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散蒲生教授在1913年10月18日，就在胡适所住的“康乃尔世界学生会”演讲过“现代戏剧”（Modern Drama）。[3]年2月10日，散蒲生教授又在“康乃尔世界学生会”演讲梅脱林克。[4]我们不知道胡适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德国剧作家赫仆特满的。然而，我们知道艾尔司特（Ernest Elster）教授在1914年3月27日的演讲，讲的就是赫仆特满。艾尔司特是从德国来的访问教授，他在康乃尔的访问期间开了两门课：“诗人海涅”以及“十九世纪德国主要剧作家”。[5]艾尔司特教授的课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去旁听了。然而，最有可能的是，胡适是在1914年春季班“现代戏剧”课上接触赫仆特满的，该课由散蒲生教授讲授。我的推想是，他在听了散蒲生教授的导读和诠释以后，就在该年的暑假，也就是7月18日、20日，连续读了赫仆特满的《东方未明》（Before Dawn）、《织工》（The Weavers）以及《獭裘》（The Beaver Coat）。他在7月29日的日记里记了散蒲生教授对赫仆特满几出戏剧的分析：
闻英文教长散蒲生（M.W.Sampson）讲赫仆特满所著剧之长处。其论《獭裘》与《放火记》（The Confagration）也，曰：“此二剧相为始末。前剧之主人Mrs.Wolff[伍夫夫人]今再嫁为Mrs.Tietitz[梯提慈夫人]，老矣。虽贼智犹存，而坚忍不逮。奸雄末路，令人叹息。赫氏长处在于无有一定之结构经营，无有坚强之布局，读者但觉一片模糊世界，一片模糊社会。一一逼真，无一毫文人矫揉造作之痕也。”此种剧不以布局胜，自赫氏始也。
其论《织工》也，曰：“此剧有二大异点：一、全剧不特无有主人[翁]，乃无一特异之角色。读《獭裘》及《放火记》者，虽十年后，必不能忘剧中之贼婆伍媪及巡检卫而汗（Wehrhahn），犹读《哈姆雷特》（Hamlet，萧士璧[莎士比亚]名剧）者之不忘剧中之王子也。此剧《织工》则不然，读者心中但有织工之受虐，资本家之不仁，劳动家之贫饿，怨毒入人心之深，独不见一特异动人之人物（此言确也。吾读此才数日耳，而已不能举书中之事实耳），盖此书所志不在状人，而在状一种困苦无告之人群，其中本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也。二、剧中主人既是一群无告之识工，其人皆如无头之蛇、丧家之犬，东冲四突，莫知所届。读者但觉其可怜可哀，独不知其人所欲究属何物，此其与他剧大异之处也。读《西柴》[《恺撒》]者，知布鲁佗[Brutus，刺杀恺撒者]所欲何事，亦知高西厄司[Cassius，刺杀恺撒阴谋主导者]所欲何事。读《割肉记》（Merchant of Venice）者，知休洛克[Shylock，以放高利贷致富的犹太人]所欲何事。读《哈姆雷特》者，知[此]丹[麦]王子所欲何事。独读此剧者但见一片模糊血泪，但闻几许怨声，但见饿乡，但见众斗，但见抢劫，但见格斗，但见一股怨毒之气随地爆发，不可遏抑。然试问彼聚众之工人所要求者何事、所志在何事，则读者瞠不能答也。盖此剧所写为一般愚贫之工人，其识不足以知其所欲何事，其言尤不足以自白其所志何在也。”此种体近人颇用之，俄国大剧家契可夫（Tchekofv[Chekhov]）尤工此。[6]
胡适对十九世纪西洋戏剧的兴趣，主要在于其写实主义的角度。用胡适在日记里所用的名词来说，就是问题剧。他在记录他读赫仆特满的《东方未明》的同一天，也就是1914年7月18日的日记里说：“自伊卜生[易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剧，又名‘问题剧’（Problem Play），以其每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之问题也。业此最著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为赫氏，在英为萧伯纳（Bernard Shaw）氏，在法为白里而氏。”[7]
在留美学生里，像胡适这么用功、兴趣这么广泛的人是不多见的。他不但自己读书、勤于听演讲，还组织读书会跟同学一起砥砺讨论。比如说，胡适在1914年7月18日的日记还记他组织了一个读英文文学名著的读书会：“发起一会曰读书会，会员每周最少须读英文文学书一部，每周之末日相聚讨论一次。会员不多，其名如下：任鸿隽、梅光迪、张耘、郭荫棠、胡适。余第一周所读二书：Hawthorne,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霍桑，《七个尖角屋顶之屋》]；Hauptmann, Before Dawn[赫仆特满，《东方未明》]。”[8]
除了听演讲、组织读书会，胡适还勤作笔记。光是在7月18日，他就记下了两本剧本的读后感：
上所举第二书[《东方未明》（Before Dawn）]乃现世德国文学泰斗赫仆特满（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最初所著社会剧。赫氏前年得诺贝尔奖金，推为世界文学巨子。此剧《东方未明》，意在戒饮酒也。德国人嗜饮，流毒极烈，赫氏故诤之。全书极动人，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龌龊，栩栩欲活，剧中主人Loth and Helen尤有生气。此书可与伊卜生社会剧相伯仲，较白里而（Eugène Brieux，1858-1932）所作殆胜之。[9]
又：
今日又读一剧，亦赫氏著，曰《织工》（The Weavers），为赫氏最著之作，写贫富之不均。中写织工之贫况，真足令人泪下。书凡五出：第一出，织工缴所织布时受主者种种苛刻虐待，令人发指。第二出，写一织工家中妻女穷饿之状。妻女日夜织而所得不足供衣食，至不能得芋（芋最贱也）。儿啼索食，母织无烛，有犬来投之不去，遂杀以为食。种种惨状，令人泪下。第三出，写反动之动机。兽穷则反噬，固也。第四出，织工叛矣。叛之原因，以主者减工值，工人哀恳之。主者曰：“不能得芋，何不食草？”（此有“何不食肉糜”风味。）工人遂叛，围主者之家，主者狼狈脱去，遂毁其宅。读之令人大快。第五出，写一老织工信天安命，虽穷饿犹日夕祈祷，以为今生苦，死后有极乐国，人但安命可矣。此为过去时代之工人代表。今之工党决不作如此想也。此老之子妇独不甘束手忍受，及工人叛，妇持斧从之。其子犹豫未去，闻门外兵士放枪击工人之声，始大怒，持刃奔出从之。老工人犹喃喃坐织门外，枪弹穿户入，中此老，仆机上死。俄顷，其幼孙奔入，欢呼工党大捷矣。幕遂下。此一幕写新旧二时代之工人心理，两两对映，耐人寻味。令人有今昔之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旧时代之心理也。“人实为之，天何与焉？”“但问人事，安问天意？”“贫富之不均，人实为之，人亦可除之。”此新时代之心理也。今工人知集群力之可以制资本家死命也，故有同盟罢工之举，岂得已哉！谁实迫之而使至于此耶！此剧大类Mrs.Gaskell’s“Mary Barton”[盖丝蔻，《玛丽·芭屯》，描写维多利亚时代的下层社会]，布局命意，大抵相类，二书皆不朽之作也。[10]
7月30日，他又读了“瑞典戏剧巨子施吞堡（Strindberg）短剧名《线索者》（The Link），论法律之弊，发人深省。伊卜生亦切齿法律之弊，以为不近人情，其所著《玩物》（A Doll’s House或译《娜拉》）中之娜拉与奸人克洛司达一席话，皆论此题也。”[11]年12月，秋季班结束放圣诞节假的时候，胡适又读了七个剧本。他在12月20日的日记里说：
连日读赫仆特满（Hauptmann）两剧：一、《韩谢儿》（Fuhrmann Henschel）；二、《彭玫瑰》（Rose Bernd）。又读梅脱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梅氏为比利时文学泰斗，为世界大文豪之一）四剧：一、Alladine and Palomides[《爱乐婷与帕洛米底司》]；二、The Intruder[《不速之客》]；三、Interior[《屋内》]；四、Death of Tintagiles[《婷绨凯之死》]。又读泰戈尔（Tagore，印度诗人）一剧：The Post Offce[《邮局》]。三人皆世界文学巨子也。[12]
胡适对戏剧的涉猎让他对戏剧的品评颇有自信。这个自信甚至在他广泛地涉猎十九世纪西洋戏剧以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说，我在第四章分析过他可能是在大三上学期所写的读书报告：《哈姆雷特：一出没有英雄的悲剧》。他在这篇报告的结论说：
我们在本文里追溯了哈姆雷特的一生，发现他——用我在本文启始所说的话来说——一丁点儿英雄的气概也没有。让我再征引歌德的话来说：“他有一个优美、清纯、高贵、道德的本质，但没有作为一个英雄所应有的勇气；他心中的重负[母亲跟毒死自己父亲的叔叔结婚]压跨了他，他既担不起又放不下。他所面对的是作不到的——不是作不到，而是他作不到。”对他来说是太难了。我们听到他呼号着：
这整个世界都脱序了。喔！真是厄运，
让我来这世间就是要我去拨乱反正！
这就是哈姆雷特，就是一出没有英雄的悲剧里的“英雄”。
不只是哈姆雷特不够英雄，这出戏里没有一个称得上是英雄的人物。那乱伦、杀人的克劳底尔司（Claudius），用麦考莱的话来形容，“整个人就是匕首与面具”，最后死在自己的“回头箭”下。皇后呢！就像哈姆雷特对她说的：
喔！不要脸！妳的羞耻心到哪儿去了？
至于娥蜚（Ophelia），她既没有蔻黛丽（Cordelis）[《李尔王》的幺女]优雅的顽强，也没有茱丽叶狂热的爱，也没有马克白夫人的“不男不女”（unsexedness）。她的柔弱几近于曲承。[剧中的]莱提司（Laertes）呢！海司里特（Hazlitt）说他“有点好自吹自擂”。可他顺从克劳底尔司的诡计要去害哈姆雷特。还有那鄱罗尼尔司（Polonius）[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翻成“潘老丈”]，那个最圆滑的笨伯，他深谙人世间所有的教训，却栽在不知“好管闲事会惹祸”的道理[这是哈姆雷特在第三幕第四景刺死鄱罗尼尔司以后说的话]。
喔！好一群傀儡、笨伯和丑角！喔！真是一出没有英雄的悲剧！然而，大家都喜欢这出戏。看着《哈姆雷特》里的这些傀儡、笨伯、丑角在那儿扯淡、蒙骗、说谎、毙命，大家都为之欢呼、落泪、叫好、拍手。人人都说莎士比亚最绝妙的作品是《哈姆雷特》。这原因何在呢？我觉得理由很简单。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斥着傀儡、笨伯与丑角的舞台。傀儡、笨伯与丑角是众多、遍在、近在眼前的；英雄则是少见、稀有的。怯懦之行天天可见；英雄事迹则仿如凤毛麟爪。我们喜欢司各特（Scott）[Walter Scott，1771-1832]的小说，因为小说中有英雄人物。我们喜欢阿拉丁[《十字军英雄记续》里的人物]、犹太女子萝蓓卡[《艾凡赫》里的人物]，因为他们是英雄、稀有的。然而，我们更喜欢撒克里小说里的贝姬、斗宾少尉[《浮华世界》里的人物]和艾斯蒙[《艾斯蒙传》]，正因为他们不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像你我他一样的实际、平凡和所在皆是。就像虚荣的女性喜欢顾影自喜一样，这平凡的世界在这出莎士比亚的杰作里看到的是自己的写照——那没有英雄的悲剧。[13]
如果我们觉得《哈姆雷特：一出没有英雄的悲剧》的结论颇为熟悉，那就是胡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易卜生主义》思想的雏形。胡适的思想里自有他精英主义的部分，虽然他也深信民主制度的功用与价值。但这都是后话。胡适显然相信在人类社会里，大多数都是平凡的芸芸众生，特立独行的英雄乃是少数。这些“英雄”用他在写给梅光迪的一封信里的话来说，是“天生的贵族”（natural aristocrats），以别于那些命好，生在帝王、将相世家的贵族。这些“天生的贵族”是带领社会进步的要素。可惜胡适这封信现已不存。我们只能从梅光迪的回信推测胡适信中的大意：
来书所主张之实际主义[写实主义]，与弟所恃之humanism（姑译之为“人学主义”可乎）似多合处。足下之第一条，迪极赞同。第二条亦无所置议。惟第三条就字面论之，似有不能全然了解处，请再一言之可乎？迪谓今世风行社会学说（social philosophy），似多分“社会”与“个人”为二物，尤有流弊者，乃在偏重社会方面。有个人作奸犯科，自命为社会改良者，乃归其过于社会，以为社会上某某制度、某某法律若革去，则其社会中份子自可皆归于善。此种改良，以迪观之，乃倒行逆施耳。故今之西方社会上，其改良家愈多，其社会腐败乃愈甚。此非悲观之言，乃实境也。何则？由其个人（社会分子）腐败也。故言“人学主义”者，主张改良社会，在从个人做起，使社会上多有善良个人，其社会自善良矣。孔子之言曰：君子修其身，而后能齐其家，齐其家而后能治其国……欲改良社会，非由个人修其身，其道安由？足下所称之“natural aristocrats”[天然贵族]，即弟之所谓humanists（人学主义家）也。此种人无论何时，只居社会中少数。不过一社会之良否，当视此种人之多寡。[14]
梅光迪对许多社会学说——包括胡适——把“社会”与“个人”一分为二的批判是有见地的。然而，他也为成见所囿，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于个人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是个人的腐败。这是传统儒家从修身出发的政治社会哲学的一支，与典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汇流。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传统个人主义的观点。从留美到1940年代初期的胡适，一方面想用社会立法来救济传统自由主义的不足与缺失，一方面又要确保少数特立独行的个人不被社会上平庸的大多数所迫害、淹没与埋葬。这种“社会”与“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紧张与矛盾如何取得创造性的均衡，是胡适在他人生不同的阶段、扮演不同的身份、面临不同的事例时，所必须权衡、加持或割舍的。在他留美的后期，胡适着重的是他从易卜生的戏剧所悟出来的特立独行的个人。
[1] 胡适致《甲寅》编者，无日期[1916年秋]，《胡适全集》，23：82-83.请注意，《胡适全集》主编系此信为“约7月左右”，误。胡适在信尾签名：“胡适白自纽约”。胡适是在9月20日搭夜车离开旖色佳的，次晨抵纽约，搬进哥伦比亚大学。换句话说，这封发自纽约的信只有可能是该年秋天写的。
[2]“English Professors to Give Readings，”Cornell Daily Sun, XXXIV.100，February 14，1914，p.8.
[3]“Professor Sampson On“The Modern Drama，”Cornell Daily Sun, XXXIV.24，October 18，1913，p.1.
[4]“Professor Sampson to Discuss Maeterlinck，”Cornell Daily Sun, XXXIV.95，February 9，1914，p.4.
[5]“Schiff to Introduce Prof.Ernst Elster，”Cornell Daily Sun, XXXIV.95，February 9，1914，p.1；“Hauptmann a Leader of Naturalist School，”Cornell Daily Sun, XXXIV.136，March 28，1914，p.2.
[6]《胡适日记全集》，1：427-428.
[7]《胡适日记全集》，1：410.
[8]《胡适日记全集》，1：409.
[9]《胡适日记全集》，1：409-410.
[10]《胡适日记全集》，1：411-412.
[11]《胡适日记全集》，1：430.
[12]《胡适日记全集》，1：569-570.
[13] Suh Hu[Hu Shi]，“Hamlet：A Tragedy without A Hero.”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编号：E-59-2.
[14] 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12月2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464-465.
易卜生
在所有可能已经遗失的胡适的文件里，最可惜的大概就是英文版《易卜生主义》了。根据胡适自己的回忆：“《易卜生主义》一篇写的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国三年[1914]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宣读的，中文稿是民国七年[1918]写的。”[1]我们知道胡适在世的时候，手头一直存有这篇英文稿。比如说，他在1931年1月15日的日记里说：“到英美烟公司，把十六年前做的《易卜生主义》英文原稿交A.T.Henckendorff[亨肯朵夫]带给他的夫人看。”[2]同月18日的日记：“在A.T.Henckendorff家吃饭，与他们夫妇畅谈。其夫人最表同情于我的《易卜生主义》一文。”[3]又，同月23日的日记：“在[沈]昆三家吃饭。他说：Mr.A.T.Henckendorff说挪威公使要把我的《易卜生主义》打二份，送入Ibsenianan[Ibseniana，易卜生汇辑]中去。我说可以。”[4]可惜，现存北京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没有这篇文章，康乃尔大学的档案馆也没有，挪威的“易卜生中心”也没有。
胡适1914年写的《易卜生主义》英文稿的遗失特别可惜，在于我们不能用他在1918年写的中文稿来还原他四年前所写的英文稿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这四年之间，是胡适思想变化的一个关键期。他在1914年写《易卜生主义》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实验主义。1918年写中文稿的时候，他已经写完了《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我在第五章已经分析了，他在《先秦名学史》里对实验主义有诸多附会、误解的地方。我认为回到中国以后的胡适，因为下了工夫，开始对实验主义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在撰写《易卜生主义》的中文稿之前，至少重温了易卜生的一出剧本，还跟朋友谈了易卜生。我们知道他在1917年12月11日重读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他在《老鸦》一诗的序里说：“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重读易卜生《国民公敌》戏本，欲作一诗题之。是夜梦中做一诗，醒时乃并其题而忘之。出门见空中鸽子，始忆梦中诗为《咏鸽与鸦》，然终不能举其词。因为补作成二章。”[5]年2月10日，他在陶孟和家谈易卜生。他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发表的《除夕》一诗，描写他除夕在陶孟和家吃年夜饭。问谈些什么事？他说“像是谈易卜生和白里欧（Ibsen and Brieux），这本戏和那本戏”。[6]他的《易卜生主义》的中文稿是在该年6月四卷六号《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发表的。换句话说，如果能找到胡适在1914年写的《易卜生主义》的英文稿，我们必须把他在1918年写的中文稿放在他回国以后的思想脉络里来分析。
所幸的是，有关胡适在留美时期对易卜生的了解，我们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的。胡适在1921年5月19日的日记里说：“他[散蒲生（M.W.Sampson）教授]的话，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第一次做成一篇《易卜生主义》时，我拿去请教他，我并不是他的学生，而且我们已做了一年多的朋友，他竟全不客气，说我不应该强作‘什么主义’、‘什么主义’的分别；他替我改了好几处，直到后半篇，他才说一两句赞辞。这种态度，使我敬畏。”[7]
胡适会把他写的《易卜生主义》拿去向散蒲生教授请教是很自然的事。我在上文提过散蒲生教授在1914年的春季班跟另外一位英语系的教授合开了一门诗歌与现代戏剧的课。胡适在留美时期不是在课堂上接触到易卜生的。他第一次认识易卜生可能是在1912年的春天。那年的春季班，康乃尔大学的“理学会”举办了两次“易卜生的伦理”（The Ethics of Ibsen）的演讲会。演讲者是康乃尔大学教闪族语言的须密（N.Schmidt）教授。3月11日的演讲在胡适住的“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3月25日的演讲则是在疤痕院。[8]
须密教授在演讲之前先开了一个建议听讲者阅读的书目。我们如果把这个书目跟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所征引的剧本相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雷同。须密教授所开的书目如下：
易卜生戏剧：《布兰德》（Brand）、《社会的栋梁》（Pillars of Society）、《国民公敌》（Enemy of the People）、《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罗斯马庄》（Rosmersholm）、《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大匠》（The Master Builder）。
他人著作：Jaeger, Henrick Ibsen：A Critical Biography[杰格，《易卜生评传》]、Brandes, Henrick Ibsen[布兰笛司，《易卜生》]、萧伯纳，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易卜生主义精义》]、Archer，“The Real Ibsen”[阿确，《真正的易卜生》][9]
虽然现在还没找到胡适1914年的《易卜生主义》的英文稿，但我们可以用他1918年的中文稿来作参考。他在这篇中文稿里所征引的易卜生的剧作，包括他的尺牍，如下：
《死而复苏》（When We Dead Awaken）、《玩偶之家》、《群鬼》（Ghosts）、《罗斯马庄》、《社会的栋梁》、《野雁》（The Wild Duck）、《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国民公敌》、《海上夫人》、《尺牍》（Letters）。[10]
须密教授所开的书单跟胡适《易卜生主义》的中文稿里所征引的有相当多重叠的部分。当然，我们不知道易卜生的剧作，胡适在当时读了几出。我们知道易卜生的《海妲传》（Hedda Gabler）与《大匠》，胡适是在1914年3月14日买的。这两本书现都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扉页有胡适的签名和他翻译的中文书名。《海妲传》胡适一直要到该年8月8日才读了。他在次日的日记里说：“昨日读伊卜生[易卜生]名剧《海妲传》（Hedda Gabler），极喜之。此书非问题剧也，但写生耳。海妲为世界文学中第一女蜮，其可畏之手段，较之萧氏之麦克伯妃（Lady Macbeth）但有过之无不及也。”[11]
同时，由于胡适除了在征引易卜生的剧作和尺牍以外，没有作任何引注，我们很难确切地做追溯的工作，看胡适究竟受到哪些易卜生研究者的影响。由于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精义》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非常接近，很容易让人觉得胡适一定受到萧伯纳的影响。然而，就像胡适在哲学理论上有糅杂、调和的倾向，他的《易卜生主义》也是糅杂、调和了许多易卜生研究者的产物。但这是后话。
须密教授在1912年3月的两次演讲到底说了什么？他对胡适的影响如何呢？可惜的是，我们唯一的根据是《康乃尔太阳日报》记者的报道。这两篇报道大概是我在本书所征引的报道里最拙劣、最不知所云的。然而，由于没有别的资料可用，我别无选择。根据这篇报道，须密教授在3月11日的演讲里说：易卜生的戏剧处理的是“国家、家庭与宗教的道德问题”。须密教授说，易卜生用自然写实的方法把人生的许多道德问题都勾画了出来。这些问题，易卜生透过他不同的剧本来表达。因此，须密教授强调，我们必须要把易卜生的几本戏剧同时拿来阅读，方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观点。须密教授说，在政治上，易卜生期待的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这是因为从易卜生的立场来看，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会干涉到个人自由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须密教授认为易卜生对社会的批判破坏多于建设。
易卜生对家庭问题的剖析，须密教授认为也必须要把几本剧本同时拿来阅读，我们方才能够真正了解易卜生的立场。他认为易卜生对家庭问题的看法是很一致的。易卜生认为一对夫妻要能长久结合，并一起营造一个对他俩、对社会都有益的共同生活，所必须的不只是爱。他们两个人的灵魂必须要有一种宗教式的、富有创造性的动机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说：“易卜生认为婚姻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开诚布公（truth）和独立（independence）。有了自由，就有了责任；一切开诚布公，夫妻的关系才可臻理想。”[12]
须密教授在3月25日的第二个演讲里，讨论了易卜生对国家以及家庭问题的看法。须密教授在这个演讲里说易卜生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人类的生活，依易卜生的看法，必须建立在自由与坦诚的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易卜生看起来好像是反对所有的政治社会组织，那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组织都有桎梏人类自由的倾向。须密教授说易卜生就像是用他写的戏剧来问问题一样。他所要追问的，是我们能否在政治、宗教和家庭生活里找到比较健全、有弹性的关系，让个人能够开诚布公，并以之作为人生的准则。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的报道，须密教授演讲过后的讨论是集中在妇女参政权。须密教授认为妇女得到参政权对妇女、对社会都会有好处。这是因为妇女如果对家庭以外的事务有兴趣，她们教养孩子就会比较成功。反之，她们抚育出来的孩子就会像玩偶一样，而不是未来的公民。《康乃尔太阳日报》的记者说，后来，讨论又集中到离婚的议题上。记者说易卜生的看法是婚姻里的自由愈多，夫妻的关系就愈坚固。易卜生不相信任何用高压的手段来稳住婚姻的方法。维持婚姻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予自由以及个人因为自由而必须肩负起的责任。最后，记者说讨论转到了女性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中性、既不男又不女的问题。记者说须密教授认为随着文明的演进，男女之间的异同会逐渐缩小。然而，他认为在精神的层面，男女的不同是会永远存在的。[13]
须密教授对易卜生的分析反映了当时许多欣赏易卜生的评者的共识。我们当然也不可以迳从须密教授的分析来断定胡适是受到他的影响。只是，这很有可能是胡适第一次有系统地接触到易卜生，其可能造成的印象是不能忽略的。其中，最明显的有两方面：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另一个是自由与责任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胡适1918年的《易卜生主义》一文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的个人是全篇最凸出的主旨。由自由而带来责任感的重要性也是胡适在该文所坚持的。不管是《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还是《海上夫人》里的哀梨妲，都是胡适用来凸显在婚姻里追求自由与承担责任的女性的代表。当然，我在此处也必须指出，胡适在1918年写的《易卜生主义》跟须密教授的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须密教授批评易卜生在剧本里所阐明的观点是破坏多于建设。[14]胡适则不这么觉得。他说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15]
胡适留美所得的最高学位是在哲学方面。然而，他也是在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方面有所造诣的归国留学生。胡适在结束留美的学业以后，返回中国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所教授的课程在哲学与英国文学方面。这可以说是用才得宜的安排。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所开的课，曹伯言跟欧阳哲生都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胪列出来，只是稍有些许出入。根据曹伯言，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的课程如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与“英译亚洲文学名著”；第二学期的课则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诗”以及“英译欧洲文学名著”。[16]根据欧阳哲生，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所开的课是：“英国文学”、“英译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史”以及“中国名学钩沉”；第二学期的课则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英诗”以及“英译欧洲文学名著”。[17]换句话说，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所开的课程，哲学与西洋文学是各占一半。
根据胡适在1917年11月21日写给韦莲司的信，他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所开的四门课又跟《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有点出入。他说他开的课是：“中国哲学”、“英译欧洲文学名著”、“英诗”、“中国历史研究法”。他还说他正在筹组北大的历史研究所，成立以后，他将担任历史研究所的主任。[18]很意外地，胡适向韦莲司报告的这四门课里不包括西洋哲学史，反而包括了“中国历史研究法”。然而，即使如此，其所反映的，仍是北大用才的得宜，因为哲学史、西洋文学与历史研究法都是胡适在美国下过工夫的学科。根据他康乃尔的同学艾杰顿在1918年5月11日给他的信，我们知道胡适既是哲学系的教授，也是英语系的代系主任。[19]到了1918年秋天，根据欧阳哲生所搜集的资料显示，胡适担任了三个系所部门的主任：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哲学研究所主任以及英文学研究所主任。[20]
胡适是一个对文学创作有兴趣的人。他读英诗，以至于技痒也写起英诗来。他所读过的十九世纪西洋戏剧，数目之多、了解之深刻，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应当是数一数二的。他的朋友张彭春，也就是南开教育系统的创办人兼校长的张伯苓的弟弟，留美期间就着手写作剧本了。胡适对他的剧本赞誉有加，但难免也有自己对戏剧颇有浸淫，却让别人专美于前之叹。他在1915年2月有该年二度的纽约之行，他在14日的日记里说：“十四日，星期[天]，至哥伦比亚大学访友……下午访张仲述。仲述喜戏曲文字，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曰《外侮》，影射时事而作也。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操觚自为之，遂令祖生先我着鞭，一笑。”[21]
当然，戏剧不比诗词，工程浩大，不是开个夜车或用一两天的工夫就可以竟工的。然而，这并不表示胡适作不到。比如说，他在1919年写的英文独幕剧《终身大事》，他自己说是人家限他一天之内写成的。[22]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胡适认为翻译比创作重要。我在上文征引了他在1916年秋天致《甲寅》编者的信。在那封信里，他说欧洲最新的潮流是戏剧，是问题剧。其潮流之所趋使得小说与诗歌都不得不退居第二流。他举易卜生、赫仆特满、白里而、施吞堡、萧伯纳、高尔华绥、梅脱林克为例，然后说：“今吾国剧界，正当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国民公敌》]，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
同样的话，胡适在该年2月就跟陈独秀说过。他在2月3日的信上说：“今日欲庶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然而，翻译不是人人可得而为之的：“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不但如此，译书是必须讲求次第的，是必须有选择的。如果不经思索而贸然从之，可能反而得到反效果。所以胡适接着说：
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Oscar Wilde’s The Ideal 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它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23]
这个翻译比创作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以“世界名著为范本”的观念，胡适一直秉持着。比如说，他在1919年写的《论译戏剧——答T.F.C.》里说：
来书所说对于译剧的怀疑，我以为尽可不必顾虑。第一，我们译戏剧的宗旨本在于排演。我们也知道此时还不配排演《娜拉》一类的新剧。第二，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第三，在文学的方面，我们译剧的宗旨在于输入“范本”。范本的需要，想足下也是承认的。第四，还有一层理由：我们一般同志都是百忙中人，不能译长篇小说。我们最喜欢翻译短篇小说，也是因为这个原故。戏剧的长短介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所以我们也还可以勉强腾出工夫来翻译他。[24]
1925年11月10日胡适写信向北大校长蒋梦麟辞职。当时，胡适在上海医治痔疾。他在信上说译书要远比他在讲堂上所能得到的效果更大：
我这回走了几省，见了不少的青年，得着一个教训。国中的青年确有求知的欲望，只可惜我们不能供给他们的需求。耶稣说：“年成是狠好的，只是做工的人太少了！”我每回受青年人的欢迎，心里总觉得十分惭愧，惭愧我自己不努力。前不多日，我从南京回来，车中我忽得一个感想。我想不教书了，专做著作的事，每日定一个日程要翻译一千字，著作一千字，需时约四个钟头。每年以三百计，可译三十万字，著三十万字。每年可出五部书，十年可得五十部书。我的书至少有两万人读，这个影响多么大？倘使我能于十年之中介绍二十部世界名著给中国青年，这点成绩，不胜于每日在讲堂给一百五十个学生制造文凭吗？所以我决定脱离教书生活了。[25]
胡适还把这个信念说给徐志摩听了。他在1928年4月25日的日记里说：“昨晚与志摩及余上沅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成一部大规模的《世界文学丛书》。此事其实不难，只要有恒心，十年可得一二百种名著，岂不远胜于许多浅薄无聊的创作？”[26]
所谓翻译西洋近代文学名著、输入“范本”的意思，其实不只是体例的问题，而更牵涉到思想的内容。胡适在上引《论译戏剧——答T.F.C.》一文里说得再清楚也不过：“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这个几近于“文以载道”的理念，胡适一直没有放弃。他在1935年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说得很清楚：
我们开始也曾顾到文学的内容革新的讨论。但当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社会上所有的西洋文学作品不过是林纾翻译的一些十九世纪前的作品，其中最高的思想不过是迭更司的几部社会小说；至于代表十九世纪后期的革新思想的作品都是国内人士所不曾梦见。所以在那个贫乏的时期，我们实在不配谈文学内容的革新，因为文学内容是不能悬空谈的，悬空谈了也决不会发生有力的影响。[27]
事实上，不但内容与体例，连中国的“国语”都必须透过“欧化”才可能变得更严密、更丰富、更活泼。胡适说二十世纪初年的作家，包括在上海求学时期学作白话文的自己在内，都是从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巧。他说：“那些小说是我们的白话老师，是我们的国语模范文，是我们的国语‘无师自通’速成学校。”然而，传统中国旧小说的白话太简单了，不足以作为创造现代中国文学的工具。胡适说，傅斯年的白话文“欧化”论，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走出这个死胡同的出路。他指的就是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他说傅斯年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修正案：第一，白话文必须根据我们说的活语言，必须先讲究说话。话说好了，自然能做好的白话文；第二，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胡适更进一步地断定欧化是有些作家特别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所以欧化白话文的趋势可以说是在白话文学的初期已开始了。
根本来说，白话文学只是一个过渡。对年轻到壮年时期的胡适而言，最终的目的是废汉字改用拼音。所以胡适说：
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的问题之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着充分的注意，也没有多大的进展，那就是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拼音文字只可以拼活的白话，不能拼古文；在那个古文学权威没有丝毫动摇的时代，大家看不起白话，更没有用拼音文字的决心，所以音标文字的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
胡适这个汉字拉丁化的最终理念，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最终放弃了。根据唐德刚的回忆，他1950年代在纽约问胡适：“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唐德刚说当时中国每出一张“简字表”，胡适一定要他马上送给他看。他说，每次胡适在认真评阅以后，总是称赞不止。可是，他有时问胡适：“汉字要不要拉丁化呢？”胡适的回答就不一样了。他总是说：“兹事体大！兹事体大！”不置可否地回答他。[28]
然而，胡适是否最终放弃了汉字拉丁化的理念并不是关键的问题。中国的文学，乃至于艺术，都像科学一样，须要向西方引进灵感、方法与技巧，是胡适一生所信守不渝的。他在1930年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9]这个中国事事不如人的看法，他至死不渝。1961年11月，胡适在台北作了一个英文演讲《社会变迁与科学》（Social Changes and Science）。在这个他一生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里，胡适再次摘述他从1920年代开始就一直歌颂西方近代科学文明的话。他说三十五年过去了，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要亚洲人彻头彻尾地承认自己不如人，从而在思想上起一番革命，否则科学永远不会在亚洲生根，亚洲人也永远不会悠然自得地徜徉于现代的世界里。[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