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Hu to Clifford Williams, August 24，1939，《胡适全集》，40：460.
[5]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90.
[6]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51.
[7]《胡适日记全集》，1：200.
[8] Announcement of the Twenty-Second Summer Session, July 7-August 15，1913，在此特向康乃尔大学图书馆档案特藏室的Elaine Engst小姐致谢，她在2010年4月16日的电邮里提供了这三门课的课程说明；胡适这三门课的成绩，是根据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胡适康乃尔大学总成绩单，页12-13。
[9] 北京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外文档案，E-489：Miscellanies（6）.
[10]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36.
[11]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36.
[12]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37-38.
[13]《胡适日记全集》，1：203.
[14]《胡适日记全集》，1：518.
[15]“Great Rush for Seats to Hear T.R.in New York，”Cornell Daily Sun, XXXIII.33，October 30，1912，p.1.
[16]《胡适日记全集》，1：207.
[17]“’Constitution Must Be Amended’—Hundley，”Cornell Daily Sun, XXXIII.23，October 18，1912，p.1.
[18]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38.
[19]“Types of Men Make Party Differences，”Cornell Daily Sun, XXXIII.34，October 31，1912，p.1.
[20] 有关胡适1912年秋季班的成绩，都是根据：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胡适康乃尔大学总成绩单，页12-13。
[21] 北京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外文档案，E-486：Miscellanies（3）.
[22]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V.11，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13-14，p.34.
[23]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V.11，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13-14，p.36.
[24]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I.12，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ourses of Instruction，1911-12，p.23。在此特别向康乃尔大学注册组副主任Meg John-Testa致谢，是他协助提供了这份资料。
[25] 请参阅拙作《星星·月亮·太阳》，页80-81。
[26]《胡适日记全集》，1：201.
[27]《胡适日记全集》，1：202.
[28]《胡适日记全集》，1：199.
[29]《胡适日记全集》，1：201.
[30]《胡适日记全集》，1：203.
[31]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II.12，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12-13，p.21.
[32]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II.12，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12-13，p.21.
[33] 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胡适康乃尔大学总成绩单，页13。
[34]《胡适日记全集》，1：200.
[35]《胡适日记全集》，1：221.
[36] 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胡适康乃尔大学总成绩单，页13。
[37] 北京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外文档案，E-486：Miscellanies（3）.
[38]《胡适日记全集》，1：334.
[39]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V.11，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13-14，p.21.
[40]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V.11，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13-14，pp.21-22.
[41] William Hammond，“Review of Platon by Wilhelm Windelband，”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0.4（July，1901），pp.430-436.
[42]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10，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14-15，pp.21-22.
[43]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88，89，131-132，135。
[44]《胡适日记全集》，2：299.
[45]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169。
[46]《胡适日记全集》，2：183.
[47] Suh Hu，“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胡适外文档案，E060-012.
[48]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II.7，Announcement of the Twenty-First Summer Session, July 6-August 16，1912，pp.22-23.
[49] 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胡适康乃尔大学总成绩单，页12-13。
[50]《胡适日记全集》，1：199.
[51]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II.12，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12-13，p.29.
[52]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V.11，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1913-14，p.29.
[53]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125.
从康乃尔转哥伦比亚大学的玄机
胡适一生中在日记、写作、回忆里，掩饰或淡化他人生经历的地方所在多有。他在康乃尔大学为什么没有完成他的哲学博士学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适在念了两年的哲学研究所以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这一个巨大的转变，他完全没有在《留学日记》里交代。他虽然在日记里提到了他申请到了他所说的“毕业助学金”（graduate scholarship），用今天通行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生奖学金。这份奖学金，我们在上一章提起过，是一年三百美元。但他矜于留下任何他已经是康乃尔大学哲学研究生的痕迹。我在写《星星·月亮·太阳》的时候，只专注他在《留学日记》里留下来的资料，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所作的掩饰，而错把他正式从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康乃尔的一年，视为他毕业后留校作研究，就好像今天美国有些学校设有的“五年级奖学金”一样。[1]
根据当时康乃尔大学的规定，一个研究生只要在康乃尔注册选修了三个学年的课程，交出一篇合格的论文，并通过考试，就可以取得博士学位。此外，康乃尔大学规定每个博士候选人，必须缴交五十份印刷好的论文给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如果缴交的论文已经出版，则必须注明出版的时间和地点。如果论文来不及印刷，得等到毕业典礼之后才作的话，就必须最迟在毕业典礼前的一个礼拜五，把一份打字本，装订成书，缴交给院长。在这种情况下，毕业证书就必须扣在学校，一直到五十份印刷好的论文缴交以后才能取得。[2]
胡适在康乃尔念了两年的哲学研究所。换句话说，他只要再多念一年，写完论文、通过考试，就可以取得康乃尔的博士学位。那么，他为什么像孟子所说的，“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就弃康乃尔这口井，而转战哥伦比亚大学呢？胡适一生中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提起他在康乃尔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生涯。就我所知，他第一次提起他为什么离开康乃尔大学，是他1927年1月14日给韦莲司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说：“我的哲学老师给我的最大的帮助，是在1915年拒绝给我塞姬哲学奖学金。那个打击就仿佛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样。我于是决定藏身于纽约这样一个大都市里，专心致志于己务。我在1915到1917年之间，发愤图强。那激励我的力量，完全是来自我在康乃尔的教授，因为我不要让他们失望，他们显然觉得我的表现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3]
胡适申请到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的奖学金是在1914年4月。他在该月没注明日期的一则日记里，简短地说：“所请毕业助学金（graduate scholarship）已得之。”[4]《康乃尔太阳日报》在该年5月5日报道了几个系所公布的下学年度的奖学金。其中，拿到哲学研究所奖学金的有五名，赵元任跟胡适是其中的两名。[5]申请到奖学金这件事，胡适也在5月20日的家信里向他母亲报告了。这笔1914学年哲学研究所三百美元的奖学金，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一笔额外的收入，因为他另外还有一个月六十美元的庚款可拿。怪不得胡适会在家信里请他母亲放心，说他跟旖色佳的朋友罗宾孙调度借来寄回家帮母亲度过难关的两百美金，不会是一个难题，因为“明年可得三百元，此款甚易偿还也”。[6]可惜，他这个奖学金只拿了一年。他在1915年申请下学年度的奖学金时，就惨遭滑铁卢了。原因何在？胡适在给韦莲司的那封信里作了详细的解释：
我在康乃尔太有名了。而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对我眈于外骛的行为，狄理教授从来就不假辞色。其他教授，特别是克雷登教授，也很不高兴。我记得有一次我真是让克雷登教授生气了。当时，有一个研究佛教的日本教授要来康乃尔演讲。克雷登教授要我去火车站接他。我没有接受这个差使，因为我当天必须去波士顿演讲[胡适1915年1月18日坐火车到波士顿去，次日为“布朗宁知音会”（Browning Society）演讲《儒家与布朗宁》]。我看得出来克雷登教授很不高兴。我很难过，因为他是我最希望要讨他欢心的一个人。
胡适对韦莲司说：“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提起这件事情。但我常对我在北京的学生提起这件事。我告诉我的中国朋友‘胜易骄、败能励’的道理。”[7]事实上，如果胡适真的常对他的学生提起这个滑铁卢事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出处。如果他跟朋友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似乎也没有把它笔之于书。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里提到了这件事。他回忆他在康乃尔大学作巡回演讲的光荣史，但那个光荣史是有代价的。他说他从来就不会后悔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去演讲。演讲的好处，是它迫使一个人去作逻辑和系统的思考，然后再有组织地用逻辑、系统、明了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但是，到处演讲给他带来了滑铁卢：
公开演讲给我带来的一个报应，发生在1915年我在研究所的第二年。那时，我向哲学系申请塞姬研究奖学金（fellowship）。我在前一年拿的是塞姬奖学金（scholarship）。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的名称是塞姬哲学研究院，是罗素·塞姬家族捐款设立的。研究生的奖学金有两种：塞姬奖学金和塞姬研究奖学金[注：塞姬研究奖学金的全名是Susan Lynn Sage Fellowship，金额是五百美元，还是比清华庚款的七百二十美元少；奖学金则是三百美元]。我在1915年申请的是塞姬研究奖学金。但是我没申请到。我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委员会的主席是狄理教授，他直率地告诉我说系里决定不给我研究奖学金，是因为我到处演讲过了头以至于荒废了我的哲学课业。[8]
如此说来，这个滑铁卢还真是双重的。胡适第二年所申请的不是“塞姬奖学金”，而是多了两百美元的“塞姬研究奖学金”。自视极高的他，一定万万没想到他把眼界放得高一点，结果却使自己摔得更重。我们在上文提起胡适在1927年1月14日写给韦莲司的信。当天他先写了一封信给狄理教授。他告诉韦莲司，他说得很保留，因为他不希望狄理教授误会，“以为我还对哲学系记恨着”。[9]事实上，他给狄理教授的信，完全没提起他在康乃尔哲学系的滑铁卢事件。胡适14日写信给狄理和韦莲司的时候，他人在纽约。1926年胡适到英国去开英国退还庚款事宜的会，在欧洲勾留了五个月以后，他在1927年1月11日从英国坐船抵达纽约。胡适给狄理教授的信，是向他报告他希望在两个星期内能去旖色佳探望老朋友和老师。结果，由于胡适当时日正当中名声煊赫，他是美国东岸新英格兰区的名校争相邀揽去演讲的对象。他一直到3月4日才从纽约坐火车到旖色佳。[10]无论如何，胡适在给狄理教授的信里说：“一想到我就要回到我的哲学老师身边，却让我有了近乡情怯之情。这是因为我这些年来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但却越来越随波逐流（drifting）地漂向了工具主义的思考方式。我害怕我康乃尔的教授会觉得我是一个逃兵。”[11]康乃尔大学的哲学系是美国唯心论的重镇，尊师重道的胡适，虽然早已自居为杜威的信徒，在写信给康乃尔的老师的时候，还是觉得有自贬同时也贬抑实验主义的必要。
对我们想去重建胡适思想成长轨迹的人来说，胡适给狄理教授的这封信非常重要。这封信还有其他要点，我们在下节还会提起。前段的引文，就有两点值得一提。一个是他说“我这些年来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的说法；另外一个则是唯心论的逃兵的自况。这两句话不难解构，但须要细细说明，这是本章以下分析的主旨。首先，我们必须澄清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的滑铁卢事件。有关这点，韦莲司给胡适的一封信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辅证。由于胡适请韦莲司把他在1927年1月14日信上的话转告给狄理教授，或者干脆把那封信交给狄理教授看，韦莲司在收到了信以后，一定是把胡适的信交给狄理教授看了。他们还几次谈起胡适那件滑铁卢的事件。韦莲司特别为此写信替狄理教授作了解释。她说，狄理教授
认为你对塞姬研究奖学金那件事的记忆是错的。他显然不认为你申请了。他说你如果申请了，系里是一定会非常乐意给你研究奖学金的，因为系里一直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他说他当初确实是要你在演说——他完全没有看不起演说，也完全不是不相信你在那方面的才华——和哲学之间作一个选择。他又说：他告诉你如果你选择了哲学，为什么不去开发那几乎还没有人去碰过的中国哲学呢？[12]
从韦莲司给胡适的这封信看来，胡适的滑铁卢确实跟他外骛太多而没有专注于课业有关。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地说，胡适的亟亟于外骛并不是因为他本末倒置，而毋宁反映了哲学其实并不是他的最爱的事实。我们在上文提到胡适说他在康乃尔大学有三个专业，在《口述自传》里说，他到六十六岁了还不知道他的专业是什么。事实上，这是胡适晚年的口头禅。胡适在康乃尔的三个专业，文学一直是他的最爱。我们在第一章就引了他1908年12月30日在上海的时候写给程春度的信。他在那封信里就提起了他有留学研究西洋文学的梦想。胡适对政治的兴趣也不下于文学，我在第四章也引了他1912年2月6日给章希吕的信，说他从康乃尔大学毕业以后要转学，因为康乃尔“不长于政治文学也”。甚至在1914年4月申请到下学年度的塞姬哲学奖学金以后，他仍然有转学的念头。他在5月11日的家信里说：“儿在此甚平安，秋间即可毕业。惟仍须留此一年，可得硕士学位，然后迁至他校（尚未定何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学位。”[13]更惊人的是，他居然在日记里强调，申请这个塞姬奖学金根本是他所不乐为的一件事。他在1914年3月12日的日记里，说他之所以出此下策，完全是为了养家：
余前为《大共和日报》作文，以为养家之计，今久不作矣。此亦有二故：一则太忙，二则吾与《大共和日报》宗旨大相背驰，不乐为作文也。惟吾久不得钱寄家，每得家书，未尝不焦灼万状，然实无可为计。今图二策，一面借一款寄家而按月分还此款，一面向大学申请一毕业生助学金（Scholarship）。二者皆非所乐为也，而以吾家之故不能不为之。[14]
胡适一直就想转学离开康乃尔大学。怎奈何学不但没转成，却每下愈况，为了养家，而到了不得已必须向康乃尔大学哲学研究所申请塞姬奖学金的地步。无怪乎他在申请到奖学金以后，只在日记里简短地说奖学金“已得之”。也无怪乎他在次年没有申请到研究奖学金，就干脆“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申请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了。胡适在《留学日记》里完全没有留下有关他筹划转学的痕迹。他唯一不着痕迹留下来的一个伏笔，是1915年7月5日的一则日记：
此间不可以久居矣。即如今日下午，方思闭户读书，甫尽二十页，而吕君来访。吕君去而Mr.Coughram来访。未去而Mr.Theodore来访。而半日之光阴去矣。吾居此五年，大有买药女子皆识韩康伯之概。酬应往来，费日力不少，颇思舍此他适，择一大城如纽约，如芝加哥，居民数百万，可以藏吾身矣。[15]
胡适在这则日记里所说的“买药女子皆识韩康伯”，是一个典故。东汉的韩康，字伯休，隐身于长安的药肆之中，以不二价闻名。有一天有个女子去药肆买药，跟韩康讲价，韩康坚持不二价。该女子气着说：“你难道就是那个不二价的韩康？”这句话使韩康体认到，如果连不识其庐山真面目的女子，都听过他不二价的名声，那他隐身药肆，实际上等于没隐。他于是隐遁到霸陵山中去。另一说，则说他逃之夭夭，不知所终。事实上，所有了解美国入学申请流程的人，都知道到了七月的时候，申请者应该老早就已知道申请的结果了。除非胡适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是在申请截止日期以后才进行，而且哥大也特别通融，否则胡适这则日记就是特地为日后写他的传记、又不懂美国学制的人编造的，以便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把它当成胡适转学的原因。我们必须记住，在《口述自传》中译本出版以前，没有人知道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滑铁卢事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口述自传》，历史如果用章回小说的体例写，会如何记载他转学的故事：“友朋交际太费时，胡适卖药大纽约。”
胡适在1915年7月5日埋下了他“忽思”转学的伏笔以后，在8月21日的日记里说：“余已决计往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16]两者连贯起来，就一点也不突兀了。有关转学的事，胡适在写这第二则日记前的一个月就在家信里报告了。胡适给他母亲的解释，跟他在《留学日记》里的说法是一致的。只是，他在这封家信里作了更多的发挥：
儿近思离去绮色佳，来年改入哥伦比亚大学。此学在纽约城中，学生九千人，为此邦最大之大学。儿之所以欲迁居者盖有故焉。一、儿居此已五年，此地乃是小城，居民仅万六千人，所见所闻皆村市小景。今儿尚有一年之留，宜改适大城，以观是邦大城市之生活状态，盖亦觇国采风者所当有事也；二、儿居此校已久，宜他去，庶可得新见闻。此间教师虽佳，然能得新教师，得其同异之点，得失之处，皆不可少。德国学生半年易一校，今儿五年始迁一校，不为过也；三、儿所拟博士论文之题，需用书籍甚多。此间地小，书籍不敷用。纽约为世界大城，书籍便利无比，此实一大原因也；四、儿居此已久，友朋甚多，往来交际颇费时日。今去大城，则茫茫大海之中可容儿藏身之地矣；五、儿在此所习学科，虽易校亦都有用，不致废时；六、在一校得两学位，不如在两校各得一学位之更佳也；七、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儿居此五年，不但承此间人士厚爱，即一溪一壑都有深情，一旦去此，岂不怀思？然此实为一生学业起见，不得不出此耳。[17]
胡适在这封家信里，说出了他转学的七大理由。这七大理由个个言之成理，但都没有真正触及到症结。当然，家信有家信的特质，胡适没有必要在家信里谈到家人不可能了解的哲学或者奖学金的问题。我们知道入学或转学都有一定的申请手续，必须提前准备申请，不可能是说换就换的。可惜胡适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转学的原因以及他申请转学的经过的记录。从胡适跟韦莲司的来往信件，我们可以知道他第二年没申请到奖学金是他转学的促因。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让他作这么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这更深层的原因，有他对哲学，特别是唯心论哲学的排斥，也有他对历史，特别是考证史学的兴趣。先谈康乃尔的唯心论。
[1]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20。
[2]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V.3，Announcement of the Graduate Scholol，1913-14，pp.5-6.
[3]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anuary 14，1927，《胡适全集》，40：247-248.
[4]《胡适日记全集》，1：307.
[5]“More Scholarships Awarded by Faculty，”Cornell Daily Sun, XXXIV.162，May 5 1914，p.2.
[6] 胡适禀母亲，1914年5月20日，《胡适全集》，23：55.
[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anuary 14，1927，《胡适全集》，40：247.
[8]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52-53.
[9]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anuary 14，1927，《胡适全集》，40：248.
[10] 有关胡适1927年的美国以及旖色佳之行，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204-215。
[11] Hu Shih to Frank Thilly, January 14，1927，美国康乃尔大学特藏室（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所藏The Frank Thilly Papers，14-21-623，Box 2：“Correspondences-1926，1927，1928，1929.”
[12]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February 10，1927.
[13] 胡适禀母亲，1914年5月11日，《胡适全集》，23：53.
[14]《胡适日记全集》，1：304.
[15]《胡适日记全集》，2：145.
[16]《胡适日记全集》，2：202.
[17] 胡适禀母亲，1915年7月11日，《胡适全集》，23：85-86.
“黑格尔的沉淀”
胡适晚年在纽约所作的《口述自传》里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当时康乃尔的哲学系基本上是被新唯心主义所宰制的。新唯心主义又称客观唯心论，是黑格尔唯心论的一派，是经由葛令（T.H.Green）引领的十九世纪末叶英国思潮影响之下形成的。这个康乃尔的赛姬哲学院（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注：其实就是“系”，只不过是依捐款的亨利·赛姬（Henry Sage）的心愿而称之为“院”]的成员，在上课的时候经常批判实用主义运动，我在康乃尔的教授最常揪出来批判的对象就是杜威。康乃尔那些老师，不把詹姆士和其它实用主义者看在眼里。然而，对于杜威，尽管他们不能苟同他的观点，却不敢以等闲之辈视之。”[1]胡适作《口述自传》的时候，他在康乃尔的哲学老师都已作古，唯心论在美国的哲学界也早已式微。同时，胡适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杜威的信徒的名声已经深入人心，他没有什么顾忌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大可以顺水推舟，合情合理地解释他转学的原因。最绝妙的是，这样的回忆不但可以把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的原因，归结于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而且可以圆满地解释成他弃唯心论而成为实验主义信徒的先声。
然而，这段回忆同时也指出了一个人们一向忽略的事实，那就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系所学的是唯心论。换句话说，胡适一生思想形成的轨迹里，跟杜威一样，是经过了黑格尔唯心论的一个阶段。杜威在转向实用主义以前，他的思想也就是胡适在口述访问里所说的葛令这一支的黑格尔唯心论。我在《胡适史学方法论的形成》里说：胡适跟杜威不一样，不像杜威的思想里留存了他自己所说的“永远的黑格尔的沉淀”（permanent Hegelian deposit）。[2]胡适后来则彻底地挥别了唯心论。[3]我现在要作一点修正，其实胡适也有他的“黑格尔的沉淀”，表现在他的哲学史的研究法上。有关这点，请详下文。如果杜威一生用他的实验主义来批判唯心论与唯实论（realism），却又不否认他的思想里存在着“黑格尔的沉淀”，胡适则是以一种反动的心理，浑然不自觉他有任何“黑格尔的沉淀”，终其一生，以驱除“玄学鬼”——任何的形上哲学——为职志。比如说，他1930年2月15日的日记说：“哲学会聚餐，朱光谨先生读一篇论文，题为《超越的唯心论》，引用Nelson[讷尔生，Leonard Nelson，1882-1927，德国数学、哲学家]证明Kant[康德]的哲学的新方法。这班所谓哲学家真是昏天黑地！”[4]胡适憎恨形上学这一点，跟他一生反对基督教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胡适在留美初期，也就是1911年，参加“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夏令营的时候，几乎成为基督徒，后来觉得他们在作见证时，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5]于是胡适终身反对基督教。
康乃尔大学的哲学系，是二十世纪初年美国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一个重镇。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年，执美国哲学界牛耳的，就是唯心主义派的几个大将。换句话说，尽管大家都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胡适自己更是以此自命。事实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所接受的哲学教育是唯心派的。目前藏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里，有胡适作的哲学笔记，其中一部分，以内容来判断，是他在这个时期所记的。[6]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的唯心派大将是克雷登（James Creighton，1861-1924），他是“美国哲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学会第一任会长。在康乃尔大学，他是哲学系第二任的系主任，在1914到1923年担任研究院院长。胡适说他在康乃尔的老师“尽管他们不能苟同杜威的观点，却不敢以等闲之辈视之”的话，是完全正确的。1903年底，“美国哲学学会”在普林斯顿大学开的年会，是美国唯心派对实用主义展开凌厉攻击的开始。除了当年的会长、哈佛大学的若义司（Josiah Royce）以外，另外一个批判大将就是康乃尔的克雷登。[7]胡适回忆中的另一段话也完全是正确的，他说康乃尔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经常批判实用主义”，“最常揪出来批判的对象就是杜威”。克雷登在哲学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特别是在康乃尔大学编辑出版的《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就有许多篇是批判实用主义和杜威的。我们可以很合理地相信胡适早期对实用主义的了解，是透过他康乃尔大学唯心派的老师的批判眼光。
胡适在康乃尔的另外一个哲学老师是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的狄理教授。他在1912年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1915到1921年担任康乃尔大学文学院院长。狄理原来的领域是语言学，他到德国柏林、海德堡大学留学以后才转向哲学。他是柏林大学新康德学派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弟子。狄理既属于文艺复兴型的饱学之士，又是一个百科全书式博闻强记的长才。他勤于著作、翻译，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与本文切题的重点是，他不但撰写了《哲学史》（AHistory of Philosophy），还翻译了阿尔斐德·威伯（Alfred Weber）用法文写的《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狄理跟克雷登一样，强调哲学史在哲学研究上的重要性。这点，我们可以征引狄理的老师包尔生说的话。包尔生在狄理翻译的《哲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里说：整个十九世纪的哲学转向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诠释心与物的演化。虽然包尔生跟克雷登属于唯心阵营里不同的派别，但他和克雷登一样，认为哲学思想的发展，是朝向真理的发现。[8]
从胡适一生思想形成的轨迹而言，作为美国唯心论重镇之一的康乃尔大学哲学系是他思想发展的中途站。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五年，是他一生思想的转捩点，是研究胡适思想形成最重要的关键。其实，胡适对自己思想形成的轨迹交代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斑斑俱在，他所留下来的线索，已经足够让后人按迹寻踪；至于那些想为他立传的人能不能按图索骥，则端赖其功力。他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9]这句话是一个关键性的线索。胡适等于在暗示我们：1915年的暑假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转捩点。换句话说，他从1910年秋天抵美，到1915年夏天，也就是他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为止，他总共浸淫在美国唯心派哲学重镇长达五年之久。1915年夏天，“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他，开始自学杜威的实验主义。
也许因为胡适故意要留下线索，让后人能够按迹寻踪去找他留美时期思想发展的轨迹，他刻意在《留学日记》里保留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胡适唯心论哲学教育下的陈迹。他在1914年7月7日的日记里，记他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札记。他引了两家的注说，认为都不清楚。他说“辐凑于毂而成车”，就像“埏埴以为器”一样，都是意指器物制成以后，大家只会注意其整体，而不会去措意其零件。于是乎，“当其无有车之用”，以及“当其无有器之用”，都是意指车子造好以后，就不用去在意其辐辏；器皿烘焙成以后，就不用再去管其所用的黏土。他接着引申：“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到了1917年3月，那时胡适已经扬弃了唯心论，服膺实验主义，他于是在这条日记之后加了一个自记：“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10]
胡适一向讨厌抽象的理论。就像他在回忆里提到他在康乃尔大学学经济学理论的经验。他说尽管他有像艾尔文·约翰逊这样一位出了高徒的名师为老师，却从来就没有把经济学理论学好。他的结论是：“经济理论对我来说太过抽象，而我又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不幸的是，他在康乃尔大学所读的哲学也是抽象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时候一直有转学的念头。更讽刺的是，他不但读了康乃尔大学部的哲学系，还在康乃尔念了两年的哲学研究所。从某个意义来说，康乃尔大学拒绝给胡适第二年的奖学金，对胡适来说，反而是一个解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它让胡适终于不得不壮士断腕地离开那反正与他性向根本不符的黑格尔派唯心论的大本营。
离开了康乃尔大学的胡适，也许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地扬弃了“黑格尔派的影响”。然而，胡适有所不知。他以为他扬弃了黑格尔派的唯心论，却不自知身上还有“黑格尔的沉淀”。他的“黑格尔的沉淀”里的第一个成分，就是他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系所学的哲学史。而这哲学史的老师，就是克雷登教授。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克雷登教授并不是一个有口才的老师。但是，他严肃、恳切地展现各个学派，那种客观地对待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思想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一个极深的印象，也重新唤起了我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兴趣。”[11]胡适不只是在晚年的时候肯定康乃尔唯心论老师对他的影响。事实上，他在1927年1月14日写给狄理教授的信也是这么说的。他在那封信里说：“克雷登教授的哲学史课，让我决定以哲学作为专业。而我教欧洲哲学史用的是您写的《哲学史》。”[12]
胡适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共选了两次“哲学史”的课：一次是克雷登的哲学史的课，另一次则是他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以后，也就是乌德布瑞基（Frederick Woodbridge）开的“哲学史”。胡适只在他的口述访问里说这两门课很不一样。有关乌德布瑞基的那门课，我们以下还会谈到。胡适在他晚年的回忆里仍然会津津乐道地提到康乃尔唯心论老师对他的影响，这是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事实。因为那意味着他不像杜威，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黑格尔的沉淀”。这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克雷登的哲学史观与他所自奉的实验主义是不相容的。如果胡适到他的晚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16到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用所谓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写《先秦名学史》的他，就更不可能意识到了。有关这点，详见下文。
胡适在1914年1月25日的日记里记了一段话：“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13]余英时引胡适这则日记来证明：“这时他还没有研究杜威的思想，但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14]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胡适还在康乃尔唯心论的笼罩之下，他在这则日记里所说的“三术”，没有一样是“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归纳的理论”当然不是杜威所专有的，任何讨论逻辑或科学方法的人，包括克雷登的《逻辑导论》，都会讨论到归纳的理论。胡适在此处所谓“归纳的理论”也者，不过是融合他上了克雷登教授的逻辑课，以及他自己从事考据所悟出来的道理。“归纳的理论”是胡适早在1911年5月11日撰写《〈诗〉三百篇言字解》就已悟出来的心得。[15]他在1916年12月26日的日记里回忆说：他在写那篇考据文章的时候，“已倡‘以经解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自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16]换句话说，胡适在1911年5月用“归纳的读书法”写《〈诗〉三百篇言字解》的时候，他到美国还不满一年，人还在农学院。他当时不但还不知道杜威实验主义，甚且还没有上克雷登的逻辑课呢！
胡适在此处所说的救国三神丹之一的“进化的观念”，当然也不是来自杜威的。一方面，1914年1月的时候，他还是反杜威的康乃尔大四兼第一年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另一方面，他当时还没有接触到杜威的作品，要在一年半以后才“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更重要的是，进化论在当时已经是广为人接受的观念。举个例来说，克雷登教授就说演化论是对科学最有贡献的一个概念。他说演化论让我们了解所有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经不同的蜕变阶段而持续演化的。透过对事物的起源及其成长过程的了解，我们对其本质以及各事物之间的关系，就能获得更真确的理解，这不是其他方法所能望其项背的。克雷登的结论是：“任何现象的历史，其演变的故事，就是最能帮助我们了解其本质的方法。”[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