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歧视华人的行为到了1920年代仍然存在，但是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似乎养成了淡然处之的态度。用当时在史丹佛大学念书的周先庚的话来说：“所有这些所谓种族歧视的行为已经极为罕见，而且也只有那些极其敏感多心的人才会对之大惊小怪。”[4]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留学生对他们在美国社会所遭受到的屈辱与歧视，会采淡然处之的态度，是一种本能的生存策略；否则，他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就会是一个炼狱。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屈辱与歧视并不像家常便饭一样，天天或处处发生。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所上的大学，或者私立中学，至少在体制上并没有对中国人采取种族隔离或歧视的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去，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留美学生，基本上是生活在象牙塔里。
从某个角度来说，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跟法农（Franz Fanon）笔下的安地列斯群岛人（Antilleans）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就像从前法属殖民地的安地列斯群岛人，他们“一心一意要到法国去证明自己是个白人，会在那儿发现自己的真面目”。同样地，中国留学生发现人在美国，“迫使他们去面对一些他们从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问题”。[5]中国学生的问题与其说是他们以为自己是白人，或者说，跟白人一样的好，不如说是他们发现在白人眼中，他们是属于猥琐、劣等的民族。当然，在法农的笔下，安地列斯群岛人所象征的是被殖民的命运，他们的“自卑错综是他们的文化被灭绝以后的产物”。[6]反之，中国学生自认为有高度的文化，而且他们原来也有根深蒂固的天朝中心观。然而，他们跟安地列斯群岛人同病相怜的地方，在于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宗主国（metropole）的人会视他们为异类。对中国留学生来说，那是一个当头棒喝，让他们知道在美国白人的眼里，他们的名字就是中国人，至于他们个人的才能如何，他们的出身家境如何，都是不相干的。不管安地列斯群岛人的法语说得多地道，不管他打从骨子里就是法国文化的产物，那并不会使法国人就接受他。同样地，不管中国留学生对自己的传统文明的自视有多高，不管他对自己的出身有多自傲，他都没有办法让美国人更看得起他。
面对歧视，中国留学生在百思不解之余，常把问题归罪于美国人的无知与误解。这无知与误解的来源有二：第一，是传教士为了获得更多教友的支持，刻意丑化中国；第二，美国人错把唐人街与华工当做中国人的典型。他们深信美国人的偏见归根究底是一个阶级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许多中国留学生认为歧视的行为是阶级的问题，是“下等”、没有知识的人的偏见；“上等”的美国人是没有种族歧视的。因此，他们认为解铃之道，在于直取系铃人。换句话说，就是去影响舆论的主导者。而要影响舆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由留学生自己来作最好的宣传，把自己呈现给美国的“上等”阶级，让他们见识到“真正”的中国人。
胡适没有留下任何因种族歧视所带来的不快的经验的纪录。说不定胡适留美的经验了无被歧视的不快。无论如何，他跟许多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让美国人省悟（disabuse）他们的偏见。我在第二章就征引过胡适1915年3月22日写给他母亲的家信，说明了他三年来演讲了七十余次，而却能乐此不疲的原因：“此邦人士多不深晓吾国国情民风，不可不有人详告之。盖恒人心目中之中国，但以为举国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为中国之真文明也。吾有此机会，可以消除此种恶感，岂可坐失之乎？”[7]
此外，胡适也跟许多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认为“上等”阶级白人对中国人其实是很友善的。他在1913年4月30日写的家信里说：
儿居此极平安，惟苦甚忙，大有日不暇给之势。此外则事事如意，颇不觉苦。且儿居此已久，对于此间几有游子第二故乡之概，友朋亦日多。此间有上等人家，常招儿至其家坐谈，有即饭于其家。其家人以儿去家日久，故深相体恤，视儿如一家之人。中有一老人名白特生，夫妇二人都五十余岁，相待尤恳挚。前日儿以吾母影片示之，彼等甚喜，并嘱儿写家信时，代问吾母安否。儿去家万里，得此亦少可慰吾离愁耳。[8]
然而，胡适跟许多中国留学生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用“上等”白人的眼光去看其他种族跟肤色的人。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胡适自己就是一个有色人种。事实上，有色人种里，除了肤色不白，其他都白的人所在多有，也就是俗称的“黑白夹心饼干”（Oreo）、“香蕉”——或者用亚裔美人流行的说法，“黄白夹心饼干”（Twinkie）。关键在于一个人能不能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用胡适所爱说的话来说，一致。
胡适在留美初期，就非常注意种族歧视的问题。比如说，他在1911年4月10日的《留学日记》里记载了康乃尔大学女生宿舍“赛姬院”排斥黑人女学生的新闻：“前此传言女生宿舍中女子联名禀大学校长，请拒绝有色人种女子住校。今悉此禀签名者共二百六十九人之多。另有一禀反对此举，签名者卅二人。幸校长Schurman[休曼]君不阿附多数，以书拒绝之。”[9]这是确有其事，连《康乃尔校友通讯》都报道了这件事。胡适唯一记载不确的地方，是签署反对排斥黑人女学生的人数是三十六人。休曼校长拒绝排斥黑人女学生的呈情书，他义正词严地说：“康乃尔大学的大门必须对所有学生开放，不论其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10]
1914年，胡适“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的任期结束，他在5月19日作了卸职演说。胡适在次日的日记里说：“余于昨夜‘世界会’年终别宴作卸职之演说，题为《世界和平及种族界限》二大问题，听者颇为动容。有人谓此为余演说之最动人者。有本城晚报主笔Funnell[法内耳]者亦在座，今日此报记余演说甚详。”[11]胡适这篇演说的题名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就像胡适在日记里所说明的，第一部分讨论的就是他当时所服膺的和平运动。第二部分就是针对种族歧视的问题。胡适说：
常有人对我说“世界学生会”有太多的犹太人。有些人对会务失去兴趣，因为他们说我们会里有太多犹太人。今年，我邀请了一个黑人学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听说有人批评，说这对我们“世界学生会”的社会地位会有负面的影响。我所举的这些是具体的例子；其他的例子还多着呢。总之，这意味着种族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我们这个奉“国家之上还有人类”为金言的会里。我亲爱的“世界会友们”！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恶事存在。一面高举“四海皆兄弟也”的旗帜，一面却行种族歧视，而且是以世界主义为名行歧视之实，这是伪善。
胡适呼吁“世界会”的会员要能有特立独行的勇气。他说：“如果人家说你们会里有太多不好的犹太人，太多不好的中国人，或者太多不好的美国人，则你们是该担心。但是，如果人家告诉你们说，你们会里有太多犹太人或黑人，就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黑人，则你们应该以你们的会为傲，因为这表示这是唯一一个‘属于世界’的学生团体，接纳会员不分肤色、出身、宗教或经济条件。同时，你们应该告诉那带有种族偏见的朋友，说他才是我们这个会里不该有的会员。”[12]
1914年秋季班开学的时候，康乃尔大学的女生宿舍，也就是赛姬院，又发生了种族歧视的事件。根据胡适在10月19日的记载，当时有两名黑人女学生住在赛姬院。白人女学生鼓动，联名上书校长，要这两名黑人女生搬出去。三年前发生类似事件的时候，休曼校长还义正词严地说：“康乃尔大学的大门必须对所有学生开放，不论其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这次的鼓动，校长居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她们搬到楼下，而且不让她们与白人学生同用浴室。胡适说休曼校长的这个办法，就是美国南方所谓的“畛域政策”（segregation），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种族隔离”政策。胡适说这两位黑人女学生
一出贫家，力薄，以半工作供膳费，故无力与校中当道抗。其一出自富家（父亦此校毕业生，曾留学牛津及德国海德堡（Heidelberg）两大学，归国后为哈佛大学教师者数年），今遭此不公之取缔，大愤，而莫知所为。有人告以亥叟[C.W.Heizer，旖色佳一尊教会的牧师，康乃尔“世界学生会”的创始会员]之慷慨好义，常常为人打抱不平，遂偕其母造谒求助。时亥叟已卧病，闻之一愤几绝，适其友乔治（William R.George，“乔治少年共和国”[George Junior Republic，设立在旖色佳附近的自由村（Freeville）的“少年收容感化院”，命名的用意在以美利坚共和国的雏形自勉]之创始者——“Daddy”George）在侧，扶之归卧。亥叟乃乞乔治君邀余及金洛伯（Robert King）母子及大学有名教师须密[康乃尔大学闪族语言文化教授]先生同至其家。余等至时，二女皆在，因得悉兹事始末。余以亥叟知我最痛恶种族恶感，故招余与闻此事，遂自任为二女作不平之鸣，即作书与本校日报Cornell Daily Sun[《康乃尔太阳日报》]。
胡适所写的信，内容如下：
三年前，有二百多名女学生联名上书，不准黑人女生住赛姬院。休曼校长在回信里说：康乃尔大学的大门必须对所有学生开放，不论其肤色、种族、国籍、宗教或经济条件。[胡适所引与我从《康乃尔校友通讯》所引稍有不同]问题于是解决。
许多读到休曼校长那封信的人，现在都已离开本校，可是那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又再度阴魂不散。根据可靠的消息，有一些赛姬院的女学生向校方抗议，不要和一个黑人女学生同住一层楼。这位黑人女生，我听说她的父亲是康乃尔1894级校友，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数年。我听说她和另一位黑人女生已经奉命搬出她们的房间，住到宿舍一个被隔离的角落。
作为一个民主、大同主义的信徒，作为一个忠诚的康乃尔人，我要抗议任何容许种族偏见在创校者的初衷是让“人人皆可来读”的本校复活的举措。
这件事情的解决还颇曲折。胡适亲自把这封信带到了《康乃尔太阳日报》社。结果主编客来鸱（William Kleitz）刚好不在，胡适于是就把他的投书留在报社。当晚，主编客来鸱打电话给胡适，说这件事情关系大学的名誉，不敢遽然刊登。他邀胡适第二天晚上一道晚餐面谈。胡适在面谈的时候，表明他的本意不在张扬学校的丑事，而只是为了公道。如果不用登报而解决问题，他那么这封信可以不登。胡适建议客来鸱去见校长，告诉他有人投书，如果校长愿意主持公道，投书人愿意收回投书。第二天，客来鸱打电话告诉胡适，说问题解决了。校长说即使白人学生集体迁出，也在所不惜。胡适在日记里说该事件圆满落幕，那两名黑人女学生得以不迁，白人学生也没有一个因此罢住。[13]
胡适的反种族歧视是一致的。他不仅反对歧视黑人，也反对歧视犹太人。因此，胡适常常很自豪地说他的许多好朋友是犹太人。他在1914年11月15日的日记里，记他前一天去参加康乃尔大学哲学俱乐部的“辟克匿克”，即野餐。他说那个烤肉是哲学俱乐部第四次的会。“同行男女各七人，皆犹太人。以余素无种族界限，故见招。”[14]
在反种族歧视这方面，胡适确实是走在众人之前。试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亚洲人当中继续以“香蕉”或“黄白夹心饼干”自傲的人仍然所在多有。反之，胡适在二十世纪初年不但能反对种族之间的畛域，而且能以推己及人之心，仗义执言，与种族歧视相抗衡。胡适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不但能坐而言，而且还能起而行。这也是胡适最了不起的地方。
唯一令人玩味的是，“必也一致乎”的胡适，在种族歧视指向中国人的时候，他的触角却仿佛冬眠了一般。胡适谈论种族歧视时，提到了黑人、犹太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来没有提过当时也被歧视的中国人。事实上，中国人是在美国历史上唯一被指名道姓地立法禁止入境、入籍的种族。我在本节启始说过，也许胡适留美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亲身遭遇被歧视的经验，或者从来就没听说过中国人被歧视的例子。然而，报章杂志呢？最令人玩味的是，胡适在1914年7月12日的《留学日记》里附载了四十五幅时事卡通漫画。他在那则日记里说：“偶检旧箧，得年来所藏各报之《讽刺画》（讽刺之名殊不当，以其不专事讽刺也），即《时事画》（cartoon），展玩数四，不忍弃去，择其佳者附载于是册。”这四十五幅卡通漫画里，有三幅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图17 旖色佳郊游照片，时间地点不详。（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第12幅：《难不成自由女神变成支那人的新偶像》（Can It Be That Statue of Liberty Has Become the Chinaman’s New Joss！），是当时美国有名的漫画家漫诺（Robert Minor，1884-1952）作的。胡适在日记里对这幅漫画的说明是：“《中国人之新神像》：为中国革命作。图为一中国人手持自由女神，审视把玩。此图出，各国争转载之，漫氏之名遂大著。”
图18 第12幅：《难不成自由女神变成支那人的新偶像》。（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第25幅：《中国的自由女神》（The Chinese Goddess of Liberty），原刊载在《暴撞迸裂》（Kladderadatsch）[德国从十九世纪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最有名的讽刺刊物]。胡适在日记里的说明是：“中国之自由神（参看第12图）。此图疑本于漫氏之作，何其相似也！”
图19 第25幅：《中国的自由女神》。（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第31幅：《最新成员：“欢迎！欢迎！小不点儿！”》（The Latest Arrival：“Welcome, Welcome, Little Man”），原刊载在《阿姆斯特丹人》（Amsterdammer）上。胡适在日记里的说明是：“世界共和国欢迎新中国之图。此图亦极有名，世界争载之。”
图20 第31幅：《最新成员：“欢迎！欢迎！小不点儿！”》。（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也许胡适久浸淫于美国微妙的种族歧视的氛围之下，习而不察；也许胡适陶醉于新共和中国的诞生之余，能看到西方的舆论家把中国与共和或自由女神联在一起，感激都还来不及，怎会想到用批判的眼光来挑剔呢！我们记得胡适当时听到美国人用“支那人”来称呼中国人，不但不以为忤，而且还常以“支那人”自称。这三幅漫画确实画得惟妙惟肖，但是，从受过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种族意识洗礼的我们的角度来看，那种族歧视的意味却是再清楚也不过了。在“白人至上观”之下，刻画出来的“劣等民族”有几个刻板的特色：女性化、婴儿化、肤色黝黑、表情贪婪猥琐、衣着褴褛、行为乖张。[15]第12幅的“支那人”的肤色黝黑、表情猥琐；辫子缠绕在头顶上，左侧可见的眼睛圆睁、嘴巴张开，贪婪之色毕现；他左手圈握着白皙的自由女神的底部，蓄着尖长、弯钩指甲的右手眼看着就要碰到女神的腰臀。第25幅的《中国的自由女神》，那自由女神的性别不明，而且被变脸成为一个双眼只有眯
缝大小的中国人，完全是美国人取笑中国人的刻板画像。火炬、皇冠、宽袍、律书都配备了，只是她是盘腿而坐。最刺眼的，是火炬下垂着的一条辫子！第31幅的背景是“联合共和国”的客厅，蓄着山羊胡的美国山姆叔是唯一一个男性。其它瑞士、法国、巴西、葡萄牙都是女性，她们的相貌依其成为共和的先后，越浅越年轻。葡萄牙的革命是1910年，比辛亥革命早一年。然而，葡萄牙已经是一个女生的模样，中国的“小不点儿”身高还不到葡萄牙的一半，左手的拇指还插在嘴里吮吸着。[16]
[1] 以下的描述是根据Siegan K.Chou[周先庚]，“America Through Chinese Eye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XIV.1（November，1928），pp.81-84.
[2] 陈维屏，《留美中国学生》，《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7年，页137。
[3] Arthur Rugh，“Chinese Students Abroad，”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1917），151.
[4] Siegen K.Chou，“America Through Chinese Eye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XIV.1（November，1928），83.
[5] Fran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New York：Grove Press，1967），p.153 and n.16.
[6] Fran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p.18.
[7] 胡适禀母亲，1915年3月22日，《胡适全集》，23：78.
[8] 胡适禀母亲，1913年4月30日，《胡适全集》，23：39.胡适在这封信尾写4月31日，当是笔误。《胡适全集》系为1912年4月21日。胡适在这封信里提起他拿他母亲的照片给白特生夫妇看。胡适母亲寄全家福给胡适是在1913年2月7日，参见杜春和编，《胡适家书》，页434。根据胡适1915年2月28日给韦莲司的信，那是他到美国以后收到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参见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February 28，1915，《胡适全集》，40：65.所以，我判定胡适这封信是1913年4月30日写的。
[9]《胡适日记全集》，1：133.
[10]“The University’s Attitude Toward Colored Students，”Cornell Alumni News, XIII.27（April 12，1911），p.314.
[11]《胡适日记全集》，1：313.
[12] 胡适，“Lest We Forget，”《胡适全集》，35：17-23.
[13]《胡适日记全集》，1：514-516.胡适未刊的投书，请参见Suh Hu，“To the Cornell Daily Sun，”《胡适全集》，40：1-2.
[14]《胡适日记全集》，1：548.
[15] John Johnson, Latin America in Caricatur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
[16]《胡适日记全集》，1：363，365，366，377，387，392.
性别观点与女性交谊
女性交谊对留美时期的胡适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用他在家信里形容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已聘未婚”的人。可能就因为如此，每当他触及到女性交谊的时候，他的做法常显示出心里有鬼的过当反应（defensive）。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在1914年6月8日的《留学日记》里记他第一次去女生宿舍的记载。他不但要声明那是他第一次去女生宿舍，还觉得他必须要从“开天辟地”开始，交代他那偏枯但无辜又无邪的身世。首先，是他在妇人社会中成长的幼年：
吾之去妇人之社会也，为日久矣。吾母为妇人中之豪杰，二十二岁而寡，为后母。吾三兄皆长矣，吾母以一人撑拒艰难，其困苦有非笔墨所能尽者。而吾母治家有法，内外交称为贤母。吾母虽爱余，而督责甚严，有过失未尝宽假。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为余道吾父行实，勉以毋忝所生。吾少时稍有所异于群儿，未尝非吾母所赐也。吾诸姊中惟大姊最贤而多才，吾母时咨询以家事。大姊亦爱余。丁未[1907]，余归省，往见大姊，每谈辄至夜分。吾外祖母亦极爱余。吾母两妹皆敏而能，视余如子。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此外则惟上所述诸妇人（吾母、吾外祖母、诸姨、大姊）陶冶之功耳。
接着，胡适说他在性别上偏颇的社交圈像钟摆一样，从纯粹的女性社会摆向了纯粹的男性社会。于是，他逐渐褪去了腼腆如女子的一面：
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恇如妇人女子，见人辄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及入中国公学，同学多老成人，来自川、陕、粤、桂诸省，其经历思想都已成熟，余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至是脱除几尽。
然而，由于长年生活在这个只知有男性而不知有女性的社会里，胡适说，他结果是付出了一个沉重的代价。从前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的时候，乍入男子的社会，他形容自己腼腆如女子。现在，久习于只有男性的社会，对于女子，他却心生畏惧，裹足不前。更严重的是，没有女性的社交生活，使他的人生失衡，失之于偏颇。他赢得了男性世界所特有的“智性”的生活，而失去了女性所专擅的“感性”的生活；他赢得了男性特有的“敏锐的思想”，却失去了女性的“温和之气”所能给予他的“陶冶”：
盖余甲辰[1904]去家，至今年甲寅[1914]，十年之中，未尝与贤妇人交际。即在此邦，所识亦多中年以上之妇人，吾但以长者目之耳。于青年女子之社会，乃几裹足不敢入焉。其结果遂令余成一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一方面几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为全用权术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念悬崖勒马，犹未为晚。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发达。吾在此邦，处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犹有古井作波之一日。吾自顾但有机警之才，而无温和之气，更无论温柔儿女之情矣。此实一大病，不可不药。吾其求和缓于此邦之青年有教育之女子乎！
胡适说他一向自夸来了美国四年，从来没去过“赛姬院”的女子宿舍。他的几个好朋友都苦口婆心地劝他，要他善用女性的陶冶之力。固执的他，不解他们话中的至理，反而笑他们不要陶冶不成，却落入情障。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决定以女性的温和陶冶之气为医治自己智性过头的药石：
吾在此四年，所识大学女生无算，而终不往访之。吾四年未尝入Sage College[赛姬院]（女子宿舍）访女友，时以自夸，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今夜始往访一女子，拟来年常为之。记此以叙所怀，初非以自文饰也。
吾前和叔永诗云：“何必麻姑[传说中仙女]为搔背，应有洪崖[传说中仙人]笑拍肩。”犹是自夸之意。盖吾虽不深交女子，而同学中交游极广，故颇沾沾自喜也。附志于此，亦以自嘲也。
朋友中如南非J.C.Faure[佛尔]、如郑莱君，皆以此相劝。梅觐庄[光迪]月前致书，亦言女子陶冶之势力。余答觐庄书，尚戏之，规以莫堕情障。觐庄以为庄语，颇以为忤。今觐庄将东来，当以此记示之，不知觐庄其谓之何？[1]
胡适在这则日记里说：“盖余甲辰[1904]去家，至今年甲寅[1914]，十年之中，未尝与贤妇人交际。”这句话所说的当然不是实情。事实上，胡适这句不是实情的话，多说了几次以后，连他自己都会相信是真的。他在1915年2月1日给韦莲司的信也这么说。他说：“我在上海的六年生活里，我不认为我跟任何一个女人说过十个字以上的话。我当时生活的周遭都是男人，多半都是比我年纪大的。妳可以想象这种‘不正常’的教育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坏影响。然而，我可以学习！实际上，妳已经教了我许多了。”[2]胡适写这封信是因为他跟韦莲司独处一室惹出了一场风波。他当时刚从纽约回来。他到纽约之前，先去了波士顿，为波士顿的“布朗宁知音会”（Browning Society）演讲儒家与罗伯·布朗宁。他在1月22日到了纽约，先是跟韦莲司参观了大都会美术馆，然后去她在纽约的公寓里她单独相处了一个下午。韦莲司的母亲知道以后，掀起了一场大风波。[3]
胡适对韦莲司说：“我在上海的六年生活里，我不认为我跟任何一个女人说过十个字以上的话。”这当然也不是实情。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小段“叫局吃酒”，连他自己都说是“不知耻”的日子。[4]周质平用同情扼腕的口气说，这是胡适与韦莲司独处的当天下午不敢有“大胆作风”，让韦莲司感到失望，因而编出来的饰词。[5]其实，胡适说这句话的时候，在性别观上有他自己很清楚的立足点。他在我前一段所引的日记里，说他从上海到美国的十年间，“未尝与贤妇人交际”。这里的重点是“贤妇人”这三个字。换句话说，在他的眼光里，妓女是男人逢场作戏时狎玩的堕落女子，不是“贤妇人”。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在中国的时候，确实从来没有跟任何“良家妇女”说过十个字以上的话。有趣的是，即使如此诠释，胡适在此所说的还不是真话。他在认识韦莲司的同时，已经结识了连续两年到康乃尔大学去选暑期班课的瘦琴（Nellie Sergent），并开始相当殷勤地通信。瘦琴会在胡适1927年再访美国的时候，成为他的第一颗美国星星。[6]
胡适在这则日记里提到女性的温和之气，说他要借“此邦之青年有教育之女子”来“求和缓”、陶冶之益。他还提到梅光迪在信上力赞“女子陶冶之势力”。可惜这封信现已不存，我们不知道胡适这些留美的友朋所说的“女子陶冶之势力”究竟指的是什么。幸好梅光迪在1917年5月号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一篇《新的中国学者：一、作为人的学者》（The New Chinese Scholar：I.The Scholar As Man）。这篇没刊登完的文章在第一部分末尾讨论的就是女性陶冶的力量。梅光迪说：
文学史家告诉我们，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学者之所以变得雅致（urbanity），主要是沙龙客厅里的女性的功劳。在那以前，学者总是邋遢的，言语也很粗暴。简言之，他们从前是枯燥、不登大雅之堂的学究（pedants）。然而，沙龙客厅里那些文雅的女性，把他们调教得文质彬彬、稳重练达。我们从近代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圣·博夫（Sainte-Beuve）笔下那些名媛给予学者的优雅的熏陶，就可以知道女性的影响有多大。直到今天，法国女性在文化圈还是很有势力，法国学者也是世界上最优雅的。当今美国人文主义巨擘、法国文学权威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在分析人文学者，亦即学者、君子（法文说“honnête homme”）的时候说：“一般说来，我们完全是拜法国的影响之赐，今天的学术才得以与学究分道扬镳，变得雅致与优美；人文与处世的标准也得以合而为一。”
歌德说：“与女性同游（society），是举止得体的初步。”我想我们都有目共睹，美国男人的温和（humane）的行为完全是靠女性来维持的。没有女性的熏陶，男人就好凌霸、欺压、倨傲。传统中国的学者向来邋遢、暴躁、古怪，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优雅的女性雅致的熏陶了。与女性同游，可以让我们学得温和之气，以及我们最缺乏的举止得体之礼（savoir vivre）。而我们跟她们交往绝对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只是一种社交上的乐事，那其实是一种严肃的磨炼，是一种削去我们棱角的磨炼。[7]
胡适与他的这些友朋，好强调女性的“陶冶之势力”。胡适自己在此处所征引的日记里分智性与感性的领域，然后又把女性的温和之气比拟为医治其智性过头的药石。凡此种种，很容易让人怀疑他们宣扬的仍然是美国十九世纪流行的“纯美的女性”（true womanhood）的观点。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期留美的中国学生里，很多人所心向往之的，确实是“纯美的女性”观的现代版。比如，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提到的胡彬夏，她后来跟哈佛大学毕业的朱庭祺结婚。胡彬夏心目中的现代“纯美的女性”的典型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白人、中上阶级、妇女俱乐部的成员，既可以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又能游刃有余地热心公益。[8]
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一则日记，也可以用来作这种观点的注脚。他在1914年11月22日的日记里记他跟橡树街（Oak Street）120号的室友聊天，谈到了婚姻的问题。这个室友是康乃尔大学的法学助教，胡适给他的译名叫卜葛特。他们的共同结论是：在知识上，要夫妻互相唱和，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对中国的男留学生来说，他们理想中的妻子并不是在知识上能唱和的伴侣。胡适说他的友朋都不喜欢找学问太多的女性结婚：
意中人（the ideal woman）终不可遽得，久之终不得不勉强迁就（compromise）而求其次也。先生为此邦女子至是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学女生而论，其真能有高尚智识，谈辨时能启发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识平等”为求耦之准则，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友辈中择耦，恒不喜其所谓“博士派”（Ph.D.type）之女子，以其学问太多也。此则未免矫枉过直。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长，然亦未尝不可为良妻贤母耳。[9]
胡适的优点是他没有一个死板的观点。比如说，他在1914年年底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去开“世界学生会”的年会，顺道去尼加拉瀑布市访问了曾在中国教书的卜郎夫妇。卜郎夫妇的同甘共苦，让他敬佩得所谓“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为妇画眉”等等都是何足道哉。于是他在日记里反思他在美国见过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卜郎夫妇没有孩子，在旖色佳待胡适如子的白特生夫妇也没有孩子。这是一种类型的家庭。他的法文老师康福教授，则“子女盈膝”，又是另一种类型的家庭。哲学系的老师克雷登和艾尔比（Ernest Albee）教授，“诸家夫妇皆博学相敬爱，子女有无，初不关心。则又一种家庭也。”[10]
等到几个美国朋友也开始谈婚论嫁，胡适更有机会观察与他同龄的美国好友的对象。比如，他在1916年8月21日追记的日记里提到他在葛内特的父母家见到了葛内特的未婚妻：“根[葛]君新识一女子，与同事者。爱之，遂订婚嫁，家中人不知也。葛君在纽约为《世界报》作访员。此次乞假休憩，与余同归，始告其家人。因以电邀此女来其家一游。女得电，果来。女姓Ross[罗丝]，名Mary[玛丽]，亦藩萨[瓦萨女子学院，说“亦”是因为葛内特的姐姐也是瓦萨毕业的]毕业生也。其人似甚有才干，可为吾友良配。”[11]年11月9日的日记，胡适又记了他在康乃尔的好友舒母的妻子：“一日，余得一书，书末署名为鲁本女士（Carmen S.Reuben）。书中自言为吾友舒母之妻。已结婚矣，以自命为‘新妇人’[新女性]（New Woman），故不从夫姓而用其本姓（通例，妇人当从夫姓，如Carmen Reuben Schumm）。此次以尝闻其夫及其翁称道及余，又知余尚在纽约，故以书邀余相见。余往见之，女士端好能思想，好女子也，诚足为吾友佳偶。尝与吾友同学，故相识。今年结婚。婚后吾友回旖色佳理旧业；女士则留纽约以打字自给，夜间则专治音乐。自此以后，吾与之相见数次，深敬其为人，此真‘新妇人’也。”[12]
眼看着美国朋友拥有在知识上相匹配的伴侣，胡适是否有所感触呢？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简言之，胡适对他媒妁之言的婚姻当然有着错综复杂的情绪。他在接受与抗拒之间的矛盾一定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我认为胡适在留美期间，如果曾经有过反悔他媒妁之言的婚约，那就是在1915年夏秋之间。这一段时间，是他对韦莲司最为相思的时候。他为韦莲司所作的三首艳诗《满庭芳》、《临江仙》、《相思》，都是这个时候的作品。反之，对江冬秀，胡适则写了一首令人读之怵目惊心的英诗《今别离》（Absence），赤裸裸地道出了他的心境，说那造成“妳”和“我”形同陌路的，不只是“那偌大的半个地球”，而是那心灵的阻隔。[13]到了1916年胡适记葛内特以及舒母的婚姻的时候，或许他已接受了自己的婚姻，心情也已平静了。
根据胡适在1915年10月30日的《留学日记》里的反省，他对女性的看法在认识韦莲司以后，产上了极大的转变：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14]
胡适在这里说：“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这句话当然有语病，仿佛女性的价值在于其可为爱国者的工具——“因势利用”，来“振衰起懦”、“化民成俗”。留美时期的胡适，在各式各样的思潮（包括新女性的思潮）的冲击下，可以说是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如果他在思想上有混淆、糅杂甚至从某些思潮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地方，也是很可理解的。
如果我们把胡适跟当时其他中国男留学生相比，他的前进真是不可以以道里计的。当时的中国男留学生泰半是反“新女性”的。举个例来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就是反“新女性”的大本营。留学哈佛大学、后来精神失常的徐承宗就在1914年一篇小品文里，用一群哈佛大学生在壁炉边与舍监教授长（Master）的谈笑，来讪笑妇女参政主义者（suffragists）。舍监教授长说只要妇女参政主义者继续用绝食的方法来争取参政权，他就要继续他的单身汉罢婚。[15]《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6学年度的主编莫介福，则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描写了一个美丽的妇女参政主义者“改邪归正”的故事。莉蒂雅（Lydia）疯妇女参政运动疯过了头，连毕业都顾不得了。她跑到布达佩斯特去参加了世界妇女大会，然后到伦敦去向英国激进的妇女参政者取经。结果证明了那是上帝的安排。莉蒂雅在伦敦遇到了一个少年英俊的男爵，两人一见钟情、闪电结婚。在连生了两个孩子以后，母性使莉蒂雅醒悟了她从前的愚昧，于是反过来成为一个反妇女参政主义者（anti-suffragist）。莫介福说他去访问了在家相夫教子的莉蒂雅。莉蒂雅告诉他说生物界的公律，雌总是小于雄。所以女性天生就是男性的内助与配偶，男性就是女性的保护者。莫介福说，他听了莉蒂雅作为过来人的省思以后，才终于领悟到为什么老处女远比光棍儿更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道理。[16]
老处女，用胡适在日记里的委婉语来说，就是“‘博士派’之女子”。胡适说她们“大抵年皆稍长，然亦未尝不可为良妻贤母耳”。问题是，中国男留学生所谈虎色变的就是老处女。《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26学年度的主编、清华1923级的周明衡说得再尖酸刻薄不过了。周明衡没有再取笑妇女参政运动者，因为当时妇女参政权已经成为事实了。美国宪法第十九条给予妇女参政权的修正案已经于1920年通过了。然而，对中国男留学生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女性的不安于其“性别之分”。好不容易送走了妇女参政主义者，又来了性别平等者。周明衡说，上帝给予女性几年的美丽与青春，但其代价是丑瘪的余生；男性为了一亲她们这几年的美丽与青春的芳泽，就得负起供养她们一辈子的代价。遗憾的是，周明衡说：
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以外，大多数的中国女留学生既没有青春也没有美貌可言，她们所拥有的本来就是让人不敢恭维的过去的残余。然而，这些被所谓的性别平等的观念——那条顿民族、基督徒至愚之说——冲昏了头的华夏女士们，也不先照一下镜子，就厚着脸皮在希腊女神的雕像座上搔首弄姿起来了。
对中国女留学生，周明衡嗤之以鼻。他说：女人“在思想上近视，她们只能对近在眼前的东西有本能性的了解。她们的视野很窄，视见短浅”。最可怕的是，她们不忠：“当伙伴嘛，她们太自私；当朋友嘛，她们又太不可信赖。太多的哥们儿栽在她们的手中，惨遭当绿帽乌龟的命运[原文用cuckoo（杜鹃），当是想用cuckold（戴绿帽）之误]。”周明衡说花心思在她们身上是不值得的：“她们的心扉是不对爱而开的。说她们是维纳斯，她们又不配。”他劝告男留学生：“小伙子！回中国去找个青春貌美的女朋友吧！担心个什么教育呢？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用头脑的不总是只有一个吗！”[17]
中国女留学生当然不会坐视这种轻佻的言论。她们的反击不但得体、机智、诙谐，而且能借势使力，四两拨千斤，轻松利落地就把射向她们的毒言棘语反手甩回，而且镖镖中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清华1921年资送留美的黄倩仪。黄倩仪后来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中西部分会在1923年所举办的夏令会，她以最高票当选该届“夏令会之花”。据说，她还写了一出中文歌剧，由她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音乐的姐姐或妹妹Grace谱曲。黄倩仪后来的先生是戏剧家余上沅。据说他们在波士顿排演过一出《此恨绵绵》，剧中的杨贵妃就是黄倩仪饰演的。莫非该剧是黄倩仪写的？总之，黄倩仪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学俱乐部的副会长，《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24学年度的副主编。[18]黄倩仪说周明衡的论点“既不得体，也缺乏品味，更没有内容”。她说这种文字透露出来的，就是酸葡萄的心理；作者不是恨女性成性，就一定是永远的光棍儿。她说中国留学生如果交男女朋友不顺遂，该怪的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而是传统的习俗，还有那学校的教育。她说：“不管一个女性有多厉害，她不可能让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变成一只乌龟。他如果是乌龟，那他一定生来就是一只乌龟，或者就该怪他的老师。我希望人类社会里不会有这种动物存在。不过，如果不幸人类社会果真有这种动物存在，我还真不知道除了以乌龟之道对待他们以外，还有什么更适合的法子。”[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