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75-76.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76-77.
[3]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43-44.
[4] 有关《真如岛》情节，请参阅胡适，《真如岛》，《胡适全集》，10：501-541.
[5] 胡适，《无鬼丛话》，《胡适全集》，20：503.
[6] 胡适，《论毁除神佛》，《胡适全集》，21：63-66.
[7] 胡适，《无鬼丛话》，《胡适全集》，20：504.
[8] Hu Shi，“Immortality as a Guiding Principle in Life，”《胡适全集》，35：262.
[9] 以下分析所征引文，请参阅胡适，《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胡适全集》，21：77-80.
[10] 胡适，《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11：137-138.
[11] 胡适，《白话（四）：名誉》，《胡适全集》，21：131.
妇德、媒妁婚姻的现代诠释
胡适对女性的看法，在留美以后，有了显著的变化。用贾祖麟的话来说，是比较“自由开放”的看法。[1]但是，由于他写他那本胡适传的时候，看不到胡适留美以前的文章，他并没有解释这个比较“自由开放”的看法，究竟是和什么样子的看法相对比的。事实上，胡适对女性的看法是渐次演进的。留美前后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然而，即使在留美之前，他对女性的看法也有微妙的变化。基本上，胡适在留美以前对女性的看法，是受到梁启超影响的。他1906年11月在《竞业旬报》所发表的《敬告中国的女子》，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这篇文章里，首先责备中国女子甘心作为男人的玩物。他说：
我们中国的人，从前都把那些女人当作男子的玩物一般，只要她容貌标致，装饰奇异，就是好女子。全不晓得叫那些女子读些有用的书，求些有用的学问。那些女子既不读书，自然不懂什么道理。既没有学问，自然凡事都靠了男人，自己一点也不能自立。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中国虽有了四万万人，内中那没用的女人倒居了二万万，那些男人赚来的钱，把去养这些女人，都还不够。我们中国如何不穷到这么地步呢？那些女人，既然没有本事，若是她们还读了些书，能够在家中教训儿女，倒也罢了。不料她们听了一句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放屁话，什么书也不去读。咳！我们中国的女人，真真是一种的废物了。
胡适说女子要发奋不做废物，就必须要立志从两件事情做起：一是不缠足；二是读书。为什么不要缠足呢？第一，缠足有害身体。害自己，还不打紧，缠足所戕害的，是中国的种：
倘是那些身体素来不大强壮的女子，受了这种苦处，那身体便格外嬴弱，到后来生男育女的时候，因为她的身体不好，那乳水便一定不多的。原来人家小孩子的身体气魄，都和他们爹娘的身体气魄很有关系，这些身体软弱的爹娘，怎么还能够养出身体强壮的儿女呢？所以中国人的身体，总和病人一般的，奄奄无生气，难怪外国人都叫我们是病夫国呵！可见缠脚这一件事，是不但有害于自己的身体，而且有害于将来的子孙。
缠足的第二个害处，是不能做事，其结果就是使女子变成废物：
第二做事不便……若是生了女孩，便骂她是赔钱货……岂不是因为女人不会做事，所以讨厌他吗？……女人为什么不能作呢？……这个缘故，虽然不只一端，但是照我看起来，缠脚这一件事，恐怕要算是最大的缘故了……作女人的，从五六岁的时候，就被那些没有人心的爹娘，把她的脚紧紧的包起来了，当那个时候，她们受那种苦处也还受不完，哪里还有功夫来学做什么事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中国的女子，几乎没有一个会做事的……大凡女子缠了脚，不要说这些出兵打仗、做书、做报的大事情不能去做，就是那些烧茶、煮饭的、缝缝洗洗的小事情也未必人人能做的，咳！这岂不是真正的一种废物么。
中国女子发愤图强的第二法门是读书：
原来那“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是很没有道理的……如今我所说的“才”字，却不是这么说法……第一，大凡一个人年小的时候，知识没有充足，心思也没有一定，都是跟好学好，跟坏学坏的。所以小的时候，一定要受过顶好的教育，方才可以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俗语说得好：“三岁定八十。”……在家都要受他们父母的教训，这就叫做“家庭教育”。但是做父亲的，总不时时在家，所以这事便是做娘的责任了……所以女子一定要读书才能够懂得些正大道理，晓得些普通学问。道理和学问都懂得了，自然能够教出好儿女来。人家都想有好儿女，却不晓得教女子读书，好像农夫不去种田，倒想去收好谷，哪能够想得到手呢？第二，大凡天下女子的心思比男子更细密，又没有那些应酬的劳苦，倘使他们肯用心去求学问，所成就的学问，一定比男子高些。有可以求学问的资格，却自己糟蹋了，就使我们中国人愚到这般地步，岂不可惜吗？第三，以上所说，多是读书的大用处，如今且说那些小事。就如乡村人家，买两担柴，记几笔账，看几封信，若是男人不在家，妇人不读书，那就不得不去求别人了，岂不是不便吗？这些小事也不会做，那还可以算得一个有用的人吗？真个是我所说的“废物”罢了。[2]
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所提出来的论点，从“玩物”、“废物”、“保种”、“母教”，都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说过的论点。胡适所谓的“中国虽有了四万万人，内中那没用的女人倒居了二万万，那些男人赚来的钱，把去养这些女人”，不外乎是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里的说法：中国四万万人口，“妇女约二万万，分利者约十之六七”。[3]所谓“母亲的乳水”、“家庭教育”也者，不外乎是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里“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保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的白话版。[4]胡适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即使胡适没有直接读到梁启超的文章，这个说法仍然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女学的应兴与必兴，在中国从1900年八国联军的重创苏醒过来以后，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胡适的《敬告中国的女子》，必须从这个角度观之。
如果女学是必兴的，这个女学的内容应该如何呢？对年轻的胡适来说，这毕竟是太大的一个题目，同时也不是他会有时间与兴趣认真思考的。重要的是，就像同时代一些先进的男女人士一样，胡适也对妇德从事了现代的新诠释。他在《敬告中国的女子》的文后，附录了东汉蔡邕的《女训篇》。这种做法，当然是相当传统的。这也就是举古圣先贤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在正文里，把《女训篇》的论旨翻成简易的白话文，说：“人的心思，和人的面孔一样，面孔不修饰，就龌龊了；心思不修饰，也就变坏了。人家女子都晓得把面孔装饰得好看，却不晓得修饰她的心思。”最后，他用责备兼鼓励的话语来劝勉中国的女性：“今日我们中国的女子，为什么情愿费了许多工夫，丢了最要紧的学问不去做，却要去做这些梳头、缠足、穿耳、搽粉的事呢？可不是那《女训》上说的愚人么？可不是我从前所说的废物么？所以我说中国的女子，若不情愿做废物，第一样便不要缠脚，第二样便要读书。若能照这两件事行去，我做报的人，便拍手大叫着：‘中国女界万岁！中国万岁！中国未来的国民万岁！’”[5]胡适对女性只知外表的修饰，而不知内在涵养的批判，是有其社会的代表性的。随着西化的加速以及女子教育的勃兴，这种批判会越演越烈，卒使“女学生”、“新女性”成为奢华、堕落、寡廉鲜耻的代称。这是当时东亚传统社会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一个相当普遍的，把“女性”化约成衡量社会道德的度量仪的做法。[6]
蔡邕的《女训篇》毕竟是男性写的。很自然地，胡适必须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女德的女性发言人。就像当时有同样想法的男女作者一样，胡适找到的这个发言人就是班昭。在《敬告中国的女子》这篇文章里，胡适为了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传统观念，就在历史上找那些有才又有德的女性作反证，其中，有班昭，也有著有《女孝经》的郑氏。他说：“就如汉朝有一位班昭，是最有名的才女。他的哥哥班固，做了一部《汉书》，没有做好就死了，后来班昭竟接续下去做成了这书，又做了一部《女诫》；又有一个女子，叫做缇萦，他的父亲犯了罪，亏得缇萦上了一本奏章救了他；唐朝陈邈的妻子郑氏，著一部《女孝经》；晋朝有一个谢道韫，会做诗赋又会辩驳。这都是有才的女子，难道她们有才便无德么？”[7]
有趣的是，胡适对班昭的看法，不久就产生了根本的改变。胡适这篇《敬告中国的女子》是1906年的作品。两年以后，胡适在1908年11月的《爱国》篇里，写中国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时候，女界里，就只剩下了秦
良玉与花木兰。[8]一个月以后，胡适开始在《竞业旬报》里，以连载的方式，发表社论，展开他对班昭的总批判，《曹大家〈女诫〉驳议》：“我们中国女界中，有一个大罪人，就是那曹大家[音：姑]。这位曹大家，姓班名昭，她做了一部《女诫》，说了许多卑鄙下流的话。”年轻的胡适，已经知道以今非古，如果处理不得当，会犯有历史谬误的弊病。同时，他也知道《女诫》在历史上的读者泰半是男性。所以，他非常言之成理地解释他写这个批判的用意：
列位要晓得，她这部《女诫》，虽然我们的姐姐妹妹们，大半没有读过，然而几千年来，那许多男子，都用这《女诫》的说话，把来教育我们的姐姐妹妹，把来压制我们的姐姐妹妹，所以她那区区一部《女诫》，便把我们中国的女界生生地送到那极黑暗的世界去了，你想我怎好不来辩驳一番呢！有的人说：“铁儿先生，你何苦把几千年后的新思想，去责备那几千年前的古人呢！”我说：“是的，我并不敢责备古人，不过我要把这些道理辩白一番，好教那些顽固的人，不致借这《女诫》来做护身符，这便是我的区区微意了。[9]
胡适对《女诫》的批判，是逐句式的，也就是说，是逐句地批判。《女诫》共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胡适批判《女诫》的社论，在连载到第三篇，也就是在《竞业旬报》的第39期，批判《女诫》的第五篇，也就是《专心》篇以后，由于他接着就辞去了《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而告终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女诫》的批判，在戊戌前后，是选择性的阐扬与批注。换句话说，是藉由表扬班昭的才，来选择性地诠释她所阐扬的女德，而让《女诫》在女学堂的课程里占有一席之地。二十世纪初年以后，由于“女权”概念的勃兴，与《女诫》所阐扬的“男尊女卑”的概念，两相扞格，《女诫》于是变成了负面的教材。夏晓虹说，在
当时对《女诫》持论最严厉的是女性。[10]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无政府主义、激进的何震直呼班昭为“班贼”，胡适则称班昭为“罪人”。在批判所采取的高姿态上来说，可谓旗鼓相当。何震称班昭为“班贼”的文章，是1907年7月在日本发行的《天义报》上发表的。胡适对《女诫》的批判，最早发表于1908年12月，晚了一年半。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看过何震的文章。以胡适当时读《新民丛报》的习惯来说，他如果读了《天义报》，而读过何震的文章，并不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即使胡适读过何震的文章，我们只能说何震给了他灵感，英雄、英雌还是可以所见略同。更何况胡适所作的，是全面的批判。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地复述胡适对《女诫》逐句的批判，这毕竟是一个十七岁青少年轻狂却又未免幼稚的尝试。就举两个年少轻狂、自以为真理自明的例子。在评《卑弱第一》“常若畏惧”这句话的时候，胡适说：
这话更不通了，畏惧谁呢！天下的人，只有一个理字，是应该畏惧的。只须我自己行止动作，上不愧天，下不愧人，自己对得住自己就是了。何必怕人呢？所以孔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坦荡荡就是无所畏惧的意思。大凡君子人，行事只求合理，自然坦荡荡的，无所畏惧，其实又何必畏惧呢？[11]
又，《敬慎第三》篇：“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胡适批注说：
上句“修身莫若敬”倒也罢了，下一句“避强莫若顺”，你想这不是卑鄙下贱吗？俗语道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些男子如果用强权来压制女子，就该正正当当和他抵抗，有何不可？何必避呢？如果女子不去和他抵抗，那么他们自然要得尺进尺、得寸进寸了。古人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可见古人是狠瞧不起这个“顺”字的，我从前说过的，天下只有一个“理”，是应该畏惧的，我
们只要依着理行去，还怕什么呢？又何必躲避呢？[12]
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复述胡适逐句批判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批判的基调，还是《女诫》里“男尊女卑”的概念。这与当时先进的智识阶级的批判没有什么不同。比较有意义的，是一方面勾勒出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同时，在另一方面指出胡适仍然是深深地浸淫于传统之中的事实。胡适与众不同的批判有二。第一，他开宗明义，批判《女诫》的第一篇《卑弱第一》，说“怪不得几千年来，总没有女权的希望”。然而，胡适的重点不在“女权”，而是班昭所犯的历史谬误。他说这是误把当时的民间歌谣，当成不可变异的哲理的谬误。因此，班昭所谓古人生女弄瓦也者，完全是食古不化，或者说读死书的结果。他解释说：
这一段文章，是曹大家引用《诗经》上说的话儿，那《诗经》上说：“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看官要晓得，那《诗经》一部书，乃是古时圣贤采访四方的风俗歌谣，因而辑成一部大书，即如这一篇诗所说的话，在做书的人本意，不过是教人晓得某地有这么一种重男轻女的风俗，他的本意，只有望人改良的意思，并不教人依着他行。譬如那《诗经》上说的：“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难道他真个要人做这些淫奔的事吗？又如“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子不我思，岂无他士！”这二句诗，淫极了，难道他真个教人做这种“□□□□”，□□□吗？可见《诗经》上说的，不过说某处有某样的风俗罢了，不料这位曹大家，不懂诗人的命意，便以为古人都是卑视女子的了，可不是大错了吗？至于“斋告先君，明当主祭祀也”这句话，更容易明白了。你想古人最重祭祀，断不会使那卑弱下人的人去主祭祀，可见古人并不卑视女子，不过曹大家不懂得罢了。[13]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里，说《诗经》是经由孔子审订、保留下来的古代中国“社会、思想生活的见证”。[14]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卷）说：“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叫它做诗人时代。”[15]显然，胡适对《诗经》作为古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的纪录的看法，在1908年就已经形成了。
胡适的第二个与众不同的批判，是从男女平等的概念，一面批判使用“男尊女卑”的语言，颇类似于今天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要求；一面又进一步演绎到夫妻有平等诉求离婚的权利。《女诫》《夫妇第二》有段话说：“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胡适说：
哈哈！曹大家也讲起平等来了。你想这两句话，不是狠平等吗？不是狠有点抵抗性质的吗？桀纣无道，汤武便去征伐他，为什么呢？因为“君不贤则无以临民”，所以便要讨他的罪，如今曹大家是承认“丈夫可以御妇的”了。看官要记得，那个“御”字，有驾御的意思，管理的意思，便和皇帝治民的治字差不多了。皇帝不贤尚且可杀可去，丈夫不贤，便失了丈夫的资格，做妻子的，可以抵抗他，所以这“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八个大字，正是泰西各国离婚律法的一大原理。不料曹大家这么一个卑鄙的人，也会有这种理想，这就狠难得了。但是上面用一个“御”字，就和马夫赶马，车夫推车一般，下面用一个“事”字，是服侍的意思，就和下官服侍上司，奴才伏侍主人一般，两两比较起来，还是大不平等，可见曹大家一定是一个没见识没魄力的女子了。[16]
同样地，《女诫》《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这段话，又让胡适重申男女在离婚上的对等权：
看官须要认明这个“礼”字。这个《礼》是古时一班“男子”，以自私自利之心来定这部《礼》。他所说的话，全是男子一方面的话。从前有位女豪杰，狠有思想的，说“当时若使周婆制礼，断不敢如此”。这句话，千古以来，传为笑话，哪晓得这句话，真正是千古名言。即为再嫁一事，男子何以可再娶？女子何以不可再嫁？千古以来，却没有人能明明白白的讲解一番，只可怜那些女子也，只晓得糊糊涂涂的守着这话做去，没有人敢出来反对。其实“夫妇之道，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曹大家不是说过的吗？既然说“以和亲，以好合”，丈夫死了，或是被出了，什么和，什么好，都没有了，为什么不可再嫁呢？丈夫不肯为了“和”、“好”而不再娶，女子又何尝不可再嫁呢？所以我说这个《礼》是一班自私自利的臭男子定的，并不足据的，尽可不去管它。[17]
不管胡适在批判班昭的时候是如何激进，他当时毕竟还是彻底的传统文化的产物。传统文化给人的信念可以是根深蒂固的。《女诫·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这些所谓“阴阳”、“神明”、“天地”、“人伦”也者，胡适显然不假思索就认同了。他的批注是：“何等郑重，曹大家于此一节，颇知注意，总算是有点阅历的话了。”[18]胡适既然认可“阴阳参配”的概念，如果“阴”与“阳”是平等的，如果“阴”与“阳”是“相敬如宾”的，他显然是可以认同“阴”为“阳”之辅的。有关这点，最有意思的例证，是以下的一段批判。《敬慎第三》：“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胡适评说：
你想天下哪有这种道理，难道丈夫做强盗做贼，做妻子的都不应谏阻吗？丈夫忤逆不孝，弑君弑父，做妻子的都只好听他吗？甚至于丈夫把妻子卖给人家为妾为娼，难道也只好顺从吗？那古人说的“内助”到底助什么呢？古人说的“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祸”，又是什么道理呢？古人说的“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既然说“以顺为正”，自然有个“以不顺为权变”的反面文章在里面，若照曹大家这话说去，岂[只]是妾妇之道，简直是娼妓之道了。①①139
这段批注批判的主题是：夫妇之好，建立在妻子守其“恭下”的本分；而“恭下”之道无他，不跟丈夫争是非曲直是也。胡适的反驳固然振振有词，然而，更有趣的，是他所用的“谏阻”、“内助”这两个字眼。这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说溜嘴（Freudian slip），而是他来自于传统文化、未经挑战的信念。在“阴阳参配”的前提之下，“阴”既是“阳”之辅，则妻子应扮演“内助”的脚色，作“谏阻”的工作，就不言可喻了。胡适留美以前对女性的看法，他在《留学日记》里作了反省。他在1915年10月30日的日记里说：“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19]
胡适另外一个当时不自察、未经反省的来自传统文化的信念是：妇女节烈之天经地义。《女诫·卑弱第一》：“忍辱含垢。”胡适义愤填膺地批道：
这四个字，不通极了。我们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口就是节，闭口就是烈。这节烈二字的意思，就是说那女子的品行名誉，断不可有什么玷污。如果有了一些羞辱垢污，总要洗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不然，那就算不得节烈了。怎么这位曹大家倒要教人忍辱含垢呢！难道曹大家还不赞成那些节妇烈女，和那些有气节的女丈夫么！不通！不通！[20]
《敬慎第三》有言：“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胡适批注说：
如果这句“避强莫若顺”是合理的，那么古来那许多殉节守贞的节妇烈妇，她们都是不肯“顺”的了，都是不肯避强的了，难道这些节
①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41。
妇烈妇都不合理吗？[21]
聪颖、有机会留美、勤读书、敏于观察、能反躬自省的胡适，很快地就摆脱了传统节妇烈女的崇拜。留美归国以后的胡适，在一系列的文章里抨击了节妇烈女的崇拜及处女偏执狂。他指斥贞操论是“全无心肝”的。他在读到了上海县长呈请江苏省长褒扬一位陈烈女的呈文以后，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来看，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在回答一个读者来书，询问应该如何对待被人强暴的女子的问题，他回答说，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什么损失……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我们在此不必斤斤计较胡适说溜嘴了的“失身”、“变态”这两个字眼，而把重点放在他所反问的话上：“娶了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了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22]
如果胡适在留美以前，已经开始对女德作了现代的新诠释，他对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媒妁之言的婚姻，想当然耳地，也是他关注的论题。由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经由媒妁之言，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定下来的，而这个留美博士、鼎鼎大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却能与人人都认为不能跟他匹配的江冬秀白头偕老，历来研究胡适的学者，总喜欢在他的文字里找到他不情愿、不甘心的证据。关于这一点，在胡适研究资料收集上最孜孜不倦、用力最深、贡献最大的周质平有一个理论。他说，胡适对中国一些风俗制度的辩护，特别是他在用英文写文章的时候，其所反映的，是他想“为宗国讳”的“中国情怀”的情结。他解释说：胡适“在面对华洋不同读者时，有他不同的说词和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且也多少可以看出他在自己婚姻上，所经历的一段挣扎与妥协。有时我觉得：与其说他为中国婚制辩护，不如说他为自己辩护，为他自己极不合理的婚姻找出一个理由。”[23]
图3 1910年代初的江冬秀。（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周质平的这个“中国情怀”的说法，其实类似美国学者列文生（Joseph Levenson）对梁启超的论定。列文生说梁启超在思想上其实已经疏离了中国的传统，只是在情感上，他无法跟它一刀两断。[24]从这种诠释的角度出发，胡适对中国风俗制度，包括婚姻制度的辩护，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种潜意识的自卫机制，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合理化。事实上，胡适在美国的时候，或者说，他用英文写作的时候，如果比较倾向为中国辩护的话，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身在异国，亲身感受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那种感觉必须要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如人饮水而冷暖自知的。胡适1915年3月22日写给他母亲的家信，说明了他三年来，演讲了七十余次，而却能乐此不疲的原因：“此邦人士多不深晓吾国国情民风，不可不有人详告之。盖恒人心目中之中国，但以为举国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为中国之真文明也。吾有此机会，可以消除此种恶感，岂可坐失之乎？”[25]
这“为宗国讳”的话固然是胡适自己说的，然而，我们不可以在不考虑胡适说这句话的脉络，就贸然拿来作为胡适写英文论著时的心态的自况。胡适在《留学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在1914年7月26日。当时，他正深自思索“爱国”与“是非”的问题。我们会在下章里，再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简要来说，1914年4月，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旖色佳新闻报》（Ithaca Journal），即胡适就读的康乃尔大学所在地旖色佳城的报纸，在报道中引了美国十九世纪初一个海军将领笛凯特（Stephen Decatur，1779-1820）的一句名言。胡适在日记里引用的版本如下：“我的国家，我愿它永远作的都是对的。但不管对错，它总是我的国家”（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胡适不但投书该报，而且在演说中批判了这种可以因为爱国而不问是非的态度。胡适的美国师友，有的赞同他，有的则解释说，这句话可以从狭义、广义的角度去作诠释，也可以作理智与情感上的划分，其情感的部分，虽有缺失，是可以体谅的。胡适在日记里，表示他很感谢师友的匡正。就是在这样的问难、匡正、反思的脉络下，胡适在7月26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吾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26]
胡适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为宗国讳”的态度，是“失之私矣”，虽然“其心可谅也”。更重要的是，胡适认为是非之心，还是有可能超越爱国之心的。他以自己为例，说虽然他是中国人，那庚子之乱，他还是要说中国是错的。
言归正传，周质平说在传统婚姻制度上，胡适“为宗国讳”。他的证据是把胡适出国留学以前对传统中国婚制的抨击，拿来对比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所作的一个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辩护的演讲。对于后者，周质平举的是胡适1914年6月在《康乃尔时代》（Cornell Era）所发表的《中国的婚制》（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这是他该年一月在康乃尔大学所作的一篇演讲。周质平说：“其中如‘早婚’等胡适[出国前]认为‘罪大恶极’的中国风俗，到了他的英文文章中，竟成了良风美俗了。倒是西洋人的自由恋爱、自主结婚成了颇不堪的社会习俗了。从这一转变中，我们可以确切地体会到，什么是胡适所说的‘不忍不爱’和‘为宗国讳’了。”
周质平所拿来对比的，是胡适出国留学以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真如岛》第三回，胡适用故事主角孙绍武的口吻来批判早婚的习俗。他批评少年子弟，年纪轻轻就娶了妻子，从此终日缠绵褥之间。等生了儿女之后，为了一家生计，就没有任何工夫去读书、求学问了。孙绍武还在这回的结尾胪列了早婚的害处：早婚、近亲联姻，是弱种的祸根，个性不和而反目；早婚生子，不懂育儿；父母自己都未成熟，生子必弱；早婚，则求学不专。另一篇则是胡适1908年8月在《竞业旬报》分两期连载的《婚姻篇》。周质平说：
在《婚姻篇》中，胡适更是“笔秃口枯”地痛骂中国婚制，指出许多父母为了早日抱孙，不顾子女前途，糊糊涂涂就急着叫儿子娶妻生子。他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他甚至于把“我中国几千年来，人种一日贱一日，道德一日堕落一日，体格一日弱似一日”都归罪于这个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令人惊讶的是，周质平只征引了胡适《婚姻篇》上篇的论述，而完全不顾胡适在下篇所作的结论。事实上，胡适在这整篇文章里，对传统中国的婚姻的看法，跟周质平所说的刚好相反。胡适所痛骂的，不只是相信媒妁之言的父母，而且还包括了那些讴歌“自由结婚”的“志士青年”。换句话说，胡适说新旧两派都错了，都该各被打五十大板。这也就是说，十七岁不到的胡适，还没到美国去留学的胡适，老早就对婚姻制度抱持了一个折中论的看法。胡适开宗明义，就批判新派人物，说他们对传统中国婚姻的诊断，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他说：
现在的新学家，都说中国的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不自由的。中国的婚姻所以不进步，也只为父母太专制的缘故。一个人如此说，二个人也如此说，便把现在所有的青年子弟，都哄得什么似的，都说这中国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要改做自由结婚的。哎！列位，这句话是大错的，是大错的。[27]
胡适说，传统中国的婚制是“极不专制的，是极随便的。因为太不专制了，太放任了，所以才有这个极恶的结果”。胡适所谓的“极不专制”、“极随便”，就是指父母把婚姻这么重要的人生大事委托给媒婆、瞎眼的算命先生和泥菩萨。
最值得玩味的，是胡适的补救之道：“照我的意思，这救弊之法，须要参酌中外的婚姻制度，执乎其中，才可用得。第一是要父母主婚；第二是要子女有权干预。”由于胡适的补救之道与众不同，而且跟周质平所下的结论完全相反，更重要的，由于它反映了胡适在留美以前，就发展出一个传统与现代调和的婚姻观，我们在这里必须比较完整地引述：
（第一）父母主婚。现在上海有一部书叫做《法意》，是法国一位大儒孟德斯鸠做的。他那书中有一段话，说得最好，兄弟把来翻做白话，给大家看看。那书中道：
我所以要说婚姻要父母主张者，因为做父母的慈爱最深，况且多活了几岁年纪，见识思想毕竟比较子女强些、见得到些。若是专靠子女的心思，那做子女的，年纪既轻，阅历世故自然极浅了。况且少年心思必不周到，一时之间，为情欲所蔽，往往把眼前的东西当作极好，再也不会瞻前顾后，他们的选择怎么靠得住呢？（严译本759页）
这是一些也不会错的，不用兄弟再说了。但是他那书中还有一句话说：“做父母的和子女最亲切而且知道子女的性格，别人断比不上。”这句话行到中国便有些不合用了。古语道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可见得父母爱子过深，反不明白做儿女的性格了。全国的人，内中自然有一二明白的人。但是溺爱不明的人居多。所以那些讲新学的人便说这是一定要男女自由结婚的。兄弟却不如此。因为父母溺爱不明，难道做子女的便都是事理通达的人么？所以兄弟说一定要父母主婚。这是极正当极合时势的办法。
（第二）子女有权干预。做父母的能照兄弟的话做去，那是极好的了。但是内中有些父母的嗜好和做子女的不同。譬如儿子爱学问爱德行，父母却爱银钱、爱美貌。父母尽父母的心力做去，却不合儿子的性情，可不是反了吗？可不是一样的不和睦么？所以兄弟也想一条先事预防的法子，是要使做儿女有干预之权，做父母的也要和儿女相酌而行，这才是完全的好法子了。
还有一层。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但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要是在内地一般未开通的父母子女，那还是用用兄弟前面说的话好呵。
毫无疑问地，青少年时代的胡适对婚姻的看法，在在地反映了他“作新民”、以爱国的理念：“兄弟却要恭恭敬敬的告诉我中国千千万万的做父母的，极希望那些做父母的，个个都把儿女的婚姻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不但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而且要看做中国的大问题。稍稍留一些心儿、担一些担儿。”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忘掉个人的幸福与利益的考虑：“娶两房好媳妇，嫁两个好女婿，这也是做父母的幸福。难道列位做父母的竟有福不会享么？”他劝做父母的要懂得时势的变迁，要懂得因势利导，作两全其美的因应之道：“列位做父母的，再要是一定要糊糊涂涂的过信媒人、过信瞎子、过信土偶木人，那便是列位自己不要享福，那便是列位自己愿做中国的大罪人，哈哈！那可怪不得那些青年男女要说家庭革命了！”
换句话说，胡适并不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周质平所说的“中国情怀”的作祟，才开始为传统中国的婚制作辩护。胡适日后诚然对中国传统作了严厉的批判，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向就是反传统婚制的。他在《竞业旬报》上所写的《婚姻篇》，可以说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持中西调和观的雏形。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康乃尔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国的婚制》，只不过是根据他留美以前在《婚姻篇》里所发表的论点，加上他留美期间观察领略到的西方习俗以后，所作的演申而已。
胡适对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一定有其错综复杂的情绪，绝不是外人所能体尝其万一的。其错综复杂的程度，绝不是弗洛伊德的“合理化”的观念所能道尽其中心酸的。他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绝不是外人所能道者也。我们在第一章引了胡适1908年7月写给他母亲的家信。他在那封家信里，拒绝回家完婚。那封信的文字强硬、语气悲愤。虽然他表明不会悔婚，其所弥漫的，却仿佛是哀兵之气。然而，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他仍然不免于遐想。有一天，家里的来信里夹了一封署名“宝孙”，看来像是一个女子写给她母亲的信，笔迹、词意都不错。他问那是不是江冬秀写的；如果是的话，他说他就要谢谢母亲了，因为那表示江冬秀的文字已经大有进步。他说他这几年来，阅历较深，已能懂得知足。他颇后悔这几年来屡次写信要求江冬秀读书，弄得自己与母亲、母亲与亲家间多一层怨尤，真是不该。语锋一转，他紧接着说：“实则儿如果欲儿媳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未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俪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28]一直到他留美的晚期为止，胡适仍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着。[29]
[1]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43.
[2]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4-12.
[3]梁启超，《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饮冰室文集》，页72。
[4] http：//www.guoxue.com/master/liangqichao/w-acsn.htm，2009年11月6日上网。
[5]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12.
[6] Yung-chen Chiang，“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Journal，”Gender＆History，18.3（November 2006），pp.524-525.
[7]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9-10.
[8] 胡适，《白话（一）：爱国》，《胡适全集》，21：106.
[9]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页125。
[10]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159。
[11]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7-128。
[12]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7。
[13]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6。
[14]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22-323.
[15]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5：228.
[16]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2。
[17]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44。
[18]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1。
[19]《胡适日记全集》，2：245.
[20]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7。
[21]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7。
[22] 胡适，《贞操问题》，《胡适全集》，1：634；胡适，《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答萧宜森》，《胡适全集》，1：652.
[23] 以下所讨论的周质平的文章，请参阅周质平，《国界与是非》，耿云志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56-57。
[24] Joseph Levenson, Liang Q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1，219.
[25] 胡适禀母亲，1915年3月22日，《胡适全集》，23：78.
[26]《胡适日记全集》，1：416-417.
[27] 以下有关胡适《婚姻篇》的引文，见《婚姻篇》，《胡适全集》，21：24-29.
[28] 胡适禀母亲，1909年9月13日，《胡适全集》，23：14.
[29]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