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16年7月14日，胡适放弃不抵抗主义，而转向仲裁主义了。当天，他听说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因鼓吹人民有权反战而拒服兵役，而被剑桥大学革职。他在《留学日记》里说：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参加“反对强迫兵役会”（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作文演说，鼓吹良心上的自由。法庭判他有违反“祖国防卫法”之罪，罚金。康桥大学[剑桥大学]前日革去他的名字及数学原理教职。“呜呼！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赵]元任来书[注：是英文信]论此事，云：“有什么蠢事是战争不能造成的！我们必须夙夜匪懈，否则布鲁诺（Bruno）[注：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反对太阳绕地球说，被绑在火刑柱上火刑]的年代会阴魂不散的。才把旧的给拱走了，它又会化身而回。”[13]
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发轫于1914年10、11月之间。11月的时候，韦莲司刚好回旖色佳探望父母。有一天，胡适和她在街头散步，话题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韦莲司说：“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14]胡适则以讷司密斯的故事相告，并援引他1908年在上海时写的一首七律《秋柳》：“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15]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的不抵抗主义还只是一个雏形。我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还没有放弃中国应该具有能赖以自保的国防力量的想法。他在8月5日那则分析欧洲战祸的日记的结论里说：“此役或竟波及亚洲，当其冲者，波斯与吾中国耳。吾国即宣告中立，而无兵力，何足以守之！不观乎比国乎？”[16]布鲁塞尔因为投降而得以瓦全的故事，表面上看来，似乎让他觉得作为弱国的中国也可以像柳条一样，在“萧飕万木摧”的情况下，“尚余垂柳拂人来”。
然而，事实证明胡适不抵抗主义的路才走了一半。他虽然重复着讷司密斯的故事，又把《秋柳》一诗的哲理添将进去，然而，我们与其说他想说服韦莲司，不如说他想说服自己。不抵抗主义，他的嘴巴接受了，但他的心还在抗拒着。韦莲司在感恩节之前就回纽约去了。胡适在韦莲司父母家过了感恩节以后，在那个星期六，11月28日，他由朋友开车到纽约州的西腊寇思（Syracuse）。当晚，他对西腊寇思的“国民兵”（NationalGuard）军官演讲，[17]题目是：“一个东方人对大战有感”（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从欧战所得的教训有两个。一个是针对中国。他说日本对德宣战以后，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胶州租借地，以及租借地范围之外的胶济铁路。条约既已变成废纸，中国必须作最坏的打算。“未来会如何，只有上帝才知道！然而，不管结局如何，这一点可以确定：中国必须武装起来，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维护她自己的生存和权利。”但是，这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欧战的发生，显示了人类的文明出了问题。这是因为丛林的法则（law of the jungle）、强权就是公理这种哲学主宰了国际关系。欧战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人类必须去求治本之道。人类的文明如果要有前途，就必须推翻丛林法则、强权就是公理的说法。“把我们的文明建立在人人都能享公道、正义与爱的基础上。这就是我所说的人道法则（law of Humanity）。”胡适说这不是什么新的道理，西方的耶稣，中国的墨子都早已说过。其原则就是毋用双重标准。正义、公道只有一个标准；事物无论大小、人无分国籍，对待之法必须一致。[18]
胡适这篇演讲，在在证明了他还是一个半吊子的不抵抗主义者。胡适后来也承认，自己在这篇演讲里“犹持两端”、“犹以为国防为不可缓”。[19]然而，聪明、博览群书、领悟力强的胡适，很快就领悟到自己的不一致。而那终于让他茅塞顿开的，是他12月12日在《公众》（The Public）周刊上读到的署名S.D.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充足的国防》（Adequate Defense）。S.D.是《公众》主编丹吉格（Samuel Danziger）的名字的缩写。这是他为《公众》周刊写的一篇社论。[20]他批评某压力团体要在美国国会提出动议调查美国军备状况。他说这其实就是要营造危机感，其目的在影响国会，以便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S.D.说，他们强调不是要扩充军备，而只是要有“充足的国防”。他反驳说战争如果发生，没有任何国防是充足的，除非它比敌人的强；而不充足的国防，有等于没有。问题是恶性循环：
要有“充足的国防”，我们的军备就必须比任何可能集结起来攻打我们的敌国都要强。那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因为我们的假想敌可能会怀疑我们准备要打他们，就好像我们怀疑他们准备要打我们一样。他们一定会想在军备上超过我们。我们国家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战派一定会抓住这点不放，于是激起疑惧之心，鼓吹增加预算。这种竞赛是毁灭性的。要终止这个竞赛，不是一方自愿退出，表白其和平的意向；就是一方乘最可能致胜的时机打败对方。欧洲的经验说明，后者是最可能的选择。备战只会导致战争。唯一可能充足的国防不在于军备，而在于公道地对待所有国家的人民。[21]
S. D.这篇文章没指名的团体，就是该年12月1日在纽约成立的“国家安全联盟”（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22]该联盟获得《纽约时报》的支持，其目的在鼓吹备战，以免一旦战争发生，美国可能会措手不及。胡适读了这篇文章以后，茅塞顿开，他说：“其言深可玩味。”接着，他作了详尽的演申。因此，1914年12月12日这则日记，就成为记录胡适留美阶段政治思想发展轨迹的第二篇重要的文献，因为它记录了他不抵抗主义的底定。他先用S.D.军备竞赛恶性循环的论点，来说明所谓充足的国防对中国是缓不济急的：
即以吾国言之，今人皆知国防之不可缓。然何谓国防乎？海陆军与日本并驾，可以谓之国防乎？未可也。以日乃英之同盟国也。海陆军与日英合力之海陆军相等，足矣乎？未也。以日英又法俄之与国也。故今日而言国防，真非易事。惟浅人无识之徒始昌言增军备之为今日惟一
之急务耳。
胡适又说：
今之欲以增兵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也，独其愚不可及也。试问二十年内，中国能有足以敌日俄英法之海陆军否？必不能也。即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继长增高，无有已时。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而战祸终不可免也，世界之和平终不可比也。
胡适的结论是：“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那么，中国的前途何在呢？胡适说：
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力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极力提出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
难者曰：“此迂远之谈，不切实用也。”则将应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诚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也。”
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此吾所以自附于此邦之“和平派”也，此吾所以不惮烦而日夕为人道主义之研究也。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得已也。
这是胡适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时期的立场。这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用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话来说，是“激进的不抵抗主义”或者“极端的和平主义”。[23]从S.D.那篇文章，胡适领悟到即使对国力、生产力那么强大的美国而言，真正万夫莫敌的“充足的国防”都是一个幻想，更遑论当时没有海军，陆军训练、装备两相落后的中国了！11月底在西腊寇思对“国民兵”军官作演讲的时候，他还有治标、治本的双重主张。现在，他连治标之道都扬弃了。这是因为从他现在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他原来认为是对症下药的治标之道——自卫用的国防——本身也是毒药：“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主义是已，强权主义是已。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装和平’者，所谓‘以暴制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燃；以暴制暴，暴何能已？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武装和平”和“以暴制暴”。“武装和平”这个词，显然是翻译他的校友大卫·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纽约时报》上所用的“Armed Peace”，意思就是用军备来维持和平。大卫·乔丹是康乃尔大学1872级的毕业生，当过史丹福、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反战的和平主义者。乔丹谴责用军备来维持和平的论调，他说那是遁词。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用枪、用军舰、用耀武扬威的方式来取得的武装和平，终于走到它注定的后果。武器就是用来打战用的。”[24]胡适现在体认到“武装和平”的做法就是“以暴制暴”。其结果就是他所说的：“以火治火，火乃益燃。”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由于胡适服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他完全不能接受任何“以暴制暴”的和平主张。这包括《独立》（The Independent）周刊的主编侯尔特（Hamilton Holt）所活跃于其中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谈到了这个1915年6月在费城成立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这又是胡适晚年改写历史的一个例子。胡适在回忆了安吉尔和杜威对他的影响以后，接着就谈“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和平运动真是众声喧哗、急流迭起、跌宕冲击，参与者退出、转变立场的所在多有。不了解其间复杂万象的人，很容易被胡适的回忆误导，误把“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和安吉尔、杜威、胡适混同在一起。比如说，邵建就误把“强制维持和平联盟”视为和安吉尔、杜威“思想同步”的组织。[25]我们先说胡适的回忆。他在说完安吉尔和杜威对他的影响以后，说：
就在安吉尔和杜威的这些思想影响我的时候，也正是一个新的具有建设性的世界主义运动产生的时刻。这个运动的发端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是我的老朋友，《独立》周刊的主编侯尔特先生所倡导组织的……1915年6月，美国的一些公众领袖在费城独立厅召开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成立大会。我们必须谨记“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可以说在思想上孕育了未来的“国际联盟”。侯尔特影响了美国前总统塔伏特，他于是答应出任该联盟的主席。经由侯尔特和塔伏特的努力，威尔逊总统逐渐接受这个新的观念，而成为“国际联盟”的强力支持者。
胡适接着引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三个主张。其中，第三个主张是后来扬弃了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胡适所服膺的：
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条约签署国将集体采用经济与军事的力量，来制裁任何不把争端付诸仲裁，而迳自采取军事行动或任何敌对行为的签署国。[26]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这段回忆与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不符。“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第三个主张，胡适在回忆的时候，还特别强调说是最重要的一条，即，用经济、军事的力量制裁侵略者。这是在当时持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胡适所不能接受的“以暴制暴”的方法。我们记得在上述胡适演申的引文里，他强调他的根本之计：“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一面极力提出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有趣的是，等胡适在1916年蜕变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时候，他却又跟“强制维持和平联盟”英雄所见略同了。更有趣的是，等胡适终其一生秉持国际仲裁主义，作为他这个理论灵感来源的杜威，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把它束之高阁了。但这是后话。
总之，S.D.在《公众》上的《充足的国防》那篇文章使胡适顿悟，幡然一改他到那时为止仍然心持两端的立场：既要和平、又要有自卫的武力的矛盾；用胡适当时最喜欢说的话来说，就是不一致。S.D.的那篇文章，胡适是12月12日读到的。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有机会演练他这个用“必也一致乎”所推演出来的不抵抗主义。12月底，他代表康乃尔大学的“世界学生会”，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去开“世界学生联合会”的年会。26日举行欢迎晚会。当晚在大会上致辞的有五位，其中一位是伊利诺大学的俄利物（T.E.Oliver）教授，另一位就是胡适。[27]
胡适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站在分岔口上》（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他在《留学日记》里说他那篇讲词，其实是在向俄利物教授提出挑战，是对他所下的一份“哀的米敦书”，即最后通牒。原因是这样的，“世界学生联合会”的总会有两派在角逐着。一派胡适称之为前进派，康乃尔的“世界学生会”属之，主张所有的和平团体，包括主张和平的学生团体，都属于“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份子，“世界学生联合会”应该与所有主张世界和平的团体合作。另一派，以伊利诺大学的“世界学生会”为代表，是保守派，认为世界和平属于政治问题，而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他们认为讷司密斯、洛克纳这些主张和平的人都是被那些和平团体所利用了。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演说的大旨：
今日世界文明之基础所以不坚牢者，以其础石非人道也，乃兽道也。今日世界如道行之人至歧路之口，不知向左向右，而又不能不抉择：将循旧径而行兽道乎？抑将改途易辙而行人道也？世界如此，吾辈之世界会亦复如是，吾辈将前进耶？抑退缩耶？
胡适在日记里说，俄亥俄州大学校长汤生（William Thompson）是地主，当晚也致了欢迎词。在欢迎会的次日，校长夫人告诉胡适：“昨夜君演说后，本校法律院长内特先生谓余曰：‘我完全没有对妳先生不敬的意思，但今晚的演说，胡适先生的最好。’[原句是英文]”[28]胡适除了在欢迎会致辞的时候，向反对支持和平运动的保守派宣战以外，同时也在大会的决议案上力战保守派：
年会议事会始于廿八日，终于廿九日，二日而已。余为议案股（Committee on Resolutions）员长[主席]，为最重要之股员。廿八夜手写议案至三时始就寝，七时即起，睡三小时余耳。明日召本股股员会集，余竭力将所有议案一一通过。十时许议事会开会，余为第一人报告，所有议案二十条，除三、四条致谢议案外，皆总会中年来最重要问题之久悬不决者也。余报告自十时许至下午五时半始毕，盖除食时外凡六小时。每提一案，反对派辄起驳击。幸进行[进步]派居大多数，余所提议案皆一一通过。八年悬案，一朝豁然，俾全会知总会多数意向所在，不致为一二少数反对党所把持，此本届年会之大捷也。
胡适刚从俄亥俄州开的“世界学生联合会”年会“大捷”而归，1915年1月中，他又有东岸之游。这次，他是到波士顿去，为“布朗宁知音会”演讲《儒家与布朗宁》。演讲过后，他去了纽约。23日，他在纽约跟韦莲司见面，当面向韦莲司表示自己已经彻底大悟，“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作求三年之艾之计”，从此奉行不抵抗主义。我们记得这是他读了S.D.那篇文章以后的事。胡适过后在日记上说，韦莲司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胡适“晚近第一大捷”，希望他能“力持此志勿懈”。[29]
胡适与韦莲司告别后，从纽约搭火车回旖色佳。在车上，他读了该期的《新共和》（New Republic）周刊，发现其中有一篇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投书。这篇投书的名称是《不抵抗的道德》（Ethics of Non-Resistance），作者叫普耳（Frederick Pohl）。胡适读了觉得深获其心，立刻设法找到普耳的地址，写信给他。他对普耳说：
当今的世界所须要的，是把那过度强调自我至上的观念彻底地推翻。当代的道德太自我中心了。自保的观念几乎从来就没有被挑战过。因为如此，许多权宜之策、许多罪恶，都假自保之名而得以行之！为了要矫正这个积重难返的恶习，我们必须把现有的自我的观念推展至其极限。我们必须推翻那认为自保是我们最高的责任的迷信。我们采取不抵抗的态度，必须因为那是正确的，而只不是权宜之计；必须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因为那是必要的。
普耳回信说他不相信不抵抗主义，因为它听起来太软弱无力了。他说他宁愿称之为“有效的抵抗”（effective resistance）。他说武力的抵抗是最没有效率的抵抗方式。人们总误以为只要不用武力，就是不抵抗；世人一想到抵抗，就只能想到物质、武力层面的抵抗。他说，事实上，精神上的抵抗，也就是说，宽恕敌人、“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等等，才是最正面、最有效的抵抗。[30]
胡适才回到旖色佳，却又有了再游纽约的机会。这是因为“美国限制军备联盟”（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邀请美国东岸的一些大学，派代表到纽约开会，希望能在大学里组织限制军备的团体。胡适是康乃尔大学的代表，所以他在2月13日早上，又坐火车到了纽约。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在当晚议决成立一个组织，名为“废除军国主义大学联盟”（Collegiate League to Abolish Militarism）。胡适说这个名字是他取的。就在这第二次的纽约之行，胡适跟普耳见了面。两人相谈甚欢。只是，普耳不喜欢用“不抵抗主义”，而胡适不喜欢普耳用的“有效的抵抗”。胡适想到他康乃尔闪族语言系须密（N.Schmidt）教授所用的“消极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但还是觉得不理想。最后他建议用“道义的抵抗”（ethical resistance）这个字眼。普耳同意胡适的说法。跟普耳见了面以后，胡适接着见到了韦莲司，谈起他对普耳说的话，连韦莲司也觉得胡适说得很有道理。[31]
所谓“道义的抵抗”，其实就是绝对的不抵抗，因为那是“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那种宽恕敌人的抵抗主义。其立论的基础是：这种“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的抵抗方式，终于会让敌人羞惭、痛悔，然后幡然改悟，所以才会称之为“道义的抵抗”，因为那是用“道义”来作“不抵抗”的抵抗。胡适既然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中国有没有国防，对他来说根本就只是末节。没有国立大学，没有文化机构，才真正是耻辱。他在1915年2月20日跟英语系的教授亚丹（J.Q.Adams）谈到大学：“先生问：‘中国有大学乎？’余无以对也。又问：‘京师大学何如？’余以所闻对。先生曰：‘如中国欲保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胡适在次日的日记里，更进一步地发挥：“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32]
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很快就受到了现实的考验。1915年1月，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消息传到美国，引起留美学界大哗。各地同学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大家慷慨陈词。比较激烈的，还号召大家集体回国，投笔从戎。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说大家都在讥笑他的不抵抗主义，讽刺他是亲日主义者，他说韦莲司一定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他引韦莲司在她前一封信里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真要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他对韦莲司说，这是真知灼见。韦莲司的这句话，使他想起幼年时候看宗族里作祭祀，赞礼者会唱“执事者各司其事”。他感叹道，这七个字，用他当时给另一友人信里的话来说，是“救国金丹也”。[33]韦莲司收到此信，很担心胡适的心情，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用快递寄给胡适。她说她很能够想象在国难当头之际，要坚持那一定会被误解的理想，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她真希望中日两国，能派出高瞻远瞩的外交家来解决这个危机。她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可能已经被激昂的民气逼到墙角，而无余地先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然后再卧薪尝胆，用教育与睿智，来避免历史的重演。[34]胡适回信告诉韦莲司，说他能体会留学生的心情。但是他批评他们平时不作研究，事情发生后，才手足无措。[35]胡适遭到留美学生围剿的处境并没有好转。2月25日，在康乃尔大学中国同学会所开的特别会上，他虽然因事不克出席，还是发表了书面的意见，要大家镇静下来，以作长远的谋虑。会长代念他的意见时，全场一片嘘声。连他的好友任鸿隽，都私下摇头，说：“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36]
图12 1913年春康乃尔大学中国同学会合照。以最后一排为第一排：
第一排：C.Y.Leung, M.T.Hou, N.Shen, T.Wang, Y.T.Chen，秉志、赵元任
第二排：Y.C.Loh, D.Y.Key，任鸿隽，C.F.Hou, B.H.Chin, W.Y.Chin, T.S.Kuo, C.K.Cheung
第三排：S.Z.Yang, K.C.Tsen，韦颂冠，K.Z.Lin，李观森
第四排：C.S.Chen, W.W.Lau，周仁，I.T.Wang, T.T.Wang, W.S.Tong
第五排：陈茂康，金邦正，F.S.Chun, T.M.Yu, Y.C.Lo, K.L.Yen
第六排：杨铨，P.W.Tsou，胡适
此照片亦刊登于：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I.8（June 10，1913），p.549.（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3月19日晚上，胡适看了三月份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里面一些慷慨激昂的言论以后，上床歇息，然而却辗转未能成眠。于是又起床，一气呵成写了一篇《莫让爱国冲昏头：告留美同学书》（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胡适在这篇投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公开信里指责留学生已经失去了理智。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同学会致电袁世凯，要求他誓死抵抗。[37]不但留学生如此，甚至连年长稳健的钟荣光，即“二次革命”以后流亡纽约的广东前教育厅长，也在他的文章里，呼吁中国要以比利时抵抗德国为榜样，宁可国破家亡，也不要像朝鲜一样亡于日本。[38]胡适反问留学生：如果我们除了毁灭以外，没有任何一得，则所有拼命一夺的说法，都只是莽夫言勇！
胡适反问其他中国留学生：我们要用什么去跟日本打？他说：“我以至诚和至爱中国之心告诉大家：说要打，但打的结果除了毁灭、毁灭，还是毁灭以外，什么都得不到的话，那就是纯然的瞎说和愚蠢。”既然留学生都爱以比利时为榜样，胡适就老实不客气地以比利时作为负面的教材回敬大家：
大家都在说比利时——喔，那勇敢的比利时！亲爱的弟兄们，我要披肝沥胆地向大家说：只手挽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也不算英雄。而且，比利时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被彻底击败。大家只要读了比利时的查理·沙罗利（Charles Sarolea）博士所著的《比利时如何救了欧洲》（How Belgium Saved Europe），就可以知道比利时以为会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援助与支持。同时，他们对号称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的列日（Liege）和安特卫普（Antwerp）充满了自信。所以，比利时用整个国家的命运，去换那英勇国家的“荣耀”！那算是真正的勇气吗？那算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弟兄们，且看比利时，且看今天的比利时！为这种英勇的“荣耀”而牺牲，值得吗？我并不是在责难比利时人。我只是要指出比利时不值得我们仿效。任何要中国去蹈比利时覆辙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他对留学生的忠告很简单，那就是：大家应该力求镇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让我们先克尽己责，那就是求学。我们不要被新闻报道的鼎鼎沸沸冲昏了头，而忘却了我们严肃的使命。我们必须要严肃、心如止水、坚定不移地求学。我们必须要卧薪尝胆，以求振兴祖国——如果它能安然渡过这个危机的话。当然，我深信它一定能够；而即令祖国这次不幸而覆亡，我们也要让它从死里复活！”[39]
留美学生对胡适这封《告留美同学书》的激烈反应，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他在日记里所作的综述，《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总编辑邝煦坤，批评胡适“木石心肠，不爱国”。《战报》的主笔谌立则讥讽胡适在日本东亚大帝国成立后，可以等着封侯。还有一封托任鸿隽转交的信，由于文字说得太不堪，还被任鸿隽给撕了。[40]胡适把他的《告留美同学书》寄给韦莲司，请她批评。韦莲司在回信里，说她觉得那封信确实是该写的，特别是有关学生的责任那一段话，确实说得鞭辟入里。但是，她也认为纵然一般留学生的态度不够明智，其所反映的却是股很宝贵的动力，因为它展现出来的是元气、生命力以及团结的倾向，这些征兆都很让人感到振奋。她建议胡适应该因势利导去引领这股动力，而不是去浇它的冷水。不要只是告诉留学生要冷静；她说，当那澎湃之气被激起的时候，我们只有透过行动——高标的的行动——才可能健全地进入冷静的境界；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一般人是听不进冷静这句话的。她觉得胡适提倡“恪尽己责”是一个积极的方案，但应该发挥得更透彻，才可以把它用来引导留学生心中被激起的能量。[41]
胡适回信谢谢韦莲司，说她的信字字珠玑。冷静确实是只有透过行动才能进入的境界；他回想起来，连他自己在写那封公开信的时候，都不够冷静呢！胡适承认他只顾要求大家冷静，却完全没有去表扬这种群情愤慨所反映出来的正面精神。他说他会按照韦莲司的建议，去写第二封公开信。[42]根据胡适的说法，《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会在5月号发表他的第二封公开信。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封信并没有被刊出。我们根据他寄给韦莲司的副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把韦莲司的建议都写进去了。这第二封没有被发表的公开信标题为：《何谓爱国理性？——再致留美同学》（What Is Patriotic Sanity?：Second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胡适开宗明义，强调批评他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立场，那就是：恪尽己责，以振兴邦国，即使我们必须让它从死里复生。他解释自己跟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所激起的民气，是坦荡（noble）、健康的，但必须运用智慧，把这股民气导向有用、具有建设性的方向。总而言之，胡适呼吁大家不要徒然涕泗横流，而应该化悲愤为力量，个个期许做为中国的费希特（Fichte）、马志尼（Mazzini）、加富尔（Cavour）、格拉司东（Gladstone）、珍·亚当丝（Jane Addams）、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或爱迪生（Thomas Edison）。[43]
胡适抱持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巅峰是在1915年的夏天，也就是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之前的暑假。讽刺的是，他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巅峰，也正是他再次转向的开始。这一切，都发生在该年6月在旖色佳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关系讨论会”（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胡适在《留学日记》里作了很详尽的记录。这个会议是由“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世界和平基金会”（World Peace Foundation）共同召开的。会期从6月15日到30日。我们很幸运地，除了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记载以外，还有“世界和平基金会”出版的会议记录：《国际关系讨论会记录》（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44]两相比较，就凸显出胡适之所重与所轻。对我们所要作的分析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胡适所着重的，而是他略过不提的。
图13 1915年摄于旖色佳。照片背面有胡适题记：“Suh Hu at Ithaca 1915.”（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胡适在日记里说，这个会议所集结的是各大学“国际关系讨论会”（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的成员，同时也是用来训练这些未来的世界和平运动的领袖。他列出了会中一些著名的和平运动的领袖：如安吉尔、讷司密斯、墨茨、洛克纳、麦克东纳（James McDonald）。他形容这些人：“皆今日此邦和平主义之巨子也。”胡适此处的“此邦”之说是概而言之，他当然知道安吉尔是英国人。这个会议固然如胡适所说，是由和平主义者主办的，目的也是训练未来的和平运动的领袖。[45]但是，胡适这则日记可能误导读者的，是他漏掉了大会特意邀请来的非和平主义者，目的在激荡与会学生的脑力，以便训练他们成为未来的和平运动的领袖。讷司密斯在为《国际关系讨论会纪录》写的《前言》里说：
这个会议的中心思想是：要解决战争的问题，最急需的是要有一个开通的（enlightened）舆论；而未来舆论的主导者，必须在大学生里去找。秉持着这个目标，本会议的规划是约集来自二十所大学的代表，在专家的领导下，就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从事密集的训练。在会议期间，我们坚守最自由的讨论。某些议题，比如说有关军备，我们特意请来了力主急剧增强军备的极端的强硬派，目的在给予与会代表机会去面对最严峻的思想修行（discipline）。[46]
胡适在日记里描述了与会的学生代表。他说：
赴讨论会之会员，皆自此邦各大学之“国际政策研究会”选送而来，其人皆英年，留意时事。吾每谓此邦学子不晓事，其所经意，独竞球之胜负，运动会之输赢而已耳；此次赴会诸人，皆足代表各校之第一流学子，他日政治界之领袖也。此次会员七十人，其中为ΦВК[Phi Beta Kappa，“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胡适也是会员]会员者乃居半数，即此一端，可见其人皆经一番淘汰选择而来者也……会员中乃有持“不争主义”者二十余人……
会议在6月15日晚开欢迎会。胡适致欢迎词，安吉尔作主题演讲。16日开始会议的议程。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大会的议题：
国际法大纲（子题有四：国际法之成效、国际法之执行、海上战时公法、国际法院）；心理与战争；黄祸之真否；强权之哲学；海牙平和会；民权与兵祸；美国国防；耶稣教旨能否实行于国际政策；维持和平协会；战争与商务；门罗主义；兵力与万国公法；国际绝交与万国公法；殖民政策；国际债负；海之中立；美国国防；赔款。
胡适在这一长列的议题里所漏列的，最明显的有两项。第一项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发表社会主义观点的是倭令（William Walling）。倭令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金融已经国际化了，特别是英国与法国。他说欧战的结果虽然还不明朗，但德国如果战败，其原因是德国的金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不够国际化。由于英法金融国际化的程度超过德国，它们有能力在向美国买军火的时候，比德国出更好的价码。德国如果战败，就是败在军火的不济。倭令说现代战争是军火的战争，换句话说，就是技术的战争。这个技术的战争的背后就是金融。因此，所有从政治的角度着眼的和平主义都注定会失败。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表面，而看不见背后的经济力量。所有和平主义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如果它不了解政治和平之道，就像经济一样，必须先走上国际化的道路。他说：“不国际化的民主，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任何一个把本国的需求放在别的国家之上的，都不配称自己为一个民主国家。”[47]
胡适在留美时期就不喜欢社会主义。我在上文引了一段胡适对安吉尔的描述。他起初以为安吉尔是一个唯物论者。一直到1915年6月开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才发现他虽然着眼于经济的因素，但他的根本主张跟社会主义大相径庭。有趣的是，倭令在他的演说里，说虽然安吉尔对战争所作的经济分析跟社会主义者的分析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安吉尔是“布尔乔亚的和平主义者”。
如果胡适在日记里漏列了倭令，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可以说是敌视；那是意识形态作祟。他在“民权与兵祸”这个议题下只列了康乃尔政治学教授山姆·奥兹（Samuel Orth）。他不但略掉了倭令，也略掉了安吉尔反驳说欧战是资本家的阴谋的演说，还略掉了海斯（Alfred Hayes）教授关于欧战与社会问题的演说。
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漏列的第二项，不是议题，而是一个与会演讲来宾。漏列的原因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可能是下意识地，想把他个人盛气所得的报应，从记忆里剪除。这个盛气跟他的脾气中有人所不知的“冲”的成份多少有点关系，但主要还是跟他当时所服膺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有关。只是，那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盛气让他在会场上“逾了矩”。胡适漏列的与会来宾，就是他在会上得罪了的哈德逊·马克辛爵士（Sir Hudson Maxim，1853-1927）。马克辛是美国人，后来得到英国的爵士头衔。马克辛机关枪是他的哥哥海荣·马克辛（Sir Hiram Maxim，1840-1916）爵士发明的。哈德逊·马克辛也是一个军火发明家。1912年，他在一个实验中，因为雷汞爆炸，失去了左手。马克辛在1915年出版了一本书：《不设防的美国》（Defenseless America）。顾名思义，马克辛的主旨是美国必须增加军备以免为敌所乘。
马克辛在“国际关系讨论会”上的第一个演说的题目就是《不设防的美国》。他一开口就跟和平主义者挑衅。他说他把一万本《不设防的美国》，免费赠送给1915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目的无它，就是要激怒和平主义者。他这篇演说，几乎没有任何立论，只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笑话或无稽之谈。就举几个例子：
我在我的书里说，速射炮是人类史上最救人命（life-saving）的大发明。这句话是真的。随着武器的射程和杀伤力的增加，敌对的双方就把他们军队的对峙点拉得更远、分散得越广、向地下挖战壕。在古代就不一样了。当人们用刀、矛、战斧来对打的时候，他们就像饿狼一样扑向对手。[48]
又：
今天在战场上受伤而死的人数要比从前少。这是因为伤兵马上就可以得到现代医学的照料。今天的士兵可以被打得满身是弹痕，却伤得一点都不严重。许多从战壕被送到医院里去的年轻人，得到的是能治百病的贴心的照应。等他回到战壕里去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照顾他的护士那温婉焦灼的眼神。他如果又需要被送回医院里去的话，其实是不怎么在乎的。
再：
高效炸药的性能太不为人了解了。当一颗炸弹在地上或任何坚固有抗力的物体上爆炸的时候，那白热的瓦斯是以一种倒圆锥形的方式反弹出去的。所以，在水平线上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亦即：没有什么杀伤力]。
等马克辛的第一场演讲结束，开始发问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立论，还是只有故事、笑话和无稽之谈，甚至用吓唬的伎俩来说明备战的必要。他说：
你们一定听说了[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那些将来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座的一些年轻人，将会有机会因为抗拒外敌欺凌你们的妻子或甜心，而被杀死。我说的是实话。这些事情就会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的家园将会被侵犯，我们的妻女将会在我们的眼前被蹂躏。那是一种更上一层楼的酷刑，敌人会强迫我们再不情愿也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淫行。
当一个与会代表说人类是越来越趋向合作，我们应该避免战争的时候，他反问道：“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来告诉我有哪一个战争的结果没有带来好处？”他说欧战不是因为备战而发生的。他说事实刚好相反。在开战以后，德国才发现它低估了三倍其所需的军备；协约国方面则短少了十倍。换句话说，欧战的起因是军备不够。他说如果英国能投下五十亿金元的国防经费，德国胆敢开战吗？安吉尔反诘说，德国就是有四倍大的海军，和平还是无望的。马克辛于是又反诘：
我几分钟前才问你们能不能举出任何一个大战，其结果没有带来好处。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内战打得好，它让黑奴获得自由。北方也许可以用买的，但并没有这样做。独立战争是不是一件好事？其结果当然是好的。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很多战争都带来了好处。我并不是在为战争辩护。战争有两种，一种是好的，另一种是不好的。老战神有双重人格。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是不好的；反侵略、反掠夺的战争，这也就是说，自卫的战争是好的。
马克辛的嬉皮笑脸显然是故意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激怒听众里的和平主义者。讷司密斯虽然说大会特意请来一些极端的强硬派，目的是让学生有机会去面对最严峻的思想修行。但是，说比做容易。可以想见的，听众真的让马克辛给激怒了。连安吉尔都忍不住了，好几次诘问马克辛：“你到底支持的是什么？是战争还是和平？”结果，最忍不住冲动的是胡适。他站起来发言：
我的印象是：这整个晚上，我们的演讲者在演讲里一个立论也没有。而我是非常认真地在听着。既然演讲者没有任何值得去反驳的论点，既然他保证他明天上午的演讲会给我们一些事实，而不只是笑话和俏皮话，我提议现在就散会。
胡适的动议，得到附议。但表决的结果没有通过。接着，有人提议向马克辛致歉。这个动议得到附议，表决的结果通过。这个在会场上由胡适惹出来的风波，虽然在会场上以致歉的方式平息了，没想到却居然继续延烧到《纽约时报》上。马克辛投书到《纽约时报》，抗议报纸的报道歪曲了他的意思。他说他并没有说战争是好的，而是说战争有好的跟不好的。他接着在这封读者投书里批评大会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说：“大会给了我五十分钟演讲的时间，但却故意安排一个钟头的时间给闹场子的人（hecklers）问问题。他们以为这就可以给我难堪。他们低估了我，因为我一向就喜欢跟找渣子的和平主义者抬杠。”在这封信的尾端，他没指名，但说的就是胡适引起的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