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1]
这是胡适描述他1904年初离开家乡到上海去求学的一段话：简洁、隽永、清丽，而又有那婉约又深沉的感染力。它谱出的，是一幅“易卜生式”的个人，昂首走向社会的图像。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孤零零的”、“人海”、“寻求我自己的”；它所释放出来的，与其说是担心没有同志和依傍，毋宁说是一种不求同志和依傍、特立独行的气概；是那种“天地一沙鸥”，我自翱翔的气魄。当然，一个十二岁的乡下小孩子，到当时最西化的大都市去受教育，虽然有二哥在那里经商，虽然有去治病的三哥同行，那人海茫茫令人望而生惧之感，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也正因为这段话是被易卜生的思想洗礼过后的胡适所写的，它提醒了我们《四十自述》里所描述的青少年的胡适，毕竟是他用后来的眼光去重塑的。
《四十自述》里感性的话语用得很多，很能让人感动得滴下几滴清泪。在这游子临行别母的一刻，他用的文字是那么地隽永，他诉说的情怀是那么地刻骨铭心：“我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也正由于他写得这么隽永、沉重而又不失其清丽，它更显得真实。看！“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有多少读者，在吟咏、玩味这段隽永、清丽的文字之余，会去怀疑它的真实性？胡适到上海去求学的行囊里，装着“一个慈母的爱”和“一点点用功的习惯”是绝对毋庸置疑的；然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则是四十岁的他，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倒灌回去给十二岁的他的。胡适开始喜欢谈“怀疑”的精神是1922年以后的事。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提的是笛卡儿，后来最喜欢用的才是赫胥黎。胡适在留美的时候，即使提到笛卡儿，尚且还没有提到“怀疑”的精神。甚至在他回国以后，他的口头禅还只是“批评”和“研究”。换句话说，即使在胡适回国以后的四五年间，他还是处在动辄祭出“拿证据来”的利剑的“史前史”时代。十二岁时的胡适，连笛卡儿、赫胥黎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更遑论什么是证据，什么是赫胥黎式的怀疑了。
胡适1904年到上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在《四十自述》里描写得再生动也不过了。他说：“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焕纶——梅溪学堂校长]先生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2]至于他当时的思想和世界观如何？也是他的夫子自道描述得最为贴切。他1915年在美国写的一篇残稿里说：“我1904年离开扬子江南边群山里的家乡。当时，除了美国美孚公司的煤油灯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西方文明在这些重山里留下任何的足迹。我们没有邮局、电报，也没有报纸。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政治犯在那儿可以
找到避难之所。那里也充斥着革命的印刷品。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或俾斯麦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认为我那时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完全被改造了。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了。跟上海的孩子比，我有一个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3]
事实上，胡适这个“乡下人”能到上海去进新学堂读书，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首先，这是一个经济能力的问题。尽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一再呈现的是他家境的窘困，然而，他主观的感受和客观的实际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试想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有多少人家有能力把孩子送到上海去求学？胡适一家到上海求学的还不只他一个人，他的二哥、三哥都去上海的梅溪书院读过书。这梅溪书院，也就是胡适在上海所就读的第一个学校梅溪学堂的前身。不但如此，他俩还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当然，胡适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二哥、三哥已经十八岁了。在这以前，他俩在上海念书可能有父亲的支持。他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让他们能生息下去的几千两银子，虽然后来被倒账掉了，他们所分到的上海和汉口的两个店的营收，显然并不可小盱，否则胡适他家如何能负担他到上海去读书的费用呢？二十世纪前半世纪中学的学杂费，以当时人的收入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根据高哲一（Robert Culp）的统计，江浙地区中学一年的学杂、膳宿费，在1920年代末期到中日战争爆发以前，是在52到130银元之间，我们如果以一百元作为中数，以1927年美金与银元1比2.24的汇率来计算，是相当于当时的美金45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美金560元的币值。相对于当时的收入来说，那些有能力让儿子上中学的，大概只有都市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最高收入阶层，[4]乡下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经济现实之下，无怪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中学生的数目偏低。根据教育部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nbsp；1915年，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的总人数只有93，933人，即使在沿海最富庶的江浙两省，也只有12，414人，以大家人云亦云说当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的数目来说，全国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数的0.023%，江浙学生的数目则占当时全国中学和师范生总人数的13.22%。即使到了1935年，全国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也还只有522，625人，占全国总人数的0.13%，江浙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则有100，203人，占当时全国中学和师范生总人数的19.17%。[5]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中学，不但学杂费偏高，而且也可能由于新式教育发展的缓慢，处于新旧教育的过渡期，学生的年龄也偏高。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中国公学学生的年龄大，有的居然是二三十岁的人。当然，中国公学可能比较特殊，因为很多学生是由于抗议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管束中国学生政治活动，而归国另组学校的，他们的年龄偏高是可以理解的。梅溪、澄衷，胡适没有特别提起学生的年龄，可能是因为学生年龄并没有那么大，因此没有造成特别的印象。然而，根据高哲一的研究，从1912到1937年，中国中学生的年龄是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而以接近二十岁的学生的比率为高。比如说，在1918年，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高达83.5%。1923年，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为84%。随着时间的发展，江浙地区中学生的平均年龄虽然逐渐降低，然而，年龄仍然偏高。比如说，1928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仍然高达63%，这个比率在1933年降到了31%，然而，即使到1936年，仍然高达29%。[6]
在当时的经济生态环境之下，只要中学或师范学校毕业，就已经是取得了可以谋生的文凭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以及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学毕业生，在教育基层担任教职或行政职务，更少部分的人则在都会或城镇新兴的公司、行号、银行、出版社等地方找到安身之所。那百分之五十左右能继续升学的中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能继续念大学的，则握有了跻身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敲门砖，在大学毕业以后，进入政府机关、大学及
其他专业的部门。[7]换句话说，胡适到上海去上新学堂，也就是后来所通称的中学，实际上，等于是让他有了跻身到中上层社会的条件。后来，胡适还能更上一层楼，到美国去留学，就不啻成为精英里的精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跟他的母亲都是很有远见的人。他母亲知道她望子成龙就必须要投资；胡适知道这个投资要能够有几何倍数的回利，就必须要到美国去留学。他母亲作了最大的牺牲，忍受与她的爱子分别十四年：胡适在上海六年多，在美国七年。在这十四年当中，胡适只回家过三次，三次加起来的时间，根据胡适自己的计算，还不到六个月的时间。胡适所作的付出，当然跟他母亲的不同，而且不可同日而语；游子在外所受的历练不管是多么的痛苦，都比不上慈母在家的牵挂与煎熬，那“寸草心”，就是再赤诚，也永远报不了“三春晖”。然而，胡适毕竟有他的鸿鹄之志，他咬着牙、横了心，一出门就是十四年。凭着自己的坚毅、聪明才智和努力，他不但好好地读书、吸取了新知识，还终于实现了他留学美国的梦想。
梅溪学堂
胡适最喜欢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进了三个学校：梅溪、澄衷和中国公学，但始终没有得到一张毕业证书。在这三个学校里，梅溪和澄衷是他进入学习门径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很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他在上海所上的三个学校的总成绩。关于梅溪，他说：“在梅溪学堂的一年，我学得了一点做古文的门径，把文字做通顺了；英文还没有入门，算学只学得一点极浅的知识；但课外看的书都是《新民丛报》一类的书，颇使我得着一点普通的新知识。那时正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天天读新闻纸——尤其是那新出来的最有锋芒的《时报》——给了我不少的刺激与兴奋。《新民丛报》的第一二年汇编颇多革命思想，我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所以也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8]胡适在这里说：他在梅溪的时候“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这跟他1915年在美国的时候，说他十二岁到上海的时候，对世界、对新思潮一窍不通，但“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是异曲同工的。十二岁初抵上海的胡适，虽然在穿着上像个“乡下人”，但他不但聪明、用功，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实的国学基础。我们与其被胡适牵着鼻子走，说他到上海的第三个“防身之具”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不如更贴切地把他形容为像一块海绵一样，把林林总总的新思想都囫囵吞枣一般地吸收进来了。
胡适说他1904年进梅溪学堂的时候，梅溪的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项。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英文、算学的程度即使好，国文如果没有升到最高一班，就不能毕业；而如果国文到了最高班，英文、算学不好，却可以毕业。胡适一向瞧不起教会学校，所以，他说梅溪这种偏重中文的做法，其实跟教会学校偏重英文的做法，都是同样的偏颇，都是过渡阶段的特殊情况，不须要去非议。由于胡适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就被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的中文读本是《蒙学读本》，英文课用的是《华英初阶》，算学课本是《笔算数学》。
《蒙学读本》是吴稚晖等人所编，是文明书局在1902年出版的。前三本为初级读本，第四本是修身，第五本摘选子部史部中的寓言，第六本是记叙文，第七本是论说文。[9]《华英初阶》是商务印书馆在1898年出版的。这部教科书据说是从英国为其殖民地的小学生所编印的读本翻译过来的，有大段《圣经》的内容。这本教科书由谢洪赉译注，对内容进行了删减，逐课翻译并附中文注释，以中英两种文字编排出版。[10]《笔算数学》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编写的，他是第一个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的人，他的贡献是把中国的数学由中算带向西算。《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三十余次，可见是一本
当时被广泛采用的教科书。[11]事实上，不仅是《笔算数学》，《华英初阶》也是当时被广泛采用的英文教科书。许多名人，像周作人、夏丏尊，都在回忆里提到了他们上学的时候读过这两本教科书。
由于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蒙学读本》对他来说当然是太容易了，所以他可以全心地学习英文和算学。然而，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在第五班上了四十二天以后，有一天，星期四，教国文的沈先生讲到了《蒙学读本》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胡适说他那时候已经能勉强说几句上海话了，等先生讲完之后，他拿着课本，走到先生桌子边，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脸红了。问：“侬读过《易经》？”“读过。”先生接着问：“阿曾读过别样经书?”“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问胡适是否做过文章，胡适说没有。“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多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没想到沈先生一带，就把他带到了第二班，沈先生对了第二班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以后，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胡适这才明白，他在一天之中，居然跳了三班，变成第二班的学生了。
胡适才暗自高兴，没想到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这下惨了，原来星期四是作文课的日子。“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从没有做过，他说他连想都不敢想。“论题”就更糟糕了，“日本”是什么，连在天南地北他都不清楚，更何况什么叫“原日本之所由强”呢？胡适既不敢去问先生，班上同学中又没有一个认识。就在这个求告无门的时候，学堂的茶房突然来到班上，呈给先生一张字条。先生看了字条以后，告诉胡适说他家中有急事，派人来领他回去。先生说他可以把卷子带回家去做，下星期四再交卷。到了门房那儿，胡适才知道原来是他三哥病危了。由于他二哥那时人正在汉口，店里的管事赶紧派人去学校领胡适回去。等胡适赶回到他们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时，他三哥还能说话，但不到几个钟头，就断气了。三天以后，胡适的二哥从汉口的店赶回到上海，把丧事办了。[12]
如果胡适这个在梅溪学堂崭露头角的机会，是发生在他三哥病危那天的话，则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日子就不对了。胡适在他三哥四周年忌辰写了一首诗《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其中有几句写到他跟他三哥初到上海医病，到他进梅溪，以及他三哥弥留的一段：“终乃来沪壖，悠悠别亲故。方期觅卢扁，良药求甘露。岂意此愿力，渺渺成虚度。苍茫黄歇浦，竟作归魂处。我时侍兄来，相处仅匝月。初见医颇效，便期病全绝，遂乃挟箧去，别兄往就学。入学十二日，岂图成永诀。闻耗即趋归，犹幸得一别。”[13]这首诗所题的日子是四月十二日，也就是1908年5月11日。从这首胡适在他三哥的忌日所写的诗来看，胡适跟他三哥在三月底到了上海以后，先照顾了他三哥一个月。因为他觉得他三哥的病情好转，于是比较放心地离开他进了梅溪学堂。如果他是在入学的第十二天接到病危通知，当天是5月11日，则胡适是在4月30日进梅溪学堂念书的。而且，他跳班的日子，也不是上学四十二天，而是上学才十二天以后的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在1908年写这首诗时的记忆，是比他二十三年以后写《四十自述》时的记忆要来得正确。
无论如何，在他三哥的丧事办完了之后，胡适把升班的事告诉了他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这个题目应该参考什么书。他二哥挑出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及1902年（也就是第一年）的《新民丛报》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他带回学校去翻看。胡适说他费了几天的工夫，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出去。不久以后，胡适也学会了怎么做“经义”。再过几个月，他又跳了班，升到头班去了。但他说英文还是没有读完《华英初阶》，算学还只做到《利息》那一章。其实，胡适在算学方面的进步一点都不差。《笔算数学》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四章：上卷：开端、加法、减法、乘法、除法、诸等法；中卷：数目总论、命分、小数、比例、百分法、利息；下卷：保险、赚赔、粮饷、税饷、乘方、开方、级数、差分、均中比例、推解、量
法、总杂问。[14]换句话说，他在梅溪才几个月，就已经学到中卷的最后一章了。相对之下，他在英文方面的进步就比较缓慢。《华英初阶》只有32页，居然还没有读完，可见他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说他在梅溪的时候，英文还没入门，确属实情。当然，这种缓慢的进度所反映的恐怕不是胡适，而是梅溪英文课程的进度。无论如何，最惊人的是，他在一两年以后，居然就能读原文书了。这点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说明。
除了在课堂上所吸收的新知识以外，胡适在课外所得的恐怕更为重要。胡适在上海求学、成长的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他在《四十自述》里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5]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篇，都是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里刊出的，而这一年的《新民丛报》也就是胡适跳升到第二班，遇到作文要写“原日本之所由强”那个难题以后，他二哥帮他挑选出来的参考书之一。然而，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并没有对十二岁的胡适产生立时的影响。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民丛报》的时候，是他提倡“破坏、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候。[16]我们在前面引了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增订残稿里的话：“《新民丛报》的第一二年汇编颇多革命思想，我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所以也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这段话是很可以相信的。对于一个初从徽州乡下独闯上海，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日本在哪里，不知道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是人还是东西的十二岁的小孩子来说，那新思潮对他的心灵、对他的整个人的震撼，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这些新思潮里，最能够让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产生共鸣的，自然是那最能让人血气沸腾（visceral）的民族主义了。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从这最激烈期的梁启超对他的影响说到邹容的《革命军》：
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然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
更巧的是，1904年胡适到上海念书的那一年正是日俄战争爆发的一年。胡适说：
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17]
在这样的排满、民族主义的氛围之下，怪不得胡适会在1915年他在美国写的那篇残文里，说“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了”。胡适说他在梅溪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这句话并不算夸张。因为他离开梅溪，就是一个十三岁孩子的革命行为。原来梅溪学堂在那一年要改为梅溪小
学，年底要办毕业第一班。胡适跟王言、郑璋和张在贞四个人听说学校要送他们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他跟王言、郑璋既然都已经写信去痛骂了上海道台，自然也就不会愿意去考试了。不等到考试的日期，他们就已经离开梅溪了。
[1]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1.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2.
[3]《胡适外文档案》，E005-022-066.
[4]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1912-1940（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pp.26-27.
[5] 转引自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Appendix A, Table A2，p.304.
[6]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pp.25-26.
[7]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pp.27-28.
[8]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18-519.
[9]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http：//www.china1840-1949.com/thread.aspx?id=313，2009年9月22日上网。
[10] 黄恽，《中国最早的英语课本——〈华英初阶〉》，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27257＆forumid=87，2009年9月21日上网。
[11] 郭大松，《狄考文研究》，http：//www.lw23.com/lunwen_829752347/，2009年9月22日上网。
[1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3-54.
[13] 胡适，《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11：137-139.
[14] 王全来，《〈笔算数学〉内容探析》，http：//www.kongfz.com/trade/trade_reply.php?id=20493 7＆tc=gs＆tn=%E7%81%8C%E6%B0%B4%E4%B8%93%E5%8C%BA，2009年9月22日上网。
[1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8-59.
[16] 请参阅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页59-85。
[17]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5-56.
澄衷学堂
胡适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总结了他在澄衷学堂的成绩，他说：“在澄衷学堂的一年半，是我进步最快的时期。算学和英文都有进步，文字和思想也有点成熟的样子。严复的译本，梁启超的散文论著，夹杂着一些宋明理学的书，都给了一些思想的材料。”[1]在《四十自述》里，他也说：“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总教，即现在的教务长]自己虽然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因为考试的成绩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故每个学生的能力都容易知道。天资高的学生，可以越级升两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不升班，不升班等于降半年了。”[2]
澄衷学堂是宁波富商叶成忠办的。原来的目的是教育宁波的贫寒子弟，后来规模变大了，就渐渐成为上海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1956年改为上海五十八中学，1985年恢复旧名）。澄衷学堂共有十二班，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一直到“西六斋”。胡适说当时没有什么严格的学制规定，也没有什么中学、小学的分别。他说，前六班可以说是中学，后六班则为小学。胡适说澄衷的学科完备多了，除了国文、英文、算学以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科。分班的标准，是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学程度过低的，都不能入高班。胡适说他初进澄衷的时候，由于英文、算学的程度太低，被编在“东三斋”，即第五班。然而，聪明又不甘落人之后的胡适，很快地又重演了他在梅溪辉煌的纪录，一年内就升了四班。原来澄衷的管理很严，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到前三名的学生都有奖品。由于胡适每次考试常常都是第一，他进澄衷半年以后，就升入了“东二斋”（第三班），翌年春天又升入“西一斋”（第二班）。[3]
胡适用功的程度，可以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无怪乎，在他一生中，他常常谈到一个人成功，天才与努力所占的比率如何的问题。胡适有时候会说，天才不重要，努力才是成功的要素；可是，他有时又会说光靠努力是不够的，没有天才还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总括胡适自己的经验，说胡适的成功，是天才加上努力的结果。我们看胡适在澄衷的时候，为了要跳班，如何废寝忘食地学代数：
我这时候对于算学最感觉兴趣，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起来演习算学问题。卧房里没有桌子，我想出一个法子来，把蜡烛放在帐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窝里，仰起头来，把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题。因为下半年要跳过一班，所以我须要自己补习代数。我买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编的代数书，在一个夏天把初等代数习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这样的用功，睡眠不够，就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有一个时期，我的两只耳朵几乎全聋了。[4]
胡适好不容易三级跳，升到了澄衷最高的第二班，再升一班以后就可以毕业了，却又横生了意外。这一次跟政治、跟民族主义没有关系，而是跟澄衷教务长白振民的冲突。这个冲突的远因，是为了一堂体操课。[5]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1906年5月16日，那天天气极热，由于学校新定做的夏季体操制服还没到，作为“西一斋”班长的胡适，于是用天气太热没有适合的体操服为理由，跟舍监要求当天罢操。舍监要他们穿旧的体操制服。胡适去找了以后，发现不够十件。于是，就自行决定当天罢操，大家相率到教室去温课。舍监与白振民到教室来责问的时候，胡适以“天热”作为答复。白振民大怒，说胡适集众要挟。谁知道“东一斋”也跟着有样学样而罢操。于是白振民说：东一斋不操，要怪西一斋；西一斋不操，要怪胡适。后来因为胡适的国文老师杨千里的说情，才息事宁人。没想到事情却急转直下，因为那天后来下了一场小雨，热气稍退，同学于是出去补操。白振民觉得东、西两斋学生后来出去补操以后，并没有人生病，这表示原先以天气太热而罢操只是一个借口，他于是悬牌告示：“胡洪骍、赵敬承（东一斋班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
胡适说他反正已经不想当班长了，因为当班长使他荒废功课，所以也就不予计较。只是为了解释清楚，他写了一封信跟白振民解释。由于胡适同班同学余成仁说白振民说胡适好辩，胡适在这封信里，也对这一点作了辩解。白振民在第二天看了信以后，要胡适找余成仁来对质，于是事情弄得越来越僵。5月18日，白振民一天之中悬了两次牌，上午悬的牌说胡适“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下午悬的牌诘问胡适是否能担保将来不会再发生失序的情况。白振民每悬一牌，胡适就写一封信反驳。当天傍晚，胡适收到他二哥的信。由于胡适的二哥跟白振民从前是同学，他二哥责备胡适好名，要胡适去跟白振民谢罪。胡适只好写第三封信给白振民，在信后“略表悔意”，并说明他将辞去所有职务以为谢罪的表示。白振民收到了胡适的道歉函以后，在19日悬牌说胡适已经悔改，姑许其自新，不再追究前情。
五月间的体操事件虽然落幕，胡适显然愤愤不平，完全是看在他二哥的份上，忍气吞声。两个月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显然和胡适无关，可惜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胡适当天的日记没写完。我们只知道在7月16日那天，白振民又悬了一个牌说：“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显然胡适为了余成仁被开除的事情，又跟白振民起了冲突。他在《四十自述》里也谈到了这件事情：“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
胡适离开澄衷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他性格中不为人所知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有他气盛的一面，这是他在澄衷所写的日记里所一再自省的课题，这也是除了跟他有深交的人以外，所不知道的一面。他日后给人的理性、温文和煦的形象反映了他在内敛上所下的工夫，也更反映了这个被许多人攀龙附凤称为“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胡适，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人真正了解他的人。无怪乎胡适后来会对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诉苦，说他过的是一个非常寂寞的生涯；说他常常在半夜三更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却没有可以分享的对象；说他多么渴望能找到知己。[6]胡适不但是一个一辈子没有知己的人，在中国近代知名的人物里，他恐怕是一个最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公众人物，然而，他又是最被人所误解的。当然，这跟他自己处处设防、刻意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是很有关系的。他1921年8月26日的日记，在这一点上其实透露了不少。那天晚上的饭局上，夏威夷出生的华侨郑莱，用西洋手纹相术替大家看相。郑莱是胡适留美时期就认识的老朋友，不会说中文。胡适是在康乃尔大学念书的时候认得郑莱的。后来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郑莱则念哈佛商学院。胡适说郑莱很了解他，所以他说中的许多话是不足为奇。可是，有两点，是准到连胡适都私下称奇的，因为那是他“不足为外人所道也”的秘密：
一、他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二、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7]
韦莲司对胡适气盛的一面其实很了解。她在1938年给胡适的一封信里，就这样老实不可气地批评了胡适：
你在朋友圈里，会轻率地说出你对公众或社会事物的看法。你这样作是因为你脑筋很快，而不是因为你有了理由充分的意见。因此，当你在矛盾之海泅泳的时候，你也许看到了某些字句（相信它们是对的），就说：“我宁愿我是对的。”我在这里想说的意思是，哲学或行为的对错，并不像历史问题那么容易来判定。由于我不清楚你在中国的生活，也无法看你用中文写的杂文，因此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定很不公平，你可能老早就把你大学时代的习性摒除了。[8]
[1]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19.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63.
[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6-57.
[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7.
[5] 以下有关胡适跟澄衷教务长的冲突，是根据胡适的澄衷日记，请参见《胡适日记全集》，1：29-48.
[6] Hu to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October 31，1936，《胡适全集》，40：311-312.
[7]《胡适日记全集》，3：294-295.
[8] Williams to Hu, August 31，1938。转引自拙著《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页281。
中国公学
年轻气盛的胡适既然已经两次跟教务长起冲突，现在又被记了一次大过，他也就决定离开澄衷了。1906年夏天，他去报考中国公学。他被录取以后，就在那年的秋天进入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这件事情的缘起，是因为日本文部省在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取缔”在日文是“管束”、“整饬”的意思。然而，在中文听起来就很刺耳。当时谣言极多，比如说，传言说取缔规则将把中国人和韩国人并列。当时韩国虽然还没有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殖民地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人和韩国人并列是一个侮辱。又加上这些取缔规则里面，还有对中国留学生住宿以及行为的管理，有侵害留学生权利之虞。在抗议无效之后，中国留学生便议决罢课抗议。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估计有八千人之多，其中，有三千人回了国。这些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在该年12月底，在
上海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拟定了自治规则。1906年1月18日，各省代表选定了第一次公学职员。且经决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并起草了学校章程。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行开校典礼。校址所在，在上海北四川路黄板桥之北。
中国公学是在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激荡之下成立的。然而，慷慨激昂过后，许多实际的问题就出现了。首先，罢学归国的学生虽然号称有三千人之多，然而，清朝政府当然不想让他们都留在上海。其命令是：“劝令迅速各回本籍，不许逗留。”此外，根据报载，驻日公使又威胁所有学生必须在一个月，最晚两个月内，回东京上课，否则官费生停费，自费生则不送入学。于是“觍颜东渡者大半，穷蹙四散者又半之”，留在上海的，不到罢学回国的十分之一。因此，中国公学开学的时候，只有两百六十几个学生。
更严重的是中国公学的财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上海那时还是一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见中国公学里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自己办学堂，都认为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们是革命党，社会叫他们做怪物。所以捐钱的人很少，学堂开门不到一个半月，就陷入了绝境。公学的干事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基于义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杀，遗书几千字，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之后，舆论都对他表敬意，社会受了一大震动，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才稍稍站得住。”[1]
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经济、观念的条件之下，捐款和赞助都不是恒久之道。我们只要比较表2.1所列出来的中国公学1906和1907年的财务报告，就可以看出端倪。中国公学第一年，也就是1906年，总收入是52，779元。其中，捐款收入是15654.53元，占总收入的29.66%。到了次年，虽然总收入增加了一万多元，达到64371.96元，但捐款的收入却骤降到4272.16元，仅占该年总收入的6.64%；与前一年相比，降幅几达四分之三。换句话说，姚弘业的自杀，虽然引起了社会的同情，使中国公学得到了大量的捐款，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不是办学的人所能仰仗的。这一点，是中国和美国国情大不同的一点。美国的私立学校靠捐款、靠投资维持；中国的私立学校则主要
靠学杂、膳宿费的收入。1906年，中国公学在学费和膳宿费的收入是21，582元，占总收入的40.89%。1907年，由于学生增加，中国公学在学费和膳宿费的收入，增加到29741.22，占该年总收入的46.2%。如果我们在把该年制服费的收入也加进去，就将近该年收入的一半。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76-81。[2]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公学的财政实际上是不稳固的。中国公学在1906年12月向两江总督端方呈请补助，得其允自1907年正月起每年由江南财政局拨银一万二千两。此外，中国公学又得到粤督张人骏批准，由广东批银三千两。这两个拨款使得中国公学在1907年的补助款项达到21606.73元，占该年总收入的33.57%。这个来自官方的补助，加上捐款，占该年总收入的40%。当然，我们在此也必须指出表2.1的统计并不是很精确的。首先，当时的钱币单位并不是统一的，比如说，端方跟张人骏的拨款是以银两计的，而社会通用的是银元。表2.1的统计所用的单位是银元，但并没有告诉我们银两与银元的兑换比率。其次，表2.1“补助”栏里的数目，也大于端方和张人骏拨款的总和，究竟这个差异是因为换算成银元的结果，还是中国公学另有其它补助来源。如果是后者，则表2.2的捐助名录里，并没有其他拨款的来源。如果把表2.1跟表2.2的统计数字拿来相比，我们就更可以看出这些统计资料是不精确的。比如说，表内胪列的捐款数目有几项是笼统的总数。捐款的总数也与表2.1的总数不符。当然，这除了可能因为是表2.2只列出超出百元或百两以上的捐助款项以外，也可能又是跟兑率有关。无论如何，端方除了拨款补助中国公学以外，还拨了吴淞公地百余亩作为新校址。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117-143。[3]
1908年，中国公学得到大清银行贷款十万两为建筑新校舍之用。然而，事与愿违，就在新校舍还在兴建的时候，中国公学的大多数学生就因为与学校行政人员的争执，而集体罢学。退学的学生在爱而近路庆祥里组织了中国新公学，留校的学生，则于1909年搬进吴淞的新校舍。中国新公学坚持到该年冬天，终于以维持困难而解散，与原校合并。有关这点，我们下文还会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