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滞矣”（曾文正）；“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弃”（小程子）；
恒与专：“凡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曾文正）；“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荀子）；
为学：“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知”（张子）；“杀人须在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王阳明）；“学者须占定第一义做工夫，方是有本领学问；此后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长安道，不患不到京师”（刘蕺山）；“千古学术，只就一念之微上求”（王龙溪）；
知行：“人生而不学，与不生同；学而不知道，与不学同；知道而不行，与不知同”（贝原益轩）；“学惟在力行。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刘元城）；
事功：“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唐太宗）；“愿得一脉暖，散为天下春；援手水火间，以道拯斯民”（郑所南）；“行尔所能，死尔所职”（Va où tu peux, mourir où tu dois：Go where you can, die where you must）（法国俚语）；[9]
处世：“人处忧患时，退一步思量，则可以自解。此乃处忧患之大法”（吕东莱）；“天道在人，凡有不如意者，皆人之罪，皆人之不德无智所致”（福泽谕吉）；
智愚之判：“智者一切求诸己，愚者一切求诸人”（Der Weise bekommt alles von sich, der Thor alles von andern：The wise man gets everything from himself, but the fool gets everything from others）（袁波尔，Jean Paul Richter）；
偶然：“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流血。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王荆公）。
胡适在这本澄衷的《自治日记》圈点了哪些格言，固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同样有意义的，是哪些是他当时所没有圈点的格言呢？特别是，如果我们以胡适后来的兴趣与关注来作准则，他当时没选，而后来可能会选的格言，可能又是哪些呢？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意外落选的格言榜。如果以他后来最喜欢说的口头禅：“拿证据来！”以及他后来总是叫人不要被牵着鼻子走的教训来作标准，这个意外落选格言榜的榜首，毫无疑问地，应当是罗马的哲学言辞大家西塞罗（Marcus Cicero，公元前106-43年）所说的一句话：“世俗之断事，凭真理者少，凭先入之僻见者多”（Vulgus ex Veritas, ex opinione multa aestimat：The common people judge of a few things by real truth, and of many things from prejudice）。[10]以胡适后来批判东方文明只知苟存歹活，不像西方文明真能作到利用厚生的看法为准则，这个意外落选格言榜的第二名，应该是罗马诗人马提亚利斯（Marcus Martialis，公元38/41-103?）的格言：“生命在健[有价值]，不在活”（non est vivere sed valere vita est：Not to live, but to be healthy[worthwhile]，in life[Life is more than just being alive]）。[11]以胡适日后乐观进取、人定胜天的信念为准据，第三名应该是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的格言：“人不遇艰难，不知我躬之有大力”（He knows not his own strength that has not met adversity）。[12]
另外还有一句格言，以胡适当时对爱国的执著、对维多利亚美德、特别是他对服从这个公德的崇尚来说，是他应该会圈点，却很意外地漏选了的，是罗马史家塔西佗（Publius Tacitus，大约公元56-117年）的格言：“人自为战，则总军必胜[注：误译，应译为‘败’]”（dum singuli pugnant, universi vincuntur：While each is fghting separately, the whole are conquered）。[13]这个格言因为翻错了一个字，而意思刚好相反。胡适没圈点这个格言的原因，当然有可能只是他疏忽了，但也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只看了中文翻译，由于这句格言错译的关系让他不同意，所以没圈点。
这些当时被胡适圈点，以及当时漏选、而日后极可能会被他圈点的格言，等于是胡适心路历程上的里程碑。我们如果把它们拿来对比，就可以发现留美以前的胡适，与留美以后的胡适，其实是有极为不同的地方。他在澄衷的《自治日记》里所圈点的格言，大多是属于传统修身进德的范畴。王安石“风吹瓦堕屋”那句偶然论的格言是一个特别的例子。那跟他从司马光、范缜那儿所启发而得的偶然论、无神论有很大的关系。至于那些他当时没有圈点的格言，除了塔西佗的“人自为战，则总军必败”，因为翻译错误，而没有被他圈点以外，其所反映的，都是他留美以后，思想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以后的新理念。这个对比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那就是，胡适在思想上的心路历程固然有其相当大的连续性，但重要的断裂性也同时存在。因此，我们要了解胡适思想形成、蜕变、成熟的轨迹，特别是从他青少年在上海求学的时代到他留美以至于回国的阶段，就绝对不能只根据他的《四十自述》。因为那是他建构出来的心路历程史，他有自己的选择与考虑；他要说的故事，与其说是青少年时期的他，不如说是要在青少年的他的身上找到四十岁的自己的胚芽。
胡适对修身进德的焦虑，可以说是到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程度。他在1906年3月18日的日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夜间天气颇暖，辗转不能寐，一切往事皆来袭余心，益烦闷不可耐。自念当是心不安静之故，因披衣起坐，取节本《明儒学案》读之。每读至吴康斋（与弼）：‘人须整理心下，使教莹净常惺惺地，方好。’，又，‘责人密，自治疏矣’，又，‘人之病痛，不知则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势日甚，可乎哉？’等，窃自念小子心地龌龊，而又克治不勇，危矣殆哉！[14]
两天以后，他又在日记这里样责怪自己：
子舆氏有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耻之于人，大矣”。小子自念颇具廉耻心，惟名誉心太重，每致矫揉文过之弊，欲痛革而未逮也。每念孔子“学者为人为己”之戒，胡居仁“为学在声价上做，便自与道离了”之语，辄怵惕危惧不自已，记此所以自警也。[15]
胡适说，自己的毛病在于“名誉心太重”，或者用他当时常用的另一句话来说，是“太好名”。他3月23日的日记说：“程子‘学始于不欺暗室’一语，正是为小子好名之戒。”[16]有趣的是，不只胡适觉得自己好名，他二哥也这么说他。当然，这好名的症候，也有可能因为那疑心自己犯有“好名症”的人，一再自我“供认”以后，就变成了被“公认”的罪状。我们在本章澄衷学堂那一节，描述了胡适因为天热，自动取消班上的体操课，而跟澄衷的教务长白振民冲突的事情。他的二哥就以这件事为例，责备胡适好名。他二哥在信上规劝胡适说：“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17]在这封信里，他二哥一方面用了“庸人”这么重的字眼来责备他，但另一方面，又鼓励他要“以圣贤自期”。两天以后，5月20日，胡适从学校回到他们家在上海开的店，他二哥又当面告诫他：“二兄为予言好名之病，复以朱子《近思录》授予，命予玩味之，谓当择其切于身心处读之，其‘太极’、‘无极’之说可姑置之也。”[18]
胡适发现自己除了好名以外，又有严于责人，疏于治己的毛病。他在1906年4月16日的日记里说：“予喜规人过，而于己之过失或反不及检点，此为予一生大病。千里师尝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相勖，顾虽深自克制，犹不能克除净尽矣。康斋曰：‘责人密，自治疏矣’。呜呼，此言吾其朝夕置之脑中也。”[19]胡适说他好于规劝别人，恐怕确是实情。他在4月8日的班自治会上提议：“每人各备一册，半以记己过，半以记人过。”胡适在日记里说，这个提案“蒙会众赞成，遂实行”。[20]胡适不但坐而言，要大家用本子把自己与别人的过错写下来，他还起而行，付诸行动。在他提这个动议的前四天，他就已经规劝过一个同学，说他犯了懒病。意外的是，那个同学承认他懒，但是他反过来规劝胡适的话，却使胡适自己震撼良久。胡适在日记里描述了这件事：“曾文正‘百种弊病皆从懒生’云云，实具至理。友人郭君虞裳粹于国文，性极聪颖，惟有懒病。予尝以‘精神愈用则愈出’之语相勉。郭君答予以‘君崇拜此语诚是，但恐君他日将坐此而促其寿命耳’。余闻之，心为之震动不已，徐思之，盖至言也。”[21]
即使胡适真的好名、喜规人过，他最严求的还是自己。澄衷《自治日记》5月2日印的格言是程颐的“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胡适在圈点了这句格言以后，在日记里说：“余平时行事，偶拂意，则怫然，怒不可遏，以意气陵人。事后思之，辄愧怍无已，盖由于不能克己之故，即程子所谓‘为气所胜、习所夺’也，后当深戒之。”[22]胡适越反求诸己，就越发现自己问题越多。他在5月22日的日记里说：“予一生大病根有三：（一）好名、（二）卤莽、（三）责人厚。未尝不自知之，每清夜扪心，未尝不念及而欲痛改之。阳明云‘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噫，骍也，乃竟欲见呵于子王子欤？”[23]
胡适在上海求学的时期，虽然已经受到了维多利亚美德思潮的浸染，他的整个思想、价值体系仍然是传统的。从某个角度来说，维多利亚的美德适足以用来重新诠释传统价值、赋予其新生，乃至于巩固他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信心。他在6月5日的日记里说：“偶读《学记》，至‘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句，未尝不生大感触。夫本校教员有不藉记问之学而足为人师者乎？无有也。学堂且开预备室以使其记问。呜呼！真人师哉？昔二兄言中国文学三十年后将成为绝学，吾始闻而疑之，今观乎今日之为人师者而大惧，惧吾兄之言或果验也。”[24]记问之学，居然可以致使中国的学术成为绝学，这在在显示了胡适心目中的学问之道是传统的。他在这本日记内页写下陆九渊的“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他也”这句作为自警的话，是在当年农历五月，也就是阳历六月底以后。换句话说，是在他写说记问之学会使中国的学术成为绝学以后。这是胡适从尊德性作道问学的最后阶段。留美以后，他在美国的所学所见，将会彻底地挑战他这个传统的学术、思想、价值体系。他对基督教的兴趣，他几乎成为基督徒的事实，其所反映的，就是传统修身进德体系对基督教道德体系的全面臣服；他在美国所渐次发展出来的中西考证学的汇通，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其意义，就是从尊德性作道问学的土崩瓦解。
[1] 有关胡适《澄衷中学日记》的印刷格式，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页1-57。
[2]《胡适日记全集》，1：22.
[3]《胡适日记全集》，1：26.
[4] 胡适，《时闻》，《胡适全集》，21：50.
[5]《胡适日记全集》，1：16.
[6] 胡适，“Address at the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胡适全集》，36：202-203.
[7]《胡适日记全集》，1：22.
[8] 此则卡陀的箴言是烦请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的邹新明先生扫描提供的，由邹先生在2009年11月9日电邮寄给笔者。特此致谢。
[9] 此则法国俚语是烦请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的邹新明先生扫描提供的，由邹先生在2009年11月9日电邮寄给笔者。特此致谢。
[10] 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页23。
[11] 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页33。
[12] 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页47。
[13] 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页50。
[14]《胡适日记全集》，1：4.
[15]《胡适日记全集》，1：5.
[16]《胡适日记全集》，1：6.
[17]《胡适日记全集》，1：31.
[18]《胡适日记全集》，1：32.
[19]《胡适日记全集》，1：18.
[20]《胡适日记全集》，1：14.
[21]《胡适日记全集》，1：12.
[22]《胡适日记全集》，1：23.
[23]《胡适日记全集》，1：33.
[24]《胡适日记全集》，1：43.
爱国
胡适所崇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之本，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国。他从1908年底到1909年初，在《竞业旬报》所发表的一系列四篇《白话》论说：《爱国》、《独立》、《苟且》与《名誉》，就是最好的例子。很明显地，这四篇文章的论点，都受到《真国民》的影响。这其中三篇，我们都已经先后征引过。《名誉》这篇，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胡适的社会不朽论时征引过。如果丰功伟业可以使人不朽，荣誉心就是它的促因。荣誉心是维多利亚时期所崇尚的一个美德，这一点固不待言。然而，由于对胡适来说，爱国是所有美德之本，荣誉心也就变成了个人对国、对家的责任：“在家的时候，便要做一个大孝子；在一村，便要做一村的表率；在一国，便要做一个大爱国者。”[1]同样地，独立所以是一个美德，也正由于国家是个人的独立最终的受益者。胡适说：“因为一人能独立，人人能独立，你也独立，我也独立，那个祖国自然也独立了……列位，来来来，独立，独立，祖国独立，祖国万岁。”[2]
当时的胡适心目中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灿烂的文明。这跟他留美以后对中国传统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他说：“先说我们祖国的科学。以前我们中国，讲起各种科学来，哪一门不发达得早？神农皇帝的时候，便能尝药性，发明医学。黄帝的时候，已有人会算天文，会造历日。到了唐尧的时候，那天文学更发达了。黄帝的时候，便会做指南车，那指南车便是现在的罗盘。现今各国人航海行军，哪一个不用这个东西，可见我们中国的磁学发达得非常之早了。至如那些蚕桑哪！文学哪！印刷术哪！哪一样不是我们祖国所发明的呢？唉！讲到我们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化，那真正是我们的光荣了。”[3]
又如我们在第一章所引的胡适在《爱国》篇里所说的无与比伦的传统中国文学：“比如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是那些道学家所讲的伦理，我们断不可唾弃了去，务必要力行那种修身的学问，成一种道德的国民，给世界上的人钦敬。又如我们中国最擅长的是文学，文哪！诗哪！词哪！歌曲哪！没有一国比得上的，我们应该研求研求，使祖国文学，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低’，便稀奇得不得了，那还算是人么？”他在这《爱国》篇结束的时候，引了《真国民》《爱国篇》的一句来自荷马史诗的格言：“为祖国而战者，最高尚之事业也。”[4]
不但中国的传统文明灿烂、文学无与伦比，连中国国货的精美，也是外国望尘莫及的。胡适在1908年9月16日的《竞业旬报》的《时闻》，有一篇介绍上海一间私人开办的中国国货陈列所的文章。他说：
外国人每一国都时时要开一次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这一种会狠可以鼓励起国民争强好胜的心，自己国内的实业，自然一天一天的振兴起来了。只可怜我中国，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才开得一个博览会呀！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大狠大，已于本月十一日行开幕礼。在下去游过两次，那陈列所内，楼上楼下，通统走遍，找不出一件洋货来，这真是难得的了。那中国货之中，第一便是那中国的陶器，又古雅，又精致，这是外国一定做不出的。第二便是顾绣，又活动，又工致，这又是外国做不到的。第三便是中国绸缎，那些中国缎子，又坚固，又好看，又大方。第四，便是福州的漆器，又光明，又韧固，那所画的花木人物，无一不好。第五便是那中国瓷器。第六便是那中国竹器。还有一种最好的，便是中国雕刻品。还有那陈列所楼上，另有一处，挂了许多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只这几种已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些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5]
胡适这种对传统中国文明的颂赞，用他自己后来常用的批判的话语来说，简直就是“夸大狂”、“迷梦”、“反动”。然而，胡适深知爱国的第一步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历史：“一家有一家的族谱，一国有一国的历史。做子孙的，总极力保存他那一族的族谱，族谱上有几个大英雄、大义士，做子孙的时时对人称道，觉得非常荣耀。做国民的，也应如此，也应把他祖国历史上的奇功伟业，息息不忘记。”他接着说：
譬如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丑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哎！可惨呀！[6]
有趣的是，胡适说得容易，做起来却难。他读《汉书》，读到下面这段话：“汉武帝亲帅师十八万骑，北登单于台，使使高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为？’单于詟不敢出。”胡适说他“至今读此段文字，犹令人神往不已”，只可“恨此等盛业，历史上不多见耳”。[7]
他在《竞业旬报》里笔之于书，来纪念的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王昭君。胡适在这里面临了一个两难的困局，也就是说，讲爱国就必须要去纪念、发扬中国历史上光荣的事迹与伟大的人物。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却又和他所要谈的现代的爱国意识与行为有格格不入、兜不拢的感觉。胡适这个两难之局，其实是有普遍性的。这说明了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分子，更喜欢援引西洋历史上甚或当代的人物，例如贞德、罗兰夫人、美国《黑奴吁天录》的作者斯托夫人（当时多译为批茶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以及俄国的虚无党人，特别是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苏菲亚（Sophia Perovskaia，1854-1881）。[8]这种借西风、西雨以浇中国块垒的做法，越演越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对最激进的人来说，特别是像《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爱中国与爱传统，就必须完全切割了。爱中国，就必须去传统、就西洋；要救中国，就必须打倒孔家店，拥抱西洋近代文明。
胡适说，读者看到王昭君跟“爱国女杰”这四个字连在一起，一定觉得很讶异。这是因为大家一想到王昭君，就会想到她不过就是一个失宠而被送去“和番”的宫女吗？他说两千年来，大家都冤枉了王昭君了。他申明他故事的来源，都是“从古书上来的，并不是无稽之谈”。他说汉元帝时，匈奴的单于呼韩邪来朝，愿作汉朝女婿，求元帝赐给一个宫女。在各宫女面面相觑，裹足不前的时候，王昭君自告奋勇，作了牺牲。王昭君这个绝色美女出现的时候，“元帝又惊又喜，又怜又惜。惊的是，宫中竟有这么一个美人；喜的是，这位美人竟肯远去匈奴；怜的是，这位美人怎禁得起那万里长征的苦趣；惜的是，宫中有了这个美人，却不曾享受得，便把去送与匈奴，岂不可惜，岂不可惜吗？”胡适说王昭君出塞，使得汉朝得享几十年的平安，“这都是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的功劳，这便是王昭君的爱国历史”。[9]
如果胡适心目中的传统中国有一个灿烂的文明，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传统文学，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中国则是彻底地悲观。中国人没有荣誉心，胡适大笔一挥，居然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以后，让人不禁怀疑他所说的那个灿烂光辉的传统年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就是儒家传统所好称的“三代”？他说：“古语说得好：‘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说三代（夏、商、周）以上的古人，个个人都能守他的天职，做他的本分，所以那时的人，没有一个人想那虚名的。到了三代以后的人，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个都只晓得顾自己，没有一个人，肯顾公益的，更没有人肯顾国事的，所以不得已才借这个名字，把来鼓励天下的人。后来世界越发不好了，到了如今，连那名誉都不顾了，天下人笑他也不顾，唾骂他也不顾，一身的名誉，一家的名誉，祖宗的名誉，子孙的名誉，甚至于祖国的名誉，一塌刮辣仔，都不顾了，都不顾了。”[10]
三代以下的中国人好名，以后则每况愈下，连名誉都不顾了。不但名誉不顾了，又加上苟且。胡适痛斥中国人苟且的习性，因为“我想起这‘苟且’二字，在我们中国真可以算得一场大瘟疫了。这一场瘟疫，不打紧，简直把我们祖国数千年来的文明，数千年来的民族精神，都被这两个字瘟死了”。胡适所忧心的“苟且”的祸害，与其说是降在个人身上，毋宁说是国家和民族。换句话说，如果美德最终的受益者是国家，劣根性的贻害也是落在国家身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民族，今年你来作皇帝，他也服服贴贴的，明年他来作皇帝，他也服服贴贴的，不管是人是狗，他都肯服侍的，到了如今，哪一个不是安安稳稳的伺候着做顺民呢！唉！国民苟且到这步。科学上是苟且极了，思想精神哪一件不苟且，行一步路，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哪一件不苟且，国亡了，还要随便些儿呢。唉约！那可真亡了，祖国可真是没有救的了。唉！可恨呵！苟且。”[11]
对亡国的忧虑，是胡适讨论爱国时的基调。以当时中国濒临被瓜分的命运的时代背景来说，这当然是不难想象的。但胡适对中国前途、对中国人的悲观是相当彻底的。他《爱国》、《独立》、《苟且》与《名誉》这四篇时论的主标题是《白话》，然而，这“白话”有其特别的定义，完全是我们臆想不到的：“我今天所用这‘白话’二字，并不是白话报的白话，是别有一个意思的。这个‘白’字，是‘白白地’的意思。‘白白地’是‘空空’的意思。我这‘白话’二字的意思，就是白白说掉的话儿。因为我要说的话，说得笔秃口枯，天花乱坠，列位看官终究不肯照这话实行，我的话可不是白白说掉了吗？所以便用这‘白话’二字，做了全篇的题目。我很盼望列位看官切不可使我说的话，当真成了白话才好呀！”[12]
胡适对中国的悲观，不只限于一般的人，而更包括了知识分子。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对当时中国的新式教育所走的方向感到悲观。比如说，中国公学刚成立的时候，由于经费困难，逼得公学的干事姚洪业用死谏的方式，来激起社会的关心。他在投江自杀以前所写的遗书中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胡适在《姚烈士传略》里说：“列位可晓得人世间最要紧的是什么？我想列位一定回答我道：‘生命’……但是列位可晓得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还贵重几千百倍么？……这一种东西就叫做责任。”这段话所用的，当然还是维多利亚美德的论述。然而，胡适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新式教育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上新学堂等于是在准备出洋留学。那不但耗费巨大，而且反而造成崇洋的心理。这个看法，胡适还会在他留美以后所写的《非留学篇》里详述。总之，他在《姚烈士传略》里说：
人人都晓得出洋游学是狠紧要的了，但是本国若没有完备的学堂，出洋的人，什么都不懂得。譬如没有学过普通学问的人，也要出洋；够不上人家高等小学的人，也要出洋。一来呢，丢脸（上海人叫做坍台）；二来在外国费用大，连小学堂的学生都要在外国教育，你想这还了得么。第二，要是派了一般什么不懂的学生出洋，这些人眼光到有豆样大，肚子里茅塞极了。一到外国，瞧见了那些奇技美术、高等学问，你想他那一种佩服倾倒的情形那还说得出、描得出吗？这种人即使学成之后，还不是一班奴隶根性的人吗？于我们祖国前途何尝有分毫利益呢？[13]
如果中国是应该爱的，如果那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明，是应该让中国人觉得骄傲，并且去发扬光大的，则那是当代的中国人的责任。问题是，从胡适的角度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荣誉心，而且苟且。更严重的是，对这些麻木不仁的当代中国人谈这光辉灿烂的历史，根本等于是对牛弹琴，因为他们“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然而，胡适并没有灰心。虽然他说的话，也许像他所说的，等于是“白话”，白说了的话，但是，他还是愿意苦口婆心。他的对策显然是用西洋的例子。我们在本章“作新民”那一节所提到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轻骑兵在巴拉克拉瓦之战壮烈的表现——《六百男儿行》——就都是他想借西洋人爱国的故事，来激发起中国人爱国心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在1908年9月16日，在《竞业旬报》所发表的《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先以中国历史上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木兰作为引子，衬托出两相对比之下，会让木兰变得望尘莫及的贞德：“唉！哪里晓得法兰西国，曾出有一个女子，她处的时势比木兰艰难百倍，立的功业比木兰高百倍。她是谁呢？这便是我今天所要说的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了。”胡适说贞德出生于法国东方一个名叫陶兰美（Domremy）的小村，她在英法百年战争的晚期，法国濒临败亡的时候，上帝由天使托梦，对她说：“贞德，妳还不去救国吗？妳去一定可以救得法国，可以使法国国王在雷姆[Reims]地方行加冕的礼。贞德，妳还不去救国吗？”贞德接受了上帝的指令，到处去作慷慨激昂的演说：
上帝的威灵，实鉴在兹；我法国国祚的存亡，全在此一举；我们法国全国生民的自由，也都在此一举。上帝的威灵，实鉴在兹，列位好国民，努力呀！战呀！自由呀！驱除异族呀！上帝呀！
在贞德的号召率领之下，法军每战皆捷，不但解除了被英军包围了七个月之久的亚伦斯城（Orléans），甚至乘胜长驱直入雷姆城，果真如上帝在托梦中所说的，在雷姆城为法王查理七世行加冕礼。不幸的是，胡适说贞德后来“中了奸人诡计，遂为褒根得人[Burgundians]所擒，囚起来，卖给英国人，唉！这种人，还可算作人吗？简直是禽兽了。唉！”胡适说，英国人在审讯贞德，问她为什么以一介小女子，而出来打仗呢？贞德侃侃地答道：
我么，我是上帝差我来搭救我最亲爱、最庄严的祖国。我存了这心，上帝自然会帮忙我。你们这班英狗，哪里够我杀呀！
英国人恨极了贞德，于是以妖术惑众为名把她烧死。胡适描写道：
到了那日，英国人架起柴来，预备要烧了。那时有一个黑人女奴，服侍贞德的，英人也要烧死她。那女奴见了刑具，吓得哭起来了，贞德还过去从从容容地劝导她，叫她不要怕死。唉！这种魄力，这种心肠，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可曾见过么？后来时候到了，火着了，我们这位可敬、可爱、爱国、爱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贞德女杰，便死在烈火之中了。唉！
这神灵感召的故事，是留美初期几乎皈依基督教、后来产生反感、反动的胡适必定会嗤之以鼻的，但这是后话。他的写作策略，是激将法；他要让读者觉得可耻，受辱，从而激起他们想要证明胡适错怪他们的激情。胡适在结语里说：
我们中国如今的时势，危险极了，比起那时法国的情形，我们中国还要危险十倍呢！那时法国只和英国一国打仗，如今中国倒有几十个强国环绕境上，可不是危险十倍么？我狠望我们中国的同胞，快些起来救国，快些快些，不要等到将来使娘子军笑我们没用。我又天天巴望我们中国快些多出几个贞德，几十个贞德，几千百个贞德，等到那时候，在下便抛下笔砚，放下书本，赶去做一个马前卒，也情愿的，极情愿的。唉！在下现在恐怕是作梦吧！哈哈！[14]
胡适不但自己写，他也在《竞业旬报》上介绍其他阐扬爱国思想的书籍。比如说，他读了林纾翻译的《爱国二童子传》（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 G.Bruno[Mme Alfred Fouillée]）。胡适在他的介绍里说：“现在上海出了一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叫做《爱国二童子传》。那书真好，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崇拜英雄的思想。这一部书狠可以算得一部有用的书了。兄弟看那书里面，有许多极好的话，遂和那些格言相仿佛，便抄了一些来给大家看看。兄弟的意思，这些格言，比那朱子（朱伯庐）[（1617-1688），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
胡适在这篇介绍的文章里，摘抄下来二十句类似格言的句子。他在其中的几句话之后加了评注。这些评注用的还是激将法。比如说，“美成洛将死，乃张目作凄恋，颇闻微息作声，大类微风之吹入，颇辨析为‘法国’二字（你看人家到死，尚不肯忘记国家，我们呢？）”“凡人得资于分外者，即奇富亦不足为荣显矣（中国那些梦想发横财的听着！）”；“伯尔亚将死，尚呼其步卒，扶之倚树而立，力回面斥敌师曰：我虽死，终不示汝以背也（这句话的意思，说大凡逃走的人必定把背脊朝着人，如今我虽死，终不肯逃走）（中国的兵听着！）。”[15]
另外一个例子更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领悟到胡适读书之广。胡适在上海时期所读的宣扬维多利亚美德的书，显然不限于《国民读本》与《真国民》。他1909年8月在《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翻译短篇小说《国殇》，是从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1846-1908）所著的《心》（Cuore）翻译过来的。《心》是1886年出版的，是一本风行世界，被译成多国文字的畅销青少年读物。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巨匠包天笑，据说是第一个把这本书由日文转译成中文的，时间在1909年，跟胡适所翻的《国殇》是同一年。由于包天笑有一个儿子叫可馨，故该书取名为《可馨儿就学记》。1924年夏丏尊对照日、英两种译本，又将该书译成中文，取名《爱的教育》。据说民国时期的翻译小说里，《爱的教育》的再版次数与印刷数量是创纪录的。这篇小说的背景是在郎巴德（Lombardy）的一场战役，是意大利迈向统一的一个里程碑，时间在1859年。故事所描写的是一个少年，爬上树梢为意大利前哨军侦测奥地利军队，结果不幸被敌军发现，中弹而亡。为了表扬他为国捐躯，意大利官兵以国旗覆盖在死在槐树下的少年身上，举起指挥刀向少年的尸身致敬，其中一名军官从溪旁的花丛里摘下两朵花撒在他的身上。于是，所有向前线行军的官兵，在经过的时候，都摘下了花朵，撒在覆盖着国旗的少年的尸身上。不一会儿，他的尸身就全被花朵覆盖住了。“那些士官们，军人们，走过的时候，个个都朝着他行礼。口中喊着：‘勇敢的郎巴德！永别了！我尊敬你，好孩子[英译是：金发儿]！呀！光荣！永别了！’”胡适在文后附了三个译者后记：
译者曰：读者须知死在槐阴之下，以国旗裹尸，以万花送葬，较之呻吟床褥之间，寂寂郊原之下，何者为苦？何者为乐？祖国青年，尚祈念之。
又曰：大佐说：“这孩子死的和军人一般，应该我们军人来葬他。”此即孔子“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之义。屈子《国殇》篇曰：“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故亦以“国殇”名之。（《小尔雅》：无主之鬼曰殇。）
又曰：这孩子说：“我是郎巴德人，今儿为的是咱们自己的事。”我愿我祖国青年，三复斯言。我尤愿我国无数之卖国贼，日夜讽诵斯言也。[16]
尽管胡适苦口婆心，尽管胡适用激将法，他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是完全悲观的，完全相信他的话都是白说的。他当时悲观的心境，流露得最淋漓尽致的，就是他所写的诗。胡适在上海时期写的诗很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1907年开始写诗，到1909年赴美留学为止，他作了两百多首诗。[17]可惜，现在所能得找到的只有将近四十首。这些诗有意义的地方，除了让我们看到胡适留美以前对爱国的执著以外，还可以让我们看到他毕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他当时写诗的风格完全是留美以后，开始提倡白话文学运动的他所反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的白话文学运动，不但是对传统文学的体例、文风的宣战，而且，更确切来说，是他对昨日之他的自我批判与超越。
胡适对诗产生兴趣是在1906年底。那时他才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他在《四十自述》里说，[18]由于他得了脚气病，就向学校请假，到他家在上海南市开的瑞兴泰茶叶店里养病。养病期间，他偶然翻读了清末桐城派吴汝纶选的古文读本，其中第四本是古诗歌，即乐府歌词和五七言诗歌。胡适读得兴致大起，每天读几首，不久就把这一册古诗读完了。他觉得这些乐府歌词和五七言诗歌，比小时候读的那些律诗有趣多了。不必像律诗一样，必须先学对仗，自由多了。他说他从《木兰辞》、《饮马长城窟行》、《古诗十九首》，一直背到了陶渊明、杜甫，他都喜欢。
有一天，胡适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就转进去看傅君剑，他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胡适回到宿舍以后，写了一首送别诗，带去给傅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胡适说他在写《四十自述》的时候，已经记不得这首诗写的是什么了，只记得开头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哪想到傅君剑不但夸奖胡适写的送别诗，过了一天，还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胡适说他还真吓了一跳，因为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真让他受宠若惊了！胡适把傅君剑这幅诗笺藏了起来，不敢给人看。然而，从此以后，胡适就发愤读诗、写诗，想要做个诗人了。
在发现了这个新世界以后，胡适就像着了魔似的学作诗。就像胡适自己说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从前他在澄衷学堂的时候，迷上代数，每天晚上宿舍熄灯以后，在蚊帐外点蜡烛，趴在被窝里对着烛光自己补习代数，弄到两耳都聋了的地步。现在在中国公学迷上了诗，先生在黑板上写高等代数的算式，他却在斯密斯的《大代数学》课本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本上写的不是算式，而是一首未完成的诗！
又过了半年，也就是1907年六七月间，胡适的脚气病又发了，胡适回绩溪上庄养病，住了两个多月。他的族叔兼好友胡近仁，很鼓励他作诗。两人常常互相讨论、唱和。胡适说他当时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等他回到学校以后，胡适说他在他们学校里已经有了少年诗人的称号了。胡适从这时候开始到留美为止写的诗，有抒情感怀的，也有叙事的，然而，最令人触目的，是他的忧国诗。
胡适1908年10月5日发表在《竞业旬报》的《霜天晓角·长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江山如此，
人力何如矣。
遥望水天连处，
青一缕，
好山水。
看轮舟快驰往来天堑地，时见国旗飘举，
但不见，
黄龙耳。[19]
1907年10月初，胡适在家养病养了两个多月以后，告别了慈母，步行回上海去。途中，胡适经过富春江，乘机游览了严子陵钓台。严子陵钓台分东台、西台，故称“双台垂钓”。东台相传是东汉的严子陵，即严光，垂钓之地。严光是东汉中兴的光武帝小时之友，是光武帝逐鹿中原的策士。光武帝即位以后，他却拒绝出仕，到富春山中去钓鱼，过隐居生活；西台为南宋遗民谢皋羽，即谢翱，哭祭文天祥之处。胡适的《西台行》云：
富春江上烟树里，石磴嵯峨相对峙。
西为西台东钓台，东属严家西谢氏。
子陵垂钓自优游，旷观天下如敝屣。
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
如今客自桐江来，不拜西台拜钓台。
人心趋向乃如此，天下事尚可为哉！[20]
胡适这首诗有序曰：“严光钓台之西，为谢皋羽西台。而过者但知有钓台，不知有西台也，感此，成八十四字。”换句话说，游人到富春江来揽胜，只知有严子陵钓台，那里有祠堂，又有对联；而爱国的谢翱哭祭文天祥的西台，却寂寂无人，使他愤慨莫名。
有趣的是，留美以后，心境大改，由悲观转为乐观，开始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就不再作如是观。凭吊谢皋羽，曾经是他心目中的爱国心的表露，现在则变成是无病呻吟、亡国哀音。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的第四议说：
不作无病之呻吟：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