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你爸爸送给我一个类似指环的银圈，是绑在军鸽腿上传递信件用的，从鬼子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小巧精致。”是信物吗？古人鸿雁传书中确有雁足系帛的说法。这是战场上的礼物——伴随着硝烟气息的军人特有的婚戒。
1942年8月8日，这一天，永远成为了我们家庭最重大的节日。长大以后，儿女们走向四方，一年中节日众多，难以聚齐，但只有“八八”这一天，我们都不会忘记，因为我们知道，对两位老人，这一天意味着什么。
父亲的第一个爱人杨纯是一个丽达式的女英雄，她的飒爽英姿能吸引男人，但未必能做个好妻子。经过浴血奋战走入而立之年的男人，或许更钟情于温柔贤淑、善解人意的女性。她吸引了他，他需要她，这就足够了。至于她的人生理想，她对事业的追求，这一切不知他为她想过多少。
父亲刚烈的性格和对事业的执着，注定了他人生的跌宕起伏。妈妈把一生交给了他，就和他一起品尝甘苦。妈妈本是个军中才女，和父亲结婚后不久，就遇上苏北反扫荡，她辗转回到老家，生下了我哥哥。返回部队又赶上父亲负伤，一直照顾他，失去了工作和发展的机会。全国解放后，出台了一项政策，凡不满30岁的在部队工作的女同志可以报名学一门专业。妈妈想，这些年照顾病人，脱离了原来的岗位，回去继续从事行政领导工作已不可能，不如趁着年轻学些东西，将来也好从事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但年龄正好卡在30岁。她说：“我和你爸商量，向组织上说说，通融一下。但他说，这种事怎么好向组织开口的？明明是违反原则的嘛。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吧，实在不行，就在家教育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场合下谈起这个话题的，但从妈妈重复爸爸的口气来看，他大概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为了照顾伤员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虽然这个伤员是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呢？难道只要是涉及到个人问题，就一定是违反原则的吗？就算是在原则范围内，难道就真的不能通融了吗？
1955年初，彭德怀签发《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军队中，没有专业的女同志一律转业或复员。当时不少人都在找关系、找借口。父亲说：“我就在做别人的工作，我们自己是要带这个头的嘛！”妈妈心里很难受，但又能怎么样？只要对丈夫的事业有利，自己还能讲什么条件吗？
1955年军队授衔授勋，正赶上父亲从华东调来北京。事后妈妈看到有的转业干部照样拿到了勋章，凭自己参加抗战的这段经历，也可以得到一枚“独立自由勋章”，她希望父亲出面和自己原属的南京军区的领导说一下，要求补发。不料父亲却极不耐烦地回答：“要那个干什么？实在想要，我的给你就是了！”妈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以后，她才对我说：“你爸爸这个人啊，他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啊，在我父亲眼里，勋章，就是个漂亮的饰物，但对我妈妈来说，那是她的历史，是她人生的记录；老爷子这个人，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承认不承认他的历史。是的，他的确不需要关注这些，因为他的名字已经和共和国的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和成就联在了一起，翻开战史、军史，我们不难找到他的名字。张爱萍是个什么样的人，还需要勋章来证明吗？但别人呢？那些许许多多像妈妈一样默默奉献的人，牺牲了自己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他们呢？
妈妈的心并没有死，她后来在艺术师范学院和民航总局找了份工作，但她的级别很低很低。我妹妹就说她，我一生下来，别人就叫你李科长，我长这么大了，还是叫你李科长。在单位也是挺难的，比她资历低的许多人都成了她的上级。她下班回到家还要抄写文件，她说，处长说她字写得好，老让她誊写文件什么的。父亲讥讽她：“叫你不要工作，你不听，干这种无聊的事！”
妈妈眼泪都出来了。
现在的女孩子观念不同了，主张张扬个性，看重自我价值，没有哪个愿意把自己拴在男人身上的，这不能不说是个进步。但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战争要求女人付出。
父亲似乎直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才痛感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妈。当战场上的浴血冲杀，政坛上的叱咤风云，当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的时候，男人的心开始沉寂下来，生活中的琐事和情感的波澜浮出水面。他在关押中写过一封“绝命书”，表达了对妈妈深深的歉疚之情：“幼兰，是我耽误了你。如果我还能活着出去的话……”
对女人来说，有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要为这个男人做出牺牲？真的不好回答。一个集女人所有优势的丽质女性，为什么愿意为一个“不懂得体察女人的粗线条”男人放弃自己的前途，而与他命运相连？有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可能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凭的就是一种直觉。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坚持自己理想的唯美主义者对自己目标的敏感和执着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也许，是她看到了在他阳刚的外表之下，蕴涵着的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他会为自己的女人感到内疚而流泪，他会写诗，会书法，喜好摄影，他是一个具有艺术特质，感情世界丰富的男人。这些与文化审美情趣有关的东西，需要天分，需要悟性，需要细腻，而粗俗之人，是绝对没有的。
我的这个粗心的父亲曾为他的女人写过许许多多的诗篇。热恋中，他为她拍下一张一张的照片，在发黄的相纸背面留下依稀可见的诗句：“暖风清、褥芳茵、镜中人”；照片上我妈妈在小溪边洗手，配上的诗句是：“潺潺溪流净澈，青山绿水含情，凝冰心”；在他们的洞房花烛之时，面对一轮圆月，他写道：“天轮镜，柳梢巅，照寸丹。相见恨晚，同难同甘。”这些诗句，融入战地硝烟，侠骨柔肠，浑于一身。
爱是需要相互欣赏的。战争年代的审美取向可能和现在不同吧，浴血冲杀方显男人本色。一个指挥千军万马、身居高职的军人，是不可能要求他像现在的小白领那样，操持家务、花前月下的。男人吸引女人的东西真的很难说清，既有儒雅、多情的文人特色，又有豪爽、豁达、刚毅的军人气质，包括严谨的习性、潇洒的举止、狂放的性格，以及不可动摇的意志和霸气。就是追求起女人来，也是那么坦然、率性，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气。这，就是男人的性感气质。他会让这个女人感觉到这就是我要用一生寻求的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无论你受了多少委屈和苦难，你都不会离开他，因为只有他，才会让你找到做女人的感觉而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女人。
这种诱惑是致命的，虽不精致，但是极品！男人，是个很神圣的名字，形容他的词汇应该是伟岸和厚重。以性别来划分的只能叫男性。
她对他说过，我可以用青春的代价来等候我爱的人，为什么就不能用生命守护他的一生呢？
新时代的年轻人，有了他们自己对爱的理解。但纯真的爱总会是相通的。周星驰导演的《大话西游》：紫霞仙子向太阳飞去，在那里她将化成灰烬。她回过身来，对她的爱人做了最后的一瞥，说：“能够让我去爱的男人，必定是个盖世英雄！”
她，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5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组织上决定送父亲去苏联治疗。
这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麦加。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父亲说：“少年时读过一本‘李宁’写的书，以后被翻译成了列宁，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共产主义思想。我慢慢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地方，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和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写的一样，这个地方叫‘苏维埃’。”他又说：“我一直搞不清楚‘苏维埃’这个词在中文里应该怎样解释。”虽然这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了。现在，父亲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少年时曾憧憬的国度，可脑伤令他情绪依旧沮丧。
这个疗养院的周围全是茂密的森林，环绕着一个很大的湖泊，异国的风光，宁静而秀丽，早晚，森林中的雾霭升起，朦胧而清新。苏联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每天只做两件事：喝酸奶和划船。父亲说，他不屑一顾，难道这就是治疗？第一天，一位老护士送来一杯酸奶，他一闻那怪味就不肯喝。这老护士可能在东北呆过不短的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中国话，她和蔼地劝说，孩子，酸奶营养好，喝吧。可父亲不理睬。第二天，老护士又按时送来酸奶，父亲还是不喝，第三天依然如此。到了第四天，老护士照样送酸奶，并特意端来一小碟砂糖。可父亲仍是不予理睬。这位老护士突然严肃起来了，她说：“你这个中国同志，又是一位将军，你的国家送你来我们这儿养病，你怎么能这样任性呢？如果不能尽快康复，你怎么能尽早回国参加革命战争呢？我们又怎么对得起中国同志呢？”
还没有人会以这样的口吻对他说话的，虽然严厉，但却真切。父亲说，他一口气喝下了那杯酸奶，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这种怪东西。他开始学划船，在静静的湖面上，荡漾着小舟，一个人也没有，满眼望去，是俄罗斯辽阔的原野，安静极了。他就这样每天划着船，每天喝着酸奶，没有人可以和他说话，也无法说话。医生照例来查房，这里听听，那里听听。从硝烟的战场，来到这神奇的静谧的异国他乡，从厮杀中走来，走到这与世隔绝的湖光山色之中，人生是这样不可捉摸。父亲的心渐渐变得恬静，父亲的思想在恬静的心境中渐渐变得开朗。
人在绝境中往往会回首自己的人生。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保尔说的那句话，使他终身难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终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从小，父亲就教会了我们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段名言。半个世纪后，有人写文章来置疑这段话了：碌碌无为有什么可羞耻的？一个老农民，一辈子都在黄土地上……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难道真的需要现在青年去解放别人吗？当我把这篇文章拿给父亲看时，年近90高龄的他，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赞同这样的人生态度吗？”是啊！两个时代，两个社会，两种观念，他们能够相互理解吗？我安慰他说，我们在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时，许多大学生都上街了。他们大概和你当年是一样的。
父亲晚年，我曾和他用很长时间探讨过他们这批共产党人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我问过他，是怎样投身革命的？为什么要把革命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他回答得很概略：“我处在那样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存亡，时代需要青年，需要青年身上流淌着的热血和激情。腐败、黑暗、强权、污秽。他说，当他懂事时，他就知道黄海一战，中国的舰队全军覆没。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鬼子们是要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人人记住，你们是个劣等民族，你们每个中国人，都要为反抗我们而赔上一两白银。他们不仅把中国人打翻在地，抢占了他们的钱财、土地，而且还强奸了他们。这是民族的奇耻大辱啊！整个中国都在哭泣！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青年，还能去跳迪斯科？去追星？去经商发财？去给外国人当买办吗？
父亲说：“我认为自己是觉悟的青年。我在烂漫书社结识了戴治安、张鲤庭，他们是最早期的共产党人。我知道了法国大革命，知道了林肯、华盛顿、马克思、列宁；知道了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知道了十月革命，知道了共产党宣言……打碎旧世界！”
“在这场大革命中，他们挣脱的只是身上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用已经沙哑了的嗓音，背诵着青年时代曾经启蒙过他、激励过他的经典名句。
那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时代，又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它像阳光、空气、雨水，混沌的宇宙开始分离，在氢和氧的作用下，最初的生命出现了。生命的进化是漫长的，是以亿年为单位的，但有时又是巨变的、喧闹的，中国社会的侏罗纪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群龙争斗的天下……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品格；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思想；国破山河碎的社会现实；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家政治的腐败；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和反抗意识，凝练了那一代青年炽热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他和他的学友们，生龙活虎般的生命洋溢着改造社会的激情。他们聚集在烂漫社的书屋里，畅谈理想的人生，抒发少年的鸿鹄之志。中国古代大同、平均的思想学说，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构成了他理想社会的蓝图。向往打破阶级差别，争取人人平等；建立人与人之间同情、互助的新型关系；一群十几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对国败民疲现状的深切忧愤，和对人类社会真善美的向往。
可以想见，这样的青年，在国家危亡、民族有难的关头，他们必然会站在时代的前沿，去冲杀、去搏击。
在异国孤身一人疗伤养病的他，远离组织、远离亲人。现实是那样严酷无奈，生活是那般苦闷沉郁，理想是那样的模糊与遥远。
他和我说，在他的人生中，他又一次有机会审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了。第一次是在红大学习，打了败仗，受了处分；第二次，就是这次，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命垂危；第三次，是“文革”在监狱里。
这时的他，虽然只有37岁，面对这场灾难，也许生命之火将最终燃尽，即使人生之路已到尽头，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已经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他应该是慨然无愧了。
从父亲自己嘴里，还有老家的亲戚们那里，我早就知道，父亲从小就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我不敢说他是个顽童，但他确有过个“拼命三郎”的绰号。
父亲谈起他的童年，讲得最多的就是打架，包括和老师打架：
“我从来就不听老师的，也不听你们爷爷的，学什么临摹字帖？我说，字帖又是照谁写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爷爷就骂我是鬼画桃符。”
“私塾先生要打我，我就围着桌子跑，逼急了，抄起砚台甩过去，打得他个满脸开花，浑身是墨，这才是鬼画桃符咧。哈哈！”
每当讲到这里，我妈总是急着说：“看看你！怎么教育孩子的？”父亲会立即止住话头：“你们不要学我哟！”还补充一句：“那是旧社会。”后来我们长大了，他再讲到这里，我们会反击他：“旧社会也不该打老师啊！”
父亲说：“你们上学背书包，我上学可是手提棍子的。”干什么？“打架！”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种田人的娃娃，居然也到县城读书，有钱人家的子弟看到你就有气！他们要挑衅，对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棍子。后来，打出了名，他们见到我就跑。”
我爷爷觉得父亲根本就不是个家业继承人，家里拮据，就只让他哥哥读书，也就是我的伯父。我父亲自尊心大为受挫，独往独来、桀骜不驯的性格愈发冲烈。他有梦，他说：“等我长大了，当个大侠，专打不平事。”
上中学时，他组织农会，反对封建压迫。回到家里，他对雇请的长工说，知道谁在剥削你吗？就是我的爸爸。我爷爷知道后骂他，你还要不要吃饭了！
他上街宣讲打倒帝国主义。听的群众问，什么是帝国主义？父亲说：“这可把我问住了。我就说是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
解放初期的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后来担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魏传统和我说：“我和你爸爸都参加了声援五卅大游行，我是策划者，你爸爸那时还是个外围。但他很勇敢，冲在最前面。”我问父亲，你那时是党员吗？他回答“不是”，那你是共青团员？“不是”。我一点也不怀疑，在为数不多的激进派学生中，他恐怕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甚至都不要别人煽动，他自己都会抢先跳出来。在几个躲在幕后的身为教师的党组织领导人的鼓动下，坏学生们总是冲在最前面的。
父亲说：“军警鸣枪拦阻，我们的队伍还是一鼓作气地往上冲，他们平时的那股威风劲全没有了，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人多势众。”达县县志记载，这次游行发生了流血冲突。
正因为有了血光，他拼命三郎的个性才得以凸显出来。
这次行动之后，他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年是1925年。在他以后的简历中记载：“张爱萍，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对他来说，真正的意义还不在这里。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社会需要拳头，需要武力，而这正是他的强项。我常常庆幸父亲生而逢时，庆幸他恰好生长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初叶。他敢闯敢拼、疾恶如仇、英勇无畏的个性，恰好与时代一拍即合。
性格即命运。以父亲这样的个性，必然会被时代推向风口浪尖。
父亲去世后，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副帖子：“张爱萍。你的父母给你起了这样一个柔弱的名字，但你却炼就了一副铮铮铁骨！”
其实，张爱萍这个名字，是在他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时取的。按家族姓氏排列，原名张端绪。“爱萍”的“萍”是浮萍的意思。有一本书对年幼的父亲影响很深，是蒋光慈写的《少年漂泊者》。父亲还记得：“书里的主人翁有一句话，‘走出去，走出去，才有出路！’”
“爱萍”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浮萍一叶，浪迹天涯”。
“浪迹天涯”，他要去寻找什么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父亲就是在这时，在革命的低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当时到处在抓共产党，党的组织从达县县城撤出，他的任务是隐蔽在老家莆家场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地下党员。
父亲说：“成天偷偷摸摸的，在一个小圈子里发展个把党员，革命何时才能成功？”这显然是一句带有蔑视口吻的话，这个新党员对他前辈们的眼光和胆识开始嗤之以鼻了。
1929年，19岁的父亲终于要离开家乡了。
我看过他当年写的一首诗：“男儿血气方刚，东去万里无恐。”他自己说过，“我这辈子就没有怕过谁！”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58年！1987年，当父亲离休重返家乡时，已是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离家前，将自己的名字张端绪改为张爱萍，从此愿像浮萍一样漂泊一生。可他哪里想到，张爱萍这个名字，日后将镌刻在共和国开国上将的名录上。
这个生长在川东边远山村的青年人，顺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光怪陆离的大上海是极具诱惑力的。他要看看梅兰芳，就把铺盖卷给当了。我问他，晚上怎么办？他说“盖几张报纸就可以了”；我又问，看了有什么感受？“没想到男人也有这样漂亮的。”
20年后，三野解放大上海，陈老总请梅老板吃饭，父亲作陪。席间陈老总说，在座的有你的知音，遂讲了这个故事。梅老板大为动容，起身叩首说，听我戏的何止万千，但卖掉铺盖来的恐怕只你张将军一人，以后听我的戏一律免票。
在上海，你都干些什么？我问他。
“撒传单，贴标语，搞个飞行集会……还能干什么？”他对自己的那番经历不屑一顾地说。
他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傻不棱登的，他一个人攀登上黄埔江边最高的楼顶撒传单，他说：“漫天的传单雪花一样的飞舞，路过的人都在争抢，巡警吹着哨子驱赶，乱作一团，我就高兴地大叫……”这期间，他两次被捕入狱，一次关在提篮桥监狱，一次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是在游行集会时被抓的，敌人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关了些时候就放了。这两次铁窗生涯给他人生带来的恶果，直到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显现出来。这些故事，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交代。
他常为吃饭发愁，像他们这样的小萝卜头是没有薪水的。锦江饭店的老板娘董竹君办了个四川同乡会，接济到上海闯天下的年轻人，父亲常去她那里蹭饭吃。解放后，我们两家常有来往。据跟我父亲的老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上海解放后，故地重游，你爸爸专门去找他当年干过苦力的黄包车铺子。我非常吃惊，首长当年还拉过黄包车？
喔！曾经以拉黄包车混口饭吃的国防部长，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一人。
我曾看过一个材料，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还没有用刑，就双膝下跪。在搜查他的住所时，还捕到一个舞女，是他的姘头。无怪连国民党特务都不理解，说“你们下面的同志连饭都吃不上啊，还拿这么多钱供他养姨太太！”
蒋介石对北伐的背叛，以及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和围剿，逼得共产党人开始组建起自己的武装。这时苏北农民暴动席卷了整个苏北大地。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北农民暴动的队伍为基础组建红14军，并抽调上海地下党的优秀干部充实到红14军的各级领导岗位。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了。
父亲和我讲起他最初打的几仗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的：
“第一仗，一枪没放。冲上去，敌人就跑了。第二仗，差点淹死。我带一个连冲到土围子跟前，被条水渠挡住，我虽然不会水，但想这算不了什么，扑腾几下不就过去了？一脚踩下去，就没了顶，是别人把我捞起来了。第三次，黄桥一仗，左臂被打断了。”
“冲锋的时候，是通信员叫住我，大队长，血！我低头一看，左臂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尺骨和大动脉整个被切断，扎不住，失血过多，人就昏死过去。当时都以为他死了，抬下去，一个民间医生路过，看见担架下滴血不断，便断定这人还活着，因为死人是不会流血的。就这样，父亲捡回一条命来。这个人解放后还在。父亲记住了他，叫孙蓬仙。
这次伤后留下了残疾，他的左臂再也不能翻转了。多年来，他最习惯的站立姿势就是把左臂弯曲地收在腰间，后来这竟成了在战争中负过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个标志性姿势，如周恩来。
对军人来说，伤残的肢体是他们的荣誉。
红14军在我军历史上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军覆没了。父亲因为治伤去了上海，算是捡了一条命。后来他辗转去了中央苏区。也许是他小布尔乔亚的气质吧，让他留在共青团工作，一干就是4年。从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干到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总训练部长、少先队总队长，1933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听李坚贞（注：当时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大姐（这里是按父母的叫法称她为“大姐”）说：“那时你的父亲啊，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比你们这几个小子可白净得多了。总是见他手里拿本书，一见面就听他提问题，可能说了，什么阶级斗争啦、无产阶级专政啦、列宁主义啦。中央直属机关搞活动，总能见到他，常主持个什么报告会的，是个挺活跃的人。”
共青团嘛，中央直属机关活动，出来张罗，自然少不了。我想像中的他，瘦瘦高高的，脸上的棱角分明，目光略带些忧郁，有些像保尔·柯察金。也许是在团中央工作的原因吧，给了他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广泛接触的条件，像周恩来、博古、朱德、顾作霖、任弼时，还有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罗荣桓、张鼎丞、邓子恢，以及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书生气挺足的年轻人。
父亲后来回忆，在中央苏区，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队伍中，独有的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关系。他们是一群有着远大抱负和学识的热血青年，有一种全新的观念和自我牺牲的勇气。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着作，写出大量的文章，《我们怎样进行阶级斗争》、《青年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对战争和战略的思考》等这类的专题，慷慨激昂、热血沸腾见着笔端。他组建了少共国际师，并谱写军歌。他率领少先队员们配合正规军作战，活捉韩德勤。但他们不认识他，还像对待一般俘虏一样，,放下武器的，一律发给路费，送他回家。这一疏忽给他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后果。8年后，在抗日战争中，韩德勤出任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拥兵10万，成了他在苏北反摩擦斗争的死对头。
在共青团中央的几年中，他的眼光和思路打开了，思维层次提高了，思想方式更加趋于理性化，在气质上增添了更多的激情和浪漫。同时也学会和掌握了群众工作、青年工作的艺术，以及高层机关工作缜密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团中央工作的特殊性，使他能够经常地、毫无顾忌地和党内一大批优秀的领导者、军事家、理论家接触。这对他的人生阅历和今后的政治生涯，无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他的本性并不喜欢这里的工作。
红色政权在危机中！他要求去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4年五次反围剿，红军节节失利，中央根据地风雨飘摇。父亲坚决要求上前线，保卫红色政权。他送走了由少先队扩编起来的最后一批红军队伍，这个少共总队长，先入红军大学，紧接着被派往前线，编入彭德怀统率的红3军团，任红4师政治部主任。与那些久经沙场的红军将士相比，他或许太像个小布尔乔亚式的白面书生了。但战争是不论背景和长相的，在残酷的拼杀中，很快就显现出了他超乎寻常的个性和品质。湘江战役，他率部队担任阻击，身先士卒，敢打敢拼，他拼命三郎的狠劲释放出来，人们对他刮目相看。这是我军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斗，红军伤亡达5万之众，湘江水成了血水。湘江两岸流传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在长征路上，他先后率领红12团、红11团、红13团，作为红军的主力，一路夺关斩将。土城激战、四渡赤水、抢夺娄山关、一占遵义、老鸦山阻击战，然后是二占遵义、克贵阳、强渡北盘江、逼昆明、抢占金沙江绞车渡、大渡河、过藏区、翻雪山、过草地，然后是狙击马步芳的骑兵，一路打到陕北。红军长征中的着名战役，几乎都刻上了他的名字。翻开16军、22军（舟嵊要塞区前身）、38军、64军的军史，记载着这几支王牌军的前身红4师及所属红10团、红11团、红12团和红13团的辉煌战绩。
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5年的军事指挥员的生涯。
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有：军长何昆，师长洪超，团长邓国清，共青团时的好友，他的参谋长钟伟剑。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他的怀里，血和脑浆喷洒了他一身。
他的性格变得粗犷、豪放，言语辛辣、尖刻；他的意志刚强，喜欢独断；他不再热衷奢谈理论，而更崇尚实干；他的面容渐渐脱去了天真和无邪，变得威严而刻板；眼神由温情和忧郁，变得冷峻甚至冷酷；他总是腰板笔挺，再热的天也是风纪扣、腰带、绑腿严紧，不苟言笑；他自信，甚至自负，他认定的事情，几乎没有商量。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不和别人闲聊，没有任何嗜好。空闲时一个人关起门来读书。即使读书，也是正襟危坐；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苦行僧。他也很潇洒，探访名胜古迹、写诗、照相、书法、篆刻。他好像总有些和周围的氛围不大和谐。他的上级、同级认同和信任他，但很难说是喜欢他；他的部下倒是喜欢他，但又怵他。
毛泽东说他“好犯上。”
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
邓小平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彭雪枫说起他：“张爱萍，你看人，鼻子都是朝天的。”他也不示弱，谈起彭雪枫也是：“你问彭雪枫啊？这个家伙，英雄主义的厉害！”
陈老总挖苦他：“被你张爱萍看得上的人没几个；但要知道，看得上你的，也没几个！”
只有周恩来有些袒护地说：“其实，爱萍还是服道理的。”
多么牵强的评价。
他说：“我就是这么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但我不后悔！”
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他便走向了无为。有所为，固然是可贵的，但有所不为，同样也是一种境界。战争、功名、荣辱、生死……当这一切渐行渐远离你而去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学会遗忘。
没有任何的治疗，只有营养和运动。酸奶给予他养分，划船带动他肌体，生命自身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了。远东浩瀚的西伯利亚大森林，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负氧离子，用当代的术语解释，是否就是“有氧运动”？生命像野草，只要有雨水、空气和阳光，它就能冲破死亡，从石缝中倔强地伸展出来。
命运的转机要到来了。
1948年春末，父亲离开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转到海参崴红军疗养院。
海参崴虽属苏联版图，却离中国只一水相隔，在这里可以眺望自己的祖国。他毕竟只是凡人，时时站在江边眺望家乡，思念亲人，沉默无语。他似乎能听见隆隆的炮声，看见自己军队前进的脚步：1948年9月12日，东野主力70万大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11月6日华野和中野又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一战歼敌56万之众；紧接着平津战役宣告胜利，北平不战而得。蒋家王朝彻底覆灭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一个将军，他曾从艰难中走来，在最后的决战关头，却只能远离战场，在异国眺望家乡。
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进入梦乡时，战火中厮杀的呐喊才会在血液中奔涌。1948年在苏联，在《渴战》一诗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决战金鼓催人急，改天换地在旦夕。”
“半生征战血征衣，梦回沙场马扬蹄。”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的无奈啊。
1949年1月，父亲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
当妈妈第一眼看到父亲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妈妈说：“一开门，你爸爸就站在门口。穿了一身苏式军便装，戴着斯大林式的大檐帽，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我都快认不出他了。他俄文讲得很好，经常和苏军驻守部队的军官们，满嘴‘达瓦里施’、‘哈拉索’的不算，连生活习惯也苏化了，喜欢吃西餐，喜欢野炊，喜欢洗冷水澡。连洗脸也学俄国人，不管多冷的天，对着自来水龙头，用双手一捧，哗哗地冲，再用干毛巾擦，说这个办法卫生……简直换了个人。”
大连的日子，在我记忆中已经很模糊了，只有凭着照片才能隐隐约约地回忆起来。父亲和母亲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最多的就是给我照相。照片上的我，穿一身儿童式的苏联军装，戴上船形帽，再配上一支冲锋枪，那是父亲带回来的模仿二战时苏军最常用的转盘冲锋枪的玩具，神气极了。父亲还给我带来一辆吉斯牌的玩具汽车，可以坐在上面脚蹬着跑，这些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90年代前，对中国的孩子来讲，恐怕都是一件奢侈品。父亲每天带我去吃冰淇淋，吃一种只有我和爸妈三个人称它为“高高塔”的奶油点心。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到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当我和父母单独在一起时，我们还经常翻看那些发黄的照片，千百次地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
他是不是要弥补自他负伤以来对我和妈妈欠下的关爱呢？他喜欢让我骑在他背上，像马一样的在地上爬。我们有过这样的照片，这照片在“文革”中被抄走，放大后张贴在旃檀寺的国防部大院里，下面写着：“看！张爱萍的丑态！”我后来调总参工作，许多老参谋就问我，你是不是就是骑在你爸头上的那小子？他们说，都说张爱萍厉害，想不到还挺有人情味的。也不知大批判要达到个什么目的。
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程中，父亲多少次经受了命运的捉弄，跌宕起伏，而他都能以一种恬静的心态泰然处之。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这次从生死界擦肩而过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