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胡适留美以后这个“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玛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的标准来看，他等于也是跟他“昨日之我”宣战。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留美以前所写的许多爱国诗歌，都是无病的呻吟、亡国的哀音。比如说，他的《送石蕴山归湘》云：
北风烈烈雪霏霏，大好河山已式微。
满眼风尘满眼泪，夕阳影里送君归。
老骥犹怜志未磨，干戈声里唱骊歌。
尽多亡国飘零恨，此去应先吊汨罗。[22]
胡适出国以前写的许多首诗，都犯了他后来所抨击的毛病。再举两个无病呻吟的例子。他1910年的《送二兄入都》：
落木萧萧下，天涯送弟兄。销魂犹伫望，欲哭已吞声。
意气开边塞，艰难去帝京。远游从此始，慷慨赴长征。
回首家何在，朱门已式微。无心能建树，有室可藏晖。
黯黯愁霜鬓，朝朝减带围。凄其当此夜，魂梦逐飘飞。[23]
又，他在1910年2月9日，己酉年除夕写的《岁暮杂感》云：
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窗帘。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
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24]
胡适写这两首诗的时候，诚然家道中落，自己又前途茫茫。然而，写《岁暮杂感》的时候，他刚满十八岁。所谓“朝朝减带围”、“颔下已鬑鬑”云云，实难免为赋新词强说愁之讥。无怪乎他在1914年1月29日的《留学日记》里说：“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惟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偶见日出，霜犹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足成一律。今决不能复作此念矣。”他还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他重读《岁暮杂感》的感想：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
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
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25]
不只无病呻吟，胡适在上海时期所写的诗，有些还犯了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的第六个“不”，即不用典。这中间，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在1908年写的两首读林纾翻译的小说的有感。第一首是《读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
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
太白南巢一回首，恨无仲马为称冤。
第二首是《读〈十字军英雄记〉》。这《十字军英雄记》是英国司各特（Walter Scott）所写的：
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灵王！
炎风大漠荒凉甚，谁更持矛望夕阳？
胡适在1916年9月16日的《留学日记》里，写下他想依照不用典的新理念，来改这两首旧诗的成败。第一首，他把“太白”、“南巢”这两个典都给去掉了，把它成功地改写成：
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真圣贤。
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
其实胡适在这里，难免落得明察秋毫，不视舆薪之讥，这“仲马”也者，岂不是一个来自西洋的新典吗？第二首，他说他再怎么想，就是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来甩掉“羊叔子”、“武灵王”那两个典：
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
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
胡适的结论是：“此[第二首]诗注意在用两个古典包括全书。吾近主张不用典，而不能换此两典也……第一首可入《尝试集》，第二首但可入《去国集》。”[26]换句话说，由于《读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经他改写以后，没有犯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不用典的戒律，可以收入他以身作则，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尝试集》里；反之，《读〈十字军英雄记〉》，终不能免于用典，就必须打入《去国集》的传统诗的冷宫里。
[1] 胡适，《白话（四）：名誉》，《胡适全集》，21：133.
[2] 胡适，《白话（二）：独立》，《胡适全集》，21：108-111.
[3] 胡适，《白话（三）：苟且》，《胡适全集》，21：112-113.
[4] 胡适，《白话（一）：爱国》，《胡适全集》，21：106-107.
[5] 胡适，《时闻：中国博览会的起点》，《胡适全集》，21：47.
[6] 胡适，《白话（一）：爱国》，《胡适全集》，21：106.
[7] 胡适，《读〈汉书〉杂记》，《胡适全集》，13：5.
[8]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页166，172-219。
[9] 胡适，《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胡适全集》，19：614-619.
[10] 胡适，《白话（四）：名誉》，《胡适全集》，21：133-134.
[11] 胡适，《白话（三）：苟且》，《胡适全集》，21：112-114.
[12] 胡适，《白话（一）：爱国》，《胡适全集》，21：104.
[13] 胡适，《姚烈士传略》，《胡适全集》，19：589-590.
[14] 胡适，《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胡适全集》，19：599-608.
[15] 胡适，《读〈爱国二童子传〉》，《胡适全集》，19：609-610.
[16] 胡适，《国殇》，《胡适全集》，42：476-480；Edmondo De Amicis, The Heart of a Boy（Cuore）（Chicago：Laird＆Lee, Publishers，1895），pp.46-51.
[17]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全集》，1：180.
[18] 以下四段，请参见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77-79.
[19] 胡适，《霜天晓角·长江》，《胡适全集》，10：365.
[20] 胡适，《西台行》，《胡适全集》，10：364.
[2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全集》，1：8.
[22] 胡适，《送石蕴山归湘》，《胡适全集》，10：356.
[23] 胡适，《送二兄入都》，《胡适全集》，10：396.
[24] 胡适，《岁暮杂感》，胡明编著，《胡适诗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43。
[25]《胡适日记全集》，1：268-269.
[26]《胡适日记全集》，2：425-426.
来来来，来上海；去去去，去美国
如果胡适写的爱国诗，多倾向于凄凄，而有“亡国之哀音”；如果胡适所写的感怀的诗，多暮气沉沉，而有“无病呻吟”之嫌，这跟他当时的处境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胡适在1909年1月22日的《竞业旬报》上，刊出了辞去编辑撰述工作的启事。《竞业旬报》也跟着就停刊了。胡适辞去编辑工作以后，先是搬进了中国新公学去住。等中国新公学在该年11月13日解散以后，胡适拿了中国新公学发给他的两三百块钱的欠薪，搬到海宁路南林里的一幢房子里，和几个四川朋友合住在西屋。住在东屋的，是原来也在中国新公学教书的一个德中混血，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他都会的何德梅。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
何德梅常邀这些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上海话：妓女只当喝酒的陪客，纯喝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林君墨和唐桂梁发起学唱戏，请了一位小喜禄来教我们唱戏。同学之中有欧阳予倩，后来成了中国戏剧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不上两天我就不学了……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1]
胡适在这个时期的堕落，泰半都由于他没写日记，而无得寻踪。他在《藏晖室日记，已酉第五册》的卷头语说：“余自十月一日中国新公学沦亡以来，心绪灰冷，百无聊赖，凡诸前此所鄙夷不屑为之事，皆一一为之，而吾日日之记载，乃至辍笔至七八十日之久。”[2]但是，我们从他1910年旧历年前又开始写的日记，可以管窥其中的一二。从这两个多月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前途茫茫，靠借钱典当度日，借打牌、喝酒以消愁的年轻人。
胡适年轻时，就是一个慷慨的人。1910年1月31日，离旧历新年只有十天了。胡适在日记里，写他一年来因为慷慨而在金钱上吃亏，穷到连吃饭的钱都必须拖欠：“返观今年所行事，大半受人之愚，于‘慷慨’二字上吃亏不少。今年尽岁迫，余乃受人敲炙，至无以偿食金。”先前，朋友夏森林问他近况如何，他回答说：“余答以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现在的情形却是每况愈下，连想靠“索”、“借”、“质”都已不可能：“此种景况，已不易过；今则并此三字而亦无之，则惟有坐毙而已耳。”潦倒穷困至此，无怪乎他会自暴自弃地说：“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自遣。实则此间君墨、仲实诸人亦皆终日困于愁城恨海之中，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之具云尔。”[3]
胡适当时的窘状，真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2月7日，剩下两天就过年了，胡适还在为偿还饭钱而烦恼：“今日已不易度矣。仲实、君墨皆奇穷，余之房金饭金亦皆未付。昨日谢卓然为我假得五元，徐子端还我三元，今日胡希彭还我八元，然尚不足。曩日求助于亮孙、意君、亦许相助，不知有效否。下午访子勤，谈甚久。夜七时访节甫，约明日取款。余以所写约据与之。谈一时许始归。”[4]胡节甫是胡适的叔公，他借了胡适两百五十元。拿了这笔救急之款，胡适赶忙在除夕当天，要仆人老彭到当铺里去，把朋友但怒刚为了借钱给他而当掉的衣服赎回来：“晨起，命仆至质库为怒刚赎衣。前此余尝告贷于怒刚，怒刚适无钱，乃质衣以应，今日已除夕，始能赎还，余负歉深矣。”[5]就是在这种心境之下，胡适写下了我们在第一章启首所引的《岁暮杂感》：“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
就在胡适过着这种昏天暗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的时候，胡适在中国公学的老师王云五帮了他很大的忙。1910年旧历年前，王云五有一天到胡适住的地方去看他，就力劝胡适一定要迁居。其实，胡适自己也知道他住的地方“藏垢纳污，万难久处”，他说等过了年再找地方住，但就是一直没能实行。好在胡适即使在这段最落魄、堕落的时候，仍然不时跟王云五来往。王云五介绍胡适到华童公学教中文。华童公学是上海租界工部局所设的，专收贫民子弟。除此之外，王云五还劝胡适每天用课余的时间翻译小说，他说，胡适应该规定自己每天译一千字。这样，每个月可以得五六十元的稿费，既可增加收入，又可以增进学识。[6]胡适虽然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但显然没有执行。
华童公学的教书工作，显然对胡适而言，是索然无味，毫无成就感的。他所教的己班，不体罚，就无法教导。他是这样形容的：“所授诸生年长者已近二十，幼者十一二岁，然皆懵然无所晓，且极难驾驭，非施以夏楚不为功。盖此种人初无家庭教育，野蛮之行，习与性成，教者虽唇敝舌焦，而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终无所补。甚矣，为小学师之不易也！”[7]
也许就因为在华童公学的教学工作不但使他身心俱疲，又没有成就感，胡适依旧过着颓废的生活。他到华童公学上课以前，就已经时常喝得烂醉，比如说，2月6日的日记说：“晏起。下午陈祥云来。桂梁出佳肴沽酒饮之。时诸人皆抑郁无俚，得酒尤易醉，计所饮只一壶，而醉者三人，桂梁、剑龙及余也。中夜酒醒，乃不成寐，至天明始睡。是夜本拟访节甫，以醉故不果。”[8]等到他开始到华童公学上课以后，这种习性仍然不改。3月16日晚上，跟朋友一起上妓院，闹了个通宵，一直到清晨六点，才雇车回家改学生作业：“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围[跟妓女喝茶聊天]，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句钟。君墨适小饮已微醉，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一伎者陈彩玉家，其家已闭户卧矣，乃敲门而入。伎人皆披衣而起，复欲桂梁打牌。桂梁以深夜惊人清梦，此举遂不可却。余又同局，是局乃至天明始终。是夜通夜不寐，疲极矣，然又不敢睡。六时以车独归，强自支持，改学生课卷三十册。”[9]改完作业，又赶到华童公学上课，勉强撑到下午下课，才回家蒙头睡了十五个钟头：“九时上课，时时强自支撑，然苦极矣。至下午四时下课，始得安卧，遂睡至十二时始醒。醒时适君墨来，以不及归去，遂同寝。至次日七时半始起。计共睡十五小时云。”[10]
这样子过颓废的生活，用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里的话来说，终于“闹出乱子来了”。3月22日晚，胡适在日记里说：“是夜，唐国华招饮于迎春坊，大醉，独以车归。归途已不省人事矣。”[11]在《四十自述》里，他说，那一晚他们“在一家‘堂子’里吃酒，喝的不少了，出来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围’。那晚上，雨下的很大，下了几个钟头还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为明天要教书，所以独自雇人力车走了。他们看我能谈话，能在一叠‘局票’[用以召妓的字条]上写诗词，都以为我没喝醉，也就让我一个人走了。”
接下来的情节，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描写得再惟妙惟肖也不过了：[12]
直到第二天天明时，我才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楼板上，就喊了一声“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个湖南仆人。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应，我已坐起来了，眼也睁开了。
奇怪的很！我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没有门。我仔细一看，口外不远还好像有一排铁栅栏。我定神一听，听见栏杆外有皮鞋走路的声响。一会儿，狄托狄托的走过来了，原来是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
我有点明白了，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样到了这儿来的。我想起来问一声，这时候才觉得我一只脚上没有鞋子，又觉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了的。我摸来摸去，摸不着那一只皮鞋；只好光着一只袜子站起来，扶着墙壁走出去，隔着栅栏招呼那巡捕，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
他说：“你昨夜喝醉了酒，打伤了巡捕，半夜后进来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
“天刚亮一会，早呢！八点钟有人来，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见我的旧皮袍不但是全湿透了，衣服上还有许多污泥。我又觉得脸上有点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脸上也有污泥，并且有破皮的疤痕。难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吗？
八点钟以后，果然有人来把胡适带了出去。于是，就开始了审讯：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泥污的巡捕说：
“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抱住不放，滚在地上。下了一夜的大雨，马路上都是水，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我的衣服是烘干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这都是在马路当中滚的。”
……
巡捕头问我，我告诉了我的真姓名和职业，他听说我是在华童公学教书的，自然不愿意得罪我。他说，还得上堂问一问，大概要罚几块钱。
审讯完了以后，胡适写了一封短信，托人送到家中，请带钱来缴罚款。胡适被罚了五元，“做那个巡捕的养伤费和赔灯费。”胡适接着说：
我到了家中，解开皮袍，里面的棉袄也湿透了，一解开来，里面热气蒸腾。湿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热了！我照镜子，见脸上的伤都只是皮肤上的微伤，不要紧的。可是一夜的湿气倒是可怕。
同住的有一位四川医生，姓徐，医道颇好。我请他用猛药给我解除湿气。他下了很重的泻药，泻了几天。可是后来我手指上和手腕上还发出了四处的肿毒。
这个教训很大。胡适说他那天在镜子里看了自己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想到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诗，心里百般懊悔，觉得对不住他的慈母。他说，虽然这次的事故，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却是他一生中“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我们在第一章启始，就说胡适至少在190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到美国去留学的梦想。这次因为酒醉而被关进巡捕房的教训，让他彻底地惊醒，决定痛改前非。不但如此，还使他立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定，辞去了华童公学的工作，关起门来，准备当年七月底的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志既已立定，唯一所欠的是东风。他在《四十自述》里说明了他的朋友和叔公，如何帮他解决财务上的困难：
许怡荪来看我，也力劝我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我所虑的有几点：一是要筹养母之费；二是要还一点小债务；三是要筹两个月的费用和北上的旅费。怡荪答应替我去设法。后来除他自己之外，帮助我的有程乐亭的父亲松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节甫先生。[13]
胡适说他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我们可以从他所留下来的六月份的日记，看出他着实用功地读书。至于他是否真的如他所说，是“闭户”读书，那就要看其是否在严格的定义下界定了。至少，在六月的日记里，他打过三次牌，下过三次棋，看过两次戏。然而，他确实是戒了酒。唯一破戒的一次，是北上赴考前一个星期，但怒刚买酒来为他打气饯行的那个下午。在预备考试方面，他六月份的日记所记的，大部分是复习代数，一直复习到6月17日，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习代数完。”此后的日记，则记他读希腊、罗马史。比如说，21日的日记：“读史，希腊史毕。希腊史如吾春秋战国时代，其间人才辈出，如亚历山大父子，皆不世之英杰，惜皆不永其年，抱恨以没。又如Solon、Lycurgus，如商君、管子，为国家立法，遂跻强盛，皆人杰也。”[14]
那踏上征途的日子终于到来。6月28日晚，胡适与他的二哥登上“新铭”轮。两天以后，胡适在“新铭”轮上，给他母亲写信，向她报告决定报考庚款留美的经过，以及用出国留学以重振家声的雄心：
儿今年本在华童公学教授国文。后二兄自京中来函，言此次六月[阴历]京中举行留学美国之考试。儿思此次机会甚好。不可错过。后又承许多友人极力相劝，甚且有人允为儿担任养家之费。儿前此所以不读书而为糊口之计者，实为养亲之故。而比年以来，穷年所得，无论儿不敢妄费一钱，终不能上供甘旨，下蓄妻孥。而日复一日，年岁不我与，儿亦鬑鬑老矣。既不能努力学问，又不能顾赡身家，此真所谓“肚皮跌筋斗，两头皆落空”者是也。且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儿既决此策，遂将华童公学之事辞去。一面将各种科学温习，以为入京之计。儿于四月中即已将此事始末作书禀告大人。此书交弼臣姊丈带上。不意弼臣逗留上海不即归去。及儿知之已隔二十余日。事隔多日，遂将此信索回。今儿于二十二夜与二哥同乘“新铭轮”北上。舟中蜷伏斗室，不能读书，因作此书奉禀。儿此行如幸而被取，则赶紧归至上海，搬取箱箧入京留馆肄业，年假无事，当可归来一行。如不能被取，则仍回上海觅一事糊口，一面竭力预备，以为明年再举之计。[15]
胡适在这封家信里说，如果考取，将“赶紧归至上海，搬取箱箧入京留馆肄业，年假无事，当可归来一行”。他这样说，是因为根据清政府原先的计划，是要把考取的学生集中在北京的肄业馆，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学堂，先修习预备一段时间以后，再送出洋。根据胡适7月12日的家信，显然计划有所变更，考取的学生，将即刻放洋：
儿此次与二哥北上，在舟中曾作一书托瑞生和转寄……儿于二十七日[7月3日]抵京。二哥于二十九日[7月5日]乘火车往奉天矣。儿抵京后始知肄业馆今年尚不能开办。今年所取各生，考取后即送出洋。儿既已来，亦不能不考。如幸而被取，则八月内便须放洋。此次一别迟则五年，早亦三年，始可回国。儿拟如果能被取，则赶紧来家一行。大约七月初十以前可以抵家。惟不能久留，至多不过十日而已；如不能被取，仍回上海觅一事糊口。一面习德、法文及各种高等科学，以为明年再举之计……现考试之期定于十五[7月21日]至二十三[7月29日]等日，至二十四日[7月30日]便分晓。届时如果被取，当以电报来家问照也。儿此次北上，一切用费皆友人代筹，故今年家用分文未寄。如能被取，则有每人五百两之改装费，家用可以无忧；若不能被取，则儿南归后即当赶紧设法筹寄，大人可以放心也。[16]
胡适到了北京以后，由他二哥的朋友杨景苏先生介绍，住在当时还在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女师大。杨先生指点他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描述了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的经过：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和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为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文章，开头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用规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并不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
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17]
第二场考试的科目，胡适只说了几个。根据跟胡适同年考中的徐然与张履鳌[张履鳌不是庚款生，他早在1907年就自费赴美留学，他是该年度《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的总编辑]合写的《1910年庚款生》的记载，这些科目是：高等代数、平面及立体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拉丁文、现代语言、西洋古代及近代史。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二场的专科考试，是一天考一科。[18]徐然跟张履鳌说这些科目是当时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科目。根据赵元任的回忆，“现代语言”是德文或法文，他选了德文；至于拉丁文，赵元任说那是可考可不考的。[19]我们有理由相信德文、法文、拉丁文都是可考可不考的科目，因为当时的胡适还没学过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德文和法文是胡适到了康乃尔大学以后才学的，拉丁文则是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时候自己在课外研读的。
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发榜是在7月30日。胡适在将近三十年以后，在《追想胡明复》这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去看榜的情形：
宣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后来我和他和宪生都到康奈尔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的关系。[20]
胡适去参加1910年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显然是没有抱很大的希望。最好的证据，就是他报名的时候，用的不是胡洪骍，而是胡适。我们在本章“修身进德的焦虑”那一节，就从他在《澄衷中学日记》内页的题字，推断他至少在1906年六七月间，已经开始使用胡适这个名字了。他在《四十自述》里，描述了他二哥如何帮他想出这个名字：
有一天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根据徐然与张履鳌的《1910年庚款生》一文，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发榜，中选的七十名，备取一百五十名。备取者须留在北京的肄业馆加强培训，然后再于次年放洋。中选的七十名幸运儿，则受命即赴上海准备放洋。这篇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文章，流露着年轻人留美宿愿得偿，如身在云端的雀跃之情：
礼部、外务部官员的大门为[这七十名幸运儿]敞开，这些要员都各个向他们祝贺。然而，一句：“小伙子们！即刻前往上海，准备在八月十六日启航赴中国教育的圣地（the Chinese Mecca of Education）！”却把他们怔住了，因为这表示在措手不及之下，他们就要充军离开中国，远离自己的父母、朋友、甜心等等。每一个人都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坐上轰隆轰隆心不甘情不愿地向前迈进的铁马[火车]，离开北京到天津。接着，这些学生就上了船，挨了几个怒涛的侵袭。这群年轻人知道，这只不过是怒涛给我们下马威而已，更多更大的还在后头。
很快地，上海就出现在眼前了。船才靠岸，这七十名乘客的亲友，就兴奋地挤向他们。码头上的卫兵很难维持秩序。[圣经里]古代的巴倍儿塔（Tower of Babel）一定是倒塌了，因此什么样的话都有！亲友冲将过后，下一波，就是挑夫、车夫、裁缝和剃头匠。他们让我们觉得我们就像是凯旋归来的大兵一样。我们的门房很快地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们须要替我们收受各种宴席、茶会等等的邀约，忙得他们团团转。
时光是不等人的。很快地八月十六日就到了。不管情愿与否，我们都坐上了小轮船，去接驳那海上之宫。虽然这七十名里，一个逃兵也没有，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是沉重的。然而，他们各个看起来都欣喜莫名——各个都对着岸上的亲友高呼、摇曳着他们的手帕。[21]
图4 1910年庚款留美学生放洋前在上海所摄。前排中间坐的三位，左为范源濂，中为周自齐，右为唐介臣。立者第二排左一是胡适。（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他们所搭乘的轮船是美国“太平洋航运公司”（Pacifc Mail Steamship Company）所属的“中国号”（S.S.China）。这七十名幸运儿里的胡适，也写下了他航向“中国教育的圣地”的诗，《去国行》两首：
一
木叶去故枝，游子将远离。故人与昆弟，送我江之湄。执手一为别，惨怆不能辞。从兹万里役，况复十年归！金风正萧瑟，别泪沾客衣。丈夫宜壮别，而我独何为？
二
扣舷一凝睇，一发是中原。扬冠与汝别，征衫有泪痕。高邱岂无女，狰狞百鬼蹲。兰蕙日荒秽，群盗满国门。搴裳渡重海，何地招汝魂！挥泪重致词：祝汝长寿年！[22]
胡适在《去国行》这两首诗里用了好几个典，自不待言。最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莫若“金风正萧瑟，别泪沾客衣”这一句。试想八月中天的上海，居然可以把它说成是“秋风”萧瑟的日子！这两首诗所流露出来的戚戚惨惨的心境，与徐然与张履鳌刻画七十名幸运儿，依傍着邮轮的船舷，“欣喜莫名”、“各个都对着岸上的亲友高呼、摇曳着他们的手帕”的描述，是格格不入的对比。诚然，享受公费，穿上新定做的西装，坐豪华邮轮的头等舱，到梦寐以求的美国去留学，没有人不会欣喜若狂的；诚然，欣喜若狂的同时，也有那无以名状的畏惧与彷徨。毫无疑问地，那游子之心，是错综复杂的。“丈夫宜壮别”，固然是一句套语，然而，以胡适当时的爱国情怀来说，赋起诗来，留美仿佛就像是上救国的战场一样。试看那触目惊心的句子：“高邱岂无女，狰狞百鬼蹲；兰蕙日荒秽，群盗满国门。”虽然还没有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地步，在他诗人所构思出来的意象之下，仿佛自己是批上了“征衫”、行“万里役”。《去国行》是胡适一生最后一首戚戚惨惨离骚风的爱国诗。
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说，得以考上庚款留美，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捩点。这是一个绝对戏剧性的变化：从群山僻壤里的绩溪上庄、到上海、到美国。这一段曲折的里程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如果没有他母亲望子成龙的决心，含辛茹苦，用最坚定的意志、最大的牺牲，把他送到上海去进新学堂，胡适的一生就完全会是另外一个面貌。那比他大五岁，在辈分上是他的叔叔，而实际上是他童年成长的挚友的胡近仁，就是一个最好的反证。胡适在美国任大使的时候，读了近仁的遗诗以后，写下了这样感叹的话：“亡友堇人先生遗诗三册，海外读毕，颇感觉失望。堇人少年时有才气，可以造就，不幸陷在窄小的环境里，拔不出来，就无所成而死，可惜。”[23]
同样地，如果不是胡适自己的天才，加上他惊人的意志与努力，能够冲破他困顿的环境，考上庚款留美，他的一生可能就是一介上海滩的文人。以他的才华，能在诗文方面造就他的声名，当不成问题。然而，那与他留美归国以后如日中天的天下第一子的显赫，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看他在梅溪、澄衷、中国公学，以及其WB在家乡或上海认得的同学，那些没有出国的，如果没有继续读大学，大概都像我们在第二章启始所说的，只能在省市教育、行政的基层，或出版机构任事。那境遇不佳的就更不用说了。最典型的，是胡适刚回国的时候所写的一篇用小说的形式铺陈，但可能确有其实的故事：他在北京中央公园碰见了他出国前的同学朱子平，心想：“当初在我们同学里面，要算一个很有豪气的人，怎么现在弄得这样潦倒？”[24]反观那些在他友朋当中得以出国留学的，如任鸿隽、张慰慈、梅光迪等等，后来都成了有名的人物。这所反映的，当然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上，到今天仍然无解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亦即，留洋镀金是登龙门的黄金之道。胡适“来来来，来上海；去去去，去美国”所走的一条路，就是让他能取得他一生成功的第一把锁钥。
[1]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92.
[2]《胡适日记全集》，1：57.
[3]《胡适日记全集》，1：61.
[4]《胡适日记全集》，1：64.
[5]《胡适日记全集》，1：65.
[6]《胡适日记全集》，1：65.
[7]《胡适日记全集》，1：76.
[8]《胡适日记全集》，1：64.
[9]《胡适日记全集》，1：80.
[10]《胡适日记全集》，1：80.
[11]《胡适日记全集》，1：81.
[1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93-96.
[1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97.
[14]《胡适日记全集》，1：91-92.
[15] 胡适禀母亲，1910年6月30日，《胡适全集》，23：19-20.
[16] 胡适禀母亲，1910年7月12日，《胡适全集》，23：21-22.
[17]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97-98.
[18] Ts-zun Z.Zee and Lui-Ngau Chang，“The Boxer Indemnity Students of 1910，”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1（November.1910），p.16.
[19] Yuen Ren Chao, Life with Chaos：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mily, Vol.II, Yuen Ren Chao’s Autobiography：First 30 Years，1892-1921（Ithaca, New York：Spoken Language Services, Inc.，1975），p.71.
[20] 胡适，《追想胡明复》，《胡适全集》，3：862.
[21] Ts-zun Z.Zee and Lui-Ngau Chang，“The Boxer Indemnity Students of 1910，”p.17.
[22] 胡适，《去国行》，《胡适全集》，10：149.
[23] 胡适1939年9月8日自记，胡适档案，355.
[24] 胡适，《一个问题》，《胡适全集》，1：771-778.
第二篇 乘风之志今始遂，万里神山采药去（1910—1917）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光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
——《非留学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