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教授的史学观虽然是唯心论的，但他对史学方法的讲求是非常谨严的。他所服膺的狄尔泰、齐美尔、李凯尔特都是注重史学方法的唯心论哲学家。事实上，唯心论的史学观并不妨碍他同时接受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比如说，1903年12月底，布尔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的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主要是讨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吉丁司（Franklin Giddings）的一篇文章：“社会因果论”（A Theory of Social Causation）。吉丁司在这篇文章里批评史学只作到编年排比的工作。他说除非史学能超越事实的排比，而提出解释、预测的定律，史学就不是科学。社会学最后恐怕不得不越俎代庖，在史学里成立一个社会学的科学分支。参加这个讨论会的有四位：两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史摩尔（Albion Small）以及密西根大学的库利（Charles Cooley）；两名历史家：布尔教授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的魏斯特（Willis West）教授。布尔教授除了征引德国唯心论哲学家的说法，说史学是一门殊相的科学以外，他也征引了该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吉丁司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的同事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的说法。他说连塞利格曼都承认史学有其“方法”。他反问说，难道“方法”不可以作为科学的标准吗？布尔说他承认：“历史研究的主题是人的生活和行为。这所谓的人，可以是单独的个人，到民族、国家、甚至文明。历史的研究法不是生物式的，而是传记式的。即使历史家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不管是宗教的还是社会的，偶尔会影响到他们，但是其主要的目标，用兰克那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说，就是‘如实陈述’。”[11]
布尔教授教的“历史的辅助科学”所注重的，就是如何运用各种不同的科学来辅助史学“如实陈述”的“科学”工作。胡适除了上课以外，显然常从布尔教授游，聆听他的教益。1916年6月中，胡适因为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会，他在开会前先去了旖色佳八天，住在韦莲司家。当时她的父母都还健在。在旖色佳的时候，胡适特别去拜访了布尔教授。当时，胡适即将着手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他在7月5日追记的《留学日记》里，记下了他跟布尔教授的对话：
在绮[旖色佳]时往见勃尔[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与谈历史考据之学。余告以近治先秦诸子学，苦无善本。所用皆刻本，其古代抄本已无觅处，至竹书则尤不可得矣。是以今日学者至多不过能作许多独出心裁之读法（reading），及许多独出心裁之讲解（interpretation）而已矣。推其至极，不能出“猜测”之外。其猜之当否，亦无从知之。诸家之得失正如此猜与彼猜，相去一间耳。彼善于此则有之，究不知孰为正猜也。先生亦以为不幸，谓“当着力访求古本。古本若在人间，或在地下，则今人之穷年注校，岂非枉费时力？西方新史学初兴之时，学者亦枉费几许有用之精神时力为笺校之工夫。至今世始以全力贯注于寻求古本原本耳”。先生因命余读Farrar,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Issac Taylor,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Books to Modern Times（1827），F.G.Kenyon,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前两本都是研究《圣经》的专书。第三本书的作者是古希腊文专家，但书名可能有误，不在
《全球联合图书目录》里]。[12]
然而，就像胡适在为他1934年作总结的日记里所说的，他当时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到布尔教授谆言的真意：
十八年前，我回到旖色佳去看我的先生白尔[布尔]（George Lincoln Burr）教授，谈起中国校勘学的成绩，他静静的听，听完了，他说：“胡先生，你不要忘了我们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运动，就是古写本的搜求（the search for manuscripts）。没有古本，一切校勘考订都谈不到。”我当时少年不更事，不能充分了解他老人家的意思。我在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陈垣先生用元刻本来校补《元典章》董康刻本，校出讹误一万二千条，缺文一百余页。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发愤为他写这篇长序，重新指出校勘学的方法真意。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13]
事实上，胡适对考据的兴趣以及他对考据的从事，有他自己独立的历史。他在康乃尔师从布尔，只不过是他涉猎西方考据学的开始。他早期最脍炙人口的故事，就是他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庚款留美考试的中文作文了。中文的作文考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他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然后，他就左举《周髀算经》，右引孔子、墨子、孟子。他说那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14]胡适第一次在日记里提到西方的考证学是在1914年1月25日：“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一）泰西之考据学，（二）致用哲学，（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15]胡适写这则日记的时候，是第一学期正式授课时间结束，让学生准备期末考的温书周（Block Week）。也就是说，胡适在这则日记里说他关心“泰西之考据学”的时候，他还没选布尔教授的“历史的辅助科学”。那门课是他考过了期末考以后在该年的春季班选的。而布尔教授的“史学方法”，他则是在1914年的秋季班才选的。换句话说，胡适在正式选修历史的辅助科学以及史学方法以前，就已经注意泰西的考据学了。
胡适在日记里说他“近来”关心泰西之考据学，这就表示他对考据学的注意已有一段时间了。事实上，他才到美国留学，就已经有心考据的事业了。比如说，他对《诗经》的一些新看法，就是在农学院的时候，自己课余读书时所悟出来的道理。他在1911年4月13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读《召南》、《邶风》。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盖诗之为物，本乎天性，发乎情之不容已。诗者，天趣也。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而数千年来，率因其说，坐令千古至文，尽成糟粕，可不通哉？故余读《诗》，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自信此笺果成，当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夸也。[16]
他的考证文章《诗经言字解》，就是在这一个月以后写出来的：
夜读《小雅》至《彤弓》。“受言藏之”、“受言櫜之”等句，忽大有所悟。余前读诗中“言”字，汉儒以为“我”也，心窃疑之。因摘“言”字句凡数十条，以相考证，今日始大悟，因作《言字解》一篇。[17]
胡适在1916年12月26日的一则日记里回顾了他这篇虽然“闭门造车”，但却能小有所成的考据成绩。他说：“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国以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辛亥年作《诗经言字解》，已倡‘以经说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自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18]最有意味的是，虽然大家都说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师从杜威，从此成为实验主义者。然而，事实是，胡适从康乃尔转学到哥伦比亚，他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而这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发射台（launching pad），不是实验主义，而是中西考证学融合的结晶。
[1]《胡适日记全集》，7：532.
[2]“President Rawlings addresses newly tenured faculty，”The Cornell Chronicle, June 4，1998，http：//www.news.cornell.edu/Chronicle/98/6.4.98/tenure.html，2010.1.21.
[3] Lois Gibbons, ed.，George Lincoln Burr：His Life（Ithaca,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3），pp.28-29.
[4]“Gone to Leland Stanford，”Cornell Daily Sun, XII.113，May 2，1892，p.1.
[5]“The Aims of History，”Cornell Daily Sun, X.6，October 3，1889，p.1.
[6]“Interesting Lecture，”Cornell Daily Sun, XXIV.134，March 29，1904，p.1.
[7]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胡适全集》，13：66.
[8]《胡适日记全集》，1：202.
[9]“History；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For?”Cornell Daily Sun, XXXIV.18，October 11，1913，p.4.
[10] George Burr，“The Freedom of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2.2（January，1917），pp.253-271.
[11]“A Theory of Social Causation Discussion，”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3rd Series，5.2，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Meeting.Part II.New Orleans, LA.，December 29-31，1903（May，1904），pp.175-199.
[12]《胡适日记全集》，2：349-351.
[13]《胡适日记全集》，7：156-157.
[1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97.
[15]《胡适日记全集》，2：263.
[16]《胡适日记全集》，1：134.
[17]《胡适日记全集》，1：142.
[18]《胡适日记全集》，2：447.
哥伦比亚大学时期：中西考证学的汇通
胡适为什么转学？现在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了。当时的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有“博士”雅称的他，居然也会有惨遭滑铁卢的命运。这一点也不奇怪，是人之常情。幸而他的守口如瓶不可能作到绝对，我们从他给韦莲司的一封信，可以判断他选择了哥伦比亚，并不是因为杜威或实验主义。有关这点，详见下文。胡适对他自己思想形成的轨迹，一向不会吝于留下至少是片语只字的痕迹。唯一例外的是有关他一生思想关键的转捩点。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不老实的地方，但我更宁愿相信这是他给后世想为他立传的历史家所下的一个挑战。比方说，胡适为什么要在1936年为他的《留学日记》写的《自序》里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1]这句余英时称之为胡适对他自己的思想“有明白的交代”的话，其实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这句话不但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还有误导我们的作用，因为它让我们误以为这是胡适“明白的交代”他自己思想的一句话。现在我们终于真正了解他为什么在1915年夏天，会“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了。原因很简单，他当时已经知道他要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师从杜威了。在此之前，杜威是康乃尔大学唯心派哲学的论敌，他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杜威的著作。现在，他就要转学到哥伦比亚去跟杜威写论文了，焉有不临阵磨枪的道理！换句话说，胡适并不是因为“尽读”了杜威的著作以后，发现他是杜威的私淑艾者，于是“发愤”申请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做杜威的入室弟子。他之所以选了杜威，实在有点像乔太守点鸳鸯谱，点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无论如何，胡适在1915年9月20日坐夜车离开康乃尔大学所在的旖色佳，21日晨抵达纽约，住进哥大的宿舍。历来的学者都把胡适、杜威与哥伦比亚大学连结在一起，这种联想的始作俑者无他，就是胡适本人。胡适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他“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以后，接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2]事实上，不但是胡适后来一生的哲学思想，即便是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才形成的。其开花结果的地点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可是其孕育发芽的地点是在康乃尔大学。所谓的实验主义也者，所谓《尝试集》的题名也者，只不过是他在日后倒回头去冠给它的名称与语言。有关这些，请待第八章的分析。我们在本节所要处理的，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生涯，我们要检证的，是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那一句话。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地说：胡适在哥大最大的成就，既不在于他成为杜威的入室弟子，也不在于他把实验主义纳入取经的行囊，而在于他成功地汇通了中国和西方的考证学。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只有两年的时间，从1915年到1917年。我在《胡适史学方法论的形成》里反对余英时的一个说法。他判断哥大接受了胡适在康乃尔研究所的学分，他说：“今据《口述自传》，则知他在康乃尔最后两年已修了足够的哲学史和哲学课程，所以他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一共是四学年。”[3]我当时的理由是：美国研究所的学分是不可能跨校承认的。我现在必须作一点修正。根据康乃尔大学1913学年度研究所的学制规定：“研究生在其他大学注册在学的资格，如果本校教授认可，可以视同为在康乃尔大学注册在学的资格。准予这个许可的条件为何，没有通例，必须视个案处理。学生必须向其教授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康乃尔大学承认他在其他大学注册在学的学分。无论个别情况如何，该学生必须至少在康乃尔大学注册在学一年。”[4]虽然这是康乃尔大学的规定，但我们可以推测哥伦比亚大学也可能作同样通融的规定。康乃尔大学规定博士研究生必须至少注册在学三年。所以，我现在要回过头来接受余英时的判断，认为胡适在哥大只念了两年的研究所是符合在学规定的。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所选的课，根据他晚年在纽约所作的《口述自传》，分为三个领域：哲学为主自不待言。其他两个辅领域（minor felds），一个是“政治理论史”，另外一个是“汉学”。[5]哲学的领域，他一共选了四门课。其中，他选了杜威的两门课：“逻辑理论诸派”（Types of Logical Theory）以及“社会政治哲学”（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胡适说他因为上了杜威开的逻辑这一门课，帮他决定了博士论文的主旨，亦即，先秦名学史。[6]另外两门哲学课，一门是乌德布瑞基教授开的“哲学史”，[7]另一门是艾德勒（Felix Adler）教授的课，胡适没有说这门课的名称。政治理论史的领域，胡适只提到了丹宁教授（William Dunning），说他教的是政治理论史，没有说课的名称。[8]有关他在哥大所学的汉学，胡适只提到他的老师夏德（Friedrich Hirth）及其逸事，也没有提到他上的课的名称。[9]
我们从胡适在哥大所选的哲学课程来看，就可以知道他即使到了哥大，即使投身到杜威的门下，也不是五体投地式地拥抱实验主义。他在哥大的三个哲学老师，除了杜威以外，还有艾德勒和乌德布瑞基。其中，乌德布瑞基教授是唯实论者。艾德勒教授是康德派的。我在此处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说胡适在哥大就应该狭隘地只选杜威的课，重点在于勾勒出胡适在哲学思想与方法上的不自觉或者糅杂性。就以艾德勒教授为例。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描述了他跟艾德勒教授的关系：
我的哲学老师里，我要特别谈到杜威和艾德勒教授……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就知道艾德勒教授了。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艾德勒是伦理文化运动的创始人。这个运动的目标在建立一个宗教。它没有神祇的理论，而完全是建立在人类行为、品格、做人的虔敬（holiness）的基础上。我在旖色佳的时候，我一些犹太同学和朋友在康乃尔成立了一个“理学会”（Ethics Club）……我第一次见到艾德勒教授，是他来康乃尔的“理学会”演讲的时候。我十分激赏他以道德作为基础所建立的无神宗教。那与中国的传统吻合，很自然地对中国学生具有吸引力。我在哥大选了艾德勒教授一门课，得以亲炙他以及他的家人。
我在《留学日记》里录下了几句艾德勒教授的箴言：“道德的责任并不是外烁的戒律；而是能让他人——例如所爱的人——把最完美的自我（best）展现出来的一种不得不为的行为（necessity to act）”；[10]“我们只有透过关切他人或外界，才可能常保活力和正直”；[11]“人生的要义在生趣盎然地（vitally）影响他人”；[12]“影响他人之道在让他们不妄自菲薄”。[13]我们从这几句话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自康德及其绝对定律的哲学的影响。艾德勒是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一个人。[14]
如果杜威的思想里有他自己所承认的“黑格尔的沉淀”，杜威对康德则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他所批判的，不只是康德认识的二元论，而且是他的先验、诉诸普世皆准的定律的先验哲学。杜威说思考的意义，不在于我该如何去作绝对或普世的（überhaupt）思考，而是我怎样为当下的问题（here and now）去作思考。[15]胡适自己也引申杜威的说法，说研究问题要从“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16]胡适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会把杜威和艾德勒并提，而完全不觉得有必要澄清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异同，其所反映的，当然有可能是他在哲学方法论上的不自觉。然而，我更相信它反映了胡适在哲学思想上有糅杂、调和、挪用的倾向。
胡适在哥大只上了一年的课，第二年专心写论文。根据他给韦莲司的信，他在第一学期末就考过了口试，虽然考得不够理想：“我的口试结束了。不理想，但对我而言，是一个有趣的经验。”[17]在《口述自传》里，他则说他在哥大第一年就通过的博士资格考有口试也有笔试，考的范围有两个：哲学史和一般哲学。[18]总之，胡适在哥大一年所选的课程，就是四门哲学的课，一门政治理论史，再加上他在《口述自传》里没有说明的汉学方面的课。换句话说，胡适正式师从杜威学习实验主义，就只有他在哥大所上的两门课，此外，就是他转学到哥大以前，“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1915年暑假。这就是作为杜威信徒的胡适所受的实验主义教育。其半路出家之实昭然若揭，其自学居多、缺乏系统之质恐怕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胡适学西方哲学的历程来说，他接触到杜威实验主义的“史前史”其实是相当漫长的。我们在上文提到他在1914年1月2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他“近来所关心之问题”：“（一）泰西之考据学，（二）致用哲学，（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19]余英时说，胡适“此处的‘致用哲学’不知是不是实验主义的译名”。[20]这个谨慎的态度是值得效法的。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胡适此处所说的“致用哲学”应当不会是实验主义，因为他这个时候还身在反实验主义大本营的康乃尔大学。佐证之一是胡适在1914年8月26日的日记里缕列了“哲学系统”，其中就没有实用主义。[21]
佐证之二是胡适1915年1月4日补记的日记。胡适那年的圣诞节是在卜郎（Mortimer Brown）夫妇家过的。卜郎家在纽约州的尼加拉瀑布市，他曾经在中国教过两年书。胡适在日记里说：“卜君习化学，今为此间一工厂中司试验事。然其人思想颇隘，谈吐纯是一种实利主义。吾昔闻人言实利主义之弊将趋于见小利而忘远虑，安目前而忘未来，能保守而不利进取。初不信之，今闻卜君言其厂中主者某君之言曰：‘更好的乃是好的之仇也’（The better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乃不禁爽然若失。此真实利主义之极端矣。”[22]“实利主义”以今天的理解来看，可能是Utilitarianism亦即“功利主义”的译名。幸好胡适替我们提供了他这个译名的原文。他在1931年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里提起这件事情，他说卜郎是用“名符其实的实验主义者”（a real pragmatist）来形容“厂中主者某君”。胡适写这篇文章时，早已自称为实验主义者了，因此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当时听到实验主义被如此诠释，简直让他目瞪口呆。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才是正确的，亦即，“这已经够好的了是我们可以作得更好的想法最大的敌人”（The good enough is the greatest enemy of the better）。[23]年时候的胡适当然已经知道杜威在《我们如何思想》（How We Think）里说了这句话。[24]然而，胡适在此处等于是改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在《留学日记》里引这个工厂主人的话，是用来证明他终于见识到“见小利而忘远虑”的实验主义“极端”的一面。即使如此，胡适并没有修改这条留学时期所写的日记，或者干脆把它删掉。这就在在证明了我所说的，胡适对自己思想形成的轨迹交代得很清楚，他有意为后人留下立传的线索，找不找得到，就完全凭本事了。
胡适接受实验主义姗姗来迟的另外一个佐证是他1915年5月9日的日记。这个佐证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已经到了他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前夕。在这条日记里，他提到“实效主义”（pragmatism）。必须注意的是，他当时对“实用主义”的了解，还没有到他会用“实验主义”来作译名的程度。他用“实效主义”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食言——已经昭告周遭朋友不再演说的他，却又接受了一个演说的邀请。他用“实效主义”来为自己作辩护，说：“思想所以处境，随境地而易，不能预悬一通常泛论，而求在在适用也。吾之不再演说是一泛论。上月水牛城之招与此次蔼城之招，皆特别境地，不能一概而论也。”他的按语是：“此事可证今世‘实效主义’之持论未尝无可取者。”[25]且不论他在这里是否引用失当，更不用论他这时对实用主义的了解，恰恰正是反对者最常用来诟病实用主义的论点，他对它的评价只是吝吝然地承认其“持论未尝无可取者”，还没有到接受的地步。[26]
等到胡适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后，他对实验主义哲学的涉猎其实还是浮光掠影。无论是主、辅修的领域，还是他在《口述自传》里所回忆的，胡适在哥大选课的重点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历史。就以他特别提出来强调的乌德布瑞基的“哲学史”课为例，乌德布瑞基的专长虽然是希腊哲学，但他也是我们在上文所说的美国唯实论大家。然而，当胡适回忆他在这门哲学史课所学到的东西时，他完全没有提到唯实论是否有其特殊的研究哲学史的观点。胡适所谈的仍然还是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考证学。例如：乌德布瑞基告诫学生不能轻信柏拉图的对话录和亚理斯多德的作品，因为其中有伪讬的部分；他为学生讲解有关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作品的考订史；他也为学生讲解西方古典学术最新发展出来的鉴别作伪与增损改篡的文句的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那门课所写的一篇报告，是清代的校勘、训诂之学。[27]
胡适在哥大这两年，是他开窍领悟考据学三昧的开始。他从自己摸索、从事考据以来，经过了一个对自己的传统失望与蔑视的阶段。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在康乃尔和哥伦比亚大学选习历史以及哲学史课程的经验，曾经让他一度震慑于西方考证学的精辟，从而宣称中国没有批判性的考证学传统。我们在上文提起他1916年2月26日回忆自己在1911年撰写《〈诗〉三百篇言字解》的时候，已经摸索到了用归纳法来求证的原则。他感叹：“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国以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28]这个感叹既是自我批判，也是对传统的批判。他在1916年3月29日的日记里还说：“吾国人读书无历史观念，无批评指摘之眼光。千古以来，其真足称‘高等考据家’者（西方考据之学约有二端：其寻章摘句，校讹补阙者，曰校勘家（textual criticism），其发奸摘伏，定作者姓氏，及著书年月；论书之真伪，文中之窜易者，谓之高等考据家（higher criticism）[胡适在别处译作考订学]），唯柳子厚[柳宗元]一人耳。如《王制》一书，汉人卢植明言‘汉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篇’（见注疏），而后人犹复以为周制（如马氏[马骕（1621-1673）]《绎史》），抑何愚也！”[29]相对地，胡适推崇西方的校勘学，他在1916年12月26日写的日记说：“校勘古籍……西方学者治此学最精，其学名textual criticism[校勘学]。”[30]
胡适于是以引进西方校勘学为己任，在1916年6月与9月，相继写了两篇考据的文章。一篇是《尔汝篇》，另外一篇是《吾我篇》。[31]胡适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研究有两层极为深远的意义：第一，它有示范的作用，亦即如何把西方的校勘学运用在中国的材料上；第二，它在考订学上有用来辨定伪书的价值，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研究此种用法有何用乎？曰：可以为考据之用。战国以来，尔汝两字之用法已无人研究，故汉人伪作之书，其用对称代词，如尔字、汝字、乃字，皆无条理可寻，皆不合古人用法。其为伪讬之书，于此可见一斑。凡后人伪讬古书，往往用后世之字及后世之文法，非有语学的（philological）考据，不足以揭破之。”[32]
接着，由于写《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需要广泛地参考历代学者的考据和注疏，胡适很快就发现其实中国也有相当精密的考证学传统。他于是领悟到自己先前颇有厚诬古人的不当批评。他在1916年12月26日的一条日记里说：“考据之学，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王氏父子[念孙、引之]之《经传释词》、《读书杂记》，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于此。”他也领悟到此前自己引以为傲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其实只得考据学之一毫。虽然他当时已懂得“以经说经”、运用归纳法的道理，但由于“其时尚未见《经传释词》也。后稍稍读王氏父子及段（玉裁）、孙（仲容）[诒让]、章[太炎]诸人之书，始知‘以经说经’之法，虽已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33]当然，就像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他在1934年又作了一点修正：“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
换句话说，胡适体认到中西考证学有其殊途同归之处。他在同一天的另外一条日记里，也就是上文所引的他推崇西方校勘学的一条，摘述了西方校勘学的大要。胡适后来在口述访问里，告诉我们他这个摘述，其实是从1911年第11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的《校勘学》里节译出来的，是校勘学权威浦斯格（John Postgate）写的。胡适当时并没有注明出处，如果不是他在《口述自传》里点明了，不知要枉费学者多少的精力去追寻。胡适晚年会谆谆告诫后学，要他们写文章一定记明撰写的年月日，以免后日考据家费力作考订的工作，可惜青年时期的胡适常常连出处都不记。无论如何，胡适说他喜欢浦斯格的这篇文章，是因为“它凸显出中西校勘学的相似之处。这是为什么我可以用我所研究的先秦诸子的例子，来取代浦斯格所用的例子。这篇文章远胜于中文任何一篇讨论校勘学的科学与艺术的文章”。然而，中西相比，胡适仍然认为近代西方更胜一筹：“我相当惊讶中西校勘学有其相通之处。然而，我认为浦斯格这篇文章里所代表的西方校勘学，要比中国的方法更为彻底、更为科学。”[34]
1916年4月，就在赶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程，胡适又用写博士论文现成的材料写了一篇考据的文章，即《诸子不出王官论》。[35]十天以后，也就是4月27日，他把论文写成。5月3日，他把经过自己校好的论文呈交哥大。胡适写这篇论文，从1916年8月初开始，到1917年4月27日，总共写了九个月的时间。这本《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是胡适汇通中西考证学的结晶。胡适在横渡太平洋回国的邮轮上所写的《自序》，开宗明义，就说由于这是一个历史的研究，它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材料。他说西方的读者无法想象他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必须先推翻那有千钧之重的传统。首先，他的原则是：不经证明为真，任何书或任何章句，都不在采用之列。其次，是校勘和诠释的问题。有幸的是，他有两百多年来中国考证学家在训诂上所得的成果，可以作为他的借助。至于诠释，他则幸而学过欧洲哲学史。他说：“只有跟我背景相似的人，这也就是说，只有具有比较研究的经验，例如，从事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人，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哲学对我在诠释古代中国哲学系统的这个工作上，其帮助有多大。”[36]
[1]《胡适日记全集》，1：110.
[2]《胡适日记全集》，1：110.
[3]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页5-6。
[4] Off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V.3，Announcement of the Graduate Scholol，1913-14，p.5.
[5]“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91。请注意：唐德刚把“政治理论史”误译为“政治理论”。见其译《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244.
[6]“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96-97.
[7]“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125。请注意：唐德刚把“哲学史”误译为“历史哲学”。见其译《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286.
[8]“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89.
[9]“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91-93.
[10] 胡适译文：道德的责任并不是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的人——的最好部分。
[11] 胡适译文：只有对别人发生兴趣才可使自己常是活泼泼地，常是堂堂正正地。
[12] 胡适译文：要生活在深刻地影响别人！
[13] 胡适译文：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
[14]“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94.
[15] John Dewey，“The Relationship of Thought and Its Subject-Matter，”The Middle Works，1899-1924，2.300.
[16]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全集》，1：352.
[17] Hu to Edith Williams, December 2，1915，《胡适全集》，1：139.
[18]“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85.
[19]《胡适日记全集》，1：263.
[20]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页195。
[21]《胡适日记全集》，1：465-466.
[22]《胡适日记全集》，2：6.
[23] 胡适，“Confict of Cultures，”《胡适全集》，36：480-481.
[24] John Dewey，“How We Think：Concrete and Abstract Thinking，”The Middle Works，1899-1924，6.290.
[25]《胡适日记全集》，2：102-103.
[26] 请注意笔者的看法与Sor-hoon Tan（陈素芬）不同，她认为这是胡适接受实验主义的最早证据。请参阅Sor-hoon Tan，“China’s Pragmatist Experiment in Democracy：Hu Shih’s Pragmatism and Dewey’s Infuence in China，”Metaphilosophy，35.1/2（January 2004），p.46.
[27]“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125-126.
[28]《胡适日记全集》，2：447.
[29]《胡适日记全集》，2：290.
[30]《胡适日记全集》，2：448.
[31] 胡适，《尔汝篇》，《胡适全集》，1：233-237；《吾我篇》，《胡适全集》，1：238-243.
[32]《胡适日记全集》，2：344-345.
[33]《胡适日记全集》，2：447.
[34]“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121-122.
[35] 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胡适全集》，1：244-251.
[36]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298-300.
《先秦名学史》与实验主义
余英时说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的倾向，他说胡适不但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而且也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化约为方法。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它已经先假定胡适的方法论确实是来自杜威的，只不过胡适把它化约罢了。虽然余英时也强调胡适的思想有多重的来源，然而他仍然认为“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只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不墨守其枝节”。[1]余英时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是他被胡适牵者鼻子走的结果。他说胡适在1936年为《留学日记》写的《自序》中，对自己的思想“有明白的交代”：胡适在1915年的暑假“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以后说：“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2]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个举国称之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在二十年以后去作回顾、重建自己思想成长轨迹时对读者所说的话，除了人的记忆有选择性的特质，他还有他在学派、师承、威信（credibility）等等方面的考虑。
事实上，就像我在上节所说的，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是他汇通中西考证学的结晶。他写《先秦名学史》是否真如他所说的，是受实验主义的指导？我的判断是否定的。首先，让我们讨论胡适写《先秦名学史》的灵感来源。在上节的讨论里，我引了《口述自传》里的话，胡适说杜威在哥大所开的“逻辑理论诸派”那门课，帮他决定了博士论文的主旨，亦即，先秦名学史。就严格的字义的角度来说，这也就是说，从“先秦名学史”这个主旨的角度来说，这句话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从“先秦哲学史”的角度来说，这句话是扭曲事实的。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念哲学研究所的时候，他计划写的论文题目就是“先秦哲学史”。
我们在上文提起韦莲司转述狄理教授的回忆，狄理说胡适还在康乃尔念书的时候，他对胡适说：“如果你选择了哲学，为什么不去开发那几乎还没有人去碰过的中国哲学呢？”胡适当时确实听了狄理的建议。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胡适当时确实是决定以中国哲学作为论文题目，还得感谢韦莲司保存了胡适写给她的信。胡适在1915年3月14日给韦莲司的信里说：“我上星期作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告诉过妳我博士论文要写的是某一个阶段的中国哲学。最近我得了一个结论，那是一个愚蠢的想法。”他说他已经决定改作的题目是：“国际伦理原则的研究”（A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他告诉韦莲司，之所以作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体认到如果以中国哲学作为题目，他不但不会有老师能指导他，而且美国图书馆的图书也不够用。反之，如果改作国际伦理的题目，他就会有一举三得的好处：时代的需要、自己的兴趣、得以充分利用图书馆以及哲学系老师的资源。[3]我们知道这个阶段胡适正处在他和平、不争主义的巅峰。[4]康德哲学也正是康乃尔哲学系老师之所长。这封信的日期值得注意，3月14日，是胡适“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之前的几个月。
然而，等到那年初夏，他准备转学离开康乃尔的时候，他不但回到了原先所拟的题目，而且更明确地界定为先秦诸子。胡适为什么选哥伦比亚？他7月14日写给韦莲司的信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