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胡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深远的。他在上海求学期间形成的思想、观念，有些固然继续秉持；然而，更多的是扬弃、更新与重组，更不用说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与发挥了。留学美国对胡适的影响不只是在思想的层面。同样深邃与全面的影响也及于他的为人、处世、眼界与心态。等胡适在美国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他仿佛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incurable optimist）。
胡适离开上海时，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一个未老先衰、悲观的少年郎。胡适说医好他的未老先衰症的，是美国人乐天达观的天性。有意味的是，他形容这种乐天的人生观就像一种良性“菌”一样。而他那未老先衰症，就是在这种良性菌的“感染”下自然痊愈的。胡适的回忆当然有他的真实性。毕竟，他的人生是由他自己感受与承受的。然而，胡适从未老先衰到转变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过程并不真的只是一个仿佛像呼吸一样自然、不知不觉的“感染”过程。其间的挣扎与矛盾，是有迹可寻的。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的修身的焦虑，跟他一起到了美国。然而，基督教的介入使得一切改观。修身的焦虑，驱使胡适从基督教去寻求心灵的出路。基督教的魔力，加上胡适本身的宗教、圣人情怀，几乎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条基督徒之路虽然中途而废，但它对胡适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但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去处理修身的问题，而且让胡适认真地去思索宗教哲学的问题，包括孔教。我在第五章的分析里说，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总共选修了十四门哲学的课。其中，伦理学的课就占了五门。胡适对伦理学的兴趣绝对不是偶然的，是跟他的修身焦虑与宗教情怀息息相关的。
同样重要的是，留学美国七年的生涯拓展了胡适的视野。美国的种族问题、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以及各种政治社会思潮的激荡，都在触角敏锐、思绪细腻的胡适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胡适自诩他能以异乡人之身全心投入美国的政治社会运动，以至于视旖色佳甚至美国为第二家乡。在中国留学生里，能在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上以“人或嗤之，以为稚气，其实我颇以此自豪”[1]的心态溶入美国的，胡适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例子。也正由于如此，胡适才能深入美国社会。他所服膺的世界大同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把它落实在实际的“世界学生会”以及和平不争的运动上，更把它身体力行在种族不分轩轾、和谐相处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性别问题上，他也能超越当时充斥在美国社会及中国留学生圈中的男性中心观。在社会政治思潮上，他能以未雨绸缪、推己及人之心，去细心思索如何弥补传统自由主义之缺失的方法。留学的精髓不只在于求得学位，而更在于知识的取得、视野的拓宽以及气质的变化。在这方面，胡适堪称留学生的典范。
励志修身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对反躬自省的执著，已经到了几近于宗教式的狂热的地步。他圈点格言，读励志进德的书，在日记里“三省其身”。这么一个对修身进德充满着焦虑感的年轻人，却又有那么一段颓唐的生活。胡适能在1910年考上庚款留美，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试想他考上庚款留美的半年前，还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终于在3月下旬，他在妓坊里喝得烂醉，以至于在回家的路上跟巡捕打了架。一直要到他在巡捕房里睡到天明以后，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那个打击对他的震撼绝对是无可名状的。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胡适在美国留学七年，居然可以做到滴酒不沾。当然，胡适留美期间禁酒运动方兴未艾，对他戒酒的自律是极有帮助的。美国这个禁酒运动，终于导致1919年通过宪法第十八款禁酒的修正案。
从表面上看来，喝酒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上的嗜好，似乎跟一个人的德行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而，人类的宗教及道德体系，总是倾向于把肉体与灵魂对立起来。肉体与灵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也正由于前者为后者之器，所以肉体常被贬抑为灵魂的牢笼、负担和障碍。肉体上的享乐与嗜好的满足，常被视为是与德行的成长成反比的关系。因此，所有的宗教与道德体系都强调“克己”。而克己的第一步，就是视肉体上的享乐以及嗜好的满足为个人进德之敌。
胡适留美时期对酒敬谢不敏。他赞成美国的禁酒运动。美国的“妇人戒酒会”[注：即“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他在家信里形容是：“妇人本不饮酒，此会以提倡禁绝酒业、禁沽、禁酿为宗旨，其风可敬也。”[2]他在《留学日记》里还附了两则他从报纸上摘译下来的“奇文共赏”，也跟禁酒有关：
卖酒者与禁酒者的广告：
Newark[纽瓦克]报上登有卖酒业的广告一则，其文云：“亚历山大爱喝啤酒。他征服世界时，还不满三十二岁。他若不喝啤酒，也许成功更早一点。可是谁知道呢？您还是别错过机会罢。”
隔了一两天，本地戒酒会把那条广告重印出来，旁边加上了一条广告：
“亚历山大醉后胡闹而死，死时只有三十三岁。您还是别冒险罢。”
离婚案：“从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到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芝加哥的家庭关系法庭（Court of Domestic Relations）判决之因遗弃妻子或不能赡养而离婚之案，凡二千四百三十二件。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由于丈夫饮酒过度。”此一条是本地日报上所登戒酒运动的广告。[3]
胡适留美时期戒酒的成功，到了众人皆饮我独不沾的地步。他在1911年10月28日的日记里说：“夜赴‘学生会’，归赴‘世界学生会’Smoker（‘Smoker’者，无女宾，可以饮酒吸烟，故名。）是夜有诸人演说，侑以酒饼，至夜半始散。余助之行酒，以余不饮酒故也。”[4]他在美国读的书，特别是他喜爱的“社会剧”或“问题剧”（problem plays），更加深了他戒酒的决心。比如说，他在1914年7月18日的日记里记：
上所举第二书[《东方未明》（Before Dawn）]乃现世德国文学泰斗赫仆特满（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最初所著社会剧。赫氏前年得诺贝尔奖金，推为世界文学巨子。此剧《东方未明》，意在戒饮酒也。德国人嗜饮，流毒极烈，赫氏故诤之。全书极动人，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龌龊，栩栩欲活，剧中主人Loth and Helen尤有生气。此书可与伊卜生[易卜生]社会剧相伯仲，较白里而（Eugène Brieux，1858-1932）所作殆胜之。[5]
戒酒只是胡适整个励志修身的功课里的一环。延续他在上海读书时期对修身的执著，他在1911年8月13日的日记里说：“演说会第四次会，余演说‘克己’。”[6]这个演说会是该年暑假期间他在康乃尔中国留学生当中所发起组织的。9月29日，他去听了康乃尔大学病理学教授演讲生理卫生：“下午往听Dr.[V.A.]Moore[穆尔]演说‘青年卫生’，注重花柳病，甚动人。”[7]年5月29日他还去买了艾克斯纳（M.J.Exner）所著的《男人理性的性生活》（The Rational Sex Life for Men）。这本书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扉页上有胡适的签名和购买日期。
胡适在美国，而且终其一生，没能成功戒掉的，就是抽烟的习惯。当然，我们都知道吸烟草是会上瘾的，不是说戒就能戒的。更何况当时美国吸烟非常普遍，吸烟与男子气（masculinity）的关系俨然就是红花衬绿叶一般。他在1911年2月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今日起戒吸纸烟。刘千里以电话邀打牌。”[8]有趣的是，他在立志戒烟的同时，却接受邀约打牌。8月6日：“自今日起不吸烟矣。余初吸最贱之烟卷，继复吸最贵之烟卷，后又吸烟草，今日始立誓绝之。”[9]然而，即使打牌也是他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9月6日的日记里说：“昨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10]
胡适很在意自己戒烟屡戒屡败。对他而言，戒烟的失败，反映了他意志的不坚。他在1912年10月24日的日记里说：
自警曰：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狙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也，志之以自警。
他还特别录下了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唯一能避免不再后悔当初，就是不让它有发生的机会”（吉卜林）；“对人或对国家，有那抉择的片刻。真理与谬误的对决，善与恶之间你会选何者？”（娄沃，James Lowell，1819-1891）他反问自己要做一个大丈夫，还是一个懦夫：
不知其过而不改，犹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耻。人即不知，汝独不内愧于心乎？汝乃自认为懦夫耶？知过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耻之懦夫也。亏体辱亲，莫大于是矣。[11]
一直到1914年，当时他留美四年了，仍然在为戒烟而奋斗着。他在1月24日的日记里，录下了一段“世界学生联合会”秘书洛克纳劝他不要再吸烟的信：
我非常为你担心，因为爱奥华城（Iowa）的弟兄们告诉我说你健康的情形很糟。老兄，你抽烟还是抽得那么凶吗？去年夏天我很严肃地对你说，你那样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是不好的。不抽烟的我认为你还是不抽烟的好。请不要以为我是在跟你说教或是想指使你。事实上，我很少跟一个外国朋友有像跟你一样那么亲密的关系。我是真心，一点都不是在哄你，相信你是一个少有的天才。我认为你要为社会好好地保全你的才智。为了这个理由，你一定要留心保持健康。如果你身体不好不是因为抽烟，那就去找出原因把它医好。[12]
在当年7月18日的日记里，他仍然痛心疾首地反求诸己为什么就是戒不了烟。他甚至引了赫仆特满剧作里的一句话来作格言以自勉：
吾年来志力之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吾去国以来，虽滴酒不入，然纸烟之恶影响仍不少。赫氏之书曰：“I am absolutely determined to transmit undiminished to my posterity this heritage which is mine.”（Before Dawn, Act I, p.52）
记此为座右之铭。自今日始，决不再吸纸烟或烟斗之类。今日之言，墨在纸上，不可漫灭，吾不得自欺。
他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又加了几句话，一方面把他引的赫仆特满那句话翻成中文，另一方面，再加上自己的注解：“上所引赫氏之言，可译为：‘吾今誓欲将吾所受于先人者，丝毫无亏损，留与吾之子孙。’此说今人谓之‘种性遗传’，其实即中国古哲人‘全受全归’之说加之以科学的根据而已耳。”[13]
胡适本人已经有“全受全归”的观念，要把自己受之于父母的身体的全部，毫无亏损地传给子孙。然而，看了白里而的《梅毒》一剧以后，他才完全了然花柳病的影响可以扩及整个社会，以至于亡国灭种。这对他震撼极大。他1914年2月3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去看这出戏的感想：
此间戏园[Lyceum Theatre]演法国名剧家白里而的《梅毒》（Damaged Goods）。余与叔永、仲藩同往观之。此为近日社会名剧之一，以花柳病为题，写此病之遗毒及于社会家庭之影响，为一最不易措手之题。而著者以极委婉之笔，曲折达之。全剧无一淫亵语，而于此病之大害一一写出，令人观之，惊心动魄，真佳作也……伊卜生[易卜生]（Ibsen）之《鬼》剧（Ghosts）亦论此事，惟不如此剧之明白。伊氏作《鬼》剧时（一八八一），花柳病学尚未大明，其攻之者，犹以为花柳之病，流毒仅及其身及其子孙而已。三十年来，医学大进，始知花柳之毒传染之烈而易，不独为一家绝嗣灭宗之源，乃足为灭国弱种之毒。白里而氏（Brieux）此剧，盖得法国花柳病学巨子之助力，其言不独根据学理，又切中时势，宜其更动人也。[14]
无怪乎胡适会想要奋起而提倡禁嫖。一方面，他用禁嫖的观念来自忏，忏悔自己从前在上海叫局吃酒的日子；另一方面，他要唤醒中国人，不要再像传统的文人雅士，把嫖妓视为风流雅事，而必须要学习美国人，把嫖妓视为社会之恶，要铲而快之。他在1914年6月30日的日记里说：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视为大恶，方竞思善策禁遏之。虽不能绝，而中上社会皆知以此为大恶（vice）。其犯此者，社会争不之齿，亦无敢公然为之者。余谓即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国远矣。吾国人士从不知以狎邪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小说。轻薄文士，至发行报章（小报），专为妓女妓记室登告白。其下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以为逢场作戏，无伤道德。妓院女闾，遂成宴客之场，议政之所。夫知此为大恶，知犯此为大耻，则他日终有绝迹之一日也；若上下争为之，而毫不以为恶，不以为耻，则真不可为矣。何也？以此种道德之观念已斫丧净尽，羞恶之心无由发生故也。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15]
胡适在留美时期给自己立下的许多戒律，他回到中国以后都破了戒。他立誓“提倡禁嫖之论”，当然没有执行。1922年6月25日，他去北京新建的大森里堂子区拜访当时住在一家妓院里的哈佛大学毕业的唐钺。[16]月13日，他在济南开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当晚，他已经困到理发的时候都能睡着了，还要理发师用冷水浇头把他弄醒。尽管如此，他还要“到济源里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17]年9月底10月初他到武汉去作演讲，又跟朋友逛了两家窑子，还发表了奇论，说：“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more capable of real romance[比较能动真情]，过于那些生长地安乐之中的女子。”[18]年2月初，他留美期间认识的和平主义的战友葛内特被《国家》杂志派到中国观察采访。当时住在上海的胡适带他去杨兰春、桂姮两妓家。胡适以为他是让葛内特开开眼界，“看看中国情形”。惊异莫名的葛内特过后从北京写了一封长信来劝戒胡适。葛内特说上海是一个“蛇鼠之窟”（pest-hole），胡适在那里是虚掷生命，必须马上离开。他说上天给中国的一个惩罚，是年轻人上巅峰快，然后就一路往下滑。他说胡适已经到了一个峰头，但还不是巅峰。他劝胡适“要严肃地作个人，认真地作番事业”。觉得愧对旧友的胡适，特别把葛内特的信附在日记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19]
胡适回到中国以后诚然破了许多他在留美时期所立下的戒律，这与其说反映了他在修身进德方面的倒退，不如说反映了文化规范个人行为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能不只推崇而且身体力行美国社会文化的行为规范；回到中国以后，又能优游自得地回归依循中国社会文化的行为规范。这就是胡适处世圆通高明的所在。就以喝酒为例，像胡适这样一位知名的思想界领袖，一定是各种饭局、集会争相邀请的对象。在这种场合里，喝酒是不可免的。江冬秀当然不喜欢胡适喝太多的酒。江冬秀的机智与坚毅，最痛快淋漓地展现在她与胡适一群爱喝酒的朋友的一场斗智角力赛之上。那是胡适四十岁的寿辰，他的一群爱喝酒的朋友，用优质的高丽纸写了一篇《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寿辞（当时胡适住米粮库4号），由魏建功作文、钱玄同书写。他们知道江冬秀不要胡适喝酒，所以特别在寿辞里写进这几句话：“好比乡下老太婆念佛持斋，逢了喜庆，亲友来给他开了斋，好饱餐肉味一样。”没想到江冬秀料事如神，早有准备。钱玄同在日记里说：“胡夫人赠以戒指与适之，刻‘止酒’二字。吃得半中晦时，他受戒了。我过去看看，被胡夫人推为‘证戒人’。”[20]把那将胡适比为念佛持斋的老太婆，要他开戒，让他跟哥们儿好好喝几杯寿酒的起哄人，在酒都还没开封，就被抓去当“止酒戒”的“证戒人”，江冬秀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这枚“止酒”的戒指当然没能阻止胡适继续喝酒。然而，每当他不想喝的时候，就把它祭出来作为挡箭牌。比如说，1931年1月27日他在青岛大学访问。做主人的一群因为郁闷，大喝大醉，胡适于是祭出了他的“止酒”戒指，居然可以滴口不沾：“到顺兴楼吃饭。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连日在顺兴楼，他们都喝很多的酒。今午吃酒尤不宜，故醉倒了李锦璋、邓仲纯、陈季超三人，锦璋甚至跪在地上不起来。我的戒酒戒指到了青岛才有大用处，居然可以一点不喝。”[21]
胡适回国以后虽然是回归到一个在自律上比较不那么严苛的社会文化规范模式，但是他对自己品格上的修行（discipline of the character）却丝毫没有放松。那种流露于他早年日记里在修身进德上的焦虑，从他留学晚期开始，已经蜕变成为品格锻炼的追求。他1915年2月18日的《留学日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何等气象，何等之魄力！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
吾近来省察工夫全在消极一方面，未有积极工夫。今为积极之进行次序曰：
第一，卫生：每日七时起；每夜十一时必就寝；晨起作操半时。
第二，进德：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
第三，勤学：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读书随手作记。[22]
品格的锻炼自然包括了对肉体的享乐和嗜好的满足的自律。然而，品格的锻炼是一种更宽广的进德功夫。用胡适的话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功夫。这种积极的进德的功夫，就是我在英文版的《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所说的：代表了胡适在进德观念上一个根本的改变。从此以后，“修身进德不再像是先前的做法一样，只是等嗜欲的恣纵（self-indulgence）发生以后，才被动地去律己，而是要积极地砥砺自己的品格以为社会所用。”[23]换句话说，从胡适这个积极、宽广的砥砺品格为主轴的进德观念看去，“私”领域与“公”领域之间的界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其实是有交集的存在的。而这也就是他在这则日记里所说的“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与“对己与接物一致”的意思。胡适在这里所谓的一致，就是指私领域与公领域的行为，是息息相关、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私领域里的行为，包括婚姻与爱情，与公领域里的行为，从待人接物、政治参与到国际关系，都必须遵循同样一个行为的准则，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胡适对自我的品格“表里”、“言行”一致的期许，和他私自期许的男性观是不可分割的。
胡适的男性观以及他对婚姻与爱情的处理方式，我已经在别处分析过了，在此不再赘述。[24]有关胡适所颔首的公领域的行为，请看本传的第二部。在结束本节的分析以前，且让我举一个我在《星星·月亮·太阳》所用的例子来说明胡适公、私两领域互渗、相映的观念。1916年，美国总统威尔逊竞选连任的时候，很多美国人不愿意投他的票。他们的理由是，威尔逊总统在原配过世不到一年就再婚了。胡适批评这种思想是狭陋的清教徒主义。他在11月18日的日记里说：
余非谓政治公仆不当重私德也。私德亦自有别。如贪赃是私德上亦是公德上之罪恶，国人所当疾视者也。又如休弃贫贱之妻，而娶富贵之女以求幸进，此关于私德亦关于公德者也，国人鄙之可也。至于妻死再娶之迟早，则非他人所当问也。[25]
这段引文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胡适认为“休弃贫贱之妻，而娶富贵之女以求幸进，此关于私德亦关于公德者也”。换句话说，胡适把他对婚约的信守当成公德的一部分。他1915年10月3日的家信，澄清了他已经在美国另行娶妻的谣言，他说：“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26]对胡适而言，如果他不信守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就如同“休弃贫贱之妻，而娶富贵之女以求幸进”一样，其私德之劣，已害及公德，“国人鄙之可也”。
[1]《胡适日记全集》，2：439.
[2] 胡适禀母亲，1914年7月23日，《胡适全集》，23：64.
[3]《胡适日记全集》，1：302-303.
[4]《胡适日记全集》，1：190.
[5]《胡适日记全集》，1：409-410.
[6]《胡适日记全集》，1：171.
[7]《胡适日记全集》，1：200.
[8]《胡适日记全集》，1：117.
[9]《胡适日记全集》，1：170.
[10]《胡适日记全集》，1：177.
[11]《胡适日记全集》，1：209-210.
[12]《胡适日记全集》，1：261.
[13]《胡适日记全集》，1：412-413.
[14]《胡适日记全集》，1：279-281.
[15]《胡适日记全集》，1：344-345.
[16]《胡适日记全集》，3：647.
[17]《胡适日记全集》，3：864.
[18]《胡适日记全集》，4：314-315.
[19]《胡适日记全集》，4：351-353.
[20] 杨天石，《钱玄同与胡适》，李又宁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页188-189。
[21]《胡适日记全集》，6：474.
[22]《胡适日记全集》，2：49-50.
[23] 请参阅拙著“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ay，2004），p.319.
[24] 请参阅拙著“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ay，2004），pp.322-329；以及《星星·月亮·太阳》，页71-87。
[25]《胡适日记全集》，2：445；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81-82。
[26] 胡适禀母亲，1915年10月3日，《胡适全集》，23：91-92.
宗教情怀与基督教
初抵美国的胡适，是一个未老先衰、悲观、充满修身进德的焦虑的年轻人。不只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胡适的修身焦虑是具有宗教的色彩的。就是在这种心境之下，胡适在1911年的夏天几乎成为基督徒。换句话说，没有他这个宗教色彩的修身的焦虑，就不会有胡适在留美初期几乎成为基督教的故事。用他在1931年出版的英文自传《当代名人哲理·胡适篇》里的话来说：“在我意气消沉的那些时日里，我对基督教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几乎看完了整本《圣经》。”[1]我们更可以进一步大胆地作一个假设，那就是说，胡适因为有着修身的焦虑，因为悲观而几乎成为基督徒。他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但这个宗教的经验不但使他摆脱了修身的焦虑，而且使他产生了“作圣”的抱负。我们记得胡适初入塾读书，读他父亲所编的《学为人诗》。其中有一句就是：“以学为人，以期作圣。”如果胡适一生有过“以期作圣”的抱负，也就是在他差一点变成基督徒以后的那几年。
总之，1911年康乃尔大学春季班的期末考在6月10日结束。13日，胡适第一次离开旖色佳去参加“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the Chinese Students’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所举办的夏令营：“出门旅行第一次，游Pocono Pines[宾州的孛可诺松林城]。十二时廿五分车行，下午五时半到。自Ithaca[旖色佳]至此，计百四十七英里。‘中国基督教学生会’＆nbsp；在此开夏令会，明日起至十九日止。今日华人到者十三人（到会者不全是基督徒）。”[2]
“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是在1909年成立的。在组织的隶属关系以及经费的来源方面，该协会是依附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之下。作为留美中国学生的组织而言，其组织架构可以媲美“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它不但也有美东、中西部、美西三个地区的部门，而且也定期出版刊物，早期称之为《留美青年》，一年出四期。1918年以后，改名为《留美中国基督教月刊》（The Chinese Students’Christian Journal），在学期当中以月刊的形式出版。两年以后再改名为《基督中国》（Christian China）。同时，像“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一样，“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也举办夏令营。宾州的孛可诺松林城、麻省的北田（Northfeld），都经常是这个协会在美东选择的夏令营营地。其实，该协会为中国留学生举办的夏令营，其所用的营地就是“北美基督教青年会”的营地。而且，举办的时间也多半是在“北美基督教青年会”的夏令营之前。因此，中国留学生可以在参加完了“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的夏令营以后，再由“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招待，参加它举办的夏令营。事实上，胡适在1911年6月到宾州的孛可诺松林城，就是先参加“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的夏令营，然后再留下来参加“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头几天的夏令营。
“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所举办的夏令营，参加者大多数是基督徒。然而，每年都会吸引一些非基督徒去参加。一方面，因为有“北美基督教青年会”的补贴，参加这个夏令营的费用并不高。另一方面，夏令营所在地都是风景优美的地方，留学生可以乘此机会消暑揽胜，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呢！胡适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在1911年去宾州的孛可诺松林城参加这个夏令营呢？他在6月17日写给章希吕的信上作了说明：“[程]乐亭之噩耗，已于[许]怡荪书中知之。自是以后，日益无聊。又兼课毕，终日无事。每一静坐，辄念人生如是，亦复何乐？此次出门，大半为此，盖欲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耳。”
胡适给章希吕的这封信是17日晚上写的。当时美国的邮政服务好得惊人。当天，他在夏令营所在地收到了从旖色佳转来的章希吕给他的信。夏令营已经进行到第四天了。胡适的变化已经开始。他在回信上说：“适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现尚未能真心奉行，惟日读Bible[《圣经》]，冀有所得耳。”[3]
夏令营的第五天，6月18日，是关键。当晚，胡适在聚会的时候起立表白他愿意成为基督徒。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其经过：
第五日：讨论会，题为“祖先崇拜”（ancestral worship）。经课。Father Hutchington[哈庆顿牧师]说教，讲《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六节，极明白动人。下午[陈]绍唐为余陈说耶稣大义约三时之久，余大为所动。自今日为始，余为耶稣信徒矣。是夜Mr.Mercer[墨舍先生]演说其一身所历，甚动人，余为堕泪。听众亦皆堕泪。会终有七人起立自愿为耶稣信徒，其一人即我也。[4]
陈绍唐是胡适几乎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之一。胡适在三天后给许怡荪的信上作了解释：
方弟入中国公学时，有同学陈绍唐君（广西人）与弟同班。一年之后，此君忽然入守真堂专读英文，后遂受洗为耶教徒。他于前年来美。今于此相见。其人之言行，真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其人信道之笃，真令人可惊。然其人之学问见识非不如吾辈也。此可见宗教之能变化气质矣。
基督教有如此惊人的变化气质的功效，使他从前的同学陈绍唐能“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这是从修身进德、从智性上感动了胡适。当晚，墨舍所作的见证，则是从情感上征服了胡适：
昨日之夜，有Mercer[墨舍]者，为Mott[John Mott，1865-1955，穆德，基督教青年会领袖，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副。其人自言在大学时染有种种恶习（美国大学学生之风俗有时真如地狱），无所不为。其父遂摒弃之，逐之于外。后此人流落四方，贫不能自活，遂自投于河。适为水上巡警所救，得不死，而送之于一善堂。堂中人劝令奉耶教。从此此人大悔前行，遂力行善以自赎。数年之后，一日有会集，此君偶自述其一生所历，有一报纸为揭登其词。其父于千里之外偶阅是报，知为其子，遂自往觅之。既至，知其果能改行，遂为父子如初。此君现卒成善士，知名于时。此君之父为甚富之律师，其戚即美国前任总统也。此君幼时育于白宫（总统之宫），则所受教育不言可知。而卒至于此，一旦以宗教之力，乃举一切教育所不能助，财产所不能助，家世所不能助，友朋所不能助，贫穷所不能助之恶德而一扫空之，此其功力岂可言喻！方此君述其父再见其子时，抱之于怀而呼曰：“My boy, My boy……”[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予为之堕泪，听众亦无不堕泪。会终有七人（此是中国学生会会员，大抵皆教中人，惟八九人未为教徒耳）起立，自言愿为耶教信徒，其一人即我也。[5]
值得指出的是，穆德是美国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复兴（revivalist）运动和“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一个主要的领导人物。其宣教方式是狂热的，其目标是“在这一世代内将福音传遍全世界”。胡适后来把他当时给章希吕和许怡荪的这两封信都附在《留学日记》里。1919年10月他还附了一个“追记”：“此书所云‘遂为耶氏之徒’一层，后竟不成事实。然此书所记他们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实是真情。后来我细想此事，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6]可惜的是，胡适在这段“追记”里只说：“后竟不成事实。”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后”是后到什么时候。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胡适所谓他“起一种反动”，是相当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因为他不但在1912年又去参加了“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在麻省的北田举办的夏令营，而且从他的《留学日记》里，我们知道他至少在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固定参加查经班、读《圣经》、听礼拜。
很多人都不知道，胡适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人。他在宾州孛可诺松林城这个夏令营的宗教经验，用他在四年以后形容给韦莲司的话来说，是“我第一次的宗教的感应（religious emotions）”。[7]胡适在6月23日离开宾州孛可诺松林城的夏令营。途中在水牛城（Buffalo）过夜。第二天，游尼加拉大瀑布。最后在24日晚上十点回到旖色佳。休息几天以后，胡适开始每天读《新约圣经》。6月30日，他读了《马太福音》的第一到第五章。7月2日，他又有了一次“宗教的感应”。当天，他读了《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跟第九章。读到第九章36至38节的经文时，他感动得泪流满面：
他[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胡适这一次“宗教的感应”，他在1936年1月9日给周作人的信上作了描述：“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稣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8]这个回忆，胡适1957年10月15日也在信里跟陈之藩提起，并把它跟孔子的精神联系起来：“我二十岁时初次读《新约》，到耶稣在山上[注：其实当时耶稣已经下山了]，看见大众前来，他大感动，说：‘收成是丰盛的，可惜作工的人太少了。’我不觉掉下泪来。那时我想起《论语》里：‘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一段话，和《马太福音》此段的精神相似。”[9]同样的回忆，他后来也跟胡颂平说过：“《圣经》上有句话：‘收成是好的，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我二十多岁初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感动得落泪；明年就是七十岁了，还是感觉‘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10]
胡适二十岁不到初读《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是否联想到《论语》里“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当然是值得存疑的。我们可以祭出胡适、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其人之道来还治其人。《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是胡适终其一生所常常征引的。他征引最为频繁的时候，是在1920年代。比如说，他在1924年9月9日写给《晨报副刊》记者的一封信里说：“[《努力周报》停刊以后]听说有一位萧先生提出三个疑问：畏威？灰心？畏难？我是不畏威，也不容易灰心的人。至于畏难，确有一点。耶稣说的好：‘收成是好的，只是工作的人怎样少啊！’同工者向那里去找呀！”[11]
1926年5月24日，胡适为了帮鲁迅、周作人、陈源（陈西滢）三人调停，劝他们停止三个月来的笔战。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业多着咧！耶稣说的好：‘收成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国内只有这些可以做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12]年6月27日，胡适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里说：“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13]换句话说，一直到1930年代为止，胡适每次提起《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没有连带地提起《论语》，而只是执著于它宗教情怀——亦即奉献——的一面。
这是“层累地造成的胡适之读《马太福音》泪流满面的故事”。胡适到了晚年会把“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经文跟《论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联在一起，当然是可以言之成理的。这是因为耶道与儒道之间可以在修身进德上找到相通的地方。然而，这个“层累地造成的”故事却巧妙地改写了胡适“宗教感应”的历史。等胡适晚年把宗教感应的因素给神不知鬼不觉地抽离了以后，这个“胡适之读《马太福音》泪流满面的故事”就完全变成一个“入世”、“了无宗教色彩”（secularized）的故事了。
事实上，“胡适之读《马太福音》泪流满面的故事”，根本就是具有宗教情怀的胡适所经历的一个“宗教感应”的经验。《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经文是在《圣山宝训》之后。当时，耶稣下了山。他在第八章里，驱鬼治病；斥责狂风暴浪，使海面回归平静；并在加大拉（Gadarenes），把附在两个人身上的鬼，赶到一群猪里，再让这群猪冲下山崖，淹死在海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加大拉赶猪驱鬼的故事，是后来胡适崇拜的赫胥黎所作的《圣经》批判的一个范例。当时的胡适还没读过赫胥黎的文章，所以不会知道赫胥黎批判这个故事的无稽。总之，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耶稣还是继续一路治病，一路借着批判法利赛人（Pharisees）的伪善，来教导他的门徒。这一章的经文里有许多故事会让胡适感动、泪流满面：耶稣的悲悯之心；他为穷苦无依、瞎眼、瘫痪、麻疯、被鬼附身的人治病，还告诉他们不要张扬。像耶稣所说的：“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生病的才需要”；“我来找的不是义人，而是悔改的罪人”；他摩顶放踵，“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胡适的宗教情怀，曾被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一语道破。1922年8月6日胡适在天津。他在当天的日记里描写他与基督徒张伯苓的谈话：“我说：‘我不相信有白丢了的工作。如果一种工作——努力——是思想考虑的结果，他总不会不发生效果的；不过有迟早罢了：迟的也许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也许在百年之后；但早的往往超过我们的意料之外。我平生的经验使我深信，我们努力的结果往往比我们预料的多的得多。’伯苓说：‘这是你的宗教！你竟比我更宗教的了！……信仰将来，信仰现在看不见或将来仍看不见的东西，是宗教的要素。’”[14]
让我们把故事拉回到1911年的夏天，胡适从夏令营回来以后开始读《新约圣经》。等胡适开始上暑期班的课以后，他还持续着读《圣经》。他在他所倡议设立的“演说会”里演讲“克己”就是在这个时候。9月底开学以后，他日记里记有一次他去康乃尔大学教堂听礼拜。10月，他几乎每次都去参加了康福教授在礼拜天所带领的查经班。可惜，他此后的日记缺了一年。
图14 1913年康乃尔大学文学院中国留学生读经班师生合照。自左至右：秉志、韦颂冠、金邦正、康福教授（W.W.Comfort）、李观森、周仁、陈茂康、胡适。照片背后有胡适题记：“读经班民国二年（1913）。康福先生主讲此班三年于兹矣，本年所研究者为保罗传及其所著述。适”（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