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所谓的“历史的眼光”——那能让中国起死的第三神丹——也不是后来他从杜威那里学来的，而是从康乃尔唯心派的哲学老师那里学来的。克雷登的客观唯心论，其重点即在检视“客观的心”（objective mind）如何在历史以及制度上呈现出来；其研究取向糅合了康德与黑格尔，既从事批判的范畴分析，也强调人类精神在历史上的进程。[18]对客观唯心派而言，哲学史是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克雷登认为一个哲学家要想真正对哲学做出贡献，就必须先学习哲学史，去了解过去的哲学家讨论、解决了哪些问题。[19]一个人想要成为哲学家，就必须要把历史上的种种哲学问题和答案吸收、复制到自己的思想里。对克雷登来说，哲学史不仅仅是历代哲学家想法的汇编，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那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哲学思想中彰显出来的普世皆准的原则发展的过程。要了解这个哲学思想发展的进程，就必须要透过自己的思考，去诠释、重建、评判这些思想系统。[20]
胡适可以不必服膺克雷登所谓的“客观的心”，更不必一定相信克雷登把哲学史视为“客观的心”的展现史的看法。然而，克雷登对史学方法的重视，对胡适而言，绝对是一拍即合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克雷登虽然不能同意德国新康德派的温德尔班以及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看法，然而，温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自然科学与精神（即人文）科学在方法学上的分殊的坚持，以及他们对史学方法的重视，都在在地影响了克雷登。[21]我在下文提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时候，会提到他征引了温德尔班的书。事实上，不只是史学方法的运用，克雷登的“历史的眼光”，对胡适绝对有其深远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征引克雷登所说的一段话来作说明。这是克雷登过世以后才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论，尽管这是克雷登晚年的作品，然而代表了他哲学观点成形以后所一贯秉持的态度：“哲学的真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与消极两层意义的批判精神。它敬谨地综和、珍惜历史的传承，但并不把它们当成天经地义的教条或定论来接受。它所唯一信守的，是要不断地去修正和重审它的结论。它所追求的，既是一个可以安心立命之所，也是一个新的起跑点——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和增润，其目的不在为了栖息，而是为了要经营一个批判与建设的人生。”[22]这样孜孜不倦的“历史的眼光”，即使是后来成为杜威弟子的胡适都可以读之而动容，更何况是还没有接触到实验主义的他。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灵感与论述主轴的来源，并不是杜威，也不是他后来津津乐道的实验主义，而是他在康乃尔唯心派老师的哲学史的观点，以及他在康乃尔所受的西方考证学的启蒙。
胡适的“黑格尔的沉淀”的第二个成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哲学，也就是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哲学。克雷登在他的《逻辑导论》里说：“逻辑可以被定义为思想的科学，或者是研究思想过程的科学。”[23]克雷登的客观唯心论主张“实在”（reality）是客观存在的，是可知的。这是他不同于康德或新康德学派的地方。这也是他的同事狄理教授会说克雷登其实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唯实论者（realist）的原因。[24]也正由于克雷登相信“实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认为心的功能就在发现、综合、诠释“事实”。他说：“思考不是一个封闭的、由一以贯之的抽象原则去找真理的过程，而主要是一个寻找事实、实验与证明的过程。”然而，“事实”并不是素朴地存在的。“事实”是经由理论去发现的。理论的形成是透过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交相并用：“归纳与演绎并不是不同的思考方式，而毋宁是不同的方法，是必须交相并用的……这两个程序是并进而且互补的。”[25]
克雷登强调事实与理论是不可二分的：“哲学跟所有的科学一样，是从二者同时下手的，在开始的时候，事实的不正确、不完整，就跟理论之粗糙与不圆熟是一样的。科学的进步，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精益求精。其过程既在于用理论来检视事实，同时也用事实来发挥并发展出新的理论。”[26]事实与理论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因为：“事实并不是现成的就进入我们的心里。光是盯着事物看，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除非我们的心去作反应、判断与思考，光是凝视并不会使我们聪明一点。我们想要作好观察，就必须要多多少少知道我们究竟在找些什么，然后把注意力放在某些场域或事物；而要能这样作，就意指我们必须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众生相里作选择。而且，科学的观察必须要分析与辨别。”[27]由于科学的观察需要分析与辨别，所以作为思想的科学的逻辑就提供了各种帮忙思想作分析、辨别、诠释与综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假设。如果我们觉得克雷登所说的这些话非常熟悉，那是因为那些都是胡适后来常说的话。
假设的建构与形成可以有诸多的来源。其中的一种就是“类推”（analogy）。克雷登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类推得来的灵感。这个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留学时读到的故事，显然让他终身难忘。直到1935年他讲《治学的方法》的时候，仍然记忆犹新到可以全盘拿来借用的程度。克雷登所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借用胡适的话来描述。他说：达尔文
费了二十多年的光阴，并且曾经亲自乘船游历全世界，采集各种植物的标本和研究其分布的状况，积了许多材料，但是总想不出一个原则来统括他的学说。有一天偶然读起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说粮食的增加是照数学级数，即是一、二、三以上升。人口的增加却是照几何级数，既是依二、四、八以上升，所以人口的增加快于粮食。达尔文看到这里，豁然开朗地觉悟起来了，因此确定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原理。[28]
克雷登说达尔文的例子在在说明了一个事实：“一个脑子里装满了事实，又有得天独厚的想象力的科学天才，能透视表相而看出真正或根本的相似点。他的想象力让他能够超越殊相所呈现出来的混沌，而识破那可以让他把这些事实联结、统合的根本原则。”[29]想象力不只是在类推或类比的时候有用，它是所有的假设之母。克雷登说用最宽泛的定义来说，假设是一种臆测（guess）与假定（supposition）。他说假设是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运用的工具，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从事科学研究。假设是一个起点，一经证明，就成为一个事实，或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假设，与科学研究所用的假设，其严谨的程度不同，不是可以道里计的。
要作好的假设，就必须要有好的想象力。克雷登相信：“好的理论家像诗人一样，是天生的，而不是训练出来的。”他说：“科学天才发现惊天动地的科学理论，常是那一线的灵光，是那种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灵感的想象悟力（imaginative insight）。”他引赫胥黎的好友、物理学家廷斗（John Tyndall）在《想象力在科学上的运用》（Scientifc Use of the Imagination）一文里所说的一句话：“以精确的实验与观察作为基础，想象力可以成为物理学理论之母（architect）。”廷斗举了好几个科学家作为例子，包括牛顿、提出原子论的道尔顿（John Dalton）、化学家戴维（Humphry Davy）及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他说他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发明家，其主要的动因都来自他们所赋有的想象力。廷斗说：“科学工作者对想象力这个字，都避之犹恐不及，因为它有溢出科学范围之外的言外之义。事实上，如果没有想象力的使用，我们今天对大自然界的知识，就只会停留在把大自然的事件按照发生的先后次序排列出来的阶段而已。”[30]
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并不表示事实不重要。克雷登说：“当我们把假设比喻成‘臆测’或‘想象的成果’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它们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当我们仔细地观察想要解释的现象以后，我们对其解释所作的臆测才会有价值。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没有相当的知识，是提不出好问题的。同样地，我们的脑子里必须先有了大量的事实，才可能让我们的假设有它考虑的价值。”他又说：“要制定一个科学理论，我们既须要有信手拈来的想象力，也须要有耐心与毅力去小心地演绎出理论的结果，并将其结果与事实来作对比。”克雷登的结论是：“作假设容易，找证明难。”[31]这是克雷登对假设与证明的演绎，胡适回国以后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里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32]胡适与克雷登的说法，是何其相似啊！
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箴言，并不像林毓生所讥讽的那么肤浅。林毓生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的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33]事实上，胡适这句话是从他的老师克雷登那儿悟出来的，然后用他自己最精炼、最脍炙人口的口诀一语道破。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方法论哲学也不是克雷登凭空想出来的。不但赫胥黎的朋友廷斗讴歌想象力在构思假设时的用处，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John Herschel）和惠维尔（William Whewell）也有类似的看法。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三个方法，其中之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透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34]
惠维尔不赞成赫歇尔“先大胆的假设”，然后再“小心的求证”的说法，因为他坚持所有的假设都必须由归纳法去产生。然而，惠维尔自己的说法其实也有异曲同工的意味。克雷登在他的《逻辑导论》里引了惠维尔的格言：“归纳法这个名词，意指用一种精确而适切的概念来把事实真正地综合概括起来（colligation）的过程。”另一个格言：“事实与理论的区分是相对的。那些可以被归纳法综合概括起来的事件与现象，各个单独来看，就是事实；在把它们与其他事实综合概括以后，它们就变成理论。”[35]虽然惠维尔彻头彻尾坚持归纳法，但他在给一个学生的一封信里，就用“发明家的归纳法”（Discoverers’Induction）来称呼他眼中的“归纳法”。[36]这是因为“综合概括”并不只是单纯地胪列案例，而是把事实和案例统合起来的一种“发明”（invention）、一种“思考的动作”（act of thought）。[37]换句话说，即使惠维尔所谓的“综合概括”必须是从归纳法出发，然而那“综合概括”的“思考的动作”还是有赖于那“发明家”的慧根。
我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赫歇尔、惠维尔、廷斗和征引他们的克雷登，以及祖述克雷登的胡适所说的科学方法，是过时的十九世纪的科学方法。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十九世纪的科学方法论的演申者当中，有唯心论的，也有实证主义的；有哲学家，也有科学家。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用一家之言，就来全盘推翻赫歇尔、惠维尔、廷斗、克雷登、胡适的说法。即使在今天，或者说，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横扫所有学术领域的今天，科学哲学不但没有定论，而且只有指向一个百家争鸣局面的滥觞。赫歇尔那句胡适式的名言，或者，更正确地说，胡适那句赫歇尔式的名言：“先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求证”，仍然方兴未艾；仍然能成一家之言，属于“假设-演绎论”（hypothetico-Deductivism）或“待证假设暂用论”（Retroductivism）。二十世纪有名的两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韩培尔（C.G.Hempel）——都属于这个阵营。韩培尔说：“科学的假设……就是我们对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之间的关联所作的臆测。”当然，韩培尔同时也坚持这种臆测必须经由事后的实验来证明它。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费恩曼（Richard Feynman）说得更干脆：“一般说来，我们寻求新定律的作法如下：第一，先作臆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臆测的结果拿来计算，看如果我们臆测出来的定律是正确的话，其结果如何。然后，我们把计算的结果拿来跟自然作比较……看它是否合用。”[38]总而言之，即使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某些人而言，是肤浅、庸俗和误解，如果诺贝尔奖得主费恩曼说这就是他研究物理的方法，我们这些凡人还有什么置喙的余地呢？
胡适，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个十九世纪以来某些哲学家、科学家所服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说法，符不符合杜威的实验主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说法，从杜威的角度来说，犯的是一种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是唯心、唯实论者所共同犯的谬误。杜威的《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这本书是1916年出版的。胡适当时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跟杜威上课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胡适的这本藏书，他在扉页上签名注明是该年7月在纽约买的。杜威在这本书里批评了这种认识论上的二分法的谬误。他说：
从培根以降，大家所作的呼吁都是去作观察、去留心事实、去关注外在的世界。大家都说真理唯一颠扑不破的保证在于举出事实。而思考则不然。思考如果不是被视为一种常变的状态，至少是被视为一种无休无止地思索问题的状态。内在的意识迸不出真理，因为那只是内省、论理，只是思辨。
杜威说这种全盘贬抑思考的作法，完全忽略了思考的价值。他说思考跟问题或事实是相生相成的。问题解决、事实确定以后，思考就暂时终止。但是，当新问题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事实”不清的时候。杜威说：
当我们真正须要作思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求助于“事实”。这理由很简单。正因为“事实”离我们而去，才会刺激我们去作思考。这种谬误的想法在在表现在穆勒身上。惠维尔说我们须要用理念或假设去综合概括“事实”。穆勒坚持说，这所谓的理念是从“原来就已存在”于“事实”的理念里“汲取”来的，是“从外界印记到我们心里”的，而且也是因为事实的“晦暗与混淆”，才让我们想要用理念在其中找出“光明与秩序”。
穆勒这种谬误的想法就在于误解了思考的性质。杜威说思考是把各种观念拿来作选择、比较、实验，以至于提出新的建议，然后，再作臆测、联想、选择、淘汰的工作。用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说，思考是用实验室的方法来进行的。思考并不是无止境的冥思和玄想，而是以特定的经验来作为疏导的对象。[39]换句话说，思考与“事实”不是对立的，而是相生相成的。
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基础，正是杜威所批判的把思考与“事实”划为二元对立的谬论。其次，胡适用来“小心的求证”的客观存在的“证据”、“事实”，从杜威的角度来看也是谬误的。所有“事实”都是“发现的事实”，都是经由人工处理，把它们从其所在的环境里分离出来以后所发现的事实。没有人会否认世界上有所谓的“粗犷的素材”（brute data）存在，就像我们说山上有花、有草、有树、有岩石的存在一样。但是，除非我们把它们拿来使用，这些“粗犷的素材”或“事实”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意义。这些“粗犷的素材”必须在我们所加诸的脉络之下才会产生其作为“素材”的意义。有趣的是，杜威说的这些话，胡适都在课堂上听过。但显然当时的他，这也就是说，在对实验主义开窍之前的他，是听而不闻。胡适在一篇英文的课堂笔记里记着：“意义或理解是建立在事物之间的关联上，就好像益智拼图一样。事物的本身——‘粗犷的素材’——不具有任何意义。”[40]杜威用铁矿石来作比方。那些在山上岩石里的铁矿石，毫无疑问地，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发展出技术把它们提炼成铁以及后来的钢以前，它们的存在对人类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在那个时候，铁矿石跟其他岩石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只是岩石而已。换句话说，只有在人类发展出炼铁技术的脉络之下，铁矿石才被人类赋予了新的意义。[41]
我相信任何做过研究工作的人，任何有过搜集、选用研究资料的经验的人，读到了杜威的这个铁矿石的比方，都能心领神会、颔首称是。我们搜集的资料永远是少于图书馆或档案室里所藏的资料，而我们所搜集的资料总是多过于我们所会利用的。这其间牵涉到的是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主题的先导；而主题的先导就意味着脉络的存在；而就在这个脉络之下，我们所运用的资料才被赋予了意义。反之，那些被我们弃置在档案室或者书房资料柜里的资料，虽然作为“粗犷的素材”而言，它们是真实存在着的，但因为它们对我们眼前研究的主题而言是无用和不相干的，它们的存在相对于目前的我们而言，等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换句话说，它们即使存在，也等于跟不存在没有不同的意义。然而，当我们有了新的题目或者新的观点的时候，那些原来被打入冷宫的资料，大可以活蹦蹦地跃然于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不禁浩叹从前的有眼无珠。试想现在研究性别、身体、边缘人、被压迫阶级的学者搜集选用的资料，就是被重新挖掘、赋予意义的资料。这就在在证明了杜威的洞见：“所有可知的对象，都不是独立于认知的过程以外，而都是属于我们所作的判断的内容。”[42]他又说：“如果观念、理论是待证的，是可塑的，是必须能曲能伸以便与事实吻合的，我们同时也不能忘记：‘事实’并不是僵固的（rigid），而是可以有弹性（elastic）来跟理论作接应的。”[43]
杜威还有一句说得更为明白的话：“事实可以是事实，但并不是我们手头所要作的研究的事实。然而，在所有的科学研究里，当我们把它们当成事实、素材或事实的真相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所要作的推论研究的相干事实。而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些事实在我们作研究规划的时候就已经在列（不管是多么地间接），他们本身就具有逻辑上的理论意义。”[44]前一句话，一语道破并非所有事实都是相干的事实的道理。后一句话更重要，他一言以蔽之，打破了事实与理论的二分法。他说明了不只是理论和事实是相生相成的，而且事实本身也涵蕴着理论。换句话说，在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之下，“事实”是被动的、静态的，是坐在那儿等着人去发现，然后拿来证明假设或理论的。杜威的看法则不若是。“事实”不是“僵固”的，是“可以有弹性来跟理论作接应的”，是我们在作假设的时候，就已经判定为“事实”，就已经混凝于待证的假设里，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工具。
杜威的这些观点，当然是当时的胡适所不能理解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也是后来自认为是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的胡适所不能理解的。原因很简单，他思想里的“黑格尔的沉淀”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下节要分析的他思想里的实证主义的精神。胡适思想里的实证主义，会随着岁月而日益深固，以至于到了他笔之于书、言之于口的俨然是实验主义，而实际仍是实证主义，却浑然不觉的地步。
[1]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95.
[2] John Dewey，“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The Later Works，1925-1953[LW]，ed.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81-91），5.154.
[3] 请参阅拙著《胡适史学方法论的形成》，李金强编，《世变中的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25。
[4]《胡适日记全集》，6：108.
[5]《胡适日记全集》，1：157.
[6]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外文档案，E62-9—incomplete manuscripts。
[7]“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December 29，30，and 31，1903，”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3.2（Mar.，1904），pp.176-202.
[8] Friedrich Paulsen，“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second American edition, tr.，Frank Thill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2），xv, xi.
[9]《胡适日记全集》，1：110.
[10]《胡适日记全集》，1：358-359.
[11]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46.
[12] Hu Shih to Frank Thilly, January 14，1927.
[13]《胡适日记全集》，1：262-263.
[14]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页195。
[15] 胡适，《〈诗〉三百篇言字解》，《胡适全集》，1：229-232.
[16]《胡适日记全集》，2：447.
[17] 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9），pp.316-317.
[18] John Randall, Philosophy After Darwin：Chapters for the Career of Philosophy, Volume III,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56.
[19] J.E.Creighton，“The Nature and Criterion of Truth，”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7.6（November，1908），p.595.
[20] J.E.Creighton，“The Idea of a Philosophical Platform，”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c Methods，6.6（March 18，1909），pp.141-145.
[21] George Sabine，“The Philosophy of James Edwin Creighton，”The Philosophical Review，34.3（May，1925），p.253.
[22] J.E.Creighton，“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Modes of Thought，”The Philosophical Review，35.1（January，1926），p.21.
[23] 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1.
[24] Frank Thilly，“The Philosophy of James Edwin Creighton，”The Philosophical Review，34.3（May，1925），p.217.
[25] 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p.205-206.
[26] J.E.Creighton，“The Nature and Criterion of Truth，”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7.6（November，1908），pp.594-595，602.
[27] 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p.210-211.
[28] 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p.272-274；胡适，《治学的方法》，《胡适全集》，20：709.请注意，胡适这篇演讲是在1935年，《胡适全集》误植为1953年。
[29] 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276.
[30] 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276；John Tyndall，“Scientific Use of the Imagination，”Fragments of Science：A Series of Detached Essays, Addresses, and Reviews（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99），p.104.
[31] 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p.233-288.
[32]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全集》，1：387-388.
[33] 林毓生，《中国人文的重建：评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形式主义的谬误的进一步说明》，《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页18-25。
[34] John Herschel,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London，1851），pp.198-199.
[35] William Whewell, Novum Organon Renovatum（London，1858），pp.70，98；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207.
[36] I.Todhunter, William Whewell, D.D.，An Account of His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Literary and Scientifc Correspondence, II, pp.416-417。转引自Laura Snyder，“Discoverers’Induction，”Philosophy of Science，64.4（December，1997），p.585.
[37] William Whewell, Novum Organon Renovatum, p.76.
[38] 转引自Laura Snyder，“Discoverers’Induction，”p.582.
[39] John Dewey，“Some Stages of Logical Thought，”The Middle Works，1899-1924，ed.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81-91），1.159-160.
[40] 北京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外文档案，E062-002.
[41] John Dewey，“Introduction to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0.344-346.
[42] John Dewey，“The Superstition of Necessity，”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1882-1898（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71），4.21.
[43] John Dewey，“The Logic of Verifcation，”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1889-1898，3.87.
[44] John Dewey，“Logic of Judgments of Practice，”The Middle Works，1899-1924，8.23.
实证主义考证史学的滥觞
我们说胡适的思想里，有他在康乃尔大学唯心论哲学教育所遗留下来的“黑格尔的沉淀”，这并不表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法，以及他的方法论是唯心论的。“沉淀”所意指的是灵感、来源与历史；其存在、其运作，常是下意识的。它并不会规约或局限主人翁在思想上的发展、蜕变与演申。胡适思想里的“黑格尔的沉淀”并不足以妨碍他后来转而接受实验主义。同样地，这个“黑格尔的沉淀”也不影响胡适终其一生服膺实证主义。自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他的博士学业回国以后，终其一生，他都以杜威的实验主义者自居。事实上，胡适思想的精神与其说是实验主义，不如更正确地说是实证主义。胡适是实验主义其表，实证主义其实；实验主义是他的语言，实证主义是他的内涵。而反映胡适实证主义精神的，莫过于他的考证史学。
有趣的是，胡适的实证主义考证史学的滥觞也是在康乃尔大学。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康乃尔的史学教授也是倾向于唯心论的。“黑格尔的沉淀”并不足以妨碍胡适走向实证主义，他的考证史学，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我们在上文提到胡适在康乃尔的时候所选的历史课。在史学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布尔教授。胡适除了旁听过他的西洋中古史以外，还选修了他的“历史的辅助科学”以及“史学方法”。我们在上文引了《口述自传》，胡适说他是在这门课上第一次接触了历史的辅助科学，诸如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考订学等等。
布尔教授（1857-1938），根据胡适1938年4月24日日记的描述：“此老为最博学之人，而终身不著书，President White[白校长——康乃尔大学第一任校长]比他为美国之Lord Acton[艾克顿爵士]，学问太博，故不易下笔著书了。”[1]胡适对布尔教授的描述，是所有布尔教授的学生都心有同感的。他不但博学，而且是一个典型的诲人不倦的老师。他对学生的奉献，据说在康乃尔是一个传奇。他个性之奇，也是一个传奇。比如说，到年老的时候，他还常用四天的时间步行到八十七英里（140公里）外的罗彻斯特（Rochester），目的在一面走路，一面沉思。同时，他也决定把床给扔掉，改为睡在椅子上，以便让他在任何醒着的时候都可以工作。[2]他1881年从康乃尔大学毕业以后，担任白校长的秘书兼其私人书斋的管理员。布尔一辈子只有大学的学位。他没拿到博士学位的故事，是每一个写论文或写书的人都害怕的梦魇。白校长在1884年送他到欧洲去留学。他的计划是要用十六世纪末德国一宗巫师审判案作为题目，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谁知，天不从人愿。1886年复活节，当天是礼拜一，布尔在巴塞尔（Basel）火车站等车去往苏黎世。他在候车室的餐厅吃饭。火车来了，他就径自上了车，把他放论文资料的手提箱给忘在餐厅里了。布尔知道谁拾到那个手提箱都等于拿到天书一样，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这些天书过了七个礼拜才物归原主。等布尔重获他的论文资料的时候，离他原定的论文答辩日期已经太近了，于是他只好放弃了他的博士之梦。[3]他一辈子就留在康乃尔大学，直到1922年退休为止。史丹福大学在1891、1892年曾经两度挖角，但都没有成功。[4]布尔教授是“美国历史学会”1916年的会长。
博学的布尔教授研究的主题是基督教会，特别是基督教会对异端的迫害与摧残。因此，容忍是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他不但在康乃尔大学开了一门专门研究“容忍史”的课，也常在大学里专就这个题目作公开的演讲。布尔教授的史学理论相当保守和传统，在他早年更是素朴。比如说，1889年秋天开学的第一天，他对他西洋中古史班上的学生讲解历史的意义。他说历史就是“人类的传记”，而人类历史所彰显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进步”。[5]等他思想成熟以后，他的历史哲学倾向于唯心论。1904年3月底，康乃尔大学拉丁文教授顾德曼（Alfred Gudeman）在历史系演讲。他的题目是从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的比较，来分析罗马史家塔西佗（Plubius Tacitus）。他说史学在古代是艺术，现在是科学，将来在跟科学争战以后还会回到艺术。他这个论点引起了辩论。布尔教授反对史学在当前是科学而不是艺术的说法。他强调说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而且他认为史学进步的方向是返回从前的艺术方法。真理当然不能为了辞藻和文体而牺牲，但是，科学也不能喧宾夺主，而必须用帮助、强化史学艺术的方法，来使之相得益彰。[6]科学与艺术可以让史学相得益彰这个观念是胡适所能接受的。布尔教授在1926年的一篇书评里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7]
然而，布尔教授的唯心论史学观就不是后来的胡适所能苟同的了。1913年10月12日，布尔教授在“世界文明讲座系列”里演讲史学的特性。这个“世界文明演讲系列”（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是康乃尔大学每年都举办的公开演讲系列，任何人都可以去听，包括市民。只是去听的学生并没有学分可拿。布尔教授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讲者。胡适在1912年10月4日的《留学日记》里提到了这个演讲系列：“今年大学文艺院特请校中有名之教师四人每星期演讲一次，总目为‘文明之史’，自草昧之初以迄近世，最足增人见闻，当每次往听之。”[8]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去听了布尔教授在1913年10月12日的演讲。他在前一学年去旁听了布尔教授的西洋中古史，而且他会在下一个学期选布尔教授的“历史的辅助科学”的课，但那一学期他没选任何历史课。布尔教授在这个演讲里，追溯了史学的起源及其发展。他在谈到近代史学方法的兴起的时候，就抨击了新兴科学对史学的冲击。所幸的是，布尔教授说，近代史学方法的兴起，不但得益于其辅助的科学，而且也充分地证明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但有其特有的方法与目标。他说：“历史的目的不仅在于知识建构，而在于旅行、增长见识（acquaintance）、经验与人生。”[9]
这句“旅行、增长见识、经验与人生”，布尔教授在1916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会长演讲里，说这是一个英国历史家兼一代宗师所说的话，可能是艾克顿爵士，有待查核。他这篇演讲的题目是“史学的自由”（The Freedom of History）。顾名思义，他的主旨就在捍卫史学要有走它自己的道路的自由。他说史学在历史上一直饱受外来的干涉：在古代，要它成为艺术；在中世纪，要它变成哲学；现在，则要它成为“科学”。他说这种干涉不是自由的讨论，而根本就是一种匕首暗藏的强权（veiled authority）。布尔最讨厌的是当时新兴的社会科学。它们不但好做其科学梦，还帝国主义式地亟亟想干涉历史科学的目标和研究法。最有意味的是，布尔教授用女性的性别来指涉史学，说她应该有免于被社会科学强暴的自由：“她今天所要婉拒（demurs）的，并不是任何要考验她，看她够不够科学的试炼，而是那些没有耐心去了解她就想强上她，强要她接受那种为了别的需要、别的目的而产生的方法。”他认为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是一门处理殊相的科学。他服膺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齐美尔（Georg Simmel）、李凯尔特等德国唯心论哲学家的看法。他说：
最让史学感到振奋的，是在英伦海峡以及大西洋两岸所新起的不同形式的新唯心论。那是当代思潮里最重要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代言人不但觉得史学对各种“心灵科学”（sciences of mind）——其目标与方法迥异于“自然科学”——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认为它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有的方法。不但如此，他们还正戮力地为史学的方法建构其逻辑的理论。
接着，布尔又再度引了我认为是艾克顿爵士所说的话，说历史的目的在于：“旅行、增长见识、经验与人生”。然而，他在这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演讲辞里引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口气已经不再是一种恳求与希冀，而是一种另辟蹊径（defance）的自信与豪情。如果史学主要的目的在于“旅行、增长见识、经验与人生”，知识的追求已经成为其次。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与史学追求自由的历史是一体的两面。更有甚者，“所有人类其它的自由，都是建立在历史上的自由——而且必然地，史学的自由——的基础上。”史学的“方法是浸淫在艺术里。这并不是因为她对科学不忠，而是因为这个自由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且只有透过艺术，才可能被诠释与共享”。早在“科学”这个后知后觉者懵然地开始摸索人生的奥秘以前，宗教就在苍穹中为人生、为自由立下了戒律；接着，诗歌用驰骋优美的诗句为之讴歌。“当自由渐臻成熟，那一天终于到来了，那位好学深思的放逐者[注：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留心观察自由的公民如何从事实里汲取经验，审视那位高尚的政治家如何领导他们去作大事业，他有了一个新的洞见。于是，就在伯里克利（Pericles）的雅典，出现了史学之父。”[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