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记得胡适是在1915年9月下旬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的。他读到康福教授这封读者投书，已经是在纽约了。值得注意的是，康福教授的这篇投书，从前的胡适可能会有很多赞成的话可说。然而，他在附寄这张简报的时候，只是不置可否地说：“在经历了战争的实际以后，这是康福教授现在的立场。”[12]很显然，胡适先前所服膺的绝对不抵抗主义已经开始松动。
美国的备战运动所鼓起的，是反德以及反和平运动的情绪。就像2003年的时候，由于法国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美国一些保守的国会议员把“法国炸薯条”（French fries）改名为“自由炸薯条”（Liberty fries）。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欧战的时候，美国人把“德国泡菜”（sauerkraut）改名为“自由泡菜”（Liberty cabbage）。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也席卷了各大学，包括许多学生和教授。康乃尔大学也不例外。我们在前文提到康乃尔大学1872级的大卫·乔丹。因为他反战，后来又同情苏联的革命，康乃尔1872级的毕业生印制了一份传单，要求校董注销大卫·乔丹在康乃尔得到的学位。康乃尔的教授也爱国不落学生之后。有一百名教授组成了一连。胡适的史学教授布尔就是其中的一名。康乃尔大学这一教授连，在美国参战以后被编入纽约的民兵团。布尔教授是第四兵团D连的下士。布尔教授从1915年夏天开始，就去参加伍德将军在普烈兹堡给企业界人士所办的第一期训练夏令营。在康乃尔的校园里，学生还可以看到他裹着绑腿在校园里穿梭。[13]年，布尔教授58岁。
胡适的绝对不抵抗主义虽然开始松动，但是，人的情绪与理性并不一定是同步的。他冷眼看着那些康乃尔的老师，不齿他们的行径。他写信给大学时低他一班的同学舒母（Paul Schumm）。这位舒母就是胡适在1916年11月9日的日记里所说的：“其人沉默好学能文，专治‘风景工程’[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而以其余力拾取大学中征文悬赏，如诗歌奖金、文学奖金之类，以资助其日用。其人能思想不随人为是非……去年以君之绍介，得见其父母。其父持无政府主义，以蒲鲁东（Proudhon）、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诸人之哲学自娱；而其人忠厚慈祥，望之不知其为持无政府主义者也。”[14]这则日记的最后一句话颇耐人寻味，难不成扬弃了绝对不抵抗主义以后的胡适，居然视无政府主义者为青筋暴露、眼冒金星者乎？
胡适在这封信里，一定是大肆批评了他从前那些在康乃尔大学的老师。舒母在回信里说：
你对康乃尔练兵热的感慨，我完全能共鸣。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比你所描述的还要过头。这很不幸，但是事实。“教授军事研究社”（Faculty Society for Military Study）已经成立，设有战略、操练、射击等小组。[英语系的]散蒲生（Sampson）教授是社长。我们这些老成持重、饱学的老师朋友们已经定了制服。我等不及看他们穿起来是什么个样子。那一定会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洋相；在制服之下，他们作为诚实的个人的个性、价值将会几近不存，而只不过是充为炮灰之用而已。对，布尔也是其中一个。他肩着枪、踢着正步。据说，他不绝如泉的精力，以及他把“史学方法”用在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实验上所带给他的精准，是所有其它人的榜样……
你问我要不要当面质问布尔教授，这我真的是作不下[舒母当时是布尔教授的研究助理]。我相信如果他愿意说，听他的想法一定会是很有意思的，说不定还能有所启发呢。我不相信他会愿意说。而且，我一想到跟他谈话，我的心就往下一沉。每当我的想法和感觉让我激烈地反对大多数人的时候，我就自我与世隔绝，那就仿佛我突然间到了一个陌生之地，我无论说什么，路上来往的行人都听不懂我说的话一样。我一张口，布尔教授就会滔滔不绝地把我压得哑口无言。但是，我知道不管他或者任何其他人说什么，我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15]
胡适显然也跟韦莲司谈到了布尔。韦莲司在一封信里，详细地告诉胡适布尔教授的想法：
布尔教授有一个晚上来我们家，他跟我们谈了很久他对军训的看法。他说他一向就主张瑞士式的[注：全民皆兵的]军训；一向就主张大学生应该接受军训。他最后承认美国被侵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然而，因为他现在单身，而且不再年轻，同时又没有家累。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他希望能在军训方面能对国家作点贡献。他说如果人家对他现在的行为感到讶异，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去了解他对这个问题一向的看法。我不认为我所说的话，对他能提供什么新的观点。事实上，或许是因为懒，我越来越觉得我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不是去为他们提供另一种看法。
他说的一句话倒激起了我的好奇。他说如果德国（大概是用侵略的方式吧！）能拿下纽约，他会感到欣慰的。他认为他们也许可以有所作为，而他一点都不会以为忤。当然，他说整个美国都会揭竿而起，一定会乱成一团。因此，他必须挺身而出，说不定还可以救一些“有家室的年轻人”。至于他的影响力，他说他仍然全心戮力于人类的友爱与理解。他不觉得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跟那有什么冲突。[16]
胡适在回信里说：“我也一样觉得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是愚蠢的做法，而且，此后要努力去了解别人的想法。妳跟散蒲生教授谈过了吗？”然而，话锋一转，他又把箭头转向布尔：“如果一个人觉得德国拿下纽约来统治，会是一件让他欣慰的事，我认为他就有责任告诉公众为什么他会感到欣慰。当公众了解了为什么以后，他们就不会再饶舌谈什么备战了。如果他觉得公众是难与言也，那就更是他的责任要试着去作。”[17]
事实上，胡适可能错怪了布尔。虽然布尔积极支持备战运动，但是他也坚决反对任何镇压反对意见的举动。在这点上，布尔的言行是一致的；毕竟，他在康乃尔教的一门课是“容忍之历史”。据说，当那位康乃尔大学1872级毕业生联名要注销其学位的大卫·乔丹，起草了一封要求美国出面调停欧战的联名信的时候，布尔找了他的一个学生帮忙找人联名。他在康乃尔大学战时的一个“世界文明讲座系列”里，公开谴责镇压自由言论。他说一个人要求有自由说良心话，不能被视为叛国。他说：“当威尔逊总统说这个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民主得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认为他所说的不是那些用来削弱战时的民主的自由，而是民主赖以生存的自由。如果我对这次战争的意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了解是正确的，那就是我们的抗议——抗议那种认为国家或一组国家，可以高于人类，可以比一个诚实的人跟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还要神圣的爱国主义。”[18]
其实，就在胡适跟舒母和韦莲司谈到布尔及其他康乃尔大学的教授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转向了。他不再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而是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了。最具讽刺的是，从他先前服膺的绝对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国际仲裁主义者批判备战主义者，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也记录了他国际仲裁主义的观点。他在1916年6月底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这次会议其实是6月21日开始的。胡适16日从纽约启程，先去了旖色佳，在韦莲司家住了八天，一直到25日才到会场。也许是在旖色佳开的第一次“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教训，胡适告诉韦莲司说：“这次，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定，那就是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到别人身上，连一个都不可以。而只是去观察、研究其它与会代表的意见和态度。”应邀与会来宾的演讲，他说泰半令人失望。最令胡适失望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汤生的演说。这位汤生校长就是六个月前跟胡适一起在“国际学生联合会”的欢迎会上演说，他夫人说法律学院院长说校长的演说不及胡适的那位校长。汤生校长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俄亥俄州分会的主席。胡适说：“他演说了一个钟头。结果，在滔滔雄辩之余，他声明该联盟所有的主张，除了第三项以外，他全都支持。一如妳所知的，第三项是唯一规定条约签署国用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制裁违法国家的一条。”[19]这则日记是胡适在1916年6月扬弃了绝对不抵抗主义，而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明证。
胡适去旖色佳看韦莲司和她的父母，然后去克里夫兰开“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时候，他又赢得了他在留美期间第二篇征文比赛的头奖。我们记得他第一篇征文得奖，《布朗宁的乐观主义赞》，是在1914年。这第二篇征文是在1916年6月得奖的。这篇论文名为：《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nbsp；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这是他参加“美国国际调解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1916年征文比赛所写的。这篇文章确切的写作时间，我们并不知道。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该年的征文题目是在年初公布的。他说：“我着实花了心思去写那篇应征的文章。几个月后，我很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一百美元的奖金。”[21]胡适在得奖以后，告诉比他低一班的康乃尔同学艾杰顿（William Edgerton）说他花了五个晚上的时间写那篇文章。所以艾杰顿在回信里说：“五个晚上的工夫换来一百美元，这个收入可真不赖！”[22]
胡适得奖以后，也着实花了工夫去润饰这篇文章。韦莲司、艾杰顿等人，都是给他许多意见的好朋友。韦莲司给胡适的帮助主要是在观念上的。胡适在得奖后致信韦莲司，说这篇文章里的许多观点，“是妳我所共同持有的。坦白讲，我根本说不清有多少是因妳而得的。”[23]艾杰顿则在文字的润饰上帮助了胡适。他用胡适的校稿，逐句给了胡适他的意见。[24]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他写《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这篇文章受到启发最大的就是安吉尔和杜威。我们记得胡适1915年在旖色佳开“国际关系讨论会”以后，在他给韦莲司的信里，用诺曼·安吉尔主义者来描述他自己以及与会的其他代表。他在日记里、在给韦莲司的信里，都附了一段安吉尔的话。这段话后来变成了胡适国际仲裁主义的核心观念。安吉尔说：
一个人用力量把他的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其结果就是反抗；于是，这两个能量就互相抵消，结果就是无用或浪费。即使其中一方胜利，其所造成的是两个奴隶；败者成为胜者之奴，胜者则成为维持其霸权以及为了防范败者的需要之奴。这种关系在经济上是浪费，在道德上是戕贼。这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威逼、侵略的政策——不管是在一国之内的特权与压迫，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征服与竞争——都是失败的。如果双方同意联合起来，为生命、为食物去跟自然界奋斗，双方就都会得到解放，就都会在这种合作的关系里找到最经济的做法。不仅如此，他们在这种关系里还能找到人类社会及其精神希望的真正的基础。人世间如果对约章、对权利没有基本的信心，所有的关系就都不可能存在。真正正确的国家或国际政策，就是大家同意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不管是来自大自然还是来自人类的野心和谬误的敌人。[25]
如果上述安吉尔的话是胡适国际仲裁主义的核心观念，杜威则提供了胡适他在立论上所须要的分析的概念和语言。胡适在《口述自传》里引了杜威在1916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力量、暴力、与法律》（Force, Violence and Law）；[26]另一篇是《力量与制裁》（Force and Coercion）。[27]胡适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摘述杜威在这两篇文章的大旨。我们可以简约地说，杜威这两篇文章的主旨在说明力量“所意味的，不外乎是让我们达成目的的诸条件的总和。任何政治或法律的理论，如果因为力量是残暴的、不道德的，就拒绝去处理它，就会落入了感情用事、冥想的窠臼”。他说，由于天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用力量来完成，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反对任何在政治、国际、法律、经济上借助力量来达成目的政策或行动。杜威说衡量这些政策或行动的标准，“在于这些工具在达成目的的效率及其所用的力量的多寡”。
换句话说，力量本身是中性的。凡事都须要运用力量，问题在于其运用。用来造桥、筑路、论辩、写书，是能量；用来杀人、破坏，是暴力；介于两者之间，排解仲裁纠纷，是制裁。我们可以看出杜威所用的比喻是来自法律的范畴。杜威说：“法律是能量组织状况的表现。能量没有被组织起来，就会互相产生冲突。结果就是暴力，这也就是说，破坏或浪费。”他又说：“法律可以被视为是用经济有效、浪费最少的方式来使用力量的方法。”杜威的这种想法，是试图要用法律来订定如何使用力量，以及用制裁的方法来把混乱、浪费之力转化为社会所用。
胡适把他从安吉尔所得来的中心思想，用杜威的分析概念和语言，写出了一篇立论严谨、文字洗练的论文。胡适这篇文章用的是出奇制胜的写作策略。他在《口述自传》里说，他认为出“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这个征文题目的人，一定先假定答案是肯定的。他颇得意地回忆说，自己故意反其道而行，申论杜威“无力不成事”的观点：[28]
“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这个问题有非常严重的含混性。如果我们不在一开始就把它厘清，就会大大地阻碍我们了解真正的问题的所在。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所指的一定不是力量本身，而是那习以为常、无限制地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作法。然而，这个问题的问法，不但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已经预设了答案，而且严重地混淆了发问者的真意。这是因为“取代武力之道”，从措辞来看，它所寻求的似乎是与武力——不用任何力量——相反的东西。这种取代之道世间没有。
我们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有多大了。如果我们把以上胡适的这段话拿来跟杜威在《力量、暴力与法律》的一段话相对照，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字句还是在论述上，胡适所说的都是杜威的。杜威说：
除非是我错了，再不然就是那些哓嚷着要“用法律来取代武力”的人把他们的语言弄混淆了。语言混淆很可能造成观念的混淆。人世间唯一能成就任何事物的，就是力量。严格来说，想要用法律来取代武力，其不通之处，就好比是想要用把效率都已经计算好了的数学方程式来运转引擎一样。毫无疑问地，说那句话的人，心地善良。他们是想要用某种方法来规约武力，才不会像目前的做法一样造成浪费。然而，字句上的混淆跟思想上的混淆常是息息相关的。许多人对武力这个字，打从心里就有反感。他们一提到“力的哲学”，就是鄙夷跟愤慨。这有点像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工程师，却又鄙视能量科学一样的矛盾。[29]
无论如何，胡适在用杜威的话语以及思考方式来说明人世间无力不成事的道理以后，他就在论文第一节的结论里说：
以上所述在于指出下列几点：一、想要找到一个不用武力的国际政策，无异于缘木求鱼；二、即使是所谓的不抵抗主义，其真正谴责的也不是力量本身；三、“取代武力之道”只可能意味着取代那最粗恶、最浪费的使用武力之道。
等胡适把问题从“取代武力之道”转变成“取代最粗恶、最浪费的武力之道”以后，他就进入主题了。他的立论还是基于杜威；他的写作策略，还是出奇制胜，把众口皆曰是的常理着实给颠覆了：
国际关系的问题不在于力之泛滥，而在于力之不行。在这次大战里，我们目睹了人类史上最惊天动地的力的展现。然而，这些惊人的武力的展现有什么成果？……这些国家还没有学到如何用武力在国际关系上有所作为。他们只是用浪费最大、收益最低的方式在挥霍他们的力量。
这种浪费、挥霍的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懂得统合各国的力量：
这是因为力量没有被有效的运用，这是因为力量被浪费掉了。力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它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目标的。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下，力量是用来抵抗力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力量的使用给自己带来的，是一大堆反对的力量。其结果是力量的相互抵消；主动与被动双方都在相互的抵抗与抵消中浪费掉了。
如果在现行的国际关系里，武力的使用所造成的是冲突、是浪费，解决之道何在呢？胡适说：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一味地去谴责武力，也不是去寻找一个不用武力的取代之道，而是去寻找一个方法，让力可以行诸国际关系之上，而避免因为滥用而造成自我的力穷与毁灭。解决之道，在于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把阻力或冲突减到最低。
胡适征引杜威对法律的诠释：“法律是能量组织状况的表现，能量没有被组织起来，就会互相产生冲突，结果就是暴力，这也就是说，破坏或浪费。”胡适说杜威提出来的这个观念，人类已经懂得把它用在处理一国的事务上。这同一个理念，胡适说，人类必须懂得也拿来处理国际事务。他说：“我们一定要把每个国家目前这种独立、互相冲突的能量，转化成一种有组织的能量，一种订立了相互的责任与权利的国际组织。”这个国际组织必须要有能仲裁国际纷争的机制。这也就是说，所有签署国集体一致用经济与军事的方法去制裁违法的国家。这个制裁的机制，胡适说有三个好处：
第一，这防止了不必要的重复与浪费。这是让全世界裁军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这样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有理由说它必须要有比其他国家更强的军备。第二，这会把武力的运用减到最低。当大家都了解使用武力的目的，套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当“一切都和盘托出”的时候[注：这是杜威在《力量、暴力与法律》一文里说的话]，当违法会受到公共制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可靠的架构，来确保人类的文明不会再有突发、周期性的崩盘（breakdown）。第三，把全世界国家的武力结合起来以维持公法与和平的做法，或许还会有促进国际团结与亲善的教育功能。至少，这可以使每个国家从目前人为的障碍和偏见之中解放出来。
在这篇论文的篇末，胡适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首先，是他的世界主义的哲学：
我们也必须在这种国际思考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地修正我们的民族主义，不再接受“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不过是一个人所隶属的诸多团体里的一个。同时，用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的话来说，国家必须“像教会、种族或工会一样，必须要努力地争取我们对它的忠诚。而且，当冲突出现的时候，个人的抉择必须是在道德的基础上”。不再是我的国家要“驾驭万邦”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只是促进其所组成的个人的福祉与自由发展的工具而已。如果这个国际组织能增进国家的安全，不受外侮与征服，则它应该得到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爱戴与拥护。
最后，是胡适的“专家政治”哲学的滥觞：
传统的政治手腕（statesmanship）——那种应时、循事而随波逐流的政治手腕——从来就没有像今天一样，对这个世界带来那么大的破坏与苦痛。人类可以用智慧与机智来策划、管制国际关系的可能性，也从来就没有像今天一样的大。我们要继续允许政客得过且过（muddle through），让自己被“事态的自然发展”（the march of events）拽着走，然后一边安慰自己，“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是太平盛世了”吗？[注：这是韦莲司推荐给胡适读的约翰·墨理（John Morley）在《论妥协》（On Compromise）里说的一句话，详见第七章]
胡适的《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是篇杰作。这篇论文得奖的时候，他才二十四岁半！如果有心人愿意把他这篇论文跟杜威的《力量、暴力与法律》以及《力量与制裁》拿来作细致的比对，他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胡适是如何技巧地、成功地把杜威的论点用到他自己的文章里的。胡适在1940年3月2日写给杜威的信里，就指出了他那篇文章特别受到杜威影响的地方：“您会注意到第三、第四部分几乎完全是根据您在1916年所写的两篇文章：《力量、暴力、与法律》以及《力量与制裁》……这两篇文章出版的时候对我的影响极大。我那篇得奖的文章《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6年6月，“国际调解会”特刊），就是试图要进一步发展您的论旨。我随信寄上这篇文章的抽印本，上面印的是我以前用的名字Suh Hu。我一直不了解您为什么搁置了您在1916年写的这两篇文章的论点。您不会反对我现在把它们重新提出来吧？（从我这篇得奖的文章，您可以看出来您这两篇文章是我的旧爱！）”
胡适说杜威那两篇文章是他的“旧爱”。其实，他真正要说的，是他自己得奖的那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是他的“旧爱”。一直到1940年代，胡适还常把他二十四岁时写的这篇杰作送给人看。他在晚年所作的《口述自传》里，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津津乐道地谈了这一段光荣史。
也正由于《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是胡适的“旧爱”，这篇文章奠定了胡适一生的政治哲学；它也奠定了胡适一生的国际关系的理念，更是固不待言。从这以后，胡适在国际关系上所秉持的是国际仲裁主义，至死不渝。同样地，杜威对效率、经济、规约、管制、人类的智慧的强调，也促使胡适去强调规划与控制。这也就是胡适“专家政治”哲学的滥觞。当然，这只是滥觞而已。胡适还须要一段酝酿期，才会经由“好人政治”发展出“专家政治”的理论。但这是后话，在此暂表不提。
胡适这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其实有中文版，那就是他回国以后所作的一篇演讲。1918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师生在天安门外举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的演讲大会。胡适在会上作了《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演说。胡适在这篇演讲里说：
许多愚人还说这一次欧战的结果，完全是“武力解决”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说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完全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武力解决”是说武力强权，可以解决一切争端。德国就是打这个主意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是打这个主意的。“解决武力”是说武力是极危险的东西，是一切战争兵祸的根
苗，不可不想出一个怎样对付武力的办法。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团，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协商国因为要得美国的助力，故也同心合意的赞成美大总统“解决武力”的政策。要不是这个“解决武力”的主意，美国决不加入。美国若不曾加入，协商国决不能得如此之大胜利。
历史的发展证明，胡适把美国的参战以及协约国的战胜说得太简单了，也太天真了。但在这一点上，胡适并不是特例，当时连他的老师杜威都不免。等他开始真正了解到实验主义的真谛以后，也许等他听到杜威对威尔逊的批评以后（当时杜威在中国访问），他会开始批判威尔逊。比如说，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里说：
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人道、民族自决、永久和平、公道正谊，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释迦、耶稣在日多了无数倍，总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是他一到了巴黎，遇着了克里蒙梭、鲁意乔治、牧野、奥兰多等等一班大奸雄，他们袖子里抽出无数现成的具体的方法，贴上“人道”、“民族自决”、“永久和平”的签条——于是威总统大失败了，连口都开不得。这就证明主义绝不可不含具体的主张，没有具体主张的“主义”，必致闹到扰乱失败的地位。[30]
回到《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这篇文章。胡适说从前也有人想过“解决武力”的方法。一个是增加军备的方法；胡适在这篇文章里称为：“以毒攻毒的法子。”另一个是不抵抗主义的方法；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名之为：“用不回手的法子。”毫无疑问地，胡适还是不赞成“以毒攻毒的法子”。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现在反对“不回手的法子”的理由：
不回手的法子，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对国家，所关系的很大。不但关系自己国内几千万人或几万万人的生命财产，还要带累旁的国家。如这一次大战开始时，德国要通过比国去攻法国。比国是极小的国。若是不回手，就让德国通过。那时德国立刻就打到巴黎，英国法国多来不及防备，德国早就完全大胜了。幸而比国抵住一阵子，英法的兵队，方才有预备的工夫。只此一件事就可见不回手的法子，不但自己吃亏，还要连累别人。所以也是不行的。
胡适在这里的立场，正好跟他在1915年主张不抵抗主义的时候的立场相反。我们记得他当时认为布鲁塞尔决定不以卵击石，不抵抗德军是一个智慧的决定。他当时认为比利时为了英勇的虚名，螳臂当车去挡德军而残破，是愚昧的行为。他甚至在《莫让爱国冲昏头：告留美同学书》那篇文章里宣称：“任何要中国去蹈比利时覆辙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他在写《莫让爱国冲昏头》的时候，特别征引了查理·沙罗利所著的《比利时如何救了欧洲》。他当时的目的是要证明比利时“救了”欧洲，却无谓地牺牲了自己。不只是无谓的牺牲，胡适甚至暗指比利时被英、法背叛了，因为比利时一直以为它会得到英、法及时的支持。三年以后，胡适在《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立场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比利时还是“救了”欧洲。只是，胡适现在认为那不是牺牲，而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让“极小国”的比利时牺牲，“英法的兵队，方才有预备的工夫”。如果当时比利时“不回手，就让德国通过”，那比利时就“不但自己吃亏，还要连累别人”了。
无论如何，胡适在批判了“以毒攻毒”、“不回手”的方法以后，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大家教训。各国要在巴黎和会的时候，把全世界的国家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和平大同盟。这个和平大同盟，全世界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可加入；大家公举一个国际法庭来仲裁争端；如有不听国际法庭判决的国家，同盟国就联合起来去惩罚它；不通过法庭的仲裁就私自出兵的国家，也有同盟国联合用武力去惩罚；武力之外，还有拒绝通商往来的方法。胡适说：“这个办法，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31]
胡适在服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时候，大概是他一生最为激进的时候。他扬弃了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而转向到国际仲裁主义，也就意味着他同时扬弃了激进的一面，从而在他的思想里种下了保守的胚芽。我在上文提到了帮他润饰论文的艾杰顿。艾杰顿是康乃尔1915级的毕业生，比胡适低一班。胡适在1914年2月9日的《留学日记》里说：“有友人Wm.F.Edgerton思习汉文，余因授之读。”[32]那个人就是艾杰顿。艾杰顿一家三兄弟，各个杰出。胡适在1939年5月19日的日记里称赞他们三兄弟：“长兄Franklin[富兰克林]是Yale[耶鲁]的梵文教授；次Henry[亨利]，是华盛顿特区美国最高法院的副大法官；最幼即Will[William，威廉]是[芝加哥]的埃及学教授。”[33]帮胡适润饰论文的就是最小的威廉·艾杰顿。艾杰顿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胡适转向了，但艾杰顿没有。胡适在把他得奖的论文寄去给艾杰顿润饰以前，寄了杜威的《力量、暴力与法律》给艾杰顿看。艾杰顿在回信里的评语虽然对杜威来说是不正确的，然而对胡适的国际仲裁主义里的保守成分却是一语中的。他说：
用投资的赢利来养尊处优的人，以及靠劳力或心力来过活的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只要资本阶级存在一天，我认为是不可能弥平的。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用法律来取代劳工斗争（industrial warfare），无异于是把工业界拱手让给资本家。这是因为资本家控制着国家的机器。例外存在，而且我相信例外的案例会逐渐增加。但是，你听说过罢工的时候，政府派去的兵保护的是罢工的工人，让他们不会被资方所雇的流氓打吗？这样的事，我不能铁定地说我不曾听说过。即使我听说过，我也忘了。两三年前，科罗拉多州的国民兵把拉德罗（Ludlow）和平罢工者的帐篷聚落摧毁[1914年4月20日，国民兵用机关枪与纵火的方式攻击罢工者。有二十个人丧生，包括两名妇女跟十一名孩童。该矿区是洛克斐勒家族拥有的]。那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再极端，那跟一般派国民兵去罢工区的做法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如果所谓的法律是这样的法律，我宁可选择战争。
罢工当时是浪费。但同样地，资本家的法律也是浪费。我所指的，不是在法庭那种浪费的程序。那当然已经够糟了，但那只是枝节。我所指的，是资本阶级浪费的习性。他们浪费金钱，浪费生命。同时，资本阶级控制的国家保护他们浪费的权利。当然，有些资本家是在工作着，他们作到过劳死。但从我的角度看来，他们所作的工作不如不作。因为他们的目的就在积累更多的资本。而且，其结果是劫贫济富。
那种浪费，我要它结束。结束它的方法，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会比劳工斗争更不浪费的作法。要用法律来终止它，我们就必须先控制法律。我希望而且相信总有一天劳工会控制法律。我衷心赞成所有能让那天早一点到来的努力。在那个愿望实现以前，我同情的是罢工的工人。
你在杜威那篇文章里划了线的那句话，我认为就是我们之间的歧见的根源：“一般的和平主义者的做法，就好比像是为了避免在使用街道的时候发生冲突，就叫大家爱大家，而不是去设定使用道路的规则一样。”你想“设定使用道路的规则”，我但愿那是可行的。如果在路上冲突的两个人各有一辆篷车，我想那是可行的。问题是，目前只有一辆篷车，而有两个人争着要驾驶。一个说要往东；另外一个说要往西。道路使用的规则不可能让双方都满意。这个规则必须由双方来解决。不管这辆篷车最后是向东还是向西，输的一方一定会战。如果政府站在他的敌方，他就会与政府宣战……
要达成我所期望的目的，我不认为罢工是一个很有效的武器。一方面，罢工必须与政治行动配合；另一方面，罢工要有效，必须要用暴力、产业的破坏以及流血的方式。我不认为劳工使用暴力是聪明的作法。这是因为单纯的罢工，他们都赢不了资方，更何况是要动用枪支。然而，如果罢工发生，暴力永远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不会逃避责任。暴力是罪孽。然而，那是打击更大的罪孽的一个有效的武器，必然是与罢工如影随形的。[34]
艾杰顿在信上提到拉德罗罢工者的帐篷聚落，那是美国史书上所说的“拉德罗屠杀案”（Ludlow Massacre）。他用的语言诚然激烈，然而其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初年美国许多知识分子对劳资纠纷层出不穷的担忧与愤慨。杜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并不像是艾杰顿所批评的，忽视了钱与权的结合。杜威深知社会上的不平等是必须用社会的力量去矫正的。他在1916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演讲里说：“我们的学校现在是必须补偿社会里被剥夺了权益（disinherited）的大众的时候了。我们要有自觉的教育，要发挥他们个人的力量、技艺、能力以及主动权；去补偿由于地广人稀的开国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生机日蹙对他们所造成的打击。如果我们不如此作，权利就很可能会越来越集中在有钱阶级的手上，而且我们还会回到那知识、艺术文化与经济权力之间的近亲繁殖。这是财富给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文明的诅咒。而这也是我们开国的元老囿于他们的民主的理想主义，以为我们的国家已经把它斩草除根了的。”[35]杜威在1917年对“公众教育协会”（Public Education Association）所作的演讲里就直接触及到劳资斗争的问题。他抨击美国工业界对劳工的控制和教育是封建式的。他心目中理想的职业教育，是“让未来的工人知道他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有的权利，让他们了解眼前的经济斗争，只不过是人类争自由史上最新的一章”。[36]
艾杰顿诚然用辞激烈，然而他指出来的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社会要劳工守法，但如果法律是站在资方，劳工要守法，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这点，胡适不是不知道。他在《洛克〈政府二论〉的研究》那篇学期报告里就引了洛克的话说：“如果以法律之名而行不义，那还是暴力，还是伤害。受害者就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诉之于天’，那对洛克来说，就是起义的同义词。”胡适又说：
反对“诉之于天”论的人说，其流弊是种下了起义频繁的酵母菌。洛克对这个诘难有三个答案。第一，这个假设跟其他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没有这个可以作为酵母菌的理论，人们在被戕贼的时候，总会找机会让自己从那重压下脱身。其次，人们不会因为管理稍微不善就革命。人们总是很有耐性的，他们会一直忍到忍无可忍为止。第三，人民有权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成立一个新政府的理论，其实是革命最好的阻碍，是最能够阻止其发生的工具。这是因为如果主政者了解只要他们不负人民的付托，他们就可以安稳于其位，这世界上就很少会有那么愚蠢的主政者，会去践踏人民而自取灭亡。[37]
艾杰顿所说的“用法律来取代劳工斗争，无异于是把工业界拱手让给资本家”，杜威所说的“眼前的经济斗争，只不过是人类争自由史上最新的一章”，以及洛克的“诉之于天”的起义论，都在在地影响了胡适。直到1940年代初期，胡适仍然认为二十世纪的潮流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汇流。胡适在1926年说：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暸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
胡适说：“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后者就是俄国走的路：“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前者所走的路，就是洛克所说的，主政者知道人民可以“诉之于天”。他们于是反其道而行，借势使力地把“诉之于天”的理论因势利导，把它变成了洛克所说的“革命最好的阻碍，最能够阻止其发生的工具”。于是乎，有了“各国的‘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发达，工厂的视察，工厂卫生的改良，儿童工作与妇女工作的救济，红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行，工人的保险，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的运动，失业的救济，级进制的（progressive）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行”。[38]
胡适在读了杜威1916年那两篇他的“旧爱”以后，写了他自己那篇得奖征文的“旧爱”。此后的二十五年之间，这三篇双重的“旧爱”就变成了胡适政治思想的基石。他的仲裁主义是建立在杜威所强调的规划、管理和控制的观念之上的。就在胡适增订、润饰他那篇得奖的“旧爱”的最后阶段，他在《留学日记》写了一段话。现在，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他这段话的灵感来源就是杜威那两篇他的“旧爱”。他在7月20日的日记里说：
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欲免漂泊，须定方针。吾尝以英文语人云：“A bad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at all.”此话不知可有人说过；译言：“打个坏主意，胜于没主意。”今日西方人常提“功效主义”（effciency）。其实功效主义之第一着手处便是“筹划打算”……[39]
胡适这个从杜威新悟出来的“主意”、“方针”、“政策”，也就是他后来“专家政治”思想的来源。最耐人寻味的是，胡适停留在他1916年的双重的“旧爱”，杜威却早已离开了他的原点。我在上文提到胡适1940年3月2日给杜威的信。他问杜威：“我一直不了解您为什么搁置了您在1916年写的这两篇文章的论点。”胡适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在几个月前写了一篇庆祝杜威八十寿辰的论文。他的基本立论用的还是杜威1916年的那两篇文章。杜威回答得很模棱两可，也很含蓄：
你对我从前那两篇文章的评论，我也很有兴趣。只是我必须细加思考，才能回答你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我当时的观点。毫无疑问地，那一定又跟“相对”是有关的！1916年（是1916年吧？）的情况[指大战当中]当然会把力量的问题凸显到最显著的地位。然而，我可以确定那也不是全部的原因。[40]
杜威说得很含蓄。但是在含蓄中，他也透露了真话。换句话说，他把1916年那两篇文章的论点，“束之高阁”，并不纯粹只是因为战争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杜威来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失败的实验。要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当然是逾越了我们的主题。简言之，杜威在战后彻底地修正了他在战时的立场。他原来是支持美国参战的，也是支持成立国际联盟的。现在，他觉得美国参战的做法是不正确、不彻底的。其结果是，所有希望用参战来达成的理想都没有实现。由于他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之下，任何民主、和平的理想都不可能实现，所以他不但反对美国参加国际联盟，而且进一步地反对任何战争。他要禁绝（outlaw）战争。在这种非战的理念之下，即使武力的制裁也是非法的。[41]换句话说，杜威从1920年代开始秉持着非战的理念，胡适却终其一生停留在1916年转而服膺的国际仲裁主义，主张在必要的时候用军事与经济的力量来作为制裁的武器。
其实，胡适在1916年的时候就没有完全了解杜威的立场，更何况是后来的杜威呢！他以为杜威既然主张用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方法来组织、统合力量，他的国际联盟的理想，应当像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所说的一样，跟“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主张组成国际警卫队来维持和平的想法是一致的。事实上，杜威在《力量、暴力与法律》里，已经很清楚地批判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谬误与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