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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舍我其谁：胡适（第1部：璞玉成璧）
作者：（美）江勇振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4-1
ＩＳＢＮ：9787513302142
所属分类：图书 > 传记 > 人文/社会学家
编辑推荐
学界公认最权威的胡适传记，哈佛博士江勇振呕心沥血之作 2011年台湾最热的传记
材料翔实，考辨精审，诠解通达，文字平易，堪称胡适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
学界公认最权威的胡适传记 哈佛博士江勇振呕心沥血之作 2011年台湾最热的传记。
内容推荐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自传材料最丰富的一个名人，同时也是最被人顾盼、窥伺、议论，却又最被人误解的一个名人。《舍我其谁：胡适》立意重新诠释胡适的思想、全面改写胡适的一生。《璞玉成璧，1891—1917》，是这套全传的第一部。
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用详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考证说话，澄清以往关于胡适的许多重大误会。通过比勘不同版本，阐释《四十自述》里脍炙人口的故事背后的真相；重新塑造上海时期胡适的思想状态，挖出被胡适淡出乃致完全湮灭的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修身进德的焦虑。
留美生涯是胡适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胡适一生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阶段。作者孜孜矻矻，系统地描述并阐释胡适的留美生活及心路历程，言人所未言。举凡饮食起居，到他的思想履迹（从民族主义者到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者，到绝对的不抵抗主义，再到国际仲裁主义；从无病呻吟到乐观主义；从宗教情怀到性别观念；从上课修习、转学哥大到博士学位问题，到新文学革命），指出胡适“实验主义其表，实证主义其实”的真身，创获极大极丰。
作者简介
江勇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著作包括：
《张君劢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社会工程与中国社会科学, 1919-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Hu Shi” (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2(May, 2004), 305-332；
“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Ladies’ Journal, 1915-1925” (女性、母性与生物界通律：《妇女杂志》的前半期，1915-1925),Gender & History, 18.3 (November 2006), 519-543；
《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新星，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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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范围最广，自传、传记资料收藏最丰、最齐的一个名人；同时，他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顾盼、议论、窥伺，却又最被人误解的一个名人。这当然跟他自己处处设防、刻意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知名的人物里，胡适可能既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又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最对外公开，是因为从他在1917年结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国，到他在1948年离开北京转赴美国的三十年间，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界领袖、舆论家及学术宗师，他的自传资料产量与收藏最为丰富与完整。这些自传资料，他有些挑出来出版，有些让朋友传观，有些除了请人转抄以外，还辗转寄放保存。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极其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日记、回忆以及来往信件，其实等于是已经由他筛选过后的自传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那就好比说他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人先打好了一个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们为他立传之先，他已经把那些他不要让人窥探或分析的隐私，以及他思想成熟以后所放弃的主张和想法，都一一地从他的模本里剔除了。
胡适一生中所收集保存起来的自传档案，卷帙浩瀚，对研究者来说，当然是一大挑战。然而，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数量，而毋宁在于它是一个筛选过的传记模本。面对这个传记模本，研究者必须能取其所用，而不为其所制；要能不落入那“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的窠臼；要能既赢得资料，又不赔去自己的灵魂。换句话说，研究者必须要能入胡适的宝山，得其宝，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宝山主人收编为他的推销员。
胡适的日记与书信，都不属于那种秘而不宣、写给自己看的私领域的产物。一般所谓的私密文件，比如日记与书信，用在胡适的身上，已经是在公众的领域。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强调的，胡适的日记不但不属于秘而不宣之物，而且它更是他“知识男性唱和圈”里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因为胡适的日记并不只是留给后人看的。就以《留学日记》为例，他在留美的时候，就把日记寄给许怡荪浏览、保存和选刊。在他一生中，他不只让朋友借他的日记去看，有时还主动把日记借给朋友。更重要的是，胡适的日记所记载的，和他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几乎毫无关系。即使我们用他所用的“札记”这个字眼来形容他的日记，即使他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那是他“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但整体来说，我们与其说胡适的日记是他个人心路历程的记录，不如说是他和友朋唱和的记录。从这一点说来，他的日记实际上是他的来往书信和学术著作的延伸。如果借用崔芙·柏洛芙屯（Trev Broughton）对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传记文学所下的断语，我们可以说，胡适的日记，就和他所有的自传写作一样，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行为（activity），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学成品（literary event）；是脉络（context）、是介于文本之间（intertext），而非文本”。[1]
无怪乎美国名作家威廉·盖司（William Gass）会说：“如果我已经顾虑历史会怎么写我；如果我知道在我走了以后，我所留下来的涂鸦会让人家拿去审视、赞叹和品评，我可能就会开始埋下一些能帮助我开罪的伏笔、重新排比片段、把故事稍微改编一下、报一点小仇、改写，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点。于是，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独白，它们等于是说给全世界听的。”[2]琳·卜伦（Lynn Bloom）说得更直接，她认为专业的作家所写的东西，没有一件真正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她说：“专业作家没有下班的时候。”[3]
作为胡适传记的“模本”，最典型的莫过于他的《四十自述》了。试问到现在为止，哪一个为胡适立传的人，对胡适早年生涯的叙述不是跟着《四十自述》亦步亦趋？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脍炙人口的故事，从他母亲的订婚、慈母兼严父、三岁入塾读书、发现白话小说、无神论的萌芽、在上海进了三个学堂却没有一张毕业证书、《竞业旬报》的白话撰述、叫局吃花酒到酒醉打巡捕进巡捕房、闭门读书考上庚款留美、以致于“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都几乎被依样画葫芦地搬上了坊间林林总总的胡适传里。套用胡适在世时喜欢用来批评人“人云亦云”的话来说，这就是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结果。
《四十自述》当然是了解胡适早年生活最重要的资料。这就好像他的《留学日记》是了解胡适留美生涯不可或缺的史料一样。只是，俗话说得好，“尽信书不如无书”。套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解构（deconstruct）。《四十自述》，顾名思义，是胡适在四十岁的时候所作的回顾。任何人作回顾，都不可能避免以今释古、选择记忆、隐此扬彼的倾向，更何况是胡适这样一个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人先打好了一个传记模本的高手呢！对当时功成名就、时时放眼历史会如何为他定位的胡适来说，他自然有他觉得应该凸显的，以及不妨让它随着大江东去的往事。为他立传的我们，如果不能识破胡适的取舍、渲染与淡出，则当然只有落得被他的《四十自述》牵着鼻子走的命运。任何有心人只要把《四十自述》拿来跟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的日记，以及他在《竞业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对比，就可以很清楚地寻出《四十自述》斧凿、嵌入、建构的痕迹。
同样地，尽管《留学日记》是了解胡适留美生涯最重要的史料，它的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其他资料作佐证、给脉络、供背景，日记是不可能自己说故事的。我们必须用胡适的《留学日记》作基础，去参对当时的报纸，特别是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报，以及胡适当时所作的演说与发表的文章。不但如此，我们还必须把胡适放在当时美国和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组织和活动的脉络下来观察与分析。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栩栩如生地描绘出留学时期的胡适。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有名的中日古典文学名著翻译大家英国人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说得好，他1927年10月18日在《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称许胡适是当世六大天才之一。他说：
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cast of mind）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作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异禀。
胡适在1926年7月17日启程，经由西伯利亚、俄国、欧洲大陆到英国去。后来又在1927年1月11日转道美国。韦利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胡适已经在五个月前就从美国回到中国了。胡适在英国的时候跟韦利过从相当频繁，以他的日记作依据，就有九次之多。韦利说中国人常常表示他们无法忍受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与思想的了解。然而，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检讨他们自己作的努力实在太不够了。他认为中国人很少花心思去了解西方人到底在这方面作了多少的努力。他说：“一个人如果要想为某一门知识作出贡献，他必须先知道那门知识的现况；要使山加高一点儿的方法，是在山顶上加块石头，而不是老是在山脚下堆巨石。”
韦利说胡适不同于其他中国人的地方，在于他了解西方人，所以他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说西方人碰到胡适，就好像是第一次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真正的心智上的接触一样。问题是，胡适不是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说胡适天生异类，虽然形体上是中国人的样子，但根本等于就是西方人。所以韦利说：“如果胡适只是一个一般的中国教授，唯一跟他的同侪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会说我们的话，这只‘会说人话[注：英语]的鹦鹉’（oiseau qui parle）或许还可以比较如实地为我们呈现出当代中国的心态（mind）。事实是，他压根儿就不具有代表性。”[4]
韦利一句话就点中了关键的所在：胡适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透过胡适来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根本就是天生异禀的奇葩。要想用胡适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就仿佛把天才当作一个社会的典型一样地荒谬。然而，这并不表示研究胡适就等于是象牙塔、孤星式的研究，没有其普遍的意义。事实恰恰相反，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就正在于他是龙头；他具有指标性、前瞻性与规范性。作为一代宗师，他订定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他根本上是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5]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正由于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正由于胡适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舆论界的领袖、宗师与巨擘，他的一生正是用来管窥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知识、舆论界最理想的透视镜。我撰写这部《舍我其谁：胡适》的理想，是希望能在栩栩如生地呈现出他的学术、思想、生活与事业以外，透过这部传记，来重建胡适所处的社会与时代的风貌——不管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功成名就于斯的中国大陆，还是他留学、访问、持节出使以致于流亡的美国，甚至是他龙困浅滩以致于终老埋骨的台湾。
胡适的一生是灿烂的。在他人生的巅峰，国际是他的舞台。他一生中与之往来唱和，在思想上平起平坐的，是奥林帕斯巅峰上的杜威、罗素、王国维、梁启超等等众神以及山腰上的众仙；在他的大使任内，往来的冠盖，有美国罗斯福总统、访美的王公将相、美国的国务卿及其司长、各国驻美使节以及美国显贵富豪的社交圈。有多少人，人云亦云，说胡适“肤浅”，说他西学根柢薄弱，浑然不知他们自己就是庄子的寓言里所说的蝉与斑鸠。他们不识鲲鹏之大，坐井观天，正坐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讥。试问，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人如果能看出胡适“肤浅”的所在，其所反映的不过是学术的渐进，而不是哓哓然贬抑胡适者个人的聪明与才智；反之，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我们，既有坐拥群书之利，又有坐在研究室里，随时手打键盘，上图书馆期刊网搜索、阅读论文之便，如果不能超越胡适，则该汗颜的是自己，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津津乐道地细数胡适的“肤浅”。
一个不能向天才致敬、虚心反求诸己的社会，就是胡适所说的“侏儒的社会”。1927年4月10日，如日中天的胡适为韦莲司对他所在的“侏儒的社会”所下的定义是：“人人都盲目地崇拜着你，甚至连你的敌人也一样。没有一个人能规劝你，给你启发。成败都只靠你一个人！”[6]胡适百年以后，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不去追问胡适对杜威的了解如何，不去细思实验主义说的是什么，不去读读胡适所读过的书，不去追寻胡适思想的来源、时代与脉络，而仍然只会施施然、人云亦云地说胡适肤浅、西学根柢薄弱、觉得自己比胡适高明，那就比胡适口中的“侏儒的社会”更等而下之了。
胡适说他在1920年代中期，曾经跟鲁迅兄弟在闲谈中，谈起他对《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满意。他说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胡适这段话是写在他1930年4月30日给杨杏佛的信上。他接着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7]我们如果把这一段话当成胡适的自况，就不免有不知诙谐之讥；这段话必须以寓言来读，是胡适教人挣脱“侏儒的社会”的法门。
“侏儒的社会”与“胡适肤浅论”是相生相成的。就像“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一样，侏儒当然不识天才。但那是有眼无珠的社会自身的损失，天才既已如孤鹜归去，秋水长天，也只不过是落霞余晖最后的一瞬。如果天才还肯回眸，那是他割肉反馈的布施之心未了；善哉！善哉！历来鄙夷胡适的人，上焉者直指他肤浅，下焉者用歇后语谑称他为“胡一半”——“下边儿没有了”——以其主要著作都只出了上半部也：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中国白话文学史》。他们不能体会胡适的“一半”，其实“开山”的意义远胜于“定论”。这固然可以归之为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他们所不求甚解的，是胡适的“一半”是他知识论、方法论推至其极致的必然结果。
胡适说他是实验主义者。其实，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基础是“事实”，是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方法去找出来的“事实”。这句傅斯年说的话，胡适引以为共鸣的佳句，其实就是他的夫子自况。问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果不能适可而止，可以演变成一个无止境、不知伊于胡底的历程。当然，找资料、作研究可以是一种让人乐在其中而不思蜀的乐趣，可以是一种让人心甘情愿地浑然忘却找资料只不过是研究过程的手段而已。胡适脍炙人口的考据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考据的乐趣，郎格卢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和塞诺博（Charles Seignobos）形容得最为生动。他们在其所合著的《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里说：就像集邮、益智拼图、拼字有其中的乐趣一样，考据学家也自有其辨伪、解谜、拆障之乐；不管多么钻牛角尖，问题越难，解决以后的成就感也就越大。他们用了一个法国考据家的话来形容这种乐趣：“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雕虫小技。但世界上有多少其他的工作，它用来回报我们的辛劳的方式，是让我们常有机会狂呼：‘我找到了（Eureka）。’”[8]
找资料、作考据与下诠释、作综合当然是相辅相成、不可须臾剥离的过程。然而，它们也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层次。用建筑来作比方，资料就是建材，诠释与综合的完成就是建成的房子。胡适当然很清楚他选建材的目的是为了盖房子。比如说，他在1920到1921年六个月的病中，开始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1921年春天，他认定研究《诗经》“必须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韵、训诂、文法，然后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9]一直到1922年8月间，他才又有时间重新拾起这个工作，兴致勃勃的他，连题目都订好了，就叫做《胡适诗经新解》，他认为至迟两年可成。[10]然而，才不到半个月，他就发现自己想得太容易了：“研究一个字，其难如此……这部《诗经新解》真不知何日可成了。”他从这个经验悟出了一个道理：“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11]
“大力汉”的胡适，一辈子发了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写完。到了1940年代，他已经改用中国思想史来称呼他未完的夙愿。我们从他写给王重民的信，可以知道他在搜集各类书籍，准备着手写他藏诸名山之作。他不但订好了两汉、三国为《中国中古思想史》的第一期，而且也发愿，说他要重写汉魏思想史。然而，那些累积了二千年、二千斤重的“传说”，还是得他这个“大力汉”亲自出马去推倒。然而，他才着眼汉初，就发现连“太学”这个题目都没有可资利用的材料：“《博士考》一个题目，我欲借此作汉代经学变迁的研究。偶一下手，始知谨严如王静安先生，亦不能完全依赖！……本意只想为王先生《博士考》作一跋，结果也许还得我自己重写一篇《两汉博士制度考》。”[12]哪知半年以后，《水经注》就开始吸引了他的注意，仿佛着魔似的他，还以为只要费六七个月时间，全力为之，就可以竟全工。到1944年3月，他还很乐观，虽然他同时也提醒自己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在等着他：“作《东原年谱》，我久有此意。但为《水经注》案搁置《中国思想史》太久，此案结束后，恐须用全力写书，不能再弄‘小玩意儿’了！”[13]试想，《中国思想史》都还没开始写，他居然又动念想写《东原年谱》！
胡适一定很清楚，即使自己是“大力汉”，也不可能独力推翻、打倒那两千年的传统。然而，他必须坚持科学实证的精神；他不能在还没有作校勘、训诂、辨伪的工作之前，就去作综合、解释的工作。套用余英时的话来说，没有先经过“小心的求证”，胡适没有办法推出他“大胆的假设”；[14]但是，这是他实证主义的盲点，完全不是杜威实验主义的论点。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那是因为中国传统所留下来的东西，都必须要先由他亲自“下死工夫去研究”、实证主义地去重新整理过，然后再“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胡适注定没有写出他发愿要藏诸名山的中国思想史，我们可以想象他晚年的掷笔之叹：“予不得已也！”
胡适晚年之所以会有“予不得已也”的掷笔之叹，“胡适肤浅论者”之所以能施施然夸言胡适肤浅，“胡一半论者”之所以能继续眉飞色舞地传诵其自以为是的刻薄无比的盖棺论定，正是因为胡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才情的因素，那是人所不知、众所不察的。英国的柏林（Isaiah Berlin）爵士在他的《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一书里，引用了古希腊诗人阿给勒克司（Archilochus）的一句话：“狐狸知晓许多事情；刺猬就知道一件大事。”他说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或系统，其完整性与一致性不一定必须完备，但这中心思想或系统是他们用来理解、思考、感觉事物的根据；第二种类型则没有定见，他们所追求、探索的事物可以完全是不相干，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是刺猬；后者是狐狸。柏林爵士用“刺猬与狐狸”这两个隐喻来分析托尔斯泰。他说历来的学者和批评家都误解了托尔斯泰。就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大家都说这本小说在文学艺术上举世无双。然而，其所表露出来的历史哲学，则荒诞不经、不忍卒睹。柏林爵士说这是对托尔斯泰的误解。他说我们如果要了解托尔斯泰，就必须认识到：“托尔斯泰从才情上来说是一只狐狸，但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刺猬。”[15]
柏林爵士说托尔斯泰洞识人间众殊相的能力无人能及。他能精准地刻画出各个具体殊相的特征，能捕捉出其韵味、感情与律动。不管描写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或者是一整个国家，他都能够把其独特、复杂、微妙的每一个面相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呈现出来。然而，像狐狸一样火眼金睛的托尔斯泰所坚信的，却是一种刺猬所执著的单一的理念。柏林爵士说：“他所宣扬的不是万象（variety），而是一真（simplicity）；不是意识的多重性，而是化约到单一的层面。在《战争与和平》里，这个单一的层面是好人的典型，是一个独特、自发、开放的灵魂；后来，则是农民，或者是那摆脱了烦琐的教条和形上学的束缚的素朴的基督伦理；一种朴实的、准功利主义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事事相连，事事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作衡量的准据。”[16]换句话说，托尔斯泰的才情是“彻底地属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冷眼面对事实（toughminded）、写实主义的。然而，其感性的来源是自己明明是一只狐狸，却偏偏执拗地要像刺猬一样，热切向往地追求着一个一元的人生观”。[17]
胡适跟托尔斯泰一样，是狐狸才、刺猬心。柏林爵士用来描述托尔斯泰的才情的话完全适用于胡适：“彻底地属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冷眼面对事实、写实主义。”胡适跟托尔斯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托尔斯泰以刺猬自居，而胡适则以狐狸自视。托尔斯泰以刺猬自居，所以他一味地追求一个单一的理念来作为人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尽管与此同时，他拒绝所有玄学的冥思，排斥所有编年排比的历史，睥睨所有大放厥词谈历史定律的夸言。胡适以狐狸自视，所以他会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以他喜欢教诲人家，说社会的改革、人类的进化是一点一滴造成的。
胡适的“非主义论”和“点滴进化论”很自然地会让人觉得他彻头彻尾是一只狐狸。自诩为实验主义的胡适，照理说当然应该是一只狐狸。然而，胡适是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或者，更正确地说，胡适是如何挪用实验主义，是一个人云亦云了一个世纪，早就应该被厘清的问题。胡适有所不自知，他是刺猬心。他跟托尔斯泰一样，喜欢把人间的事物“化约到单一的层面”。这个“单一的层面”可以是科学、民主；也可以是“人性化”、“社会化”；还可以是文学的进化论，或是白话“活”文学千年的“自然演化”。胡适这种对“单一的层面”的追求，跟他的“非主义论”与“点滴进化论”是不相冲突的。就像他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所说的：“我们信仰科学的人，正不妨做一番大规模的假设。只要我们的假设处处建筑在已知的事实之上，只要我们认我们的建筑不过是一种最满意的假设，可以跟着新证据修正的。”
对于这个从事实出发，到建立假设，以致于作为人生准则的正当性，胡适的解释是：“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算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换句话说，那“待证的假设”在胡适的眼里，就成了“待证的定律”。所以他会大胆地说：“我们带着这种科学的态度，不妨冲进那不可知的区域里。正如姜子牙展开了杏黄旗，也不妨冲进十绝阵里去试试。”[18]
问题是，这种从事实出发、到建立假设的刺猬心，是唯证据、精准、秩序是问的，是容不下一丝的疑窦与不确定性的。刺猬心的胡适，是不可能放心地责成“第二、三流学者”去推倒那“二千年”、“二千斤重”的“传说”的。这个重任是只有作为刺猬的“大力汉”自己才可能胜任的。试想：连王国维的《博士考》他都不满意，“结果也许还得我自己重写一篇《两汉博士制度考》”！刺猬求证据、精准、秩序之心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不是胡适必须亲自出马勘定的呢？
胡适在大使下任以后，接受了“美国学会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两年的资助，从1943年开始，每年美金六千元，供给他从事“中国思想史”的撰述计划。眼看着两年就要结束了，胡适没有任何成绩可以交出。他在第二年度的报告里，一开始就承认这是一份细数自己“壮志未酬与不务正业”（frustrated objectives and dissipated time）的报告。胡适说自己“不务正业”，是因为他把八个月的时间都拿去审理《水经注》一案了。审理这个公案的乐趣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他说他在那八个月里，几乎专注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既然交不出成绩，他说他的良心告诉他不可以再继续接受“美国学会联合会”的资助。然而，仿佛晚年的胡适终于心里有了自悟：狐狸才、刺猬心，可以是一个诅咒（curse）；这个矛盾一日不解，狐狸就会继续当道，刺猬永远出不了头。
只要我继续使用中文的史料，我必须招认我有一个无法克制的强烈的智性上的嗜欲（temptation）：为了稽核一个事实或厘清一个疑虑，我可以用上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去作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于是，这就妨碍了我写中国思想通史的正务。[19]
胡适“为了稽核一个事实或厘清一个疑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狐狸才，注定终究“妨碍”了他想要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刺猬心的“正务”。然而，这也是胡适“予不得已也”的另一面。他的刺猬心促使他必须在万千的事实中理出头绪、找出其“单一的层面”。不到这个境界，他没办法动笔从事综合的工作。怎奈他的狐狸面，动如脱兔，即使刺猬面的他，驷马都难追。他越纵容他的狐狸才去任意驰骋，积累的“事实”就越多，他的刺猬心也就越发望洋兴叹。
狐狸才、刺猬心。这是胡适年龄越大，越发无法挣脱的矛盾；而这也是《舍我其谁》故事里重要的一环。
这套《舍我其谁：胡适》的传记，预计共分五部。第一部，即本部，从1891到1917年；第二部从1917到1927年；第三部从1927到1937年；第四部从1937到1942年；第五部从1942到1962年。这第一部，在十个月沉醉于斯的撰写过程里，不觉写了将近五十万字。不识者或有下笔不能自休之讥。其实不然。就像胡适在1922年想写《胡适诗经新解》时的掷笔之叹：“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胡适一生的思想，亦复如是。从胡适在世时就已经层层积累起来的所有误解、传说、人云亦云甚至胡适云众亦云，也不啻是“何止二千斤重”！研究者不下死工夫，何如能“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舍我其谁：胡适》写五部、每部五十万字的构想，下笔不能自休非其咎也。所有的误解、传说、人云亦云、胡云亦云，套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都须要先去“推翻”、“打倒”。然而，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在抽丝剥茧、解构之余，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要去重新分析、重新诠释并重新编织出一幅不为胡适预设的图案所羁，而且比它更全面、比它更花团锦簇的胡适的一生。所有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本书从研究到写作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协助。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谢国兴，胡适纪念馆的杨翠华、黄克武、潘光哲等历、现任馆长鼎力支持；胡适纪念馆的柯月足小姐、郑凤凰小姐，文哲所的杨贞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显菊女士、茹静小姐，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文库的邹新明先生，多年来都在帮我调阅资料，给予诸多的方便。北京的徐进良先生、韩子荣书记夫妇在起居、找资料上，给予我多方的协助，不胜感激。我任教的德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所提供的研究资助，是我多年来得以长期从事胡适研究的经费来源。大学的休假制度，更是让我能够规划写作的要素。陈宏正先生慷慨的资助，让我能够跟学校安排协商，多享有了一学期不须要教学的时间全力完成这《舍我其谁》的第一部，在此特别申谢。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丽丰，谨献上此书。
[1] Trev Broughton, Men of Letters, Writing Lives：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p.12；请参阅拙著“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ay，2004），pp.305-309，以及《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熊秉真等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页197—200。
[2]William Gass，“The Art of Self：Autobiography in An Age of Narcissism，”Harper’s Magazine，288.1728（May，1994），online edition from Academic Search Elite, p.7.
[3]Lynn Bloom，“I Write for Myself and Strangers”：Private Diaries as Public Documents，“in Suzanne Bunkers and Cynthia Huff, eds.，Inscribing The Daily：Critical Essays on Women’s Diarie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6），p.25.
[4]Arthur Waley，“Hu Shih’s Exceptional Genius，”The Peking Leader, October 18，1927.
[5]请参阅拙著Yung-chen Chiang，“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The Journal ofAsian Studies（May，2004），p.307.
[6]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April 10，1927，《胡适全集》，40：259.
[7]胡适致杨杏佛，1930年4月30日，《胡适全集》，24：44-45.
[8]Charles-Victor 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 p.123.
[9]《胡适日记全集》，3：6.
[10]《胡适日记全集》，3：724.
[11]《胡适日记全集》，3：740.
[12]胡适致王重民，1943年4月5日，《胡适全集》，24：603.
[13]胡适致王重民，1944年3月31日，《胡适全集》，25：65.
[14]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13—216。
[15]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6），pp.1-2.
[16]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pp.39-41.
[17]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p.75.
[18]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全集》，2：205.
[19]Hu Shih，“Second Report on My Work，”胡适外文档案，E-52-130，藏于中国北京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序幕
半夜时分，胡适坐在书桌前，在一盏煤油灯下，一手翻着书，一手夹着一根强盗牌的香烟不时吸着，额上微露着青筋，全神贯注。当时，他住在《竞业旬报》社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爱尔近路（现在的安庆路）庆祥里的一个房子。他的房间在二楼。房间里没有书架，书就堆在一张空着的床铺上，堆得满满的。他常往上海二马路（现在的九江路）外国墓园附近的旧书店里跑，左一部、右一部地买书回来。他常吸的香烟，是英商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烟盒上原来只印有英文牌名，叫Pirate，是海盗的意思。广州人叫它老刀牌或“派律”，即Pirate的广东话发音，后来才印上老刀牌的中文字。烟盒正面印的画面是一个站在甲板上的海盗，左手握着一把弯刀，刀尖抵着甲板，右手叉着腰，腰间还插着一把腰刀。反面印有两幅画面，上幅像是一名军官指挥着三名水手开炮，下幅则是炮弹在几艘多桅高帆船之间的海面上爆炸，溅起水花的画面。据说，强盗牌香烟是1902年开始出品的，后来改名为老刀牌，1952年再改名为劳动牌。
强盗牌香烟有很多促销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在香烟盒里附赠的手绘彩色画片：有人物、山水、动物等等，可以收集成套，背面印有香烟广告。我们今天还可以在网络上查到强盗牌香烟所附赠的五十二张以鸟为画面的一组扑克牌画片。胡适就利用这画片，在上面写着某日购得某书共几百几十几卷，限几日读完，插在书桌显明的地方，一伏案就看到自己在画片上所立的期限。他是用这种方法来督促自己读书。当时住在楼下房间的叶德真看到胡适这样一往直前，深夜还不休息的读书态度，大感惭愧。他于是也去买了香烟，等夜晚读书疲惫想睡的时候，拿来作为刺激提神之用。从那天以后，他只要看到楼上的灯还亮着，就告诉自己不能先睡。叶德真在他日后所作的回忆里说，从他跟胡适的交往中体会到：“一个人的成功，真不容易，有天才而不能苦干不行；没有天才，苦干也还不行；既没有天才，又不能苦干，那就更糟。”
叶德真在这段回忆里所描述的，是1908到1909年之交的胡适。当时的胡适到上海已经四年了，上海话说得溜口，普通话也说得流利了。他喜欢读诗，也喜欢作诗。据叶德真的回忆，胡适当时手头所常把玩着的，是一部苏东坡诗集。他说胡适很喜欢李后主的《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叶德真说，他自己也因为听胡适吟诵这首词而心生欣赏。当时，胡适是《竞业旬报》的主编，叶德真替旬报写稿，交给胡适，不妥当的地方，胡适会老实不客气地帮他修改。叶德真读《汉书》，胡适会拿《汉书》里的典故来考他。当时叶德真只认得几个英文，胡适还教了他半年的英文。
图1 胡适十八岁时摄于上海（1）。（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