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胡适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在性别观念上，他就是能特立独行。不像其他中国留学生，人云亦云地拾社会上流行的男性中心观的唾余。1915年7月27日，胡适写了一封读者抗议的投书给《康乃尔太阳日报》。他在日记里解释了抗议的原因：“昨日本校日刊作社论，评纽约拳术比赛场中有妇女侵入强作宣传妇女参政之演说。其论甚刻薄，吾作书驳之。”
即使是夏日的艳阳也有它冰霜的一面。《一出高贵的闹剧》（A Noble Spectacle）那篇社论所充斥的保守的气息令人齿冷。
一群妇女参政主义者侵入拳击赛场去宣扬阁下很适切地描写为“理想”（cause）的行为，会引来一些聪明人的愤慨与嘲讽——贵报的社论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阁下允许我说说个人的看法——比起那些没有任何“理想”，球赛也好，舞会也好，任人摆布的女性而言，我更钦佩你们所讥诋的这些女性。拳击这种野蛮的竞技场，把它转借来作为宣扬妇女参政的所在，比起二十世纪一所卓越的大学的学生报被拿来宣传反妇女参政或反女性的言论，我觉得前者更为堂堂正正。
我想我可以不用辞费。妇女参政主义者之所以要想尽办法争取注意力，一方面是因为大众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理应较有见识”的报纸不可饶恕的反动言论，其中之一[指《纽约时报》？]，贵报还曾经比拟成“偶尔会从奥林帕斯山上下来与凡人一起犯错”的神祉。
胡某人（“WHO”）
胡适这封投书写得很诙谐。他说：“吾与此报主者Maurice W.Hows[郝司]雅相友善，故投此书戏之耳。”[20]主编姓“Hows”，胡适就戏签名为“WHO”；既与自己的姓同音，又与主编的姓谐音。
胡适留美时期来往通信最勤的女性，第一是韦莲司，第二是瘦琴。瘦琴在当时完全只是一个异性的朋友。胡适跟她从1914年开始通信，一年之间，她写给胡适的信，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厚度“几盈一寸”。[21]然而，在胡适留美期间，他们确实只是朋友。韦莲司就不同了。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由于没有太多的证据，只能说胡适对韦莲司有单相思的感情；韦莲司则是在胡适回到中国跟江冬秀结婚以后，才幡然醒悟她其实已经爱上了胡适。[22]问题的症结就在证据。我们目前唯一能见到的证据就是他们的来往书信。韦莲司给胡适的信的原件在北京；胡适给韦莲司的，则是韦莲司后来誊写或用打字机过滤之后的副本。毫无疑问地，韦莲司的信没有经过任何誊写的处理，最为可靠。除了遗失的以外，完全是原貌。
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提到，韦莲司是在1927年4月17日的信里第一次说她爱上了胡适。这是他们分手十年之后的事。当时，胡适在一个月前去旖色佳看过韦莲司和她的母亲。这是韦莲司第一次透露她在胡适1917年回国以后，发现自己爱上了胡适：
我今天重读旧信，读到那封宣布你即将结婚的信[即胡适1917年11月21日的信]，又再次让我体会到，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割舍。我想，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跟你结婚的念头。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在精神上]根本老早就已经结了婚了。因此，你回国离我而去，我就整个崩溃了。[韦莲司在信纸空白处加写了一句话]自从接到你1917年11月的那封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去重读你的旧信了。[23]
不只韦莲司和胡适的爱意的表露，我们需要看韦莲司的信才知道。胡适跟韦莲司在1933年胡适第三次赴美的时候变成灵肉合一的恋人，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也是因为有韦莲司的信为证，尽管韦莲司写得很含蓄。我们之所以必须从韦莲司的信来勾画胡适跟韦莲司之间的关系的轨迹，这在在显示的，就是胡适的矜持，矜持到连在“情书”里都吝于表露爱意的程度。当然，我们想要知道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上究竟矜持到什么地步，唯一能找到答案的方式，就是去看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的原件。
图21 1913年胡适母亲冯顺弟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二是江冬秀——韦莲司在1915年的信上说她“面带戚容”，看起来像是胡适口中的“表妹”（见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48）。（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胡适给韦莲司的信，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并不是原件，而是韦莲司整理过的。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说明了这批经过韦莲司重新打字或手写誊抄的信其实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韦莲司在1933年用打字机过滤打好寄到北京给胡适的，目前藏在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第二个版本则是胡适过世以前请韦莲司整理送到台北的，现藏台北的“胡适纪念馆”。原件据说已经由胡祖望带回华盛顿。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说韦莲司删节过的地方都作了删节号的注记。[24]然而，等我现在有机会把两个誊写、打字版本作了初步的对比以后，我发现并不尽然。韦莲司有些地方作了删节，但并没有作删节的记号。比如说，胡适跟韦莲司在发生“独处一室”那件风波以后，胡适1915年2月1日那封长信，其实还有他在2月2日加写的三小段安慰、称赞韦莲司“能宽容”、有“爱心”的话。胡适1915年3月28日的信，提到韦莲司思索经济独立的问题。这两处都被韦莲司在重新誊打的时候给删掉了，而且没加删节号。
“胡适纪念馆”版的胡适在1915年12月8日给韦莲司的信有三处加了删节号。比对了“北京近代史所”版以后，我发现前两个删节处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删节处，提到胡适等待韦莲司寄给他她亲手制作的干燥玫瑰花瓣的雀跃之情。第二个删节处提到了12月5日晚发生的事情。可惜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韦莲司在12月6日写的信为自己当晚“不礼貌”的行为道歉，说她很后悔。她请胡适不要再提起当晚的事。[25]在被韦莲司删掉的那一段信里，胡适则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他说直到第二天才发现自己当时已经感冒了。第三个删节处是胡适说他很高兴知道韦莲司当时在作的画进展得很顺利。
这些韦莲司所作的删节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韦莲司删节掉的，恐怕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换句话说，如果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里，有些确实是情书，除非能看到原件，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为什么会猜测胡适写过情书给韦莲司呢？韦莲司不见得比胡适不矜持。她自然有她的自尊与矜持。就像她在1939年对胡适所说的：“你去年夏天告诉我你是一个害羞的人。其实我也一样；我远比你所想象的还更害羞。”[26]韦莲司告诉胡适这些话，因为当时胡适把一套他的《留学日记》送给她，还特别为她勾出了他在这套日记里提到她的地方。如果胡适先前没写过情书给韦莲司，有着女性自尊与矜持的她不会在1927年4月17日的信里告诉胡适，她在他回国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他。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性别关系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胡适没有先表明他对韦莲司的爱慕，韦莲司是不可能主动示爱的。然而，这一切都必须等我们看到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的原件以后才可证明。
[1]《胡适日记全集》，1：328-330.
[2]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February 1，1915，《胡适全集》，40：40.
[3]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10-14。
[4]《胡适日记全集》，1：345.
[5] 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7。
[6]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164-173。
[7] K.T.May，“The New Chinese Scholar：I.The Scholar As Ma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I.7（May，1917），p.350.
[8] 请参阅拙著Yung-chen Chiang，“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Journal，”Gender＆History，18.3（November 2006），pp.527-528.
[9]《胡适日记全集》，1：552.
[10]《胡适日记全集》，2：5-6.
[11]《胡适日记全集》，2：398.
[12]《胡适日记全集》，2：441.
[13]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35-43，63-87。
[14]《胡适日记全集》，2：245.
[15] Z.Z.，“Merry Making，”The Chinese Stuents’Monthly, IX.3（January 10，1914），p.248.以下有关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男留学生反“新女性”的言论，是根据笔者关于中国留美学生的未刊书稿，“Educating‘Pillars of State’in the‘Land of the Fre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5-1931，”Chapter 6：“‘After College in the U.S.，What?For Women’.”
[16] Kai F.Mok，“Lydia and Her Experien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2（December 10，1913），pp.140-143.
[17] Thomas Ming-heng Chao，“Cabbages and Onions：On Love, Taxi, Marriage and Other follie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ly, XXII.6（April，1927），pp.77-78.
[18]“Student World：The Mid-West Conferen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X.1（November，1923），p.61；“Personal New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X.5（March，1924），p.76；and“Student World：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lub of Columbia University，”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X.4（February，1925），p.63.
[19] Dorothy T.Wong[Huang Qianyi]，“Cabbages and Onions：Pickles，”CSM, XXII.8（June，1927），pp.61-62.
[20]《胡适日记全集》，2：166-167.
[21]《胡适日记全集》，2：210.
[22]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35-43，210。
[23]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April 17，1927.
[24]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296-298。
[25]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December 6，1915.
[26]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June 4，1939.
人类文明的展望
胡适在留美期间对人类文明的展望也逐渐发展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他一生的政治思想一直到1940年代的，就是他从社会立法的角度来救济传统自由主义的不足的想法。最典型的一个叙述，就是胡适在1914年9月9日游波士顿时跟哈佛大学留学生孙恒的谈话。孙恒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不知自由平等之益”，他说那是“救国金丹”。胡适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中国“病不在于无自由平等之所说，乃在不知诸字之真谛”。胡适对孙恒说：“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说，已非复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之平等自由。”他进一步作了解释：
向谓“人生而自由”（L’homme est né libre——Rousseau[卢梭]）。果尔，则初生之婴孩亦自由矣。又曰：“人生而平等”。此尤大谬。人生有贤愚能否；有生而癫狂者、神经钝废者；有生具慧资者；又安得谓为平等也？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然有时并此项自由亦不可得。如饮酒，未为侵犯他人之自由也，而今人皆知饮酒足以戕身；戕贼之身，对社会为失才，对子孙为弱种。故有倡禁酒之说者，不得以自由为口实也。今所谓平等之说者，非人生而平等也。人虽有智愚能不能，而其为人则一也。
故处法律之下则平等。
胡适接着引申了他的社会政治哲学。这也就是说，胡适把人生而不平等归咎于天，亦即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天地不仁”，可以由人治，亦即由社会立法来补救：
夫云法律之下，则人为而非天生明矣。天生群动，天生万民，等差万千，其强弱相倾相食，天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此之谓耳。人治则不然。以平等为人类进化之鹄，而合群力以赴之。法律之下贫富无别，人治之力也。余又言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不观乎取缔“托拉斯”之政策乎？不观乎取缔婚姻之律令乎（今之所谓传种改良法（eugenic laws），禁癫狂及有遗传病者相婚娶，又令婚嫁者须得医士证明其无恶疾）？不观乎禁酒之令乎（此邦行禁酒令之省甚多）？不观乎遗产税乎？盖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奈何吾人犹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之也。[1]
其实，这并不是胡适第一次引申这个“天生”与“人治”对立，或者，更确切地说，用“人治”来补救“天生”的社会政治哲学。他在1914年7月28日的日记里，就透过描写人类用工程技术凿径筑桥，让人人都能得享大自然之美的做法，来宣扬人定胜天、以人工来弥补天地不仁的做法：
廿五日往游活铿谷（Watkins Glen, N.Y.），此地真天地之奇境也……此地近由纽约省收为公园，依山开径，跨壑通梁，其险处皆护以铁栏，故自山脚至巅，毫无攀援之艰，亦无颠踬之虞。视前游英菲儿山探险之奇之乐，迥乎不侔矣。然“佳境每深藏，不与浅人看。勿惜几两屐，何畏山神悭？要知寻山乐，不在花鸟妍”。其缺憾所在，在于不均。天下能有几许人不惜寻山之屐，不畏攀援之艰耶？今国家为凿径筑桥，坐令天险化为坦途，妇孺叟孩皆可享登临之乐，游观之美，不亦均乎！此中亦有至理存焉。英菲儿山任天而治者也，探险者各以其才力之强弱，定所入之浅深及所见之多寡；惟其杰出能坚忍不拔者，乃能登峰造极，尽收其地之奇胜；而其弱不能深入或半途而止者，均王介甫所谓“不得极夫游之乐”者也。其登峰造极者，所谓英雄伟人也：敌国之富人、百胜之名将、功名盖世之豪杰、立德立言之圣贤，均此类也。其畏而不敢入者，凡民也。入而不能深者，失败之英雄也。所谓优胜劣败，天行之治是也。活铿之山则不然，盖人治也、人择也（rational selection）。以人事夺天行之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吾所谓天行之酷也）。人之智慧材力不能均也，天也，而人力可以均之。均之者何也？除其艰险，减其障碍，俾曩之惟圣且智乃可至者，今则匹夫匹妇皆可至焉；曩之所谓殊勋上赏以待不世出之英杰者，今则人人皆可跻及焉。以人事之仁，补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2]
胡适在这两则日记里的立论，其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的进化论。活铿谷和英菲儿山瀑布（Enfeld Falls）代表的是“天行”与“人择”的两个模式。英菲儿山瀑布是“任天而治者也，探险者各以其才力之强弱，定所入之浅深及所见之多寡”。活铿谷则不然，纽约省把它“收为公园，依山开径，跨壑通梁，其险处皆护以铁栏”。其结果是连“妇孺叟孩皆可享登临之乐，游观之美”。英菲儿山瀑布和活铿谷诚然都是奇境美景。然而，英菲儿山瀑布只有年轻力强、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方能得以欣赏；反之，活铿谷因为经过了人工的整治，人人都得以享之。把这两个天然的奇景拿来作比喻，“十八世纪学者所持的任天而治（放任主义）”就像是英菲儿山瀑布；活铿谷就像是胡适所说的二十世纪的“干涉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是天行之治的典型；后者则是人择的典型。从胡适的角度来看，去拥抱“十八世纪学者所持的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不啻于是“拾人唾余”。莫若二十世纪的“干涉主义”与“社会主义”，“以人事之仁，补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
胡适所持的这种“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他思想的来源的。他在康乃尔的老师不只一位是持这种观点的。其中，胡适所敬爱的康乃尔大学创校的白校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胡适在日记里演申他的“天行”与“人择”的理论的一年之前，白校长就在1913年5月29日在“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Phi Beta Kappa）和“理学会”（Ethics Club）联合主办的会里作了一个演讲。我们记得胡适在该年3月被选为“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的会员。白校长这个演讲的题目是《演化与革命的对比：从政治上来观察》（Evolution vs.Revolution in Politics）。这个题目是白校长从十九世纪末年开始就常公开演讲的一个题目。
革命与演化对比，白校长称前者为“灾难带动的发展模式”（development by catastrophe）；后者为“有秩序的发展模式”（orderly development）。革命的例子不胜枚举，墨西哥的革命以及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属于此类。白校长说大家的眼前就正在上演着一出革命的闹剧。他的例子就是当时英国的妇女参政运动。他说在妇女参政运动者演出全武打以前，英国的下院其实有大多数的议员愿意投票支持。然而，在妇女参政运动者用暴力的手段去宣扬她们的“理想”以后，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议员就表明说他不再支持了，因为他如果支持，不就等于说他赞成任何用暴力的手段来达成目的的行为吗！
白校长保守的态度在在地表现在他对美国独立革命的评价，以及他对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嫌恶上。他说：
美国独立革命发生以前，如果比较稳健的人得以当道，[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就很有可能跟母国维持更久的一段关系。如果历史的发展是那个样子，则英格兰、苏格兰的人，就可以继续以移民的方式来给我们的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而不是被导到别的方向去；等[殖民地与母国]分家的时候，很可能是和平的方式；而到了分家的时候，这些州的人民里也就会有较高比例的盎格鲁—撒克逊种，那就会有助于同化那些后来蜂拥而来的较劣的人种。我们如果不立法限制这些劣等的种族进来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是一声不响的蛮人大迁徙，那是会毁掉这个国家的，就好像历史上前一波的蛮人大迁徙导致罗马帝国的覆亡一样。
从白校长的角度看来，大学是把革命杜绝于未萌的最佳堡垒。有一个企业界领袖说美国的大学没有尽到培养企业人才的责任。白校长说这是误解。他说美国大学毕业生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可是他们握有将近百分之六十全国最重要的职位。最令人痛心的是，白校长说那些用欺诈之术（scoundrelism）积攒巨富的人，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他说有钱人要散财，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捐钱在大学里设立或扩展其历史、政治、社会科学的科系。这是为演化作铺路最正确的方法，因为演化最能够用来杜绝革命于未萌的基础。[3]
除了白校长以外，康乃尔大学闪族语言教授须密（N.Schmidt）先生也忧心革命的破坏，而主张用开明立法的方式消弭革命于未萌之前。须密教授在1913年10月7日在“理学会”作了一个演讲。他的题目是：《抗争：以违法来争取合法权》（Militancy：Law-Breaking as a Means of Gaining Legal Rights）。须密教授认为不遵守法律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因为我们都遵从权威：从父母、老师、社会、法律到个人所遵奉的道德或神祉的最高权威。激进者无视习俗或法律，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他们是罪犯；二是他们的所见超乎现行的法律，他们怀抱着更高的理想。须密教授说，当时在抗争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属于后者。他说历史上用违法的方式来争取权益的例子很多：瑞士、荷兰、瑞典、希腊和中国史上都有这些例子。
激进者用破坏的手段的用意亦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举兵来争取他们的权益，社会上的大多数者太有力了，任何武力的抗争等于是以卵击石。于是，他们改采纠缠、游击、骚扰、折磨敌人的方法。这些方法有时候相当有效。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女性所用的方法就是如此。她们并没有在井里下毒或者砸烂机器。但她们砸破玻璃、放火烧屋、揪住英国首相的大衣后摆、对准他的耳朵高呼：“给妇女投票权。”
须密教授认为有两种更好的方法：第一种是由下而上的，是用不抵抗的方法，或者用胡适引须密教授所说的“消极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见第六章）的潜移默化的方法。这是基督、佛祖、宗教改革和匮克派的方法。也就是后来甘地用的方法。那是一种消极的屈服，虽屈服于不公不义，然抗议犹在。须密教授认为抗争者也许最好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用这种方式的人最终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他们所争取的目的。另一种则是由上而下的做法。也就是说，已经享有特权或权益的人要开明、要有远见，主动立法让社会上的其它人也得以分享特权或权益。须密教授说，依他个人的看法，这是消弭革命于未萌最好、最有效的的方法。[4]
在1913年听取白校长和须密教授演讲的时候，胡适在思想上还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他还没进入绝对不抵抗主义的阶段。然而，即使他后来在意识形态上要比白校长前进得多了，即使他后来扬弃了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这种用社会立法的方式，来补“天地之不仁”、“天行之酷”的想法——不管是出自博爱、推己及人之心；或者是出自未雨绸缪、为人为世作设想；或者是出自阶级自保之心——一直成为胡适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点。等胡适从杜威1916年那两篇文章里悟出“规划”、“管理”和“控制”的道理以后，那只有更坚定他对社会立法的信念。
胡适这个用社会立法来从事改革以避免革命的信念是非常坚定的。即使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使他振奋而为之赋诗，但这个坚定的信念却从未动摇。他在1917年3月21日的《留学日记》里录下了一段剪报，记载了俄国的学生、起义的士兵以及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不分党派异见，大家革命与共，在街头上并肩齐进的气象：
一群群的学生——很容易识别，因为他们蓝色的帽子和深色的制服——加入了衣着褴褛的叛军的行列；各色各样的人士也陆续加入。一时之间，[革命]的理想超越了党派的异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5]
胡适读报有感，特别为之填了一首《沁园春》，写了半阕。直到三个礼拜以后，他才有时间把下阕填好。他先写了一个序：
吾前作《沁园春》词记俄国大革命，仅成半阕。今读报记俄国临时政府大赦旧以革命暗杀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亚赦归者盖十万人云。夫囚拘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残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
词曰：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看乌衣蓝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6]
即使胡适在此为“十万囚徒”庆幸，为之高歌“新俄万岁”，这并不表示胡适就像邵建所说的，是赞同革命的。[7]他在这首词里说得非常痛心而且透彻：“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他在《序》里说得非常清楚：“夫囚拘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正由于罗曼那夫皇朝的愚蠢，不懂得未雨绸缪、断尾求生，用改革、立法的方式，来因势利导那汹涌澎湃的争自由之心，“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俄国的罗曼诺夫皇朝之倒也，不足惜、不足悯，因为倒的是一家、一朝、一独夫。论代价，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才、生命、资源的浪费。胡适之所以会颂赞“新俄万岁”，他所颂赞的与其说是革命，而毋宁说是“沙俄”的终结，“新俄”的开始；他所颂赞的，是社会的浪费的终止，他所希冀的是“规划”、“管理”和“控制”的开始。胡适对“新俄”的期待或许是一相情愿，不过那不是重点。没有人可以预见未来。任何人如果用后见之明来讥诋胡适的不能有先见之明，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见，没有领悟出胡适颂赞的重点。
[1]《胡适日记全集》，1：492-493.
[2]《胡适日记全集》，1：417-427.
[3]“Social Study Will Forestall Revolution，”Cornell Daily Sun, XXXIII.183，May 30，1913，p.1.
[4]“Wise Legislation Best Avenue to Justice，”Cornell Daily Sun, XXXIV.15，October 8，1913，p.1.
[5]《胡适日记全集》，2：490-491.
[6]《胡适日记全集》，2：507-508.
[7]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