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自从“我的思想经过了这回解放之后，就不能虔诚拜神拜佛了。但我在我母亲面前，还不敢公然说出不信鬼神的议论。她叫我上分祠里去拜祖宗，或去烧香还愿，我总不敢不去，满心里的不愿意，我终不敢让她知道”。接着发生的他想把泥菩萨打烂，丢到茅厕里的想法，就是《四十自述》里的另一个高潮了。他自己的描述是再生动也不过了：[11]我十三岁的正月里，到大姊家去拜年，住了几天，到十五日早晨，才和外甥砚香回我家去看灯。他家的一个长工挑着新年糕饼等物事，跟着我们走。
半路上到了中屯外婆家，我们进去歇脚，吃了点心，又继续前进。中屯村口有个三门亭，供着几个神像。我们走进亭子，我指着神像对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
这样突然主张毁坏神像，把我的外甥吓住了。他虽然听我说过无鬼无神的话，却不曾想到我会在这路亭里提议实行捣毁神像。他的长工忙劝阻我道：“穈舅，菩萨是不好得罪的。”我听了这话，更不高兴，偏要拾石子去掷神像。恰好村子里有人下来了，砚香和那长工就把我劝走了。
这个没有完成的打倒偶像的行动，完全像是一个早熟、有个性的小孩子觉得长期以来受骗，愤恨而想出气的反应。有趣的是，这个没有完成的“壮举”居然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续篇：
我们到了我家中，我母亲煮面给我们吃，我刚吃了几筷子，听见门外锣鼓响，便放下面，跑出去看舞狮子了。这一天来看灯的客多，家中人都忙着照料客人，谁也不来管我吃了多少面。我陪着客人出去玩，也就忘了肚子饿了。
晚上陪客人吃饭，我也喝了一两杯烧酒。酒到了饿肚子里，有点作怪。晚饭后，我跑出大门外，被风一吹，我有点醉了，便喊道：“月亮，月亮，下来看灯！”别人家的孩子也跟着喊，“月亮，月亮，下来看灯！”
门外的喊声被屋里人听见了，我母亲叫人来唤我回去。我怕她责怪，就跑出去了。来人追上去，我跑的更快。有人对我母亲说，我今晚上喝了烧酒，怕是醉了。我母亲自己出来唤我，这时候我已被人追回来了。但跑多了，我真有点醉了，就和他们抵抗，不肯回家。母亲抱住我，我仍喊着要月亮下来看灯。许多人围拢来看，我仗着人多，嘴里仍旧乱喊。母亲把我拖进房里，一群人拥进房来看。
这时候，那位跟我们来的章家长工走到我母亲身边，低低的说：“外婆（他跟着我的外甥称呼），穈舅今夜怕不是吃醉了吧？今天我们从中屯出来，路过三门亭，穈舅要把那几个菩萨拖下来丢到茅厕里去。他今夜嘴里乱说话，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
这几句话，他低低的说，我靠在母亲怀里，全听见了。我心里正怕喝醉了酒，母亲要责罚我；现在我听了长工的话，忽然想出了一条妙计。我想：“我胡闹，母亲要打我；菩萨胡闹，她不会责怪菩萨。”于是我就闹的更凶，说了许多疯话，好像真有鬼神附在我身上一样！
我母亲着急了，叫砚香来问，砚香也说我日里的确得罪了神道。母亲就叫别人来抱住我，她自己去洗手焚香，向空中祷告三门亭的神道，说我年小无知，触犯了神道，但求神道宽宏大量，不计较小孩子的罪过，宽恕了我。我们将来一定亲到三门亭去烧香还愿。
这时候，邻舍都来看我，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有些妇女提着“火筒”（徽州人冬天用瓦炉装炭火，外面用篾丝作篮子，可以随身携带，名为火筒），房间里闷热的很。我热的脸都红了，真有点像醉人。
忽然门外有人来报信，说，“龙灯来了，龙灯来了！”男男女女都往外跑，都想赶到十字街口去等候看灯。一会儿，一屋子的人都散完了，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房里的闷热也消除了，我也疲倦了，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母亲许的愿好像是灵应了。第二天，她教训了我一场，说我不应该瞎说，更不应该在神道面前瞎说。但她不曾责罚我，我心里高兴，万想不到我的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她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
直到我二十七岁回家时，我才敢对母亲说那一年元宵节附在我身上胡闹的不是三门亭的神道，只是我自己。母亲也笑了。
胡适说他在三门亭跟着母舅跪拜谢神的时候，“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这句话就又是大人说的话了。其所反映的，是胡适留美时期最爱说的“一致”的观念，那就是说，他如果相信无神论，他就应该坚守无神论的原则，既然不信神，却又去向它拜跪，岂不是“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吗！胡适诚然早熟、聪明过人，然而，十三岁的他不一定会有这种在大学念哲学时的他对一致的执著。
胡适说这三门亭事件发生在他十三岁时的正月十五日元宵，应该就是1903年，那天是阳历2月12日。用现在的算法，他那时候还差五天才满十二岁。一年以后，胡适就到上海去进新学堂了。就在他要离开家乡的前夕，他的母亲帮他订了婚。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是旌德县江村人，江村离胡适所住的上庄约四十里。[12]江冬秀生于1890年12月19日（农历11月8日），比胡适大一岁。江冬秀的父母家都是望族，而且是书香门第。胡适跟江冬秀家有远亲的关系，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说起胡适和江冬秀的婚事，据说又跟“太子会”有关。胡适在《四十自述》的《序幕》里描写他母亲的订婚，他是把他父母首次不期而遇的场景放在“太子会”上。这个“太子会”是徽州的庙会，据说也是可以用来证明徽州人祖先来自北方的一个证据。我们在本章启始的时候说，徽州治下辖有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与婺源。据说，这个“太子会”的庙会是只有徽州所属的这六县有，其他县都没有。这个“太子会”所纪念的是唐朝安史之乱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张巡。避难来徽州的北方人，塑造了一个“太子老爷”来纪念张巡。这个“太子会”是每逢闰年所举行的迎神赛会。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安排让他的父母在这里不期而遇，而江冬秀的母亲看上了胡适，要选他作女婿，据说也是在这个“太子会”的庙会上。
胡适姑婆住在旺川村。有一年轮到旺川作庙会，胡适跟母亲到旺川的姑婆家去看庙会。江冬秀的父亲早逝。可是，这一年旺川的庙会，江冬秀的母
亲去了。据说江冬秀的母亲看见胡适眉清目秀，又聪明伶俐，就请了胡适的叔叔胡祥鉴做媒。胡祥鉴在江村教私塾，也教过江冬秀念书。然而，胡适的母亲有几层顾忌：第一，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绩溪有一句俗谚：“宁可男大十岁，不可女大一年”；第二，江冬秀属虎，八字硬；第三，江家兴旺，胡家中落，有门不当、户不对的顾虑。在胡祥鉴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胡适的母亲于是答应让他先把江冬秀的八字开来。八字开来以后，命也算过，两人的生肖很合，不犯冲。接着，胡适的母亲就把江冬秀红纸写的八字叠好，放在竹升（量器）里，摆在灶神老爷面前。这竹升里，同时还放了别人送来提亲的几个八字。过了一段时日，家中平安无事，既没有丢一只筷子，也没打碎一个汤匙，六畜平安，人丁无事。于是，胡适的母亲就虔诚地把竹升拿下来，用筷子夹出其中的一个八字，打开一看，就是江冬秀的。显然是缘中注定，于是就决定了这桩亲事。
可惜胡适在为他自己所拟的自述的第十一章《我的订婚与结婚》，[13]他从来就没有时间去写。更可惜的，是唐德刚所看过的江冬秀所写的“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的自传，现在可能已经不存。[14]胡适在1917年12月30日跟江冬秀结婚以后，写了几首《新婚杂诗》，其中两首是他结婚几天后，跟江冬秀“回门”到江村写的。这两首中，有一首专门纪念他已过世的丈母娘：
回首十四年前，初春冷雨，中邨箫鼓，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只剩得荒草新坟，斜阳凄楚！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15]
胡适这首诗跟他父亲日记里记他结婚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简洁扼要，不带痕迹。写这首诗是在1918年1月，往前推十四年，就是1904年。在那年初春一个下雨天里，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当然，胡适在这首诗里没有提到媒妁之言、算命、八字等等传统提婚必经的手续，但我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种种，两家都按照礼俗做去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是究竟传闻是否属实？真的是江冬秀的母亲先选中了准女婿，再请胡祥鉴做媒？还是这件亲事，实际上是胡家主动的呢？无论如何，我们所能确知的，是江冬秀的母亲在1904年初去“相”了胡适。满意的她，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给他了。这时，胡适才刚满十二岁，江冬秀也才刚满十三岁。
1904年农历二月，也就是阳历三月，胡适订婚不久，他三哥的肺病已经到了末期，决定到上海去医病。胡适陪着他三哥上路，顺道到上海去上新学堂。
[1]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1.
[2] 这句话在《当代名人哲理》以及《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里的出处，请参见《胡适全集》，36：504；37：175.
[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2.
[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2-44.
[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4.
[6] 胡适，《无题诗一首》，北京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0300-010，“胡适的杂记小本：无年份”。
[7]《胡适全集》，36：503；37：174.
[8]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4-46。
[9]《胡适全集》，36：503；37：174.
[10]《胡适全集》，36：504-505；37：175.
[11] 以下这段的叙述，请参见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7-50.
[12] 以下有关江冬秀跟胡适订婚的叙述，是根据石原皋，《闲话胡适》，页45-47。
[13]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491.
[14] 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页185-186。
[15] 胡适，《新婚杂诗》，《胡适全集》，10：7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