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世纪前半叶留美的中国学生来说，那航向美国之旅的心情是忧喜参半的。最令他们担心害怕的，是那些吹毛求疵的移民局官员。美国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the Exclusion Act），禁止所有中国人入境；唯一豁免的，是官员、商人、教师、学生和观光客。但是，由于不少中国人以各种方式，假冒为上述五类豁免阶级的身份进入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对中国旅客的检查特别严格。证件稍有不符或错误，就会惨遭被囚禁或遣返的命运。早期囚禁中国人的囚房就在旧金山码头海关的二楼，美国移民官员就称之为“棚房”（the“Shed”）。最有名但是也最鲜为人知的两个例子，是孔祥熙及宋霭龄。这个梦魇式的“天作之合”与他们两位后来成为夫妻当然没有关系。他们两个人的遭遇都是自作聪明反为聪明误的结果。孔祥熙在1901年抵达旧金山的时候，因为他的护照是李鸿章的衙门所发，而不是美国海关所认可的天津道台——李鸿章的下属——颁发的，证件不符，就在那“棚房”里被关了一个星期；1904年抵美的宋霭龄，她父亲为她买的葡萄牙护照被海关人员识破了。只是她运气比较好，在一个美国女传教士“舍命陪君子”的坚持之下，没被送到“棚房”，但被关在码头的船上十九天。孔祥熙、宋霭龄都是在美国教会的营救下脱险的。[1]
无巧不成书。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叱咤中国的赫赫孔、宋家族里，还有一个宋美龄，也就是后来的蒋介石夫人，也是美国种族歧视下的受害者。宋美龄是在1907年跟宋庆龄一起到美国去的。当时，她才十岁。四年以后，宋美龄想进乔志亚州梅坎市（Macon）的葛雷仙中学（Gresham High School）念书的时候，却吃了闭门羹。根据当地报纸的报道，葛雷仙中学拒收宋美龄，是因为她不是白人。留美中国学生所办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特别为了这件事致书位在梅坎市的卫斯理言（Wesleyan）大学的校长安司沃斯（W.N.Ainsworth）。安司沃斯的回信回答得非常技巧。他解释说问题不在种族歧视，而是学校爆满。他说：“宋美龄小姐最近被所有梅坎市的公立学校拒绝入学。理由是，根据乔志亚州州议会的规定，该市的公立学校是为毕卜县（Bibb County）的公民所设的。如果收了外人，就恐有剥夺当地纳税者受教育的机会的可能。她想进的学校已经人满为患。”[2]安司沃斯校长接着解释说，他已经为宋美龄请了一个家庭老师，并且让她住在卫斯理言大学。他说这样做，更符合宋美龄父亲宋家澍的要求。宋家澍要他的两个女儿在一起，而当时宋庆龄就在卫斯理言大学上学。不管到底是因为种族歧视，还是因为当地学校人满为患，宋美龄在两年以后，也进了卫斯理言大学就读。但后来她转学到麻省的卫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1917年毕业。[3]
宋美龄的故事充分地说明了当时中国人即使过了移民局那一关，进得了美国，也并不表示就天下太平了。种族歧视可以是如影随形，无孔不入的。我们且回过头来说完旧金山码头那个主要是用来囚禁中国人的“棚房”的故事。由于那个“棚房”太小不敷使用，地点又不理想。于是，就开辟了那有名的“天使岛”（Angel Island）。所谓的“天使岛”是美国移民局在1910年到1940年之间，在加州旧金山湾里的“天使岛”所设的移民检查站。[4]从亚洲来的旅客，在抵达旧金山的时候，如果一切证件齐全无误，通常最多只要几天就可以获准登岸。其他有问题的——多半是中国人——则用渡船载到“天使岛”，关进拘留所里，等待进一步的审讯。审讯的过程一般说来是两到三天。被判拒绝入境的人，有上诉的权利。但是，上诉成功的机会很小，而且既费时又费金钱。在“天使岛”被拘留最高的记录，长达两年之久。
唯一受到特殊待遇的中国人似乎是清华的留美学生。因为移民局官员知道他们是所谓的“庚款学生”（Indemnity Students），是用美国退还的庚款送到美国留学的；他们不但集体行动，而且有带队护送的专员——可以是清华的校长、院长或教授——不太可能是以学生为名，而以偷渡为实的华工。就因为这个原因，从1909年开始派送庚款留美生开始，每年八月中下旬，清华留美生所搭乘的邮轮，总是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其他三五成群的公、自费生，浩浩荡荡地载着每年人数最众的中国留美学生驶向旧金山或温哥华。留美学生另外一个类似买保险的做法，就是一定要乘坐邮轮的头等舱，以便向美国的移民官显示他们不是没有钱、坐三等舱想混进美国的华工。享受公费的清华留美生既然由国家出钱，自然是搭乘头等舱的娇客。
扬帆西渡仙山，求救国灵芝
清华留美生还有几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除了每个月有八十美元的奖学金以外，还有赴美的置装费以及装置他们行头的手提箱和行李箱。当时男学生出国，订做西装自然不在话下。庚款以及后来清华的学生有学校发给的三五百元的置装费。在清朝覆亡以前，唯一头痛的问题，就是脑袋瓜后头的那一根辫子。自费生可以比较果决，像顾维钧和蒋梦麟都是出国前，在上海就把辫子剪掉了。从今天看回去，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人会把辫子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顾维钧回忆他的母亲看到他剪掉辫子以后，为之失声痛哭。就连蒋梦麟自己，也形容理发师的大剪刀搁在他辫子上的一刻，他“仿佛就身在断头台上——一股寒气串身”。[5]与之相较，公费生就没有这个自由了。像胡适、赵元任这些在1910年放洋的第二批七十名庚款留美学生，各个都拖着一根辫子，浩浩荡荡地到了美国。根据胡适晚年的回忆，他显然在美国把辫子剪掉以后，还把它寄回家保存起来：“我十九岁还不到就出国的，那是宣统二年。我记得我的头发剪断后寄到家中保藏起来。”[6]
他们所搭乘的邮轮都是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那些名为“中国号”、“南京号”或“满洲号”的邮轮，实际上也是美国“太平洋航运公司”（Pacifc Mail Steamship Company）所属的。[7]这些邮轮的路线通常是先从上海抵达日本的长崎、神户和横滨，然后取道夏威夷，最后再直驶旧金山。胡适这批批庚款生所搭乘的“中国号”，赵元任在回忆录里说是一艘一万吨的邮轮，胡适则说它只有几千吨。他们在8月16日起航，第一站就是长崎。[8]在长崎，他们上岸作了游览。第二站是神户，由于他们在神户停留的时间太短，只够他们飞快地浏览了一下布引（Nunobiki）瀑布。等他们抵达横滨，船长给了他们一个好消息：“‘中国号’下礼拜三[8月24日]下午三点整，准时出航。”这等于是意外地给了大家时间，让他们到东京去作游览。
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也跟大伙儿们去了东京，但我们知道在长崎、神户、横滨，他都上岸作了游览。在横滨的时候，就在邮轮快开之前，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任鸿隽突然出现，让他在惊喜之余，跟他倚着船舷，有了几分钟的交谈。胡适1915年8月底，要离开旖色佳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之前，曾经跟任鸿隽有诗唱和，回忆了这件事。任鸿隽的诗云：“秋云丽高天，横滨海如田，扣舷一握手。”胡适的和诗比较详细：“横滨港外舟待发，徜徉我方坐斗室。柠檬杯空烟卷残，忽然人面过眼瞥。疑是同学巴县任，细看果然慰饥渴。扣舷短语难久留，唯有相思耿胸臆。”[9]
徐然与张履鳌在他们所合写的《1910年庚款生》赴美记里，说由于他们的邮轮延迟到8月24日下午才从横滨开船，让他们有了三天的时间去东京游览。这个“三天”的说法，是大略的说法，其实只有两夜三天。胡适晚年的回忆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他说他们到横滨的日子是8月29日：“那天（八月廿九日）船到横滨，看见岸上的日本人，疯狂的发号外。到处挂满了国旗，成千成万的人在狂欢着，原来是宣布高丽并入日本本国的一部分，就是说高丽正式亡国的一天。”[10]胡适说那天是韩国的亡国日，这个记忆是正确的，因为看见日本人在游行庆祝韩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这个印象不容易磨灭。但是，他记的日子是错的。韩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是在8月22日。这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大概可以确定他们的邮轮是在8月22日抵达横滨，然后在8月24日离开横滨直驶夏威夷。
胡适对日本的印象并不好。他觉得他所看到的日本，还远比不上当时的上海和天津。当然，胡适对日本的印象，也很有可能是典型的三棱镜（prism）作祟之下的产物。这三棱镜的组合，是传统华夏天朝中心观之下对日本的鄙夷之心，以及他当时强烈的爱国心：
过日本时，如长崎、神户、横滨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属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于世界，此岂[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呜呼！伤已！[11]
胡适他们这一行庚款生所搭乘的“中国号”邮轮，在8月24日离开横滨以后，就直驶向夏威夷。在这大约一个星期的航程里，日子绝不是单调和无聊的；这些横渡太平洋的邮轮，除了丰盛的餐饮以外，还为旅客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从扑克牌、麻将、推圆板（shuffeboard）、掷圆环（quoit）、到后来才有的电影。其中，留学生所唯一没有尝试的，大概是社交舞。比胡适早两年留美的蒋梦麟在回忆里说，在1908年赴美的邮轮上，那最让他目瞪口呆的是社交舞。他说：“对于一个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长大的我来说，我一开始真的是无法接受。然而，我多看了几次以后，还是能看出其优美的地方。”[12]一直到1924年，一个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中国最洋化的大学——的毕业生，还会在他的游美纪行里说：“晚餐后在甲板上的舞会是外国人的娱乐。”[13]
胡适也写过片断的游美纪行的回忆。他说：“那年我们同时放洋的共有七十一人……船上十多天……我是一个爱玩的人，也吸纸烟、也爱喝柠檬水、也爱打‘五百’及‘高、低、杰克’等等纸牌。在吸烟室里，我认得了宪生，常同他打‘Shuffe Board’；我又常同严约冲、张彭春、王鸿卓打纸牌。”[14]当时的胡适的样子，赵元任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他给人的印象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当时大家都留着辫子，胡适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把辫子拿掉。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15]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留美的学生等于是自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固然自以为是天之骄子，人们也视其为天之骄子。他们在上海出航以前，就有各界的欢送会。路过夏威夷的时候，有夏威夷中国学生联合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接待，抵达美国的旧金山或者西雅图，也一定会有更大规模的欢迎接待活动。这种欢迎的活动制度化以后，一般是两到三天。接待的单位也颇为庞大，其骨干除了最早就从事接待、而且最为热心的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外，当然包括了“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以及“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Chinese Students’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1911年的欢迎会，还包括了一项新鲜的活动，由旧金山的商人招待留学生坐汽车游览旧金山市区及金门大桥。[16]年的汽车游览活动，气派更大，总共动用了五十部汽车。[17]
胡适他们这一批留美生当然也不例外，沿途受到欢迎接待。“中国号”还没到夏威夷，邮轮上的庚款留美生就收到了夏威夷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欢迎电报。“中国号”才一停泊在檀香山港，夏威夷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就带着庚款生参观州长官邸、中国领事馆、博物馆、水族馆以及有名的卡外阿好修道院（Kawaiaha’o Seminary）。徐然与张履鳌在《1910年庚款生》赴美记里，描写他们是如何依依不舍地离开檀香山，以及他们抵达旧金山所得到的欢迎：
没心肝的“中国号”邮轮的笛声，把我们叫离了夏威夷的大都会。我们只好在我们飘摇着的海上堡垒里，和蓝天和大海又作伴了一个星期。唯一能够消解旅途的单调的，只有做梦、玩游戏、读点消遣的东西。一直要到九月十日抵达美丽的旧金山，我们的旅途方才告终。一下船，各界代表就给了我们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节目。我们在旧金山的三天，就跟在故乡过年一样，令人难以忘怀。
由于每年夏天都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抵达，从1909年开始，每年最大的一批就是庚款生，后来就是清华留美生。这些欢迎团体跟美国政府，以及轮船、铁路运输公司就商量好了办法，在火车上安排了专门车厢，来运送那些须要继续往东，到其他西部各州、中西部，甚至东部入学的中国留美生。胡适他们这一行必须继续往东前进的学生，有余日章作陪伴。余日章当时是“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的副总干事，特别从美国东岸来到旧金山，陪伴这些学生东行。欢迎接待新生的活动，并不止于美国的西岸。芝加哥是一个大站，也是中西部“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欢迎新生的一个重镇。比如说，1911年9月，中国留学生专车抵达芝加哥的时候，在火车站欢迎他们的有五十人之多。迎新的节目，除了例行的欢迎演说、午餐以及简短的余兴节目外，还包括游览芝加哥市区、参观芝加哥大学。[18]我们从下述胡适给他在中国的四个朋友的信里，可以知道他1910年抵芝加哥的时候，应该也受到了同样热烈的招待。
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秘书兼庚款生监督容揆的报告，第一与第二批庚款生共116名：第一批47名；第二批69名。第二批原来是70名，显然少了一个。其中，19名就读纽约州的康乃尔大学，人数最多。密西根大学次之，有16名；伊里诺大学第三，有14名；维斯康辛州第四，有13名。[19]这是中国留学生拥入美国中西部的全盛期的开始。根据康乃尔大学中国同学会1910年秋天的一份报告，也就是胡适入学以后，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居全美之冠，共有49名；纽约州的哥伦比亚大学居次，有39名；伊里诺大学与维斯康辛大学再次，各有30名。除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其他三个大学，都以农科学生居多。哥伦比亚大学则几乎有一半的中国学生是念政治和矿科。[20]
徐然与张履鳌说，1910年的第二批庚款生在旧金山停留了三天。胡适在给中国四个朋友的信上则说是两天。他说，他们继续东行的学生，在火车上过了四天才到芝加哥。再过一天，也就是9月18日，当天是中秋节，才到康乃尔大学所在的旖色佳。“途中极蒙学界欢迎，每至一城，可不费一钱而得周游全市。”[21]他在给他的叔叔胡近仁的信，除了报平安以外，也透露了他得偿留美之夙愿的踌躇满志之情：七月十二日（8月16日）去国，八月七日（9月10日）抵美国境，中秋日抵旖色佳城。计日三十三昼夜，计程三万余里，适当地球之半。此间晨兴之时，正吾祖国人士酣眠之候；此间之夜，祖国方日出耳。乘风之志于今始遂，但不识神山采药效果如何，又不知丁令归来，能不兴城郭人民之叹否？[22]
图5 1910年秋初抵美国所摄。前排：右二是胡明复、右三是胡适、左三是周仁；后排：左一是陈茂康、左三是赵元任。（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1] 笔者中国留美学生未刊书稿，“Educating‘Pillars of State’in the‘Land of the Fre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5-1931，”Chapter 1.
[2]“Not Question of Race, But of Roo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1（November 1910），p.102.
[3] 详情请参阅笔者的“Educating‘Pillars of State’in the‘Land of the Fre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5-1931，”Chapter 2.
[4] The Asian American Encyclopedia（New York：Marshall Cavendish，1995），V.I，“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32-35；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New York：Harper＆Row，1980），188-189.
[5]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一分册，页23。Chiang Monlin, Tides from the West（Yale，1947），p.67.
[6]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5月16日，页194。
[7] 美国“太平洋航运公司”从1867年开辟了旧金山到上海的航线。1915年，旧金山的华侨集资买下了“太平洋航运公司”的太平洋航线，成立了“中国航运公司”（China Mail Steamship Company）。但是，“中国航运公司”的船只是在美国注册，挂的是美国旗。后因资本不足、经营不善而失败。请参阅Chong Su Se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19），页292注释；又The Asian American Encyclopedia（New York：Marshall Cavendish，1995），V.I，“Chinese Americans，”241.
[8] 以下叙述胡适等人所搭乘的“中国号”赴美的情形，除非另有注明，是根据Ts-zun Z.Zee and Lui-Ngau Chang，“The Boxer Indemnity Students of 1910，”pp.17-19.
[9]《胡适日记全集》，1：203，213.
[10]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5月16日，页180。
[11] 胡适致胡绍庭、章希吕、胡暮侨、程士范，无日期，美国旖色佳邮戳日期是1910年9月25日，《胡适全集》，23：23.
[12] Monlin Chiang, Tides from the West：A Chinese Autobiography（New Haven, Conn.：Yale Univ.Press，1947），p.67.
[13] Ken Shen Weigh，“Our Trip to Americ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X.3（January，1925），p.28.
[14] 胡适，《追想胡明复》，《胡适全集》，3：862-863.
[15] 冯爱群编，赵元任，《回忆胡适》，《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2），页40。
[16] Y.Y.Tsu（朱有渔），“Welcoming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of 1911，”Monthly 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ents’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October，1911），9-14（本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RG 13，1-12）.
[17]“The Student World：Berkeley, California，”The Chinese Students'Christian Journal, VI.2（November，1919），p.114.
[18] Y.Y.Tsu，“Welcoming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of 1911.”
[19]“Of Interest to Chinese Students：No Money for Private Students Yet，”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1（November 1910），p.101.
[20]“Club News：Cornell Ha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Chinese，”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2（December 1910），p.199.
[21] 胡适致胡绍庭、章希吕、胡暮侨、程士范，无日期，《胡适全集》，23：22-23.
[22] 胡适致胡近仁，重九（1910年10月11日），《胡适全集》，23：24.
“文章真小技”、“种菜种树”以救国
我们在上节提到胡适给中国四个朋友的信。胡适写那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在康乃尔大学的农学院办完了注册的手续：
学生三千余人，中有吾国学生约五十（并新生而言），弟已得大学许为正科生，专习农科Agriculture。此校农科最著名，为国家科大学。凡农科学生概不纳费，即此一项，一年可省百五十金，可谓大幸。[1]
胡适晚年在台湾的一个演讲里，也解释了他当时选农科的原因：
家兄……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作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当时我同许多人谈谈这个问题，我以铁路矿冶都不感兴趣。为免辜负兄长的期望，决定选读农科，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同时美国大学农科是不收费的，可以节省官费的一部分，寄回补助家用。[2]
胡适这个学习农科的决定，很可能并不是出国以前完全底定的。我作这样的推测，是因为他在出国的行囊里，居然带了一千三百卷线装书。他给前引胡近仁的信上说：“此行携有古籍千三百卷，惟苦暇日无多，不能细细研读，甚恐他日学殖荒落，有手生荆棘之惧也。”他这一千三百卷线装书的数目，恐怕不是夸张之词。一旦决定学农，他便开始把这些书分送给朋友。1917年6月1日，胡适回国前写给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的一首诗云：“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3]
现存的《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天的日记是1911年1月30日。当天是第一学期期末考的第一天。换句话说，已是第一学期的尾声。由于胡适之前的日记已经不存，我们因此完全不知道他在康乃尔大学第一学期前大半部的情形。我们知道胡适进康乃尔大学那一年，以新生的数目来说，文理学院最大，有329名新生，胡适就读的农学院次之，有321名新生。但如果把一、二年级的学生合并计算，则机械工程学院最大，有1，060名学生；文理学院次之，有956名学生；农学院第三，有688名学生。[4]根据该年12月7日的《康乃尔校友通讯》，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有1，230名学生，是全美国学生最多的农学院。[5]无怪乎胡适在给上述四个国内朋友的信里说：“此校农科最著名。”
康乃尔大学1910年度开学的第一天是9月30日。这个二十世纪初年的行事历跟今天的康乃尔大学相比，可以说是晚了一个月才开学。不但如此，胡适进康乃尔大学的那一年，康乃尔刚开始实行新的学期制度，第一学期一直要到一月才结束。换句话说，学生在过了圣诞节的假期以后，还要回到学校上三个半礼拜的课，然后才考期末考。[6]这个制度很类似哈佛大学到今天仍然采用的制度，但康乃尔大学今天已经不使用了；康乃尔大学现在的学期制度跟大部分的学校一样，第一学期是在圣诞节以前就结束了。由于这个新制的实行，胡适在康乃尔第一学期期末考的第一天，1911年1月30日——目前所存胡适第一天的《留学日记》——刚好就是农历的新年。当天考的是生物。农历新年还得考试，使得胡适在哭笑不得之余，写了一首诗自况：
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
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7]
胡适在这首诗里所指的“奇书”，是他买的一套丛书，刚好当天送到。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如此地描述了这套丛书：
今日《五尺丛书》送来，极满意。《五尺丛书》（Five Foot Shelf）又名《哈佛丛书》（Harvard Classics），是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鹗（Eliot）主编之丛书[1909年出版]，收集古今名著，印成五十巨册，长约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
胡适才刚进康乃尔大学的农学院，就买了这套《五尺丛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意味着说，虽然他进了农学院，他并不想只过“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的生活，而毋宁是像传统理想里所说的耕读并修的生活。或者，像他跟梅光迪说的，“要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8]
我们从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成绩单，可以知道他第一学期选了四门课：“英文一”、“植物学一”、“生物一”以及“德文一”。由于现存的《留学日记》是从他第一学期期末考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不知道他上课的情形。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第一学期的成绩：“英文一”，他得了80分；“植物学一”，82分；“生物一”，75分；“德文一”，90分。[9]胡适第一学期的德文显然念得很好，曾经考过全班第一名。他显然在家信里报告了这件荣誉，所以他母亲在回信里勖勉他说：“德文乃新入门，遂考得全班之冠。可见学问无穷，只需专心一志，未有不成就也。”[10]
期末考结束四天以后，第二学期就开学了。胡适在康乃尔的第二学期选了六门课，其中，“英文一”、“植物学一”、“生物一”，似乎是一学年的课，是上学期的继续；“德文二”、“植物学二”以及“气象学一”则似乎是以学期计的。他在1911年春天的《留学日记》里提到的书，绝大多数都是课堂上必读的书。比如说，根据英文系的课程规划，“英文一”要读的书包括：三个莎士比亚的戏剧、五本近代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和散文。[11]胡适在《留学日记》里列出来的书，“英文一”是：四个莎士比亚的戏剧，亦即《亨利四世》、《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无事生非》；培根的散文以及Joseph Addison与Richard Steele所编的《旁观报论文集》（Spectator）。在“德文二”课上则读了Heinrich Seidel（赛德，1842-1906）所著的《虚馨传》（Leberecht Hühnchen）、Gottfried Keller（凯勒，1819-1890）所著的《人靠衣装》（Kleider＆nbsp；Machen Leute）、Gotthold Lessing（莱辛，1729-1781）所著的《敏娜传》（Minna von Barnhelm）以及歌德的《赫曼和多罗西亚》（Hermann and Dorothea）。在“生物一”的课上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然而，天才又好学如胡适，读课堂上必读的书对他来说，是游刃有余。所以，他还是继续他出国以前的习惯，广泛地涉猎群书。他在1911年2月初，第一学期期末考结束以后，就跟一个美国友人艾司（Ace）进城去买了一本拉丁文法的书，因为艾司答应要教他拉丁文。[12]年暑假的时候，虽然他选了一门化学课，他还去买了一本希腊文法的书来自修。[13]不但如此，他在1917年那首诗所写的“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也不见得是实情。我们从他的《留学日记》知道他在农学院的时候，还时常在课余读他带到美国去的线装书，如：《左传》、《古诗十九首》、《杜诗》、《诗经》、《说文》、《水浒》、《王临川集》、周星誉的《鸥堂日记》、《陶渊明诗》、《谢康乐诗》、《荀子》。除此之外，胡适甚至还能找出时间练字。他从朋友那儿借来颜真卿的《元次山碑》来临摹。[14]
胡适第二学期的课显然重一点。他在开学两个星期以后的日记里说：“下学期之课虽未大增，然德文读本《虚馨传》，英文Henry IV[《亨利四世》]，皆需时甚多；又实习之时间多在星期一与星期二两日，故颇觉忙迫。”[15]胡适虽然人在农学院，但他对农学显然从一开始就兴趣索然。他在日记里一再地提到英文、德文以及其它文学的课程。相对地，他提到农学院功课的地方很少，最多只是说他作了生物学或植物学的报告。比较特别的有两则：第一则是1911年4月12日的日记：“今日习农事，初学洗马，加笼辔，驾车周游一周。”[16]有关这个洗马、驾车的故事，胡适1952年在台湾做的一篇演讲里也提起过，只是在时间上，他显然是记错了。1911年第二学期开学的日期是2月13日，他在日记上说他第一次学习洗马、驾车是在4月12日。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他进农学院以后的第二学期第八个星期以后，而不是他记忆中所说的第一学期的第三个星期：
进农学院以后第三个星期，接到试验系主任的通知，要我到该系报到实习。报到以后，他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说：“我不是种田的。”他又问我：“你作什么呢？”我说：“我没有作什么，我要虚心来学，请先生教我。”先生答应说：“好。”接着问我洗过马没有，要我洗马。我说：“我们中国种田，是用牛不是用马。”先生说：“不行。”于是学洗马，先生洗一半，我洗一半。随即学驾车，也是先生套一半，我套一半。[17]
第二则是5月15日的日记：“生物学课观试验脑部，以蛙数头，或去其头部，或去其视观，或全去之，视其影响如何，以定其功用。”[18]他在日记里所显示的兴趣，毕竟还是在文学方面。比如说，由于他英文课的成绩一直保持得很好，期末考于是得以免考，他在6月3日的日记里说：“本学期英文科，余得免考（Exempt），心颇自喜。实则余数月以来之阴大半耗于英文也（每学期平均分数过八十五分者得免大考）。”[19]我们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知道胡适这时已经开始试写英诗了。他在5月29日的日记里说：“夜作一英文小诗（Sonnet），题为‘Farewell to English I’[《挥别‘英文一’》]，自视较前作之《归梦》稍胜矣。”[20]可惜这两篇今皆已不存。
1911年康乃尔大学第二学期在6月3日结束，期末考在6月5日开始。胡适第二学期的成绩如下：“英文一”，89分；“植物学一”，80分；“生物一”，82分；“德文二”，80分；“植物学二”，64分；“气象学一”，70分。[21]胡适在期末考结束以后，就去了宾州的孛可诺松林城（Pocono Pines）参加“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举办的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里，胡适几乎皈依基督教，这我们将在第五章再分析。总之，他回到康乃尔以后，那年夏天的暑期班，他选修了“化学A”，7月5日开始上课，8月16日结束，当天，是他乘坐“中国号”离开中国的一周年。他在“化学A”这门暑期课所得的成绩是73分。[22]
对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来说，1911学年度是一个转捩点。康乃尔大学的农学院原来是免学费的。然而，由于学生人数暴增，从1909年的932名学生，增加到1910年的1，254名，增长幅度达到25%。于是，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决定从1911年秋季班开始，向非纽约州居民的学生收取学费。[23]北京的胡适档案里，藏有一张康乃尔大学向胡适收1911年秋季班学费的通知条，是美金55元，外加1910年度上下学期的学费美金100元，总计是155美元。[24]虽然这张学费通知条上没有时间的注记，我们可以假定这是胡适从农学院转到文学院以后才收到的学费通知。根据新规定，他从1911学年度开始，就必须付学费。同时，根据康乃尔大学的规定，学生如果从免学费的学院转到须缴学费的学院，就必须补缴学费。[25]胡适从农学院转到文理学院是1912年初，也就是1911年第二学期的事。
康乃尔大学1911年度的秋季班在9月27日注册，次日开学。我们不知道胡适最初选的课是哪些。从他在开学那几天的日记来看，他原来的计划不但选了“经济学一”，而且也想旁听几门英文课——“演说”、“英诗”及“英文散文”。然而，他很快地就放弃了这个计划。“经济学一”才上了几天，就被迫退选，原因是：“经济学第一课宣言农院二年生不许习此课，以人太多故也。”[26]想旁听的英文课，也因为课业太忙，而只好泰半放弃：“今年每日俱有试验课。上午受课稍多，竟不暇给；惧过于劳苦，自今日为始，辍读演说及英文诗二课，而留英文散文一科。”[27]胡适在这学期所选的课有：“地质学一”、“化学B”、“植物生理学七”及“果树学一”。以他在这学期所选的课程来说，这是胡适真正踏入农学的开始。然而，讽刺的是，这也注定是胡适在农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他这些课所得的成绩如下：“地质学一”，75分；“化学B”，85分；“植物生理学七”，77分；“果树学一”，76分。[28]胡适在农科方面的学习成果，用他晚年在《口述自传》里的话来说：“我考试的成绩还颇像样的（fairly successful）。”[29]
1911年秋天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第三个学期。9月28日开学，两个星期不到，辛亥革命就发生了。胡适在为辛亥革命而雀跃的同时，却为自己学业的问题而烦恼。他是该继续学农？还是应该转他的主修专业？或者甚至应该转学？胡适对自己学农，很可能从一开始就雅不情愿。他1911年6月去孛可诺松林城参加“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举办的夏令营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章希吕，在这封信的结尾，突然冒出了一句：“适有去Cornell[康乃尔]之志，不知能实行否？”[30]当时，他已经念完了第一学年。凡是了解美国大学学制的人，都知道转学必须在一年以前就进行的。他当时如果真想要转学，就必须等到该年秋天申请下学年度想转去的学校。不管他1911年秋天开学以后，是否仍有转学的念头，农学对他来说，显然已经失去了足以让他继续受苦受难的理由。
我们从梅光迪在1912年1月17日给他的信看来，胡适最后的决定是转系而不是转学。梅光迪在这封信里极力赞成胡适转系。他说：“来书言改科一事，迪极赞成……足下之材本非老农，乃稼轩[辛弃疾]、同甫[陈亮]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他甚至预言：“足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31]然而，从胡适在该年2月6日给章希吕的信看来，即使胡适决定转系，他的兴趣显然也不在哲学，而毋宁是在政治文学。有关这点，我们会在第五章再分析讨论。胡适在这封信里说：“适已弃农政习哲学文学，旁及政治，今所学都是普通学识，毕业之后，再当习专门工夫，大约毕业之后，不即归来，且拟再留三年始归。然当改入他校，或Harvard[哈佛]或Columbia[哥伦比亚]或入Wisconsin[维斯康辛]（在中美为省费计）尚未能定，因Cornell[康乃尔]不长于政治文学也。”[32]康乃尔大学在该年的2月19日批准胡适从农学院转到文学院。[33]
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决定转系是在1911年秋天，也就是他在康乃尔的第三学期。而那转系促因，就是他那学期所选的“果树学一”。胡适在他晚年所作的《口述自传》里，举了三个决定转系的根本理由。第一，是他从小对中国哲学与历史的兴趣；第二，是辛亥革命。因为他到处去演讲，讲中国的现况，使他必须去了解中国近数十年的历史和政治；第三，在康乃尔大学读了英、法、德三国的文学，使他对中国文学兴趣的复苏。然而，最有趣的是，他在讲述这三个理由之前，先讲了他在“果树学”课上滑铁卢的故事。这个故事他把它当成笑话来讲，是他晚年演讲的时候，拿来劝人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性向择业的经验谈。然而，在康乃尔大学身历其境的他，恐怕就没有那么轻松了。试想年轻时候的胡适，已经念了三个学期农学院，一旦发现所学非己所长，那种恐惧、茫然、失去自信、觉得虚费了光阴、何去何从、仿如世界末日到来的心情，可能只有在大学转系、特别是出国以后转系、转行的人才能深自体会的。
我们看胡适是怎么从他上“果树学一”的课，领悟到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都不在农业上：
“果树学”……是一门研究果树培育的科学，在纽约州等于就是苹果培育学。等我们学了果树培育的基本原理以后，每周都一段实习的时间，把课堂上所学的，拿来应用。而就是这些花在果树实习的时间，让我决定放弃农学的……每个学生都会分到三十个或三十五个苹果，根据果树学手册上所列出来的“特征”来分类：例如茎的长短，果腔的形状，苹果的角和圆度，果皮的颜色，果肉的种类——把果皮切开一小片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果肉是软的还是脆的、甜的还是酸的。这些分类的特征相当笼统。我们这些对苹果所知无几的外国学生，作这苹果分类的工作非常辛苦。但对美国学生来说，这就易如反掌。他们知道一般常见的苹果的名字，所以他们只须要翻到书后的索引；从俗名，他们就可以很快地找到学名。如此，他们就可以一一地把分类表填好。在短短的时间里，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轻易地把三十几种苹果分类好。因为他们不用把苹果切开，那会氧化变色，所以他们就把那些苹果，塞入大衣口袋里，一个个快快地离开了实验室扬长而去。可怜我们三两位留在实验室里的中国同学。我们绞尽脑汁，根据手册去分类，结果多半还是错的，我们得到的成绩不好。
在这些果树学的实习阶段以后，我开始问我自己：我勉强自己学我完全没有兴趣的农科是否是错的？我背离了我早年的思想背景和训练，以及我新发现的兴趣和能力是否是错的？这门果树学——特别是那些实习——帮助我作了我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