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过激的和平主义的支那人也说了一些鲁莽的话……有理性的听众于是提议向我道歉。过激的和平主义者试图用提议散会的方式来打断会议。他们输了，因此就投票表决是否要道歉。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听众起立喝彩表示赞成。过激的和平主义者愤怒地站起来准备离席。然而，因为他们跟那些起立赞成向我道歉的人刚好都是站着，于是向我道歉的动议，就等于得到了听众全体一致的赞成。这以后会议又进行了半个钟头。会后，那个犯了错的支那人过来向我道歉。[49]
马克辛的读者投书引来了葛内特（Lewis Gannett）的反驳。葛内特就是当晚提议道歉的人。他是胡适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是《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记者，北伐时去过中国采访。葛内特的读者投书主要在指出马克辛颠倒黑白。马克辛辩白说他没说过战争都是好的。葛内特说：就话论话，马克辛是没那么说；但是，他是要听众举个例子来证明世界上有不曾带来好处的战争。结果，当听众举出了克里米亚战争、巴尔干战争的时候，他就马上转移了话题。至于马克辛所描述的过激和平主义者行为的问题，葛内特说他根本就把提议散会跟提议道歉的顺序弄颠倒了：
马克辛先生说过激的和平主义者试图阻止道歉的动议通过，用提议散会来打断会议。投票赞成散会的是我，但提议道歉的也是我。我了解提这些动议时的气氛如何。道歉的动议是在散会的动议之后，不是在前。我觉得有些年轻人在表达他们真诚的意见——那些意见我完全赞同——的时候，他们对马克辛的银发有点不敬，而马克辛先生当时也激动异常。在那种气氛之下，继续讨论是徒劳无益的。致谦的动议是在那种气氛下提出而且通过的。
听众里有三分之二不能苟同马克辛先生的想法，几乎百分之百对演讲者抱有敌意，那是我生平仅见的一次。他演讲后的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没有一个人支持马克辛先生；但三分之二以上的听众都能一哂马克辛先生的机智、反唇相讥以及他那些引人发噱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故事。马克辛先生没办法立论，但他知道怎么说故事。众所周知，马克辛先生主张立时大幅度地增加我们的海陆军，来作为一种“和平的保险”。当他歌颂战争到一半，被人打断，问：“你到底是赞成和平还是为战争？”马克辛先生的回答是：“让我告诉你一只小母鸡的故事。”[50]
这是1915年6月间的故事。胡适从这次的风波中学到了教训。怪不得他会在1916年4月，也就是我们在下文会提到的他写给韦莲司的信里说：“我也一样觉得，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是愚蠢的做法。”然而，即使胡适在这个事件上学到了教训，这跟他在会后对马克辛道歉是两码子事。他的道歉显然只是礼貌上作个样子而已，完全没有实质上的意义。马克辛会后四处在报上投书，包括给旖色佳地方报写了两封，胡适的反应是除了不屑，还是不屑。他把那两封马克辛的信剪下来，附在1915年7月15日写给葛内特的信里。他说：“对这种垃圾、鸡毛蒜皮事儿，我是不会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了。”[51]
事实上，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是胡适政治思想再一次的转捩点。一直到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胡适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这也是他在马克辛那场演说的发问时段闹出风波的理由。不只如此，胡适在会场上的几次发言以及他后来作的一次演说，都在在说明了他当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绝对不抵抗主义者。比如说，出版家帕特南（George Putnam）代表主张备战的“国家安全联盟”出席该会。他在演说中表示，“国家安全联盟”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的联盟组织，由一个国际的最高法庭来仲裁国际纠纷。然而，不像当时已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这个国际的最高法院将有一个国际警卫队——陆海军都有——来作它的后盾。每个会员国都必须根据其人口和财富的多寡，按比例分配派兵参加这个国际警卫队。这个国际仲裁的观念，包括以国际的警卫队作为后盾，都是后来转为国际仲裁主义者的胡适所服膺的。然而，在“国际关系讨论会”期间，胡适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所以，帕特南演说提到国际仲裁这一点，胡适完全听而不见。在发问时段里，胡适出语尖锐，他所着眼的仍然是“以暴制暴，暴何能已”的立论：
帕特南少校[帕特南参加过美国内战，大家都叫他少校]一直在回避安吉尔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如果美国有一个更强大的海军，就可以保障“露西塔尼亚号”被击沉的事件不会发生。
什么叫做充足的国防？除了美国以外，每个列强都在觊觎中国；它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国防应如何呢？有一个跟日本一样强的陆军和海军？或者跟德国一样强？或者跟所有的加起来一样强，因为日本是英、法、俄的同盟国？假设中国决定要有充足的国防，要多强大才足以确保公道与正义？[52]
无论是从语言或立论来看，胡适这个发问完全是他1914年12月12日“充足的国防”那则日记所演绎出来的立场的延续。更有意味的是，胡适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提到侯尔特所倡导组织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侯尔特后来成为胡适的朋友，然而胡适在记1915年6月开的“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日记里，完全没提到侯尔特的名字。事实上，“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成立的时间是6月17日，也就是“国际关系讨论会”召开之际。侯尔特在“国际关系讨论会”上的演说，没有会议记录。“国际关系讨论会”的会议记录出版的时候，用的是侯尔特在另一个会议所作的演说。两者据说内容雷同。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所列出来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三个主张，特别是第三条：经济和军事的制裁，都印在这篇文章的附注里。由于胡适当时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没有兴趣，所以他在日记里只记录了它的成立及其主旨，没有任何评论：“此邦名士如前总统塔虎脱[塔伏特]氏等，召一讨论会于费城之独立厅，决议建一维持和平协会，其大旨以列国组织协会以维持世界之和平。悖盟者各国协力惩之。”[53]我们可以说，从胡适用“充足的国防”
那一则日记的立论来诘问帕特南少校的话来看，他当时还是反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用武力、“以暴制暴”来维持和平。
胡适自己在会议最后一晚的演说，是他最后一篇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宣言。胡适演说的题目，他在《留学日记》里翻成：《伦理与国际政策之关系》，原文是：《强权就是公理吗？国际关系与伦理》（Does Might Make R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胡适只翻译他演说的副标题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在演说里，开宗明义，说他想说的主旨就在副标题。胡适这篇演说的主旨有二：第一，舆论是最好的制裁工具。这是他在“充分的国防”那一则日记的演申：“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
大家听了几天前麦克东纳教授关于国际法制裁的演说，都会记得他指出了几种制裁的方式：一、用军事力量；二、用经济的压力；三、用舆论。第三种方式是最重要的。我们遵守国家的法律，难道是因为法律的背后有警察吗？当然不是。我们每天遵守法律，完全没想到警察。
英国的大法官侯定（Lord Haldane）……指出法律最后的制裁力是黑格尔所说的“人伦”（Sittlichkeit）；中国人叫它作“礼”；卢梭称之为“公意”（general will）。由公议（public sentiment）、至上的道德、文学、社会制度等等所构成的“人伦”，是法律背后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法律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法律必须要时时靠警察才能执行，那我们还能和平地生活着吗？国际法最终赖以维持的是舆论，是迪肯森（Lowes Dickinson）称之为“和平的意志”的公议的形成。这种公意、“和平的意志”会让我们下意识地去遵守国家或国际的法律。这是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
这篇演说的第二个主旨，是哲学家或道德哲学家如何善尽他们的角色，来帮忙建立这个“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胡适说可行之道有二。第一，是用功利主义的方法：
法律在以往一直被认为是绝对的。然而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很多思想家开始怀疑法律哲学的绝对论。他们开始问：法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英国的边沁与德国的耶令（Jhering）试图去找出法律的“目的”（Zweck）。法律因此失去了其绝对性，而变成了达成目的的方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功利主义者说，那就是功利、公益，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试图用它作为衡量任何法律或制度的标准，看它们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后再决定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那个法律或制度。
能适用于国家的，也可以适用于国际。在国际关系上，我们痛切地需要一个理性的标准来衡量政府的政策。就以军备为例，军备是否能促进一个国家最大的幸福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让我们舍弃所有其它建设事业，而把全国的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军备。如果我们坐下来想一想，过去和现在的国际关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有太多的非理性的因素存在。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真正利益的所在，我们就可以把它运用在每一个政策上，并且有理智地去评断它。这是道德哲学家可以做的第一个贡献。
道德哲学家可以做的第二个贡献，是去发展出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大同主义：
如果人类的历史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类的“吾邻”的概念一直在扩大中。十八世纪初年英国巴特勒主教有一篇“孰为吾邻”的讲道。他对“吾邻”定义：“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知晓、能去影响、必须与之交会的那个部分的宇宙、人类与国家。”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用在今天，这整个世界就是吾邻。这是历史所告诉我们的趋向。我们这些对人类的进步具有信心的人，不能相信国家是人类最高的理想。道德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指出并教导一种新的哲学，让整个世界知道爱国并不是人类最高的理念，人类完全可以奋力地向侯定爵士很适当地称之为“更高的国家”（higher nationality）的理想迈进。道德哲学家的责任，在教导人类不要以牺牲别的国家的权利与土地的方式，来尊崇自己的国家，而毋宁是以这个“更高的国家”的福祉为目的来发展自己的国家。道德哲学家的责任在鼓励人类为那理想的世界国的境界来奋斗。用康德的话来说：“每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小的国家的安全和权利，不是建立在其国力或自己所认为的权利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国际联盟（foedus amphictionum）之上，建立在一个集合起来的力量之上，建立在一个遵循法律的共同的意志的决定之上。[54]
胡适的这篇演说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我们记得开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的夏天，就是胡适1936年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他“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那个暑假。然而，他这篇演说中缺席最明显的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观点。第二，他在哲学观点上糅杂、挪用、调和的倾向在这里已经非常明显了。这时，他还没离开唯心论大本营的康乃尔大学。但是，他的演说里，已经挪用了功利主义跟康德的观点，交叉互补为用。第三，这是胡适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最后一篇宣言。他这时还是不相信军事和经济的制裁，所以才会说：“如果法律必须要时时靠警察才能执行，那我们还能和平地生活着吗？”无怪乎他相信舆论，相信靠舆论去凝聚起来的“和平的意志”，才是“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
根据他在《留学日记》所记，讷司密斯在讨论会的最后一夜，“嘱余讲‘伦理与国际政策之关系’。余略书所见，约十五分钟而毕。”[55]信然！他这篇演说急就章的痕迹斑斑俱在，迥异于他一向行文与论述的洗练与周密。安吉尔对胡适征引功利主义的理论显然不能苟同。胡适演说完了以后，安吉尔作了一点短评。他说他只想点到为止。他说功利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假定道德就是自身利益（self-interest）的扩充。他说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一个人决定要好好地教育他的孩子，可以完全是因为那攸关着他自身的利益，但也可以只是因为他就是想这样作而已。当然，安吉尔说，这两者并不必然起冲突，道德与自身利益可以并行不悖。只是，什么是自身利益呢？我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时候，已经把同侪心、伙伴们对我们的好评等等不可捉摸的东西都剔除掉了。但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人类的利益。如果你把这些也加进去，你会发现利益与道德的调和其实是一码事。但是，即使你证明了那一点，这并不等于你证明了功利主义的观点，亦即，我们行为的动机是自身的利益。安吉尔说：“这形上学的话说够久了。”他于是就此打住。[56]
最耐人寻味的是，胡适是带着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来参加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的。然而，他所敬仰的安吉尔以及他所佩服的讷司密斯，都走向以不同方式来制裁的道路了。欧战的发生，使原来投身于和平运动的讷司密斯彻底泄气。他于是参加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后来还担任该联盟麻省分会的秘书。安吉尔在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已经开始主张用国际联盟的方式来维持和平。以往的军事联盟带来的是更多的战争，非军事联盟的组织，像海牙会议，又因为没有制裁力，而等于虚设。他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所有会员国承诺一致行动。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拒绝把争端付诸公决，所有会员国就拒绝与它往来。从前的杯葛、拒绝往来不成功，是因为那不是全面的。只有全球性的、全方位的杯葛、拒绝往来才能奏效。试想，有哪一个现代国家能够自外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而得以生存呢？他认为这种非军事的制裁方式，远比军事的制裁方式要有效多了。[57]
更更耐人寻味，恐怕当时也让胡适震动莫名的，是大会最后所作的几项决议。那是一组主张国际仲裁的决议：
鉴于：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在在显示了美国就是参战，也不可能确保美国及其它中立国家人民的生命，以及美国与它中立国家在海上行使商业的权利。这是因为交战的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曲解、违反了法律，而且它们对法律的诠释所造成的后果是，这些权利在未来无法得到适当的保障。
我们敬谨地认为，要保护美国的权利，就必须开发并改订现行的国际法，以便：
一、一个制定法律的国际立法机构；
二、一个公正诠释法律的国际法庭；
三、一个能视情况所需，使用最有效的经济或军事力量来执行法庭决定的国际组织。
我们更进一步地谨促美国政府——因为这是立时可行，而且可以作为达成这四[三？]项结果的第一步——邀请其他西半球的民主国家进行咨商，以探询它们是否愿意立约支持在战后的和平会议里，以协同一致的方式，去争取保障中立国的权益。
这几项决议将呈递给威尔逊总统、国会议员以及泛美联盟（Pan American Union）的董事会。[58]
[1]《胡适日记全集》，1：415-416.
[2]《胡适日记全集》，1：438.
[3]《胡适日记全集》，1：461.
[4]《胡适日记全集》，1：520-521.
[5]《胡适日记全集》，2：138.
[6]《胡适日记全集》，1：521.
[7]《胡适日记全集》，1：523.
[8]《胡适日记全集》，1：524.
[9]《胡适日记全集》，1：524-525.
[10]《胡适日记全集》，1：551.
[11]《胡适日记全集》，1：553.
[12]《胡适日记全集》，1：555-556.
[13]《胡适日记全集》，2：366.
[14]《胡适日记全集》，1：547.
[15]《胡适日记全集》，1：547.这首诗后来收入胡适的诗集时，更改了几字，此处，根据他的《留学日记》。
[16]《胡适日记全集》，1：437.
[1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December 3，1914，《胡适全集》40：14.
[18] 胡适，“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胡适全集》35：135-143.
[19]《胡适日记全集》，2：18.
[20]“Editorial：Adequate Defense，”The Public, XVII.871（December 11，1914），p.1177.在此特别向我任教的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同事Kathryn Millis致谢，帮我找到这个周刊和这篇社论。
[21] 以下有关“充足的国防”的讨论，是根据《胡适日记全集》，1：565-568.
[22]“Noted Men Demand We Arm for War，”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914，p.1.
[23]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61，76.
[24]“The Meaning of the War，”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1914，p.8.
[25]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122。
[26]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75-76.
[27] 以下有关“世界学生联合会”年会的叙述，是根据《胡适日记全集》，2：7-9.
[28]《胡适全集》里的日记的英文部分，凡编者所附中译都须慎用，因为错误累累。
[29]《胡适日记全集》，2：18.
[30]《胡适日记全集》，2：35-38.
[31]《胡适日记全集》，2：44.
[32]《胡适日记全集》，2：50-51.
[33] Hu to Williams, February 25，1915；《胡适日记全集》，2：52；以下有关胡适因“二十一条”与中国留学生的辩论，请参阅拙作《星星·月亮·太阳》，页49-53.
[34] Williams to Hu, February 26，1915.
[35] Hu to Williams, February 28，1915.
[36]《胡适日记全集》，2：56.
[37]“Japanese Demands Arouse Indigna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6（March，1915），p.400.
[38] W.K.Chung，“Korea or Belgiu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6（March，1915），p.334.
[39] Suh Hu，“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7（April，1915），pp.425-426；《胡适日记全集》，2：73-76.
[40]《胡适日记全集》，2：89-90.
[41] Williams to Hu, March 25，1915.
[42] Hu to Williams, March 28，1915.
[43] Hu to Williams, April 26，1915，Enclosure.
[44] World Peace Found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ston：World Peace Foundation，1916）.
[45] 以下有关胡适对“国际关系讨论会”的记载，请参阅《胡适日记全集》，2：134-144.
[46] George Nasmyth，“Preface，”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
[47] William Walling，“The Soc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r，”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09-233，此处的引句在第216页。
[48] 以下有关马克辛的演说及发问，请参阅Hudson Maxim，“Defenseless America，”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9-146.
[49]“Unbloodthirsty Mr.Maxim，”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915，p.10.
[50] Lewis Gannett，“Mr.Maxim’s Audience，”The New York Times, July 4，1915，p.10.
[51] Hu Shih to Lewis Gannett, July 15，1915，Lewis Gannett Papers，1681-1966（inclusive），1900-1965（bulk），MS Am 1888（586），deposited at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52] Major G.H.Putnam，“The Question of Increasing the Arma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0，129.
[53]《胡适日记全集》，2：138.
[54] Suh Hu[Hu Shih]，“Does Might Make R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47-351.
[55]《胡适日记全集》，2：140.
[56] Norman Angell，“Discussion Following Address by Mr.Hu，”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51-352.
[57] Norman Angell，“Non-Military Sanc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77-194.
[58]“Resolution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84-385.
国际仲裁主义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所以你[注：唐德刚]现在可以了解我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一个早期的皈依者。”[1]从字面来说，这句话当然不能算错，因为“早期”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多早才算是早期呢？“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是在1915年6月17日成立的，而当时的胡适其实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然而，胡适是不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所作的这个回忆，适足以掩盖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原来是反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一个人。
但是，就像我在前一节的分析里所指出的，“国际关系讨论会”是一个转捩点。“国际关系讨论会”所凝固起来的思维，最后是体现在大会结束时所作的决议，那就是国际仲裁的主张。这对胡适而言，一定是震动莫名的。然而，这对胡适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毕竟，在他走到绝对不争主义的心路历程中，他的起点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他的思想渐次蜕变的历程中，他从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先是转变成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公民；再一变而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从世界公民，他再变成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现在，是胡适再一次蜕变，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肇端。这就是胡适仲裁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他此后一生所服膺奉行的。
在我们开始追寻胡适转向国际仲裁主义以前，我必须改正三个我自己先前所犯的错误。我在英文版的《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说：胡适从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这与其说是一个转变，不如说是他世界主义在逻辑上更进一步发展的自然结果。其次，我在那篇文章里，还认为胡适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转向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主要的影响只有杜威。第三，我在那篇文章里完全没有提到安吉尔对胡适的影响。[2]现在，这三点我都需要作修正。按照我在本书的分析，胡适转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就意味着他扬弃了他之前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那不是他前一个阶段的立场的逻辑延伸，而是转向。因此，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的是正确的；他说他“放弃了不抵抗主义，而开始接受这个比较新的、具有建设性的对力量的看法，这个用法律的条件来更有效、更经济地使用力量的哲学”。[3]其次，从上节的讨论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转向的契机是在他开“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时候。安吉尔提出仲裁的主张很显然对胡适有极大的影响。这发生在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杜威对胡适的影响，主要在于为他提供了分析的观念与语言。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国际关系讨论会”是胡适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转捩点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胡适在会期当中就意识到地层的移动。他在会议期间，6月21日，给韦莲司的信上说：“我在与会代表当中找到了几个不抵抗主义的支持者：一个匮克派的女性、一个天主教徒、还有妳离开旖色佳那个晚上所认识的洛克纳先生[“世界学生联合会”秘书，始终是不抵抗主义者]、讷司密斯先生[后来变成“强制维持和平联盟”麻省分会秘书]、甚至安吉尔（或许有所修正）、以及我自己。”[4]他7月1日在会后追记的日记里还只用“不争主义者”来称呼自己及其同志：“会员当中乃有持‘不争主义’者二十余人。”但是，他在当天写给韦莲司的信就把“道义的抵抗”加进去了：“另外一个令人欣喜的特色，是有一大批不抵抗主义或道义的抵抗的支持者。七十多个与会代表里，至少有二十个是。”[5]胡适在这封信里附了一些简报，可能也包括了“国际关系讨论会”在会后所作的几项决议。
韦莲司在7月13日的回信，在在地说明了她跟胡适“智者”所见略同：
这自然让我在脑海里刻画出一个世界舞台的形象。其中，国际法与法庭已经成为事实，反映了国际警卫队是实际的需要的信念。这至少在教育能作得更深、更广以前必须如此。在群众暴动等等危急的情况之下，道义的抵抗，如果没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来作后盾，是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我想这或许就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态度。我起初很不喜欢那个联盟的名称。你的看法如何呢？[6]
胡适在次日给韦莲司的信，石破天惊，完全一反他绝对的不抵抗主义：
妳说国际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也许甚至在遥远的未来）都必须使用武力，这句话是对的。旖色佳的讨论会有很多支持道义的抵抗的代表。但是，当讨论会作决议的时候，全体一致地宣告说他们支持用军事或经济的力量来做国际法的后盾。诺曼·安吉尔主义者（Norman Angellists）[胡适意指所有与会代表都是安吉尔的主张的支持者]从来就不主张裁军。[7]
曾几何时，胡适居然从一个反对“以暴制暴”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从来就不主张裁军”的人？我们记得在五个月前，也就是2月中，他还去参加了“美国限制军备联盟”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当时成立的“废除军国主义大学联盟”的名字还是他取的呢！他的“必也一致乎”到哪儿去了？胡适在两个星期以前，也就是7月1日追记“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日记里，还在歌颂“和平非攻”呢！他当时还说：
今之持和平之说者类多少年。一日余与克雷登先生谈，先生感叹世风之日下，以为古谚：“老人谋国，少年主战”（Old men for counsel, young men for war），今乃反是。少年人乃争言和平非攻矣。余以为不然。今之少年人之主和平，初非以其框怯畏死也；独其思想进步，知战争之不可恃，而和平之重要，故不屑为守旧派之主战说所指挥耳……孟子言勇至矣：“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也。孔子困于匡，厄于陈蔡而不拒；耶稣钉死于十字架而不怨；老氏不报怨：此大勇也。其勇在骨，其勇在神。[8]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的胡适已经乱了方寸。在他所景仰的安吉尔提出制裁的观念，在他的和平运动的同志讷司密斯转向“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在“国际关系讨论会”立下军事或经济的制裁的决议案以后，他的绝对不抵抗主义顿然进退失据。这是在不久前才成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的他，再一次的转向、蜕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开始。然而，这个转变并不困难。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倒退五十步的做法。制裁之道，从他之前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是“以暴制暴”，或者说是“以霸道来制暴”。倒退了五十步以后，他大可以把它合理化，说成是“以王道之力来制暴”。当然，即使只是倒退了五十步，其所代表的是从“激进”倒退，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向右移动了一大步。
胡适从绝对不抵抗主义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思想，不只反映在他给韦莲司的信上。我在前一节征引了他在“国际关系讨论会”结束半个月以后，也就是1915年7月15日给葛内特的一封信。那封长达十一页的信，就更具体地宣告了他从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立场转向，从而服膺“以王道之力来制暴”的理念。我在上节的分析里，提到他在大会期间，曾经尖锐地质问了代表主张备战的“国家安全联盟”的帕特南少校。胡适以中国为例，说：“什么叫做充足的国防？除了美国以外，每个列强都觊觎中国；它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国防应如何呢？有一个跟日本一样强的陆军和海军？或者跟德国一样强？或者跟所有的加起来一样强，因为日本是英、法、俄的同盟国？假设中国决定要有充足的国防，要多强大才足以确保公道与正义？”
胡适当时的立论仍然是站在绝对不抵抗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上，亦即：“以暴制暴，暴何能已？”然而，在“国际关系讨论会”开完以后，胡适转过来批判“以暴制暴，暴何能已”以及他从前所说的“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世界观而已。他对葛内特说：
要希冀中国能有充足的国防来抵御她所有的敌人，就跟希冀这个世界能用更理性、更人道、更文明的方法来处理国际事务和关系是同样——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更——没有指望的。我也可以说，这两个愿望实现的希望和可能性，在概率上是一样的渺茫。去为中国的国防而奋斗，或者去为世界的改进而奋斗，可以说是愚昧的，也可以说是睿智的。然而，为后者（世界的改进）而奋斗是正面的、建设性的，而且是正义的，所以我决定投身于和平主义者的阵营。我祈愿和平主义者能够把当前低落的国际道德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和平主义者的鹄的（cause）如果能够实现，就意味着给予弱小国家一些保障。我在这里所说的“和平主义者的鹄的”，当然不是意指战争的消弭。我所意指的，是用一种比较理想的国际关系体系来取代战争。
换句话说，在开完“国际关系讨论会”以后的胡适，已经不再作孟子式的“以暴制暴，暴何能已”的道义之吼；他对“以人道易兽道”、“以公理易强权”，也不再心存幻想。他不再侈言王道。他的新理念是我在前文所称的“王道之力”——当然，“王道”与“力”，对绝对不抵抗主义时期的胡适而言是“不一致”、是两相矛盾、水火不容的两个名词和概念。他对葛内特说：
我不赞成裁军。如果备战是失之于偏颇，裁军之说也同样是失之于偏颇。这对中国来说，特别是如此。只要这世界上的强国把私利与己得摆在公理正义之上，只要中国所受的冤屈不得矫正，只要我们还没把列强予取予求、强权就是公理的滔天罪证从亚洲的地图上泯除，只要和平主义者没有权利、没有发言权去争取裁军，只要所有这些存在一天，我就绝对不会用我的话和笔去赞助增强军备的拥护者。但是，我也不会去阻止他们。其实，我也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就像我有一个晚上在会场上所说的，唯一能防止东方的军国主义兴起的方法，是去遏止西方的军国主义。我相信只有把我自己投身于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正义与和平的旗帜之下，我才能直捣问题的核心。
投身于国际组织、国际正义与和平的旗帜之下，就意味着“力”的使用，只是这是“王道之力”，而非暴力：
你从我上面的陈述，就可以了解我为什么反对“不抵抗”这个字眼。为什么不要抵抗邪恶？我们岂不是每天都在跟邪恶奋斗着吗？我们是一直在抵抗着，只是我们所用的方法不是暴力。道义的抵抗有两面。在消极的一面，它所教导的是：使用赤裸的力量来反抗是无益的。（这就是安吉尔所说的力与力互相抵消的道理）。在积极的一面，它所意指的是用智慧、预防、劝戒（[美国威尔逊总统当政时的国务卿]布莱恩（Bryan）之语）、组织、谦卑（左颊被掴，再奉上右颊）、仁慈，等等方法去抵抗。
然而，胡适所要强调的是，道义的抵抗绝对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毋宁是要积极地采取行动。不但要防患未然、未雨绸缪，而且还要力主正义、膺惩罪凶：
道义的抵抗，就理论本身来说，并不反对采取仲裁的步骤，如警察、国际警察等等。非武力论，可以是一个二十世纪乌托邦主义者的理想。然而，要达到那个理想，仲裁是必经之道。零犯罪率，以及法庭、监狱与刑罚的废止，这些都可以是我们的理想。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从私刑、血债血还的私了办法进展到法律制度和警力，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事实上，那些批判不抵抗主义者赞同使用警力是不一致的人，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必也一致乎”，他们只是好辩（argue for argument’s sake）而已。[9]
胡适在晚年所作的《口述自传》里，形容他在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以前的和平主义或不抵抗主义是“极端”或“激进”型的。这确实是正确的夫子自道。当时的胡适所批判的不只是那些慷慨激昂，侈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留学生。他所批判的还包括美国那些风声鹤唳，把欧战的风云说得仿佛就要席卷美国之势的人。美国在欧战之前，就产生了一个未雨绸缪的备战运动（preparedness movement）。欧战爆发以后，在军、政、经、舆论界领袖的鼓噪之下，这个运动倏然勃兴。1915年5月7日“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邮轮在爱尔兰海岸被德国的潜艇击沉，1，198个乘客死亡，其中有139个美国人。美国政府在五、六、七月三度对德国提出了警告。美国的主战派磨刀霍霍。到了秋天，备战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民间的备战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已经下台的老罗斯福总统不但自告奋勇，愿意御驾亲征，率一师的自愿军上前线，他还主张全民练兵。已经退休的陆军参谋长伍德（Leonard Wood）将军，更组织了夏令练兵营，专门训练大学生。其中，最有名的是在纽约州北部普烈兹堡（Plattsburg）的夏令营。从1915年夏天开始，伍德将军在普烈兹堡的夏令营，顺应企业界的要求，在大学生的营期结束以后，增加了一期专门训练企业界人士。[10]
从他先前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立场来看，胡适对美国这个备战运动应该很不以为然才对。然而，他现在的反应却显得暧昧。他非常注意批判这个运动的文章。他在1915年11月7日给韦莲司的信里，附了一张《纽约时报》的剪报。这张剪报是康乃尔大学康福（W.W.Comfort）教授写给《纽约时报》编者的一封读者投书。康福教授是胡适在康乃尔时候的法文老师，也是他查经班的老师，后来当了费城黑沃佛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那是胡适的次子胡思度念过的学校。康福教授是匮克派的基督徒，黑沃佛学院是匮克派所办的一所大学。康福教授在这封长信里说：
基督教所服膺的，是精神的力量优于物质的力量。这不但是一个抽象的真理，也是一个实用的真理，是人类的历史和进步有案可稽的。去违背这个基督教以及我国所代表的原则，非同小可，其前景将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一个武装的国家对外所显示的是一个永不失效的挑战。备战作得越好，和平的机会就越低……国人是否体认到备战的结果就是战争？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个转捩点，我们就正要卖掉我们与生具有的权利[即和平安康]，去换取备战将会带给我们的混水。太多人想做好事，但是他们所走的路子是错的。我们就要开始长征了，因为那些专家硬是不告诉我们要备战到什么地步才能确保和平。他们不能告诉我们，因为以备战来迎接和平，违背了那万古弥新的律法。[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