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规定显然不是哥大特有的。我在上文提到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研究所，眼看着已经念了三分之二规定的年限了，却转学到哥大去。我在该处就说明了康乃尔大学也有类似的规定，那就是每个博士候选人，必须缴交五十份印刷好的论文。所谓印刷好的，可以是由出版社出版的，也可以是自费出版的。如果康乃尔大学的这个规定在胡适念书的时代就有了，哥大也有可能在当时就有了这个规定。然而，即使这个规定在胡适留学时代就已经有了，它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胡适拖了十年才缴呈他的论文。余英时说胡适1920年对哥大中国文学教授的缺有兴趣，1922年又接到哥大的聘书（虽然最后决定不就），然后1923年又有赴美开会的机会，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胡适延缓出版或缴呈他的论文，跟他可能有美国之行又有什么关系呢？胡适1926年12月26日从英国打电报要亚东图书馆寄一百册《先秦名学史》给哥大，[8]就是一个最好的反证。他当时人在英国，五天以后，就要启程赴美。胡适是该年7月17日从北京启程，经由西伯利亚到英国去的。其实，早在那年年初，胡适就知道他要去英国开会，会后会绕道赴美。然而，他当时并没有作任何举措，而是等到他人都已经要从英国启程赴美的前夕，才要出版社寄书。
胡适在1960年10月11日给袁同礼的信里，也持哥大当时有缴交一百本论文的规定来为自己辩护：
又我的Ph.D.论文考试是1917年完毕的，故我列在1917；但当时规矩需要一百本论文，故我在1917年回国时没有拿Ph.D.文凭。我的论文是1922年在上海印行的。我没有工夫送一百本给哥大。直到五年后，1927年我在哥大讲学，他们催缴论文印本百册，我才电告亚东图书馆寄百册去。我的文凭是1927年发的。[9]
我们当然可以相信这是实话。换句话说，这哥大呈缴一百本论文的规定，胡适的时代已有之。然而，胡适说他是在1927年到哥大讲学的时候，因为哥大催缴，才电告亚东寄去百册。这个说法，或者说记忆，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前一段提到，胡适是在1926年12月26日从英国打电报要亚东图书馆寄一百册《先秦名学史》给哥大的。他到哥大讲学是1927年1月到2月的事。我们从欧阳哲生在哥大档案馆所找到的资料，知道哥大注册组是在1927年3月21日注明胡适取得了毕业资格，该年6月的毕业名录上要以“Hu Shih”而非他留学时代所用的拼音“Suh Hu”列名。[10]这表示哥大收到了亚东寄去的书。更重要的是，欧阳哲生找到的这个新资料，可以帮我们明确地证明哥大当时确有缴交一百册已出版的论文的规定。因此，胡适非得呈缴一百册的论文，否则就是拿不到他的博士学位。胡适在4月12日离开美国的时候，应该知道博士学位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总之，如果胡适可以在1926年底，他人在英国的时候，临时打电报要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寄书给哥大。这表示胡适缴呈不缴呈他的论文，跟他本人是不是要到美国去显然截然无关，则余英时所说的，胡适因为几次有美国之行的计划，所以论文迟迟没有付印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事实上，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测，是不是胡适在伦敦的时候收到了通知，说哥大方面已经谈妥，就等他的一百册出版的论文，以完成他取得博士学位的手续？
如果余英时的解释不能成立，我们是否回到唐德刚的原点呢？唐德刚的推断如下：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的结果是“大修通过”。两年以后，杜威到中国，亲眼见到胡适“在学术界的声势”，于是回国以后，就把“大修”改成了“小修”，甚至连“大修通过”应有的“补考”也给免了，但这一蹉跎就是十年。这个说法最大的缺点是毫无证据，虽然言之凿凿，基本上属于臆测。而且，他的议论虽然诙谐，实在近于不恭。他戏谑地说：留学时期的Suh Hu，可不比杜威到了中国以后“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的Hu Shih；彼时的Suh Hu，“和当时其它的‘支那曼’（Chinaman）并无两样”，在考口试的时候，如上“法场”、“面如死灰”，等于是在“对牛谈琴”，因为六位考官中，除了教汉学的夏德以外，无一懂中文。唐德刚甚至怀疑主考者杜威因为“中文一字不识；胡氏论文他可能根本未翻过”。[11]胡适的论文杜威当然看了。胡适在1917年4月13日写给韦莲司的信说：“我还在写论文的结论。我把写完的部分给杜威教授看了。他看了以后似乎很满意，给了我一些很有用的评语。我估计在一个星期左右可以把整个论文完成。”[12]当然，杜威看过，跟说了“一些很有用的评语”，并不表示他是真用心看了。无论如何，唐德刚这一长段虽曰不恭不敬却入木三分的推断，很可能最接近事实。换句话说，胡适的论文，可能还是要拜他后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声势”之赐，终于得以从败部复活。
胡适的博士学位为什么拖了十年才拿到呢？本章的分析等于是提供了另外一个解释。我重溯了胡适留学时期思想成长的轨迹，从他在康乃尔大学所接受的唯心派哲学开始，到他转学到纽约的哥大，最后以《先秦名学史》完成他在美国的学业。胡适写《先秦名学史》，其灵感与论述的主轴，是来自于他在康乃尔唯心派老师的哲学史的观点；其方法学的启蒙，也是他在康乃尔所开始接受到的西方考证学。我更进一步地认定《先秦名学史》是他汇通中西考证学的结晶，也是他挪用、糅杂新黑格尔、新康德唯心论、实验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的成果。他在《先秦名学史》里，赋予先秦的逻辑与亚理斯多德三段论式的新意，称许那是可以用来把近代西洋科学方法在中国接枝繁衍的沃壤。然而，亚理斯多德以来的三段论式，杜威认为已经被近代科学的方法淘汰，是杜威从他壮年开始，所戮力推翻改造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先秦名学史》对杜威实验主义的误解与滥用比比皆是，甚至到了用实用主义的论敌讥诋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谈实用主义的地步！如果《先秦名学史》根本就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的精神，这本论文怎么能通得过杜威那一关呢！
胡适在留美的时候还不了解杜威、还不了解实验主义，这是很可以理解的。胡适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这句话不可信。杜威跟后来的胡适一样，也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而且，跟胡适一样，是一个淹博的大家。杜威是1859年10月20日生的。1915年暑假，胡适“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然后在秋天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的时候，杜威快要五十六岁了。以美国杜威中心所编撰的三十七册的《杜威全集》的分期法为准，这已是杜威的中期。早期是1892年到1898年，有五册；中期是1899年到1924年，有十五册；晚期是1925年到1953年，有十七册。我们现在有《杜威全集》可读，甚至有光盘版可用，可以键入关键字来检索，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精读、选读或检索。胡适当年则不然。杜威的著作还没集中成册，他必须广为搜求。就以《杜威全集》为准，到1915年，杜威的著作已经有早期的五册，中期则是到第八册。加起来共有十三册。“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是一回事，能不能“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则是另一回事。加以胡适那年夏天并没闲着；他不但照常博览群书，而且六月中旬开始，他还在旖色佳开了两个星期的“国际关系讨论会”（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不但是致欢迎词的要角，还“每日延二三人至吾寓为茶会”。[13]到了哥大以后，胡适只选了一年的课，其中两门是杜威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写论文了。
胡适在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对杜威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了解有限，我们可以在邹新明先生所作的一个研究里得到佐证。邹新明根据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胡适的英文藏书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发现胡适“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前后一年间所购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划线批注的杜威著作只有一本，那就是杜威跟塔伏茨（James Tufts）合著、于1908年出版的《伦理学》（Ethics）。[14]邹新明描述说：
本书题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1914[胡适购于1914年]。书内[多达]221页有胡适批注圈划……表明胡适曾用心阅读。批注以英文为主，间有中文，有“此亦未必尽然”，“吾国之伦理学说大半注意此点”，“此意吾向所未思及”，“此说甚是，平允之言”，“此言是也”等评语。[15]
邹新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胡适英文藏书里看到的胡适购买的第二本杜威的著作是杜威和其长女艾佛琳（Evelyn Dewey）合著、于1915年出版的《明日的学校》（Schools of To-Morrow）。邹新明判断说：“本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Dec.1，1915，New York[1915年12月1日胡适购于纽约]。书内数页有胡适朱笔圈划。本书1915年出版，胡适的签名为同年12月，因此大致阅读时间应为1915年底，或者之后。”胡适购买并签名的杜威的第三本书是《实验逻辑论文集》，一如我在上文所述，该书是1916年出版的。邹新明说：“本书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New York, July，1916[1916年7月胡适购于纽约]，杜威著《实验的名学》。书内多处有胡适批注圈划。”换句话说，邹新明就目前所存胡适的英文藏书来看，胡适在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也就是说，在他“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以前购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划线批注的杜威著作就只有杜威跟塔伏茨合著的《伦理学》这一本。一直要到1915年12月1日，也就是胡适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末，他才买了杜威跟其长女合著的《明日的学校》。而胡适买的第三本他所精读的杜威的《实验逻辑论文集》，亦即胡适译为《实验的名学》的著作，既然是1916年才出版的，则他一直要到该年7月，也就是他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以后才买，这就毫不足奇了。
当然，胡适“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并不表示他必须自己买杜威的书来读。他大可以利用康乃尔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杜威的著作。当然，今天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胡适的英文藏书可能被打散过，可能收集有遗漏。然而，无论如何，胡适在1915年暑假“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前后一年间所购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划线批注的杜威著作只有一本。这个事实，单独引用，可能没有作为铁证的效力。但是，可以用作辅助的证据，说明胡适在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对杜威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了解有限。
邹新明从胡适的英文藏书所得的这个发现，其实可以让我们作至少两个完全相反的推论。这两个推论都牵涉到胡适说他是“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说法。其意义不只在于胡适的说法正确或精准与否，而直接关系到他与杜威师承溯源的问题。第一个推论可以用来支持胡适的说法。也就是说，胡适在1914年购买的那唯一一本杜威跟塔伏茨合著的《伦理学》，不能用来证明他早在1914年就开始心仪杜威。换句话说，这不能证明胡适开始心仪杜威应该推早到1914年。因为一个人买了一本书，并不一定当时就拾起来读。说不定胡适真的是“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时，才开始阅读那本《伦理学》的。我们也可以很合理地相信胡适买杜威的那本书，可能是受到他选修伦理学课的启发，跟他开始心仪杜威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总共选修了十四门哲学的课。其中，伦理学的课就占了五门：第一次是1911年春季班狄理教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哲学六：道德观念及其实践”；第二次是1912年的秋季班，也是由狄理教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哲学七：伦理”；第三次是1913年的秋季班。那学期他一口气选了三门跟伦理学有关的课：哈孟教授开的“哲学20：伦理学史：从古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以及狄理教授开的“哲学26：伦理学进阶”和“哲学37：伦理学讨论课”。
第二个推论则挑战了胡适说他是“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说法，而把胡适开始心仪杜威推前到1914年。这个推论是假设胡适1914年买了杜威的《伦理学》以后，当时就拾起来读了。这个推论认为胡适1914年买杜威的《伦理学》跟他之前选修那么多门伦理学的课是不相干的。我们要记得胡适最后一次选伦理学的课是在1913年的秋季班。也就是说，是在他买杜威的《伦理学》的前一年。更重要的是，胡适读杜威这本《伦理学》是有相当的选择性的。我在前边已经说过，杜威这本《伦理学》是跟塔伏茨合著的。塔伏茨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的同事。不消说，《前言》与《导论》是他俩合写的。此外，杜威负责撰写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的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胡适在这本两百多页的书里所作的批注与圈划，泰半是杜威所写的篇章。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第三部分的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的启始特别注记了“D”，亦即Dewey[杜威]的缩写，然后又在第二十二章的启始注记了“T”，亦即Tafts[塔伏茨]的缩写，以便提醒自己哪些章是杜威写的，是他要特别精读的。换句话说，如果杜威和塔伏茨合著的《伦理学》是胡适1914年购买的时候，就针对杜威撰著的部分作了精读，则胡适私淑杜威的时间可以溯源到1914年。
无论如何，即使胡适跟杜威的师承可以溯源到1914年，那还是不影响胡适留美期间对杜威还不甚了解的事实。然而，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应该太苛求胡适。他写完《先秦名学史》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六岁的青年。试想天下古今，有多少不到二十六岁的青年能写出一本“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典范之作？胡适虽然自视极高，但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贡献在“开山”，不在“定论”。然而，这就是孔恩“典范”的意义。典范没有永远；它有夙昔，但更指向未来。对胡适个人而言，留学生涯的结束只意味着他人生的开始。他个人生涯里的日当正中还在未来。就像胡适1911年12月15日给章希吕的一封信里所说的：“欧美学校谓卒业之日为“Commencement Day”，译言‘肇始之日’也。细寻绎其义，深可玩味，盖学问无穷，人生有限，终无毕业之期，此校卒业之日，即他种事业肇始之时。”[16]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五年，跟唯心论的哲学家念了四年的哲学。与之相比，杜威的实验主义，他才自修了一个暑假，外加在哥大选了杜威的两门课。如果他的《先秦名学史》展现得更多的，是他在康乃尔所学的唯心论以及他在实证史学上的斩获，其次是曝露了他对实验主义了解的有限，这反映出来的就是他在美国所受的哲学教育的实际。胡适有句墨迹：“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信然。
如果胡适在留美时期还对杜威以及他的实验主义不甚了了，这个情况在他回国以后就有所改观。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归国留学生，作为杜威门下的学生，胡适不可能不扮演诠释杜威学说的角色。特别是在1919年3月底以后，因为杜威接受了邀请，答应在日本的演讲结束以后就到中国，杜威及其实验主义，一夕之间，成为许多学生、知识分子亟于了解的题目。作为杜威的入室弟子的胡适，自然责无旁贷，担任起介绍、解释的任务。就在这一段时间里，聪明用功、悟力过人的胡适，好好地啃下了一些书。这就是胡适实验主义的发轫。欲知详情，请看本传的第二部以见分晓。
我在《前言》里说胡适是狐狸才、刺猬心。虽然胡适狐狸才、刺猬心的矛盾是越老越明显，其实这个倾向，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他的《先秦名学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胡适说他写《先秦名学史》的目的，是要从先秦诸子的方法学里，去找那可以与近代西方哲学契合的沃壤，以便让近代西方哲学的思辨、研究方法和工具得以在中国生根。即使他说儒家早已虽生犹死了，他仍然要为这个僵死的儒家找它的方法论。他借用了培根的《新工具》来称呼儒家方法论的《大学》。所谓用来接枝西方哲学的“沃壤”也者，所谓科学的“方法论”也者，就是胡适终其一生所亟亟追求的。他的狐狸才会促使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他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白话文学、禅宗、理学、考证学；他谈杜威、赫胥黎；他讲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这林林总总的涉猎，看似一只精灵好奇、到处领略的狐狸。事实上，他是像一只刺猬一样，执著的是一个单一的理念：如何去深耕本土的沃壤，以便来移植或接枝近代西方的科学。胡适的狐狸才、刺猬心，使他成为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人。但那也是一个诅咒，那是他壮志未酬、藏诸名山之作伟业未竟的一大原因。
[1]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259.
[2] 耿云志，《胡适博士学位问题及其它》，《胡适研究论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页218。
[3]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页12。
[4]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页7。
[5] www.columbiagazetteer.org/c3/main.pl?module=info＆section=aboutcup?2008年5月2日上网。
[6] 根据哥大档案馆研究员Lea Osborne在2008年5月1日给笔者的电子信。
[7] Morton White, A Philosopher’s Story（University Park：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p.32.
[8]《胡适日记全集》，4：603-604.
[9] 胡适致袁同礼，1960年10月11日，《胡适全集》，26：507.
[10] 欧阳哲生，《胡适与哥伦比亚大学》，《胡适研究丛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页53。
[11]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255-259.
[12]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胡适全集》，40：181.
[13]《胡适日记全集》，2：135.
[14] John Dewey and James Tufts, Ethic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08）.
[15] 以下两段所述，请参见邹新明，《从胡适藏书看杜威对胡适的影响》，《胡适研究通讯》，2010年第三期，页1-2。
[16] 胡适致章希吕，1911年12月15日，《胡适全集》，2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