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政治的兴趣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形成的。历来的学者以为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对胡适最大的误解。胡适在《我的歧路》里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1]他在晚年所作的《口述自传》里，还以美国的教授为例，来说明他们对政治积极的参与如何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说他康乃尔的老师：“这些大学教授对国家政治积极的参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说，这个兴趣对我后来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其次，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他提到杜威夫妇参与了在纽约第五大道举行的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大游行：“杜威教授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并积极参与了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的示威游行。大学教授如此积极地参与政治，让我又一次深深地受到了感动。”[2]
胡适说得很清楚，他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他不但注意，而且身体力行。回到中国以后，他不但在政论期刊上谈政治，而且从旁为主政者以及他从政的朋友出谋划策，后来甚至还出任中国的驻美大使。可是，为什么历来的学者都误解他呢？这始作俑者，还是胡适自己。他明明只“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就“出来谈政治”，却偏偏要强调他回国当初曾经许下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他明明已经当了驻美大使，却偏偏要人家觉得他是一个“过河卒子”，不愿意、不得已，只是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独立以及学术的兴趣。
先入为主的观念之所以惊人，就在于它可以左右甚至主导我们选取“事实”。胡适自己所散布的“不谈政治”、“独立”、“学术”的迷雾，诱使几位学者错误地诠释了胡适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出现在他的《留学日记》，是他1915年10月30日的日记，也就是他在《口述自传》里提到的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大游行。10月23日纽约第五大道上的游行已经让他肃然起敬了。他当天站着看了三个钟头。他赞叹道，游行的人多达四万有余，却“井然有条”。参加游行的人，年轻男女居多，但中年以上妇女也不少，还有头发全白者，“望之真令人肃然起敬”。当天大风寒，手执旗子的女子与风搏斗，无一人中途散去，“其精神可敬也”。[3]更让他感动的是，有一天他去哥大图书馆前听一个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活动。胡适说他忽然在人丛当中看到了杜威。他以为杜威只是刚好路过。没想到集会结束以后，居然看见杜威也上了车，跟主持活动的人一起离开。他方才领悟原来杜威也是该活动的主持人之一。感动之余，他在日记中写下：“嗟夫，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这句再清楚也不过的赞叹之辞，照常理来说，应该是不容易被误解的。然而，由于已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贾祖麟和周明之都把这个感叹句错读成批判句，变成了：“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4]
第二个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导致误读、或者应该说误译的关键词，是在《口述自传》里。那是胡适总结他留学时期对美国政治的兴趣，以及这个兴趣如何影响到他的未来的一段话：
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我上课所学的美国政治制度，我留学时代所积极参与的两次总统大选，所有这些都让我对政府以及政治产生了恒久的（lasting）兴趣。在往后的生涯里，除了在华盛顿担任中国战时驻美大使的四年以外，我极少参与实际政治。然而，在我整个成年以后的生涯里，我一直对政治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这是我喜欢的说法，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5]
唐德刚把胡适所说的“超然的兴趣”译成“不感兴趣的兴趣”。[6]这个翻译从字义和脉络来说，都是不正确的。胡适在前一句说，他在美国留学的经验，使他“对政府以及政治产生了恒久的兴趣”。这个错译的成因及其影响是相生相济的。唐德刚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已经受到了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的主导。读者本身也同样先入为主，认为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因而与这个翻译一拍即合。于是，唐德刚的错译与读者的望文生义，相生相济，误解以至于牢不可破。
胡适所谓“超然的兴趣”也者，就是他用穆勒《自传》里的话借花献佛给韦莲司的：“我在野反而会比从政更有影响力。”[7]用他1947年2月6日写给傅斯年、说给蒋介石听的话：“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8]至于胡适在政治上的兴趣是否真正“超然”，则是本传接下去几部的故事。
胡适对政治的兴趣，对政治的做法，以及他的政治的基调，都是他留美的时候渐次奠定形成的。胡适的人生哲学是积极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二十年不嫌迟的哲学。即使在政治上，他也是如此。当他的政治思想在留美时期渐次成形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积极分子。因此，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他宣扬中国革命的理念以及民主的条件与展望。对袁世凯，他自始至终反对。对中国留学生、美国舆论界之拥戴袁世凯，期待袁世凯用强人、铁腕的手段治国的幻想，胡适大声疾呼，撰文批判。在他秉持不争主义哲学的巅峰时期，他反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徒然莽夫言用，除了慷慨激昂以外，无补于国事。在“世界学生会”所举行的年会上，他力战主张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的保守派。他从一个不争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又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从此，胡适政治思想里的保守胚芽于焉形成。
辛亥革命
1911年秋天，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第三个学期。不论是对他个人还是他所心系的祖国，这都是一个多事之秋。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所学彷徨。他是应该继续学农，还是应该改变主修专业？那一年的十月，武昌起义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10月12日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到10月30日日记中断为止，胡适几乎每天都记载了革命情况的发展。由于胡适的《留学日记》从此中断了一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个对个人或对国家而言煎熬时期的心路历程。
辛亥革命的发生，由于局势不明，政局飘摇，直接影响了胡适这些官费生的经费来源。康乃尔大学当时有将近五十名中国留学生，除了其中四名是由其所隶属的省所支持的官费生，其他都是庚款生。11月下旬的时候，康乃尔大学说庚款生的经费没有问题，但那四名省官费生，有一名已经向学校申请贷款，校方也批准了。[9]然而，一个星期以后，康乃尔大学就报道说庚款生的拨款已经欠了一个月。而且，根据庚款生监督容揆的说法，他手头所掌握的款项只够支持三百名学生三个月。由于庚子赔款是由中国政府按月付给美国，然后由美国把其中的一半退还给中国政府，以支付庚款留美的教育费用，所以康乃尔的中国庚款生不担心他们会有断粮之虞。《康乃尔校友通讯》报道说，如果必要，美国国会会通过特别拨款来让这些中国学生应急。[10]到2月初，春季班开学了，《康乃尔校友通讯》还继续报道中国学生的问题：“随着第二学期开学，许多中国学生开始担心他们从革命初起就没来的汇款。他们上学期在事变发生之前，大都拿到了充足的款项。”[11]
图9 辛亥革命后，康乃尔大学中国留学生持龙旗摄影。最后一排正中是胡适。（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胡适自己也不担心庚款会有问题。事实上，不管谁当家，是满清皇帝还是革命政府，都不可能会停付美国的庚款，更何况那作为中国国家收入最大来源的海关，是在洋人掌控之下。其实，就像我们在前一章所指出的，庚款在武昌起义以前已经缩减了，从原来每个月的八十元，减为六十元。辛亥革命所带给胡适的，是希望、是那恨不得能束装归国投入建设的心情。他在给胡绍庭的信上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现官费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12]
胡适对辛亥革命、对“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的振奋，当然是言之过早，而且是一相情愿。更令人省思的，是辛亥革命以及其后的政治发展，凸显出胡适所代表的一些留学生跟“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领袖之间在政治态度上的分野。“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或者说，大部分中国留美学生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清朝还在的时候，他们拥护清朝，嗤笑孙中山跟他的革命党；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一直到清室确定已经瓦解，他们才转而支持共和。南北对峙之局形成，他们立刻支持袁世凯；等袁世凯筹划洪宪帝制的时候，许多留学生仍然死心地支持他。举个例子来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双双过世以后，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设了灵堂祭拜。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说：皇上、皇太后在“立下了不世的功业”以后，“离世升天”；两校的留学生向全国人民致哀；全中国人都因皇恩而得享太平盛世，会永志皇恩而不忘。[13]
辛亥革命初起的时候，“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先是骑墙观望。最有趣的是，该年的“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朱庭祺，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撰文的用词也很骑墙：“叛变”（revolt）、“起义”（revolution）、“叛徒”（rebels）、“革命分子”（revolutionists）两相交叉使用。[14]《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留学生办的一个英文刊物，名为月报，其实一年只出八期，每年暑假从七月到十月休刊四个月。这份英文刊物从1905年发刊。到了1931年，由于国共斗争延伸到美国，中国留学生组织在左右派对峙后崩溃，《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也随之成为祭品而停刊。无论如何，一直要等到1912年春，清廷大势已去，“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才开始支持革命。问题是，他们所支持的是袁世凯。《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1学年度的主编曹云祥，后来在1922到1928年间担任清华的校长。他在1912年1月号《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社论里，宣称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保清或革命，而是宪政还是共和。他说眼前的问题是谁能确保中国的安全、平安和繁荣。他说，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是中国的加富尔——意大利建国的英雄。[15]曹云祥的立场是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在1911年12月25日致电袁世凯。这个电报是由三个学生起草的，其中一个就是后来在外交界鼎鼎有名的顾维钧。电报的主旨是敦请袁世凯支持革命，其结尾说：“国家的安危系于尊驾的决定。中国或将有其华盛顿。愿尊驾垂思之。”这个电报有它的代表性，因为包括芝加哥、伊利诺、密西根、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耶鲁的中国同学会都附议，而且愿意分担打这个电报的费用。[16]
曹云祥在1912年1月号《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社论引起了胡适和其他康乃尔中国学生的愤慨。1月17日，二十三名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包括胡适跟赵元任，写了一封公开信向曹云祥抗议。当时康乃尔中国留学生的总数是四十八名，这二十三名将近半数。他们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唯一刊物，而居然会出现这种把袁世凯媲美为中国的加富尔的言论。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小人，是一个奸臣（traitor）。他背叛了已驾崩的皇上，使戊戌变法失败。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至少可能使世界上不会发生庚子拳乱，中国也不至于会承受那巨额赔款的耻辱”。由于美国的舆论不了解袁世凯的过去，受其蛊惑，中国留学生的刊物有责任去揭发这个“阻遏了中国的进步与救赎”的奸臣，同时去“粉碎外界对袁世凯的盲信与崇拜”。他们要求《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在下一期发表声明，说那篇社论只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论。[17]我们在下文会分析，这封康乃尔大学的联名信很可能是胡适起草的。
曹云祥拒绝屈服。他说主编为自己所写的文章全权负责，不能让读者的投书来指令他应该如何下笔。他承认说袁世凯是中国的加富尔也许有点过当。然而，说袁世凯是个奸臣，他觉得也是过甚其词，是智者所不为的事，也绝对不是大多数人所能苟同的。最厉害的是他的杀手锏。他提醒康乃尔大学那二十三名签名投书的中国留学生：大清皇朝还没有灭亡，他们还是皇清的臣民；袁世凯是否奸臣可以暂且不论，签名的学生才真是“叛徒”：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而“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并没有宣称它是一个拥护共和的组织，虽然有些会员或许会同情共和。我们顶多只能从学术的角度来为共和作辩护。大多数官费生拿的钱是大清皇库给的，我们的监督也是大清政府派任的。只有党同伐异的人，才会说袁世凯是一个“奸臣”，而另一方大可以说我们犯了叛国罪。在“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对革命采取立场以前，《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讨论只能是学术性、不具党派色彩的。[18]
曹云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编的时候，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进哈佛商学院读企管硕士。胡适和当时许多非教会学校出身的留学生都看不起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胡适在跟康乃尔大学另二十二名学生联名投书的时候，也写信给了梅光迪。梅光迪在回信里说：“今晨接手片，知足下对于某报[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与迪有同情。迪于前三日阅该报，即向此间同人声言，谓该主笔太无耻，太无胆，不足代表留美全体意见。同人等多亦唾弃之，谓该主笔恐开除官费，故不得不作是乞怜之语。”他接着说：“某报本毫无价值，安足为吾人言论机关。主笔之人实系买办人材，于祖国学问及现状毫不自知，日以污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人为事。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在吾人当力与之辩。今某等反从而推波助澜，真非中国人也。”他又说：“此辈出身教会，洋奴之习已深。”[19]
其实，“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的，不只是外国人，也不只是“真非中国人也”的教会学校毕业生。比如说，哈佛的朱庭祺是北洋大学毕业的。就在曹云祥为自己的立场辩解、暗指康乃尔的投书学生才是叛徒时，“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已经投向共和的阵营。该年的会长郭秉文在1月26日致信主编曹云祥，知会他联合会要统合协调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力量去促进共和政体的实现。他指示曹云祥，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作为“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必须自此以后反映联合会的立场，戮力促进民国的利益。[20]值得注意的是，曹云祥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他反共和、拥袁世凯的编辑政策。他说，一个人就是披上道袍，也不会立地就变成一个和尚。同样地，改个名字并不会使一个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民国。他说唯一能保中国不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21]哈佛大学毕业的联合会前任会长朱庭祺也为他助阵。他批评中国留学生没有判断能力，不了解袁世凯是一个政治的天才，不能体谅袁世凯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而必须斡旋的苦衷。[22]《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可以继续发表与“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立场相抵触的言论，这显示的是，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对革命、立宪、共和、袁世凯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会长可以知会其机关报主编联合会的立场，主编还是可以以反映民意为口实，继续实行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稽延战术。
事实上，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大都是支持袁世凯的。他们从来就看不起孙中山。等到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更沦为留学生的笑柄。唐悦良，耶鲁学士、普林斯顿硕士，“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1914学年度的会长，在“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1913年在旖色佳举办的夏令会中得到英文演讲比赛冠军。他演讲的题目是《前进过了头》（Over-Progressiveness），其主旨就在批判孙中山以及当时试图牵制袁世凯的各个政党。他说，这些政党沽名钓誉，只顾自己的利益，执意煽动革命与中央政府作对，罔顾国家的利益。[23]最直接歌颂袁世凯的，是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称赞的李美步（Mabel Lee）。李美步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女子学院（Barnard）的学生。她是1914年“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在麻省安谋司（Amherst）举办的夏令会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爱国主义》（Chinese Patriotism）。这篇演讲的主题是以袁世凯为表率的中国的爱国主义。她演讲的策略用的是反问句：“在反革命[注：即“二次革命”]的时候，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该怎么做才可以表现他的爱国心呢？他应该接受敌人的要求而引退吗？他如果那样做的话，中国的命运会如何呢？”李美步的答案是把袁世凯跟华盛顿相媲美。如果爱国心使华盛顿婉拒接任第三任总统，爱国心则责成袁世凯继续当国：
乔治·华盛顿拒绝接受第三任的总统，这充分证明了他的爱国心；袁世凯的作法，则是继续当国，恪守激流中的岗位。前者是为了美国未来的福祉着想；后者则以中国当前的危机为悬念。他们的做法虽然相反，动机则同样是尽美与尽善。国家制度的确立决定了华盛顿的做法；国家安全的考虑则引领了袁世凯的作为。[24]
图10 1916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在哥大师范学院的合影。中间坐者是孟禄（Paul Monroe）教授，第一排右一：郑宗海，右二：孙科；左一：胡适；第二排左二：李美步；第三排右四：陶行知，右三：林彬（Lin Bing）；最后排左二：蒋梦麟。（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不管历史的发展证明李美步对袁世凯的讴歌是多么地不堪，她的演讲据说是轰动了整个夏令会。《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5学年度主编、留学哈佛大学的宋子文在1914年夏令会的报道里说：李美步的演说，“人人争颂，与会代表在听了她的演说以后，每个人都被李美步化了（Mabelized）。”[25]杨铨的夏令会中文报道也说：“女士之文辞姿势，无不中节感人，为近年学生会中不可多得之演说家也。”[26]连说袁世凯是“蠢物可鄙”，袁世凯死后又说他一死都“不足以赎其蔽天之辜”的胡适，在参加这次夏令会的感想里说：“女子中有数人倜傥不凡，如廖、李（美步）、江诸女士，皆其尤者也。”[27]
李美步1914年8月底在美东“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演讲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袁世凯在粉碎了“二次革命”以后，解散了国民党。他在1914年1月解散国会，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然后他又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十年，可无限期连任，总统继任人由前总统推荐给总统选举会。这就是李美步在演讲里所说的：袁世凯以“中国当前的危机为悬念”、“爱国心责成袁世凯继续当国”。其实，在“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解散以后，《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1月号里，就有一篇庆祝国民党流亡的讽刺短文。留学哈佛大学、后来精神失常的徐承宗在《时事短评》栏里，发表《迎接1914年》讥讽孙中山及其党人：
对那些心向革命的流亡人士，我们给他们新年的祝福是：长命百岁、多呼吸些新鲜空气。我们也敬祝他们可鄙的宣传彻底失败。因为：
无限革命=革命到荒谬至极之境（Revolution ad absurdum）（墨西哥·牛顿爵士的感动[emotion]定律）
+革命=-国土
（俄国、日本发明的最新定理）
∴万岁！“三次革命？”万岁！
（孙中山博士阁下妙算的结论，或者是记者一时的臆想。）[28]
留美学生对袁世凯的拥护、对孙中山的排斥，充分反映了他们保守的倾向。当时在纽约州西腊寇思（Syracuse）大学留学的罗运炎认为，打击革命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他说：“不管这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任何破坏性的批评者都是偶像破坏者，社会对他们绝不能通融，一定要迅速地斩草除根。”[29]在留美学生当中，罗运炎这种要把革命派“斩草除根”的言论也许是极端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以后厉行高压政策，打击追杀政敌的作为，《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一点批评也没有。
当然，向袁世凯呼吁，恳请他对政敌手下留情的轻声细语也不是完全没有。最堪玩味的，是一篇不具名、夹在毫不起眼的时事短评之间的短文。袁世凯在1913年11月解散国民党，取消三百名国民党的议员资格。这篇短文呼吁袁世凯要用对待妇人与小孩的方式来对待反对党，以赢得文明国家的好感。“就好像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就看它如何对待妇人与小孩一样，一个国家怎样对待其反对党，也就是它的政治智慧（genius）的指标。”几个月以前在众院里还是多数党的国民党，现在不但失去了它的党鞭，宋教仁已经被刺，孙中山也在“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当那些‘不可妥协派’在重整旗鼓的时候，就让中国人传统的容忍心态去静观待变吧。”这仿佛是说：那“不可妥协派”已经被“除牙”（defang）、“去势”，更确切地说，被“女性化”了。作为男性当家的“我们”——袁世凯、留美的精英、未来国家的栋梁——把反对党“女性化”、“家内化”（domesticate）以后，“须要反对党批评和温煦的影响力”，[30]就好像当家的男主人需要一个在壁炉边旁依偎着他的女性的柔化的影响力一样。
这种保守的倾向表现在他们对行政权至上的拥护。他们所担忧的是破坏、是混乱、是列强的干涉、是中国的被瓜分。这是梁启超跟革命党从1905年到1907年在日本针对革命与立宪的争论的核心问题。[31]有关这点，最好的例子是1913年10月公布的“天坛宪法”。由于“天坛宪法”的六十名起草委员里，是以国民党占多数。所以，虽然总统的权力扩大，它保有的是内阁制。袁世凯于是发表通电，指斥“天坛宪法”被国民党操纵把持，其结果是“宪法草案侵犯政府特权，消灭行政独立，形成国会专制”。[32]《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3学年度的主编魏文彬，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在1914年1月号的社论里抨击“天坛宪法”。他说：“这个宪法使行政权臣属于立法权。关键是：有没有能牵制来自于另外一个角落——立法权——的权力滥用？”他说国会也可以是不负责任和专制的。他认为在民智未开的中国，单靠舆论是无法牵制国会的专制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相信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我们认为只有把权力与[该权力的]自由行使权（liberty）结合在一起，才能有一个自由的、人人爱戴的（popular）政府。”[33]
袁世凯不但有《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声援，而且有更加有力的奥援，那就是他的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Frank Goodnow）。《中国留美学生月报》还特别在魏文彬的社论之后，刊载了古德诺一篇意见书的摘要。古德诺抨击“天坛宪法”的一些牵制总统权的做法，等于是“立法控制行政走火入魔（run wild）”。他说袁世凯有权提交约法会议修改宪法。他说：“毫无疑问地，他[袁世凯]能认识到他有权这样作是非常明智的。我们不要忘记，由于他过去这两年治国的经验，全国大概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么有资格去审断宪法草案的优缺点的人。我无法想象国民会议可以因为技术上的考虑，而去剥夺向他请益讨教的机会。”[34]
毫不足奇的，约法会议在1914年5月1日公布的新约法无限扩大了总统的权力。魏文彬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6月号的社论里，征引了美国的报道，来说明袁世凯的总统权：“总统有权召集、停止、解散国会；宣战、媾和；全权任命或罢斥所有文武官员；统帅海陆军；否决所有国会制订的法案。”作为“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机关报《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魏文彬在这篇社论里对美国舆论界批判的声浪表示不解。他反诘说：“我们看不出这部新约法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这些权力，袁总统在解散国会以前就统统都有了。”他责备美国的报界错把“这些当成是永久的措施，浑然不知那完全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35]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留美中国学生都为这个“权宜之计”而喝彩。胡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胡适自始至终是反对袁世凯的。他在《留学日记》里提到武昌起义后，北京政府震骇失措，要起用袁世凯为陆军总帅。1911年10月17日的日记说：“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36]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1911年11月21日的报道，由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带头拟具的电报，已经获得其他大学中国留学生的赞同，联名打给伍廷芳。这个电报呼吁召开各省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康乃尔太阳日报》的记者说，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相信留英的伍廷芳，他们认为清廷重新启用的袁世凯不是新政府的适当领导人选，而且也不得人心。这个记者接着说，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对袁世凯的看法，正好跟美国的舆论相反。[37]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要到1913年5月2日国民会议开幕，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1912年4月20日，就在“世界学生会”举行了庆祝民国成立的大会。这个大会的来宾有四百人，由蔡光勚主持，留学生监督黄鼎（Theodore T.Wong）特别从华盛顿来参加致辞。黄鼎原来也是一个留学生，圣约翰、维吉尼亚大学毕业的。他后来不幸在1919年1月连同两名秘书被一个留学生杀害。黄鼎在致辞里，承认中国有很多困难必须克服。他说中国交通不便、方言歧异，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不至于导致分崩离析的命运。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承认，他说有人说，最老的帝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最年轻的民国。他则认为，这个旧世界里的老老师，现在变成了新大陆的美国的新学生：“这个新共和国期盼着美国的引导。”在北洋大学任教的毕尔（Frank Beale）接着致辞。他也呼吁美国帮助中国。大会的高潮是赠旗仪式，中国留学生把一幅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赠给“世界学生会”。[38]
胡适应该一定参加了这个在“世界学生会”庆祝民国成立的大会。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1912年1月号的《康乃尔世纪》发表的《中国要共和》（A Republic for China）。这是胡适思想成熟以后会叱之为“夸大狂”、“迷梦”的青年胡适爱国文章中一篇稀有的标本。其论述主旨是二十世纪初年以来许多宣称中国自有其民主传统的人所共同爱用的。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开门见山，指责西方世界吝于祝贺自由与共和降临中国。他说不管是从中国历史的传统，还是从时代潮流来说，共和政体都正是中国之所需。他说西方人以为中国人对民主是陌生的。其实，即使中国有几千年的帝制，“在皇权、皇戚的背后宰制中国的，是一种恬淡平和的东方式的民主”。他引《尚书》：“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引他媲美为中国的孟德斯鸠的孟子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他说中国历朝皇帝的权力是有限的，制衡它的不是宪法，而是先圣先哲的教诲。中国的皇帝了解他们扮演的是“牧民”的角色。再加上他们还有臣相和御史来作进谏，又有官逼民反的戒惧，因此中国的皇帝大多能懂得节制，不像英国、法国的史乘里充斥着淫逸的暴君。
胡适强调说：了解了中国这个历史的背景，就可以知道中国并不像美国一份杂志所担心的，在全然没有民主经验的历史条件下，就妄想从帝制作撑竿跳，跃过君主立宪的阶段，而直接进入共和。更何况，中国人看到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跟其他西方国家的人民得享自由与平等，早已心向往之，绝不可能自甘于次好的君主立宪。胡适说，这就好比是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他们的眼睛一旦张开，就是全能如上帝，也不得不让他们走出去。胡适要西方国家死心塌地地体认到中国已经永远跟帝制挥别了。第一，满清皇室已经一去而不复返；第二，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历朝的皇室存在，可以迎来作君主立宪之用；第三，西方国家所看好的袁世凯，呜呼！西方国家都被他们派驻在中国的短视的特派员所骗了。胡适说：“袁世凯是一个小人，是一个奸臣。他背叛了已驾崩的皇上，使戊戌变法失败。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至少也可能使世界上不会发生庚子拳乱，中国也不至于会承受那巨额赔款的耻辱。”这一段话，跟康乃尔大学二十三名中国留学生的联名投书完全相同，可以证明那封联名信是胡适起草的。
如果中国已经没有硕果仅存的皇室，可以用来滥竽充数作君主立宪之用；袁世凯又有罪于国，为全国人所唾弃；于革命有功的孙中山、伍廷芳、黄兴也从来没有黄袍加身的个人野心。胡适的结论是：“即使中国现在有个人可以胜任为皇帝，就让他建立一个朝代，等我们支那人（Chinamen）有一天达到了十八世纪的美国人所具有的水平[注：亦即，有了建立共和的能力]，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个皇室呢？”胡适反诘说：难道到了那时，再来一次流血革命，推翻帝制而建共和吗？为什么不趁着共和局面已成，就作一劳永逸之图呢！
中国既然已经没有帝制的可能，甚至在满清苟延残喘的那几年，成立了省咨议局及资政院，这表示中国人已经有了代议政治的经验。他们现在决定要共和。这是一个睿智的决定，因为举世都趋向共和。胡适说：“‘青年土耳其党’把苏丹王扔进牢里；葡萄牙把它的国王赶出国；墨西哥建立共和选出了他们的第一任总统。中国只不过是追随这个世界上澎湃、不可抗拒的潮流。它在亚细亚大陆敲响了自由钟的第一声，我们预祝那悦耳的钟声响彻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愿那自由的圣光，永照我祖国大地！’[注：取自美国爱国歌曲：《美国颂》（My Country，‘Tis of Thee’）]”[39]
胡适“愿那自由的圣光，永照我祖国大地”的期愿，很快就被冷酷的事实粉碎了。我们知道胡适不但同情革命、拥护民国，而且反对袁世凯。1912年11月21日，康乃尔大学邀请濮兰德（J.O.P.Bland）作演讲。濮兰德是一个英国人，在中国住了将近三十年，是一个所谓的“中国通”。他在中国海关、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做过事，后来又担任英国有名的《泰晤士报》（The Times）驻中国的特派员。濮兰德当时在美国作巡回演说。到康乃尔以前，已经在纽约、波士顿等大城作了演讲。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濮兰德建议美国不要承认中华民国。就是要，也必须慢慢来，一面交涉、一面观察。他说所谓的“民国”只是新瓶旧酒而已，中国仍然是同样一帮人在当家。美国人如果真想帮助中国，最好的方法就是敞开大门，让中国人全面移民。这保证可以迎刃解决所有中国的问题。濮兰德这个所谓的上上之策，其实是在吓退美国人。他当然知道在有“排华法案”之下的美国，对中国人大开移民之门，无疑是天方夜谭。他说，退而求其次，就是要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厉行扫除多妻、早婚的恶习。换句话说，濮兰德说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口过剩。在人口过剩这个问题解决以前，其他都是枝节。
濮兰德说美国人的问题是轻信、太容易受骗，而且又太同情弱者。他劝美国人不要轻信中国留学生不知道自己只有几斤几两的空言与狂言。濮兰德用来嘲笑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归国留学生的一句话，就是“少年中国”（Young China）。他嘲笑他们半吊子，西方没学成，却又忘了本，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典型。这“少年中国”也是留美时期的胡适所喜欢用的，只是他用的是正面的意义（见下文）。濮兰德还嘲笑中国人连自家门户都整不了，还侈言抗日拒俄。他说当前的急务，是去教中国人，让他们张开眼睛，看清楚面对强敌，他们完全是束手无策的。他要美国人不要被“共和”这两个字骗了。在民国的招牌之下，还是那群专权、贿赂公行、腐败、自私的官僚。[40]讽刺的是，尽管濮兰德耻笑“少年中国”的言论，对胡适而言，是犹如芒刺在背，他对中国官僚的批判，却与留学时期的胡适的观点完全合辙。有关这点，详见本节后文的分析。
胡适在《留学日记》里说，濮兰德“今来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读之甚愤。下午作一书，寄《纽约时报》（N.Y.Times）登之”。[41]可惜，胡适这篇读者投书，《纽约时报》没有刊用。濮兰德1912年11月21日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当前动乱的原委》（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Unrest in China）。为了反驳濮兰德，胡适特意去听了这个演讲。演讲结束开始发问的时候，胡适起立，质问濮兰德为什么反对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胡适说濮兰德的回答是：“我们怎么能去承认一个连他自己的国民都还没承认的民国呢？”胡适反问濮兰德，问他说“中国人自己都还没承认民国”的证据何在？濮兰德的回答，根据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纪录是：“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尝作此语也。予告以君适作此语，何忽忘之？彼言实未作此语，吾自误会其意耳。实则此言人人皆闻之，不惟吾国学生之在座者皆闻之，即美国人在座者，事后告我亦谓皆闻之。其遁词可笑也。”[42]胡适在次日的日记里又记：“连日以Bland[濮兰德]在各地演说，吾国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市[波士顿]与纽约均有书来议进行之方，抵制之策。今日吾国学生会[康乃尔大学中国同学会]开特别会议事，余建议举一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43]
胡适不但同情革命、支持民国，而且同情后来的反袁革命。梅光迪在1916年3月14日给胡适的信里说：“足下近来为民党发表意见乃至可佩之事。”又，3月19日的信：“得悉民军消息喜极，已以大书转示叔永，以慰其眷念祖国、日夜默祝共和再造之愿。迪已将孙洪伊书译就寄黄克强，又另为文一篇，并盛推足下，请其怂恿足下多为民党多为文字，以转移此邦清议。有‘如胡君适之者，文兼中西，为留学界中绝无仅有之人也’等语，不知足下许我否？”[44]年3月的时候，胡适已经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所了。胡适对革命党的同情，在他的《留学日记》里也有迹可寻。他还在旖色佳的时候，有一次在1915年1月去波士顿演讲。演讲过后去纽约。原本预期在纽约可以见到黄克强，不意黄克强当时已经去了费城。胡适在日记里说：“不能一访之，甚怅。”[45]很巧的是，他在2月中旬，因为美国各大专院校和平组织的活动又到了纽约。他在日记里描述了他在纽约唐人街的一家中国餐厅里巧遇黄克强的情形：“在中西楼餐时，亦农、敬斋忽起立招呼外来数客，其一人乃黄克强元帅也。亦农绍介余与相见。克强颇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语作湘音。余前次来此，颇思访之，闻其南游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谓非幸事。”[46]
也就因为这是一件“幸事”，胡适当晚在火车上写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里，就特别提起了他在纽约巧遇黄兴的事。
我这次“最快乐”的纽约之行，还添加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快事，那就是我在一个餐厅遇见了黄兴将军。黄兴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军的统帅。“二次革命”发生的时候，他又担任了革命军的统帅。我以前没见过他，虽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上次在纽约的时候，他不在。今晚，我一起吃饭的朋友就把我介绍给他。他并不是一个伟人，但他是辛亥革命的大英雄。他现在是一个“落难的偶像”（fallen idol）。我听说威尔逊总统甚至拒绝接见他。但我非常高兴有幸能跟他有一面之缘。[47]
可惜我们没有胡适自己写下来的材料，让我们来了解他对革命的同情，以及他对“民党”的支持的理由与程度。我们从他在1916年11月黄兴过世以后，所写的挽诗，可以看得出来他对黄兴——他在中英文里都一直以“将军”、“元帅”来称呼他——的敬仰：
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
字迹飞动似大苏[苏轼]。
书中之言竟何如？
“一欧吾儿，努力杀贼”
八个大字，
读之使人感慨奋发而爱国。
呜呼将军，何可多得！[48]
然而，胡适对革命、对反袁的同情与支持是有他特定的思想脉络的；它有其国际的视野、宏观的脉络。胡适在这几年之间，花更多的时间去关切、思索的问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争主义以及日本占领胶州湾、“二十一条”所引生出来的中日交涉等。这是胡适一生国际政治思想形成的发轫期。
[1]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2：466-467.
[2]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38-39.
[3]《胡适日记全集》，2：245-247.
[4]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54；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p.108.
[5]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42.
[6]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187.
[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August 25，1938，《胡适全集》，40：345；穆勒引语的出处，参见John Stuart Mill,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E-book），p.75.
[8] 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胡适全集》，25：220.
[9] Cornell Alumni News, XIV.9（November 29，1911），p.97.
[10]“Funds from China Stop，”Cornell Alumni News, XIV.10（December 6，1911），pp.114-115.
[11]“The Chinese Students，”Cornell Alumni News, XIV.18（February 7，1911），p.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