州，由蚌埠星夜北上。父亲任淮北我军前敌总指挥，4纵在王必成率领下为右路，9纵在张震率领下为左路，阻击来犯之敌，发起了津浦路破袭作战。大战在即，父亲在去前线之前，兴冲冲地赶来看了妈妈和我一眼。
妈妈回忆说：“你爸看了一眼说，丑东西！又说，再丑也是我儿子！就急匆匆地走了……”有一种说法，出生的磨难，预示着人生的艰辛与坎坷。也不知是指大人还是孩子。路加福音，……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我来的真不是时候。父亲这一走，可就是从生死界上擦肩而过了。
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当外部的压力消失的时候，国内两大政党、两个阶级的斗争便骤然升温，内战的烟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毛泽东发表了他那段为国人熟悉的精彩讲演：“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的话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意志和立场，但仅仅一个月后，1945年9月17日，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就致电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提出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下，具体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毛泽东立即回电赞同。面对400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共产党是没有力量和国民党硬碰硬的。他们主动放弃了南方8个解放区，做出收缩南部，巩固华北、山东、华中，控制热察的决定；不到一个月，又进一步明确为放弃华东、华中、中原、华北，只坚守山东、陕甘。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集中力量抢占东北。今天看来，在两大政党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中，共产党人的这第一脚，充满了狡黠和智慧。刘少奇也因此以他的雄才大略又一次赢得了自己在党内的声望。
首当其冲的又是华中。
国民党17个军约50万人分批向华东解放区推进，在夺占南京、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后，沿津浦路北上，直逼华北、东北。
华中局一分为二；新四军一分为二。新四军军部移往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留下的另组成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黄克诚率3师抢占东北走了；罗炳辉的2师和父亲统领的4师，一分为二。2师之4、5旅，连同整个7师都调往山东。4师9旅调山东，4师11、12旅和2师6旅留在淮北。粟裕、叶飞的1师留在苏北。新四军的抗日健儿们，8万北上，5万坚守华中。
陈毅、黄克诚走了，而父亲和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留下来了。中央来电“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父亲和粟裕被分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华中军区开始叫苏皖军区，寓意着苏中和淮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人联手保卫华中，准备迎接国民党从大后方调来的百万大军。
按父亲自己的说法，抗日战争是他步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成熟了，他不再只是个猛打猛冲的拼命三郎了，他的战略头脑、指挥才能、坚韧吃苦的品格和大刀阔斧的作风，逐渐为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所认同，开始有人欣赏他了。
彭雪枫牺牲后，由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华中局曾动议从八路军中选派干部，但最终中央议定是由父亲来接替。他独闯皖东北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与盛子瑾统战中展现出的政治斗争的谋略；创建九旅的建军治军能力；以及在盐阜区反扫荡中所表现出的指挥艺术和英勇牺牲精神，这些业绩，都成为举荐他担任这一职位的重要筹码。当然，他长期在江淮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大战来临之际，考虑到华中腹地由苏、皖两个战役方向构成，中央又委以他华中军区副司令的重任，和粟裕分别负责苏北和淮北的对敌斗争。他似乎走到了他的同辈们之前，成为新四军抗战初期旅团一级干部中的佼佼者。父亲有理由接受这一切，因为，这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投其所好，不是靠压抑自己的个性换得的；而是靠浴血奋战、靠不计名利、靠张扬自己的个性赢得的。现在，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幅的主要方向上，掩护华东我军的战略转移和展开，面对百万敌军压境，站在抗击国民党进攻的最前线，应该说，这既是中央对他的器重，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不知为什么，父亲总好像不愿意多谈他这一段的历史。但我还是从当年他留下的诗篇中，窥探到他的心态。他写到：“抗风暴，挽狂澜，胆气豪……手挚龙泉剑，腰斩长蛇津浦。”
在重大的挑战面前，他的人生，理应更加精彩。
当时华中军区驻地在淮安，周恩来老家。从淮安出发到津浦路前线，父亲的习惯是骑马，红军时他任过军委骑兵团团长，骑术、劈刀、马上射击都是挺在行的。这时部队已经有卡车了，大家都建议汽车要快得多，他犹豫了一下，就改坐汽车吧……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汽车当然要比马快。是缴获日本人的那种大卡车，他坐在驾驶舱，参谋等随行人员在后面车厢里。你想，缴获的车已经破旧，当时又没有修理厂，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赶路。离前线不远了，遇到老百姓支前的运输队，马车、排子车、独轮车，把个路堵得严严实实。汽车过不去，天又下着雨，走了一天了，父亲说，既然要等，不如下去搞些吃的东西来吧。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回身要向后面车厢里的人交代些什么……车缓慢地向后滑动，旁边刚好有一堵墙，他的话音还没落，头就被夹在车门和墙之间了……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为什么不骑马？为什么要坐这辆破车？为什么不冲过去，要停在这个鬼地方？但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命！
据在现场的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听到首长在前面驾驶舱讲话，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探头一看，啊！可不得了了，血从司令员被挤住的头上涌出来……”
慌乱中有人说，不能倒车，一发动，车身一震，脑袋就挤碎了，只能缓缓地把车推开。人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血从眉骨处汩汩流出。
华中军区后勤卫生部的王广胜当时在场，他说：“头盖骨从眉骨处裂开，或许是他戴的帽子救了他，帽檐折下来垫了一下。首长醒来后就开始大口吐血……”
我问父亲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细节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醒过来后，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天旋地转的。”
很痛吗？我问。
“没有十分的疼痛。我觉得自己还行，我还是明白的。战斗马上要打响了，让部队知道了，可是大忌。淮北我熟得很，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看首长渐渐有些苏醒了，就说，要赶快向陈毅司令员和华中局报告。他双眼紧闭，好像听到了，手指动了动，我知道他不许我们说。”“他一直这样躺在担架上，眼睛睁不开了，电报由我念。他不需要地图，他在这里创建了根据地，他对这一带太熟悉了。”
卫生部长王广胜说：“首长是颅脑损伤和严重脑震荡，我警告他，一定要静卧，不能再这么干了，否则要留下后遗症的。”
妈妈说：“我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就到华中局去问个究竟。邓老（邓子恢）安慰我说，估计不会太严重的，前线说，他一直还在指挥作战嘛。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周后，战斗结束。父亲强撑着参加了庆功大会，他要给部队讲几句话，他刚走上主席台，就一头栽下去了……
这时上面的领导同志都还不清楚父亲的伤势，从来往电报看，一切都正常。战斗结束后，陈老总要父亲立即赶赴淮安，参加军调小组，说是美方的雷克上校已经到了。一见面，吓了一跳，陈老总叹道：“咋子搞的嘛？受了如此重伤，咋还呆在战场上！”
妈妈说：“无怪陈老总都吓了一跳，我见到他时，你爸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脑袋肿得好大，都认不出原样了。你爸这个人啊，别人的话都不听。脑震荡的人是不能再受震动的，他不要战士们受累抬他，坚持要把担架放在车上，那时都是泥泞路，一路颠簸下来，哪还有好的？”
陈老总、张鼎丞等领导来看望父亲，走后，妈妈听见他们询问医生，议论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地，但妈妈还是隐约听到了“……废了”两个字。
她的奶水就在这一刻再也没有了，从此，我再没吃过妈妈的奶。现实是残酷的，但她必须和他一起承担。
1946年6月下旬，大规模内战爆发。8月9日，随着泗县之战失利，淮北形势急转直下。9月19日，淮安被占。不久，两淮丢失。
在这之前，粟裕和父亲这两个华中军区的第一和第二副司令，曾有过一场关于作战方针的讨论。他们两个共同之处是都不同意放弃华中，分歧是坚守华中，究竟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粟裕认为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运动战打击北犯之敌，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为日后在华中立足奠定基础。父亲则认为，在来势凶猛的敌人面前，不应匆忙应战，应以有限规模的运动战结合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做好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长期准备。华中江河湖汊，四通八达，完全可以与敌周旋，避其锋芒后，坐待战机。
现在，究竟谁的意见更为合理，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父亲在病榻上收到了9纵政治部主任张震寰和宣传部长赵易亚的信，信上说，两淮丢失了。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当父亲读到信中叙述的两淮失守与淮北失陷后，我军民撤退时的慌乱与匆忙，以及地主还乡团残害根据地群众的惨状，他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我没有向父亲核实过这个细节。他是在为曾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牺牲的这块土地的丢失而伤心呢，还是在为自己这时多么的无奈而悲泣呢？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只说了一句话：“粟裕同志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消息传来，我真为他高兴。可我每天只是头痛，痛得像裂开了一样……”我找到他当时写的诗《捷报》：“七战连捷敌难逃，运动战和游击战，胜券稳操。”日期是8月1日在淮安。他在病痛的折磨中，为战友七战七捷的胜利而祝贺，同时也为无法亲自去实践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主张而耿耿。
两淮失守后，华中党政机关后勤人员从沭阳方向撤至山东，地方人员因撤退不及遭受很大损失。我们也随父亲转移到临沂。不久，临沂也告急，组织上又决定父亲转道大连养伤。
这本不是他该去的地方！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面前的是关乎着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如果说，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还只是排练；到了解放战争，则是大戏开场了。经历了在分散的根据地上游击作战的共产党军队，今天，他们将整合起来，以野战军为单位，与这个18年的宿敌，进行最后的决战了。一场大兵团会战的宏伟剧幕已经徐徐拉开，刚刚被提拔到战区领导岗位上的他，本来是可以一展风采的，而现在，在大战来临之际，他不得不与老弱病残为伍，颠沛在后撤的路上。这对他，不仅是焦躁和苦闷，简直是一种惩罚，命运的惩罚！
这次负伤给父亲带来了终生的遗憾。整个解放战争辉煌的战史上，消失了张爱萍的名字。皖东北的大地啊，伴随着我的降临，带给父亲的却是灾难，难道冥冥之中，真的会有什么暗示吗？
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在浩浩荡荡北撤的人流中，有一副担架，抬着一个昏昏欲睡的伤员，他头上缠满了绷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伴随他的是他的妻子，怀里抱着的是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8名警卫战士护送着，他们走得很慢很慢，匆匆而过的士兵们都好奇地回过身来，当他们认出担架上这个双目紧闭、昏睡不醒的人是他们的司令员时，他们向他致以军礼，然后又匆匆赶路了。拥挤的道路渐渐变得空旷，他们翻山越岭，跨河涉水，蹒跚而行，曾几何时，这个在江淮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此时只能躺在担架上听天由命了。
淮安丢失后，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这个词了）先自蒙阴到临沂，然后过沂水、诸城、莱阳、烟台，从蓬莱登船，到大连。这一带，我后来在总参工作时，曾多次组织过实兵演习。这是当年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场，其实地形并不十分复杂，从苏北平原到鲁中南山区，仍属丘陵地，地势虽多有起伏，但并不险恶，用现代作战的理念来看，和我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并不是理想的战场。为此，我惊叹当年华东野战军居然能在这里纵横驰骋、决战决胜，消灭了蒋介石正规军和各种武装247万之多。每念及此，大有愧对先人之感。
妈妈和父亲同命运。
父亲负伤后，组织上明确告诉妈妈，把你的工作交代一下，好好照顾爱萍同志，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你今后的工作。妈妈回忆说：“听那口气，好像你爸爸已经永远是个需要照顾的残废人了。我真的不敢去想……”此时的父亲不过35岁，妈妈只有26岁，都是人生最灿烂的年龄。妈妈18岁离开了豪门之家，抱着“国家有难，巾帼不让须眉”的人生志向投身抗日洪流。当翻天覆地的时代大变革到来时，命运却对他们作出了如此残酷的判决，他们当真是会绝望的啊！
去大连这一路，她又要照顾担架上情绪不安的父亲，又要照看嗷嗷待哺不满周岁的孩子。父亲负伤后，妈妈一急之下没了奶水，我经常在路上饿得哇哇乱哭。走了一天的路，宿营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借口大锅，熬米粉糊糊给我吃。米粉是她自己做的，先把米烤焦了，碾成粉，吃时加水搅拌熬成糊糊。妈妈说，我那时总像疯了似的，两个勺子都喂不过来。
从临沂往北是沂水，过了沂水就是敌占区，沿途有敌人的封锁线，碉堡、炮楼处处可见，鬼子和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枪，等待蒋介石政府的接受和改编。听爸妈说，一路上大多是昼伏夜行。过封锁钱的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伸手不见五指，为了肃静，连马蹄子都用棉布和麻袋片包起来。人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在这样寂静的夜晚，一声哭啼，引来了敌人，8个人的小分队是不堪一击的，何况沿途还有许多跟上来逃难的老乡呢。为了让我熟睡，行前特意用米糊子把我喂饱了。但临近村头时，我突然号啕大哭……真是鬼使神差！
每当父母讲起这段经历时，总会补上一句：“你啊！从小就让人闹心。”这大概也是种暗示，怪不得我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视为是个不安定因素。
走了一夜的路，住下来，大家都能休息，只有妈妈忙着号房子、筹粮，与当地党的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照顾爸爸和我，弄饭、换药、洗洗涮涮的。还要计划明天的行军路线，甚至给警卫班上课，给个别战士做思想工作。妈妈说我真是她的克星，夜里行军骑马抱着你，一颠就睡着了，白天大家睡了你就闹。为了怕我吵闹，总是抱着你到村头去哄，可你精神大着呢。她说，那时真累啊，一倒头就睡着了，就是在老百姓半尺宽的长条凳上也能美美地睡上一觉。睡觉时怕我乱爬，就像拴小狗似的，用绑腿布一头拴住我的脚脖子，另一头拴在凳腿上。
妈妈说，那时她什么愿望都没有，唯一的就是想睡个安稳觉。就这样，也不知熬了多久，突然有一天，她一点觉也没有了，困乏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按现代医学的说法，大脑精神和情绪控制的记忆产生了，这就是失眠。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每晚她还是离不开安眠药。
战争中的女人啊！
大连，是座美丽的如梦幻般的城市，异国风情的小屋，栉鳞彼伏、依山傍水，比比皆是。在领略了幽美如画的海天山色之后，日俄战争遗留的碉堡、堑壕和街区深巷里破烂不堪、低矮潮湿的小窝棚，以及随处可见的和服、俄文招牌，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曾经有过的殖民地的屈辱历史。
这是一座极特殊的城市，它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取向也是多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连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了中国，但实际上为苏联军队所占领。他们也奉行国际主义，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赞助并提供便利；但不允许中共进行公开的活动。应该说和平已经来到了这里，但就像所有经历了战乱的城市一样，秩序混乱，物资匮乏，粮食、药品、燃料，弥足珍贵。电力不足，电灯的灯丝总是红红的，像是烛火，在黑暗中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妈妈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一个小小的电炉，在微弱的电压下，一壶水足足要烧两小时。临来的时候，组织上给了些大洋。随着战事越来越扩大，一些伤病员和领导干部的家属也陆续转移到大连，生活成了最大的问题。妈妈把这些大洋兑换成卢布，分给了大家。
父亲除了昏睡就是抱个收音机不放，是那种用干电池的像电台一样的军用收发报机，缴获日本鬼子的，一天到晚地听有关战事的进展。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经常拒绝吃饭，成天不说一句话。后来，我听说脑外伤病人的特征就是脾气、情绪异常的焦躁和暴烈。总得要补充营养啊，妈妈是整天去弄吃的。有一次，好不容易搞了点牛奶，热好了端上来，好劝歹劝，不料父亲手一挥，就将牛奶打翻在地上，恶狠狠地说：“要吃你吃！”妈妈说，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流泪。她说：“一个病人，你能拿他怎么办？”
“你爸爸总是头疼，他会死死地抱住自己的脑袋说，头要裂开了啊！疼得没办法时，就使劲往墙上撞……他整夜整夜没法入睡，全身疼痛，我就给他揉。祸不单行，你爸又得了急性盲肠炎。手术是个日本医生给做的，你想怎么能不让人揪心？可有什么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看着他动刀子。我累一点没关系，就是担心。你想，四肢、五官残了，别人还可以帮一下，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脑子要是坏了，那可全完了，真就是个废人了。”
妈妈每到医院给爸爸送水送饭，把我先喂饱了，拴在桌子腿上。等她回来，我都尿得湿透了。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日子。
妈妈说，在和爸爸的一次争执后，她冲出家门。她找到刘尹兰大姐，诉说内心的苦闷，求大姐帮她找份工作。她还年轻，她要革命，她不能把自己的一生糊里糊涂地葬送在这毫无生气的日子里。刘尹兰当时负责铁路医院的工作，作为女人，她能理解，说你就来我这里吧。妈妈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亲了亲我，就带上了门，这一去，她真的不想再回来了。
她能走得出去吗？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当她面对一个躺在床上受伤的丈夫，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时，她能迈出这一步吗？在寒风中，除了无助的失声痛哭外，除了默默的叹息自己的命运外，她还能做什么呢？妈妈说，她就这样，一个人沿着岭前的那条小路走了很久很久，前面就是大海……
从此，她就不再去想了，不再去想未来，不再去回忆少女时一切美好的梦境。她将她的青春和对未来的憧憬，“葬送”在陪伴病中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的漫长的日子里了。
当我长大以后，当我也恋爱，当我也有了爱我的女人的时候，我才慢慢地搞懂，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纯为什么会离开他。据杨纯的密友，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回忆，她们之间就杨纯的第一次婚姻曾有过一段对话：
“我的婚姻解体了。”黑暗中，杨纯静静地说。“为什么呢？”唐棣华轻声地问，她忽然间为自己忽略了好友的情绪而自责。“因为我还没有学会为他做出牺牲。”……（注：选自《一个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199页）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让爱他的女人为他做出牺牲的；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甘于为她们所爱的男人去牺牲的。
这应该是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呢？
妈妈比爸爸小9岁。爸爸出身在四川东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境并非富庶，他种过地，放过牛。
可妈妈就不一样了，浙江宁波镇海的小港李家，可是个了不起的名门望族。到了我外公那代，正是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中国大门的时代，伴随而来的是西学东渐。外公李善祥，性格开朗，敢闯敢干，思想新潮。年轻时接触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是一个实业救国派人士。小时的娇宠，使他养成吸食大烟的恶习，参加革命后，决心戒烟救国。他把自己捆在床上，责令家人无论怎样都不许松绑。现在人们常说戒烟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我外公就是登上了这个青天，戒掉了大烟。我外婆出身贫寒，但我外公破除门第，硬是迎娶了她。外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作风，真诚善良、助人好施的待人态度，立马引起了李家长幼上下的尊重。她的到来，在这钟鸣鼎食之家，犹如刮进一股清新的风。外公当年是镇海地方长官，为破除旧习树立新风，自己剪掉辫子，让外婆剪成短发，挎着胳膊在镇海街上昭然过市，看热闹的人群，一时沸沸扬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观念很超前了，比比老一代人，这种向社会世俗挑战的勇气，我们可差得太远了。
外公后来去了东北。他办农场，建果园，以实业救国。后来又开办学校，提倡耕读，教育救国。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日本人要他出来做锦州地区农会会长，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去给日本人干这种事呢？他流亡逃回到宁波，“八一三”上海抗战，他出资在家乡成立了一支抗日救护队和一支救亡宣传队。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使妈妈与生俱来的具备了许多特质：家境富庶，因此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外公是个社会活动家，且思想激进、新潮，妈妈从小跟着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具有革命倾向；在大家族中，我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妻子了，这种多少带有“庶出”色彩的背景，使妈妈待人处事纳敛、通明、周全；在家她又是大姐，下面一串弟妹，加之外婆是穷苦出身，从小要替母亲分忧，早当家，明事理，能吃苦，养成办事沉稳、练达，极善于和周围融洽相处。这些家庭给予她的特有材质，使她一踏进革命队伍的大门，便迅速崭露头角，受到多方面的赏识。不像我爸，他的那个脾气、秉性，只能靠自己一路打拼出来，不到危急时刻和用人关头，没有人会理睬他的。
“八一三”日本鬼子攻打上海。外公把妈妈和我阿姨、舅舅，连同李氏家族里的许多年轻人，以及他的学生，一行十几个人都送往抗日队伍。我妈妈那时也才18岁，但论年龄是大姐了，该她带着这帮弟弟妹妹们闯天下了。一开始他们懵懵懂懂地进了浙江青年战时训导团，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来发现国民党不是积极抗日，于是就相约逃离投奔延安。他们利用星期天休假，跑出军营，乘船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一心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但被周恩来说服了，来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我妈妈回忆说：“我们异口同声要去延安，不去皖南，周恩来说，八路军是哥哥，新四军是弟弟，弟弟要成长壮大，需要你们。”许多老同志后来见到我妈妈，开玩笑说，幸亏听了总理的话，要是去了延安，就凭这段经历和出身，肯定逃不过康生的“抢救运动”。
妈妈在新四军军部搞速记，很快展现才华，在同期女生队里成为佼佼者，担任了速记班的班长。我没有学过速记，但听妈妈说，真正掌握这门技术是要下工夫的。她说，她做的记录可以一字不落，甚至包括讲话人的习惯语句和口头禅。真是个录音机！不，比录音机还要强，因为整理编辑出来的稿子，比原始的讲话更精炼、更具有逻辑性。这就要靠记录人的文字功底了。现在保存下来的许多领导人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叶挺、项英等人的文章，很多都是妈妈速记下来的。我见到过妈妈当年送给父亲的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她亲笔记录的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做的《战略与策略》的报告。字迹娟秀、工整，密密麻麻的厚厚一本。妈妈把它作为信物送给自己的恋人，或许是想告诉对方，这里凝聚了她的心血，也展示了她的才华。枯燥的速记，被动的文秘工作，在这个小本子里被赋予灵性，也同样找到了成就感。
妈妈终于开始讲她的故事了：“第一眼见到就喜欢他了。”
是那种心跳的感觉吗？为什么？我的确是个很难缠的家伙。
“听说是八路军过来了，我们好奇，跑去看……”妈妈指的就是父亲随黄克诚一起由皖东北到苏北来开辟根据地的那回事。
“一看就是标准的军人。骑着马，后面跟着四五个警卫员。军装洗得都灰白了，风纪扣严严的，腰上别着手枪，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一个个可神气啦！翻身下马，一个军礼，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第一印象太重要了。
“说是从延安过来的，参加过长征，我心目中的红军就该是这样子的。”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妈妈不肯说了。
但有这句话就够了，什么都明白了。有一次和父母闲聊，我问，为什么当时那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父亲指了指母亲说，你问她吧，她是亲历者。母亲说，还用说吗？要抗日啊！我说，国民党也不能说不抗日啊。卢沟桥、台儿庄、八一三，坚守四行仓库，武汉保卫战，打得多惨烈啊。佟麟阁、张自忠、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出了多少民族英雄！
母亲说：“那不一样，去延安是要革命。”
革命？是的，延安是不一样，延安不仅抗战，还革命。对这些生活在国统区的青年来说，对比现实生活的苦闷和压抑，革命，意味着理想、激情、青春和战斗，意味着追求社会的正义，个性的解放。牛虻、保尔以及眼前的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和他所亲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等等，甚至延安的宝塔山、延河水，统统被革命演绎成为了一种审美。
爱情，当她初来时，细若游丝，但她就是这种审美的胎儿。
妈妈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结婚没到两个月，她的第一个丈夫就牺牲了。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在某些场合妈妈的特殊身份，在众多的来宾中，总理、少奇同志、陈老总这些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过来和我妈妈打招呼，寒暄小叙。对战友的怀念，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我妈妈个人的安慰，全都蕴涵其中了。
妈妈特殊的身份，并不一定都会给她带来便利。她和我爸爸的恋爱，在一开始就遭遇了潜在而有力的阻击。
没人明确反对他们相爱。为亡夫守节是封建礼教压在妇女头上的一座大山，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恰恰是革命的内容之一。但一切服从组织，党的利益至上同样也是革命队伍的原则。领导人不在了，他的遗孀总不能想嫁人就嫁人吧？世俗的伦理和领导人身上的光环不知怎么就搅和在一起。何况，张爱萍是什么人？一个从八路军过来的家伙，我们新四军里就真的没人了？岂有此理！
组织出面了。党的会议上说：“有的人把根据地当成上海的霞飞路了！”爸爸写给妈妈的十几封信，也被组织部门扣下了。
在现实的个案面前，革命的理论显得如此苍白。
在事业上倾注全力的人，生活上总难免是粗线条的。父亲原来还真不知道他为之心仪的女人居然会有这样高深的背景，面对人们异样的目光，他不明白，周围的人都是怎么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女人是他不能追求的？也从来没有想过，他张爱萍喜欢哪个女人还要看什么人的眼色，还需要什么人赞同？当他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时，他愤怒了：真是岂有此理！
妈妈呢？当有人婉转地提醒她是否需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注意一些影响时，她说：“谁的人我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
谁追的谁？
“华中局开会。那天是分组会，我做记录，记得好像是讨论彭雪枫的问题。屋子又小，坐在老乡炕上。我小时候老得冻疮，一热，手就痒得厉害，随手把手套摘了放在一边，是那种无指手套。会散了，手套就找不到了。搞速记是很紧张的，白天要记录，连夜还要整理出来。会一完人就散了，回去各单位要传达，等不了的。那时没有打印机，全靠手写。手套丢了，也就没心思去找。第二天，你爸来找我，说是捡到了我的手套。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么拙劣的把戏！”
“他说党校请他去做报告，要我给他做记录，我知道他憋什么主意，但还是想去听听。”
在这次华中局的扩大会上，应刘少奇同志要求，父亲向各单位介绍了他白手起家创建9旅的经验。当时邱一涵（袁国平夫人）在华中局党校工作，她参加了会，会后邱一涵就邀请父亲到党校再讲一次。袁国平是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和夫人邱一涵，以及我父亲都是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的。后来他们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我母亲在一起工作。邱一涵对我妈妈说，爱萍为人正直，是个可以信赖、托付的男人。妈妈和邱一涵，还有吕振羽的夫人江明，她们三个人是桃园三结义，同属当时的新文化女性，她们在苏北那样落后保守的地方，冬天里下河游冬泳，以现在的眼光看，应该是很新潮、很时尚的。
妈妈说：“你爸口才真好，也不用稿子，口若悬河。我是搞记录的，他的报告，逻辑性强，条理清楚，很好整理。讲起话来，旁征博引，生动有趣，没有那些官话、套话。一连4个小时，听得人都入神了。”
对女人来说，男人的语言也是魅力。
“他可赖了！不理他吧，他就死磨硬泡。跑到你宿舍里，把被子一拉，蒙头装睡，当着一宿舍人，打他拉他，就是不起来。真是厚脸皮！”
厚脸皮！当一个男人钟情于一个女人时，他应该怎么去做呢？敢恨，也要敢爱。也许，正是这个厚脸皮，显现出来了在这个英武的军人背后的童真和率直。
不是有人说过吗？一个女人，当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像一个孩子似的时候，她就是真的爱上他了。
新四军干部的婚姻情况，张震在他的回忆中有阐述：“中央规定的结婚标准为‘二八、五、团’，即男方是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女方年龄不限。我们商定也按这个规定办。部队中有些女同志认为这不合适，一找就是老头子，说这是走干部路线。尽管这样，当时基本还是照此执行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干部切身利益的问题。”（注：《张震回忆录》162页）
组织真是万能的，什么都能管。
一个红小鬼，一个穷学生，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地走到了今天，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甚至是领袖级人物时，当他面对大批投身革命队伍的年轻女孩子，他是否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打拼了多年，怎么还是孑然一身呢？即使是铁人也会青春萌动。但怎么去向这些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敞开自己的心扉呢？爱情和性欲，婚姻和堕落，简直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怎么能够分得清楚？我们在她们的眼里可是英雄、是领导，甚至是长辈啊！虽然也就大那么十来岁。年龄、地位、文化的种种差异如同三座大山，横跨在他们面前。于是，组织就出面了！
但遗憾的是，世上的事，并不是都能由组织解决的。当组织部门的领导找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们去谈话时，先给你倒一杯水，笑眯眯地，做出关心你的样子，绕了180度的弯子后，会神情严肃地说，某某首长很关心你啊，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所有的人都会摸不着头脑对付说：“很好啊！”那就太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某某首长希望和你结成革命的伴侣。“啊！”革命伴侣？不就是夫妻嘛！怎么？不明白？那就好好考虑一下，不！是认真地考虑一下……应该说，这样的介绍成全了很多人的幸福。婚姻就是婚姻，浪漫的爱情毕竟不是婚姻，婚姻是现实的，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必要的程序。当你面对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人，当你刚刚走出少女的阶段，当爱情对你还是那么神秘时，你就要站在“对待革命的感情”这样的高度去选择自己的幸福了，你会是怎样去想、怎样去做呢？
父亲是个不愿意走组织路线的人。不错，组织在他眼里是神圣的，但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事，既然喜欢，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也不会去想，自己会遭到拒绝。是啊，像他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能拒绝。
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变故，使她头晕目眩。未亡人的帽子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而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真真切切追求她的男人，而她也喜欢他，虽然他的追求显得那么笨拙，但爱一个人是不讲求优点和缺点的，有时缺点也是优点，而且更显得可爱。
这就是爱情吗？当它向你悄悄走来的时候，你会品尝它的甘美吗？
是陈老总亲自批准了他们结成伴侣。面对这对新人，面对自己的部下和战友，面对这段苦涩的爱情故事，组织上难道就不应当承担点什么吗？他就像一个长者，不！一个主教，为他们祝福。他特意送了一支派克钢笔作为给这对新人的贺礼。
也许，因为他们都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也许，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幸福都痛苦地挣扎过，当幸福终于降临时，这幸福就伴随着他们走完了整个人生。他们是一对互补型夫妻。父亲刚烈，伟岸如山；妈妈细腻，柔情似水。父亲是为了事业忘身忘家的英雄，母亲则是甘愿为丈夫，为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