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的是，我的亲戚和真正的朋友们，都不曾因为我的成就高低而对我好或者坏。从小他们就这样对我，今天他们还是这样对我。
之后的许多日子，我渐渐对此事释怀了：也许那位朋友一个人在外地，生活方式和环境与我们的不一样，所以对事物的认知会有分歧。也许他是真的非常困难，因此口不择言。
我不太在乎这些了，经历了大起大落后，我开始成熟了。人的一生能有几个知心朋友呢？拥有现在这一切，我已经很幸福了，我不指望大家全都了解我，那不现实。我深知自己是个内向甚至羞涩的人，不能要求人人都跋山涉水地看清我心里在想什么。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久而久之，我慢慢学会了承担舆论的压力，媒体有他们的运营规则，记者和编辑，或许也有他们不得已的压力，人生在世，谁是容易的呢？大家误解我，我也不会特别在意，也不再去做无谓的解释。真正的朋友无须解释，不是朋友，解释也无用。
比如我以前很在乎网上对我的评论，现在不会再去关注那些，因为我不能让不好的评论影响我的状态。我知道不管我怎样做，都会有正面和负面的评论蜂拥而至，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表述自己想法的权利。而我最大的责任，是心无旁骛，专注地去打好球，过好自己的生活。
再比如以前我会很关心媒体对我的评论，但现在，我没那么关注了。我只希望自己的成绩能够对得起自己的努力，我是一个扎实、勤奋，而且日益成熟的网球运动员，至于别的，我不关心。
这半年因为自己状态不好，也看清了很多事情。
人在风浪之中，成熟得总是特别快。跟红顶白、见高拜见低踩的事情见过不少，心态反而愈发平和起来。有人说我法网冠军拿得很幸运，我夺冠只是凭借好运气。我也笑笑了事，无所谓了，不管你说什么，拿到冠军的是我，我的运气的确不错。
也有人说我现在挣了好多钱，应该如何捐助，如何如何回报社会云云。
对于这一点，我想说：在慈善方面，我捐助过孤儿院，以前我这样做过，以后也会这样做。我不但会给孩子们捐钱，还会去看他们，关心他们，因为我知道爱比钱的作用更大。但我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我想让孩子们过得好一些，我希望他们有个好的未来，而不是因为有人说我应该这么做。
虽说网球运动有“贵族运动”之称，但我其实不比任何一个蓝领轻松——我做的是力气活儿，还落下了一身的伤病，我爱我生活的土地，我爱我周围的一切，但是我讨厌总把这一点挂到嘴上宣扬。
我无愧于自己，我现在做任何事情的信条都是：第一，不伤害自己；第二，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我不是完人，但我是个善良的人，我是个勇敢的人，我不需要每个人都认可这一点，我只需要面对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良知。
法网大满贯后，有媒体形容这是“中国的胜利”。我觉得这顶帽子太大了，我只是一个运动员，承担不了一个国家，更代表不了一个国家。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去做好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别人给我戴的那些大帽子，只是那些人想表达他们的想法，这其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谁也代表不了，我也不想代表谁，我只想代表我自己。
31 STAY HUNGRY，STAY FOOLISH就在我沮丧到完全不在状态的时候，萨芬娜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很多人都说我怎么怎么不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冠军。”
法网夺冠之后，我又进入了低潮。
打美网，我首轮出局。
外界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焦灼、无助的心态如影随形，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到体育版上的大字标题：李娜状态低迷。
这一次他们说对了。
我就在这种状态中迎来了中网，赛前两天我上吐下泻，我向组委会递交申请，希望能晚一天参赛，这样就可以有多一天时间调整。但WTA办公室的人说他们没有权力，中网已经把票全部卖出去了，我必须要打第一场。
那就打吧。
可以想象，在那种状态下，你对比赛的期望会落到史上最低：我唯一的希望是比赛尽快结束，这样我可以赶紧回到更衣室，让我不断翻腾的胃安静一会儿。
这之后的比赛就像龙套走场一样，我完全没有取胜欲望，我羞愧难当，因为我知道自己心中真正渴求的就是一件事：让比赛快点结束吧。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刚打完法网时，我自信心很强，甚至觉得自己还有信心拿第二个大满贯。但直到现在我的状态都不是很好。我不禁开始了又一轮的自我怀疑：为什么我每天训练都那么认真，比赛时还会频频陷入困境？
这段时间，我和我的团队都异常严肃，我们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了。
美网结束后，我和莫滕森教练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虽然我们只合作了5个月的时间，但是这5个月却带给我美好的经历。莫滕森是位非常积极的人，任何事情他都会看到积极的一面，感觉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不好的东西。我们的合作开始于2011年的红土赛季，也是我们一起经历了法网冠军的瞬间。在合作期间，我觉得莫滕森对我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疼爱，从来不会严厉地说话，永远都是心平气和地讲解技战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不高兴的时候。可能我从小就是在挤压的环境下生活的，所以当你给我足够的空间发挥时，我反而控制不了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莫滕森给我太温和的环境，到最后，特别是法网过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导致最后不能合作。
他人非常好，什么事都依着我，我做的任何事情，他都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一面，但他没有明确指出我的弱点和错误在哪里，单纯的鼓励无法让我应对比赛中的险象环生，我需要一位能从技术上指导我的师长。
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导致我非常需要别人推动我、逼着我，所有曾经推动我进步的人都具有类似性格。以前托马斯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一路鼓励我、指导我，在我需要鞭策的时候，他会毫不留情地督促我奋进，当我出现错误时，他也会尖锐地指出问题所在。但莫滕森为人太好了，他曾经说“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你自己能做好，不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怎样做”。他觉得我们在球场上是合作关系，是朋友，是互相一起前进，并不是推着我前进。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给你自己机会，让你去犯错。”因为他就觉得我是那种一旦出现失误就会特别懊恼的球员，他说：“你要想开，要给你自己犯错的机会，人不可能是完人，谁都会有发生错误的时候。”
但是记分牌可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啊。
我觉得很抱歉，莫滕森很好，但我们不适合。这很像男女之间谈恋爱，对方也许很好，也许很优秀，但就是和你不合拍，你们之间没默契。
我们最终友好地分了手。
“炒教练”这件事又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只好不停地向大家解释：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正常的工作交接而已。事实上，在我们运动员的圈子里，这也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教练，一点不比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容易，大家在磨合期发现了问题，分道扬镳也是十分正常的。丹麦的沃兹尼亚奇的教练是她父亲，但在温网和美网连续失利后，沃兹的经纪人也表示他们准备更换教练——难道这意味着沃兹准备炒掉爸爸吗？当然不会！教练归教练，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工作和生活不是一码事。
在莫滕森离开后，姜山又一次回到“教练”的位置上。
在训练场上，姜山又变回那个严厉的教练，不停地对我发号施令。
我自己也想去调整。但是训练场上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静不下心来听他的建议。他希望我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我做不到。
从美网回来后，我回到家乡参加中网，仍然首轮出局。
WTA女选手拿到大满贯后，都会有一个低谷，到现在为止无一例外。但我内心仍然充满焦虑，我反复警告自己：必须！尽快！马上！从低谷里面走出来！
但无济于事，我依然在谷底徘徊，甚至会败给资格赛上的小将。
接下来还要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年终总决赛。我心中一片荒芜，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打，以及为什么打。
姜山说：你心态变化了。
其实我也知道这一点，但一直不愿意承认。没拿大满贯前，训练中别人说我，我会知道他们是为我好，我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对自己要求非常高，托马斯曾经赞扬我：“别的队员可能会将教练的要求执行到80%，甚至90%，但李娜是个自律甚严的队员，她可以做到100%。”但赢得法网冠军后，我开始有点满足了，儿时梦想，那么遥远的目标都达到了，我为自己状态不好找到了一个理由。我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位置摆高了，态度与原来不一样了。
2010年澳网比赛前，我艰难地逆流而上，在腿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都能打赢比赛，那时我不停地受到“心态有问题”的指责，但我对自己有信心，我知道行外人可能不太了解竞技体育。人不可能永远处于亢奋之中，有高潮就有低潮，这很正常。在那种举步维艰的大环境下，我反而可以把自己逼到极限。
当拿到成绩后，我对自己过于宽容了。纵容自己这件事一旦开了头，后面就是无休止的退步，惰性得寸进尺地吞噬着以往的努力，最终，宽容变成了放任，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
同时，我对教练的话开始充满怀疑，当我们训练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思总是不停地冒出来：“我原来也是那样做的，不也拿到了大满贯吗？为什么你还说我做得不够好？”
姜山也是职业球员出身，曾经的全运会冠军，我们一起长大，他对我的问题和缺点非常了解。我知道自己该信任他，却没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导致我球场反应迟缓的问题——当对手进攻时，我不能果断地做出回击，反而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了与自己辩论这件事中。这一点非常清楚地反映在我的比赛中：连网球落地的弧线都变得犹豫不决、畏畏缩缩，充满了自我怀疑而且模棱两可了。
姜山和我一样明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满贯是所有网球运动员至高无上的目标，所有打网球的职业选手都想拿大满贯。但80%——90%的球员拿过大满贯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迷茫。因为要适应大满贯冠军的身份。这个身份适应包含理想构建、下一个目标、生活整个排序，以及对教练的选择认可、对生活欲望的基本要求。
一年之间加冕法网冠军，成为亚洲女子网球代表，签订了上亿元的商业合同，荣誉和巨额合同给首次登顶的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无法坦然和释怀地接受这一切。
德约科维奇拥有无与伦比的技巧，但2007年拿大满贯后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状态。我们最伟大的费德勒，第一年拿到温网冠军后，也是在第二年重新拿到温网冠军以后状态才恢复。罗迪克到现在这么多年也只拿了一个大满贯。萨芬2000年拿大满贯，5年后他才拿了第二个大满贯。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我拿到大满贯后每天醉生梦死。”
这太正常了，当你完成人生目标时，其实是你生活最寂寞的时候。这是恐惧和担心产生的时候，因为完成了目标会想还可以做什么。
这些球员都是在20——22岁之间夺得大满贯，之后出现这样的结果。而我在29岁才第一次夺得大满贯，这意味着我已经为此奋斗了20年。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建议，因为没有人体会我的生活，也没有人理解我这样的生活，这一辈子是我自己一个人活出来的。我没有任何人的经验可以分享。我是多么羡慕威廉姆斯姐妹，或者萨芬和萨芬娜兄妹啊，他们一定可以分享彼此的感受，帮助对方尽快从迷茫中走出来，而我却像个孤独的旅行者，独自在浓雾中挣扎，我清楚地听到周围传来的咒骂和侮辱，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该怎样做。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头锁在笼子里的野兽，它好斗、易怒、偏激，伤痕累累、残暴无比。我习惯在比赛时打开笼门，让它出现助我一臂之力，当我的精神力量变得脆弱的时候，就会招致那只野兽的反噬。它不停地讥笑我、羞辱我，让我不断地为自己的失误痛哭流涕或是怨天尤人。
我只能自己试着去舒缓情绪，姜山会帮着我，他的陪伴让我感觉好受些。当我为自己的一个失误没完没了地惩罚自己时，他会默默陪着我，当我要求休息或者训练的时候，他也陪着我。
“我觉得她过得很辛苦，我能做的只是陪着她，适当给一些鼓励。”他对记者说。
他理解我心中深深的恐惧。
有些人恐惧父母离去，或者江郎才尽还有衰老。我比较恐惧的是怕以后会埋怨自己，就是在力所能及时没有努力做一件事，当没有机会再去做时，会责备年轻的自己。
我觉得我是很矛盾的一个人，两面性格反差很大。有时候我拼命地训练，把自己逼入体能的极限，有时却不禁想，都拿过大满贯了还这么拼命做什么？如果我这一阶段战况不错，我还可以压制住内心的争辩，不顺的时候，两个声音就会同时起来，像在与自己争夺自己。
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打不了网球，对这件事，我原来是有一点怕的，特别是做手术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如果康复不成功，再也打不了网球我会怎么样？
一个“我”会很高兴，终于可以不用再训练了，可以做那些自己一直想做该做的事情，但另一个自我还是觉得很难受，毕竟这一辈子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到这个程度。真的很矛盾。
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将来的理想是当个家庭妇女，姜山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这是我理想或者梦想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我也知道，完全当家庭妇女肯定会与社会脱节。我不希望看到自己落后于时代。这几年姜山全身心围绕着我转。我退役后，他去哪儿我就会跟着他去哪儿，不一定在武汉。如果他去北京，我就跟着去北京。姜山不喜欢小孩。他觉得小孩都太闹了，但我还是很渴望有孩子。
当我离开网球场时，我会和姜山讨论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我们都一直很抵触将小孩交给父母带这件事。以前对国外的教育不了解，当我们有机会走出国门，看到国外的小孩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方式时，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如果将来真的退役有了小孩，我一定是全身心自己带。小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我必须要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如果可能，我希望小孩受到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我不希望孩子进学校后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做个孩子太难了，竞争者数量众多，资源有限，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强，容易产生攀比心，价值观容易扭曲。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孩子。姜山也有同感。他觉得中国人的不自信是产生于家庭和教育，说得再实在一点，都是家庭造成的，因为父母老是告诉孩子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而且父母们总是采用说教的形式，不停地对孩子唠叨：“你该洗漱了！”“你该睡觉了！”“学习去！”一切行为都是在大人的约束下形成的，小孩自己就不知道做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就造成他的不自信，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的问题，除非父母敢采取放养式教育。
中国小孩的不自信来自于父母。为什么外国人都比中国人自信？因为老外的孩子都是自己长大的。我们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大家都看到外国人怎么带孩子，对孩子的主动性从不约束。孩子会觉得，只要不是违法的，或是有严重错误倾向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我今天选择打网球，或者选择读书、打篮球、玩游戏，他都会很自信地自己选择，然后去做。中国孩子永远遇事先想“我可不可以做”。这样长大以后，遇到事情都会根据惯性先问：“这样可以吗？行吗？”这两种状态出来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读完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同样读到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学识也许相仿，但他们的内在修养差别极大，他们以后的发展也会完全不一样。
这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应该来源于父母，根本不是学校教的。学校教的只是知识。我们小学课本最开始告诉你：爱人民、爱祖国，到大学才教你：不要随地吐痰。这其实完全是错误顺序。我最恨自己打球时没有自信，长期在运动队，集体式的教育，导致自己做任何抉择时都总在犹豫，没有自信，不敢肯定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做完后会得到什么结果。运动员们可能更会被这个问题困扰，因为自己要频繁面对输赢，从小面对的东西特别直接。教练喜欢通过比较来打击球员的自信，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这也是不科学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
现在我们俩的家里就基本不放奖杯，不放任何关于网球的东西。就是不想以后小孩会有“我妈妈是谁，我爸爸是谁”的优越感。我也不会刻意跟孩子说你妈妈原来是网球运动员。
如果把孩子养在国外的话，我们就必须跟着孩子过来。
我们俩想的是，小孩18岁以后自由选择一切，包括在哪里生活，我们都不会再去干扰他们的人生。我们看过王志文演的电视剧《天道》，里面有句话我们很同意：养儿不防老。如果我们要孩子，那一定是因为喜欢孩子，自愿对他尽义务，并不是等我们老了希望他来赡养我们。我们俩的想法是，等我们老了就去敬老院之类的地方，我们不希望给自己的小孩带来负担。
说来也怪，每当想到未来，想到我们的宝宝时，我的心情就会好转。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朋友萨芬娜在美网结束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就在我沮丧到完全不在状态的时候，萨芬娜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很多人都说我怎么怎么不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冠军。”
萨芬娜也经历过这种处境，清楚那种感受，有些人什么都不懂，却非常敢于评价别人，他们自己却完全没有追求梦想的经历，提出的观点非常主观。而萨芬娜不同，她曾是世界头号女单球手，她曾和我一样顶着伤痛战斗过，她对我所有的失望和痛楚都感同身受，她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中国人说：“良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话不假，在看到那条短信时，我确实感到心头有暖流涌动。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记得她是我永远的朋友。
乔布斯去世后，很多人把他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的那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当成座右铭。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保持“饥饿感”，保持“愚蠢”是多么困难，又是多么重要。
夺得法网后，我参加了多项赛事，结果都是一轮游。当一切都降到谷底的时候，我反而重新拥有了信心。情况还能坏到哪去呢？这已经是最坏的时刻了。
进入2012年后，我的表现逐渐有了好转。
2012澳网举办时间是1月下旬，正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妈妈曾说最大愿望就是我能在家过春节，但我最终没能在家里陪伴她。对网球运动员来说，几乎每年的春节都要在墨尔本公园的骄阳下度过。
带着对重回巅峰状态的希望，我来到了澳洲，我一直认为这里是我的福地：炎热的澳洲夏日让我想起家乡，我第一次进入大满贯决赛就是在澳网。
这种信心一直延续到中国农历兔年除夕那天，我在1/8决赛中浪费了四个赛点，克里斯特尔斯赢得了比赛。
我的失望无以复加，我匆匆离开了澳洲。
可爱的“娜离子”们呼唤我忘掉不愉快，赶紧回家过年。为了感谢他们，龙年初一，我在微博上给粉丝留言：“今年的澳网结束，希望明年以更好的状态出现在澳网赛场上，明年见！中国新年快乐！”
之后，我刻意让自己从微博的世界和媒体的视野中消失掉，败军之将何以言勇。大年初六凌晨，我和姜山抵达深圳备战联合会杯。说起来这次澳网，倒是姜山收获了一项“世界第一”，在本届澳网官方网站组织的网坛“十大丈夫/男朋友”的评选中，他战胜了高尔夫巨星麦克罗伊和NBA球星武贾西奇等人，获评“第一老公”称号。他获奖的理由是：“姜山不仅是李娜的开心丈夫，也是她场边的教练，他经常受到大满贯妻子的怒视并成为其发泄对象。”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俩大笑了一场。不管怎么说，新的赛季开始了，振作起来吧。
32 我的世界，我做主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10年在东京打比赛，有个球特别深，我就说了一句武汉话：“么样这苕啊，这个球你还发力。”裁判员以为我说的是“操”。他发出了警告！
与我同时期出现的网球球员们开始纷纷退役，许多人都认定我已经到了运动生涯的最后阶段，忽然间，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退役”。在许多报道中，记者们都直言不讳地称我为“高龄”球员，隔三差五就有好事者代我传出“李娜欲退役”的新闻。有时候，记者们甚至会非常直白地问我：“李娜，你打算什么时候退役？”
这种问题听多了很烦，我的治疗师阿莱克斯就跟我说：下次回答他们“年龄是什么”的问题时，就告诉他们“只是在纸上多画了一笔而已”。
有些人看上去像十几岁，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岁了，有些人看上去有三十几岁，而事实上他可能只有二十几岁。在目前的我看来，年龄只是一个刻度，而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机能和大脑的智慧还远远未达到顶峰。有朋友告诉我，中国球员相比欧美球员，生理相对晚熟，因此在网球场上也会显得大器晚成一些。 29岁在网球队员里虽然不算年轻，但我的网球生涯却与大多数队员不同，我有过两年多退役求学的经历。因此就身体的损耗而言，我相比于同年龄段的队员有明显的优势，运动寿命也就相应会变得更长。阿莱克斯认为我可以将目前的状态至少延续两到三年。
只有两到三年吗？我不信，我觉得还可以更久一点。
按中国的观念女性30岁就已经到了大龄，但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只要长期坚持进行这样的训练，保持比赛的状态，我有信心继续打下去。当然最后肯定会有一个消退期，但我不认为这一年会马上来临。说实在的，30岁和29岁能有多大不同呢？我没觉得这个年龄会给我带来限制。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阿加西36岁才退出网坛，35岁时还能打入美网决赛，伊达公子至今还在为日本网坛效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龄并不能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真正让我感到需要适应的是心态的改变，无论经济条件还是荣誉，所有相关这些问题上，我都要学会在变化之后的新层次里面生活，这样我才能驾驭新的生活，适应新的比赛，延续或者提高自己的竞技能力。
心态这东西，非常难以捉摸。“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因为它们完全是两个状态，一个是在努力拼搏，没有后顾之忧，想的东西可以全部放下，只要前进就好。而一旦你前进到某个领域后，如果不能完全驾驭这个新领域里的生活，就会产生惶恐的感觉，高手对决很大程度上是在拼心态，一个老练的球员可以迅速判断出对手是否心态稳定，当你惶惑不安原地徘徊的时候，成绩一定会马上掉下来。这是思想范畴的问题，与体能无关。
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定位。定位好了，才能驾轻就熟把所有事情做好，无论居于高处、低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是到了高处就觉得很幸福。只有当我纯粹沉浸于打网球本身的时候，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在我眼里，网球的魅力一直在增加。网球每年有那么多赛事，可能今天你与这个对手打完，三天后你又可以跟她再打一次。基本上每周都会有全新的感受。
不管我输或赢，每一次比赛，我都能从中感受到一些新东西。我观察我的对手的成长和变化，在不断的实战中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赢球并不是比赛唯一的意义。无论别人在说什么，我都会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我感受到我感受的东西，而他们没有。”这种感受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感受不到，也体会不了。
我慢慢开始有了主动的感觉，我知道我正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很享受这个运动。我也知道我对我的生活拥有主宰权，如果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可以继续，如果我感到厌倦或者兴趣不在，我随时可以停下来，换另外一种方式去生活。我的世界，我做主。
2012年带给我的另一个新发现是：我正在渐渐与生活握手言和。
我依然独自上场，面对所有的一切，但我也渐渐发现了孤独的另一面。网球是综合了所有项目的一个项目，具有复杂的美感，它将力量与谋略完美地结合于一身，可以全面考量球员的能力。有人说“网球很简单”，我觉得他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网球文化的神秘和博大，它的美，让我越来越有兴趣探究、追随。
网球大家看到的是有裁判在场边，有运动员在场上。但实际上，网球运动员所扮演的角色是裁判、教练员、运动员。
当球可能误判时，你要扮演裁判的角色跟裁判抗议。在一场网球比赛中，一个运动员要作出的抉择在800——1200次，这是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无法比拟的。在现代比赛中，网球的周边设施也已经一步一步地提高了许多。有时也可以看到球员跟裁判争论球的落点是否出界，现在所有的大比赛都会设置鹰眼，当对球的落点有异议时，球员可以提出挑战。因为有时边裁、裁判坐两三个小时后可能也会出现疲劳。这一规则不仅受到运动员的欢迎，对裁判也有更高的要求，裁判必须保证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以便给球员更改错判的机会。对网球界人士来说，将鹰眼技术引入网球现场判罚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足以与36年前引入抢七制相提并论。球员要求看“鹰眼”回放就是对裁判判罚不满意，也就是挑战裁判在场上的权威地位。
但当你打球时，你又扮演的是运动员的角色。不仅要对抗对面的对手、周围的观众，更重要的是对抗你自己。通过网球，我每天都在不断地挑战自己。有时对手非常强大，有时观众很喜欢对运动员进行干扰，有时我自己无法平静心态，有时团队的合作出了问题，几乎没有一天是能够平稳度过的，每天都有新的情况等待着你。
网球是所谓的“贵族”运动，因此对球员的个人礼仪要求很高。 运动员不能骂脏话，不能不尽力比赛，不能与教练交流。裁判会学各个国家的脏话，如果他听见你说脏话，他会警告你。两次警告后会罚款。
不尽力比赛会受到严格的惩罚。如果在场上骂裁判，你就要做好掏腰包的准备了，这是一定要罚款的。也不能故意输给对手，专门有一些条款就是用来限制这种可能的。如果在比赛之前医生说不能打比赛，但你还要去打，输了比赛也要接受罚款，因为这算不尽全力比赛。网球运动有它自己的运行方式，它会有一些方法约束运动员。以此表明“我们不欣赏这种行为，不支持这种行为”。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10年在东京打比赛，有个球特别深，我就说了一句武汉话：“么样这苕啊，这个球你还发力。”裁判员以为我说的是“操”。他发出了警告！弄得我一头雾水，网球每分之间只能有20秒休息时间。我想：是不是因为我超时或拖延了时间，他要给我一次警告？
打完比赛，我越想越不对，为什么要警告我？干脆去裁判办公室问个究竟，结果被告知警告的理由是：你说脏话了。
我立刻申明：我没有说脏话。裁判不信，他说我说的是：Fuck！好在这种清白很容易证明，调出现场录像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如果当时没有解释的话，有可能会被罚掉1 500美金。好险哦。
33 下一站，人生
伦敦之后，我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不知道我要走到哪里，也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我想，心有多远，脚下的路就有多远。或许巴黎，或许墨尔本，或许马德里。下一站不管在哪里，我知道，它有一个不变的名字，叫“人生”。
曾经有人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
我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有幸福的家庭支持我；有爱我喜欢我的“娜离子”们守护我，更何况还有最真心的朋友们陪伴着我，我必须说：是的，我确实是个幸运儿。
我曾经日夜生活在焦虑之中，恐惧对手或者比赛，恐惧报纸上的粗黑标题“李娜炮轰”如何如何。上场前有时我会从更衣室一路恐惧到比赛结束。你不能让对手看出你的紧张——在实力相当的对手面前暴露紧张情绪无疑是送死。你要故作镇定，最好时刻都给对手一张漠然的扑克脸，即使心里已经紧张到不行了也不能让你的对手察觉到。
我也曾失去目标，迷茫无助，在腿伤康复期，有时我会想：李娜你到底在乎什么？我找不到在乎的东西，也找不到感兴趣的东西。我看电影《超人》时，主人公的爷爷被杀时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你的能力越强，你的责任就越大。我顿时不无悲伤地联想到了自己，我没觉得自己有多强的能力，也不会肩负什么责任或必须要做什么事情，但大家把我看成“网球精神的象征”、“年轻人的偶像”什么的，这让我很困扰。
2011年对我来说是特殊的一年，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跌入过低谷，在梦想成真的同时，又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在生活上却是非常糟糕的一年，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战斗的时候，心理还不够成熟到可以承担的时候，事业的成就带给我生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不被大家熟知到变成津津乐道的话题，从刚开始被名誉带来的虚荣心包围到后来面临崩溃的边缘，感觉有点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的感觉。网球带来的名誉让我偏离了人生的轨迹，我要去面对很多以前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事情，例如接受五花八门的采访，面对蜂拥而来的领导接见而不得不展现虚伪的假笑，有些已不在自己的能力和想象范围之内。
2011年的下半年是我最难熬的半年，对，是熬，因为那些日子已经不能用“过日子”来形容了。我觉得自己得了忧郁症，怕去人多的地方，不愿去面对自己，在走进球场的时候没有斗志，没有求胜的欲望，唯一的想法是赶快输完离开球场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每天睁开眼睛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当天的生活、怎么面对一切。在那段时间，我甚至会埋怨自己为什么拿法网冠军，如果没有拿冠军，我的生活会不会好过些。
不过好在，自己坚强地走出来了。时间很神奇也很伟大，它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无论如何，多少年后，回忆2011年都是值得自己骄傲的一年。
我对网球这个项目的感情很矛盾，我用了15年才真正爱上它。？我觉得自己是个矛盾的综合体，AB血型、双鱼座，明明不喜欢花，觉得它的生命太短暂，可是又不得不佩服梅花在冬天里旺盛的生命力；明明知道有些人说的话是阿谀奉承虚伪的，可是自己还是照单全收；明明知道是自己的错误，可是还要找些理由来搪塞；明明心里难受得要死，可是还要假装坚强去承受……从一开始直到现在，一旦输球听到和看到最多的就是“李娜因为心理障碍而导致输球”，原来看到这样的报道会非常气愤，没有经历过我的路程凭什么来指责我？难道自己在喜欢的球场上奋斗错了？输球错了？等到心情平复下来的时候，再看到同样的报道，会感叹原来自己大学还是没有学好啊，在大学里我们学的是新闻必须实事求是，可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有几个？我看到的只是又多了一个表达自己想法的记者啊。有时候想一句鼓励的话可能会让人改变，可是一句伤害的话同样也可以改变他人的生活态度。就是这些经历让我变得坚强，原来自己的承受能力远远比自己认为的要强大得多。
在我身体里好像存在两个李娜。强大的李娜总是会压住软弱的李娜，每当软弱的李娜有一点对比赛之外的想法，强大的那个就会要求她停止思考，集中注意力挥拍。束缚自己、给自己穿紧身衣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自己。
大家在赛场上看到的我，好像率真自信、神经大条、大大咧咧、不计后果，比较个人化，比较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但那是在网球赛场上。场下的时候，只有姜山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会暴露出那个欢乐质朴的自我。
曾经一个最好的朋友说我就是太过坚强了，把所有不属于自己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背，所以才会感觉自己的压力特别大。一旦找不到宣泄的方式，就会怀疑自己，所以才会过得那么不快活。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
而今我已经30岁，我不再需要借助伪装来让自己强大，我渐渐和这个世界握手言和，达成了某种协议。我能够换一个角度看待那些以前不太喜欢的人与事，并不是因为我开始变得虚伪，而是因为我的内心已经成熟到可以容纳这些不喜欢。
我可以说出心中的想法，并不断追索答案，我不必再害怕思考会延误比赛，也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感情。我在一轮轮比赛中逐渐变得快乐、自信，敢于在比赛中拼杀到最后一秒，我和朋友一起去KTV唱喜欢的萧敬腾的歌，我自由了。
我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一天，我都明白自己比昨天又成熟了一分。我渐渐走出低谷，在斯图加特站的首项红土顶级巡回赛中，我感到自己的状态正在显著恢复。联合会杯期间，我的背部一度出现了点小问题，但最终我重返赛场，开始了在红土地上的征战，这是一条漫长曲折的路，我不过刚刚走到一半。
我要感谢那些曾经鞭策我成长的媒体们，现在他们对我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他们不再从我的讲话中断章取义，而是认真地倾听我在说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开始试图达成谅解，越来越多的本土记者将重心放在了网球本身上，这是个值得骄傲的转变。曾有记者提出想去我和姜山在慕尼黑的家做节目，我们婉言谢绝了，我希望自己在慕尼黑的小基地简单纯粹，在这里，我只是一个不断向最高荣誉发动攻势的运动员。我不是冠军，也不是青年偶像，我必须放下所有包袱，轻装前进。
网球这两年在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记得2008年世界组附加赛，我们代表国家队打法国，比赛在北京举行，那天我一进球场就不禁说：“哎呀！今天球迷挺多！”场边的球迷拍掌声很整齐，我心下生疑，定睛一看，差不多七成都是法国球迷，真不像是在我们中国的主场。
星移斗转，转眼已是2012年，2月份我在深圳打了三天比赛，场边中国球迷几乎满座，而且他们表现得热情友好，纪律严明，没有人会毫无来由地对外国球员发出嘘声。大家都开始学习以更得体的面貌出现在国际比赛中，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进步，网球开始融入了民众的生活，这比出一个世界冠军、一个大满贯冠军更值得高兴。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希望网球运动尽早在中国开花结果，我迫切地希望看到中国小将们能够脱颖而出，走向世界赛场。
当我在外征战时，有许多球迷会在网上帮我加油打气，为我鼓劲，虽然不能一一回复，但我希望大家知道我对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是多么感激。感谢你们的包容和厚爱。我读书不多，不能用华丽的辞藻来表示心中的情谊，谢谢你们为我付出的一切，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和陪伴。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姜山。对他的感谢，我在不同的地方已经重复了许多遍，但我对他的尊敬和依恋仍然与日俱增，他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好礼物。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爱是一种坚持，一种信仰，它永远不会因为时间改变。
我与姜山12岁就相识，16岁开始恋爱，现在已经携手走过了14年。我们一起经历过辉煌、一起退役、一起读书、一起复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还有第一次在德国做手术相依为命的日子，两个人在异国他乡，我刚做完手术，不知道可以康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非常惶恐不安，幸好有他一路在身边鼓励我，陪伴和支持我。我们感觉更像是从小一起成长的朋友，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秘密。当然我们也会争吵，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思想肯定会有分歧的时候，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我有时候会幻想我们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但仍然相依相伴，我知道他是我一生的至爱。谢谢你，我的爱人。感谢老天让我遇到了你！
今年，我的日程依然排得很满，除了法网、温网，还有7月份在伦敦举办的奥运会，跟网球圈内许多球员的想法一样，我特别期待能穿着代表自己国家国旗颜色的球衣到全英俱乐部比赛。温网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它要求我们都只能穿全白球衣参加比赛，这次奥运会给了我们一次可以穿着与五星红旗同色系的服装参加全英俱乐部比赛的机会。我已经30岁了，这也许是我出征的最后一届奥运会，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我希望在伦敦奥运会上的成绩比北京奥运会成绩要好。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有过无数次逆转对手的经历，但愿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让我在30岁这一年，再次逆转低迷的状态，能够在今年取得好成绩。
伦敦之后，我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不知道我要走到哪里，也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我想，心有多远，脚下的路就有多远。或许巴黎，或许墨尔本、或许马德里。下一站不管在哪里，我知道，它有一个不变的名字，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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