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尔大学1912学年度第二学期在2月12日开学。注册组在2月19日批准胡适从农学院转到文学院。可惜的是，就在这个关键点上，胡适的留美日记再次从缺。胡适的《留学日记》在两个关键点上都刚好缺漏。第一个关键点是他初抵美国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从农学院转到文学院的时候。这第二次缺漏，足足缺了将近一年。从1911年10月3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到1912年9月25日新学期的注册日。这个文献上的缺漏没有补救之道。更可惜的是，胡适重新拾起日记之后，记载的内容也产生了变化。在这以前，胡适的日记是逐日记载，流水账式的。虽然只是提纲挈领，但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按日索迹的素材。从这以后，胡适的留学日记变成了他的“思想札记”，用他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的话来说，是他“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1]优点是比较深入，留下了他思想变化的轨迹；缺点则是失去了日记特有的日程记录。我们只能从别的资料来补足、重建胡适在这一段时期的留学生活。
人文素养的基础教育
胡适在决定转系以后，给他在国内的朋友章希吕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再次证明了胡适聪颖、观察力过人的所在。他说：“适已弃农政习哲学文学，旁及政治，今所学都是普通学识，毕业之后，再当习专门工夫。”[2]短短几句话，就道出了美国大学教育的传统。美国大学的教育，特别是那些以人文素养为重的学校，是通才教育，其目的在为学生奠立基础的知识，养成理性思考的习惯。所以美国大学的专业科目通常只占毕业总学分的三分之一，刚好跟承袭了欧陆系统的中国大陆及台湾专业科目学分占毕业总学分三分之二以上的学制相反。因此，所有在大学时代就留美的中国学生，如果他们选修许多专业以外的课程，这并不表示他们的兴趣特别比其他人广，而只不过是遵从了美国大学学制的规定，反映了美国大学通才教育培养人文素养的理念而已。至于专门之学，就像胡适所说的，是大学毕业以后进研究所的追求。美国所谓的人文教育，承袭了西方从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主要包括文学、语言、哲学、历史、数学和科学。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成绩优异。他跟赵元任在1913年同时被选为美国“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Phi Beta Kappa）的会员，[3]获得象征该会的希腊字母ΦВК的金钥一把。ΦВК的意思是：求知欲是人生的向导。
关于康乃尔大学的通才教育，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有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这是他晚年的夫子自道，有事实基础，但也有选择的记忆，更有他替将来要为他立传的人预先设定好的自我标签：
转到文学院的时候，我已经选了足够的学分来满足英国文学的“学程”（sequence）——即在一系选满了二十个学分。在文学院，一个学生要选满一个“学程”才可以毕业。我毕业的时候选满了三个“学程”——哲学心理、英国文学、政治经济——所以，我从来就不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我从文学院毕业的时候有三个“学程”的事实，就在在地预指了我日后思想的发展。我有时称我自己为历史家，有时称我自己是一个中国思想史家，但从来就没有自称为哲学家，或任何其它专业的从事者。今年是1958年，我已经六十六岁半了，但我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
胡适在这段《口述自传》里所说的“事实”是他修满的“学程”。就像唐德刚在翻译《口述自传》时就已指出的，“学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major）。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修满了三个“学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有三个“专业”。他说：“转到文学院的时候，我已经选了足够的学分来满足英国文学的‘学程’。”这句话也几近“事实”，因为他说一个“学程”要二十个学分，他当时已经修满了十九个学分：“英文一”上、下学期各四学分、“德文一”六学分、“德文二”五学分，共十九学分。这段《口述自传》里的“选择的记忆”是指他有意淡化他的哲学专业，凸显出“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专业”，而最有意思的，是完全不提他所选的历史课。事实上，胡适一生中几乎没有在其他地方提起过他心理学的教育背景，而且，他从来就不喜欢经济学。他在1939年8月24日给韦莲司的信里甚至说：“我一直觉得经济学的理论很难懂。我的经济学是跟艾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1874-1971，纽约有名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创办人之一；这个机构2005年改名为“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学的。他是一个好老师，可是他从来没有教懂我经济思想的各个学派。经济理论对我来说太过抽象，而我又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4]胡适后来在《口述自传》里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
艾尔文·约翰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经济理论教授。我很惊讶我听了他两年的经济理论的演讲，却一点收获也没有。所以，我的结论是：不是经济理论出了问题，就是我有问题……很显然地，一定是我的脑袋的问题，才使我在研究所学了两年的经济理论，却居然一无所获。[5]
胡适不喜欢或者弄不懂经济理论，是一件有意味的事。因为一生动不动就喜欢祭出科学这面大旗的他，却对社会科学里最亟亟于挤进“科学”行列的经济学进不了门。无论如何，胡适对韦莲司说他“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夫子自道，这跟他终于离开唯心论大本营的康乃尔，以及他一生鄙夷唯心论、形上学有很大的关系。
胡适为什么会作这样子的“选择的记忆”，或者，更确切地说，“选择的陈述”？他的目的就是淡化他哲学的背景，在挡将、谢绝世人给他的“哲学家”的称号。要达成这个目的，还有什么比他亲自出面，用夫子自道的方法来扫清所有误解和瞎说更有效的呢？于是他就搬出了他大学毕业时有三个专业的“事实”；故意漏掉他选的历史课，却又常称自己是一个“历史家”；然后再故弄玄虚地说：“我已经六十六岁半了，但我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这个“选择的陈述”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撇清他跟哲学的关系，这跟他预先为后世定好自我的标签是相连的。胡适说他从来没有自称为“哲学家”，这是不符事实的。他说过，甚至到了1940年代还再说。重点是，胡适从1920年代初期开始，有过一段对哲学极端排斥的阶段，在1929、1930年，他在诸多场合还说过“哲学破产”、“哲学取消”等语惊四座的名言。他的“哲学破产”论是他从实证主义哲学，以及他对杜威的哲学重建论里寻思演绎出来的。杜威如果知道他所演绎出来的结论，一定会斥为荒腔走板。但这是后话。
转到文学院以后，胡适所选的课，就是依循着这个人文教育的传统，而且完全符合他写给章希吕信上所说的三个大方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文学方面，他继续研修从大一开始就喜欢的英文系的课。1912年第二学期选了“英文二：十九世纪散文”（Nineteenth Century Prose），这门课他得了86分。“英文38b：十八世纪英诗”（Eighteen Century Poetry），主要读的诗人包括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詹姆斯·唐森（James Thomson，1700-1748）、汤姆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奥立佛·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英诗这门课，胡适得了83分。
“演讲术A”（Public Speaking A）是胡适在1912年暑期班所选的一门课。它虽然不能算是英文系的课，却是胡适英文教育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胡适为什么会选“演讲术A”这门课呢？这跟他在旖色佳及其附近城镇的演讲活动是有关的。我们在第四章描述胡适为什么转系的时候，提到胡适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美国人好奇，想要多了解中国的事物，他被中国留学生当中的演讲大师蔡光勚物色为他的接班人。胡适是一个好强、做事认真的人。为了作好演讲，他去选了演讲术的课。有关选修“演讲术A”以及初上这门课时所犯的怯场惊风症（stage fright），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回忆：
我还没学如何作公开演讲以前，就开始演讲中国的事物了。所以，我在1912年夏天决定选一门演讲术的课。我的教授，艾佛瑞特（G.A.Everett）教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暑期班七月开始。第一次被叫上台去作演讲的时候，我居然浑身发抖。我在那以前虽然作过几次演讲，但这是我第一次在演讲课上对大家作演讲。那是一个燥热的七月天，我却觉得其寒无比。我的脚抖得我必须用手抓住一个小桌子，才有办法去想我准备好的稿子。艾佛瑞特教授注意到我的手紧抓着桌子。所以，下一次轮到我演讲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桌子给搬走，强迫我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倚靠的情况下想我的稿子。我想着稿子，就忘了我冰冷的脚，也就不再发抖了。这是我受过训练以后的公开演讲生涯的开始。[6]
结果，“演讲术A”是胡适在当年暑期班所选的课里成绩最好的一科，得了87分。
1912学年度的第一学期，胡适第一次没选他一向最喜爱的英文系课程。事实上，胡适注册时选了一门英文写作课。只是他在9月27日去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失望地发现这门课所教的，并不是他想学的论说文习作。他在《留学日记》里说：“英文课。予初意在学作高等之文。今日上课，始知此科所授多重在写景记事之文，于吾求作论辩之文之旨不合，遂弃去。”[7]一直要到1913年的春季班，胡适才又选了英文系的课：“法文一”，他得80分；“英文41：到1642年的英国戏剧”，他得96的高分；“英文52：维多利亚文学”，他得88分。
1913年的夏天，胡适又选了三门暑期班的课，这三门课的成绩都很好。第一门是“教育学B：教育史”。这是一门教育通史的课，从古希腊、欧洲一直到当代美国教育的思潮和制度的演变，包括福禄贝尔、蒙特梭利等新教学法。这门课胡适得85分。第二门课是“演说与写作C：即席演说”。这门课胡适得94分。第三门课是“英文K：莎士比亚悲剧”。在这门课堂上，学生精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塞罗》、《李尔王》以及《马克白》。胡适这门课得94分。[8]
胡适最后一次选英文系的课是在1913年秋天。他在那学期选的是：“英文52：维多利亚文学”，这门课是给高年级以及研究生上的课。由于当时胡适已经是研究生了（详见下文），而且这门课主要是给研究生上的，所以不打成绩，而只是注记：“通过”（OK）。
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第二个专业是政治经济。他第一次选政治经济方面的课是在1912年的春天：“政治学51：经济学入门”，其实是经济学。这门课是康乃尔大学那位后来活到103岁的经济学教授威尔恪思（Walter Wilcox）教的。胡适这门课得75分。[9]该年夏天的暑期班，胡适选了他的第二门政治经济方面的课：“财政学F”。这门课，他得77分。看来，胡适经济学学不好不能全怪艾尔文·约翰逊教授。他上其他教授经济学的课，成绩也不算好。
胡适在1912年秋天选了两门政治系的课。这两门政治学的课原来是预定由精琪（Jeremiah Jenks）教授开的。精琪教授是货币专家，他在1904年作为美国政府的币制改革专使，到中国和清政府谈判，要中国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制。因为精琪教授在1912年转到纽约大学任教，康乃尔大学就在该年秋天新聘了山姆·奥兹（Samuel Orth）教授来担任精琪教授的课。由于课程表早在六月就已印就，奥兹教授又是临时上阵，我不能确定胡适那学期成绩单上所列出来的“政治学53a”以及“政治学62”，是不是就是该年六月印就的课程表里所列出来的精琪教授的课：“政治学53a：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学62：企业管理原理”。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他选了奥兹教授的“美国政党”（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的课。美国政党这门课，在1915学年度以后所印的课程表都是列为“政治学60：美国的政党制度（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讲授者就是奥兹教授。1915学年度的“政治学53a：政治制度”也是奥兹教授教的。因此，我假定胡适在1912年秋天所选的两门政治学的课都是奥兹教授教的，而且，我进一步假设他成绩单上所列的“政治学62”，应该就是后来的“政治学60：美国的政党制度”。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提到了奥兹教授，他说：“我记得我是在那个令人难忘的1912年的夏天，选了他的‘美国政党’那门课。”[10]必须指出的是，胡适选这门课的时间，《口述自传》的原稿上是正确的，也就是1912学年度。但胡适后来用笔划掉，改成“令人难忘的1912年的夏天”，变成了是暑期班的课。胡适之所以会称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1912年的夏天”，可能因为美国的大选一般说来都是在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决胜负。但那年六月下旬共和党在芝加哥举行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却造成了该党的分裂，致使1912年美国的总统大选戏剧性地变成了一个三雄角逐的局面。共和党分裂，是因为当时的现任总统塔伏特取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失败的老罗斯福则另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作为第三党候选人。民主党的候选人则是威尔逊。胡适把他选奥兹教授的课的时间改成该年的夏天，也许是一时的笔误，手中提的笔应该写的是选课时间，心中想的却是共和党提名大会的戏剧性结果。这一改就把时间给改错了。胡适是在该年秋天，也就是奥兹教授开始在康乃尔大学教书那一学期才选这门课的。无论如何，胡适回忆奥兹教授第一堂课的开场白倒是鲜明有趣的：
今年是大选年。我要每个人都订三份报纸（三份纽约的报纸，不是旖色佳的地方报）：《纽约时报》支持威尔逊；《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是支持塔伏特（Taft）；《纽约晚报》（The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我不能确定是否属于“赫斯特”（Hearst）系统的新闻系统[注：确属“赫斯特”系统]，该报不是一个主要的报纸，支持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我要大家订这三份报纸三个月，会打折的。在这三个月内，读所有跟选举、竞选有关的新闻。每个礼拜作一个摘要交上来。这是第一个规定。第二个规定，是在期末交一个报告，比较四十八州的“竞选经费透明法案”（Corrupt Practices Act）[1911年制定，是现行“选举竞选法案”的前身]。”[11]
更有意思的是，奥兹教授规定每一个学生都要选一个他们自己会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他说：“读这三份报纸，同时选定一个候选人作为你支持的对象。这是唯一能使你自己忘我地全神贯注在这个选举的方法。”此外，奥兹教授还规定他班上的学生必须参加旖色佳地区的每一场政治活动。胡适说他乖乖地听话，选了进步党的老罗斯福为他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每天出入都佩戴着代表进步党的“野鹿”（Bull Moose）的徽章。同时：
我1912年去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包括老罗斯福跟进步党纽约州长候选人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联袂出席的演讲会。我在旖色佳参加的活动里，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老罗斯福被刺的次日所举行的一场活动。那颗子弹不能取出，留在他的胸腔里。我去参加了这次的活动。许多教授也参加了。我很惊讶大会的主席居然是史密斯楼（Goldwin Smith Hall）的清洁工人。文学院大部分的系所都在这座大楼里。我真佩服了这种民主的精神，工友可以当大会的主席。这次大会，为本党的领袖的康复而祈祷，并通过了一些议案。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政治活动里，毕生最难忘的一次。[12]
这段回忆，又证明了回忆的不可靠。第一，老罗斯福该年并没有到旖色佳去作政见发表会。奥斯卡·斯特劳斯到旖色佳作政见发表会，也只有一次，是在该年10月9日。胡适在当天的《留学日记》记说：“山下有美国进步党（罗斯福之党）政谈会，党中候选纽约省长Oscar Straus过此演说，因往听之。”[13]如果老罗斯福也去了，胡适的日记不会不记，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报也不会没有报道。胡适在《留学日记》里记他第一次听到老罗斯福演讲是在1914年10月22日，[14]也就是1912年大选过后两年的事。总之，奥斯卡·斯特劳斯到旖色佳作政见发表会五天以后，也就是10月14日，老罗斯福就遇刺受伤了。老罗斯福遇刺以后第一次复出的演讲，是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时间是在10月30日。当天晚上，奥斯卡·斯特劳斯跟进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当然联袂出席了。但胡适当天不可能去纽约参加这个盛会，因为他在日记里记他当天去上课。同时，那场盛会的一张票可以卖到一百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三百美元。[15]其次，旖色佳为老罗斯福祈福的活动也不像胡适所回忆的，是在他被刺的第二天举行的。他在14日遇刺，旖色佳的祈福活动是在17日举行的，而且地点也不是史密斯楼，而是在旖色佳镇上的溜冰场。胡适在当晚的《留学日记》里有一段话：“夜往听此间进步党演说大会，有Judge Hundley of Alabama[阿拉巴马州的大法官亨得利]演说，极佳。”[16]第三，当晚的活动也不是由史密斯楼的工友主持的。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的报道，主席是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李蓝（O.M.Leland）教授。[17]胡适接着说那年另外一个令他难忘的政治活动，是一场辩论，哲学系的克雷登教授代表民主党，法律学院的海斯（Alfred Hayes, Jr.）教授代表进步党。[18]其实，这个回忆也不是很正确，胡适漏掉了代表共和党的物理系的许勒（J.S.Shearer）教授。[19]
如果胡适在1912年秋天这学期所选的“政治学62”确实就是“美国的政党制度”，他所得的成绩很好，是88分。他“政治学53a：政治制度”的成绩也很好，是82分。[20]年春天，胡适继续选了“政治学53b：比较政治学”，得85分。[21]胡适在1913年秋天选的是“政治学87：经济理论史”。这门课是艾尔文·约翰逊教授教的。根据课程大纲的说明，这门课：“追溯的是从重商主义到当代的经济理论。着重点在十八世纪法国英国个人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其经济社会的基础；古典经济理论的巩固；以及其受到历史、社会、政治批判以后所作的修正。”[22]我们在上文引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自谦的话，说他听了艾尔文·约翰逊教授“两年的经济理论的演讲，却一点收获也没有”。事实上，“政治学87：经济理论史”这门课他得了85的高分。胡适在1914年春天继续选了“政治学87：经济理论史”下学期的课。由于当时他已经是研究生了，他这学期所得的分数是：“通过”。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所修的最后一门政治经济的课也是艾尔文·约翰逊教授教的：“政治学88：价值与分配”。根据课程大纲的说明，这门课：“所专注的是当前经济理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其发生发展的性质、价值与定律；资本与资本形成；利息、薪资、利润、竞争与垄断。本课会批判地讨论当代权威的著作，指出其观点歧异的基点。选修的学生最好要有德文、法文的阅读能力。”[23]
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第三个专业是哲学。胡适第一次选哲学方面的课是在1911年的春天，也就是他从农学院转到文学院的时候。那学期他选了两门哲学的课：一门是“哲学三：逻辑”，由克雷登教授担任，用的教科书就是克雷登所著的《逻辑导论》。这门课胡适得的成绩是85分；另一门课是“哲学六：道德观念及其实践（Moral Ideas and Practice）”，是狄理（Frank Thilly）教授和炯司（Jones）先生合开的。课程的说明非常简短，就一句话：“从原始时代到当代道德观念与实践的发展，检视的是根本的德行与责任。”[24]这门课，胡适得78分。
1912年秋天，也就是胡适大三的上学期，他在哲学方面所选的课有四门：“心理学一”、“哲学四”、“哲学五”以及“哲学七”。“心理学一”是提区纳（Edward Tichener）教授跟另几位教授合教的。这位提区纳教授，就是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那篇小说所根据的男主角。女主角洛绮思就是瓦莎学院（Vassar College）的娃须本教授（Margaret Washburn）。娃须本在康乃尔读研究所的时候，是提区纳教授的学生。[25]胡适在10月1日的日记里说：“上课：心理学。第一课讲师Prof.Tichener[提区纳]为心理学巨子之一，所著书各国争译之。”[26]又，10月4日的日记：“读心理学，此书文笔畅而洁，佳作也。”[27]此后，胡适日记里有好几则提到他读心理学的书。“心理学一”是他这学期成绩最好的一门课，得92分。
“哲学四”这门课程的名称是“美术：哲学与历史的概论”（The Fine Arts：Their Philosophy and History in Outline），是哈蒙教授教的。胡适在《留学日记》有几处记载。1912年9月26日，也就是第一天上课，他记他去上“美术哲学”的课。[28]月2日的日记又说：“美术哲学科所用书Apollo，[英译本The Story of Art throughout the Ages；An Illustrated Record（艺术的故事：图片纪录）]为法人S.Reinach[法国考古学家，1858-1932]所著，记泰西美术史甚详，全书附图六百幅，皆古今名画名像之影片，真可宝玩之书也。”[29]月7日是最后一次提到这门课：“读Apollo，论希腊造像。”[30]胡适这门课得76分。
“哲学五”这门课是克雷登教授教的“哲学史”。根据克雷登的课程说明，这门课的对象：“主要是想了解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以及哲学观念对文明发展的影响的学生。主题包括：从希腊到当代的哲学思辨；各个哲学系统及其所属时代的科学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社会、政治、教育问题的应用；本世纪的思辨问题，特别是进化观念的哲学意义及其重要性。”[31]这短短的几句话，简洁却又透彻地说明了克雷登对哲学史研究法的见解，而且也为我们指出了胡适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的来源。同样重要的，是克雷登对“思想史”的了解以及他强调我们必须把思想放在其所属时代的思想脉络下来分析的看法。胡适在宣言“哲学破产”以后，一直以思想史家自视。他在晚年的时候，更谆谆地改正别人，说他想完成的藏诸名山之作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这些看法的灵感，都可以追溯到克雷登。有关这些，请待后文的分析。这门哲学史的课，胡适得90分。
“哲学七：伦理”，跟他在前一学期选“哲学六：道德观念及其实践”一样，是狄理教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哲学六”，狄理教授只用一句话来交代他的课程说明。“哲学七”的课程说明，至少稍微详细一点：“伦理的性质及其方法；良心（conscience）的理论；良心的分析；道德区分的究极依据；目的论；享乐主义；自我实现论（energism）；享乐主义批判；至善；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自由意志与命定论。”这门课的教科书，就是狄理所著的《伦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Ethics）。[32]这门伦理课，胡适得76分。
胡适在1912年秋天选的课有七门之多：一门心理学、两门政治学、三门哲学，外加“建筑30：美术史”。也许那学期胡适选的课太重了，还必须学校特准。那学期是9月26日开学，注册组在10月1日批准他加选“建筑30：美术史”。[33]这门课是布劳纳（Olaf Brauner）教授教的，胡适喜欢。他在9月27日的《留学日记》里说：“美术史一科甚有趣。教师Brauner先生工油画，讲授时以投影灯照古代名画以证之。今日所讲乃最古时代之美术，自冰鹿时代（约耶纪元前八九千年）以至埃及、巴比伦，增长见闻不少。”[34]他11月14日的日记说：“夜作一短文论建筑五式。”[35]应该就是为“建筑30”这门课作的报告。可惜，他这门课的成绩大概是他在康乃尔大学所得最低的一科：65分。唯一能跟这个低分同病相怜的，是他在1913年春天的一门体育课，也是65分。[36]
这时候，胡适已经在哲学系选了六门课了：五门哲学、一门心理学。当时康乃尔，哲学与心理并为一系。也就是说，他在哲学系修了十八个学分了。所以，胡适在1913年的春季班，只选了一门哲学课：“哲学五”。这门课是克雷登教的哲学史，是一整年的课，延续上学期的课。加上这门课的三学分，用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话来说，他就修满了哲学专业所必须要有的学分。胡适这门课得85分。[37]
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身份，在1913学年度产生了转变；他既是一个大四的学生，也是第一年的研究生。这个缘由颇为复杂，只有了解了美国的学制才能澄清。由于胡适接连三个夏天都选了暑期班的课，他到1913年夏天，实际上已经修足了大学毕业的学分。康乃尔大学在该年的5月16日，就已经正式批准，说他修完了毕业所需的学分。只是，康乃尔大学规定每一个学生必须在学注册满八个学期才能毕业。等他修完了1913年秋季班第七学期的课以后，校方把这七个学期，加上他三个暑期班的折算，认为他已经符合规定可以毕业，所以在2月4日批准他毕业。但他一直要到1914年6月17日，才参加毕业典礼。有关这点，胡适在毕业典礼当天的《留学日记》里作了解释：“余虽于去年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课，惟以大学定例，须八学期之居留，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学位，今年夏季始与六月卒业者同行毕业式。”[38]胡适既然在1913年5月得到学校的批准，说他已经修够了毕业的学分，他于是申请研究所。该年9月25日，学校正式批准他作为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
图8 1914年着毕业服照片。胡适（中）与友人陆元昌（左）、王彦祖（右）着康乃尔大学学士服的合影（杨孝述摄）。（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由于胡适在1913年秋天成为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虽然他在那学期选了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政治学87：经济理论史”以及“英文52：维多利亚文学”，但哲学课程才是他那学期的重点，一共四门：“哲学19：近代哲学问题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hilosophical Problems）是克雷登教授教的；“哲学20：伦理学史：从古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是哈孟（William Hammond）教授教的；“哲学26：伦理学进阶”；以及“哲学37：伦理学讨论课”。后面这两门课都是狄理教授教的。“哲学19：近代哲学问题的发展”，根据克雷登教授的课程说明，这门课的主旨为：“在评论并诠释近代哲学派别与系统的主导概念，其目的在追溯哲学观念的演化，特别是去审视它们与十九世纪的的科学、社会、宗教问题之间的纠结关系。”[39]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的老师老爱在课堂上批判实用主义和杜威，他指的大概就是克雷登的这门课。
胡适在1914年春天选了两门哲学课：哈孟教授教的“哲学16：德国哲学选读”，以及艾尔比（Ernest Albee）教授教的“哲学21：近代伦理学史”。艾尔比的“近代伦理学史”着重的是英国的伦理学发展史，重点在阐明伦理学如何发展成哲学系统里一个独立的科学。[40]哈孟的“德国哲学选读”，用的教科书是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所著的德文作品《柏拉图》（Platon）。值得指出的是，哈孟教授自己为温德尔班这本《柏拉图》写了一篇书评。他称许：“温德尔班在所有他的著作里，都展现出他的长才，用求因溯源（genetically）的方法去彰显他所分析的人物、思辨的运动或问题。”他说温德尔班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就在于他能够充分地引用语言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成果，能够批判地运用文献、以及用证据来判定其真伪。他在总结里称赞温德尔班的这本《柏拉图》“是第一流德国学术论文的代表作，反映了当代研究的精华。它行文的对象是大众，但完全没有牺牲其科学的内涵。作者对如何说他想说的话，有他神来之笔的领会。他得到了柏拉图之灵的感召，在这本著作的优美的架构里展现了他的魔力，以及他这位雅典师祖的影响。”[41]我在下文会提到“求因溯源”这个当时许多哲学派别共同使用的字眼，胡适后来翻成“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把它拿来解释杜威的实验主义。我也会再进一步地分析康乃尔大学这个唯心论的哲学背景，如何影响了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胡适在1914年秋天选了一门哲学课，是“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这门课是艾尔比教授教的。有关经验论，他们所读的代表哲学家是洛克、伯克莱、休姆；唯理论的代表，他们所读的则是笛卡儿、斯宾诺沙、莱布尼兹。胡适在康乃尔哲学研究所所选的最后一门哲学课是他在康乃尔的最后一个学期，也就是1915年春季。他选的是“哲学31：康德的批判哲学”。这门课也是艾尔比教授教的，读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用的是缪勒（Max Müller）的英文翻译本。他们除了读各家的笺注以及当代的研究论著以外，还研讨了康德三大批判之间的关系。[42]
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主修哲学三年，扣除当时算在哲学学分里的心理学那一门课不计，一共选了六门哲学的课。他在哲学研究所两年，又选了八门哲学的课。总之，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五年，总计选修了十四门哲学的课。与之相比，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总共只选了四门哲学的课（详下文）。我们要比较康乃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对胡适的影响或潜移默化之功，孰重孰轻，似不待言。
邵建认定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生疏”。他说：“在他的日记中，我尚未发现胡适读过洛克。”他又说：“胡适在美国读过洛克吗？看不出来。”在他看来：“没有古典主义基础的自由主义，在来路上不明，就可能导致去向上的偏差。”他说他“相信胡适如果读过《政府论》”，就不会“走到了自由主义的反面”。[43]事实上，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提过洛克。他在1916年4月13日记完的《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那一则日记里，在“法之起因”条下，就把墨家的说法比拟成：“此近于霍布士之说”；而把法家的管子的说法比拟成：“此近于洛克之说。”[44]邵建看到这句话就打心里不高兴，认为胡适牵强附会，于是指斥胡适说：“管子会和洛克的思想一致吗？那么中国自由主义的时间表应该是先秦了。”[45]殊不知胡适在这里所比拟的跟自由主义一点都不相干，而是有关人类社会的起源论。我在这里指出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提到过洛克，重点在于指出胡适读过洛克。
邵建不是不知道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是不记哲学的。胡适解释了他在日记里不记他所读的哲学的原因：
或问吾专治哲学，而札记中记哲学极少，何也？则答之曰：正以哲学为吾所专治，故不以入吾札记耳。吾日日读哲学，若一一以实吾札记，则篇篇时日皆有所不给。且吾之哲学功课，皆随时作记（notes）；其有有统系的思想，则皆著为长篇论文，如前论墨子、康德（Kant）、胡母（Hume）[休姆]诸文，皆不合于札记之体例也。且吾札记所记者，皆一般足以引起普通读者之兴味者也。哲学之不见录于此也，不亦宜乎？[46]
念西方哲学的胡适，在选课的时候一定会读到洛克，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我们知道胡适在“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这门课读了洛克。此外，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胡适档案”里，就有一篇胡适的读书报告，写的就是邵建所谓的要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必读的《洛克〈政府二论〉的研究》（AStudy of Locke’s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47]我们不能确定这篇读书报告是为“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所写的，还是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上杜威的“社会政治哲学”那门课所写的。重点是，胡适是好好地读了洛克的《政府二论》的。如果胡适作出了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合的论点，那绝不是像邵建所说的，是因为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生疏”，而是他站在了解的基础上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所有研究胡适的人都必须先抱持着一个态度跟一个假定。那个态度就是虚心：我们所面对、所分析的，是一个天才，他的天分跟努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那个假定就是：如果胡适敢谈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假定他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该看的书，他都已经看过了。
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五年，其中三年是大学部的学生，最后两年是哲学研究所的学生。这是胡适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他在《口述自传》里强调他在康乃尔大学有三个专业：哲学心理、英国文学以及政治经济。他没有特别提起两年的研究所生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论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世人对他的了解来看，他的哲学家的名声与依傍，都是跟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连结在一起的。我在下文会分析康乃尔大学哲学系对他的影响要远大于杜威对他的影响。我们在本节讨论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教育，还有一个环节是必须处理的。而这个环节也是胡适在《口述自传》里刻意忽略的，那就是他在康乃尔大学所受到的史学训练。
胡适第一次选历史课是在1912年的夏天，也就是他转到文学院，上过一个学期的课以后。他在该年的暑期班选了两门历史课：“历史C”、“历史D”。这两门课都是达确（George Dutcher）教授教的。达确是卫思理言（Wesleyan）大学的教授，那年的暑期班在康乃尔任教。“历史C”这门课教的是“大英帝国的发展”（Growth of the British Empire），从都铎（Tudor）时期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讨论的主题包括英国的印度、北美殖民政策的比较，以及殖民帝国重建期在非洲、澳大利亚、印度的政策。达确教授强调这门课所讨论的不只是大英帝国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及其它地区扩张的历史，而更是要去分析英国如何处理移民、代议政府、殖民地联邦、帝国统治、落后民族以及帝国主义观念兴起等等问题。“历史D”的主题是“拿破仑时代”（Napoleonic Era），从拿破仑的身世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特征入手，再进一步分析拿破仑的事迹、法国的历史，以及欧洲从1796年到维也纳会议之间的历史。维也纳会议是奥、普、俄、英等国打败拿破仑以后，在1814到1815年召开的。达确教授在课程大要里说，虽然这门课非处理军事问题不可，但其分析的重点在于朝代、疆域与政制的变迁；法国大革命的完成及其建设性的工作；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在欧洲的传布；特别是民族主义的兴起。[48]“历史C：大英帝国的发展”，胡适得70分；“历史D：拿破仑时代”，得80分。[49]
胡适虽然在1912年的秋季班没有选历史的课，但是他去旁听了布尔（George Burr）教授教的西洋中古史。他在9月26日的日记说：“下午往旁听Prof.Burr之中古史，甚喜之。”[50]这门课是“历史11：中古史”。其课程说明是：“基督教世界从中世纪的前夕到文艺复兴初露曙光的通史，时间是从公元300到1300年。着重点在社会生活以及文明的进步。”这个布尔教授，就是胡适晚年说他说“容忍比自由重要”的那个“老教授”。更值得指出的是，布尔教授在康乃尔也教一门“容忍史”的课。这门课是“历史13：容忍观念的发轫（The Rise of Tolerance）”。课程说明说这门课讲授的是：“基督教世界思想与宗教自由史的研究。”[51]
胡适再一次选历史课是在1914年的春天，当时他已经是哲学研究所的学生了。他选的课是：“历史71：历史的辅助科学”。这门课也是布尔教授教的。课程说明说这门课所探讨的是：“对历史有重要的辅助功用的诸学科，其目标、方法、文献与功用：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碑铭学、古文书学、官文书学、印章学、古钱学、纹章学、谱系学、编年、地理。”[52]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最后一次选历史的课是在1914年秋天：“历史75：史学方法”。这门课也是布尔教授教的。换句话说，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选了四门历史课，旁听了一门，几乎可以说历史也成了他的一个专业。有关布尔教授教的“历史的辅助科学”，胡适在《口述自传》里作了一段回忆：
我在康乃尔念研究所的时候，选了布尔教授所开的“历史的辅助学科”。这门课对我的裨益极大。他每周都要学生去阅读一门历史的辅助学科，诸如：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考订学等等。这是我第一次涉猎到他认为对历史有益的辅助科学。[53]
胡适一生的思想，是奠基在他在康乃尔大学所得到的人文素养的基础教育。他在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基础知识都是在这个阶段奠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要了解胡适一生的思想，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发掘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所学、所读、所思。这是解开胡适一生思想的唯一锁钥。胡适回到中国以后，自然继续读书、继续从事思考。中国在政治、社会、思想、经济、外交方面的巨变自然对他造成了冲击，刺激他去作思考、迫使他去作选择。然而，他思想的基调已经形成。这个基调固然会有些许修正、转折甚至背离，但其大方向已经奠立。有关这些，我们会在以下的三章详细分析。
[1]《胡适日记全集》，1：107-108.
[2] 胡适致章希吕，1912年2月6日，《胡适全集》，23：32.
[3]“Phi Beta Kappa Elects 21 Members，”Cornell Daily Sun, XXXIII.135，March 23，1913，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