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记里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说：“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有谁能预料这个说出世界大同主义亡国论的胡适，两年后会变成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呢！胡适写这则日记的时候，已经是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一个活跃的会员了。他在1911年9月6日搬进世界学生会，1912年5月被选为1912学年度的纪录。再过一年，他当选为1913学年度康乃尔“世界学生会”的会长。世界主义的理想已在他的内心中滋长着，可是他的情感仍然在抗拒着。到了1913年4月，胡适在美国留学将近三年了。他还是持两端，试图在国家与世界之间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安身立命的地方：
吾今年正月曾演说吾之世界观念，以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Cynics and Stoics[犬儒与禁欲派]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吾之世界观念之界说曰：“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顷读邓耐生（Tennyson）诗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深喜其言与吾暗合。故识之。[2]
换句话说，直到1913年4月，胡适仍然认为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囿于其希冀作为世界公民的盲点，反而不如现代稍有知识的人都莫不知爱国的道理。所以，他才会最喜欢邓耐生的诗句，说只有真正爱国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胡适刚刚觉得他已找到了爱国与世界大同并行不悖的交会点，但这个信念很快就受到了挑战。这个挑战的起因，是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胡适在1914年5月1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ca Journal[《旖色佳新闻报》]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意言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也。此言揭诸报端已逾旬日，亦无人置辩。一日，同居世界学生会之各国学生谈论偶及之，有表同情者，亦有反对者，莫衷一是。余适过之，聆其言论，有所感触，故以所见作一书寄此报主笔。其人不敢登载，社中访事某女士坚请登之，乃载入新闻栏。昨日余往见前校长白博士之夫人，夫人盛称余书，以为正彼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白博士曾两任使德大使，戊戌年海牙平和会，博士为美国代表团长，其功最多。夫妇都主张和平，故深恶此等极端之国家主义也。[3]
墨西哥在1910年革命以后，内战、割据持续了十年之久。美国威尔逊总统上任以后，拒绝承认用兵变上台的卫尔泰（Victoriano Huerta）。威尔逊不但施加压力要卫尔泰下台，而且考虑支持卫尔泰的内战敌手，试图把他拖垮。后来，终于给威尔逊找到机会了。1914年4月9日，美国一些水兵在坦匹口（Tampico）上岸买东西的时候，被墨西哥军队逮捕。虽然墨西哥守卫司令很快就把他们释放并向美方道歉，美国舰队的少将司令认为美国的国旗已经受辱，要求墨西哥以放二十四礼炮向美国国旗致敬的方式致歉。墨西哥守卫司令拒绝。这时，美国又收到情报，说德国一批支援卫尔泰的军火，即将运抵墨西哥的卫勒库鲁司（Veracruz）港。威尔逊于是下令美国海军在4月21日占领卫勒库鲁司港的海关，没收那批德国军火。美国占领了海关以后，墨西哥开始反击。次日，美国的舰队驶入卫勒库鲁司港。经过了两天的激战，美国占领了卫勒库鲁司。这次战役，墨西哥阵亡人数在一百七十人之谱，美方阵亡人数十七。[4]
胡适在1914年7月14日的《留学日记》里说：“墨西哥久为世界患，美政府持不干涉主义。至辱及国徽，忍无可忍，始令水兵在Veracruz[卫勒库鲁司]登岸，据其城，以绝卫尔泰（今总统）军械来路。是役美兵死者数人。”[5]表面上看来，胡适7月4日的这则日记，似乎与他5月15日那则批判“只论国界，不论是非”的日记立场歧异，其实不然。胡适人在美国，读惯了美国媒体对墨西哥的不屑与讥诋，以及终日喋喋于美国超然、虽为墨西哥的乱局扼腕、但雅不愿干涉云云等论调，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事实上，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只是导引胡适写5月15日那则日记的促因。他所关切的不是墨西哥，更不是美国出兵的问题，而是国界与是非的问题。
就像胡适说的，由于他的投书触及了太敏感的问题，害怕造成众怒，《旖色佳新闻报》不敢登，而用新闻报道的方式摘述了胡适的论点：
“世界学生会”的会长胡适觉得他找到了问题的核心。他的看法如下：
“我觉得‘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句话的谬误，就在于它犯了道德上的双重标准。没有人会否认是非正义是有标准的——至少文明人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的国家’违宪向我征税，不法地没收我的财产，或者不经审判就把我拘禁，即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我的国家’的法律为名，我一定会抗议。然而，当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国际事务上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把是非正义的标准抛诸脑后，而且还骄矜自喜地说：‘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我应该没有说错吧？这就是双重标准：一个用在自己的同胞身上；另一个则用在外国人或‘外夷’（outlandish people）身上。我认为除非我们用同一个是非正义的标准，不管对内或对外，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6]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所关心的双重标准的问题，完全是一个抽象的原则问题。墨西哥的革命为何、如何？美国出兵干预如何？都不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他会用“墨西哥久为世界患，美政府持不干涉主义。至辱及国徽，忍无可忍”这样站在美国的立场、已经下了价值判断的字句来描述这个事件，就在在地表示他认定美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出师膺惩墨西哥的。美国的做法既然堂堂正正，他所关切的，只是美国人是否在舆论上也堂堂正正，而不是因为“国徽受辱”、群情激动，就可以说出“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种越了国界就不问是非的话。
由于胡适所提出的质疑不在于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对错与否，而是在于“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句话是否反映了双重的标准，争执点自然就环绕在这一句话的真谛，胡适也就难免于被批评他误解了这句话的真谛。7月22日，“世界学生会”有活动，来宾四百人。胡适是会长，作了“大同主义”的演说。有一位夫人在会后告诉胡适，说她对那句话的诠释跟胡适的不同。她说她自己不认为那句话是指“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毋宁说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康乃尔大学英语系散蒲生（M.W.Sampson）教授当晚也在场。他说那句话其实可以作不同的诠释，不应该只取一义。他认为其本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他打了一个比方。有一对兄弟出门，弟弟因为喝醉了酒而得罪了一个路人，对方拔剑而起。做哥哥的是该维护喝醉了的弟弟，还是置之不顾，抑或是帮助受辱者来打自己的弟弟呢？哥哥明知弟弟不对，但他总不能弃骨肉之义于不顾吧？散蒲生教授最后又以十八世纪欧洲人移民来美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作判断的不易。他说：“其去国之原因，大率以专制政府压制为多，然其悻悻然去之者，未必皆是也。”胡适觉得散蒲生教授说得有理，就在日记里检讨说：“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7]
胡适扪心自问，发现自己也不可能免于骨肉、家国之义的羁绊。他在7月26日的日记里反省说：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吾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8]
胡适这段话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虽然承认人不可能完全没有私心，但仍然坚持归根究底，是非的标准还是存在的。因此，他虽然是中国人，但他不会说中国的“拳匪”是对的，八国联军是错的。“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十九世纪初的海军将领笛凯特（Stephen Decatur，1779-1820）。胡适在1914年11月2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它的出处。此外，他还引了其它意味相同的两句话：“不管英国会变得如何，不管她的缺点有多少，她依然是我的国家”；“英国啊，英国！即使妳有缺点，我还是爱妳，我的国家。”[9]
从1914年5月，第一次读到“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句话开始，胡适显然一直在思索“国界”与“是非”的问题。尽管他说师友的匡正，让他理解到那句话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诠释。学哲学的他，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模棱两可的说法。是非正义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一致”。就像他在10月26日跟韦莲司所谈的：“女士问：‘人间伦理繁复难尽，有一言以蔽之者乎？’余答曰：‘此不易言。无已，其惟‘一致’（consistency）乎？’”换句话说，他所讲求的是：必也一致乎！双重标准的谬误，就在于其失于一致。他在跟韦莲司说一致之道的同一则日记里，也记下了他与美国“世界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讷司密斯（George Nasmyth）的谈话：
今日与讷博士谈。博士问：“天然科学以归纳理论为术。今治伦理，小之至于个人，大之至于国际，亦有一以贯之之术乎？”余答曰：“其唯一致乎？一致者，不独个人之言行一致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欲施诸吾同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异种之人也。此孔子所谓‘恕’也，耶氏所谓‘金律’也，康德所谓‘无条件之命令’也……斯宾塞所谓‘公道[justice]之律’也，弥尔[穆勒]所谓‘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也。皆吾所谓一致也。一致之义大矣哉！”[10]
“其唯一致乎？”、“一致之义大矣哉！”这个《论语》子曰式的对白，说得多么肯定，多么充满自信。从表面上看来，胡适似乎找到了一个普世皆准的标准，可以不因国家与人种的畛域，而用来判定是非正义。其实，他不知道这是他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的最后阶段。他仍然在挣扎着，挣扎着要试图去找出一个解决之道，让爱国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让他可以既爱国又不失为一个世界公民。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对“一战”的观察与了解，终于粉碎了他的这个梦想。胡适一度成为一个试图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者。而这正是他绝对的不抵抗主义产生的背景。
胡适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过渡到成为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者，这个心路历程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注脚，那就是在美国191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他支持的是希欧多尔·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即老罗斯福——而不是他后来所景仰的威尔逊。他当时为什么会支持老罗斯福呢？很可惜，胡适从来就没有在《留学日记》里说明他支持老罗斯福的原因。虽然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证明，但我们可以推测他当时为什么会支持老罗斯福，而且对于一个没有投票权的人来说，支持到佩戴着进步党公鹿的徽章在校园走动的狂热的地步。其理由无它，那就是1912年的胡适仍然处在民族主义的笼罩之下。
1912年10月30日，康乃尔的学生报《康乃尔太阳日报》在校园里举行了一个“模拟投票”（mock election）。这不是今天所说的“非正式投票”（straw polls），而是真正在校园里设了一个投票所，让大家去投票。[11]胡适当天不但去投了票，他灵机一动，也在他所住的“世界学生会”里举行了一个“模拟投票”——胡适在日记里翻成“游戏投票”。有53个“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参加投票。投票结果，民主党的威尔逊得压倒性的最高票，34票；进步党的老罗斯福次之，13票；共和党的塔伏特，4票；社会党的德卜（Eugene Debs），2票。《康乃尔太阳日报》以全校为对象的“模拟投票”的结果在次日公布。胡适也在日记里表列出来：威尔逊得第一，969票；老罗斯福，850票；塔伏特，351票；德卜，37票。胡适在“世界学生会”的“模拟投票”之后，在日记里写下了几段他认为“甚耐寻味”的几件事。其中之一是：
吾国人所择Wilson[威尔逊]与Roosevelt[老罗斯福]势力略相等，皆急进派也，而无人举Taft[塔伏特]者。又举社会党者共二人，皆吾国人也；此则极端之急进派，又可想人心之趋向也。[12]
邵建读了这则日记，他看到胡适用“急进派”来形容威尔逊和老罗斯福，于是就自作演申：
很明显，由威尔逊代表的民主党是激进的，很能得中国学生的同情。共和党虽然是保守的，但从这个保守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罗斯福也是激进的（他的党号为进步党），因此也能得着中国学生的同情（这同时也是他们两人票数相伯仲的原因）。甚至更为激进亦即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党也能得上两票，这仅有的两票都来自中国学生。而唯独代表保守势力的塔夫脱，在中国学生中却一票也没有。这，说明了什么？
邵建把这个中国留学生“模拟投票”的结果诠释成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殊不知中国留美学生，像我在本章第一节所分析的，绝大多数是保守的。他愤然地说：“‘塔夫脱’[又]怎么了？保守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尤其在举国激进、一味偏斜时，它难道不是一种至少可以用来平衡的价值？”[13]
事实上，保守、自由、激进也者，有其历史的背景与意义，抽离了其社会、历史的脉络，这些名词完全没有意义。别的不说，光是“自由主义者”这个字眼，在今天早已失去了其描述或作为标签的功用。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异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十八、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又异于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已经变成是一个左右派都拿来骂人的字眼。1912年美国大选时威尔逊、老罗斯福、塔伏特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各自所站的位置，还必须回到当时美国的社会脉络下来看。
邵建所犯的历史错误，就是一般所说的“时代错置的谬误”（anachronism），那就像是把古代的中国人穿上西装一样。他说：“胡适所支持的威尔逊的民主党更是强调用政府力量来干涉一些个人事务用以推行积极自由。”他的错误，就在于把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纲，假定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就以1912年的大选为例，当时塔伏特的共和党所代表的是财团的利益；从共和党分裂出来的老罗斯福所代表的进步党主张增强政府的权力；威尔逊所代表的民主党则反对给予政府太多的权力。比如说，邵建批评胡适支持征遗产税是违背了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的真谛。其实，所得税、遗产税、累进税率等等，都是老罗斯福在总统任内就已提出来的观念。1912年大选的时候，因为所得税已经由国会制定成法案而开始实施了，遗产税和累进税率都是老罗斯福所提出的竞选政见。威尔逊还是后来才跟进的。无论如何，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该如何，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立场开始对调，是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即小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的时候开始的。但一直要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共和党才跟民主党的立场整个对调换过来。也就是说，变成共和党要削弱政府的权力，而民主党则要以政府的力量来执行社会政策。
美国的两大政党，没有一个是激进的。它们的基本立场都是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作调整。虽然今天的共和党比民主党保守，但两党都有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中间分子。他们都可以跨党选其所支持的候选人。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些名为民主党的议员，以其意识形态、以其在议会的投票记录而言，只是民主党为名，共和党为实。换句话说，政党的政纲、意识形态会转变。所谓保守、自由也者，必须针对具体的政策而言，同时也必须放在其社会、历史的脉络之下。不能抽象地把它们当成是普世皆准的概念。
胡适为什么支持老罗斯福呢？归根究底，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四个候选人里最知名的人物。老罗斯福是美国第26任总统。事实上，他在1912年参选的时候，实际上等于已经当了两任的总统了。1901年麦金莱总统被刺身亡，老罗斯福以副总统的身份继任为总统。1904年，他竞选连任成功。塔伏特是1908年当选的第27任总统。1912年的大选，由于共和党分裂，大家公认实际上就是老罗斯福跟威尔逊之间的对决。老罗斯福不但是前任总统，美西战争的英雄，而且是一个具有戏剧性、对大众极有吸引力的人物；相较之下，威尔逊当时完全是一个新手。他是一个政治学家。一直到1910年为止，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该年，他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那是他第一次进入政坛。
除了老罗斯福知名以外，唯一能够用来说明胡适当时崇拜他的原因，可能就是胡适还没有摆脱的民族主义的理念。老罗斯福的竞选理念是“新民族主义”（New Nationalism）；与之相对的，是威尔逊的“新自由”（New Freedom）。[14]最耐人寻味的是，以后来胡适思想的发展来看，光是以两人的竞选理念来说，他应该支持威尔逊才对。无论如何，当时的他看到的只是老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对于威尔逊的“新民主”，他视而不见。老罗斯福要美国人在强有力的领袖的领导之下，肩负起美国对世界的责任；老罗斯福要大家超越物质的诱惑、个人的利害以及地域的歧见，而为国家的利益来作奉献。这些都深深地感动了胡适。此外，老罗斯福虽然声音尖细，胡适形容“其声尖锐如女子叫声”，但他是一个演说大家。在胡适转而崇拜威尔逊、鄙夷老罗斯福以后，他仍然称赞老罗斯福在演说方面的才华：“然思力明爽，恳切动人。又能庄能谐，能令人喜，能令人怒也。”[15]老罗斯福发表政见演说的时候，其煽动的能力就像是一个宣道师。就像他那狮子吼：“我们就站在世界末日、那善与恶的对决场上（Armageddon）。我们是为上帝而战。”胡适在留美的初期几乎受洗，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参加查经班，还曾有过被宗教震撼的经历。有关这点，请看第七章。老罗斯福演说有宗教式的感染力，可能也是吸引胡适的一个地方。
胡适说老罗斯福“急进”，这是必须放在美国当时特定的政治脉络之下来看待的。他的“激进”，完全是相对于塔伏特以及共和党的大老而言的。老罗斯福有一句名言：“我是一个急进派（radical）。我最热切希望看见的，是由保守派出面执行急进派的政纲。”这句话说明了一切。老罗斯福在他的政纲里说他要照顾小老百姓，支持工人的权益，禁止童工，要立法实行累进税率以及征遗产税。但他又要照顾大老板的权益。所以他说：“我们可不能损害有钱人或公司的总裁……如果我们为了提升小老百姓的权益却损害了别人，那就是我们的不幸。”老罗斯福说他要对付托拉斯大公司集团。但他又说我们不能一味地想打托拉斯，结果把大公司的竞争力给削弱了。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去管制它们。老罗斯福的政纲当然有他吸引人的地方。他除了以捍卫小老百姓的权益作为竞选的口号，他的“进步党”还是当时唯一一个主张给予妇女参政权的政党。也正因为如此，老罗斯福在1912年大选的时候，吸引了许多进步分子的选票。
相对于老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威尔逊的“新民主”其实在社会政策方面非常类似老罗斯福的“进步党”。当时的民主党是亲农民甚过于劳工。但是威尔逊明白地宣示，劳工权益的保障是与全民的福祉息息相关的。事实上，除了妇女参政权以外，威尔逊的社会政策跟老罗斯福是非常接近的。但在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跟企业的关系上，他们的观点有明显的不同。相对于老罗斯福所主张的强有力的政府，威尔逊的回答是：“在民主国家里，要人民站到一边去，把政府交给专家去管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参政，我们就不配作为自由的人民。”有关托拉斯，威尔逊说他并不反对大企业，他反对的是垄断。大企业的成功，并不表示它的竞争力大，而只不过是它的垄断杜绝了竞争。至于老罗斯福所主张的由政府来管制托拉斯的做法。威尔逊反诘说：“一旦政府开始管制托拉斯，托拉斯会想出办法倒过来管制政府。”等胡适后来把他敬仰的对象从老罗斯福转到威尔逊身上以后，他在《留学日记》有两则他们两个人所说的话，就是最好的写照。老罗斯福说：“我们必须去监督、指导公众事务。”威尔逊说：“我们必须把大环境作好，以便人民能自由地管理其事务。”胡适在日记里下评断说：“寥寥二言，实今日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不可不察……二者之中，吾从威氏。”[16]
老罗斯福跟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也不相同。老罗斯福主张备战。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的海军扩充了两倍。他认为文明国家有肩负起国际警察的责任。他在国会所报告的国情咨文里就说：“干预野蛮或半开化的国家，是国际警察为了人类的福祉所必须扮演的角色。”在老罗斯福的心目中，中国就是一个野蛮或不文明的国家。老罗斯福在外交政策上有一句名言：“假以辞色，巨棍伺候”（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威尔逊的外交政策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只需援引胡适变成一个威尔逊服膺者（Wilsonian）以后的一则日记就可以了。1914年7月4日，威尔逊在费城演说，胡适形容该演说：
其言句句精警，语语肝胆照人，其论外交一段，尤痛快明爽。其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其言曰：“独立者，非为吾人私囊中物也，将以与天下共之。”又曰：“若吾人以国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诸他国，则吾亦不屑对吾美之国旗矣。”[比较达意的翻译是：如果我们以这面国旗为名，在国外作出了我们在国内不以为然的举动，我是会以其为耻的。]（此与吾前寄此间报馆论“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之说同意，参看卷四第一五则）又曰：“天下之国，有宁吃亏而不欲失信者，乃天下最可尊崇之国也。”……[17]
从胡适思想成长的轨迹来看，他在1912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会支持老罗斯福似乎是一个脱轨的异象。然而，把它放在他思想成长的轨迹来看，我们才可以了解那不是一个脱轨的异象，而其实是一个自然而适切的选择。除了老罗斯福的知名度，除了老罗斯福“能令人喜，能令人怒”的演说长才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老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跟胡适从中国所带来的民族主义、国家至上的观点是若合符节的。等胡适变成了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以后，老罗斯福的观点对他而言，不但味如嚼腊，而简直就要让他反胃了。比如，他在1915年7月1日追记下节将会分析的“国际关系讨论会”的经过的日记结尾说：“[老]罗斯福曰：‘今之谈和平者，皆“unlovely persons”
[惹人厌者]，“the most undesirable citizens”[最令人憎恶的公民]也。’嗟夫！罗斯福耄矣，休矣。”[18]等到1917年胡适的思想再度转变以后，他对老罗斯福更无法忍受。所以，他在该年1月下旬的日记里居然直指其为小人、疯狗：“罗斯福，小人也；其人可以处得志而不能处失志；失志则如疯狗不择人而噬矣。”[19]
[1]《胡适日记全集》，1：210.
[2]《胡适日记全集》，1：238.
[3]《胡适日记全集》，1：310.
[4] John Cooper, Jr.，Woodrow Wilson：A Biography（New York：Alfred A.Knopf，2009），pp.242-243；Lloyd Gardner, Safe for Democracy：The Anglo-American Response to Revolution，1913-192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60.Gardner说美军阵亡人数为十九。
[5]《胡适日记全集》，1：407.
[6]《胡适日记全集》，1：311-312.
[7]《胡适日记全集》，1：416.
[8]《胡适日记全集》，1：416-417.
[9]《胡适日记全集》，1：553-554.
[10]《胡适日记全集》，1：525.
[11]“Mock Election Is for Whole University，”Cornell Daily Sun, XXXIII.32，October 29，1912，p.1.
[12]《胡适日记全集》，1：212.
[13]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66。
[14] 以下有关老罗斯福与威尔逊，以及他们的政见的分析，是根据John Cooper, The Warrior and the Priest：Woodrow Wilson and Theodore Roosevelt（Cambridge, 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69-88，206-221；John Cooper, Woodrow Wilson：A Biography, pp.15-181.
[15]《胡适日记全集》，1：518.
[16]《胡适日记全集》，1：404.
[17]《胡适日记全集》，1：404-405.
[18]《胡适日记全集》，2：144.
[19]《胡适日记全集》，2：465.
绝对的不抵抗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胡适的冲击不是立即的。大战是在1914年7月底爆发的。胡适在7月24日的日记似乎是视世界为一家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引了十八世纪英国巴特勒主教（Bishop Joseph Butler）对“吾邻”所下的定义：“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知晓、能去影响、必须与之交会的那个部分的宇宙、人类与国家。”胡适说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地方不在“吾人直接视听之下乎？一弹轰于奥之一城，全世界皆闻之。一言发于英之议会，全世界亦皆闻之”。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把巴特勒主教“吾邻”的定义“施诸今日，则全世界皆吾邻耳，世界大同之日不远矣”。[1]但是，两个星期后，他似乎又倒退了几步。8月9日，胡适在日记里说他读到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爱国说，乃与吾平日所持相契合，录之”：
我们希望有一种爱国心是建立在比偏见更好的基础上；爱国又不须妥协自己的哲学；我们可以在喜爱、尊重其他国家的同时，更爱自己的祖国，更爱我们的国魂（Mind）所为我们缔造出来的悠久的社会与道德架构。[2]
换句话说，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胡适所秉持的信念仍然是爱国与世界主义不是矛盾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然而，剧情急转直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正是暑假期间。当时，他已经上完了哲学研究所第一年的课。那年暑假，胡适第一次没有选暑期班的课。因此，他得以全神贯注地注意战事的发展。在《留学日记》里，他详尽地分析了大战的来龙去脉，甚至写下他对战后世界局势的预测。8月23日，《纽约时报》刊出了英国外交部关于欧战来往函电一百五十九件，胡适“读之，一字不肯放过。其兴味之浓，远胜市上新小说也”。[3]
图11 1914年8月的照片。“Taken by Marie Brady, August，1914.”（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如果胡适在8月初读到卡莱尔“爱国说”的时候，还会说它与“吾平日所持相契合”，到了10月底，他的看法丕变。他开始认为战争的祸首不须外求，就是国家，就是那狭义的民族主义。10月底，美国“世界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讷司密斯回旖色佳看望父亲的病。讷司密斯是康乃尔大学1906级的毕业生。26日下午，他到“世界学生会”的寝室去看胡适。我们在上节提到的胡适的“一致之义大矣哉”的论点，就是他们当天谈话的一部分。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分了两则来记载。“一致论”是写在后一则。前一则是记录他转持不抵抗主义的第一篇重要的文献。任何读者想要了解胡适不抵抗主义的发轫，都必须仔细地研读这则日记。他在10月26日的第一则日记里，说讷司密斯到他的寝室，他们
谈国家主义及世界主义之沿革甚久。讷氏素推崇英人安吉尔（Norman Angell）。安氏之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以为列强之侵略政策毫无实在利益，但有损害耳。不惟损人，实乃损己。盖今日之世界为航路电线所联络，譬之血脉，一管破而全身皆受其影响。英即败德，不能无损其本国财政也。德之败英法亦然。能知斯义，自无战祸矣。其书颇风行一世，谓之安吉尔主义（Angellism）。余以为一面之辞耳。公等徒见其金钱生计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计也。今之英人、法人、德人岂为金钱而战耶？为“国家”而战耳。惟其为国家而战也，故男输生命，妇女输金钱奁饰以供军需。生命尚非所恤，何况金钱？故欲以生计之说弭兵者，愚也。[4]
胡适说安吉尔“愚”，其实只是凸显了他自己当时的天真、稚嫩与无知。安吉尔说战争是一种浪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得利；英国即使打败了德国，对自己的财政也是不利，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胡适说安吉尔的这个说法是本末倒置。对当时的他来说，欧战的根源是大家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他说，当欧洲的人民为了狭隘的爱国心，视生命和金钱如草芥，两者皆可抛的时候，谁还会在乎经济？因此，胡适认为安吉尔所谓经济因素，等于是能明察秋毫，却不能见舆薪。其实，这个时候胡适自己还没读过安吉尔的《大幻觉》。他所犯的错误就是他所常批评的“以耳代目”的毛病。当时还在康乃尔唯心论大本营念哲学的他，一听说安吉尔是用经济的因素来宣扬弭兵论，就把他打入社会主义、物质主义者的阵营，所以嗤之以“愚”。一年后，胡适认识了安吉尔，读了《大幻觉》，他便收回了前言。比如，他在1915年7月1日追记的日记里说：
吾初以安吉尔为一种唯物的理想家，今始知其不然。此君具大知识，读书甚富，经验极深。能思想，每遇人质问，随口应之，条例井然。其所主张，虽着意于经济一方面，然其所主以为思想乃制度之母，其根本主张与社会党大异。安吉尔志在改良今世关于国际伦理之种种谬说，其人盖今日第一流人物之一人。[5]
然而，这是胡适变成不抵抗主义者以后所说的话。1914年10月，他自以为找到了欧战的根本起因。所以他在对安吉尔嗤之以“愚”以后，接着说：
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方（über alles）”，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此真今日之大患。
胡适的治本之法，是“世界的国家主义”。六个月前，他还抨击希腊罗马的哲学家，说他们只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他当时的想法还是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现在，他把这个国家、世界的顺位刚好倒了过来，把国家放在世界的脉络之下：
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6]
1914年10月26日的这则日记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作为记录胡适政治思想发展轨迹的一篇重要文献，就是因为它记录了胡适不抵抗主义的发轫。这不抵抗主义跟胡适新揭橥的“世界的国家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在断定了狭义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祸根，在提出了“世界的国家主义”作为正本清源之法以后，他又发现了不抵抗主义的福音。原来，欧战初起之际，讷司密斯正在英国。比利时被德国攻下以后，讷司密斯冒险到欧洲去访察战情。他告诉胡适不抵抗主义在欧洲战场上成功实践的一个实例：
吾此次在大陆所见，令我益叹武力之无用。吾向不信托尔斯泰及耶稣教匮克派（Quakers）所持不抵抗主义（Nonresistance）（即老氏所谓“不争”是也），今始稍信其说之过人也。不观乎卢森堡以不抵抗而全，比利时以抵抗而残破乎？比利时之破也，鲁问（Louvain）[今译：鲁汶]之城以抗拒受屠，而卜路塞尔（Brussels）[今译：布鲁塞尔]之城独全。卜城之美国公使属匮克派，力劝卜城市长马克斯（M.Max）勿抗德师。市长从之，与德师约法而后降。今比之名城独卜鲁塞尔岿然独存耳。不争不抗之惠盖如此！博士之言如此。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7]
鲁汶因抗拒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对胡适来说，这直如醍醐灌顶。他简直不能相信老子、耶稣那看似不切实际的教诲，居然可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里实践。胡适在留美以前就喜欢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哲理。他留美的第一年几乎受洗成了基督徒，后来还参加读经班，着实地研读基督《圣经》。他非常佩服耶稣“人批其右颊，再以左颊就之”的道理。但这是第七章的主旨。无论如何，鲁汶和布鲁塞尔的故事，让胡适醍醐灌顶之余，突然好像一下子失去了进退的依据。他在引了老子“柔弱胜刚强”、耶稣“以左颊就之”的教诲以后，说：“此二圣之言也。今之人则不然。其言曰：弱肉强食；曰：强权即公理；曰：竞争者，天演之公理也；曰：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古今人之间，果孰是而孰非耶？”[8]
讷司密斯是目击者，而且言之凿凿。然而，布鲁塞尔居然可以在强权之下而得以瓦全的故事，胡适怎么想，都觉得像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他必须找到其它的目击者，他须要求证。11月13日他终于如愿以偿：
今夜遇[康乃尔大学]休曼校长之子Jacob G.Schurman, Jr.。其人当比利时被侵时适在布鲁塞尔，亲见鲁汶之残破及布鲁塞尔之获全。因询以讷博士告我之言是否确实。休曼君言布城之获全，实出美公使Brand Whitlock[威洛克]之力。其时市长M.Max[马克斯]有本市民兵二万，枪二万支，已决以兵力拒数倍之德师。赖美使力劝以抗拒之无益，乃降。余询以美使是否属匮克派[Quaker，不抵抗主义者]，休曼君答云：“此则非所知也。”[9]
讷司密斯的故事既经证实，布鲁塞尔的故事说明了在强敌压境之下，不以卵击石的智慧。胡适觉得豁然开悟，他的不抵抗主义于焉肇始。11月17日的日记，他记了他跟旖色佳监理会牧师的谈话。胡适说：“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航路、电线、铁道、无线电、海底电，皆团结全世界之利器也。而终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之畛畦耳。”[10]月25日，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几则“大同主义之先哲名言”：
亚里斯梯帕司（Aristippus）[公元前约435-356，苏格拉底的学生]说：“智者的国家就是世界”；
戴欧吉尼斯（Diogenes）[公元前约404-323，犬儒派哲学家]：“人问他是哪国人，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
“苏格拉底说他不是雅典人，也不是希腊人，而是世界公民”；
培恩（Thomas Paine）[1737-1809，《人权》（Rights of Man）作者]说：“我的国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
葛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说：“世界是我的国家，人类是我的同胞。”[11]
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所引的这些格言里，国家都不再是一个认同因素；所有这些格言都超越了国家，都是仰天长啸的世界颂。
国家既然在世界大同主义者的认同里退位到次于世界、次于人类，则当国家的行为与全世界、全人类的福祉相抵触的时候，世界大同主义者所该效忠的就不是国家，而是世界。这包括不为不义之国执干戈的权利。胡适在“世界学生会”的朋友，德国人墨茨（John Mez），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13年“国际学生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F.I.d.E.）在旖色佳开会，全美“世界学生会”议决加入“国际学生联合会”。当年“国际学生联合会”选出来的会长就是墨茨。胡适在1914年12月6日的日记里，描写墨茨凛然从德国遁入荷兰转道赴美拒绝从军的义举：
欧洲战事之起，博士在比利时，不欲牺牲其主义而从军。遂间关走荷兰，由荷至美。今自纽约来游，相见甚欢。博士乃理想家（idealist），能执其所谓“是”者，不为流俗所移。今天下大患，在于理想家之寥寥。今见博士，如闻凤鸣，如闻空谷之足音，喜何可言！博士之不从军，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其爱主义之心之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其爱人道之笃也。此其所以为理想家欤？[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