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决赛，我的对手是斯齐亚沃尼。
这位意大利名将是去年的法网女单冠军，是红土赛场上所向披靡的红土女皇。我们之前曾经交手过四次，上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法网比赛上，斯齐亚沃尼打败了我。被她打败之后，我的伤心、失望无处发泄，居然神经病地跑去买了一只极其昂贵的奢侈品戒指。那只戒指买了之后，我很少戴它。
我又想起了那只无辜的戒指，还有我一直仰望的苏珊·朗格伦杯。苏珊·朗格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网球选手之一，为了纪念她，人们用她的名字命名法网女子比赛总冠军奖杯。她是我的偶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我，第一次和我的英雄如此地接近。我的心在歌唱，我的灵魂在呐喊，我心底深处的那个“李娜”在咆哮。我知道，我和“她”都太想要这场胜利了。
这一次，我没有像今年1月进入澳网决赛那样激动，那次是我第一次距离大满贯冠军一步之遥。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打进大满贯的决赛了，我知道自己不能止步于此。上一次我没有什么经验，但这一次，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必须冷静。
斯齐亚沃尼是个令人尊敬的对手，这位老将技术全面，防守出众，作风顽强，战术灵活多变，是个相当难缠的对手。球场下我们的交情其实不错，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属于网坛“大器晚成”的选手，我已经29岁，而斯齐马上就要31岁了；我们在赛前都不被看好，分列5、6号种子的我们都算不上夺冠热门；我们征战经历相仿，本次决赛，我们俩都是第二次出征大满贯决赛。不同的是，这位意大利老将的手中已经握有一个大满贯冠军奖杯。
决赛当天风和日丽。首盘我打得比较积极主动，克制住了斯齐的气势。但是第二盘她一度猛烈反攻，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我们一路战平，最终进入了抢七局。
胜利就在前面！
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不停地怦怦跳动，即使斯齐发球时高亢的“啊嘿”声都不能掩盖我胸腔传来的剧烈振动。
就是现在！
我连下7分，斯齐的步伐有些乱，抢七局最终以7∶0告终！我赢了！
那一刻，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仿佛要跳出我的胸腔，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仰面躺在地上。法兰西灿烂的阳光倾洒在我的身上，我用手捂住脸，很想哭，可眼泪却流不出来。
赛前我还偷偷想过，如果夺冠，我应该摆个什么样的造型，但当胜利的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想就倒下了。1小时48分的战役结束了，我赢得了苏珊·朗格伦杯。
没躺几秒钟，我就自己爬了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让斯齐亚沃尼多等。在决赛中输给对手的心情不好过，我自己也输过，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和斯齐亚沃尼在场下的关系其实挺不错，我不想让她难过。
我从地上爬起来，去和她拥抱。
放开斯齐后，我向场边看去，看到他们————我团队里所有人都穿着黄T恤，非常兴奋地相互拥抱，姜山、莫滕森教练、石玲、苏珊（苏珊负责管理全球女子网球球员，为所有女球员服务）。他们全都坐在那里，这件黄色上衣耐克只做了50件，就是为了显眼。
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们的表情，直到晚上吃饭，我才有时间问他们当时大家都是什么反应，因为我没有看见。大家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李娜，你爬起来太快了。”
颁奖时还出现了个小乌龙，颁奖嘉宾错把我的迷你复刻版奖杯颁给了斯齐亚沃尼————当时场上有两只苏珊·朗格伦奖杯，大的供赛后获奖者拍照留念用，小的就可以带回家私藏了。嘉宾错把小杯当成了亚军奖品颁给了斯齐亚沃尼，斯齐小声跟我说“错了错了”，所以当时我乐了，说：“没关系，照吧照吧，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颁奖后央视五套记者采访我时显得特别激动，说话时都已经哽咽了，我倒还好。最初的激动已经过去，这只是一场比赛而已，跟其他的比赛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我身边的人都激动不已。在网上有一段视频，是我接受采访之后，与球童拍完手回到更衣室的过程。我从更衣室出来往右上两层楼看到我的教练迈克尔·莫滕森在接受采访，我跟他拥抱。他说：“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我跟迈克尔拥抱后，又和姜山拥抱，周围的人就起哄要我俩kiss。之后我又与当时女队教练鲁林拥抱，和石玲拥抱。当跟石玲拥抱时，我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流了，因为石玲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了。在我发表获奖感言，用武汉话对石玲说“生日快乐”时，她就一直在哭。
与他们拥抱之后，我回到更衣室，斯齐亚沃尼正好换好了便服去开新闻发布会，斯齐不愧是胸襟宽广的老将，她还过来赞许地拍拍我，跟我说：“Enjoy your time！”
苏珊跟我回去帮我换装、化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饿，但苏珊坚持让我吃点东西，因为接下来有很长时间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结束后又要做尿检，然后继续拍照。苏珊专程帮我买了三明治，我没怎么吃，完全吃不下。
打完那么长时间的比赛已经很累了，换鞋的时候腿都要抽筋了，但很奇怪，我不觉得疲倦，也不觉得饿，我仍陶醉在获胜后的快感当中。
再次回到更衣室，换好裙子、靴子时，我望着眼前空荡荡的更衣室，想起刚来法网的时候更衣室里面如何人山人海，不由得百感交集。就是这个更衣室，见证了那么多球员的光荣和梦想、欢笑与泪水，越打人越少，打到决赛，就剩下我和斯齐两个人，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空荡荡的更衣室里了。
获奖当天，我还有一个神奇的经历，当我在休息室等待新闻发布会时，纳芙拉蒂诺娃（天啊！真的是她！）走来跟我说：“我是过来人，我现在告诉你，此刻起你要学会说‘不’。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想要你，你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你要给自己营造一个保护圈。”
我几乎要惊呆了，纳芙拉蒂诺娃是网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她是网坛的常青树，曾经获得59个（天啊！59个！）大满贯头衔，有网坛“女金刚”之称。当时她已经50岁了，穿着半袖衬衣、休闲西裤，高雅脱俗，神采奕奕，她的外貌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很知性，却不会让你感到咄咄逼人，她像个老朋友一样让你感到信赖，而且，她会尽可能地告诉你她所知道的一切来帮你。
前几年她还没有退役时，我曾经在场地上见过她，有一次她还跑来问我姓Li还是姓Na，一个这么伟大的球员跑来问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该怎么念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在当时的我看来，像纳芙拉蒂诺娃这样的人是遥不可及的，我根本没有机会与她交流，但是此刻她来跟我说这句话，那种感觉就像朋友之间的交流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也没有国籍、年龄的限制。我对纳芙拉蒂诺娃的滔滔敬意之中，又多了几分亲切。
我本来准备穿另外一套便服开新闻发布会，但耐克的工作人员在我开新闻发布会前半个小时赶到我身边，将新款T恤递到我手中。他们搭乘的北京到巴黎的航班刚一落地，工作人员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新闻发布会所在场地。
我套上T恤去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那场发布会开了有整整两个小时。记者们的表情都很兴奋，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科冠军，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乃至亚洲网球将由此揭开新篇章呢，大多数问题也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
刚开始是所有记者一起问问题，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扫一眼大大的奖杯。我曾经在澳网的场地上与总冠军奖杯失之交臂，今天，在罗兰·加洛斯中心球场的场地上，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它，就像抱一个小婴儿一样。
一个来之不易的婴儿。
夺冠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大概进行了两个小时。按照组委会的安排，我们要在晚上8点赶到埃菲尔铁塔拍照。那天有好多拿着国旗的中国人在赛场外一直等着我，他们说想要和我照相，我很抱歉地说我得赶时间，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合张影。
到了埃菲尔铁塔时，很多记者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欧洲夏季天比较长，6月的巴黎，晚上8点天还是亮的。那天风很大，有一对新婚的华人夫妇也在那里。当我走过去准备照相时，还听到新娘低声问丈夫：“这是不是李娜？”
现在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法网组委会放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也是记者跟到更衣室拍的。我记得我跟裁判长说话的时候，还有点走神地看到另一边的沙发上放着很多球迷给我们写的信。球迷给我的信一般都会寄到WTA，由WTA寄到中国国家队，之后再由国家队交到我手里。球迷来信我一般都会看。如果有要签名的，我就会签好名给他们寄回去。国外的来信比较多，细心的球迷们会随信附有贴好邮票的信封，我只需把签名放进他们准备好的信封里，再放到邮筒里就可以了。
后来，朋友告诉我：在我比赛期间，央视体育频道连续两天改变了转播计划。为了直播我与阿扎伦卡之间进行的1/4决赛，央视体育频道改变了原有的节目安排。而我和莎拉波娃进行半决赛的时间段按原计划应该转播其他运动项目的比赛，但央视最终还是把摄像机对准了菲利普·夏蒂埃球场（菲利普·夏蒂埃是法国网坛的传奇人物，罗兰·加洛斯网球中心的1号中心球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消息比战胜莎娃更令我高兴，因为这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网球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国人的关注。我深爱的运动在我深爱的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尊敬，而这一切又和我的努力不无关系，真是让我备感欣慰。
我对网球有着浓厚的感情。我从8岁开始打网球，我目前几乎全部的人生都和网球捆绑在一起。我对网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就像我的父亲当年对我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和爱一样。可惜，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匆匆离开了我。今天，我终于登上了网球的巅峰。
而我，只想轻轻对他说一句：爸爸，我做到了。
04 父亲
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是姐姐哪。”
想起爸爸，就想起了我的童年。爸爸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那缕阳光、最清凉的那份慰藉。多少年来，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他去世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赛。没人告诉我爸爸病危，没人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关于他的病情，爸爸要求身边所有人都对我保密，因为他怕“影响李娜打球”。
凌晨，从深圳至武汉的火车到达汉口，停车的声音像一声长长的叹息。妈妈没来接我，来的是我的叔叔（爸爸的亲弟弟）。叔叔让我先吃早饭再跟他回爷爷奶奶家。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自然。
走到爷爷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
那一年我14岁。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到六楼的，只记得一上楼就看到了爸爸，他躺在那里，肚子很大，里面全是沉积的腹水，脸色惨白。爸爸生前是很帅气的一个人。
爸爸的遗像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他在照片里看着我，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慈祥。那目光我是如此地熟悉。旁边的黑纱却沉沉地垂着，触目惊心地提醒所有人：照片上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看到爸爸的遗体我不敢伸手去触碰，因为怕触碰冰冷的遗体就必须要承认爸爸的离去。事实上，后面的几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爸爸只是出差没有回家而并非离去。
妈妈什么也说不出来，一直在哭。以往家里所有的大事都是爸爸做主，现在他离开了，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觉得自己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沉重，并不觉得疼痛，也哭不出来。麻木了很久，直到从小和我最亲的舅舅过来安慰我，我才哭出来。而眼泪一旦流出来，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为，人是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成熟的，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人是一瞬间长大的。
我想，以后我就要负责养家了。
爸爸是最早将我带上体育这条路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湖北省省队的羽毛球运动员。多年后他还偶尔会说起当年他在省队打球的日子，每次说起都神采飞扬，仿佛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历经大时代的坎坷，能争取到打球的机会，特别不易。不过后来出于特殊原因，爸爸的全国冠军的梦想没有实现，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们家也算个体育世家吧，我爷爷以前是宝善街小学的体育老师，爸爸曾经是羽毛球运动员，好几代人都与体育结缘。
我爸是家里的老大，他不但人长得帅气挺拔，还聪明通透，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全家老小都把爸爸当顶梁柱。爸爸身为长子，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我家的条件即使在工薪阶层也只能算一般，但爸爸从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爸爸在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跑销售要常年出差，爸爸能和我们守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只要爸爸在家，家里的气氛就非常欢快、温馨。爸爸能说会道，藏了一肚子的笑话，我什么时候要他讲故事，他转转眼睛就讲出一个，笑得我肚皮都痛。
爸爸不但能言善辩，过日子也精细讲究。他做菜水平很高，刀功细腻，色香味俱佳。每次出差前，爸爸都提前蒸条鱼或是炖锅肉，这样妈妈下班回家炒个素菜就可以开饭了，够我们母女俩吃个两三天的。家里的电器、妈妈和我的衣物都是爸爸从外地买回来的，样子俏又不贵。虽然收入不多，一家人也把日子过得暖洋洋的。在那时，我的家充满了欢笑和温馨。
难得有留给自己的空闲时间，爸爸总是想去打球。
我很小的时候，有点婴儿肥，爸爸希望我健康成长，就带我去跑步锻炼，教我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爸爸和声细语地讲他从前在省队打球的日子给我听。他对羽毛球有着异乎寻常的专注和热爱——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的孩子，千辛万苦地拼到省队门槛前，背后的付出可想而知。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爸爸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下面又有弟弟要照顾，便服从组织分配去了汉阳——早下放，早抽调回家，早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
从汉阳抽调回来以后，爸爸先是去了二轻局工作，接着又被调到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
我一直在暗自揣测，爸爸对我的投入，是否含有对自己少年时代壮志难酬的补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爸爸对我的投入似乎是不计成本的。4岁那年，爸爸请南京的朋友帮忙，买了一台钢琴回家——起因是亲友称赞我手指修长，适合弹琴。
我忘了这是谁的发现，但爸爸很高兴，没几天，家里就多了一台钢琴。我心情好的时候就上去弹两下，心情不好时就丢开不管。小孩玩心重，经常一首曲子没弹完就溜出去和院子里的小朋友踢毽子、跳皮筋了。
妈妈时不时催促我去练练琴。爸爸对此倒没有什么意见，他从不勉强我去做什么。“喜欢就好”，他说。
后来我开始打羽毛球，钢琴就没有再练，爸爸又默默把琴卖掉了——当初也是他一声不吭把琴弄回来的。他默默为我做了许多事，在爸爸那里，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心中关于羽毛球的梦想从未在居家生活中退色过。
4岁以前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武昌的——双职工照顾孩子不方便，许多家庭都把孩子寄养在老人家里。4岁后，我回到了江汉区的家，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小时候的我有点胖。爸爸说，锻炼锻炼吧，姑娘伢胖胖的不好看。于是我从4岁起，每天清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跟着爸爸出门跑步。
现在想来，可能那个时候，爸爸的脑海中已经在孕育一个关于羽毛球国手的梦想了。
我最怕冬天。武汉没有暖气，一到冬天，连被窝都是冰冷潮湿的，好容易焐暖了，再爬出来又是一身鸡皮疙瘩，每天早上起床都要下好久的决心。
夏天也难受，武汉早晚温差极小，这座历来有“火炉”之称的城市，哪怕在清晨也是热烘烘的。我迷迷糊糊地跟着爸爸跑过大街小巷，哎呀，街上有人卖豆皮，卖欢喜坨，还有烧卖……烧卖笼一打开，白茫茫的蒸汽一下子把烧卖老爹的脸都盖住了。
我也很像一只烧卖，满头满脸的汗，红彤彤的头脸上冒着热气。
秋天跑步，梧桐树会掉毛毛，我就顶着一头梧桐毛毛回家，我妈大叫一声，把我拉出门去拍。梧桐树的毛毛掉进衣领里特别痒，严重时还会起小疙瘩。
只有春天跑步最舒服。路边的草叶上全是湿漉漉的晶亮露水，公路上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跑着跑着人就清醒了，出一身透汗回到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早餐等我们了，一杯牛奶，一块小蛋糕，甜甜蜜蜜地吃完，再跟着爸爸去上幼儿园了。
接送我上幼儿园也是爸爸的差事，他的自行车前梁就是我的宝座。
5岁那年，我已经长到了将近一米二高，宝座也从自行车前梁换到了后架。羽毛球业余体校去爷爷工作的小学招球员，爷爷说，我孙女个子高，让她也试试吧。爸爸就带我去面试了，教练看了看，觉得条件不错，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运动生涯。
打羽毛球的日子在记忆中有些模糊，印象中我从来没有上过场，每天都在场下自己摆动作，教练把一颗球吊在那儿，我自己反复练习挥拍。
想来是很枯燥的日子，但因为小，也并没有当回事，我是个很乖的姑娘伢，既然教练让我挥拍，我就乖乖地一直练挥拍。
大队员们可没这么老实——羽毛球队里有大队员也有小队员，大队员可以上场打比赛，小队员在场下练动作。体校的小孩比普通学校的孩子要淘气些，经常换着花样地捉弄小师妹们。好在和我同批入队的小队员大概有十几个，我在里面成绩并不突出，从哪方面看都不显眼，也不太会招惹到老队员的注意。
我在羽毛球队像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打羽毛球需要手腕发力，而我的习惯是手臂发力，手腕的动作有点“死”。小孩子懵懵懂懂，对自己是不是受重视也并不在意。教练有时会看着我说：“唉，你这个手腕啊……么办哩？”
我不在乎他说什么，老实讲，送我来打球根本就是大人的主意，我打球的唯一原因是爸爸希望我打。教练爱问“么办哩”就让他问去吧。
我在学校表现不错，特别是数学课。
可能是遗传到了做出纳的妈妈的理科生基因，我在数学课上总是轻松自如，还曾经被老师推荐去上过数学奥林匹克班。我喜欢数学，这是一门逻辑清楚、条理分明的课程。在数字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有固定的运转规律，就像打网球一样，只要你把击球点稍微靠后一些，就能打出一个漂亮的直线球，一颗网球永远不会在飞到网前时忽然决定要自己换个轨道，或是掉头飞回来。数字和网球没什么区别，只要你掌握了它们的运行规律，操纵和使用它们就绝非难事，我在数学的世界里得心应手，数学老师也视我为得意门生。
我不喜欢语文课，写作文也好，总结中心思想也好，都干巴巴的。在我眼里，这是一门暧昧、纠结、模棱两可的课，所有的作文结尾都要莫名其妙地升华到“我的名字叫红领巾”或者“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我不喜欢这样的授课方法，我不想撒谎，哪怕只是在作文里撒谎。小孩子每天就是玩，就是蹦蹦跳跳，吵吵闹闹，哪有那么多“意义”？反正我是找不出来。每当我在绿色格子的作文簿上写“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我的成绩不均衡，长相也不起眼，除了数学老师对我另眼相看，其他人都没有把我当回事，我在班上和在羽毛球队里一样，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如果小学二年级那年，业余体校的网球教练没有看到我，那么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转向网球，那我今天会怎样呢？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将会拥有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那年夏天，网球教练夏溪瑶来我们队里选“种子”，一眼相中了正在练球的我。她认为我移动速度够快，发力也到位，在和我的教练沟通过之后，夏教练建议我停掉羽毛球的训练，跟着她去打网球。我的羽毛球教练林书慧，就是说我手腕死的那位教练，也很同意这个建议。
我有点吃惊，练了两年羽毛球了，我从没想到忽然要改行。网球是个么运动？我也没听到过。但我知道，被体校教练选中的队员一定能进重点班，进了重点班才有机会加入专业队，所以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但从羽毛球专业改到网球，这是个很大的事情，夏教练让我带父母过来谈谈，同时也看看我父母的身高是否理想。网球对身高有一定要求，要预测小队员们未来的身高，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看看爸妈的高度啦。
第二天，我和爸爸妈妈就站到了夏教练面前，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上，夏教练和我爸妈谈得挺高兴。出乎我的意料，爸妈对于转专业的事很爽快地就表了态：“行！没有问题。”
事后妈妈承认，她一直担心我在羽毛球队会被大孩子们欺负——当时羽毛球队的管理不很严格，教练不在的时候，年龄大、入队早的队员会捉弄小孩子，那时我们都是小毛头，大孩子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爸妈很担心，因此很干脆地将我转到了网球队。
教练对我父母的身高也很满意，我爸爸一米七五，妈妈一米六六，在湖北人里算比较高的，而通过测骨龄得到的结果是：我将来可能会长到一米七二左右，这个结果也让教练很满意。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网球还是项人们很少听到的运动。那时候，中国人心中的偶像是女排队员，电视里播放的是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郎平、孙晋芳、周晓兰这些名字是多么响亮啊！乒乓球也是大受欢迎的运动，学校的水泥乒乓球台周围永远围着一群人。白色的小球与球台清脆的撞击声上课都听得到。网球……谁晓得网球是么事？我家人一开始管网球叫“毛球”，因为圆溜溜的球身上有许多黄绿色细毛。第一次去中山公园的网球场找夏教练时，看到很多人都在打“毛球”，那场面可真是新鲜。
那时想找块好一点儿的网球场地都很难，电视台也很少转播网球赛事。即使是在武汉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了解网球的人也是少而又少。
夏教练还问过我：“怕晒太阳吗？”我马上回答说不怕，心里还纳闷，想着太阳离我那么远，我为什么要怕啊，现在想想可能教练是想问我怕不怕被晒黑吧。她说，不怕就行，场地在室外。
我就这样离开了羽毛球队，转向了网球。在网球场上，我见到了我未来的队友们，她们个个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黑黝黝的（现在这种肤色应该叫古铜色，很流行的），好像一群非洲小朋友。
夏教练说，你要进体校的球队打球，可以，但是你要先打败我手下一个队员。爸爸显然是很希望我留在网球队的，所以我必须打败一个“非洲小朋友”。
我开始了这项艰苦的尝试。
我用力地挥舞球拍，尽可能地让球落到对手始料未及的区域。但是没有用，不管我多么用力，多么凶狠地发球，从网对面返回的球一定会更快、更凶猛。黄绿色的小球像一颗流星一样迅疾地飞过来，我必须不停地跑动才能勉强接到球。
多年后我仍然会经常梦到儿时练球的场地，会想起当我最初踏上球场时那些从高处呼啸而来的发球，有时它们会冲向一个你预料不到的地方，有时它们甚至会狠狠打在你身上，你必须尽早挥拍，在它还来不及发威前截住它，改变它的轨道，让它臣服于你，让它明白在这个场地上，你才是说话算数的赢家。
只有当你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时，你才会超越自己。
我很感谢教练对我的严格训练。跟比我大、比我入队早的队员练球虽然辛苦，却极好地锻炼了我的心理素质，网球水平也进步很快。就这样练了一两个月后，夏教练就对爸爸说：“这孩子不错，让她进业余体校吧，免得夜长梦多。”
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怕我被别的队抢走。资质优秀的队员有时会被其他球队的教练“截流”，这也是常有的事。
爸妈自然没什么不愿意的，教练看重我，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码在自行车后架上，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进了业余体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岁，是业余体校最小的网球学员。
我们的宿舍在一栋简易楼的二层楼上，这座楼离网球场很近，出了房间就可以看到球场。十几个小朋友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大家睡的是简易的双层床，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除了网球班的，还有练击剑和田径的。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巨大的新家，多好啊，有这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
爸爸妈妈把我安置好就离开了，我自己去球场上跟要好的队友们会合，兴高采烈地描述我搬进新家的感受，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睡觉前。当我躺在床上才忽然惶恐起来——怎么，我是要自己睡了吗？爸爸妈妈都到哪里去啦？
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后要离开家独自生活了。
体校管理非常严格，我每天放了学就得马上回去训练，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时间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离体校四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时间——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训练结束后，爸妈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点钟之前我必须归队。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几乎每个周六都来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挂念我。当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训练完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那个时候我可以对爸爸撒娇，说出训练时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妈妈每天傍晚都会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大概20分钟左右）到体校来辅导我做家庭作业，风雨无阻。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有时她来晚了，我就站在阳台上，牢牢望向大门口。妈妈不来，我就不下来。
妈妈每次来都带点我爱吃的零食，我吃东西，她就站在旁边帮我洗饭盒，收拾收拾床铺。等我吃完，她辅导我做作业，帮我洗衣服，我们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直等到10点钟我上床睡觉，我妈才会回家。
那些分离对我和妈妈来说都是不那么轻松的，我记得自己在夜晚将近时是多么失望，但我不能赖着妈妈不让她走，我已经8岁了，我是大孩子了。我也知道我的哭泣会让她难受，而且什么结果都改变不了。
唯一体面的告别方式似乎就是闭起眼睛装睡，等妈妈走了，再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偷偷低声啜泣——绝对不能大声哭，让室友听到很丢脸的。我妈很快就觉出了蹊跷：怎么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间后，站在窗户旁边看了几分钟，才看到我钻出被子，面对墙壁，肩膀因为啜泣而轻轻抖动。很多年后，她告诉我说，当时她难过极了，很想带我回家。
但最后她也只能咬咬牙离开，想着周末要爸爸给我多做几个好菜。
日子长了，我逐渐适应了体校的生活。同学们全比我大，对我这个小丫头都很照顾，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了网球上，不再哭着入睡。这让家里人也比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听到很多很新鲜的事情，尽管当时可能有的听不懂，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就算我妈临时有事不能来，我也不那么难受了。
业余体校的生活是艰辛而快乐的，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饭，然后7：30出发去上课，放学回来接着训练。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冬天从暖和的被子里爬出来出早操。我们要围着四片网球场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们跑步的时候就偷懒，只顺着网子跑，还以为教练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后，教练会去检查脚印，被检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时真的单纯得有点傻傻的，以为自己的小计谋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饭，我自己走到学校去上学。我记得从食堂走到学校要15分钟，体校的同学没有和我一个学校的，大家走着走着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着马路往学校赶。马路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认识梧桐树，一到秋天它们就掉我一脸毛毛。
放学后要赶紧回体校训练。体校的孩子们是没有假期的，别人放假的时间就是我们训练的时间。当时武汉市好像有个针对小学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课。但对我们来说，周四下午是个很重要的时段：那天我们要留在队里打循环赛。
刚开始训练的两年，我对网球热情很高，每天放学后恨不得跑步回去训练。90年代初打网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那时我们训练的网球场是露天的，没有硬地球场，当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红土地，我们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练习前队员们要自己先下去做场地。
做场地也蛮好玩的：先用脚蹭出线的位置，然后再推着小车用石灰水画线。武汉的夏天气温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画线，脚底板都热辣辣地烫。那时候的经济实力还支付不起 “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装备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个问题。那个年代可没有为儿童特制的小号球拍，我们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头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坠手。木头拍把摩擦系数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会磨出水泡，要等水泡变大、涨破，最后结成茧子，打起来才不会觉得疼。
我对痛感一直很迟钝，人家说我是那种“长颈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脚，周日才会反应过来，因此对手上的水泡，我并不放在心上，我比较担心膝盖。
开始打对抗的时候我们还是孩子，重心不稳，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们几乎每天都把膝盖磕得鲜血淋漓。运动员摔摔打打是常事，我们也不会把这当回事。业余体校没有队医，都是教练带着我们去水龙头底下把伤口上粘的沙子冲一下，胡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就接着上场打球了。体校的小孩是不兴动不动就哭天抹泪的。再说大家都有伤，别个都忍着，就你一个人哭，怎么好意思哪？那时候我们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红药水，下次就会选择紫药水，颜色不一样会感觉比较好玩。小时候真的单纯得可爱。
要说疼，最疼的是摔到旧伤口，之前的伤疤会裂开，疼得很。经常是受伤的部位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又摔到同样的部位。我记得有一次膝盖上面结的痂有一两厘米厚，裂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积了好多脓血和没剔干净的沙粒，那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结果。所以现在看到膝盖上的疤痕，我还是会在心里为当时自己的坚强而默默鼓掌。
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在中山公园。因为是在开放的公园里，导致每次训练都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对，就是围观。可能大家觉得很稀奇吧——那么多小朋友在场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很黑（现在学名是古铜色）。特别是当有小朋友摔跤的时候，有的人会心疼，但有的人却是会捂着嘴大笑着看热闹。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快乐的，有那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尔下班也会过来看，但大多数时间他们会刻意错过那个时间段，因为看着实在太心疼了。
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脸色凝重，我倒是毫无感觉。小孩子完全没有“好看”“难看”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后才发现自己的腿上伤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网球队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别。为了打球方便，我们都把头发剃得短短的，穿着几乎所有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们都穿过的类似式样的运动服。
由于常年在室外打球，我们的脸上、身上都晒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错认成男生。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开销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个子长得飞快，运动服几个月就穿不下了，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再加上学费、定期交食堂的饭费，爸妈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家庭，这笔支出对我家不是小数字，但每次要换装备的时候，父母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他们不愿意我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 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会让我觉得拮据。我的同学们家里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条件好很多，但当时，我一点儿差距都感觉不到。
打了两年网球，最初的新鲜劲儿渐渐过去，我开始在放学的路上磨蹭。从学校到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中间的商场门口有时会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里看猴戏看到散场，再看商场挂的大钟，训练时间都快要结束了，赶紧往训练场跑，赶在结束前挥两拍。
我对网球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但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我的生活中蓦然抽离时，我忽然感到空虚。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时躲在二楼的阳台外面，结果不小心掉下阳台，摔在一块石头上，软组织挫伤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暂时停止训练。
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终于不用顶着太阳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电视、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轻松愉快，还舒舒服服地睡了个懒觉。
第二天起，空虚就占领了我的心，我六神无主地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
在家里“养伤”三天后，我向爸爸求饶，让他带我去队里看看。队里的小朋友们见我回来都很开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说，让他一个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队里训练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么和你妈交代？”
最后我还是留在了队里，当天就恢复了训练。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会带我去打球，不过不是在训练场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汉市青少年宫的网球场打。我们三个人带着晾好的白开水和洗干净的水果赶到青少年宫。那里打网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岁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练。陪练是要收钱的，一小时5块钱，这在那个年代是蛮贵的价格了，但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打。”
最初跟陪练打，我是有点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打起来很辛苦，但打着打着就慢慢适应了，也摸出了一点儿门道。渐渐地还在青少年宫打出了一点儿小名气，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动邀请我打球，还蛮风光的。可能是因为我的架势挺专业，不像一个初学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欢启蒙教练夏溪瑶，她性格温和，总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别的教练那么严肃，我小时候最喜欢她。考虑到我们都还是小学生，夏教练把训练时间安排得比较灵活，作业多的时候，她会让我们少训练一会儿，留出足够的时间把作业写完，等到作业少的时候再把运动量加上去。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数学尤其出色，还曾经被老师带去上过一段时间的奥林匹克班。数学考试的时候我习惯倒着做卷子——这也是优等生用来表示自信的一种方式，我信心满满地先做后面的大题，再做前面的填空选择。
在数学课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
相比之下，语文就差多了，我讨厌语文课，我的语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数学差远了。好在爸妈对我的教育一直比较宽松，每次考试卷子都要带回家给家长签字，爸妈看过就签了，印象中，他们从来不曾对我说过“别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这种话。从这一点上说，我比很多同龄人都要幸运。
随着我年龄渐长，训练和学习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个奥数班那么简单了。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试前，我在学校复习功课，整整一个月没去训练。老师和教练都对我意见很大。当时我在武汉单洞新村小学就读，班主任黄老师对我期望很大，一直劝说我父母让我专心升学，放弃网球。她说打网球如果打不出成绩，以后很难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个学校。而夏教练的意见则相反，她认为我网球前景不错，顺利的话，会有“打出来”的一天。
老师很希望我不再打球，教练则希望我全心训练。两边都是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妈被顶在磨盘中心左右为难。20世纪90年代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还占据了社会主流，大家对运动员有些成见，好像搞体育的就特别笨似的。我们自己心里也没什么底气——搞体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一定能“打出来”。当时湖北省队的余丽桥教练曾经是亚洲冠军，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可是厉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回家时问他：“余丽桥你认不认得？她是亚洲冠军！”同学老实回答：“不认得。”这让我很震惊：网球这么不受关注！亚洲冠军这么厉害，可说出名字来，大家都不知道，这让我非常有挫败感。
许多同学都在那时陆陆续续放弃了网球，但爸爸最终还是为我选择了继续打球这条路。回家后他没有提到老师在家长会上的抱怨，而是让我继续专心练球。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受到教练和老师之间的竞争和对彼此的不屑。
老实说，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经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孩子都在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许多人不喜欢数学奥赛班，但他们的父母喜欢说“我的孩子在奥数班”，于是他们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虑“已知笼子里共有鸡和兔15只，共有40条腿，那么鸡和兔各有几只”的问题。我对网球说不上多热爱（有时简直就是痛恨），但我还是坚持练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
当我坐在教室里试图为枯燥的课文分段，并总结归纳段落大意的时候，我偶尔会思念网球场上明媚的阳光，以及网球撞击在拍子上的响声。但当同学们尽情享受着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讨论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剧情时，我就只能木着脸走开——我没有寒暑假，他们说的电视剧我都没看过，我没有时间看电视。
11岁那年，我和业余体校的另外几个队友进了省队的集训队，我们的指导教练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亚洲冠军余丽桥。从11岁开始，她就是我的教练，一直带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
余教练告诉我们，进省队的名额只有一个，想要从集训队进入专业队，就要更加努力地训练。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竞争”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几个人都住在一间宿舍里面，每天一起吃饭，一起训练，都是亲如手足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竞争”，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加上我在这些队员里年龄最小，家里经济条件也很一般，虽然成绩算是比较不错的，但也没有胜出的信心。
正在患得患失的时候，一个新的机会忽然出现在眼前——作为集训队的队员，我有时可以代表湖北队出去打一些锦标赛或者业余赛，在某场比赛中火车头队的教练相中了我，并和我爸爸取得了联系，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车头队打球。
爸爸很犹豫，因为对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队没把握，但又不甘心让我去火车头队——当时的湖北是网球强省，连续出了好几个全国冠军，火车头队虽然实力也很强劲，但比湖北队还是略逊一筹。
