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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言 当前章节:15573 字 更新时间:2026-6-29 02:03

以后我就很难见到大响的面了。建筑公司放假时我回家去探望过大响,那两扇破门紧锁着,门板上用粉笔写着一行大字:养猫捕鼠专业户。旁有小字注着:捉一只鼠,仅收酬金人民币一元整。铁将军把着门,这老兄不在。但我还是吼了几声:“大响!大响!”院子里一片回声,好像在两山之间呼唤一样。我把眼贴到门扇上往里望,院里空荡荡的,低洼处存着夜雨的积水,那匹我曾见过的白耗子在院里跑,墙上钉着一片耗子皮。

大响的邻居孙家老太太迎着我走过来,一头白发下有两点磷火般的目光闪烁。她拄着一只花椒木拐杖,干干的小腿上裂着一层白皮。她问:“您是请大响拿耗子的吧?他不在。”

“孙大奶奶,我想找大响耍耍,我是老赵家的儿子,您不认识我?”

老太太一只手拄定拐棍,一只手罩在眉骨上方,打量着我,说:“都愿意姓赵,都说是老赵家的儿子,‘赵’上有蜂蜜!有香油?”

我立刻明白,这老太太也老糊涂了。

她以与年龄不相适合的敏捷转回头来,对我说:“大响是个好孩子,他发了财,买蜂蜜给我吃,你买毒药给我吃,想好事,我不吃!前几年,你们药耗子,把猫全毒死了,休想啦,休想啦……”

回家与姑姑说大响的事,姑姑说:“这个疯子!不是个疯子也是个魔怪!”

姑父插言道:“你可别这么说!大响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他在墨河南边一溜四十八村发了大财!”

有关大响的传说如雷贯耳是一九八五年,那时我时来运转,被招到县委大院干部食堂烧开水,婚也结了,媳妇的肚子也鼓了起来,满心里盼她生个儿子,可她不争气,到底生了个女儿。

女儿出生后,我告了一个月假,回家侍候老婆坐月子。这些日子里,大响来过一次,坐在院子里也不进屋。他比从前有些瘦,但双目炯炯,言语中更有一些玄妙的味道,但细揣摩,又好像是正常的。他说:“老兄,贺喜,喜从天降!浩浩乎乎乾坤朗朗!没有工夫煮鸡汤,吃耗子在南方,多跑路身体健康,不可能万寿无疆!送你二百元,给嫂子和侄女添件衣裳。”他把一个红纸包拍在我手里,一转身就走了。我没及谦让,就见他那黑黑的身影已溶到远处的月影里。一声柳哨,令人肠断。我不知这柳哨是不是大响吹的。又隔了几天,因寻一味中药,我骑车跑到邻县的马村,那里有一家大中药铺,三个县都有名。骑到距马村不远的一个小庄子,见村里男女老幼都跌跌撞撞地往村中跑,下车问一声,说是有一师傅在村中摆开法场,要把全村的耗子拘到池塘里淹死。心里一扑愣,立即想到这是大响,便推了车,随着人群往前拥。将近池塘时,早望见红男绿女,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垂柳树下,站着一瘦高个子男人,披一件黑斗篷,蓬松着头发,恰如一股袅袅的青烟。我把草帽拉低,遮住眉头,支起自行车,挤进人圈里,把头影在一高大汉子背后,生怕被大响瞧见。

起先我想这人也未必就是大响,他的眼神时而涣散,时而凝结,涣散时如两池星光闪烁,凝结时则如两坨青水冷气,仿佛直透观者肺腑;我才觉得他必定是大响。因为他不管目光涣散还是凝结,那种我极端熟悉的谜一般的愚蠢或残酷的微笑始终挂在脸上。他的身后,蹲着八只猫。

好像是村里的村长一类的人物——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走到大响面前,哑着嗓子说:“你可要尽力,拘出一匹耗子,给你一块钱,晌午还管你一顿好烟好菜;拘不出耗子嘛……这里离派出所并不远,前天还抓走了一个跳大神的婆子呢!”

大响也不说什么,只是更加强烈了那令人难以忘却的笑容。花白胡子退到人堆里。大响从猫后提起一面铜锣,用力紧敲三响,锣声惨厉,铜音嗡嗡,不知别人,我的心紧缩起来,更直着腰看大响。他赤着脚,那黑袍上画着怪纹,数百根老鼠的尾巴缀在袍上,袍袖摆动,鼠尾嚓嚓啦啦细响。他提着铜锣,紧急地敲动,边敲锣身体边转动起来。黑袍张开,像巨大的蝙蝠翅膀。群猫也随着他跳动起来,它们时而杂乱地跳,时而有秩序地跳,但无论杂乱无章还是秩序井然,那只我从关东带回来的山猫无疑始终充当着猫群的领袖。两年不见,它长大了许多,只是从它的格外尖锐的耳上,从它那些缠绕周身的格外鲜艳夺目的黑色条纹上,我才能认出它。它的身体比那七匹猫要大,正应了老关东客“比猫大点,比狗小点”的话。我总觉得群猫脸上,尤其是山猫脸上的表情与大响脸上那微笑有着密切联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同的、互通的,同属于一个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的因而也就是神秘的精神现象的朦胧范畴。

猫们的跳跃舞蹈协调一致时,就好像八颗围绕着大响旋转的行星。阳光灿烂,照耀着光亮的猫皮,垂柳吻着生满青萍的池塘,蜻蜓无声地滑翔。猫的身体都拉得很长很细,八猫首尾连接,宛若一条油滑的绸缎。

大响与群猫旋转舞蹈,约有抽两袋旱烟的工夫,众人正看得眼花缭乱时,锣声停了,人与猫俱定住不动,好像戏台子上演员的亮相。天气燥热,大响脸上挂着一层油光光的汗。大家都不错眼珠地盯着他,他嘴里振振有词,语音含糊,听不清什么意思,两条洁白的泡沫挂在他的嘴角上。定住的猫在他的“咒语”中活动开来,猫嘴里发出人的叫声,猫腿高抬慢落,徘徊行走,八匹猫好像八个足登厚底朝靴在舞台上走过场的奸臣。

群众渐渐有些烦恼,毒辣的太阳晒着一片青蓝的头皮,烦恼是烦恼,但也没人敢吱声。我私下里却为大响担忧起来,全村的耗子难道真会傻不棱登地前来跳塘?

忽然,猫叫停止,八匹猫在大响身前一字儿排开,山猫排在最前头,俱面北,弓着腰,尾巴旗杆般竖起,胡须扎煞,嘴巴里咈咈地喷着气,猫眼发绿,细细瞳仁直竖着,仿如一条条金线。我的汗马上变得又冷又腻,眼前幻影重重,耳朵里钟鼓齐鸣,恍惚中见群马奔驰在塞外的冰冷荒漠上,枯黄的羊儿在衰草中逃窜……赶忙晃头定神,眼前依然只有八匹发威的猫。大响从腰里掏出一支柳笛,嘟嘟地吹起来,笛声连续不断,十足的凄楚呜咽之声。斜目一看,周围的观众都紧缩着头颈,脸上挂着清白的冷汗珠。不知过了几多时光,人背后响起一片嘈杂声,笛声忽而高亢如秋雁嘹唳,群猫也大发恶声。有人回头,喊一声“来了”,人群便豁然分开,裂开一条通衢大道,数千匹老鼠吱吱叫着,大小混杂,五色斑驳,蜂拥而来。众人都不敢呼吸,身体紧缩,个个矮下一截。大响闭着眼,只管吹那柳笛,群猫毛发戗立,威风大作,逼视着鼠群。鼠们毫不惊惧的样子,一个个呆头呆脑,争先恐后地跳到池塘里去,池塘里青萍翻乱,落水的老鼠奋力游动着,把青萍覆盖的水面上犁出一条条痕迹。后来都沉下去,挣扎着,露出红红的鼻尖呼吸,又后来,连鼻尖也不见了。

柳笛声止,群猫伸着懒腰徘徊,大响直立在烈日下,低着头,好像一棵枯萎的树。

湾水平静,众人活过来,但无有敢言语者。村里管事的花白胡子蹒跚到大响面前,叫了一句“先生”,大响睁开眼,嫣然一笑,几乎笑破我的心。

我骑着自行车疾速逃走,浑身空前无力,寻了一块花生地,便扔下车子,不及上锁,一头栽倒,沉沉睡去。醒来时红日已平西,近处的田畴和远处的山影都如被血涂抹过,稼禾的清苦味道直扑鼻孔,我推车回家,回想上午的事,犹如一场大梦。

回到县里后,我见人就说大响的奇能,起初无人相信,后来见我说得有证有据,也就半信半疑起来。

初冬时,邻县的领导向我们县里领导问起大响的事,县委莫书记很机智地做了回答。

莫书记到伙房里找我,了解大响的情况,我把我知道的有关大响的一切都说了。

大响成了名人,市里有关部门也派人前来调查。这样张张扬扬地过去了半年。

麦收的时候,县粮食局一号库老鼠成灾,准备请大响来逮鼠。消息很快传开,市电视台派了记者来,带着录像器材,省报也派了记者来,带着照相机和笔,据说有几位很大的领导也要来观看。

那天上午,一号粮库的防火池里贮满清水,池旁排开一溜桌子,桌子上铺了白布,白布上摆着香烟茶水。县里领导陪着几个很有气派的人坐在那儿抽烟喝茶。

半上午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院子,大响从车里钻出来。他穿着一双皮鞋,一件藏青的西服挂在身上,显得十分别扭。我寻找着他脸上那谜一般的微笑。

从轿车里把八匹猫弄出来就费去了约十分钟,猫们显得十分烦躁,尤以山猫为甚。

总算开场了,记者把强光灯打在大响的脸上,那微笑像火中的薄纸一样颤抖着。强光灯打在猫脸上,猫惊恐地叫起来。

表演彻底失败。我听到一片骂声。

水池旁一个戴眼镜的人站起来,冷冷地说:“彻头彻尾的骗局!”然后拂袖而去。

莫书记急忙追上去,脸上一片汗珠。

我的脸上更是一片汗珠。

一九八七年十月

遥远的亲人

春节前,我从外地赶回高密东北乡与家人团聚。进了家门,屁股尚未坐稳,父亲好像极平淡地说:“你八叔来信了。”

我站起来。

我们家是八十年前从县城迁到这穷地方来的。据父亲说,我的曾祖父与人打官司输光了家产,不得不搬迁。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我爷爷是老二,爷爷的哥哥——我的大爷爷——就是八叔的父亲。父亲这一辈堂兄弟八个,八叔是大爷爷的独生儿子。八叔十七岁时娶了媳妇,那是一九四六年。第二年,为逃避“土地改革”,大爷爷一家跑到青岛避难,国民党军队撤退了,八叔失踪了。从此就没了音讯四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里曾逼着我们交待八叔的下落,我们如何能知道?后来学校里说八叔在台湾当国民党,要我们划清界限。我们谁也说不准这八叔是死还是活,但他的影子却死死地纠缠着我们,让我们不愉快。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八叔的模样和形状。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有一张圆圆胖胖的脸,嗓音有点沙哑,头发黄黄,眼儿细细,很和善的样子。在那些遥远冬天的夜晚,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院子里响起了“嚓啦嚓啦”的脚步声……

“老八来了,”母亲抬起头,把缝衣针放到头发上蹭着,对就着灯光看闲书的父亲说:“他走路总不抬脚,费鞋的老祖宗。”

父亲眼不离书,说:“大伯今早晨在药铺里说,年前要给老八娶媳妇。”

母亲悄声问:“听说大伯跟亲家母相好?”

父亲厉声道:“胡说什么你!”

一语未了,八叔推门进来,笑眯眯地问:“大哥大嫂,吵架吗?”嘴里说着话,手早伸到母亲背后去摸我大哥的饼干。母亲说:“老八,你羞不羞,就要娶媳妇的人啦,还抢你侄子的干粮!”八叔嘻嘻地笑着,咀嚼着干粮,呼噜呼噜地说:“没抢他的奶子吃算我客气!”母亲脸红着,骂父亲:“你还不掌他的嘴!”父亲说:“嫂嫂小叔子,亲嘴搂脖子!”母亲骂道:“你们兄弟们,没个正经货!”八叔伸手去摸正在睡觉的我大哥的肚子。母亲说:“老八,你安稳坐着行不行?弄醒了他你抱着!”八叔说:“我抱着我抱着。”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脱了那双蒲草编成的大鞋,盘腿上了炕。父亲说:“老八,大伯要给你娶媳妇啦!”八叔乐了。母亲说:“看恣得那样,嘴都合不拢了。往后小心着你,再敢油嘴滑舌没正经我就找个人整治你!”八叔说:“她敢!她敢对我扇翅膀,我不打她个皮开肉绽才怪了。”母亲说:“去去去!这才叫‘光棍汉打老婆觅汉打驴’,等俺那仙女般的弟媳妇一来,早像块糖一样化了!”……

“一眨巴眼就是四十三年……”父亲感慨地说。

“信在哪里?”我问。

“在你小姑姑那里,”父亲说,“你别去要着看呵,怕人呐。”

我说:“现在政策变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怕谁呢?”

母亲晃着花白的头说:“怕你八婶与盼儿知道呗。”说完了这话,母亲嘴边显出了很多皱纹。

立刻,虽然苍老了但依然清清爽爽的八婶就仿佛站在我的面前了。在她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小伙子。一个年纪大些,个头矮小,紫红脸膛,两扇大耳朵,唇边生着稀疏的黄胡髭。他就是盼儿。盼儿究竟是不是八叔的亲骨肉,家族中一直有分歧。母亲说盼儿的相貌虽不像八叔,但那沙哑的嗓音却像。听说大爷爷临终前曾放出口风,说盼儿的小姨在青岛与八叔黏糊过一段,盼儿有可能是八叔的种子。八叔的小姨子是一个紫红脸膛的小个女人。站在八婶身后的另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方脸阔口,仪表堂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只漂亮的大手。他是八婶的私生子,名字叫熬儿。盼儿和熬儿都已娶妻生子,他们的孩子都姓八叔的姓——“管”。

第二天上午,大哥也从外地赶回家。吃过午饭,母亲说:“看看你们大奶奶去吧,听说她病得不轻。”

大奶奶家住在东胡同里,原有三间旧草房,后来又在西头接上了两间,一圈土墙围成院落。每年夏秋,土墙上爬满扁豆蔓,一串串紫色的扁豆花盛开着。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树下年年必种一架丝瓜。大爷爷在世时,常坐在树下为人切脉诊病,大奶奶则在旁边搓制梧桐子般大小的黑色丸药。

我跟大哥进了屋子,小姑姑跟我们寒暄了几句。她满脸倦容,说话没有往常那般响亮,那般斩钉截铁,那般滔滔不绝。小姑姑是个能干的女人,她从小跟大爷爷学医,现在也算是乡里的名医,求她的人很多。八叔不在,八婶不见容于公婆,搬回娘家村里居住,赡养老人的事儿实际上全落在小姑姑的肩上。

大奶奶闭着眼躺在炕上,面孔有些浮肿。炕前立着一根支架,架上吊着盐水瓶子,小姑姑正给大奶奶滴注。大奶奶不停地移动插着针头的右手,小姑姑侧身坐在炕沿上,攥住大奶奶的手脖子。说心里话,我对大奶奶没有好感。她过日子太抠,非常贪财,不舍得给人家吃。八婶就是不堪她的虐待才搬走的。有好几次,我去她家,正碰上吃饭,桌上有肉,见我进来,她立刻把肉碗藏到桌子下去。这些小孩子一样的把戏令家族中人人讨厌她,大爷爷也看不惯她。大爷爷曾对我说:“你们要来看我,你大奶奶就是那种穷贱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她已经八十多岁,满头银发,躺在炕上熬着她最后的岁月,无论她从前怎么样地伤过我们的心,我们也没有恨她的理由了。

她的右手被攥住,便把左手抬到胸前,沿着被子边儿摸来摸去。那只生满褐斑的老手宛若一只盲眼的小兽,在嗅着什么味道,仿佛它正在惧怕着什么东西似的。

大奶奶一边摸索着,一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念叨着什么。我们猜到了她的意思。如果真有“心灵感应”之类东西,八叔在台湾一定会心痛吧。毫无疑问,大奶奶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母亲。

小姑姑在我们的沉默中红了眼圈,她说:

“你们八叔有信了。

我说:“听俺爹说了。”

小姑起身,从柜子里摸出信给我们看。信很简短,没有特别的话,信纸里夹着一张彩照,照片上有一个穿西装扎领带脸庞长大的老男人和一个中年肥胖女人——肯定是第二八婶了——与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个男人与我想象中的八叔相差太远了。

小姑姑眼泪汪汪地说:“你八叔这一辈子不容易……你大爷爷生前算过卦,说你们八叔还在,果然还在呀……你大爷爷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报应啊……”

小姑姑又给我们说她接到信时浑身都凉了,哭一阵笑一阵。又说把八叔的消息给大奶奶一说,大奶奶把正涮着的碗往锅里一掼——

“放屁,放屁!”大奶奶挥舞着炊帚,脏乎乎的刷锅水淋了小姑姑满脸。她骂了两句,嗓音突然低落,浑浊的老泪涌流着,呢呢喃喃地说,“我没有儿子……一辈子没生过儿子……”

“娘,真是俺哥的信呀!”小姑姑说着,哭着,“您看照片上,俺哥,俺嫂子,这是您孙子,这是您孙女儿……”

大奶奶抬起袖子揉揉眼,把那照片远远地送到光明里,看着看着,擎着照片的胳膊像被利刃斩断的树枝一样折下来,整个人也如同一堵墙向后倒去……

其实是八叔的信要了大奶奶的命。

小姑姑叹息着说:“四十多年,一家人受了多少磨难,最苦命的是我……”

哭够了也说够了,小姑姑用毛巾擦着通红的眼皮,叮嘱我们:“你们八叔有信的事,咱们自家人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张扬出去。”

我说:“其实没事,海峡两岸已经开禁,许多老兵都回来探亲了,八叔迟早也要回来。”

大哥踢了我的脚一下,站起来告辞。

走到梧桐树下时,八婶清清爽爽的形象又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

八叔的婚礼定在腊月十六日举行。那天果然是个好日子,红太阳冒出来时,树上的白霜闪烁出美丽光彩。亲戚们头天就来了,大爷爷家住不下,就挤到我们家。那时候没有我,大哥刚三岁,穿着新衣新帽,在院子里追麻雀。大哥追赶一会儿麻雀,闻到了从大爷爷家飘出来的熟面条味儿和白菜炒猪肉的味儿,看到了乳白色的水蒸气从大爷爷家门上扑出来,弥漫在早晨清新寒冷的空气里。浑身上下放光彩的八叔跑来了,他招呼亲戚们去吃面条——新婚早晨阖家吃面条,并挟走了我大哥。

大哥说八叔结婚那天早晨,前来吃面条的人足有一个连。大奶奶黑着脸站在锅灶旁边,一副极不高兴的样子。

母亲说大奶奶太抠门儿。儿子结婚的大喜事儿,竟擀了些掺红薯的杂面条儿,煮出来黏黏糊糊,像糨糊一样。如果是穷也罢了,明明有十几石麦子在厢屋里囤着,硬是不舍得给人吃。

大哥是我们这一辈里第一个男孩,全家珍贵着,惯出了他很多小性子。大奶奶端给他一碗杂面条,他耍脾气不吃,哭着要白面条吃。大爷爷正在药铺里跟人喝酒,听到大哥的哭声,便带着三分醉意过来,问了几句,明白了端详,双眼立刻发了绿。他狠狠地瞪了大奶奶一眼,骂一声:“狗食!”然后,撩撩袍子弯下腰,端起一盆杂面条,大步走到猪圈外,隔着土墙,把面条倒进猪圈里。大家都被大爷爷给吓愣了。大爷爷只手提盆进屋,将盆往锅台上一掼,对着大奶奶吼叫:“给我重擀!用白面,用最好的白面!”大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地哭起来。大爷爷抄起一根擀面杖冲上去,立刻被人们拉住劝说:“大掌柜的,别发火,别发火。”大爷爷用擀面杖指着大奶奶吼叫:“你给我滚起来,要不我休了你!”大奶奶怔了怔,低声嘟哝着什么,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腚上的土,斜眼看看大爷爷,依然嘟哝着,走到面缸前,揭了缸盖,一瓢一瓢,往外舀白面,大奶奶的泪珠儿一串串落下。母亲说她是哭她的白面,不是哭别的。

总算打发了众人的肚子,大奶奶又跑到猪圈里去哭。哭什么?哭那盆杂面条儿。大家又好气又好笑,一旁嘀咕着:天底下怕是找不到这号的娘!

正围着猪圈闹哄着,就听到大街上锣声镗镗响,喇叭唢呐声也悠悠地传过来。有人喊:“来了!”于是大家便不再管大奶奶,一窝蜂拥上街头看热闹。远远地望到两乘轿子——一蓝一红——从街那头颤悠悠地飘过来。轿前有一班吹鼓手吹奏着喜庆乐曲,十几个半大孩子高擎着旗牌伞扇,竟有些威风生出来。走近家门时,队伍移动缓慢,轿夫们都双手抱着肩膀头,脚下踩着四方步,显示潇洒姿态。轿杆颤悠悠,轿子如在水上漂流。八叔自己把轿帘掀起来,看外边的人也让外边的人看他。母亲说八叔穿长袍,戴礼帽,披着红,簪着花,坐在轿子里甜蜜蜜地嬉笑。在街上显摆够了,轿子落在大奶奶家门口。我奶奶和三奶奶死拖硬拽把大奶奶从猪圈里揪出来。大奶奶滚了一身猪屎,浑身散出脏气。我奶奶和三奶奶剥皮般为她脱掉脏衣服,又急匆匆地为她换上几件干净衣裳。

我奶奶和三奶奶把大奶奶架出来准备受新郎新娘礼拜,母亲和四婶把八婶从轿子里搀出来。有调皮男人挤过来挑起裙边看新娘的脚,并喊:“好大脚!”母亲说:“脚大踩四方!”人群中发出哄笑。大哥说他看到八婶腰间悬挂着一面铜镜,闪闪发光,不知有何讲究。后来才知道这叫作“照妖(腰)镜”,是连同轿子一块赁来,用过即还给人家。

拜天地时,八叔花拳绣腿,好像故意出洋相,逗得人们捂着肚皮笑。拜过天地又拜高堂,大爷爷端坐受礼,满脸威风,一副大人物气派。大奶奶侧着脸,把嘴咕嘟老长,好不高兴的模样。母亲说八婶身上发散着一股甜丝丝的香气,好像新蒸出来的白面馒头。因为这味道,使母亲对八婶充满了好感。母亲感到八婶的手凉森森的,暗暗思忖是什么原因使新人的手这般凉。繁琐的礼节终于进行完毕,母亲和四婶把八婶领到洞房上了炕,盖头红布也在这时揭了。母亲说揭开盖头红布时她吃了一惊。八婶粉红脸皮,细长眉毛,一双漆黑单眼皮儿大眼睛,嘴巴很大,两个嘴角上翘,弯勾月儿样,唇色鲜红,肥肥的。母亲说八婶五官单独看都不是标准的美人零件,但搭配在她那张脸上,却生出别样的雅致别样的光彩。八婶是真正的细高挑儿身材,到老也不见臃肿。她说起话来轻言曼语,脾气温顺,一点也不张狂。八婶在炕上坐定后,大奶奶拉着一张长脸,端上来一张红漆木盘,紧接着上来茶水和点心,点心存放时间太久,有一股霉味儿。母亲说大奶奶一进来,八婶的手指就不知该弯着还是直着,好不自然的样子,大奶奶却恶狠狠地盯着儿媳的脸,好像有深仇大恨。八叔鬼鬼祟祟探进头来,被母亲轰了出去。下边锅灶里不停地烧着火,炕热得烙人。八婶坐的炕头尤其热,母亲看到她不停地挪动屁股,便说:“妹妹,垫上条被子吧。”

八婶点头,表示同意母亲的建议。她刚要欠起身来,就听到炕席下一声巨响。八婶从炕头蹦起来,粉脸灰白,挂着清汗珠儿。洞房里硝烟弥漫,母亲和四婶也惊得张嘴结舌。新炕席崩破了一个洞。八婶的屁股也受了点伤。外屋的女眷们闻声赶来,经研究,爆炸物系一外裹牛皮纸、内装黄色炸药和碎玻璃的纸炸炮,一摔、一挤、一压都会响,过年时孩子们摔着玩。按习惯,新媳妇的新炕由大伯子来铺,八婶的炕是父亲铺的。大奶奶一看崭新的炕席被炸破,怒火冲上头。在炕下跳着高儿骂我父亲坏了良心。大伯子不能进入弟媳的房子,父亲站在窗户外大声分辩着。父亲说也许是小孩子把炸炮扔到草垛上,他拉草铺炕时带了进来。大奶奶不依不饶,一口咬定是父亲存心使奸行坏。最后还是大爷爷来为父亲解了围,大爷爷说有点响声比没有响声吉利。母亲说她心如乱麻,仿佛看到了这家人七零八落的下场。

几十年后,八婶苦笑着对父亲说:“大哥哟,你也是个好样的,往兄弟媳妇炕头上埋炸弹!”

父亲也苦笑着说:“本来是想跟老八开个玩笑的,没想到闹出了大乱子!”

母亲说八婶结婚第二天早晨,大奶奶就从鸡窝口搬来一块捶布石,放在八婶炕前,又拎来一把铁锤,端来一盆沾着点红肉星星的猪骨头,冷冷地说:“闲着也是闲着,找点活儿给你干。把这些猪骨头砸成泥,搓萝卜丸子吃。”母亲说大奶奶太刻薄了,新媳妇三日不出洞房不下灶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在她手里竟改了。人家穿着一身绫罗绸缎,你让干点别的也好,可竟让砸肉骨头!母亲和众妯娌去看八婶,一撩门帘,就看到八婶在屋子里边砸骨头边流眼泪,溅起的骨头渣子把她的新衣服都弄脏了。

大奶奶病情日渐沉重,看情形是挨不过春节了。八婶早就赶来,在床前日夜守候着。

腊月二十三日,盼儿开着一辆拖拉机来了,说是来接八婶回去“辞灶”。因为大奶奶家那条胡同很狭窄,无法掉转,他便把拖拉机停在我家门口。停车后先到我家,见到我和大哥,他很亲热地笑起来。我以“哥”称呼他,但心里略感别扭。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戴着一顶狗皮帽子,手上满是冻疮却没戴手套。

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瓶白酒,说是送给父亲过年喝。父亲推辞着,但还是接了。坐在炕沿上,他抽着烟,雪白的烟卷儿与他乌黑的手形成鲜明的对照。每年春节,他都跟着八婶回来上坟祭祖,一般是年除夕下午来,初二晚上发完“马子”赶回去,年年如此,从不耽搁。可以想象愈老愈古怪的大奶奶如何对待他们,但他们依然来。

我曾经对父亲说,要是我决不来!图什么?父亲叹息道:还不是为了找个归宿,让外边人看着,知道他们是咱老管家的人,要不两个孩子不就成了野种?我说野种又有什么不好!父亲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你八婶是个有心计的人。

盼儿闷闷地抽着烟。大家都感到压抑。父亲长叹一声,说:“盼儿,我对你说了吧,你爹有信了。”

闷了半天,盼儿说:“我早就听到风声了,小姑姑也是看差了秤,包着盖着干什么!没有爹我也活了四十多岁。难道下半辈子没有爹我就活不下去了?俺奶奶怎样对待俺娘们,你们也都看到了,都是俺娘痴心,不是为着她,我来这儿干什么?为了那两碗不咸不淡的烂饺子?大伯,您得为俺娘争公道!”

说完,盼儿起身去东胡同看大奶奶,我和大哥把他送到门口,大哥责怪他不戴手套,他笑着说:“越捂越冻。”

腊月二十八日下午,大奶奶喘完了最后一口气。父亲和几位叔叔以及我们兄弟都去看大奶奶的遗容。她笔直地躺在炕上,身穿明晃晃的寿衣,脸上蒙着一张黄裱纸,屋子里的味道非常难闻。小姑姑和大姑姑——大奶奶的大女儿——拍打着膝盖嚎哭。大姑夫也来了,倚着门框站着,眼皮飞快地眨巴,一脸的狡猾表情。八婶满脸泪痕,坐在灶前烧水。盼儿和熬儿站在院子里,听着屋里的动静。

父亲与叔叔们商量着大奶奶的后事,选择墓地啦,准备寿材啦,筹办酒席啦,等等事项,都安排了专人负责。最后,在让谁为大奶奶“摔瓦”的事上发生了争执。八叔不在,此事应由盼儿做,几年前大爷爷的瓦也是盼儿摔的,但大姑姑不同意。

父亲有些恼火,问大姑姑:“盼儿不摔谁摔?他是长孙!”

大姑姑撇着嘴说:“他是谁家的长孙?我们家没有他这个长孙!”

父亲生了气,眉毛吓人地抖动着,厉声说:“大伯去世时,也是盼儿摔的瓦!那时你们怎么没意见?”

大姑夫不阴不阳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父亲怒吼:“你姓什么?你姓黄!我们老管家的事你插什么嘴?”

大姑父满脸赤红,背过脸去抽烟。

盼儿说:“大伯,您别为我争,这片瓦,谁摔也行!”

八婶一改往常姿态,大声呵斥盼儿:“小孩子家,插什么嘴!一切听你大伯安排。”

两位姑姑也不再言语,只是把嗓门提高了些,一边嚎一边叫:“爹呀,娘呀,怎么不等俺哥回来就走了……”

八婶突然大放了悲声。我第一次看到八婶失态大哭。

腊月二十九日,阖族戴孝,为大奶奶送葬。

天下着小雪,刮着尖溜溜的小北风,非常冷。抬出棺材后,披麻戴孝的人们在棺材后排成拖拖拉拉的一队。大路两边站着看出殡的人群。街当中点着一个火堆。燃烧着大奶奶枕头里的谷糠,暗红色的软弱火苗上,盘旋着几缕乌黑的烟。我们嗅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队伍的最前头,行走着王家大叔,他充任“司事爷”,擎着一支招魂幡引路,幡竿上的白色纸条在寒风中索罗罗地响着。我和大哥搀着盼儿,走在棺材前。盼儿身披重孝,右手持一根柳木哀杖,左手拎着一个新瓦盆,他没有哭。在王大爷的引导下,我们架着盼儿走到火堆前。火堆前摆着一块青砖。在女眷们唱歌一般的哭声里,盼儿举起瓦盆,对准青砖摔下去——瓦盆摔不破不吉利——因此才放了青砖——很少发生摔不破的情况——盼儿似乎很用了力气,但那青灰色的瓦盆却从青砖上蹦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竟完整无损地落在地上。我看到盼儿脸上出现了痴痴迷迷的神情。王大爷敏捷地转回头来,对着我们挤鼻子弄眼扮怪相。我茫然失措,旁顾大哥,大哥麻木不仁。忽听到王大爷压低嗓音说:“踩!踩!踩破它!”我抬脚去踩瓦盆时,大哥脚跺在了我的脚上。瓦盆破了。毫不费力它就碎成了若干片,但盼儿在青砖上却没摔碎它。

墓地离村庄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大爷爷的墓已被启开,贴着那具尚未腐烂的棺材又凿出了一个大窟窿,大奶奶将与大爷爷地下相会。哭丧的人都散在墓穴四周,大睁着眼,看着十几个男人小心翼翼地把大奶奶的棺材往墓穴里放。天气寒冷,人手半僵,吊棺材的绳子上结着滑溜溜的冰,所以尽管小心翼翼,大奶奶的棺材还是很沉重地跌进了墓穴。棺材带下去的冻土把安放在墓穴里的豆油灯砸翻了。

大姑姑嚎哭起来:“娘哇,娘哇,跌坏你的骨头啦……”一边哭着,一边装腔作势地要往墓穴里跳。几位女亲眷拽着胳膊把她拉到一边去。王大爷一挥手,冻得鼻子通红的男人们便匆忙铲起冻土,扔下墓穴去。大奶奶的棺材在冻土的打击下发出空空洞洞的响声。

回来的路上,人们都缩着脖子,侧着脸,不敢面对那小刀子般的东北风。八婶与她的两个儿子和抱着孩子的儿媳妇走在一起。当所有的人都为躲避寒冷匆匆走动时,八婶一家人簇成一团,缓缓地行走,寒风挟着雪粒儿,啪啪地抽打着他们的面颊。

傍晚时,雪愈下愈大,我们劝八婶留一夜,她执意要走。于是,我们看到她一家人互相拉扯着翻过河堤,被纷飞的雪团模糊了身影。

夜里十点钟,我们一家人围着火炉,听父亲和母亲杂乱无章地讲述着家族中的往事。母亲说八叔失踪后,大爷爷被民兵从青岛抓回来,关押在乡政府里。八婶提着竹篮子一天三次送饭。大爷爷关了三个月,八婶送了三个月。于是大家都认为八婶是好样的,她理应受到家族的尊重而不是歧视。正说着话,就听着大门被拍得暴响,大家都有些吃惊。

我出去开了大门,一个人踉踉跄跄扑进来。随后,两根黄黄的手电筒光芒照出了一片世界,雪花在光里飞舞着,犹如翩翩飞蛾。持手电的是盼儿和熬儿,八婶已经走进屋里来了。

八婶指着盼儿骂:“这鳖蛋,他爹有信了也不早跟我说!”

她的真情实意令人感动。没掸净的雪花儿在她头发上融成亮晶晶的水珠儿,灯光里八婶的上翘嘴角已经变成了下垂的月牙儿了。

她说:“大哥,你陪我去找他小姑姑,让我看看他爹的信和照片。”

父亲想了想,对我和大哥说:“你们陪着八婶去,劝劝你小姑姑。”

好不容易才让小姑姑开了门。屋里灯光明亮,照着大姑姑那张酷肖大奶奶的脸和大姑夫那张猥琐的脸。他们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桌子上,有两大捆黄色的线装书,我知道这是大爷爷的医书,而且我还知道这两捆书将被贪啬成性的大姑夫提走。

八婶开门见山地说:“他小姑,把你哥的照片拿给我看看。”

小姑姑不满地瞟了我们一眼,冷冷地说:“没有!”

八婶的身体晃了一下,两个嘴角抖颤起来。

盼儿说:“娘,回去吧!什么宝贝物似的,我没有爹!”

八婶扇了盼儿一巴掌,骂道:“畜生!”

盼儿捂着脸嚷起来:“你有点志气好不好?俺爹不是好东西,他在外边穿西装扎领带娶老婆生孩子,早把你忘了!你痴心!”

八婶尖利声叫着:“我就是痴心!男人娶小老婆古来就有,她为小,我为大!”

我和大哥把盼儿拉开了。

八婶说:“他小姑,咱姑嫂俩也混了四十多年了,你说我什么地方失过礼?爹生日孩儿满月,婚丧嫁娶,打墙盖屋,我没落过一次,我生是老管家的人死是老管家的鬼,走到天边你哥也是我的男人!”

大姑姑冷冷一笑,说:“好一节妇烈女,该给你树块牌坊了!”她指着熬儿问,你说:“他是哪来的?”

八婶脸色煞白,泪水在眼里打转儿。

八婶呜咽着说:“我是有错处……但你们想想:他爹走时我才十九岁!后来又背上了地主分子帽子……要吃,要活……我是没法子……”

大哥说:“小姑,小姑,八叔不容易,八婶也不容易,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到了今日,都该宽容。八婶没改嫁,从法律上讲她依然是八叔的妻子,所以,八婶的要求不过分。”

小姑姑犹豫了一下,说:“给你看可以,但不准你和盼儿写信要美元!”

八婶激动地说:“妹妹,你放心,有朝一日你哥回来,送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要!我只要他这个人。”

“那好,”小姑姑说,“你红嘴白牙发了誓,大家都听清楚了。”

小姑姑把信拿出来,递给八婶。

八婶接过信,那张苍老的大嘴难看地歪斜着。照片捧在八婶手里时,那张信笺像一片大雪花落了地。窗户上的纸被雪片打得嚓嚓响着,夜愈深了。好久,八婶挺直了腰,把照片还给小姑姑,用袄袖子擦擦眼,转身对盼儿说:“走吧,回家去,熬儿呢?”

一九八八年

人与兽

又一个凌晨,札幌海面上的大团浓雾缓慢地向陆地移动。它们首先灌满了林木繁茂的山谷,然后蓬勃上升,包围了山峰与峰上丛生的灌木。黑岩壁上那道跌跌撞撞注入谷底的清泉,在雾里放出清脆神秘的音响。爷爷趴在山半腰他栖身的山洞里,警惕地谛听着清泉的声响,山下村庄里雄鸡报晓的声音和海上浪潮的低沉轰鸣。

我经常想,总有一天,我会怀揣着一大把靠我自己劳动挣来的、变成了世界性坚挺货币的人民币,坐上一艘船,沿着日本人当年押运中国劳工的航线,到达北海道,按着爷爷在数百次谈话中描画出来的路线,在一个面对大海的山上,找到爷爷栖身十几年的那个山洞。

雾涨到洞口,和野蛮的灌木、繁复的藤葛混在一起,遮住了爷爷的视线。山洞里湿漉漉的,洞壁上覆着铜色的苔藓,几块坚实的棱上,沾着一些柔软的兽毛,狐狸的味道从石壁上散发出来,向他提醒着他占据着狐狸巢穴的壮举或是暴行。此时的爷爷,已忘记了他逃入山中的时间。我无法知道一个在深山老林里像狼一样生活了十四年的人对于时间的感受和看法。他或许觉得十年如一天那样短暂,或许觉得一天如十年那样漫长。他舌头僵硬,但一个个清晰的音节,在他的思想和耳朵里响起;好大的雾!日本的雾!于是,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十四日,他率领着他的队伍和他的儿子去墨水河大桥伏击日本汽车队的全部过程便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那也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

无边无际的红高粱从浓雾中升起来,海浪撞击礁石的轰鸣变成了汽车引擎的轰鸣,清泉注在石上的脆响变成了豆官撒欢的笑声,山谷中野兽的脚步声变成了他和队员们沉重的呼吸。雾沉甸甸的,好像流动的液体,好像盐水口子村刘小二摇出来的棉花糖,伸手就可掬起一捧,举手就可撕下一块。花官吃棉花糖,棉花糖沾在她的嘴上,好像白胡子,她被日本鬼子挑了……一阵剧痛使他蜷起四肢。他龇出牙齿,喉咙里滚出一团团咆哮,这不是人的声音,当然也不是狼的声音;这是我爷爷在狐狸洞发出的声音。子弹横飞,高粱的头颅纷纷落地,枪弹拖着长尾巴在雾里飞行,在狐狸洞里飞行,映照得石壁通亮,如同烧熟的钢铁,溜圆的清亮水珠在钢铁上滚动,鼻子里嗅到蒸气的味道。石棱上挂着一绺绺浅黄色的狐狸毛。河水被子弹烫得啾啾鸣叫,宛若鸟的叫声。红毛的画眉,绿毛的百灵。白鳝鱼在碧绿的墨水河里翻了肚皮。黑皮糙肉的大狗鱼在山谷的清泉中打扑楞,水声格外响亮。豆官哆嗦着小爪子举起了勃郎宁手枪。射击!黑油油的钢盔像鳖盖。哒哒哒!你这个东洋鬼子!

我无法见到爷爷趴在山洞里思念故乡的情景,但我牢记着他带回祖国的习惯:无论在多么舒服的床上,他都趴着——屈着双腿,双臂交叉,支住下巴——睡觉,好像一头百倍警惕的野兽。我们搞不清楚他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清醒,只要我睁开眼,总是先看到他那双绿光闪闪的眼睛。所以,我就看到了他趴在山洞里的姿势和他脸上的表情。

他的身体保持原状——骨骼保持原状——肌肉却紧张地抽搐着,血液充斥到毛细血管里,力量在积蓄,仿佛绷紧的弓弦。瘦而狭长的脸上,鼻子坚硬如铁,双眼犹如炭火,头上铁色的乱发,好像一把乱刺刺的野火。

雾在膨胀中变得浅薄,透明,轻飘;交叉舞动的白丝带中,出现了灌木的枝条,藤葛的蔓萝,森林的顶梢,村庄的呆板面孔和海的灰蓝色牙齿。经常有高粱的火红色脸庞在雾里闪现,随着雾越来越稀薄,高粱脸庞出现的频率减缓。日本国狰狞的河山冷酷地充塞着雾的间隙,也挤压着爷爷梦幻中的故乡景物。后来,雾统统退缩到山谷间的林木里,一个硕大无比、红光闪闪的大海出现在爷爷眼前,灰蓝色的海浪懒洋洋地舔舐着褐色的沙滩,一团血红的火,正在海的深处燃烧着。爷爷记不清楚,也无法记清楚看到过多少次水淋淋的太阳从海中跃起来的情景。那一团血红,烫得他浑身战颤,希望之火在心里熊熊燃烧,无边的高粱在海上,排成整齐的方阵,茎是儿女的笔挺的身躯,叶是挥舞的手臂,是光彩夺目的马刀,日本的海洋变成了高粱的海洋,海洋的波动是高粱的胸膛在起伏,那汩汩漓漓的潮流,是高粱们的血。

根据日本北海道地区札幌市的档案材料记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上午,札幌所属清田畋村农妇顺河贞子去山谷中收稻子,遭野人玷污……这些材料,是日本朋友中野先生帮我搜集并译成中文的,资料中所谓“野人”即指我的爷爷,引用这段资料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爷爷叙述中一个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爷爷一九四三年中秋节被抓了劳工,同年底到达日本北海道,一九四四年春天山花烂漫时逃出劳工营,在山中过起了亦人亦兽的生活,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已经在山林中度过二千多个日日夜夜。现在被我描绘着的这一天除了凌晨一场大雾使他更方便、更汹涌地回忆起故国的过去那些属于他的也属于他的亲人们的火热生活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中午发生的事情另当别论。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北海道的上午。雾散了,太阳在海与山林的上方高挂着。几片耀眼的白帆在海上缓缓地漂着,远看似静止不动。海滩上晾晒着一片片褐色的海带。捕捞海带的日本渔民在浅滩上蠕动,好像一只只土色的大甲虫。自从那位白胡子老渔民坑了他们后,爷爷对日本人,不论面相凶恶还是面相慈祥的,都充满了仇恨,所以,夜里下山偷起海带和干鱼来,他再也不产生那种一钱不值的罪疚感,他甚至用那把破剪刀把日本渔民晾在海边的渔网剪得粉碎。

阳光强烈了,山谷林间的薄雾也消逝了,海在泛白,山上山下的树木,红与黄的大叶夹杂在青翠的松与柏之间,宛若一簇簇燃烧的火苗。红与绿的浓色里有一柱柱的洁白,那是桦树的干。又一个美丽的秋天悄然降临,秋天过后是严冬,北海道严酷的冬季,促使爷爷像熊一样冬眠,一般来说,当标志着秋色的紫色达子花漫山开遍时,也是爷爷一年中最胖的季节。今年的冬天前景美好,前景美好的主要理由是,三天前他占据了这个向阳、背风、隐蔽、安全的山洞。下一步就是储存越冬的食物,他计划用十个黑夜,背上来二十捆半干半湿的海带,如果运气好,还可能偷到一些干鱼、土豆,那道清泉距洞口不远,攀藤附葛即可过去,不必担心在雪地上留痕迹。一切都证明,幸福的冬天因为山洞而来。这是个幸福的日子,爷爷心情很好,他当然不知道这一天全中国都在兴奋中颤抖,他感到前景美好的时候,他的儿子——我的父亲,骑着一匹骒马,穿着新军装,大背着马步枪,跟随着部队,集结在东皇城根的槐树下,等待着骑马从天安门前驰过那一大大露脸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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